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随便写写，你们随便看看——完全没有打磨文字，就是大白话吹吹水】

想想还是要参加一下影评大赛...否则怎么蹭热度、骗粉呢？【以下含剧透】奉《母亲》之后一直有点让人失望，开始觉得是好莱坞、Netflix限制了他，现在看看或许是迷影型导演太过执着了技巧与机巧，但放弃了社会批判的复杂性。阶级明喻和批判并不值得大唱赞歌，因为这是某一类电影的固定目标。这类电影是否好看，主要取决于1）批判是否到位，以及2）如何呈现这种批判？

那么，1）《寄》是否批判的到位呢？真没有。并不是展现阶级差距，影片就完成了任务——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寄生关系，并不具有更深层的“社会含义”，而简简单单，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寄生”罢了：拿点吃的，拿点喝的——但这种寄生太像“生理需要”了（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底层人民的“寄生”就是满足生理需要啊？），但“生理需要”并不能反向说明“阶级”这种社会性产物。

如果奉将这种“阶级差异”设计成递进式的——比如底层人民寄生上流，上流则寄生于腐朽的国家官僚体系、补贴和环境，或是设计成循环式的——底层人民寄生上流，但上流同时也寄生于对底层人民抽丝剥茧般地反向吸血，或是设计成glocal式的——底层寄生上流，上流寄生美国人的“霸权式仁慈”......所有这种复式的社会经济式寄生，都会丰富“寄生”本身的含义。

而现在的“寄生”，太literally的“寄生”了；对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固化性根本不进行处理，只是单纯展现贫困本身——哪怕表现一下“聪慧的穷人家儿子拼尽全力取得的好成绩，也会被资质平庸的富家女的家世所轻松抹平”这种最初级的阶级困境呢？某种意义上，还不如《雪国列车》，《雪国》的阶层隐喻当然更露骨和直给，但至少还给了一个灭霸同款版的生态金字塔系统的解说，《寄生虫》连这个都懒得去丰富了。

那么2）如何呈现这种批判？

批判有很多种，比较粗笨的比如肯·洛奇式的“《渴望》式”批判：将所有的不幸，以极端的情况，降临到一个人头上——用80年代中国电视剧的编法就是，让主人公极度不好过，以期让观众产生共情和眼泪，然后延伸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批判：这个手法跟2009年前后的微博公知几乎没啥差异。具体就不多说了。

相对聪明点的，就比如泰国的《天才枪手》吧，谍战包装下的考试作弊片，最后其实落点是个阶级问题，你不能说她有多精致吧，但至少商业和社会批判结合得不生硬，直给也是直给的，但是故事讲到最后，也算文从字顺。

《寄》在“如何批判”问题上的最大问题，就是整个故事太奇情了，可以说是脑洞大开——你说它荒诞讽刺吧，又没有那么荒诞讽刺，以至于无法用归谬的逻辑来看待整个批判；你说它入木三分吧，其实最后宋康昊的寄生又丝毫没能升华主题；你说它是社会缩影吧，这么离奇的故事根本无法“缩影”社会啊。

片中的两组寄生，更像是平行关系——他们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只是A组替代了B组，宋家的“寄生”一不是女佣家“寄生”的递进、升级关系（更高级层面的“寄生”），二不是互补关系（互惠互利的“寄生”），到最后，宋康昊本人的寄生甚至更加的低级化了——就是大半夜去冰箱里找吃的，连女佣家的“帮工-寄生”都不如。

就本质而言，《寄》到后半段就是以诡谲、离奇的情节勾引观众继续往下看的情节剧——故事的内核已经不再是批判、反思、讽刺乃至嬉笑怒骂了，影片所有的内核完全被一个离奇到近乎不可能的、字面意义上的“地下寄生”所驱动。

那就要问第三个问题了，3）为什么《寄》还是好看？为什么戛纳选择了《寄》？

先回答后面那个：戛纳脑子坏掉不是一天两天了——九苍举例了《流浪的迪潘》，前年选了《方形》，大前年选了《我是布莱克》......这些都是小团体、明星制选片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当然《我是布莱克》或许没那么差（至少比今年的肯·洛奇的《对不起，错过你》要好），但戛纳在走眼方面，确实仅比威尼斯节稍胜一筹。朋友有一个看法，戛纳每年金棕榈虽然经常走眼，但很少出现极端地失误，主要就是选片人团队太强，选进提名的影片佳片率高，最后七人组选出啥来，都能有点说头——《寄》完全符合这种特性，它在导演技法上如此纯熟，外加又没有在评委认为的“艺术性”上远超《寄》的竞争对手，加上小团体“选举”的不确定性，最后......

