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一人去保利天安门观影，特别想看这部片子是因为之前看介绍是在英国纽卡斯尔拍摄取景的，是我三年前去交换的城市。当听到熟悉的高地口音，看到黑白条纹纽卡联队队服，心潮澎湃，倍感亲切。

（此后涉及剧透

之后就被剧情紧紧揪住，一刻不曾放松。主人公一家普普通通，男主金融危机后就陷入就业困境，无奈找了一家快递公司给苹果、亚马逊等品牌送快递，每天工作14小时一周六天，延误或请假都要罚款；女主早七晚九去照顾无法自理的病人，对面屎尿失禁的残局只能在进门前往鼻旁涂一点薄荷油来让自己不那么恶心。儿子进入青春叛逆期，翘课和朋友在公共建筑上涂鸦艺术书写精神，被问及为什么不努力去申请大学，他反问拥有文凭不依旧像父亲一般。生活真是太残酷了，家庭的争吵，工作的艰辛，支离的家庭禁不起一点emergency，父亲送货时被几个小混混打劫，丢了货，坏了设备，挨了一身伤，还被淋了一身尿，接到主管电话被告知还要面临巨额罚款、依旧无法请假。

最后二十分钟看得心和胃都要揪到一起去了，跟着母亲一同抽泣，面对残忍生活的无力，逼仄疲惫令人窒息，看不到尽头。在我之前的认知里，在纽卡斯尔遇到的人都很礼貌体面，我一直以为他们可以微笑待人可以帮助别人都是源于自己过得很幸福。我遇到的收银员、维修工、公交司机都那么decent，全然没有为生活所累的狼狈，我还以为大家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各司其职，享受着免费医疗，享受着国家福利，有着工会的保护，只要努力就能有所得。很显然，我天真了。英国也有社会不平等，也有无法跨越的阶级流动性，也有陷进就难以挣脱的贫穷，不管人们多努力。而可悲的是，明明是处在同一个城市，大家却仿佛在不同的次元，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身份是那么的devided（分裂），比如留学生的世界和普通英国人的世界只有有限的、礼貌的、出于公事的交集，他们的真实面就像是隔着橱窗的玻璃，只能窥见一点点用于展示的生活。以前回宿舍的路上有的时候能遇到一两个用睡袋的流浪汉，年轻男性，大冬天坐在路边。和国外的朋友有过关于这些无家可归之人的讨论，当时的我非常武断地下结论：这些人不值得同情，四肢健全，年轻力壮，不靠自己去奋斗，却这里以路人的同情为食；朋友惊讶于我的义愤填膺，她觉得对方是可怜之人的无奈之举。现在想来，也许从失业到露宿街头没有那么不可想象，有的只是被生活操得死去活来失去斗志的可怜人。

影片中间有一段男主人公和主管请假的片段，主管一天的假都没有批准，“你以为客户问how are you是真的在意你过得怎么样吗？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包裹什么时候能到。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请假，那么公司怎么去和其他快递公司竞争，怎么拿到大客户的委托。”在资本的碾轧和侵蚀下，除了资本家和中间的执行压迫之人，没有人能过得体面。导演着眼于这样一个普通家庭，严父慈母，儿女双全，却生活得越发辛苦，让人喘不过气来，叩问体制与时代，叩问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叩问消费主义与科技的加持下被雇佣者的弱小与无力。目睹着有妻儿有抱负的人陷入无尽的痛苦与绝望，想象着背后还有多少个这样的家庭，多少被生活抽打得体无完肤的躯体。

我想对这个世界更温柔些，在我还幸福的时候。做一个有同理心的人，而不是只会刷新包裹进程的消费者。如果有更多的力量，就用于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些，少些狰狞，多份包容。

闲暇是有钱阶级的特权。穷人就只能像一头骡子，脖颈被勒住，眼睛两边各罩着微型的八角帽，踉跄地抬起蹄子，脚步绕着石磨，一圈圈在时间和空间的黑暗中摸索。25小时工作制是为劳工创建的，精准地确保每一刻他们都在战兢地驮着工作，艰难前行。快递员手中的黑盒子也是为他们而诞生，设计这个程序的软件工程师可以去上厕所，快递员忙起来，却要用塑料瓶解决尿液，因为在资本家的脑海里，人身依附等于卖命，“机器”需要挣扎喘息的时间么，不需要，加油和润滑都不可以停，因为翻滚的利润不停。

试错是需要成本的，容错率的宽容没有留给普罗大众。小孩年轻气盛、不管不顾的闯了祸，最后发现折损的却是爸妈的尊严，他们有爱，却没有可以运用的资本和资源，只有求爷爷告奶奶装孙子，把事情抹平。Sebastian的角色，类似于《革命之路》里的疯子，他是被安插的旁白，无意识地泄露了可能的命运。“所以我要去读书，欠下57000的债务，然后和Harpoon的哥哥一样，去电话中心当接线员。”众人皆醉他独醒，身为青年，他的目光并不长远沉重，初心是想挣脱束缚，却没有看到命运背后的明码标价，没有能力承担后果，意味着父母在无法抽身的漩涡中，需要向雇主更多的解释和额外的工作时长，来挤出一丁点可怜的时间，为他摆平学校、警察。

劳工被时间线绑架，他们的女儿必须学会自己8：45上床睡觉，父母在11点才会回来，与父母相处、玩耍的时间，在一起送快递中度过，工作与陪伴始终交织。她等待的每一个解释，都是“我太忙了”“老板临时改了时间”，或者恼羞成怒地质问“你不能自己去玩吗”“为什么非要大人陪着”。改变命运的机会很有限，在学历泛滥的现在，除非赌准拔尖的学校、热门的专业，那些抓不住风口的毕业生，仍然在延续父母的故事。

这个电影的可悲之处，在于这是所有人的故事，不是专属于英国快递员，是扎着两个黄色兔耳朵的外卖小哥，是忙碌地洗菜炒菜招呼客人的餐饮店，是值守整个夜班作息不规律的工人，这是“劳工的悲歌”。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唱完了，戏罢还是得继续兢兢业业地爬着日程，毕竟工蚁谁都可以被替代。

