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谈谈。

《明月几时有》的缺点还是很明显的，比如虽然女主是方姑，实际上最亮的戏点（戏剧冲突）集中在了方母身上，从吝啬小气的房东到凛然大义的英雄，她身上有家与国、女儿和良知之间的纠缠和转变，没准是叶德娴的戏被剪弱了，无论如何，关于方母的情节量是极不足的。

母亲不够丰满，周迅的发挥空间也会变少，一损俱损，以致方姑这个角色很难拎起以她为核心的众多配角人物，包括彭于晏、霍建华、沈先生、鲍起静母女等等。举例，前半部分的电影走向会让观众对彭于晏和方姑之间发生一些情感（不只是爱情）连系有所期待，但电影没有满足观众对这一块的想象。创作者不必满足观众的想象，但当创作者引导观众走向一条路，则要为这条路的终点而负责。

再比如，片始大篇幅刻画沈先生夫妇以及众多文人离港的事，创作者看似想借一群大知识分子的逃命之弱，来托出穷乡僻壤之间一群小人物的生命力之强，但在我看来废笔较多冲散了主线，茅盾存在的唯一功能，大约就是启蒙方姑，这并不需要太多篇幅，也并不需要多次转换视角，视角应集中在方家母女身上，而主视角在茅盾的部分情节可删。因为既想讲明白一对母女的故事，又想推一个某种群像式的素描，最后可能就是两部分都讲不好，很多重点情节没了后文，“胜利后见”变成了再也不见（历史上或许没有发生，但作为艺术故事，明笔也好伏笔也好，是要对重点情节的结局有所交待的）。

我觉得许导讲《桃姐》可以，遇上《黄金时代》这样的群像戏就容易纠结。

不过，很难说这是一个烂片，我个人很喜欢它。它的音乐，它在一些历史细节上的极度写实和还原，它寥寥数笔对一些小配角的表现，都显示出导演的功力。这二十年，港导里就立住了一个许鞍华，她身上有着极突出极丰富的作者性，不仅仅在于她如何运镜，如何去讲故事，更是在她始终如一的文人气质，以及对小人物的悲悯和对人性的反思上。她如果拍得不好，不能算是烂片，而只能算创作失误。

好作品是启发心智的。这部电影没有明面上的波涛汹涌，却像是一场微雨或者一条山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当下这样的环境里，它的一句对白——杀鬼子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可是如果人人都这么想，谁还去杀——就足够让我们反思自己好久了。

面临人生大的事件，马上就有明确目标，且每次都想得很清楚、做得很果断的人，我是不大认得。所以我较为同意许鞍华电影《明月几时有》中的那种朴素的反抗者。

大的风云变幻，正常的平民是会有些退缩、有些等待、有些不得已和有些恍惚。一些人因为良知，一时冲动或者别的，是在不知不觉走了很久后，才恍然发现自己原来走上了一条新的路。也就索性走下去，直到后来为它献出了生命——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比较可信。

在《明月几时有》中，他们就是周迅扮演的方兰、叶德娴扮演的方母，春夏扮演的银行家的女儿张咏贤……他们也可能是彭于晏扮演的刘黑仔，霍建华扮演的李锦荣，梁家辉扮演的彬仔，以及其他市区中队和短枪队、小鬼队的人。

乌云密布时，一轮明月战胜不了黑暗，还要靠漫天的星斗；也不是一朵花、两朵花就可以叫出整个春天，大概还要靠那成千上万种不知名的花草树木，默默的萌芽和推动，才能催发出彻底的春意。

以前的很多抗战电影，男男女女坚定地为了一种主义和理想，喊着口号去战斗，洒热血，献生命，当然也不能说全是假的。这也是经过剪裁的一类人的面相。然而这种电影与人物看多了，热血沸腾之后，我也想看看他私下里的样子。

或者不如这样讲，如果战争没来，侵略者没来，他（她）原本应该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他（她）怎么就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剧中的刘黑仔，这个电影中最有江湖气的青年。可不是因为他生来郑重、责任感大，读过更多马列主义的书，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或者被日本人搞到家破人亡，仇恨满腹，因此才跑出来打游击。（至少剧中没有交代这些。）

他更像是市井中正直的“混小子”，他豁着命、耍着宝打打杀杀，他也不是多大的将帅。他虽然像是玩儿着就把很多大事做了，但其实又凶又险，过的是“刀刃上舔血”的日子。

“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他可能死在任何一次巷战里，倒在任何一个郊野旁。正史也许记不住他的史迹，如果牺牲了，最多有个名字。可是这个电影看完，我们不能说他不大重要，不能说他不足以成为很多青年的榜样。

他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忽在波峰，忽在波谷。他被很多人看见，也随时可能淹死。他剑走偏锋，想干就干，快意恩仇，看着就像是即兴的杀人舞蹈，一开始我还不习惯，后来才觉得这样的人物可信。