那么再回答前一个问题，为什么《寄》很好看？这个就很明白了。奉《杀人回忆》《母亲》的底子是文艺片化的类型片，到《汉江怪物》转变为纯类型片（但没有放弃对国家体制的不信任），到《雪国》《玉子》中则是与好莱坞媾和的畸变体的类型片。

而《寄》在某种程度上，将《雪国》和《玉子》的好莱坞工业的技术纯熟，与他自己的电影技法纯熟，以及在类型片上的游刃有余结合得最好——以至于影片非常“好看”，但在《杀人》和《母亲》中的那种深入骨髓的悲悯感、无力感和直击现实、但却丝毫不生硬、不口号式的批判却不见了。

这就是《寄生虫》好看、却不耐看的症结。

今天，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用正确姿势的解读这部电影。

什么叫正确的姿势？

其实是说，电影内外，很多信息大部分观众是不知道的，因此就会产生误读和误解。

仅在视听技巧和电影质量上，给《寄生虫》打9.5分以上，应该没人会反对吧。不管对这部电影观感如何，此片技术成熟可以说是公认的。

问题，出在信息解读，

那么下面开始解读其内核。（5000字，和谐掉一些）

零.

房子才是主体，三家人都是这个房子的寄生虫。

三家人的流动，都没有影响到房子。

一.

这部电影最初不叫《寄生虫》，而叫《誊印》。

为什么叫誊印？

誊是抄写的意思，誊印是指一种复制的图印。

理解了为什么导演的想叫誊印，就理解了导演的创作思路和角度。

导演说，这部电影并没有好人坏人，都是象征性人物。

那么，讨论类型片里的符号化，高概念化的象征性人物，有没有多义性，有没有现实逻辑，当然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

在这部电影里，是指穷人一家，和富人一家，互为镜像。

同样是夫妻，一子一女。却一个上流，一个下流。

下流人做上流梦，上流人做下流事。一样的人因为位置不一样所以表现不一样。

誊印是一种象征与暗示，是符号。

因此，看这部电影时，人物都不是人物，而是符号。是寓言。

所以，要解读这部电影，一定要反复告诉自己，这不是人物，而是象征。把那些人物立体合理的东西，拿掉。

用寓言体，去解读。

比如很多观众说，哇这个电影好归好，但是人物好像很扁平？富人那么傻？

是导演不会拍？

错，是导演故意要这么拍。导演故意要把富人拍的层次少一些，才可以符号化，才可以最大限度的折射出更多的人。

电影时间有限，所以不写实，才更能写实。

富人都是电影里那样吗？当然不是了。

导演不会把人物设置的更立体、合理，更贴近现实一点吗？

导演当然会了，这可是奉俊昊，经验丰富老道。

但为什么电影里，富人要表现的貌似很单纯？

因为这样，才可以更加凸显矛盾。

要刻画矛盾，阿凡提智斗巴依老爷，斗智斗勇，那是小时候的动画片。

但是更高级更复杂的方法，就是富人们不仅没错，反而还很天真。

比如，国产电影《爆裂无声》，老板出场的时候是在给学校捐款，而且很亲民。

比如，《毒枭》里，巴勃罗贩毒，杀人，罪大恶极，却假模假样的热衷慈善，被当地人奉为神明。

比如，何不食肉糜。

国家闹饥荒，问皇帝怎么办？

皇帝如何回答，才最大可能性的显出差距？

是回答说，随便捐点杂粮给人民吃吗？是恶狠狠的说，饿死这些贱民吗？

这些都不够。

皇帝回答一句，既然没有米吃，为什么不吃肉呢？

单纯吗？善良吗？蠢吗？像那家人一样吗？讽刺吗？

就是这样真的很夸张的一句话，才最大的凸显了阶级。

晋惠帝如此单纯，如此愚蠢，如此不接地气的一句何不食肉糜，反而成为了千古名句，讽刺至极。

因此，《寄生虫》把富人一家——作为代表符号——设置的如此单纯，才更大的凸显了矛盾，凸显了差距，凸显了讽刺。

（所以，如果你把他们当“电影人物”去解读，就会觉得，好扁平。

但是你把他们当符号去理解，就会觉得，我操好讽刺好黑暗）

二.