01

没有宏观视角下的尖锐对立，也没有意识形态上的露骨批判，更没有感性领域中的刻意煽情，但我想没人会否定《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一部相当真实，且又十分沉重的现实题材电影。

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失业的工人，而身为四口之家的顶梁柱，他必须为这一摇摇欲坠的家庭撑起一片足以呼吸的天地。正当其为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发愁时，他找到一种新型经济模式下的工作途径，即成为一个快递站点的加盟司机，这似乎意味着他有了主宰自我命运的机会，他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来改变自己以及家庭几乎崩溃的命运。于是，他有了规划，他有了梦想，但现实往往不是平坦的大道，而是凶险的流沙，对于深陷其中的人来说，越是挣扎，越是狼狈，而在这时，人的伟大以及人的悲壮总是同出一辙，因为即便是狼狈的未来，也没人会放弃挣扎。

他会努力工作，但却改变不了未来。

02

这是机会？还是谎言？

瑞奇接受了快递站点负责人的邀请，按照后者话来说，他不是为站点而工作，而是成为了站点的合伙人。总之，他有了一个机会，只要他买或者租一辆用以运输的货车，他便可以成为一个连接网络与用户之间的节点，这是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信息网络留个人工的最后一座堡垒。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互联网的这种众包模式给瑞奇这样失业的人提供了一个稳定但不稳固的就业机会，稳定是因为这种人工需求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不会有颠覆性的改变，而不稳固则是因为这些参与其中的劳动者并没有得到较为完善的劳动保障，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工人，因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公司为其提供一个关系明确的雇佣合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互联网经济下的自由人，而维持这份自由的前提便是工作，这是一组互为因果的关系，工作的密度决定了自由的广度。然而，一旦这种逻辑关系被广泛认可，那么自由便不再是一种以自我主体之人格为前提的普遍概念，而是一种以某种量化标准为参考的狭义理解。

他们提供了机会，但他们也灌输着谎言。

瑞奇找到了赚取报酬的工作，但相较于传统的劳资关系，一些原本属于企业对工人的责任、义务以及规定，在这样一种新型经济模式的架构之下被巧妙地剥离。在形式上来说，位于社会底层的瑞奇的确是为自己工作的主人，他有选择不工作的权利，但那也意味着他将失去生活的唯一来源，于是，他成为了这一模式的附庸，他不得不接受超越法定工作时长的工作要求，也不得不接受没有法定休假的工作制度。

对于掌控渠道与资源的平台方来说，瑞奇是个体的主人，同时也是这一经济模式下的奴隶，他为生存以及自由而奋斗，但当奋斗的机会完全由他者所垄断时，生存是一种施舍，自由是一种奢侈，而过于美好的未来便不再是一种可供想象愿景，而是一种精心编织的谎言。

03

规划的路线，精确的剥削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一部聚焦于底层个体的电影，它未曾像《寄生虫》那般露骨地将对立阶级间的矛盾表露出来，抛开宏观视角的叙事只为关注某类群体的悲欢，瑞奇一家是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他们渴望改变，但却没有选择。

瑞奇入职的第一天，与他捆绑在一起不止是严格的站点规定，还有一部用以发送快件的扫描器，它是连接网络与个体的终端，它很体贴，也很智能，它为瑞奇规划配送路线，它不需要配送员有过多的思考。毫无疑问，这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源于技术的“侵略”。

你可以说这部电影相当质朴，因为构成其故事的要素相较于现实而言并无太大程度的超越，但你很难否定导演挖掘故事内核背后的野心。

瑞奇是一名失业工人，而掀起这股失业浪潮的不是某种时代的偶发事件，而是技术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下的必然趋势。复杂的社会劳动被程序和机器逐步拆分，从个体作坊到流水线，再到现在的智能化生产，人就在这样技术演变之下一步一步失去了对劳动的依赖，但同时也逐渐失去参与劳动的机会。

瑞奇作为一名快递员，他所能拥有的工作机会是技术尚未解决的程序盲点，但你很难说这到底是莫大的幸运，还是更大的不幸。作为具有个体意识的人，他被置于某种算法和程序之中，对于后台系统来说，他是快递扫描器的附属物，任何背离扫描器要求的行为都会被认定为失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不会出错的监工，它的智能足以让其规划好瑞奇工作的每一项工序，没有缓和的余地，没有博弈的空间。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精确到极致的剥削，而更重要的是，它将剥削者藏在了一个没有生命实体的程序背后，这样一种零工式的新型经济模式也因此成为了对立阶级间的缓冲带，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便是工人阶级的抗争性由于主体意识遭到了破坏（瑞奇在接受工作之初就被告知他不是雇佣工人）而渐渐消解，而他们应有的权益也随之被规避甚至被舍弃，因为在智能化浪潮的侵袭之下，工作的机会已然成为了一种稀缺的资源。

瑞奇已经尽力，但对于现实来说，尽力远远不够。

04

无处可逃的未来，无法守护的自尊

这部电影有它的平淡，但也有它的柔软。其中最能触动我的地方便是，当他向站点主管提出想要在圣诞节请假，与家人团圆。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一位体恤妻子的丈夫，也是一位心疼女儿的父亲。

“我女儿丽莎，她才是11岁，却会失眠。”

瑞奇太失败了，他有他的计划，他想通过劳动来改变这个家庭的未来，但他却不得不在两个孩子的生活与成长中缺席，他拼尽全力想要给自己的家人提供一个温暖的家，但他拼尽全力的样子却在无形之中成为孩子成长历程中的负担。对于丽莎来说，她父亲不是在卑躬屈膝中赚取报酬的奴隶，所以当父亲被客户家的狗所咬伤时，在快递单上执拗地写下了“你欠我爸爸一条新的短裤”。在那一刻你便能感受到，瑞奇不是一个被机器剥离意识的工人，而是一个饱含生命情感的个体，通过其女儿的视角，观众切实感受到了他的痛苦、他的坚韧以及他的无奈。

然而对于智能化的程序来说，情感是一种不被识别的代码，高强度的工作让他无暇顾及个人以及家庭的生活，他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为儿子竖立一个奋斗改变未来的榜样，但后者却坚努力只是一种徒劳，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他的叛逆和沉沦。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却是一种有着群体认同的观点。