张爱玲小说《色，戒》中的主角王佳芝也不过是一个学生。只因为抗日的学生小集团中“大家七嘴八舌，定下一条美人计”，她冲动之下就去当了特工。最后也在冲动之下送了命。

年轻人一时兴起，杀了一两个日本人，或者送了一次宣传单，像是票友试水、玩儿票。这不应损害他的光辉。

堂吉柯德大战风车，看上去他似乎是不够理智的，可笑的，荒诞的，注定失败的，然而那样的骑士精神，勇猛无畏，行动派，却实在值得敬佩赞叹。

正如叶德娴饰演的方母提着装革命传单的篮子，对着女儿方兰说：“阿云送过了，三嫂也已经送过了，我不能去？”

她的逻辑就是这样简单。

我们一直以来的电影，还喜欢把自己的胜利归结于拥有“超出敌人的”——甚至“超人的”——智慧。

《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和沙奶奶，这两位农妇，俨然是骗人的老手。剧作家让她们机智到可怕的地步，仿佛她们久惯牢成——感觉平时也会骗自己的丈夫。我们的仁人志士也很少有“侥幸的脱险”，“误打误撞的成功”，他们总是如诸葛亮，“未出山”已经“料定天下三分”。

然而，时代的变动是仓促的，没有人是“有备而来”。

方姑作为一个房东女儿，无意中帮助了茅盾、邹韬奋他们的逃亡，她还穿着一身去婚礼的衣服去药店送情报，一件杀头的大事，在少不更事的未婚女性面前，与赴宴也差不多，都是那么热闹，甚至有点令人兴奋；

短枪队的胖子笨手笨脚，差点炸死自己人，然而他是确凿无疑的正面人物；

彬仔说起日本人来咬牙切齿，可是一阵风刮过，他都要害怕；

小姑娘去送信，又饿又困睡着了，也不能说她丧失组织纪律，随意改变计划；

方母从没有把送传单当成性命相搏，她帮女儿，帮小姑娘，俯视的镜头让我们从高处看她走在青石路上，看她笃悠悠地送传单就像去送一餐饭那么平静自然。即使她后来遇到了搜查，她也曾试图靠自己的小聪明装傻过关（也真的被她过了一关）；

李锦荣被日本人逼问，他竟然没有抵赖和以智取胜。

这都是活生生的，甚至有缺陷的、没有超凡智慧的平凡人，不谙世事或不知凶险的他们，却恰恰组成了一个城市的希望。这不是什么荒唐的演绎，而可能正是人生现实，是革命真正的样子。

更有那些在日本人治下做事的香港人，如码头的检查员，因为内心的良心，会神色慌张地放自己人一马。宪兵队里的黑衣队长，把李锦荣叫进房间，而桌面的纸上用毛笔大字写着待抓捕人的名单，他不会这样不小心。他用自己的方法通风报信。即使出了事，未来也甩得干净——他一定这样想。

这类不明显的抗争者，他们仿佛就是香港潜藏的世道人心。这个底子在，香港的精神大概就不会灭。

电影中的方兰，她是一个房东的女儿，一个爱文学的青年。她自觉的成长，让她失去了恋人和母亲，甚至也赌上自己的性命。片尾她站在海边和刘黑仔告别的那一刻，一切的爱恨情仇，明确的，暧昧的，感觉都离她远去了。她孑然一人，矮小瘦弱，“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

方母，她本来只是典型的香港人，谨小慎微，精明世故。在平静的时局中，这样的人只是善于把天下人的日子过成自己的日子。她们是最好的邻居，最有礼貌的房东，最不吃亏但也不妄想占别人便宜的家庭主妇。

困难的时期来了，她就养一只兔子，天台上存一些冬瓜和南瓜。她把阁楼出租出去，为了增加一些收入。她知道房客要搬走，就拿两块点心（不想拿三块），提一茶壶白水，上楼去游说。她仔细听，耐心笑，顺口答，世界上再没有她这样善于逢迎和随机应变的妇人。她的眼睛里和心里，一定也经常地会扫到自己——就像她上楼前在镜子里照一照面容——觉得样样都妥帖。

可是她这样的人也牺牲了。战争的洪流卷走不相干的人，无人可以幸免。她是片中最令我心痛的人。 当她知道女儿加入了市区中队，她只是好多天睡不好觉。她等着通宵未归的女儿回家，她心疼女儿，就埋怨她——

“杀日本人的都是英雄好汉，个个有气有力，你看你，瘦巴巴的，笨手笨脚，死不重要，不要连累队友”这句话在电影院中让人笑了，可是它也令人落泪。这是一个母亲的心疼和无奈，也是婉转的阻拦。她想把严肃的问题说得轻松一点。仿佛这样说了，那件事便不会出现。这是每一个母亲都可能说出来的话。

