《江湖儿女》，我觉得，代表国产片最高的审美水准。很多人的审美被新闻联播带偏了，觉得崭新的，巨大的，洋气的，才是美的。如果怀旧，怀的一定是（仿）古建筑。而我们实际生活过，和其实仍生活在其中的地方，我们人生的，以及历史的几十年，就被无视了。

今天某人作为一个画画的，跟我严肃地讲了另一个观念：人在那里认真生活过的地方，才是美的。

不要无视那些日渐破败的房子，那些没有设计过的野蛮生长的街道。对于一个画画的来说，整齐如一的大街，大楼光亮的玻璃幕墙，真的是一无可画，根本比不上小巷里晾着衣服的竹竿，沧桑的却贴着新对联的木门，花开得生机勃勃杂乱无章的小花园。世界的丰富，本在细节之中。我们只是觉得它们代表着穷和土，所以就认为它们丑，就像胡锡进那样，说电影是臭豆腐，是灰暗视角，这是不公平的。胡的话体现的只是他本人的心灵的贫乏。

《江湖儿女》如果只到巧巧在新疆的深夜下车，很孤独，很悲伤，很危险，但是她认为自己看到UFO，她笑起来——如果只到这里就结束，我大概会给满分。

后面的不好在于，我不希望在发挥得那么好、充分展示出她的情商和智商的前提之下，巧巧又变成一个守旧的女子，守住前情郎一个破破烂烂的麻将档的遗产，十几年弹指一挥，就这样虚度了。巧巧不该是这样的。

遗憾归遗憾，巧巧有好几个细节我都惊为天人。

看到赵涛的脸，你老是觉得在哪里见过她？她的脸有所有那些我们认为是普通人的特点，但同时又是颇有识别度的。那是一种端正的不脱离人民群众的好看。我看完电影之后，把她的演技和脸在心里过了一遍，觉得巧巧这个角色，我唯一想到也能演的，是巩俐。

赵涛和廖凡在奉节的小旅馆里重逢的一场戏，是可以拿来作为经典，将来在课堂上一代代研讨的。场面十分尴尬，女方镇定，男人软弱却又不是全无良心。这里演出的是人的同理心。

赵涛的演技，有一处特别打动我。那是2018年的重逢，廖凡坐在轮椅上，问：对我还有情谊吗？赵涛在他后面推着轮椅，摄影机给她的侧脸一个大特写，她的上眼皮非常剧烈地颤动，然后她用貌似平静的口吻说：“没有了，就是江湖情谊”（我记性太差了具体的台词一定精彩很多）。就是那个眼皮颤动，面无表情，展示出她在克制内心特别激烈的情绪。从她的那个表情，你可以体会到，她还是爱着的。太厉害了。

徐峥在火车上的表演也颇能让人会心一笑，坐过绿皮车的人，谁没见识过这种一上车就自来熟、爱吹牛的小人物。

电影最后的镜头，巧巧在监视镜头的低画质里的无助身影，虽然是玩了一个小技巧，却是非常好的。

贾樟柯回应胡锡进，说：真相是最大的正能量，见不得真相和真话的做法，是负能量。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所获知的不是真相和真话，最终会成为最大的负能量 。很棒的回复。

排片很少，南京好像只有两个电影院的小厅放。想看的朋友要抓紧了。并不苦闷，很多地方让人笑得前仰后合的！

犹豫了好多天，还是决定写一下，本来不想写，也有点不敢写，但是不写的话又总感觉少了什么事情没有做，内心隐隐苦钝。原计划是正片上网后仔细二刷拉片，以避免一些遗漏和主观错误，但是实在等不及了。所谓及时行乐也是如此，只不过这次行的倒不是乐，可能也算是一种致敬吧，至少那天晚上我真的靠近了贾樟柯，也解答了我长年以来对其的偏见与误解。

电影的前十分钟习惯性迟到，错过了。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影响整体观感，至少以前从未有过。电影结束后，三两成群的吃瓜群众也一般在电梯里互相问着：你看懂了吗？我没看懂。这话我常听到，最近一次是小偷家族。于是看到这个标题，我就在想，至少时代背景这玩意，我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

1.为什么会有黑社会，天朝的黑社会是什么：

按照电影剧情发展的时间轴（也确实是正常时间轴），先说下为什么中国的小城镇会有黑社会这个玩意。太遥远的就不提了，从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说起。90年代初期，在我了解中（可能不对），市场经济在邓的指导下开始逐步淘汰旧的计划经济模式，人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中趋利避害的本性与本能得到解放，社会资源的分配天平开始逐渐的朝着敢于打拼敢于奋斗敢于不安于现状和敢于出去闯一闯的人身上倾斜，但是有利益分配的地方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有斗争自然就有黑社会。小城镇那些需要集体化运作的高利润传统行业因为得不到政府的有力监管（政府职能也在慢慢重建，实际上在文HUADAGE命时，几乎瘫痪），比如正规的客运行业、早期物流与打灰色插边球的早期传统娱乐业更是如此。与此同时政府和民众一样也在转型中学习，所以所谓的黑社会有了它们得以成长的“营养”、“空间”与“条件”。营养就是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可以合法获得的巨额利润（相对竞争小），空间就是政府执法机关鞭长莫及的卫星城镇，条件就是传统人治社会中人们对于社会人际关系的依赖（现在依然有人出车祸之后先给交警队的亲戚打电话再报警）。因为有了这三个条件，所以原本那些脑子灵活、能来事的大哥大们慢慢在原本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了主动位置，因为他们：1.会跑关系，能帮人更方便快捷的解决实际问题，2.人多力量大，竞争不过可以通过暴力非法手段打击对方，3.一般来说比较讲江湖规矩，有分寸，别人愿意跟他们打交道，4.有钱，而且有钱大家一起赚，当然这个大家指的是有关系的人，跟屁民没关系。这里的第三点，和大多数人对于黑社会的认识可能有一定出入，但是实际的现实情况就是，混的好的黑社会，或者说能混好的黑社会大哥，一般来说都是人精，不管好的坏的都是礼尚往来，你给我方便我就欠你一分情义，你不给我面子那我也不会让你好看。动不动拔刀就干的一般是当不成大哥的，当然除此之外还必须能喝酒。中国不是日本，并不靠纹身多少来分座次高低，如果你哪天遇到一个全身纹身的“大哥”上来就跟你胡吹他以前砍人多勇猛，那不用怀疑，他应该是个骗子，至少不是大哥，或者你也是大哥，他把你当真朋友，但是大哥一般不会上豆瓣。所以天朝的黑社会与其说它们是帮会，不如称呼它们为有强大人脉关系网络作依托的暴力组织。当然通常来说，并没有普通人想象的那么暴力。因为一来在不打死人的前提下，暴力只能威慑而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二来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打死人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因此在影片中也可以看到，警察局局长和黑社会大哥可以坐在一起拉家常。所以2000年之前的老一代黑社会，通常来说比较喜欢用西瓜刀、钢管、铁钩一类的非致命性武器，而匕首这种刺杀性武器不是深仇大恨的情况下通常是不会带的，因为这玩意一不小心就会一刀毙命，甚至有的老油条砍人的时候基本是在用刀背拍人，他们要的效果就像电影里提到的那样：跪下来吃屎，而不是要你命。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并不能被称呼为黑社会，准确的说，应该算犯罪与恐怖分子，因为这些人没有产业，而有产业也通常不会变成一个亡命之徒。

