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代，也就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影片素材来源的时代，电影中的小四捅死小明的日子，而在真实的历史里，是一位叫做茅武的中学生杀死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同学，时间是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接近夏日。

        就在三十年后，44岁的杨德昌提到茅武杀人事件时说：

        “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不是茅武的生平，或者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太多人不愿去想那段时间，可是那段时间对我们这一代来讲非常重要，为什么台湾会有今天，其实跟那个时代非常有关系，这个杀人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谋杀案件，促成杀人事件的是整个环境，凶手是整个环境，甚至小明自己都是凶手。我们那一代在民国五十年（一九六零年代）是念初中，命中注定到民国八十年（一九九零年代）你就是社会中流砥柱。那时候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都会影响到现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年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我希望《牯岭街》除了小孩子看了会开心外，大人看了也能够延伸一些自己的思考：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教训到底在哪里？”

        也同样是在1963年，台湾，一部美国电影被当局禁映，名字叫做《丑陋的美国人》，编剧和导演也都是美国人，禁映的理由是“会影响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很多在台湾的美国人不是很理解这件事，他们觉得很奇怪：“咦？我们美国人自己都觉得很有趣的电影，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反而不敢面对？”

        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粉饰和怯懦，深深压抑着面对内心真实的冲动，看见别人的丑陋，就隐含着自己的丑陋也将被暴露，是啊，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说到人性的丑恶一面，又有多少不同呢？

        所以杨德昌当初拍摄《牯岭街》时对观众的盼望并不切实际，首先是小孩子看了不会开心，再者他最为坚定的对个体和群体文化的内省精神，到了大多数成人这里，除了唤起怀旧与伤感，叹息与悲哀，却唯独唤不起自省，为什么？因为即便过了三十年，制度也许改了，生活也许变了，但文化没变，人们内心的压抑并不见得比一百年前少一点，只是方式变化了而已。甚至在21世纪杨德昌的《一一》中，人们对精神出口的渴求也一次次的失败，那样的无所适从已经化为了人和人的同情与心灵深处的孤独。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1994年，杨德昌的《独立时代》，以近乎戏谑的手法与节奏描摹当代台湾众生相，几乎让人看到浑身刺痛，坐立不安，人性背后的动机全部拿到了台前晾晒，一探到底。表面上看，就连最宽容的评论者都觉得，为什么杨德昌镜头下的人物都这么可憎，人与人之间都这么疏离？于是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把这种狭隘简单的归结为导演内心的狭隘。

        这是可笑的结论，更是观者的悲哀，仿佛中华民族的美德人人都有，而缺德的永远是别的什么人。我们在银幕上看见美好的情感，就会感同身受，为什么看到丑陋的东西，却想不到那丑陋其实也是自己内心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所谓的阴暗和美好，本来就应该在阳光下享有同等的对待，一样的坦坦荡荡。否则，我们的文化，从个人到群体，何以谈起自省，何以谈起自信？

        实际上这是杨德昌最为真诚的一部电影，把虚伪和所谓的丑陋和美好的情怀一起亮出来给你看，是告诉你：它们同属真实的一部分，无所谓高下，无所谓对错。杨德昌在电影里让我们看到一种正面的态度，无所回避的态度，人性中的道德优劣并不以身份和阶层为界限，也不以穷富来划分，这样正面而强大的价值观念我曾在黑泽明的电影中看到过。就好像这部电影里的富家子弟阿钦，肤浅俗白，事业搞的乱七八糟，成天被人骗，总是喝醉搞不清状况，在影片里出现时是那么令人讨厌，但到最后你发现，他追求自我和爱情的执着比谁都要强烈，也许他不得其法，却努力作出着自己的选择，终究是他最真最单纯。

        人是不会改变的吗？如果今天的年轻人，再看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不开心之外，会不会在内心产生自发的力量，去抵制那些压抑内心的文化，更开放，更轻松，更正面，更坚持，同时又拥有更加自然多元的宽容度？我相信会的。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是带领了一批几乎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一起，共同创造了一个比当时台湾电影工业更健全，更自主的工作环境，用了三年的时间筹备拍摄，锻炼了一大批年轻的电影工作者，这是杨德昌对年轻人最好的信任。