仔细解读一下电影里的符号

1.gc主义的幽灵

底层人生活在黑暗里，上层人根本看不见，也不想看见。

可尽管如此，富人家的小儿子还是看见了，地下室的恶鬼。

他受到了惊吓，开始画这个鬼。

那其实是一个幽灵，是一个gc主义的幽灵在地下室里游荡着。

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gc主义者要推翻现存制度，当权者自然又怕又恨；而gc主义者同盟作为gc党人的秘密地下组织，对于反动派来说，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最终，在草地上，小儿子再次看见这个幽灵，拿着刀。他直接吓瘫了。小儿子象征的资本主义，害怕社会主义的铁拳。

1.5 摩斯密码

底层只能通过暗号互相联系。没有言论自由。

爸爸杀完人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也是只有进入地下。

2.不像警察的警察，不像医生的医生，停不住的笑。

儿子从医院醒来，面前是不像警察的警察，不像医生的医生。

暗示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韩国或者印度这样病入膏肓的，法律，执法者，医疗保障，都是给富人，上流阶级服务的。f

腐朽的资本主义，都是假医生，假警察。而这样的假警察，还要儿子选律师。

儿子只能笑，不停的笑。

儿子幻想买房子释放父亲，象征阶层的拥抱，象征希望和答案。

其实，只是幻想，没有答案。

因此，最后一个半地下室往下延伸的镜头，与开头对照呼应。

3.美国制造的帐篷，250万韩元不会发出声音的垃圾桶

偏爱儿子，被忽视的女儿早恋，等等，

暗示美国和韩国的关系，以及裙带，社会结构社会问题。

4.廉价脏内裤和调情时喊着毒品

划破了富人的伪善。其实不过是上流人做着下流事，表面体面而已。

5.暴徒一直喊着，尊敬朴社长。

最后爸爸住进地下室，也说了一句，朴社长对不起。

这便是无组织的象征性反抗，是无法动摇社会阶层的表现。

6.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电影里，富人区是上坡路，贫民窟是下坡的楼梯。

豪宅里，二楼，一楼，地下室，也是三个阶层。

暴雨的水往下流，淹没了贫民窟，却不影响豪宅的风景。

像楼梯，房间结构，一个桌子下可以藏三个人，逃跑时像蟑螂，马桶污水，三只狗吃不同的狗粮，等等很多细节，这些都太明显没必要单独一个个列出来，不赘。

7.

母亲是运动员，拿过奖牌，父亲创业，开车技能满点。

儿子只考名牌大学，考了4次，加上当兵两年，成绩出众但是普通大学不上，只有上名牌大学（清华北大）才能改编阶级。

女儿聪明过人，记忆力阅读力艺术细胞都丰富。

一家人能力出众，却找不到工作，只能造假，通过裙带，才可以找到工作。

不合理？

社会固化，便是如此不合理。

8.底层互害

中下层互害，乃是统治者几千年的手段。

不要觉得这是假的，法家（中国春秋战国）提出的思想，就是国强民弱，民弱兵强，压迫人民，让人民互害，互相举报，商鞅变法等等，都是存在过的。

电影里还有一句，社长说住鬼屋会赚大钱。也是如此。

多读历史，可怕的东西早有记载。

9.甩不开的石头

石头一直都是象征。

但是直到甩不开的石头粘着我这句，就象征着社会结构问题永远不会变。

但人不是生来就有阶级的，是社会赋予的。最后石头放回水里只是普通石头而已。

誊印时，两家人也是如此，只是一样的人，却分为上流，下流。

10.非理性哲学无计划

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到非理性哲学。

最近一次，是那篇《乔碧萝奶奶让我学会了什么》

爸爸在体育馆所说，没有计划的人不会输，其实就是非理性哲学。就是这个社会，以及人类的行为模式的无序的真相。

三.