这些就是电影的前三十分钟说的大部分。

2.为什么后面就不混黑社会了，矿场的搬迁跟电影有半毛钱关系？

因为黑社会在完成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后，在时代大势的驱使下：转型了！就像电影里说的：现在都企业化了。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外国黑帮片里肯定听到过。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与剧情的发展，在此可以分为必然和偶然的两条线来阐述，也可以解释为文化与物质两条线的边际影响。

必然的这条线是：第二代国家领导人上台之后，在朱总理的推动之下，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完全割弃，市场经济全面到来，原本国家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国企改革与解体，一方面是成千上亿的下岗职工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空余劳动力得到解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铺平了最后的道路，在那个时代，这个社会现象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下岗再就业”，我记得有个更好听的称呼但是我已经淡忘了，反正不叫拳地运东，除此之外还有一首主题曲，刘欢唱的心若在梦就在，学名从头再来，没事的可以搜来听听或者自行脑补。在这个前提下，山西的传统重工业与能源产业得到了决定性重创，而影片中也用了一个极长的镜头来体现了这个问题，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那个年代背景下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弊端与难以剪除的国民劣根性和伴随而来的少数抵抗者的无力呐喊。

接上面的话题，市场经济全面到来，国民收入水平和经济活性爆炸式增长，地方政府要办事，办事就要钱，而地方领导人因为政绩需求也自然需要更多的政府收入，这时候，在各方面原因的推动下，全面的房产时代到来了。那什么人可以承包下这些刚刚起步的房地产行业？答案就是有关系有本事不怕事能来事的人，那什么人符合这个标准？自然就是原本那些黑社会大佬。于是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斌哥的二哥因为别墅开发被竞争对手抹黑的事找了廖凡，而廖凡也跟女主说了：走什么走，马上就拆迁了，以后这里都是我们的。说的没错，正常情况下，都是他们的，正常情况下，他们在2018年的现在，应该开着宾利抽着雪茄戴着LV做着上市大公司的大股东没事还去夏威夷或者南极洲度个假，没准还顺便做做慈善捐捐款。但是命运和他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而这也是我看明白贾樟柯在说什么的开始。在这里，就不剧透了，看过了的自然懂，没看的不受影响。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红颜祸水啊！按我的理解，女主这个铁锅真的丢不掉，这也是在我看来最让我觉得不真实的地方，要真放现实里，这种女人是根本要不得，要不得！

接下来说偶然这条线：廖凡被对手打击报复，一上来就下狠手！为什么？廖凡第一次被袭击之后还说了句：至于吗？对，至于吗？不至于，在00年之前的旧黑社会看来，不至于，我跟你没仇，至少我觉得我跟你没这个必要，我不认识你，你就下这个手，他不理解，在他看来，以前的江湖是讲规矩的，有分寸的，就算手里有枪，也是拿来自卫的，而现在袭击他的这两兄弟，愣头青，看着还没上道，所以他最后选择放了他们，这也为后面的事情埋下了祸根，当然放是正常的，不放才是不正常的，因为过去那个江湖，我放了你，你应该记着个情面，但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并不懂这个道理，在新世纪的这群新混混眼中，没有什么江湖道义与情义，只有你死或者我活，只有我牛逼还是你牛逼，所以之前才有二哥被年轻人当街捅死这个插曲的发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我主观看来是因为影视文化的影响，00年前后的年轻人，古惑仔看多了，英雄本色看多了，他们不懂所谓的江湖靠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靠好勇斗狠，他们不知道这一刀下去对面可能就没了，人没了，他们自然也没了，要不跑一辈子路，要不国家喂你吃子弹，别无他选，区别只在于，有钱有关系的牢底坐穿，没钱没关系的子弹吃饱。所以后来当廖凡问起双胞胎怎么样了的时候，他的小弟也答道：判刑了，听说还判的挺重。在这里科普一下，国家的量刑标准是有一定档次区分的，一般来说，重型据我了解就是14年以上20年以下，如果不减刑（没关系没文化没能力，做梦吧），那也就是半辈子了，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也不过如此。而这也是这些无脑年轻人的一个正常归宿，正如现实中发生的那样。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这社会都这么乱了？小混混都敢当街杀人了！国家吃干饭的？警察不管吗？错，国家管，不但管了，而且还超额超标完成任务，为什么超标完成？我想很多冤假错案大家应该还是通过自媒体和微博有了一定了解的，当然冤假错案肯定是任务失败的产物，但是从侧面也反应出了那个时代的警察为了破案而不择手段的一种日常状态。那为什么警察会不择手段？因为政府有指标啊，严打开始了。在这里，我缕清了下我的思路，看的时候认为廖凡和女主之所以会被判的轻是因为没赶上严打，否则赶上严打估计必然牢底坐穿，不是有个笑话，说有个人18岁生日当天出去敲诈，敲诈了一块五毛，结果赶上严打判了抢劫罪，蹲了十年牢，真的假的不一定，但是也是对严打的一种反应。现在仔细想了想，觉得我当时的看法不对，正是因为赶上了严打，所以警察不得不处理廖凡，否则以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与斌哥的人脉关系，估计十有八九是不可能进去的。而这次意外也是剧情的重大转折之一。因为这次意外，斌哥完美的错过了黑社会原始资本积累的最重要一步，等他出来，世界已经变样了。就像最后他跟女主说的：你知道我看着我的小弟开宾利我是什么感受吗？你知道我出狱以后没有一个人来接我，我是什么感受吗？我不知道其他观影的人能不能体会，至少我是能体会这种五味杂陈的感觉，这种话也只可能跟女人说了，跟兄弟朋友说不得，在这里，我确确实实的彻底被廖凡的演技打动了。。。。不对，是征服了。当然，我也被贾樟柯征服了。。。