瑞奇的家庭遭遇是这一时代底层群体的一个缩影，他们盘算着未来，又攀附于现状，而由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也随之收缩，而他们想要获得成功的成本也不可避免的随之加码，可能是更高的资金投入，也可能是更长的时间成本，更可能是更大的健康消耗，而他们能够承受风险的能力并没有因为成本投入的增加而增加，甚至更加脆弱，不断攀升的债务，不断加深的矛盾，不断恶化的身体都可能成为压垮希望的重担。

当瑞奇在工作途中遭遇抢劫并被殴打后，随之而来的不是完善的工伤认定，而是一系列的赔付清单，这些都转化为了新的债务压在了瑞奇肩上，他没有机会休息，只能拖着沉重的身躯返回工作的岗位。个体的尊严在这般残酷的外部环境中被折断、被碾碎。

未来真的会改变吗？这部电影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我能够看到的只有一个中年男人的绝望。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抓住的是这个向着更高效率、更加智能不断迈进的社会固有的时代矛盾，瑞奇一家只是这种矛盾的一个切面。

我们当然有理由歌颂技术革命带来的文明之光，但我们也不应忘记，这个社会仍有义务去为每一个拥有人格的主体提供一个保有自我价值与意义的未来。

好的现实主义电影在中国几乎绝迹了。

数一数吧，这几年有几部国产片真的明白现实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然，你可以说，《我不是药神》、《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等几部相当卖座的国产片不都是现实主义电影吗？

《中国机长》质量比较一般，就不多说了，说多了都是槽点。《药神》和《红海》倒的确是非常出色非常成熟的类型片，但要说它们有多么“现实主义”，并不见得。

我挺喜欢《药神》的，但我也必须得说，它确实存在不小的问题。

为了给影片制造更强烈的戏剧冲突，《药神》将警察拉到了主角的对立面，把外国药商设计成了隐藏着的大反派，用了许多叙事技巧将主角的形象拔高，从而用情绪代替了思考。

看完电影，我们很容易会被感动，但我们也会生出许多疑问：影片里讲的这件事，真是如此吗？现实中的药神，是这样吗？在这件事背后，还有哪些隐藏着的问题呢？

影片的问题，不在于它只拍出了现实的冰山一角，而在于它的艺术创作，有些偏离现实了。

偏离现实的好处，是故事更好看，情绪更饱满，坏处则是，仔细想过之后，就觉得影片没那么“真”了。

《红海行动》也不错，影片中的动作戏，确实够硬，要多真有多真，但对比文戏和武戏，我们就会发现林超贤导演有些偏科，打当然是打嗨了，但“为什么要打”这件事，交代得有些语焉不详，或者说对于现阶段的国产片来说，有些话也不能说得太明白。不能太明白，当然就不“真”了。

总之，不管是拍不出“真”，还是不能拍得“真”，中国电影渐渐地就缺少了这份“真”。

说起来，很多年前的中国电影，倒是有这份“真”的。第四代第五代导演，都有现实主义电影佳作，比如杨延晋的《T省的84·85年》，黄建新的《黑炮事件》、《背靠背，脸对脸》等作品，都很值得一看。第六代里，贾樟柯早期的电影，如《小武》、《站台》，都是极好的，李杨导演也拍出过《盲井》、《盲山》这样的电影。

但后来，黄建新心系大业，作者性全都丢掉了；贾科长离宇宙越来越近，离现实越来越远；李杨倒是初心未改，还拍了部《盲·道》，但影片的质量实在是不敢恭维，谁看谁盲，说是现实主义电影，倒尴尬得像是部无厘头喜剧片。

罢了罢了，想看出色的现实主义电影，还是得往外面看看。

有人可能会说了，我们的生活够苦了，就像看点儿甜的，不想看现实主义电影找罪受，这话似乎有道理，所以有一部电影我早都想推荐给大家了，但一直压着没说，就是怕这样的言论出现。

但其实，如果你看一部电影，只能看到“苦”或者“甜”这些最表面的东西，那是太可惜了。一部好电影的价值，绝不在于它给你传递了怎样的情绪，而在于它在情绪之外，还给你带来了什么，也许是一种思考，也许是一份力量。

绕了这么多弯子，我要聊的这部电影叫做《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一部真真正正的现实主义电影。

一句话评价这部片子，就是它拍出了一种赤裸的真实。

影片所讲的故事围绕着英国的一户普通人家。丈夫瑞奇送快递，妻子艾比做保姆打零工，儿子塞巴不好好学习，整天瞎混，是个问题少年，女儿丽萨年纪还小，倒是乖巧懂事。

整部电影讲的，就是这个家庭遭遇了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问题，将这个家庭逼入了困境，并且让影片中的一家之主瑞奇一步步走向崩溃。

瑞奇遭遇的最核心的困境，是他无法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平衡。

换句话说，他的工作压榨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

说到底，这是一部关于“996”的电影。

影片中有场戏我印象挺深的。瑞奇的儿子塞巴盗窃，被抓到了警察局，警察给瑞奇打电话让他接人，但他正在工作，马上就要出车，如果他离开，就必须得承担公司的损失，自己不赚钱，还得赔很多钱。

把儿子接回家之后，就是大吵大闹，父子争执，丈夫和妻子也吵了起来。

妻子抱怨丈夫对儿子疏于管教，丈夫则说自己太忙了，连饭都吃不上。

妻子更生气了，因为为了给丈夫买送快递的车，她卖掉了自己的车，打零工的她只能去挤公交，为了准时，她也经常不吃晚饭。

矛盾，都是一连串的小事积攒而引发的。

而根源，就是所谓的“996”。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它没有态度明确地告诉观众，员工的工作时间被压榨是不对的，它反而告诉我们，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必须得接受这件事情。

瑞奇面临的问题就是，他知道自己已经承受不了如此高负荷的工作了，但他不能停下来，他如果停下来，整个家庭将面临更多问题，他的压力会变得更大。

换句话说，累是小问题，穷才是大问题。

真正被“996”荼毒的人，其实并不是会经常去抱怨“996”的那群人。

影片中，瑞奇在和儿子大吵一架之后，心力交瘁，想要去请一个礼拜的假，老板则告诉他，你想请假当然可以，但得赔很多钱，而且，你不要觉得这个工作很累，想干这个工作的人多的是。