女儿走的时候，她站在楼梯口问：“什么时候回来？”“胜利后回来。”“我等不到了，打日本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好！等胜利回来！胜利后回来收尸！”

一个异常在乎不吉利话语的母亲，却说出对自己不吉的话。这也不过是她想最后阻拦女儿一回。可没想到一语成谶……

方母和女儿的最后两个镜头，许鞍华拍得尤其使人感伤。

一个是方兰决定要走，她追下去，蹒跚着跑着，叫着：“阿妹，阿妹……”。她模糊的影子从方兰后方赶过来，手里拿着一把伞。她把伞塞在女儿手里，又低头匆匆回去。不看女儿的眼睛。等她离开后，方兰展开手心，手里有一只金戒指。

方兰站在那里怔了怔，久石让的音乐悠长，她终于还是选择离开。

第二个镜头是她在房里坐着，对着镜子，我们也不知道她这样坐了多久。镜子里的她充满了忧愁和担心。她去阳台上站站，了望一下，她站在楼梯口等待，也许她每天都是这样挂着一颗心……落雨的天，她终于等到了女儿回来送米。

她抓着米冲出去，从后面拉住方兰。

“阿妹”，她喊。女儿转头，她的目光停在女儿脸上，“你瘦了”，接着，她就把女儿往回拉，“终于知道回家了！”她开心地把女儿拉回家。——这是一个让她朝思暮想、提心吊胆的冤家。今天她如今终于抓到了她。

母女两人最后的这两面，都是母亲冲下去，拉住女儿。母亲牺牲后的那些日日夜夜，方兰一定会想起这两个镜头吧？

而在临死前的那场戏里，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向张咏贤道歉，说自己连累了她。她那一刻的目光使人心碎——我庆幸方兰没有看到。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母亲。她不懂什么主义，但她可以为了你全力以赴，献上生命。我们都要爱这样的母亲。

叶德娴在此片中的演技是惊人的，几乎没有一秒钟废笔。不单在有台词的地方，她出神入化。那些没有台词的演出，她更使我难忘。

记得有一个镜头，是她下楼看被子里的尸首。她蹑手蹑脚，先是迟疑，后来是四处张望，扭头看后面。她继续走上去，距离一米处又停了一下，忽然下决心，走近去，此时又停下，挣扎了一下，在表情痛苦中她使劲撩了一下被子，随即发出“嗯”的一声惊呼。

请注意她此后的一系列无台词的表情，惊恐未定之下，她又有思考，仿佛知道了什么。那都在几秒内完全从面部展现出来。

周迅的演技也非常出色。她和母亲对桌前吃饭，那种对母亲的微微调笑，俨然是一个调皮的女儿。她听说母亲被抓后的惊恐和茫然，以及她趴在看守所的窗户上往内看的镜头，眼神里的那种渴盼和紧张，都非常到位。

尤其是她走在山坡上，和刘黑仔对话，决定放弃解救。我们可以通过她的语气，她的停顿，她的神情，读到她内心复杂的内容。

这一段，电影的镜头始终是特写，周迅的脸就像是半轮明月，而四处都是黑色的。她的眼睛忽闪着，她的嘴唇蠕动着，她说着理解妈妈的话，可是妈妈听不到，她又自责自己，可是也已经没法挽回那些已经过去的时光。

母女在最深处，到底还是知己。

后来，我们看到她蹲在树影下，山路的尽头，呜呜地哭起来，刘黑仔蹲下来拥抱她。那样的一个镜头，虽然是远景，虽然是背影，却传递出无法挽救的绝望与悲伤……

电影中的日本人，也不是面具化的。日本将领也会喜欢中国的诗歌，日本兵在酒吧看到中国女性落泪，就下楼来让钢琴演奏员弹《支那之夜》——这首出自描写中国人和日本人爱情的电影的歌曲。

这部电影值得探讨的还有它的文法。

“营救文化人的故事”与“方家母女的故事”，怎么就拼贴在了一起？彬仔的口述回忆，是不是恰当和必要？

从我的审美看，我是喜欢这种主角、配角的视角切换。配角在后来变成主角，一开始的主角在后面消失不见。如果把人生任意截取一段，可不也是这样的？

所谓的“电影的文法”，应该就是“没有文法”。

前面的事件全须全尾，给了地下者一个充分的肯定，后面就老老实实讲他们的故事。彬仔的讲述丰富了电影的时间结构，给出电影更从容的节奏。电影结尾了，这个当年小鬼队的成员，就去开他的计程车，在他亲手挣来的，他自己的土地上。

他还会吹口哨，想到方老师还会流泪。

是的，这个电影里的所有的人，他们不过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他们要吃，要喝，要生存，面临危机要面对，遇到压迫会反抗，遇到新时代，也就顺势而为。