说到这里，也基本讲完了。其实斌哥并不是不混黑社会了，而是换了种方式。黑社会在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了另一种动物，他们不再靠拳脚与暴力，他们企业化了，他们合法了，他们有了另一种更文明更聪明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而唯一还留下的就是电影中提到的：五湖四海。这也为后面的剧情发展埋下了伏笔。

写到这里，突然感觉，已经没必须再继续说时代背景了，因为接下去的那个时代，就像电影中出现的高铁，已经就是现在了，现在的东西没必要说，接近现在的东西更没必要，因为大家都还没有淡忘，而还没忘记的东西，最能让人怀念与印象深刻。

接下去说点个人感受和几个打动到我的地方。

以下有具体剧透

先说不好的地方：

首先是前期大量的正面特写和正拍都丢给了导演老婆，一股浓浓的关系户走后门的感觉，立马联想到之前吴宇森的翻版追捕里的超圆杀手，总之看的我各种想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那种极其做作的演技，故意演出来的活泼感让我在生理上极度不适，是真的极度不适。但是现在回头再想，特么的总算有一点理解了，我脑补的画面是:贾导对着监视器，不对，贾樟柯说过从不看监视器，但是不看的话脑补不下去，我估计他肯定一直在跟他老婆说，我要那种年轻人，二十岁，小姑娘的那种感觉，老婆你懂的！ 赵涛做了个活泼脸，蹦跶了一下转了个身问：老公，这样好不好？贾樟柯看了以后立马说：对！就是这种感觉，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然后，咔，过了。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进监狱前的赵涛肯定是贾樟柯眼里的老婆，而出了监狱的赵涛真的是影后影帝级别的存在，在观感上对我来说真是天上地下，极度转折。我觉得中年巧巧真的就是赵涛能完美把握的住的那种形态，而年轻的则不行。但是不管如何，我还是给她点个赞。

第二个是后期拍水壶的场景，特么的，虽然很蠢，但是我接受了，但是那几秒对我来说真的很煎熬，镜头一出来我就知道他要拍水壶，然后我等啊等们终于拍下去了，讲真的，太超现实了。

第三个是作死吃烧麦这一段，不过我还能接受，毕竟剧情需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让你老婆华丽的转个身再放第二枪是什么鬼。

接下去是贾导抖机灵这这几段，特别是信基督的小偷这一段，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认真的说应该是：不要通过表面现象去认可或者肯定一个人，同样的，也不要随意的通过表面现象去否定一个人和一件事。

再说说打动到我的几个地方：

从轻到重：

首先是巧巧和斌哥在宾馆里的对话，这个前面提过，两个人演的都很好，从这里我也完全看进去了。

再则是后来赵涛在剧院里看表演，虽然迪克牛仔的那首歌确实土得掉渣，但是放在这里至少我是听进去了，我能体会到那种难受的感受，而更绝的是，之后返乡遇到徐峥的这一段，可能不能体会的人无法理解这一段的意思，但是看进去的人，真的能体会到抱一下的那种感受。

一个人跨越千山万水去寻找另一个人，最后他告诉你，我们完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而飞碟也代表着赵涛回到现实。

当然徐峥演的那个角色也很好的嘲笑了下我，跟我一模一样，满嘴跑火车，至少在写这文章的时候是这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从这几段开始，我完全落入了导演布置好的陷阱，从陷阱中我看到了两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简单的故事，必然的冲突和以我的能力完全可以预测的剧情。

接下去是斌哥坐高铁回来的那一段，当斌哥说：喝酒喝的，脑溢血。我瞬间觉得，太真实，就像我听过见过，遇到过的那样，上一代的长辈，也许死到路上的并不多，但是喝酒喝死的真的不在少数。打拼一辈子，最后什么都有了，命没了。而命没了也就代表着人际关系没了，江湖也就没了，什么也都没了。

最后是斌哥走的那一段，完全打动到我。

在现在这个时代，活着是一个多么容易的事情。

在过去，做为一个没出息的人下人，也许吃饭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以至于过去的长辈总是不断的敲打小辈：你要努力，你要用功，你要有出息！

而在现在这个时代，家长往往会说：你要开心，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心肝。

因为现在就算做一个彻彻底底的人下人也可以天天活的很开心，可以天天上网，可以天天刷微博，可以天天刷豆瓣，可以天天打游戏。你可以做一个快乐的人下人，只要你不在乎同学怎么看你、朋友怎么看你、亲戚怎么看你、曾经的兄弟怎么看你、还有毫不相干的人怎么看你。