富人真的单纯吗？

富人只是表面上单纯，带着一点黑色讽刺罢了。实际上一点也不单纯。

很多影评人所谓的鸠占鹊巢，根本就是没看懂，瞎用成语。

鸠占鹊巢是把富人指做，没能力，又傻傻的鹊。

但电影真的是这样吗？

穷人费尽心机入住他们一家，真的就棋高一着吗？

并不是。

拼尽全力只不过是给人家当佣人而已。绞尽脑汁，做尽坏事，蝇营狗苟，坑蒙拐骗，才换来一个工作。

主人一回来，就要像蟑螂一样躲起来，这算哪门子的鸠占鹊巢？

就好比，拼尽全力，才可以给京东当快递，拿到马云的福报。

才换来给地主补裤裆的机会。

就好比996，穷人一家也是符号，没有什么立体合理之说。

穷人一家，象征的就是那种走投无路的阶层，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被剥削。

也就是被剥削阶级。

仔细观察，穷人一家个个都是履历造假，但是能力出众的。

尤其爸爸，开车稳的一批，还专门去考察了豪车。

然而这样的人，却拿不到属于自己的，公平分配的资源。

因为大部分资源都在富人手里。

反观富人，人家只是觉得，哦，这个衣服脏了，哦，你（骗）我说那个衣服时尚，那行啊，那我换一个吧。

根本无所谓的。

富人相信的是裙带关系，是上流社会之间的熟人介绍，和能力。

是一种上流社会的信任链条。

女主人的信任链条是熟人介绍，男主人是会员制的公司。

在《起跑线》这篇影评里，我讨论过这种信任链条，包括美国的介绍信习俗。

它其实就是上流社会互相保护，防止穷人越界，抢夺利益的保护机制。

他们很在乎信任链条。

但他们并不在乎有没有被骗，或者是谁来给自己服务，因为不管是谁，都不过是给自己打工罢了。

如果你觉得富人单纯，只不过是被假象给骗了。

富人给家教费，还抽走两张。

半夜突然煮了牛肉面，还要问是几成熟。

那个男主人，在车里拿到名片的时候说，你为了给我开车而拒绝了大公司面试，这份恩情我会牢记在心的。

他真的牢记在心了吗？一转脸还不是说讨厌司机越界。

只是表面单纯，表面善良，表面礼貌而已。

就好像我之前写的叔本华那句，礼貌是不要钱的假币，傻子才会吝啬礼貌。

富人不无辜，体现在越界的态度。

电影里，富人爸爸屡次提到越界。

开除年轻司机时，最恨的不是司机乱搞，而是没有在自己的座位搞，偏偏要把精液喷到我的座位上。

对自己的老婆说，如果你穿着那条廉价脏内裤，我肯定很兴奋。而老婆马上说，那你要给我买毒品。

就意味着，这家人根本不单纯，不排斥下流事。

他们排斥的，是越界而已。

你不能越界，就意味着，我可以和你表面客气，礼貌，讲讲你给我工作的恩情。

但是，你不能问我爱不爱我老婆，我不想和你闲话家常，更不想告诉你我有没有情妇。

我们不是朋友，你是被剥削阶级。

电影里，这样的关于越界，气味的剧情很多，最后也是因为气味越界，所以才高潮爆发。

这就是齐泽克所说的社会结构性暴力:

即使富人们善良、温情，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底层人的暴力，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的体现。

是在看不见的地方，日夜不停的剥削。（最后在草地上生日聚会，还说你就当节假日加班，我给你加班费）

宋康昊一家的懒惰、贪婪、狡黠是恶，但界定这种恶的是社会权力结构，是走投无路，是为了生活。

就好比“小偷家族”，是偷生。

社长一家代表着的，是另一种恶，看不见的恶，不寒而栗的恶。

这种阶级剥削的矛盾，才是电影主体矛盾。

所以，再一次，解读时要以阶级符号解读，而不是以人物解读。

很多人总觉得人物不够现实，那是因为这部电影就不是现实题材。

而是超现实的混类型片。

记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这部电影也一样，它是故意刻画了虚假的，扁平的人物。

简略掉其他深层次的讨论，不关心真实性，放弃掉多义性。朦胧感。

直接用画面呈现阶级反差，非常生猛直接。

就是阶级对立的矛盾。

四.