这就是现实，这才是现实。

最苦涩的现实里没有那么多主动的选择，有的只是无奈的被动。

影片的最后，瑞奇遭到抢劫，被殴打，受了伤，但第二天，他还是开着车离开了家去送快递，全家人拦着他，也拦不住。

儿子说你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他说，我必须得去工作，没有选择。

那一刻，这部电影该有的劲儿就足了。

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有的人会吐槽，这片里儿子女儿都用的是苹果手机，一家人租住的房子也不算小，有吃有喝还有车，虽然生活是挺苦的，但似乎也不是真正的苦，用我们无产阶级的眼光来看，他们叫苦像是无病呻吟。

我一开始也有这样的感觉。

但仔细想想，其实导演是想拍出一种更普遍的状态。

他要拍的，不是最苦的，不是最惨的，而是很正常的，很普通的，却也面临着许许多多问题的。

瑞奇到警察局领儿子，警察给他儿子说，你不错了，珍惜吧，多少人可没爸爸来领人。这一刻，让人百感交集。

这就是最真实的。

你可以说瑞奇一家的困境并不是绝境，但大多数人的困境，其实都不是绝境。

拍绝境，当然更有感染力更具戏剧冲突，但那往往就需要更多的艺术加工，而《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追求的，就是一种未经雕饰的，赤裸的真实。

看《春天后母心》那样的苦情戏，我们可能会哭得稀里哗啦，但我们不会去想，如果我们自己是刘雪华那个角色，该怎么办？而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这样的电影，我们可能哭不出来，但思考，多少是会有一些的。

影片片名中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快递公司致歉卡上的话，快递送晚了，客户就能看到这句话。

快递被错过了，有人说对不起，但社会问题被忽略了，谁来说对不起呢？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看似讲的是一个家庭的小故事，其实说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探讨的是社会制度的弊端，它所观照的，是我们身处的时代。这样的电影，是越来越少了。

当然，影片也有不小的缺点。

让瑞奇真正走向崩溃的导火索，是他在送快递的时候遭遇了抢劫。这个情节的设计，就有些刻意了，对于编剧来说，这是偷懒的表现。

对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名作《偷自行车的人》，高下立见。在德西卡的作品里，男主角的自行车被偷了，于是他开始想办法找车抓贼，无果，最终他选择去偷车，这个行为让他走向了崩溃。

一切看似是主动的选择，其实是被社会被命运裹挟的结果，这个是高明的。

强行给角色施加外部的打击来促成内心的崩溃，并不高明。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很佩服导演肯·洛奇。

肯·洛奇是什么级别的导演？八十四岁了，从六十年代就开始拍片，拍了五十多年，佳作无数，拿过两个金棕榈。

我最喜欢他的《小孩与鹰》和《我的名字是乔》，这两部都不是他的金棕榈作品，但都是非常出色的现实主义杰作。

肯·洛奇肯定不是同辈导演里成就最高的，他的作者性甚至不算很强，在影像上也没有做出太多革新，但他可能是最有“战斗精神”的那一位。

他这一辈子，都在努力拍出社会的“真”。

拍《我是布莱克》，他批判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拍《铁道之歌》，他关注英国铁路私有化之后铁道工人的生活问题；拍《土地与自由》，他分析土地分配制度；拍《家庭生活》，他关注个体的心理问题和家庭的关系。

肯·洛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拍底层就是真真切切地去拍他们的生活，没有俯视的姿态，只有平视的关怀。

但他有态度，也有情绪。很多时候，我们看他的电影，会觉得老爷子挺可爱的，批判了一辈子，愤怒了一辈子，到老了，心里的火焰还从未平息。

有时候看看肯·洛奇，看看老东木，还莫名有种励志感。

真的挺了不起的。

我们身边有太多人，才二十多岁，就已经失去了愤怒，失去了对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的关心。

有时候我也会想，可能不是中国电影人拍不出现实主义佳作，而是中国观众根本就不愿意看这样的作品。

“假”看得多了，就更喜欢推开“真”了。

可是，这个世界真的不能没有“真”。

电影可以是娱乐，是艺术，是产品，但同时，它也可以是时代的行车记录仪，理应有人把它当成时代的行车记录仪。

本文原载于澎湃思想市场

84岁英国导演肯洛奇的新片延续了他一贯的主题和立场。很大程度上，片名是对被忽视与被损害的工人阶级整体的一句表白，深情款款但也暗含着几分无奈。这正是导演56年执导生涯反复变奏的母题：面对工作与生活的难以为继，工人阶级如何捍卫自己的尊严。尽管难以置信，但很难想象今天还有另一位导演愿意几十年来如一日孜孜不倦、一丝不苟地将镜头对准这个庞大然而无法言说的群体。在上世纪70-80年代屡次受到政治审查和作品被禁播的阻挠后，肯洛奇依然没有妥协和放弃。即便如今，年龄也没有阻碍这位导演对工人生活与权益最新进展的关注。

在这部绝对不可错过的新片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导演对亲身见证的劳工三代人的刻画，也可以看到平台资本主义用工环境下传统劳动权益如何进一步受到破坏，从而使得工人阶级家庭越来越走投无路。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海报

劳工三代：被掩盖的劳权衰落史

尽管影片将叙事焦点放在数字资本平台对工人的剥削与工人维系日常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上，但矛盾的展示并没有缺乏相应的历史纵深。导演实际上展示了不同时代所塑造出的劳工三代之间的差异。

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主人公一家。Ricky和Abbie作为正值壮年的1980一代，是家庭经济收入的来源。经济危机前他们过着准中产的工薪家庭生活，通过借贷有房有车。但2008年金融危机中银行的破产，导致他们最终失去了房子。丈夫Ricky也失去了建筑业的工作，成为互联网快递平台旗下的一名“自雇者”（self-employee）。妻子Abbie则是互联网平台上的家庭护理工人。面临零工经济的剥削，他们缺乏传统的劳动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缺乏相应的团结组织，更不用说斗争经验。