但是斌哥在乎。

讲了这么多，做个总结吧，就像小时候按语文老师要求的那样。

其实也没啥好总结的，但是我知道，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总算懂了贾樟柯。在过去，我非常的不理解，甚至于每每听到别人说他是现实主义的代表，就极度反感，当然这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在天注定到江湖儿女之间的这几年里的感受。

而现在我总算明白，其实现实主义不过是其他无关紧要的愚钝之辈，自以为是的给贾樟柯下的定义，对于贾导自己来说，重要的并不是镜头是不是真实，并不是画面是不是美丽，也不是剪辑是不是合理，更不是电影是不是够现实，而是，通过这些虚妄的影像与表象，我们能从中发现那些也许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而想到这，我也就完全理解了他之前的电影语言。我希望我的猜想是对的吧。但不管怎样，这是我今年看过最好的电影。。。。好吧，今年说了太多次这句话了。真是幸运的一年。

最后，其实这部电影，没有什么江湖，有的只是儿女，还有全篇一字未提的长情。

江湖儿女，儿女情长。虽然巧巧对斌哥说，我帮你，是因为我是江湖人，是为了义气，其实哪有什么义气，哪有什么江湖，帮你，只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文/杨时旸）

有些词汇终究是不可译的，它难以阐释，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比如，江湖。

江湖，有其具体的人、物、事，但相较于这些实体的存在与要件，它更切近于一种精神共同体，一种象征，一种气质，一种虚拟的、弥散的意义之雾，它意味着一群自由散漫的人，游离于官府的监看与权力的管束之外，建立并服从于一种由独特的道德观和义气构建出的民间共识。在这个圈子内，自有其律法的框架，自洽的奖罚。江湖是知识分子、官方系统的平行世界与异度时空。它裹挟着浪漫主义的光晕，沉浸于时间深处，历史的缝隙，或者——只是一些人自己臆想出的回忆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湖儿女》讲述的是什么？是一段令人唏嘘的爱情？是斌哥从年轻时的啸聚四方到中年时的落魄困顿？还是巧巧的情深意切生死不离？或许都不是。它更多的在讲述一种想象共同体的消亡史。在电影中，江湖，成为了一种象征，散漫的、流动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民间自治世界，最终，被时代大潮慢慢吞噬。斌哥也好，巧巧也罢，不过是一粒沙、一滴水，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卷起风暴，搅扰潮流，可是，回看他们的浮沉与挣扎，命运其实在最初的时刻就已经被写好，他们不过是不自知又不自觉地按照剧本完成了时间线上的每一次誊抄，但还总以为自己曾经紧握过命运。

从《山河故人》中的聚合离散到《江湖儿女》中的告别与重逢，贾樟柯的笔下，所有人都成了时间的囚徒。《江湖儿女》更像是贾樟柯对自己少年心结与青年义气的一次交代与反刍，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偶遇曾经儿时的大哥，已入中年的男人低头吃着一碗面条，这画面触动他的心扉。某种程度上说，吞咽面条的呼噜声更像是向命运低头的巨大叹息。曾经拿着刀枪的男人，如今只能被一碗碳水化合物带来的快感所救赎。由此，在这样的黄昏意象中，贾樟柯开始写作那一群人的高光时刻和终究的落寞。

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故事中，注定充满暴力，街头殴斗、刀枪和血，所以，有人认为，贾樟柯这一次描述的是小城黑帮，一种粗陋的、低级的、甚至散发山寨气味的中国大陆县城黑社会，但这样的理解过于浅薄，贾樟柯笔下的世界，是更浪漫主义的，不定型的，甚至有某种写意色彩的意象，那些打打杀杀不过都是表面的符号。他无数次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结拜故事，打架斗殴的惨痛经历以及那些死走逃亡的青春期兄弟，但他写的，想的，念的，绝不是犯罪学意义上的黑帮，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江湖梦境，弥散着自由、骄纵、桀骜、胆识以及对权力结构的不屑与叛逆。

《江湖儿女》的故事起始于一个尴尬、暧昧的时代，金钱散发出了不可辩驳的诱人气味，但古老的义气又制约着斌哥不能让自己显露出过于直白的贪婪，他在原地踌躇地踏步，乐于收一点港币帮人铲事，但又得维系古板的尊严，可周围的人们以及这个世界都在默默地兀自向前。斌哥始终在强调自己作为江湖儿女的身份，但却从未厘清这种身份的内涵。他其实并不清楚，江湖意味着什么，更不清楚，更真实的世界会开往何处。于他而言，江湖更像一个不可名状的“场”，他像动物凭借气味寻求安全感一样，必须处于“江湖”的气味之中，才能确定自己的坐标。而巧巧呢？最初，她努力躲在斌哥的背后，躲在“女人”的身份里，但她挺身而出之后，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幻，斌哥开始在恐惧与慌乱里后撤，而巧巧意外地闯进了江湖，出狱之后的上路寻人，从外部叙事的结构意义上说，那一路掠过了贾樟柯作品中的一众地标，完成了一次苍茫回望，而从内部精神结构上说，那就是踏入崭新“江湖”的路途，婚宴流水席上的小小骗局，酒店单间门口的碰瓷，她如此轻巧地利用时代的、人心的漏洞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可能，她算是进入江湖的投名状吗？还有冯小刚扮演的游医，徐峥扮演的忽悠，也是另一个时代中的“江湖”吧？只是在这时代之中，江湖也褪去了浪漫主义的光晕，变成了穷途末路者无奈的生存伎俩，令人心酸也有点寒碜。

像之前所有属于贾樟柯的故事一样，其实，他注视的所有人物都是在努力寻找自己的身份和定位的人，时代巨大的变化催生起一些人不知所起又不知所终的勃勃野心，先天被体制或命运安排的身份在悄悄碎裂，而寻找新身份的过程，搅拌起兴奋，也历经痛苦，迷惘与彷徨。很多人，被短暂的兴奋牵引，却在这迷惘之中耗尽半生。斌哥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写照。