电影中有个情节的处理得很好，提一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方兰出镜的第一场，她和男友李锦荣在野外过生日。不远处却躺着一个死人。“我们结婚吧。”李锦荣马上说。

时代的压路车到底还是压碎了这个梦想。——一队日本兵正从山坡的另一条路上列队走过。

战争压碎了这些平凡人的爱情和生命。最终它们碎成了漫天的星辰。

原原本本地重现历史，无论是文本还是影像都是无法做到的。在此点上，影像虽然有着更强的优势：可以更逼真地让我们“看见”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信以为真；但同文本一样，影像也只是一种对历史的阐释。这就决定了任何完全还原历史真实的企图只能以失败告终。费里尼是对的，无论是回忆还是历史（《阿玛柯德》和《卡萨诺瓦》，都是过去发生之事）只能以“说谎”的方式完成。也就是说，影像唯有通过虚构，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住真实。

因而，从未有过什么历史题材的电影能够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是如何的，影像中所展开的无非是当下之事。原因不外乎于此，电影呈现的故事通过今日演员的扮演和对当时场景的重塑（它们所适用的材料都是当下的），并凭着“以假论真”的方式获得，比如尝试让演员像故事中那个时期的人那般表现，或让场景尽可能回复到原初的环境，确实能够取得部分效果，但却绝不能达致历史的最高真实。历史的最高真实永远属于已经在过去发生的事实，我们谁也不知道它到底为何。

这就为影像如何表现历史的真实开辟出了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执着于构筑大环境背景下的历史氛围，牺牲掉细节，这点我们在大多数历史剧或战争片中都能见到。它给观众营造的无非是一种时代氛围，让你沉浸其中，感觉好似已经触摸到历史的真实。但还有另一条相对的道路，不再关注时代背景，却注重对日常生活的刻画，从细节入手来还原出作为个体之人的生活。这也许正对应着法国年鉴学派对传统史学提出的挑战，一种大写的叙事转到了小叙事。

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也许最好地结合了两者，但侯孝贤绝对是第二条道路的最佳代表，最懂得如何通过“还原”生活的细节来还复历史真实。像在《海上花》中那般巨细靡遗地呈现当时的生活环境，或者在《刺客聂隐娘》中对唐时物件严苛的复原，观众好似真的回到了清末或盛唐。但很明白的是，两部电影中的人物都是当下之人，有着与现代人相似的情感和困境。因而，《海上花》或《刺客聂隐娘》除了是描绘当下的电影，还能是什么？聂隐娘的故事正是一个现代人可能会有的故事。

从《黄金时代》到《明月几时有》，许鞍华实践着与侯孝贤相似的理念。《明月几时有》虽然拍战争，但已经没有战争，虽然拍历史，但已经没有历史；只有普通人的生活。这些生活被刻画得如此细致，以至于让我们觉得它们发生在观众观影的当下，而不是过去。这里，影像真实走出了新的道路：它可以通过还原／虚构历史来表现当下之事。观众感受到的不再是一种虚假的时代氛围，而是彼时之人是与当下的我们如何“情投意合”。在此，许鞍华与安哲罗普洛斯、侯孝贤走在了一起。

大佐问锦荣“几”与“何”的问题。可惜历史并不是非平即仄，也不是这样一道几何题：在家国面与个体面之间填上日常细节与私人温情的辅助线就能得解。

许鞍华试图聆听战火中的个体声音，进而复现家国史中的私人史，大画面里的小细节，意图与努力都看得见，然而在执行层面却困难重重。演员不在一个层次上演戏，观众的情感进进出出无法完全投入。由于剧本本身的局限（见//m.douban.com/movie/review/8643107/）和或许存在的剪辑问题，多数人物流于脸谱化。虽然终于不是“手撕鬼子”大义凛然的脸谱了，但“先让英雄救猫咪”有时候也难免露出套路。结构和节奏的问题很多人都谈过了（也不乏辩护者），这里只写几个感受到用心的有趣细节：

一、

方姑两次朗诵或默诵茅盾的《黄昏》都以“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开始：

風帶著夕陽的宣言走了。

　 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無數跳躍著的金眼睛攤平為暗綠的大面孔。

　　遠處有悲壯的笳聲。

　　夜的黑幕沉重地將落未落。

　　不知到什么地方去過一次的風，忽然又回來了；這回是打著鼓似的：勃侖侖，勃侖侖！不，不單是風，有雷！風挾著雷聲！

　　海又動蕩，波浪跳起來，轟！轟！

　　在夜的海上，大風雨來了！

在影片中这段先渲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又点缀风雨飘摇之悲与逐渐浮显的革命冲动与朦胧希望。然而这其实是茅盾原文的末尾，前文太阳的热血宣言被省略了，“被风带走了”：