家里的孩子们则是00后青少年一代。哥哥Seb再过几年就要步入社会，但他透过身边年轻人的经历，看清了自己的前途没有希望，无论是读大学还是找工作都不会有未来。所以他成为一个叛逆和悲愤的年轻人角色，频繁逃课，沉迷于街头涂鸦。妹妹Lisa年纪小很多，还没有进入社会的压力，聪明体贴，努力照应家里的其他成员，但无力解决家庭的撕裂问题——因为问题无法在家庭内部得到解决。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在影片的结尾陷入了无助的状态。这是必然的。此外，与他们的父母相比，他们是在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环境下成长的一代，对这些新技术更加依赖。

容易被略过的是影片中的1950-1960一代。这代人通过Abbie的护工视角呈现为垂垂老矣需要被护理的老人。尽管影片生动地刻画出他们由于衰老而行动不便、自尊受挫，但不要因此忽略了更重要的信息传达。首先是一位脾气看似古怪的老人故意打翻了餐桌上的盘子，由于Abbie拒绝了老人为她梳头的好意，并声明自己必须遵守平台的规则不应与“顾客”有亲密的私人关系。但老人的摔盘子是Abbie改变态度的转折点，此后她开始打破规则，与“顾客”交心。于是才有了Abbie与另一位老人分享家庭照片和故事的场景。影片由此点出这代劳工经历的燃烧岁月。他们是年轻时参与了1970-1980年代英国罢工运动的一代劳工。当他们面对往日的照片，可以回忆起当时载满罢工纠察队的汽车，为罢工者供应免费食物的餐厅，工人们同仇敌忾不惧警察暴力的勇气。但今天的工人面对劳动困境（比如每天996甚至更严重的加班时长且没有加班费）却缺乏维权途径。因此，当老人听到Abbie的劳动状况时感到非常惊讶，他们的抗争精神其实比Abbie和Ricky所代表的年轻一代要更加强烈——这种情况在上一部影片《我是布莱克》中也可以看到。这里展现了非常鲜明的两代人对比。

当我们把导演本人执导的经历与影片结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导演试图以此唤回英国历史中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的努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恰逢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大力推行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一边控制学术和媒体舆论，一边通过钢铁、铁路、煤矿等公共部门私有化使大量工人失业，并强硬弹压工会工人斗争。与此同时，工会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也使得工会高层并不总能代表工人作出最有利的决策。肯洛奇在这一时期的纪录片《领导的问题》（"A Question of Leadership"，1981）《领导的诸多问题》（Questions of Leadership——Problems of Democracy in Trade Unions: Some Views from the Frontline，1983）、《你站在哪边？》(Which Side Are You On?，1984)因反映了这些问题而遭到严厉的政治审查和禁播惩罚。禁播的理由是这些纪录片失去了记录的“中立性”。从这段历史我们看到工人阶级主体意识是如何被阻断和遗忘的。国家机器通过暴力和意识形态的手段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但影片没有导向一个完全绝望的境地，实际上压抑中总是暗含着希望的火种。剧情进展到后半段，Abbie在与丈夫争吵、离家出走后来到老人家中寻求安慰。影片中象征两代人精神传递的一幕是令人难忘的：老人一边替Abbie梳头以缓解她的精神压力，一边吟唱着美国民谣乐队纺织工（The Weavers）脍炙人口的歌曲《Goodnight, Irene》。要知道这首民谣帮助纺织工打入大众流行音乐的行列，并让更多人了解到他们其它的左翼亲劳工作品。

影片也将许多希望寄托在00后最年轻一代人身上。不偏不倚地讲，哥哥Seb具有优秀的团队组织能力，而他对命运的洞察以及对自由的渴望让人联想到肯洛奇早期作品《小孩与鹰》中的训鹰男孩Casper。妹妹Lisa则展现了她敏锐的分析和批判力。在帮助父亲送快递途中，她对快递公司扫码枪背后的运作机制做了简单的社会分析。她思考了她的父亲从来没有思考的东西：拿着扫码枪工作的一线快递员甚至没有时间上厕所，但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操纵这些程序的管理者却绝不至于如此，而这是不公平的。

现代奴隶制：劳工维权的挑战

影片的重点是展现零工经济对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摧毁：长时间工作导致两代人缺乏时间沟通，渐生隔阂；工作侵占了私人生活，夫妻关系变得紧张；不安全的家庭和教育环境使得孩子对未来丧失信心。尽管从社区与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切入劳工问题一直是肯洛奇以往作品的一个特点，这种叙事方式在《我是布莱克 》、《面包与玫瑰》与《凯西回家》中都可以找到，但新片也前所未有地细致呈现了工人阶级在互联网技术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下如何受到新的剥削。

《我是布莱克 》剧照

我们看到家庭中的那对难夫难妻由于不被数字资本平台承认为公司的受雇者而遭到了种种不公的待遇。首先，工作时间是惊人的，且没有最低工资标准和加班费一说。Ricky的工作模式接近796（指每天从上午7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模式），每天的工作时长远远超过8小时，且无法间断——这导致他只能朝塑料瓶里小便。而Abbie的工作时长绝不会更低，并且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平台随时可能打电话要求她接活——这正是我们在那场被打断的家庭晚餐上见证的。而这侵犯了她的私人生活。其次，许多过去由公司承担的生产费用现在被转嫁给平台的数字劳动者。Ricky自己花钱买下了快递卡车，且要承担其中的燃油费和维修费用。Abbie则要自己支付工作中来往于不同雇主家的搭乘公车费。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数字平台的“实力甩锅”。当Ricky在工作途中遭受抢劫和殴打，平台不愿意承认这类教科书级别的“工伤”，没有工伤保险，医疗费自付。不但如此，他还被要求赔偿运送的包裹中丢失的护照和损坏的扫码枪——价格不菲。另外，在他“旷工”的日子里，每天都将面临高昂的罚款。他一再被告知自己是“自我雇佣的”，简直难以置信，如果数字平台不承认Ricky是平台的受雇者，不愿意承担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又何来旷工罚款呢？