所以，无论贾樟柯写下的故事如何变化，是小城瘦弱的青年唱起《任逍遥》，还是凶狠的大哥举起枪，他们都是一样的无助的人，敏感、脆弱、浸透悲情。其实，他们都不是故事中真正的主角，贾樟柯故事的C位永远都让给捉摸不透又无可名状的时代，相较于随意弄人的命运之手，所有有名有姓的角色都不值一提。所以，回到《江湖儿女》中，一切也同样如是，他写大风渐近，将一切吹散，无论浪漫主义的气息，还是人们发下的誓言，在风中都不曾听见回响，而有些人在大风起兮的当口，扶摇直上九千里，有些人被撕成碎片归于尘土。瘫痪的斌哥坐在炕桌前，把一桌饭菜推到地上，不知者以为他不过是发泄物质层面的失意，而知他者才能明白，他所郁闷的是对于眼前的这个世界，自己的解释系统已经失灵，他无法解码这一切，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到底错在哪一步就莫名地落得如此下场？但这盘棋其实没有棋谱，也无法复盘。如今回看，斌哥与巧巧意外完成了一次身份置换，女人走向江湖，男人蜷缩回襁褓，当初，男人环抱着女人教她开枪，而现在，女人搀扶着男人重学走路，像是母亲对待孩子。

斌哥曾经的兄弟们有的抽身而去，去做生意，去攀附权力，他们明晰一种世俗框架内的目标，但斌哥这样的人，对于世俗成功既贪恋又不屑，相较于金钱，更令他迷恋的其实是那种众人烘托起的醉意和迷梦，就像那个搪瓷脸盆里无数瓶烈酒汇聚成的“五湖四海”，一群寻醉的男人的吹嘘与痛快。他不过是一个浪漫主义尾声中的梦游者，最终，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当下这坚固的现实重重围困，悚然伫立于晚辈的错愕与同辈人的手机摄像头之中。

棋牌室还是棋牌室，那个江湖儿女的据点，依然是桌上的酽茶和空气中凝滞的尼古丁，曾经棋牌室的小屋里能谈义气，谈生意，调解道上的纠纷，斌哥用匕首切开了人生中的第一支雪茄，但如今，这里不过就是一群失意中年人聊以自慰地廉价娱乐场，不再是灰色地带，也没人在乎是否要搬来关二爷，墙壁上倒是挂满了盖着国家公章的营业执照。

手机视频人人都能操持，消解一切庄严，每个人都像出演一场猴戏，红章挂上墙壁，监控摄像头镶嵌在屋角，江湖的气质理应是烟云雨雾，是说不清道不明，是遮蔽是写意，而时过境迁，如今在权力的首肯和监看之下，一切才被允许存在，必须清晰无误，必须无所遁形。由此，梦游者失却梦境，江湖失却神性。谁又有通行证，哪里又有墓志铭？

结尾的时刻，巧巧站在楼道里怅然若失，身影被摄像头记录在案，这意味着什么？更像高处传来无声的冷笑，宣告这世上从此有了“上帝”的监察，一神终究取代了众神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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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种无解的、绝望的、暴力的狂欢，也要活着土气又性感。

巧巧是个二十几岁的姑娘，腿长、腰细、脸小，挎着包、蹬着高跟，飘零浮荡在山西大同的矿区。

她是当地的一个野模。

上身蝴蝶刺绣的肚兜吊带，套着红薄纱罩衫，下身搭配天蓝色白波浪的喇叭裤，在整个灰暗的矿区异常翩翩灵动。

2002年，贾樟柯拍[任逍遥]，赵涛饰演的巧巧就以这一形象现身电影中。

16年过去，从[任逍遥]到[江湖儿女]，依然是巧巧，依然是同样的这一身经典复古装扮。

虽然电影的时间线是从世纪初到而今的十多年，但其实，对1970年生人的贾樟柯来说，他反复一直在拍的，是青春期的80年代。

80年代的流行金曲，80年代的舞厅迪斯科，80年代的喇叭裤，和80年代的江湖。

而肚兜吊带搭喇叭裤的装扮，土气又性感，能让导演多年来对这一造型念念不忘，源自于他的80年代情结。

[站台]开场不久，就是生活在山西汾阳的两个少年崔明亮和张军脱掉了旧裤子，换上了一条崭新的喇叭裤。

崔明亮的妈妈问张军：“军军，你从哪里弄回来两条喇叭裤的？”

张军语气不无透着骄傲地说道：“我姑姑从广州给我捎回来的。你不知道，在大城市，这可时兴呢！”

崔明亮穿着喇叭裤出门去立马就被长辈批评了，“你穿的啥？工人穿那能干活？能蹲下？”

崔明亮悻悻地说：“你不懂，有沟，代沟。”

80年代，喇叭裤的确是代表着“新新一代”与上一代决裂、追求个性与自由的开始。

他们很多梳着飞机头，长风衣在身，搭配紧包臀部、裤腿宽大的喇叭裤，再架上一副蛤蟆镜。

肩扛着双卡收录机、脚踩着永久牌自行车，这些年轻人在街头招摇过市，而收录机里正放着邓丽君缠缠绵绵的歌曲。

这些身着嫣红色喇叭裤的青年男男女女们，已经成了当时小镇街头的一道风景线。

但在早前，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街头自然没有喇叭裤这种“奇装异服”，只有全民深灰色。