哦，哦！我已經盡了今天的歷史的使命，我已經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現在，現在，是我的休息時間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卻也是我的新生气快開始了！明天，從海的那一頭，我將威武地升起來，給你們光明，給你們溫暖，給你們快樂！

影片中的人们等待的却并非是这高呼的太阳及其绝对的光明，而是“明月”的温柔救赎。这是许鞍华以香港视角对中国革命叙事的回应。影片中的“抗日”并非以家国为感召，而是以素朴的个人情感：爱、恨、恐惧与这些情感的共享为起点。说如何“恨日本人”却不必说如何“爱中国”甚至“爱香港”。茅盾的文学魅力于香港文艺女青年也是感官式的而非国族寓言式的。游击队员白日撑起突黑伞，面上带着预备就义的肃穆神色引知识分子过关，本来是很突兀不可信的（这种举动不是更容易遭来盘查？），但联系香港近年本土运动的语境，好像也不是那么难解了。若说真要以战争叙事呼唤某种“认同”，恐怕不是或至少不仅是许多人嘲讽的“献礼”的无奈甚至谄媚。这其中或许蕴含着某种不以本土立场为执念的本土性。

二、

方姑为了参加婚礼穿了旗袍做了妆发，拎上白色小坤包，却在赴宴前先去与未谋面的同志会合，光彩而雀跃地迎接她的革命初登场。再残酷的革命都有喜气的那一面。

三、

锦荣虽是国文老师，服装与饮食习惯都是西式的，带出香港的殖民前史。刚出场就大谈“法式焗蜗牛”，给大佐烤的羊小排似乎也是西洋口味。他给方姑的生日蛋糕与刘黑仔的眉豆米粿形成对比，前者方姑没来得及动口，后者则与刘分食，成为进入地下工作的味觉盟誓。

最喜欢的还是黑暗中方姑和母亲餐桌上那一盘金瓜。日常的贫瘠与丰饶都在其中。

四、

方母在阳台上久等方姑不至。镜头随她转回室内，带过角落的盆栽开了红花。

这是很骄傲的，一个人的从容。

2015年秋。當時我已轉了頻道進入編劇行業工作，許久沒再跟組。卻因為得知許鞍華導演要開新戲，火速推掉了之後的工作，加入了美術總監文念中的團隊。

秋末，第一次讀到《明月幾時有》的劇本（第二稿）。記得有朋友問我Ann導要拍什麼樣的新戲？我一概笑著回答——「手撕鬼子」。

初讀完劇本后，我覺得最大問題，一是方蘭、劉黑仔、李錦榮這三條線的節奏問題。二是方母被抓后，方蘭的救與不救。

前面整個護送文人是一個在短時間內發生的完整事件，作為讀者我跟的很順。但之後分成三條線繼續講述，整個時空被拉得很長，這樣一來就容易散，節奏也易出問題。比如方蘭從平民老師到加入小隊，不久后成為大隊長，中間并沒經歷什麼情節或事件；而方母也是，從不知道女兒在幹嘛，到得知，到也去送情報，整個發展的情緒我跟不到，也想象不到。另兩條線中，劉黑仔是比較鮮活有意思的人物，但在中后期似乎掉線了很長時間。而李錦榮作為憲兵隊的臥底，本來是很重要神秘的身份，卻看不出任何緊張驚心，連最後揭開身份都是他自己跑去告訴方蘭。我也看不到他們做所有事的直接目的和後果，自覺「勝利」二字聽起來是縹緲和遙遠的目標，因此閱讀過程中很容易走神，總體也覺得有些乏味。想著如果三條線最後交匯成一個事件，彼此的關係更緊密些，似乎會比較容易把節奏拉回來。

第二個問題可能更嚴重。我讀劇本時，覺得這麼大件事，方蘭和黑仔就在那裡講了兩三句話便決定連媽媽也不救了，怎麼都不太合適。當時文生告訴我，這也是導演心裡還沒想到要怎麼拍，情緒上要怎麼辦的最大問題。

2015年初冬。我陸續完結了手頭的工作，正式進入《明月》劇組加入前期籌備。隨著幾次開會討論，我越來越清晰地看見了導演對整個電影的態度。她不想要任何我們習以為常的戲劇化，她想要還原那個時代的香港，想要拍攝一些平凡卻堅韌的普通人。他們似乎並未做出什麼特別了不起的事，但他們曾經真實存在過，在這片土地上，在每個不起眼的地方，懷抱著共同的信念，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和《黃金時代》時一樣，我們一來就已收到了很多導演發來的歷史資料參考圖片和人物介紹。印象較深的是導演在那時提到了一部叫《天上人間》的老電影（//movie.douban.com/subject/26667144/）作為整個美術風格的參考。（我們去了香港電影資料館租錄影帶觀看）