更令人恐惧的是，硬性的规章制度与软性的人情关系结合起来，对劳动者构成牢牢的人身控制。公司不会“命令”Ricky努力工作，不许休假。但Ricky一旦休假，除了高昂的罚款，他还不再是经理眼中的“好男孩“了，这让Ricky感到自己辜负了经理以及客户的期望。当Ricky由于处理儿子遇到的困难而不得不连续两天“翘班”时，想想他在电话里对经理卑躬屈膝的样子。他为自己的“失职”而感到自责和愧疚，但他完全没有想过数字平台从来没有履行过自己对受雇者的责任。相反，它们一直在逃避，还以一种冠冕堂皇的措辞而摆出一副虚伪的平等姿态：“你可是自雇者，你不但要对你的合作伙伴负责，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这种道德绑架让Ricky完全忘掉休假本就是劳动者应有的权益。类似的事情在Abbie那儿也发生，平台利用了她对老人们的善心，使她付出免费和额外的劳动。而对于Abbie来说，这种劳动更像自愿的，而这正是数字平台的企图。

类似地，灌输给劳动者“自雇者”的身份意识，通过层层分包（包片包区或包路线）的策略也分立了劳动者，使他们之间形成更激烈的竞争关系，从而削弱了团结可能性——尽管Ricky更多地被呈现为一个非常努力但仍然无法达到苛刻标准的受害劳动者形象，但他为了更多薪水而“夺走”同事路线的行为的确是典型的“工贼”作为。传统工会组织更难进驻到这样的地方。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快递平台的规则促使Ricky违反交通法，造成疲劳驾驶等安全问题。2018年1月，英国多塞特郡患有糖尿病的快递员唐·莱恩（Don Lane）因错过医疗会诊时间而去世。当时他为了避免每日150英镑的罚款而选择继续工作，没有去治病。肯洛奇以及影片的编剧保罗·拉弗第（Paul Laverty）正是以这个故事为原型制作了电影。一切是如此的真实。最后，影片也提醒我们：定位追踪技术对劳动者的人身监视以及收集客户的个人数据隐私并与其他公司进行利益交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公司用工灵活化（如劳务派遣、雇佣临时工）和分散化（多任务多地并行）的趋势实际上自就业岗位向新兴服务业转移起就越来越明显。但互联网数字平台的产生加剧了这一过程。正如影片中呈现的那样，平台资本主义不承认雇佣关系，从而使劳资矛盾不适用传统的劳动法体系，以此甩掉与此捆绑的一系列风险和责任，压低“人力成本”。这标志着以成文法形式固定下来的劳工历史斗争成果被彻底地否定。

面临这些严峻挑战的劳工并不在少数。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英国为数字资本平台工作的人数翻了一番，达到470万，几乎占所有就业人数的十分之一。英国目前有多达1000万人从事某种不稳定的工作，这一趋势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认为的“零工经济”领域，并进入已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职业，例如教学，护理和接待服务。而根据《中国邮政快递报》发布的《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2018年中国快递员数量已经突破300万，其中每天工作8-10小时的占46.85%，每天工作10-12小时的占33.69%，近两成快递员工作12小时以上。由于采用不定时工作制，快递员没有加班费，大部分也谈不上五险一金。75.07%的快递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

这些趋势也的确使工会组织更加困难。1970年代，一半的英国工人持有工会卡，而如今只有五分之一。在大多数于增长迅速的私营部门中工作的年轻人中，这一数字则下降到6％。2017年，英国的罢工次数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总罢工天数仅为170,000，而在被称为英国“不满之冬”的1979年这一数字为2,950万。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工三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团结权）、集体交涉权（争议权）、集体行动权（抵抗权））正在新的资本剥削形式下丧失。

最后，影片落入了反对新兴技术应用的左翼“技术保守主义”的窠臼了吗？显然没有。它试图使我们看到劳权的不断削弱是自上世纪70年代延续而来的。这也是本文将这一观点前置于第一部分的出发点。正如达拉斯·斯迈理在《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中所说的那样，技术不是独立自主的存在，研发和应用技术是政治过程。今天我们处在互联网技术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之中，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因而关键是，我们需要资本主义之外的替代性技术文化实践路线。

替代性选择：零工工会与平台合作主义

现实中并非不存在我们所说的替代性选择实践。

实际上，新的零工工会正在被组建起来，尽管并非顺利。2012年英国独立工人联盟（Independant Workers of the Great Britian，IWGB）成立，主要服务于零工经济领域的劳动者。根据英国卫报报道，自2012年以来，包括英国总工会（GMB）和IWGB在内的工会赢得了一系列针对零工经济雇主的案件。2018年，英国就业法庭裁定上诉的自雇Hermes快递员实际上是享有基本就业权利（例如最低工资和假日工资）的工人，而不是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s）。此后，法院针对Uber，Addison Lee，City Sprint，Excel和e-Courier 做出了类似判决。但是这并未导致行业发生巨变，因为公司尚未将法庭裁决应用于案件范围以外的工人，并且法庭裁决屡屡受到挑战。优步目前正在就一项判给驾驶员基本驾驶权的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将在今年作出。

在没有来得及组建工会的地方，野猫罢工正在进行。2019年8月27日，Rideshare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Uber总部外集会抗议。到了9月10日，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投票通过了禁止公司将工人错误地归类为独立承包商的法案。

一些技术被非常巧妙地应用到斗争之中。Whatsapp为快递员和外卖员的网络提供了技术基础。消息得以迅速传播。另外，利用平台的程序设计结构，一些有利于罢工的情形也得以建立。2016年，Deliveroo曾宣布将单方面改变对骑手的薪酬支付方案，这引发了为期六天的“罢工”，骑手迅速采取集体行动使自己无法接单。来自Deliveroo的竞争对手Uber Eats的快递同事迅速效仿，并开始利用该应用程序内的促销优惠：新客户首次订单优惠5英镑。通过反复创建新帐户并订购运送到纠察队的廉价餐食，罢工者积累了一大堆免费食物，而为此买单的正是Uber。与此同时，当源源不断的骑手带着食物赶来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客户原来都是同行，正欢呼着要求他们赶紧登出平台账号以加入罢工。