阶级对立的生猛表达。

在这部电影里，穷人抢披萨店的工作，披萨店缺人但是还要考虑一下。

一个警卫职缺，都有500个大学毕业生争抢。

但是，富人家的垃圾桶都值250万韩元，踩下去没有声音的。

原来，垃圾桶踩下去是可以没有声音的。

原来，我还没垃圾桶值钱。

这，才是阶级。

不喜欢寄生虫的朋友，一部分是看不懂的的观众，还在单纯的分析电影里人物漏洞，没有用符号象征思考。

另一部分是那些喜欢文艺的人，觉得这部电影太猛太直不含蓄，没有多义性。

电影确实很直白，但这种生猛的直白，才是电影的优点。

我无意贬低文艺，也不讨论直白和朦胧哪个更好，但寄生虫是一部社会电影，它拍的高级又精准，它注定属于广大群众，属于中下层人民。

所以，这种时候去讨论够不够文艺朦胧，是不合时宜的。

再说一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当你看到知乎上养尊处优的答主带入了富人的角色，然后说哇富人好惨，我家就是富人，看来我要多防着穷人的时候——我不是开玩笑，真有这个答案——你再想想，这时候跟大众讨论多义性是不是很不合时宜。

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悲喜剧摆在你面前。

当然，你可以不喜欢这个生猛直白的方式，但是前提是你看懂了。很多人真的没看懂，包括一些导演朋友，这就很误解。

五.

电影没有答案，也没有方法论。

没有人能改正上帝和人类的不公：任何行动都只是原初混沌的一种特例，看似有序而已。

非理性的，无序的社会，永远有不公平，有误解，有错误的解读。当然，还有暴力。

我看到一个朋友怪罪导演没有答案，甚至追溯到导演的爷爷投靠了北朝鲜，而导演一直在南韩，所以立场不坚定。我真的笑死了。

阶级可以说是永恒的，社会的虚假也是永恒的。

被奴役和不公平，虚假和误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会一直存在。

所以房子才是主体，三家人都是这个房子的寄生虫。

三家人代表的阶级流动，洗牌，都没有影响到房子。

反而，永远会有新来的“外国人”参与游戏。

这个矛盾无解。

而所谓的文明人，是指人不以自己的烂疮示人，是指人知道怎么尊敬那个千万个世纪铸造出来的高雅虚假，因为谁也无权让人屈服于他自己的时刻。

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种世界末日的可能，但所有人都逼迫自己填平自己的深渊。

胜利于失败赓续不断，遵循着一条不为人知的法则，名为命运，而只有当毫无道理、极不公平的诅咒落到头上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起命运。

电影，只是把命运，把社会真相以寓言的形式，展现给观众而已。

它展示的太好了，甚至我今天就在微博看到这样的荒诞喜剧上演，讽刺至极，所以连喷了好几条。

看奉俊昊的导演采访，他说，我觉得导演的工作就是尽力去反映他/她所处的时代。

他精准的以大众角度切入故事，一层一层揭发潜藏在喜剧包装下的残酷现实。

但你千万别觉得这只是寓言，因为我相信同样的故事发生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以上便是我的解读

电影其实不难懂，但这篇可能是比较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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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澎湃·思想市场”）

张泠

一．“气味”，一种阶层标识？

多年前，在美国的爱荷华城公共图书馆，我在书架前浏览，忽闻一阵刺鼻气味。回头看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流浪汉，看似多时不曾洗衣洗澡。周围的美国人，若无其事地慢慢散去，无人掩鼻或露出惊讶神色。另一次在国内，与人类学学者朋友乘长途大巴车。一种刺鼻气味慢慢蔓延，车内封闭空间，几乎令人窒息。忽听司机大吼一声：“谁啊！把鞋穿上！一车人都快被你熏死了！”