人们可供选择的颜色只有清一色的灰、黑、蓝，要么是中山装、要么是夹克，裤子呢，常常是肥大的劳动裤。

喇叭裤在国内的流行，起源于日本和港台文化。

1978年，栗原小卷主演的[望乡]和高仓健主演的[追捕]成为最早一批在国内上映的日本电影，并且掀起了一波观影热潮。

前者，栗原小卷在电影中扮演一个身穿喇叭裤的干练女记者，白色喇叭裤让她更显婀娜优雅，俘获了男孩女孩们的心。

而高仓健在[追捕]中，一席长风衣、喇叭裤，黑墨镜，正直大义的检察官形象，立马成为男青年们的模仿对象。

喇叭裤，成了男男女女的最爱。

从港台开始，到迅速登陆广州、福建一带的沿海城市，又随着沿海弄潮儿们的引领，冲击来到了内地各城市。

喇叭裤的飓风席卷了全国。

但彼时惊世骇俗的喇叭裤也很快受到了老一辈的抵制。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有一段情节是说，几个男女青年在北海公园里“茬琴”(斗琴)，却被认为是靡靡之音，扭送到了公安局。

结果，警察要几个人首先把穿的喇叭裤用剪刀剪坏，因为喇叭裤代表了“资产阶级流氓风气”。

当时，北京甚至引发了一场抵制运动：

学生凡是穿喇叭裤去学校，就会受到纪律处分；工厂工人不能穿喇叭裤进入工厂上班...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导演叶京回忆道：

当年我父亲看到我梳一大背头、穿条喇叭裤回家，他就是一巴掌过来。

不过，越是这样，喇叭裤也越成为那一代年轻人心中具有反叛意味的一个象征物。

喇叭裤在打压下，没有销声匿迹，反而风靡程度到人手一条。

贾樟柯的[站台]里，张军后来去了广州，寄回来的明信片上写着“花花世界真好”。

喇叭裤，也就成了对改革初那“花花世界”的最质朴记忆。

所以，他后来拍世纪末、新世纪初的少年少女们，也让他们穿上了独属于80年代的喇叭裤。

喇叭裤是外来时尚，它曾是西方“猫王”们和嬉皮士的偏爱，也是迪斯科、霹雳舞的代名词。

1977年，约翰·特拉沃尔塔主演的一部[周末夜狂热]几乎一夜之间红遍整个欧美世界。

也让迪斯科这种原本的亚文化开始进入到主流世界。

我们的80年代，张蔷在一首迪斯科中唱“浪漫的80年代，自由的80年代，青春的80年代”。

那也是年轻人们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在迪厅跳迪斯科的80年代。

贾樟柯对这一年少记忆自然不陌生。

[任逍遥]和[江湖儿女]中，都有一段巧巧穿着蓝白条纹的喇叭裤去迪厅跳舞的情节。

但贾樟柯给她的上衣搭配，却是蝴蝶刺绣的肚兜吊带，外加红薄纱罩衫。

喇叭裤是外来物，但肚兜衫却是东方乡土情结。

作为古时内衣功用的肚兜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尤其在陕西关中一带和山西等地，是民俗大物。

这些地方，不论是庄稼汉，还是女人们或是娃娃们，一年四季祖祖辈辈都离不开兜肚肚。

小孩出生，要准备红布肚兜；端午节时，舅舅要给小外甥送肚兜；未过门的媳妇也要给未来的丈夫做肚兜。

它不仅仅是一种实用物，对山西人来说，它还承载了先民们祈愿安康的美好心愿。

小小的肚兜，却是重要的护身物。

另一面，肚兜与女性身体的指向意味又不言自明。

一隅丝绸，几根系带，却是很多北方男性梦境里、幻想里最古典完美的女性形象代名词。

不论这种崇拜与想象，是来自于女性长辈，还是乡土文学，肚兜所代表的女性温婉柔顺、含蓄曼妙的一面已经难以打破。

当[白鹿原]里的田小娥穿着肚兜游走在男人们的床笫间，它是无言的魅惑与性感，也是男人们心中接近完美的女神。

来自西方、代表着流行与时尚的喇叭裤，和根植东方、代表着古典守旧的肚兜衫。

巧巧这一身的搭配，不仅意涵80年代，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贾樟柯所有电影的一个绝妙总结。

他镜头下的80年代，一边是轰隆隆向前推进的时代崭新巨变，另一边是仍歌颂着淳朴江湖道义的天性使然。

既新亦旧，既向前流进又守着笨拙的土气。

[任逍遥]和[江湖儿女]中的大同，[站台]中的汾阳，相同的矿业晚期城市，透着衰败和落寞。

但人人又沉湎在欢歌蹦迪的盛世。

八、九十年代，山西各煤矿大县依靠煤产业高速发展起来，用[江湖儿女]中的一句台词就是：

都公司化了。

古老的人的江湖，碰撞在狂速躁动的商业文化里，有人在时代洪流里赚得盆满钵盈，有人愈发走向城市边缘。

到世纪初时，关于大同这座城市，已经有了某种寂寥的传说：

传说大同的所有煤矿已经采光了，人人下岗，正赶上西部开发，可能要把所有矿工迁去新疆采石油。

贾樟柯把这段传言也搬进了[江湖儿女]里。

但这样的灰色城市，人人却在拼命地快乐，KTV、迪厅、餐馆夜夜笙歌，在暗夜中弥漫的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氛围。

即使是一种无解的、绝望的、暴力的狂欢，也要活着土气又性感。

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服饰范畴，透着乡土气的这一身喇叭裤搭肚兜衫，可能也是贾樟柯这一代人的一个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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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最后一个镜头放完，白色字幕游上幕布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起的是放映厅外入口贴的一张《黄金兄弟》的海报。钱嘉乐导演，郑伊健和陈小春主演的港式“江湖片”，前一阵旅途中曾看过预告片，一帮年已半百的阿叔们挥舞着旧时热血，大声嘶喊着“快来看！哥几个还没有老！老兄弟们还可以打，新武器、新桥段我们也会玩！”这部电影目标明确，就是要榨出“古惑仔”时代的剩余价值。虽然江湖已成过去，昔日的大哥重回舞台中央，多少总要给几分薄面吧。