针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平台合作主义的替代方案也在2014年被来自纽约新学院的学者Trebor Scholz提出。通过合作社模式和数字平台技术的融合，数字平台为劳动者所有，劳动者得以成为平台的主人，享有体面的工资和收入保障，参与分工安排的决策，并有权决定个人在平台数据的使用和存留。我们这些年看到了许多运作成功的案例，遍布自由职业、线上零售、创意与艺术、出租车交通、家政清洁、新闻媒体、交易市场等各行各业。

德国的Fairmondo是由用户拥有的离散式在线市场，采取有别于亚马逊、淘宝的合作社模式。旗下2000名成员致力于发展替代电子商务大玩家的平台，同时坚守自己的理念。该网站鼓励公司参与公平贸易且只从社会责任信誉良好的商家进货。在从德国推广至全球的过程中，他们希望平台最终由各个地方的合作社集体所有。

Stocksy则是一家摄影库存图片合作社。它归艺术家们所有。合作社理念基于利润分享，为网站提供照片的艺术家共同拥有网站所有权。艺术家可以申请成为会员，一旦成功，他们会得到销售图片50%的佣金，年底还有利润分红。

美国家政工平台合作社Alia则是由美国的家政工联盟开发的一个平台。在美国的大多数州，家政工不适用一般的劳动法律，不被包括在劳动法保障的范围内。这种情况下，家政工其实是缺乏社会福利保障的。但有了Alia，通过合作社分红的方式，家政工拥有了带薪休假和保险。

回到影片。在影片的结尾，父亲Ricky为了避免罚款，背负着完全没有痊愈的工伤坐上驾驶座，再次踏上没有尽头的快递之路。在难以抑制的哭泣中，我们感受到他内心深切的无助和苦楚。值得庆幸的是，平台合作主义这一逐渐壮大的发展力量可以算作对肯洛奇新片所展现困境的一个积极回应。2020年被平台合作主义联盟（The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PCC）定为平台合作社年。我们期待更多劳动者投入到改变自己命运的行列中来，一起探索更多替代不公经济模式的另类路线。

推荐 向导演肯.洛奇致敬。一个资本主义的老爷子，五十几年来持续关注底层社会，用镜头为底层人民呐喊。 电影里的故事每天在全世界上演，只不过有时候我们选择不去看见。 底层的压力每天在聚集，膨胀，雪崩的时候，没有一朵雪花是无辜的。 据央行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人口近14亿，有5.6亿人的银行存款为0，储蓄率下滑严重。 广义货币M2增量惊人，但是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存款为零，扣除少年儿童群体，依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更为让人担忧的是，数以千万计的贷款买房家庭虽然有存款，但是扣除贷款总额后存款为负数。按照工商银行公布的财报数据，2%的人拥有80%的存款，如果推而广之，可以保守的说80%的家庭存款极少，意味着超过10亿人存款要么为零要么非常少。 相当多的国民存款为零，这意味着这部分人的抗风险能力极低。少年儿童有父母呵护不用说，中青年人如果没有存款，遭遇失业、大病时，生活都会出现问题，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前几天总理提到有六亿人月收入在千元以下，很多人表示不相信。这起码说明两点，一是很多人，包括我，只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只相信自己看到的事情。二，我们的媒体人，在宣传正能量方面成绩显著。 再次向84岁的导演肯.洛奇先生表达我最深的敬意。

肯洛奇无疑是当代影坛最伟大的叙说者之一。作为导演，他与他的同志们几十年如一日地通过荧幕讲述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情感、深描TA们的语言和肉身。在近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他又将镜头聚焦在了时下“崛起”的零工经济，以英国北部纽卡斯尔普通的一家四口为切入口，展现了新兴工作形式影响下的劳动者主体所发生的复杂变化。只不过，这部作品再次延续了肯洛奇过往的悲观情怀，在熄灭了主角一家最后残留的希冀——家庭之后，我们仿佛就无法避免地陷入到了女主角Abbie的梦魇之中：掉进泥沙，沉入无底深渊。

一、弹性专制：“零工”时代的劳动者境遇

主角一家原是英国的一个准中产家庭，丈夫Ricky是一名建筑工人，家庭和睦，并购置了属于自己的房产。然而，始于07年经济萧条重创了这个准中产家庭，TA们一家很快失去了原有的住宅，Ricky也失去了他的工作，只能依靠妻子Abbie从事照护工作来养家糊口。在朋友的介绍下，Ricky进入到了一家快递公司从事派送工作，这似乎让一个本已深陷贫困泥潭的家庭看到了转机。影片以Ricky和管理者的对话作为开头，在双方交流的过程中间主管明确告诉Ricky：“你不是员工，你是自雇。”自雇意味着劳动者没有获得雇佣合同，TA们一方面为企业工作，另一方面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保障，与实际的雇佣者处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关系之中。然而我们随后便能在影片中发现，Ricky和其他同事虽然名义上是“合伙人”，但TA们的劳动却受到了平台的严格控制：劳动者无法决定自己的运送路线，更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甚至连Ricky带女儿一起送递也会受到主管的批评。同时，武断、严厉的警告和罚金成为了规训劳动者的重要手段，主管还可以随意对TA们进行驱逐……

随着平台资本主义和按需经济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日不再被理解为标准、稳定的每周5天、每天8小时。取而代之的是弹性、按需、全天候的工作时间。影片中Ricky工作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他何时能够将货物送递完毕，而Abbie的工作日程则更为弹性，她需要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随时改变自己的日程表。当矛盾重重的Abbie一家达成了难得的和解、其乐融融地吃饭聊天时，客户的一通电话便迫使Abbie立刻回到工作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和解”片段是影片所展现的残酷现实里的唯一一片“绿洲”，然而很快就被弹性工作日程的沙漠迅猛淹没。