        今天，如果让我道出对杨德昌先生最大的敬意，在于尽管并非人人都拥有强力思辨和反省的能力，但因为有了他的电影的出现，就不能说这个文化失去了内省的光芒，这种光芒并非来自高远，而本就该深植在我们心中，内省并非为了转而拿起绳索，去束缚更加年轻的心脏，而是产生自我超越的动力，这超越的动力让我们独自走向精神的开阔之地，并一次次的停下来，感受到灵魂的真实面目，正面了真实还不足够，更在开阔的过程中理解了自己，也理解了他人。

        杨德昌先生去世的时候，我远在美国学电影的台湾朋友打电话来说，无论杨德昌安葬在美国还是台湾，他都会去扫墓。上个世纪的鲁迅先生说，绝望和希望，同样虚妄。是的，在我来看，虚妄既然是人生的底色，也就应该毫无惧色的带着希望去面对，是别无他途的选择。杨德昌在某种程度上，与鲁迅先生相似，既正面人世的真相，也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去应对真实，这本身已经是美的，即便口出恶言，冷眼以对，即便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与虚伪，也让人感觉到衣服下的心脏比任何人更强烈的盼望着温暖与美好。

        所以杨德昌先生的墓碑，在我的想象中，一定是安放在《一一》片头出现的,那么葱郁又茂盛的树下，并且，那将是一个定格的 A Brighter Summer Day。

注明：（杨德昌口述部分引自黄建业先生《杨德昌电影研究——台湾新电影的知性思辨家》台湾远流出版社）

Liar

原载于 北京青年报 2007年11月

《独立时代》 1994 中国台湾 杨德昌

    看完洪尚秀作品集我曾一度怀疑《猪堕井的那一天》和《恐怖分子》在结构上有接近相似，或者说洪尚秀受了杨德昌的某些影响。换到看完《独立时代》后，我发觉洪尚秀的饮食男女们在杨德昌面前实在俗气了些——虽然二者并无比较的实际意义。

    在2006年的中国大陆，《独立时代》的故事一样随时在发生；从未失水准，二十年如一日，作品精耕细作、风格毫不动摇。但杨德昌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于是能给出很多观众满意的答案，或者讲，李安在传统文化的地道程度上并不逊色杨德昌，但是对待问题显然不及杨德昌般尖锐深刻。

    该怎么说这样一个片子呢，面对片尾字幕上打出的计程车司机（孔子）时，自己差点没笑出来。这是大隐隐于市的玩笑还是杨德昌式的困惑？

    虽然我也受不了那个作家姐夫撞车后近乎传经授道般的自白，天啊，那简直是一个神经病人在喃喃自语，甚至还试图来开导你。不可否认是他豁然开朗，因此显得开心。大概也只有杨德昌才有如此幽默，轻松却坚决地抛出自己满意的话题，

    其他地方对白基本上还是耐人寻味的。不妨直白说，《独立时代》所讲的核心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为人处世”，中国喜欢讲人情，人情二字在杨德昌故事里非常之微妙。这一切都包含在高低长短的对白中，这些对白除了承担讲解功能之外，也扩充了图像空间（风格化）。确切说这不是一般供人消遣娱乐的电影，它简直是在向你传输思想、讲解处世之道。

    当然你也可以用影片里的话回敬它，《独立时代》“装得比真的还真像”。大三时的陈湘琪参与学校舞台剧演出，被杨德昌相中而参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再到《独立时代》，之后她被蔡明亮所选用，一直合作了快十年。那时的她正如影片里的琪琪，总是充满甜美的笑容，虽然这一再被人误解猜疑，“装得比真的还真像”，但她总算没和自己过不去。

    杨德昌以《论语.子路篇》开篇就来了大段锋芒不露的对白交锋。和《恐怖分子》一样，经过四五个段落铺垫，看似毫不相关的出场人物被串在一起成了主体，然后逐渐理清关系，又产生冲突联系。虽然整个人物架构/社会背景不如前一部作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般庞杂，但是《独立时代》不偏不倚的深刻切入还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依旧是杨德昌拿手的都市题材，还有奔波操劳的年轻人群。在故事里杨德昌放置了如此数目众多的人物角色，甚至有人看完一头雾水分不清所谓主角到底是谁。