然而，如今已经连后古惑仔时代也已经称不上了，香港黑帮电影如同史前怪兽，只剩凶猛辉煌的传说，唯一保持神秘尊严的办法不过是将森森白骨供在博物馆里供人怀想，若是强要穿回旧日衣衫，凭着从前口令去认领旧人，只能落得个应者寮寮口碑砸锅的尴尬下场。如同斌哥十八年后从奉节重回山西。江湖已经不再是那个江湖了。

经历过建国初三十年的清洗以后，中国社会原本无所谓“江湖”一说的，是武侠小说和香港电影让这两个字加粗镏金，大放了一番光彩。斌哥的大哥作派都来自对港片情节的模仿，电影里有一帮男丁穿着黑西装白衬衫正襟危坐看港片的镜头，其虔敬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彼时，除了斌哥，全国各地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男孩做梦都想成为周润发。

想起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当年的小镇“大哥”。

个子全校最高，生得英俊潇洒，篮球场上叱咤风云，录像厅里醉生梦死，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是为人最重义气，是毫无争议的小镇“一哥”。当时小镇上有三个中学，有一回几方混战，各个方面都有他的关系，不好厚此薄彼，他不能出面，叫我们的同学出去报他的名字，对方一听说是他的人，马上放下武器，立地言和。其名号之响可见一斑。

关于他最为浪漫奇情的一个传说是他与校花的恋情。校花家里是县城的，自幼习舞，气质拔群，我至今仍记得当年元旦晚会上她一身淡蓝纱裙独舞艳惊四座。英雄配美人，大哥配校花，都是标准的人间佳话，羡煞众人。据说大哥曾送给校花一把精美的匕首，要她用来防身，所防之人正是大哥本人。女友美貌如同超凡出尘的月下仙子，大哥生怕自己青春热血把持不住会做出什么伤害她的事情，因此特赠宝刀一把表明决心。当时听了这个传说以后简直要为大哥的翩然风度所绝倒，既有一统群雄的战斗力，还这么温柔款款，细心体贴，无疑是乡土偶像少年的典范了。

当然，这段佳话后来并未开花结果。校花后来飘然无踪，大哥倒是在同学群中十分活跃。前两年刚入群时第一时间便去点击头像大图，那年的黑马王子没有扛过岁月的荼毒，发胖了，难免也有点油腻了，发际线也在鸣金撤退，整个人暖胖喜气。虽然飒爽英姿不再，但是依旧讲义气和热心肠，是个平安富足的小生意人。唯一不变的是，他依旧爱打篮球，不知他在母校球场上跃动时，是否有人知晓他从前做大哥时的光辉事迹，也不知他会不会跟年轻人们讲起当年的往事。

斌哥远不如我同学那么自甘平凡，他即使中风以后如同老狗一样被扔回老家，仍然要争那一口气。只可惜，从前的大哥余威如同一个陈年账户，十八年已挥发无形，通货膨胀，折旧损耗，坏账损失，汇率贬值，时间的蛀虫做空了他的积蓄。

当年，他们用脸盆喝酒，五湖四海，豪气干云，后来，他们只能用它来跨火盆，去晦气。没有了黑西装白衬衫观看《英雄本色》的庄严郑重，没有了枪，没有鸽子，没有血。有了手机，每部手机都有一个摄像头，每个人随时都可能被镜头凝视，成为粗陋影像的主角。斌哥成了小视频的主角，输给昔日压根看不上眼的路人甲，在镜头凝视下蜷缩成一团滚下轮椅，失去最后的阵地。

自古美人与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吴君如的《金鸡3》里也有一个类似的角色，张家辉饰演的大哥从狱中出来，被一个崭新的世界打得措手不及，他从前的女人阿金则成了他的靠山，他在各种慌乱与不解中喃喃念叨着“世界变了样”。全世界的大哥都不合时宜，殊途同归。他们不明白，只有“利益”才是永远的大哥，钱在哪儿，人在哪儿，财尽，则人散。

每一个真正的大哥，即使不做大哥好多年，都是无法被“企业化”的。

其实斌哥离开大同的时候已经两手空空，回来之后情况更坏，账面已经赤字。同样的人，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场景，他已经是坐在桌角的那一个，甚至还要靠巧巧砸人茶杯来为他出头。如同年轻时她嗔笑的那样，他成了她的家属。

他始终把她当一个小挂件，一个知冷知热知情知趣的附庸。

他希望她恨他，只要她对他还有情，他还是大哥，她手里的一切都是他的，她这些年苦守寒窑，都是在为他打江山。现实很残酷，她并没有把这一切拱手相让，甚至已经把他排除在江湖之外——他已经无法像年轻时那样一拳捣破车玻璃，他连直立行走都已经无法做到。

他心存侥幸想在她这儿保留一点过去的秩序，然则已经不能了。他们之间那些粘连的感情已经随着他的负心成了永远的过去，然而在她心里，一起喝过酒，一起打过枪的江湖情义永远都在。对于斌哥来说，这是最辛辣的讽刺，最无情的颠覆。

在那个绝情的奉节雨夜，男女之情已经断了个干干净净。

世上女子重情莫过于巧巧这样了。你发达的时候，她不过是想着床头桌前三餐一宿相扶相守。你落难，她勇敢地扛起责任，哪怕身陷囹圄。你背叛，她也只是要听你大大方方当面说清楚而已。千里走单骑重庆寻夫，明知道他已经变心，她还要使出“我偏要勉强”的倔强。只是一个女人，一无所有，拿什么去撬动似铁郎心。想当年一个兴起要去呼和浩特吃烧麦，不过撒娇一句就搞掂的事情，而五年牢狱身单影只囊中空空，只想要一个着落，四面突围只能得来一句“不方便”。花前月下小甜甜，事过境迁牛夫人。心已变，复何言。

最令我感动的是远去新疆的路途中那个无名小站的飞碟。

遭遇情感绝路的女人想要放逐自己，贸然跟着火车上认识的男人去往最遥远的边疆，得知对方是个骗子以后，也只是轻轻一句“没关系”。然而，即使随波逐流，不论如何自轻，从不还价，也没有路。她毅然下车，独自走进茫茫荒野。而一旦决定要自己走，即使无边黑暗，也会有一线亮光。