这是两个关于令人不适的气味的片断，当然，更关于贫穷：气味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志。尤其都市空间中，人际物理距离远较乡村为近，尤其在摩肩接踵的公共交通工具如地铁与公车、或公共空间如办公室中 。体面出行的人们按时洗澡、换衣，也使用香皂、洗衣液、芳香剂、香水、口香糖等，试图令自己的气味变得令人愉悦，或起码不引起负面注意。 带有浓重气味的人，多因体力劳动而出汗较多，或无按时洗澡洗衣的条件，及为居住环境所累，甚至居无定所。各种资源被商品化的社会空间，“无异味”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奢侈。比如蔡明亮电影《郊游》（2013）里，举广告牌卖高级住宅的小康与两个孩子睡在无水电的棚屋，在公共厕所洗漱。陆奕静扮演的超市员工注意到小康女儿头发的异味，帮她在超市洗手间洗头发。

资本主义的现代都会，社区层级也可通过气味区分。中产阶级社区或商业区的气味被辛勤的清洁工人以各种化学制剂除去，成为“无味”的“透明”空间。贫困社区则充满各种混杂气味，这适用于芝加哥南部Englewood社区，或纽约哈莱姆与布朗克斯的部分社区。记得某年夏天在意大利巴勒莫开会，一位同行学者邀大家看世界杯比赛，我们穿过富丽堂皇的大街，在破败的后巷找到一片空地，看投影转播比赛。四周散发着垃圾气味。

这些联想，都因韩国导演奉俊昊电影《寄生虫》（2019）衍生而来。《寄生虫》关于住在贫民区半地下室贫困家庭的一家四口，因机缘巧合及高明骗术，为朴社长及太太的巨富之家打工，却因为偶然揭开地下室的秘密，而引发一系列悲剧性后果。这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关于贫富分化的故事，但导演本意只是呈现，并非为了批评富人为富不仁，也不是为了批判制造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这里没有真正的“坏人”，悲剧的发生由于误会与巧合的阴差阳错，并不一定必然。

如何在片中体现贫富差距？如许多观众注意到的，《寄生虫》中最显而易见的元素是强调“气味”。此处富人之所以为富人，并非他们“香”，而是他们“无异味”。对秩序与整洁的追求成为标准，包括视觉的与嗅觉的——朴社长担心女佣离职后，几天之内家里就会变成垃圾场，“我的衣服会发出臭味”。穷人之所以为穷人，是因为他们有怎么洗净衣服也无法摆脱的“异味”。他们的“穷味”，据妹妹基婷说，是久居半地下室的霉馊酸腐味。何况，窗外常有醉汉在电线杆旁小便；遇上暴雨，全城的污水会涌进他们的家，混杂着马桶涌出的污物。这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穷味”，穷人一家身在其中或许感受不到，到了豪宅、豪车里便显得刺鼻，被多颂迅速辨识出来、被朴社长轻蔑地描述。最后，也是因“气味”造成屈辱、愤怒、杀戮。

气味为阶层与其他歧视提供“合理化”借口，如冯小刚电影《芳华》中“出身不好”的何小萍，因家庭无条件经常洗澡、搭长途火车而被其他文工团员取笑有“馊味儿”。而且这“异味”已成为象征性羞辱手段，即使在她能够按时洗澡时，也被舞伴以此理由嫌弃而不愿与她搭档。若说“气味”只是《芳华》“歧视链”中的因素之一，它在《寄生虫》中则举足轻重，凌驾于其它阶层辨识、歧视与张力细节之上。因此有观众质疑：真正的阶级隔阂绝不仅仅是片中反复强调的气味，而是言行举止、话题、世界观等方面的鸿沟。“气味”只是表象，贫民窟里的基婷换装即可扮作出身优渥的伊利诺伊大学毕业生而获得朴社长一家绝对信任不合常理，其实几个眼神几句对话便会将自己的阶层身份出卖。因此，有中国观众对《寄生虫》的批评为：从获奖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电影《小偷家族》到这部“诈骗家族”，奉俊昊投机取巧，从“气味”入手，对阶级差异猎奇呈现，设置机械，表现夸张直白，缺乏更有力的社会批判与更有反思空间的隐喻——当然，《寄生虫》是部手法娴熟的商业片，不必对其思想浓度与社会指涉期望过高，但它得到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艺术肯定（上一次获得金棕榈的商业电影，是美国导演塔伦迪诺1994年的《低俗小说》），也是历史上获得此奖的第一部韩国电影。这自然影响到影迷对它的预期及对戛纳电影节奖项权威性的质疑，出现“戛纳今年是荒年”、“评委趣味有问题乱评奖”之类的批评，更有影迷为李沧东电影《燃烧》去年在戛纳的遗珠之憾抱不平。