    杨德昌借影片里的人说出了常人心里大小不一的所谓算计。《独立时代》里有些人可以称为圆滑，如装神弄鬼搞前卫的小B，如背后怂恿他人的Larry，尤其后者，Larry是国人处世的一种境界，察言观色，拿捏主意，样样在行；有些人可以说是自负，严格意义上说Molly和她未婚夫都属于此类，不同的是一个精明点，一个傻冒些。剩下不好划分、自我对立者如姐姐、姐夫这般，以及完美者如琪琪，中庸者如小明。

    冷静点说，琪琪和小明在电梯门口道别，她转身离去，他进了电梯。我有个假设结局是小明突然失声，可惜小明并非多愁善感之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确切说《独立时代》故事里没有一个人是这类型的，于是一个拥抱便化解了曾有的争吵埋怨。

    曾经我对《麻将》结尾纶纶和Marthe拥吻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亲密的拥抱恐怕是杨德昌对待很多问题、喜欢的一种解决方式。

    于是我总要有这样的错觉，杨德昌电影里说的残酷是一回事，但最后结局并不坚持到底——生活总要继续，带着有无的希望（当然仅限于《独立时代》之后几部）。在《独立时代》里这甚至还够不上残酷冷酷的程度，有的也只是看待问题的尖锐或者深刻与否，不停休的思辩。

 

连续看了几部杨的电影，他的电影需要一些勇气才能看完。
不是故事，故事是很精彩的，甚至扣住你的心弦。
勇气是在于直面的勇气。
突然间想到的是很多年前读鲁迅先生作品的感觉。
在中文电影中第一次让我想到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现实，这样的字眼。
杨大师总是有一把解剖刀，一层层的剥开人生四季，剥开喜暖人情，剥开一个个社会背景的欲念与真相。
理峻而有条不紊。
看完他的四部电影，我产生了他是医学院毕业的念头，因为鲁迅先生也是学医的。
查完之后，发现他是学习理科工程的，学习并不好，但镜框后的那双眼睛符合我的想像，冷静淡定又有着俗世的关怀与温暖。
杨先生是天蝎座的，从其表述与婚姻看应该属于INTP类型的，追求完美且渴求真相。
穷其一生，一一给出了他觉得的答案。
而麻将与更早的独立时代也许他还在找寻的过程中。

总是觉得杨的电影中的人都是现实得让人觉得残酷且不健康，但可叹或是每每电到我们的是，这些人物都是生活在都市周遭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影子在上面。

麻将中不断重复的是，没有人知道他要什么。
而独立时代则抛出了一堆问题，富家女有独立的欲求与烦恼，在一顿发泄后居然会和最好朋友的BF一夜情，而且居然会问到对方爱不爱他。
有健康外表、开朗个性的琪琪常常被误以为太假，但是从真诚的看，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她一直在为男友为朋友考虑。
那个导演在一夜成名后除了在重复装腔作势及潜规则，好像一无是处，但他的存在才会显得周遭人的病态。
KING是个帅真的人，直帅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除却他的富家公子身份后有些不食人间烟火。
而那个CHARRY则是真正的道学面子，狼子内心。

有些像杨想表述或他自己的是三个人物。
一是那个公务员，他不幸的是与最好的朋友在一家公司，最后做一件伤害朋友但却毫不知情的事情。
他善良，有世俗的梦想与追求，爱家人。
也会偶尔犯错甚至出轨。
杨通过这个人物与琪琪表述的是最普通的都市人生活。
这无疑让人是觉得温暖的。
我们的很多人是与他与琪琪相同的，世俗的生活，到FRIDAY喝杯咖啡，甚至吵吵架也是我们世俗生知中温暖的部分。
也许空空如也，也许没有意义，但这些却是人生最坚实的辰光。
最后杨也给了他与琪琪一个拥抱，如同麻将中马与伦伦一样。
平凡中有希望。
鲁迅对于普通人是痛其不争，哀其不幸。
但杨我想是有些聪明人的嘲讽却大体上是认同的，在他的镜片后的眼睛中是带着淡淡的笑的。
然后是MELLY的姐姐，那个曾经的文学青年，又在媒体上宣扬幸福与爱的媒体人。她大体上是有见地，有担当的，也认定自己对于公众的意义。
那些宣扬美的东西是否是麻醉，也是杨提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个家庭有一个个人看到这些节目可以开心，可以多一些笑脸，这就是他们的意义。
姐夫则是另一个艺术的思考，他在纯文艺的线路上极端的走过两极后开始考虑中间，艺术最终是要看大众的，大众是可以治疗，还是如何引导。
没有答案。
就像杨的作品的意义，也许还是小众。
就像大都文艺片一样。
但他们的意义是用各种方式留下了他个人对于世界对于时代的思考。