除了基本演員，和比較常見的特務、土匪、地下黨員等外，導演還十分重視還原一些形形色色的普通人，比如理髮師傅，漁夫，工匠，自行車夫，婚宴賓客，客家人，中西樂隊……關於香港的歷史圖片資料其實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好找，每一種人物都牽涉到很多細節。當時我覺得自己已瀏覽了所有能在互聯網上找到的香港三四十年代關於人的資料圖片，也去圖書館查找了數日的書籍資料。碰到過的最大困難是制服方面的資料研究。首先日本軍服在不同年代階段是有一些區別的（大部分影視劇里都是錯的）。夏季和秋季又有不同著裝。而香港在那時除了日本兵外，還有很多印度人，被稱為「摩羅剎」，除此還有一種叫「憲查」的職位，類似於警察。「憲查」的資料是最難找的，花費了很多時間精力，也尋求了很多幫助。日後若再有導演想要拍攝抗戰時期的香港，我當時整理的資料文件夾應該能給大家提供很多便利。

中間的某一天，忽聽文生說導演已想好了關於方蘭救不救方母那場戲要怎麼拍了，整個情緒也捋順了。不久，我們收到了劇本第三稿。這一稿刪減了一些旁支人物的戲份，改善了三個主線人物的幾場戲。最大的變化是添加了由梁家輝飾演的老年彬仔訪問部分。整體看來，我覺得已比上一稿好了很多。

2015年末，除了周小姐是一早就定下的女主角外，大部分主演的人選幾乎都還沒有敲定，而大部分叫得上名字的演員檔期全滿。導演陸陸續續見了一些人，拒絕過別人，也被人拒絕。關於方母一角，說實話，不是完全沒有考慮過可能出現問題。文生私下里和我討論，有無能替代葉德嫻的女演員。可放眼兩岸三地，我們都沒有想出更優人選。而導演那邊，她當然是以「適合」為第一考量，卻也表示會尊重監製和電影公司的定奪。最後我們能在現場，觀眾們能在大熒幕上看到葉小姐對方母的完美詮釋，要感謝這些掌握了決定權的人的無畏和尊重。

2016年春節前後，我們開始了主要演員的定裝。與此同時，緊鑼密鼓的開會討論，製作各種工作表格，部分劇本場次的再度修改……

2016年2月23日，《明月幾時有》正式開機。第一場戲在廣東台山的一個鎮上拍攝，內容是由郭濤飾演的茅盾和黃志忠飾演的鄒韜奮在戲院被通報點名，並在戲院外商議逃亡事宜。

由此開始，又可以在片場看見Ann導全情投入的樣子。每天開工，她走得最快。仍舊不愛用對講機，有什麼問題都會一次次從監視器前跑去現場親自給演員說戲。也會急的發脾氣，一根接一根不停抽煙。演員笑，她也笑，演員哭，她一臉愁容。看見演員的精彩表演，她興奮地眼睛發光；遇到動作戲，她又想趕快結束，生怕演員們太過辛苦和受傷。

《明月幾時有》總共拍攝了近三個月，59組。從嚴冬到初夏。我們等日出等日落等云到等風來。經歷了無數場暴雨和暴曬。我淋著瓢潑大雨跟群演吵過架，也在「金堂酒家」的后樓梯里踩到過渾圓的大老鼠。整個拍攝過程非常辛苦，遇到過很多不那麼順利的事，和不停拖後腿的人。疲憊沮喪時，Ann導像座燈塔。只有她永遠精力充沛，專注的沉浸在她想要構建的世界中。

這些在現場的日子，使我對劇本的最初印象有了第一次大的改觀。

最重要的當然還是方蘭救不救方母那場戲。印象中那個大夜，迅姐偷偷在保溫杯里裝了點紅酒，拍了兩三條就過了。看著她瘦小的背影在小山坡上蹲下抽泣，我在旁邊紅了眼眶。方蘭這個角色在我看來是很難演的，她雖然戲份最多，但更像是串起所有人物的一座橋樑，本身的性格在劇本里並沒有那麼鮮明。她的變化像我最初所說，沒有特別的事件或情節推動。可周小姐卻在日常瑣碎中，在平凡又疲憊的工作中，演出了方蘭的成長，不知不覺間變得越來越堅定，越來越有力量。

也想講講另幾位主演。

在「方家」拍攝的那個星期，我最大的樂趣就是擠在擺監視器的小房間一角，看葉小姐的戲和偷聽葉小姐與導演討論。在劇本里，方母就是我覺得寫得最好，最立體的角色。而在葉小姐的演繹下，這個角色變得更飽滿了。她有時小氣有時愛嫌棄，有點小傲嬌的細微表情，常讓我覺得十分有趣。葉小姐自己也有些很好的想法。舉兩個例子，方母出現的第一場戲是我十分喜歡的一場。她給沈太太斟水送餅講租金，人物性格一下就立起來了。而這場戲的對話結束后，方母對沈太說這個餅他們也不會吃，就把餅包好拿走了，這就是原先劇本里沒有的內容。護送文人事件后，劉黑仔來方家天台找方蘭，讓她加入游擊隊，這時候方母偷偷走上樓梯偷聽，露出了滿意的微笑，這一段包括她頭上的髮網，都是葉小姐自己提出來的設計。