当巧巧独自走下火车，一整个严丝合缝的黑暗宇宙扣在她面前，一个囚徒，无处可去。可是黑暗重帷被掀开，一颗流星划破长空，满天繁星，每一颗如同一个拳头，重重地砸在心头。放下吧，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一座城，一段文明，都可以成为水下遗址，何况是一段感情。那些过去的岁月，恩与义，情与仇，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于是，一个无情有义的大姐大诞生了，坐上了大哥当年的席位。

他们成了同行，更加不能谈感情了。同一个坐标里，他堕落得不堪收拾，而她，不可同日而语。

他咬着牙，瘸着一条腿，路都走不利索，但是一定要走。要留给她一个背影。走咧，不再依靠你，也不再拖累你了。既是同行，他不能让她看轻了他。而她，也不去追，只是走到门口往他离去的路上看了两眼，默默地回到屋里，靠在墙上低头沉思，不知心恨谁。

出了电影院一想，这个题材实在是太难拍了。一个灰扑扑的前朝大哥的红尘旧事，一个三线小城市老板娘的成长史。没有故事，只有情怀。依旧是各种贾氏元素的重新组合，山西、70后爱跳的迪士高、衰落的煤矿、关公、三峡、奉节，用重油重盐下重料炒出来的一碗平民吃食。无妨，江湖儿女哪个不是重口味呢。

电影中的很多画面是导演在十几年前就拍下的素材，在流水汤汤的年月里，剪下一段保存下来，有待来日按图索骥还原旧址。贾科长一直在重建这座回忆城，具体而微地，熟极而流地。全片弥漫着这种文学之美，放弃对感官的正面攻击，以文学的怀柔，触发观众共有的时代记忆，凭着物伤其类的伤感，斩获共鸣。

关于导演爱老婆这件事，在我儿女情长的感性认知里，一个男人发自内心地长久地爱着他的爱人，用他最擅长的笔法，调动他所有可以掌握的资源，将她的容颜镌刻在荧幕上，有什么不好。赵涛是他的电影语言谱系里拎出来的一个活体符号，是他的电影情结里的观音三十三应化身，他犯得起这个“错误”，她也当得起这个缪斯。老贾的任性，又何尝不是一种江湖儿女情。

情感表达是贾樟柯电影的根本软肋。

《山河故人》可以看成是贾樟柯尝试自我突破的作品——因为他要来记录和表达时代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了——虽然尝试以失败告终。

在此之前的作品中，情感一直是寡淡的。人处身于环境之中，自发地行动，并没有什么自我情感的东西。人对自我缺少一种内在的意识，这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真实状态。

因而在外面描摹便可以了，重要的是“环境”。

可一旦进入角色内心，这种手法便不再有效。贾樟柯给出的方法是增加信息点，向观众暗示角色内在的心理活动。

比如《江湖儿女》中，为了表现巧巧见完父亲坐上公车感到的落寞情绪，贾樟柯给了巧巧一个全身镜头。这其实不必要，而且显得鸡肋。

对观众来说，这种离别的感伤一目了然，并不需要这样一个镜头再来提醒他们。

这让观众感觉自己像被牵线的木偶，不断地被提醒应该在何时作出何种反应。

又或者，巧巧在剧院听《有多少爱可以从来》的场景，她其实不需要跟着众人一起合唱。只要给一个她坐在台下听这首歌的镜头，观众自己会通过联想之前发生的事情，自然而然体验到巧巧内在的情绪。

甚至这首歌都不需要出现两次，一次就够了，歌名如此直白。

但贾樟柯生怕观众看不明白，总会进行一些多余的设计。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感觉敏锐的观众诟病贾樟柯的电影在《三峡好人》之后刻意、生硬的原因。

贾樟柯电影中的情绪是通过外在的形象或符号（特写、合唱、歌曲）来实现的，而不是内在地存在于角色处身的情境中。

甚至对于时代，他也使用着同一套低级的手法。这在之前的电影中不是的，《天注定》后才如此。

这是否说明了功成名就之后的“科长”离现实社会越来越远，已经无法从客观意义上还原某个时间段内“环境”的真实性。

他是如此繁忙，拍电影、开餐馆、办影展……还要不时地出席会议当委员。

其结果是“环境”在电影中消失了，成了用符号堆积起来的虚假幻象。

《江湖儿女》中的三个时间点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尤其是久远的第一段（2001年）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世纪初大同真实的状貌。

仅仅通过一张申奥成功的报纸或几首歌来点明时代背景，显得低级又无趣。但很无奈，现在的贾樟柯就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如此看来，法哈蒂或达内兄弟用来刻画角色心理的手法显得多么高级。甚至都不再需要表演，只需要设置情境，演员所刻画的角色自己就会丰满起来。

贾樟柯也许走错了路。他更应该去成为一位作家，而不是导演。

贾樟柯的写作，给人一种难得一见的浑然天成之感。远非一些所谓“作家”可能比及的，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使用语言的天分。

一切都恰到好处。语言的美感、叙述的腔调，以及自然而然引发的微妙情绪，让人跌入唯有语言才能创造的体验空间。

贾樟柯文字中的情感自然、丰沛，为何一到电影中就变得生硬、刻意？这说明了很多问题。

影像在贾樟柯手上，也许远非像文字那般得心应手。

当他可以用简单的文字传达微妙情绪时，使用影像困难重重，故而他需要符号的帮助。

文字的天赋也表现在了电影台词上，这是贾樟柯的长处，每一部电影总能缕出不少金句。

这是文字的功底，而不是影像造型的能力；后者都交给了余力为来处理。

贾樟柯也不太擅长于构筑情境，这是让剧本出色的最有效方式，需要从戏剧中借来些滋养。

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位一流作家，我们并不想再失去一位一流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