社会学家Jennifer Chun将这种工作制度命名为弹性专制（flexible despotism），在看似灵活的工作日程下，劳动者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TA们无法平衡生活与工作的关系，并因之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延长工作日”是资本“吮吸”剩余劳动、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能和手段，而电影关于当下工作日的描述却与马克思所观察到的19世纪历史有着较大的不同。雇主不再运用简单的强迫手段来驱使劳动者延长线性的工作时间，而是用劳动者无法自主掌握的工作日程对TA们实施控制。正如Ricky的同事向主管所抱怨的：“我连做了十四天，你却连两个小时都不给我。”而让他“损失”这两个小时的原因是竟是货车后视镜被撞坏，在这种工作形式下，几乎没有给劳动者留下任何“犯错”的空间。同样，无论是Abbie在公交站与中介商讨工作日程却无功而返的通话，还是Ricky恳求主管给他时间去处理儿子的麻烦，“时间”在这里都变成了一种劳动者可望而不可即的“恩赐”。

二、再生产

在一次访谈中肯洛奇提到：“（Abbie的）雇主是一家中介公司。照护工作被市议会外包给中介或是私人医疗公司。”从中可以明确的是，再生产活动这项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责任在今天的英国却由中介或外包机构转移到了更为底层的女性劳动者身上。当Abbie的客户老人Mollie打电话向她求助时，Ricky想让她联系老人的家人时，却收到了“找不到TA们”的回复。此时，Mollie的子女或许正在工作，或正在娱乐，无论如何，TA们显然不用为照护工作而心烦——因为有Abbie的存在。但Abbie自己呢？当她在上工路上绝望地和子女、丈夫打着电话时，我们便意识到到不平等的现状是如何通过电影被再见了出来：劳动者难以在工作时间少的情况下养活家庭，但TA们一旦工作便失去了照顾家庭的时间。中上层阶级可以靠雇佣Abbie这样的家政工/护工来解决再生产难题，但劳动者自己却根本无法对工作和照顾做到兼顾。

在Abbie的家庭内部，再生产同样与传统父权制影响下的性别分工缠绕在了一起。当Ricky兴致高昂地和Abbie提出购车想法并让她卖掉代步车以凑足首付款时，Abbie对此表达了异议。Ricky紧接着说道：“你心太软了，早上去准备午饭，下午回来照顾孩子，其他的都由我来。”这正是一个明显的父权症候，即对女性劳动及再生产的贬低。而这种症候有着它长期赖以生存的土壤，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一书中写道：

男性的工资袋之所以一直起支配作用，并不只是简单地取决于其中容纳金钱的数量，而是因为工资袋标志着男性在与“真实世界交锋的过程中，以一种男性气概的方式取胜，而对于女性而言，这个真实世界则过于残酷”。因此，男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辛苦劳作者、养家糊口的人，而妻子只是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作。当然，女性工资在物质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能通常要远远大于“额外”的含义；毫无疑问，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也是整个家庭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工资袋作为一种男性气概的象征，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既支配着家庭的文化和经济，又构成欺压。

“其他的都由我来”一语便足以反映Ricky“工资袋”的自我认同。他用“不可一世”的男性气质剥夺了妻子的财产并让她步入了更为艰难的工作日程。他将自己看作是家庭唯一的“辛苦劳动者”，是这个家庭走出贫困的唯一希望，继而漠视了Abbie对整个家庭做出的贡献——无论是她的薪水还是对子女的照顾。Silvia Federici认为，统治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性的贬低社会性的再生产工作的价值逻辑，与此同时，雇主阶层又长期以往地从无薪或低薪的再生产活动中获利。而家庭内部的男性劳动者无疑与雇主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谋的默契。

劳动者的再生产困境恰好又是权力和等级完成再生产的助力。哥哥Seb是整部影片当中的反叛者。他很早就认清了教育和文凭的骗局，逃学，利用艺术进行反抗。在与父母的争执中他说：“读大学，再像夏潘他哥，欠57000磅，在电话中心工作，到周末就戒酒消愁。”然而，Seb自己虽然已经醒悟，但他无疑也指出了一个社会现实，普通劳动阶层的子女即便通过教育制度的筛选拿到文凭，最终也不会收获一个好的工作，还会欠下一屁股债，除此之外，TA们也只能从事低端的工作，没有任何真正的选择。与此同时，中上阶层家庭的子女却可以依靠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资本克服自身的再生产障碍。

三、从政治的失败到家庭的失败

正如恰帕斯东风电台在影评中敏锐指出的那样，Abbie照顾的那些老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希望的火种。无论是老人照片所呈现的罢工和工人联结的往昔岁月，还是一位老人在给Abbie梳头时哼唱的左翼亲劳工作品《Goodnight, Irene》，这些都似乎在为今天的劳动者召唤某种反抗的幽灵。然而，纵然罢工的过往多么地令人心潮澎湃，联结的历史又多么地振奋人心，现如今，这些老人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寡老人”，TA们唯一可以依靠并倾诉衷肠也只剩下孤立无援的Abbie。

上一代英国工人确实在罢工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随着工会运动在八十年代连吃败仗，工人领袖频繁出卖工人的利益，反工会法的颁布，得以让撒切尔在这一时期大获全胜。工人没有在运动中实现政治上的联结，最终也只能退回到家庭之中，将过去的辉煌埋葬在自己的记忆里。而Abbie和Ricky这一代的劳动者正处于这种联结终结的时刻，TA们没有家庭以外可以与社会相联结的方式。但当家庭都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时候，悲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当妹妹Lisa企图通过拿走Ricky的车钥匙来阻拦他工作时，整个家庭陷入了崩解的边缘，而在Ricky感受到妻子和子女的温暖之后，他依然不能摆脱工作的束缚，毅然冒着生命风险和家人的阻拦，返回到那个根本无法让他逃离的系统里。同样，Seb的联结也是失败的。他更有朝气，更渴望通过年轻人的聚集和反抗来挣脱枷锁，但当他的女性伙伴因家庭原因离家出走以后，他也失去了最后的抗争希望。

无疑，这部影片的底色是悲观的。无论是历史上的工人政治，还是现如今劳动者的家庭，都没有错过“失败”的命运。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现实，希望的微光仍然在我们周遭闪烁，英国的Uber员工团结了起来，在关于工人身份的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中国的骑手们也自组织到了一起，与剥削TA们的平台和系统展开了英勇战斗。这一次，TA们无法再向家庭索要帮助，也不存在历史的羁绊，更无需向权力低头祈求。下一次，我们或许不会再错过属于所有劳动者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