还有儒者的困顿，如果孔子再世的命题，人们将他的思想作为工具，却没人真正相信他。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于丹同志。
经济与富裕离我们越近，是否感情与真诚离我们越远。
儒的世代，中华文明的最终是由什么来救赎。
也许还是道吧，难得糊涂四字的处世智慧在中国人在苦难中修得的精神灵药，灵药也许是鸦片，但也许可以治疗精神。
精神与身体不一样的是，他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但它的健康病症是很难度量的。
杨大师的意义也许在我们麻醉或是困顿时将我们冷醒，将我们指向现实，这其实也是一种治疗方式，这与中国独特但流传千年的一种方式吻合，它叫做针灸，用疼痛、麻酸来刺激神经。
在这个冬夜，我感谢杨德昌，也想念周树人先生。

中国这五十年不缺少的是野心家、政治家、军事家、革命者、执行者，不少的是抱怨者，但真正缺少的是思想者，所以鲁迅可以不朽，而杨德昌也一样，相信百年之后仍有人可以记得那付眼镜后的眼光。

中国需要张艺谋这样的人物，需要陈可辛、徐克们，但也需要杨德昌、贾樟柯及原来的张元们。电影是需要文化的积淀的，杨德昌的高明比之大陆的贾、张们，不在于技巧与电影本身，而在于对于时代对于人性对于华人文化的理解。期待十年二十年内再出两个这样的大师。
这样可以华人世界针灸精神的人。

在接触杨的电影之前，对于台北的印象只限于台湾同事们描述的都市形象，限于美丽的风景，限于台北女生好听的嗓音。
但是杨告诉我们，这三十年发生的，在上海，在北京，在广州，台北十年前二十年都曾发生过。
杨告诉我们台北并不美好，就像现在的那些都市人们。
世界上本没有什么新鲜事，每个生命在悲观本身也许只是在重复同样的烦恼与问题中渡过。

生命本就是一段无缘由的行走，我们不知道结局会是如何。
甚至身边的人也很难做到彼此的了解。
但世界是有真诚有温暖存在的，俗世间有他最简单的光辉，而且这些光辉最终都是由小及大的。
往往与财富无关，往往与阶层无关。

带着精神的矛盾与折磨，又享受整个生命给我们的简单快乐，痛并快乐着的生活吧。
杨很少提及到宗教的东西，但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的灵魂与精神的出口，也许最终在于信仰，即你对于生命的信念本身。

影片开场的那句孔子中的话就直接点了主题，在20年内迅速致富的台湾人，下一步该如何？钱权的交易、艺术的功利、人情世故的博弈、在空虚情感生活包围下繁荣得一片荒芜，人心在各种利益面前摇摆，在算计、计较、怀疑，与爱人争吵后退却却可立即和新欢海誓山盟……杨德昌把现代这种社会的种种现象通过影片中寥寥几位角色就把这人性的矛盾与复杂完全表达了出来，金钱社会对儒家教育的变相利用反而加速了信仰缺失后的对自我对他人的迷茫认知。
在万花筒般的人生百态里，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东亚意识形态成了杨德昌最乐于批判和嘲弄的对象。物质上的富余不但没有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麻烦，反而带来更多的问题。杨德昌用冷静的视角和戏剧编排式的手法来看待这一切，唏嘘人生，丑态百出。即使今时今日，这些症结仍然没有被解决，这个社会被种种问题浸淫者，我们始终是它的一部分，我们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