劉黑仔是整個電影里最輕鬆「好看」，最容易讓觀眾喜歡的角色，彭彭本身也是這樣，他其實非常有喜劇天分，導演一看他演戲就笑的合不攏嘴。他很認真也很活躍，每天都對角色有一百個新設計，常常覺得自己想出了一個絕妙的點子，歡天喜地去找動作指導商量討論，拉著我們進行演示，即使立刻被無情拒絕也毫不氣餒，很快又歡天喜地的想出了一個新點子。劉黑仔這個人物也加進了不少他的設計。殺李燦森那場的「帽里藏刀」就是他想出來的。又比如他的大拇指指甲是爛的，雖然整部電影從頭到尾也看不見，可他就是願意花時間早起來現場一天天粘假指甲。我忍不住問，你何必呢？他半開玩笑歎口氣，這麼多演員一起演戲，不好好給自己設計，誰能記得你演了什麼？！你不懂，這是一個演員的辛酸！

彭彭過得有點苦，每天要花三小時健身，又常常只能吃白水煮菜。可他嘴饞，剛開拍那陣因為貪吃火速的胖了一圈。有一天我忍不住告訴他：你有肚子。他瞪大眼睛看著我：彭于晏怎麼可能有肚子？直到導演忍不住說Eddie你該減肥了，他為此真的受了打擊，再出現時就已火速瘦回去了。

印象最深的是在大澳拍攝的某天夜裡，當時屋內在打燈，彭彭坐在導演身邊休息。Ann導跟他說，《阿拉伯的勞倫斯》這部電影，她看了十四次，就為了其中一個眼神。「你知道有些好看的表演為什麼好看嗎？那些頹廢的人，並不是因為頹廢而好看，而是因為energy。所以就像我第一次見你時跟你說的那樣，劉黑仔這個人物，不僅僅是在輝煌的時候，更要在低潮的時候，失落的時候，擁有力量，這樣他的眼睛裡才會有光芒。」

霍先生是所有演員里迷妹最多的（粉絲們實在太神通廣大）。見到他之前，我從未看過他演的電視劇，對他也沒什麼了解，很多香港工作人員更不認識他了。但在整個拍攝中，他似乎用性格魅力「征服」了所有人。他很有禮貌，脾氣耐心都好，十分隨和。我的好朋友也是劇組的小製片Eva說，霍先生有一種能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對他很重要的錯覺。

他特別容易緊張。李錦榮的第一場戲，是他第一次見周小姐，兩人就要談戀愛。霍先生那天一早到來，緊張的像個新人，一邊反復背台詞，一邊來回踱步。後來和迅姐熟了，緊張感平復了不少，可永瀨正敏來了，他又開始緊張的不得了。他就這樣一直緊張到了拍攝的最後一天。終於鬆了口氣，收工也不捨得走，樂悠悠的看導演拍戲，坐在月光下默默唱著「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李錦榮這個角色，在我看來寫的有些遺憾。他和大佐（永瀨正敏）惺惺相惜，以詩會友，卻又因為各自陣營而無法真正成為知己，這之間的情緒張力我很喜歡，也希望能看到更多展現。直到我們拍攝時的劇本中，李錦榮的ending都還落在他前來告訴方蘭，方母被抓到了憲兵總部那場。導演在最後堅持多寫了一場他和大佐的戲，才得以讓李錦榮這條線有了一個較完整的收尾。

還有很多參與客串了《明月》的演員，都讓人印象深刻。比如胃疼到站不起來還是堅持把戲演完的「石榴姐」，被我踩了一腳反過來跟我說對不起的梁文道，一場小碎步背影就把我征服了的蔣雯麗，很關心伙食的郭濤，和怎麼吃都骨瘦如柴的春夏……

2016年5月17日，《明月幾時有》殺青。

瑣碎的收尾工作，一場殺青飯，給Ann慶祝了69歲生日，大家各奔東西。

之後的日子里，斷斷續續關注著電影後期剪片的消息。

初秋，第一次看了《明月》粗剪版的放片，導演仔細詢問了我們每一個人的意見。

之後因為一些原因跟Eva一起去了北京，加入了導演在中影的配音工作。那是Ann導最放鬆的一段時光，我們每天在中影大酒店暴飲暴食，在錄音棚裡葛優癱，聽著她不時發出的哈哈大笑。

印象最深的是彭彭來的那天，他跟打了雞血似得，配完了自己的還不過癮，問負責配音的王老師，不如我把霍建華的也配了？

導演自己也自告奮勇的跑去配了婚禮那場戲的其中一句台詞，有心人可以試著找找看。

在配音的過程里我們比較擔心一個問題，國、粵語更推薦哪一版？

選擇國語版，就會錯過葉德嫻的原聲，她的台詞和俚語非常精彩，和她的表演是融為一體的，很多語句翻成國語就少了些味道。而選擇粵語版，其他大部分演員卻都是說國語的，配音后多少有點彆扭，尤其是像周小姐這樣辨識度極高，又很有靈氣的聲音，是配音演員所呈現不出來的。

2017年農曆新年過後，我們觀看了電影的第二次放片。此時的版本已加入了久石讓的音樂，但還有很多聲音細節、調色、特效尚未完成。除了次次放映都出現的Roger（桃姐家那位），導演還邀請了作家鄧小宇，和幫她寫了《許鞍華說許鞍華》的鄺保威。茶餐廳里她照例又詢問了我們每個人的意見。說實話，那次看片我的觀感不是太好，覺得節奏有點問題，中間還一度睡著了。這也是電影正式放映前，我最後一次看片。後來我在豆瓣標註的短評也能看出我對電影並不是那麼有信心。我寫了我覺得劇本始終都存在些問題，雖然通過表演和拍攝有所改善，但骨架不動，問題就無法真正解決。我也可以預料到後來很多觀眾的觀感：平淡，太散，雜亂，人物記不住，沒有事件推動等等。

現在回想起來，我是不應該在真正的大熒幕看過最終成片前，就過早下定論的。

這之後導演一邊和剪輯師繼續修改，一邊陸陸續續邀請了很多人來看片。她的心情一直很好，似乎只有我們在偷偷擔心著觀眾的不理解和票房問題。

這個夏天，我們和導演一起去了上海電影節，參加了一些電影的宣傳工作。整個過程一言難盡。有很多話不可說，有很多話也不想說了。在沮喪的時候，Ann導說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她希望觀眾能看到電影，至於其他的，她只是覺得有點對不起于冬。

2017年7月1日，《明月幾時有》終於正式上映了。評論兩極，毀譽參半。Eva說她對那些打一星兩星的人感到很生氣，我安慰她說，導演那麼大年紀還在做有挑戰反常規的事，有自己的節奏和風格，無論別人喜不喜歡，她就是和別人不一樣，我覺得這就是很厲害的地方。

今天，我終於坐進了電影院。週一午後的杭州，戲院裡包括我只有四個觀眾，但大家都安安靜靜看完了。

出來的時候，心裡像是一塊大石落了地。我想我終於可以高興地和所有人說，是的，我參與了這部電影，我很喜歡這部電影，我也很感激所有陪伴這部電影走過的日子。

2012年因為一個U盤的小狀況第一次見到Ann導。從《黃金時代》到《明月幾時有》，從一個剛畢業的學生，一個小粉絲，變成了Ann導笑談中全世界知道她最多秘密的人之一。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真正看見了她想要構建的那個世界。

並不是轟轟烈烈的革命才值得歌頌，並不是上天入地的英雄才值得被銘記。她想講的是那些在歷史洪流中被視作微不足道的人，在亂世中擁有信仰的人，面對理想深信不疑的人。她是如此喜愛和想要呈現出那樣的一個時代，那時的香港。那裡有柴米油鹽，也有文學詩歌；女人穿著木屐走在地上發出「噠噠」的聲響；百姓們圍著街頭破裂的水管搶水喝；人們把僅有的錢藏進鞋裡縫進衣衫中；沉默的年輕人包起傷口，堅毅的撐開大傘領路……

今年過年的時候，Ann導分享了一首詩給文生，文生分享給了我和Eva，此時此刻，在此分享，作為結束。

致後代

布萊希特 黃燦然譯

（節選）

我在混亂時期來到城市，

正當飢餓在那裡蔓延。

我在反抗時期躋身於人群之中

也跟他們一起反抗。

我的時光就這麼流逝，

那是我在塵世上被賜予的時光。

我在戰鬥的間歇吃飯，

我在殺人者當中睡覺，

我粗心大意地愛，

我不耐煩地看大自然。

我的時光就這麼流逝，

那是我在塵世上被賜予的時光。

我年輕時所有道路都通往泥沼。

我的舌頭把我露暴給屠夫。

然而我們知道：

仇恨，即便是對卑鄙者的仇恨，

也會扭曲外貌。

憤怒，即便是對不公正的憤怒

也會使聲音粗啞。啊，我們

這些想為友善鋪設基礎的人

自己卻不能友善。

但你們，當人終於可以

幫助人的時代來臨，

請帶著寬容

想起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