二．地下密室、枯井与“塑料大棚”

若说《寄生虫》有夸张的戏剧性，《燃烧》则更多文学性：李沧东自己为作家，影片也取材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小说《烧仓房》与美国作家福克纳小说《谷仓燃烧》。它充满抒情，隐喻，气氛的渲染与铺陈，生活细节与质感的从容不迫的描绘，值得品味与思考的“闲笔”。喜欢《寄生虫》的观众会认为《燃烧》节奏太慢，能领悟其妙处的影迷会欣赏其“隐忍，克制，思考，洞察”。尽管与李沧东之前的电影《薄荷糖》（1999）、《密阳》（2007）、《诗》（2010）相比，《燃烧》更多了些奇情色彩，甚至使用了一些类型电影手法，社会批判的广度和面向有收缩，但并未流于表面，力道仍在。

《燃烧》与《寄生虫》都有与社会阶层相关的强烈空间隐喻。除了我们熟知的城市物理空间的横向/平面分区：富人区与贫民窟；还有纵向区隔：富人身居高处，如清幽山顶或豪华公寓顶层，可俯瞰城市芸芸众生；穷人则栖身半地下室、地下室、甚或不见天日的地下密室——社会“上层”与“底层”的空间化对应。如此，“异味”乐于光顾穷人的住所，阳光却恰好相反：《燃烧》里，即使惠美并非住在地下室，每日阳光也只短暂地路过她租住的狭小凌乱的房间；《寄生虫》里朴社长一家，享有整个大落地窗的阳光。本的高级公寓简约如旅馆，有上中产文化对整洁的执念；惠美原本凌乱的房间在她消失后也是如此整洁，是可供观者猜测的关键关联。

《寄生虫》中另一与空间、阶层相关的，为“主仆界限”代表的权威性。朴社长在豪车后座区域发现女性内裤而辞退尹司机，认为他在自己车上、尤其后座自己的空间乱搞为“越界”。判断金司机是否“越界”，则是要保持主仆而非平等朋友关系，不可推心置腹交谈，尤其忌讳开玩笑与质疑上司。金司机两次问他是否爱太太（在车上与多颂生日会扮印第安人时），第一次朴社长大笑，已有上中产阶级被“窥探”隐私的不适；第二次则面有愠色、公事公办地告诉金司机“今天算加班”。

《寄生虫》中的半地下室与地下密室，都是剧情中写实的栖身之所，《燃烧》中的枯井与塑料大棚，都似乎确有其事，又模棱两可，写实与隐喻兼具。钟秀多次向不同人物求证枯井的真实性，得到自相矛盾的答案——其实答案或并不重要。钟秀与惠美看到彼此的特别之处，如在枯井中见到施救者。可惜，终究在各自的枯井中挣扎，可能并无出来的一日。迈尔斯·戴维斯爵士音乐中，夕阳光线下，惠美除去上衣的纵情舞蹈，似乎已是她与世界相处的最后美好时刻，大家都不知道，她会是下一个“塑料大棚”。但无论沦落半地下室还是地下密室，除了个人（金司机与雯光丈夫）做生意跟风误判，也在于敲骨吸髓的跨国资本主义金融信用体系及与黑帮密切相关的肆虐的高利贷行当。惠美之所以沦为“塑料大棚”，也部分因为消费主义风潮与信用卡透支政策鼓励的过度消费的陷阱，她的“身价”成为“负资产”，因而在资本主义体系失去“人”的“价值”。而本是“超级价值”的。

钟秀对惠美谈起本：“年纪轻轻这样生活，韩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盖茨比”……开豪车、住豪宅的本，生命太过餍足和空虚，有种倦怠，也有种傲慢的偏执，想像自己如神、如自然法则一样一切尽在掌控、不留痕迹地烧掉那些大家都不屑一顾、影响观瞻的“废弃塑料大棚”。“盖茨比”们对底层的有限兴趣，是一种猎奇，如去非洲，或者去动物园。两次聚会中，本的富人朋友们如看猴戏般围观先后两个底层女性的表演，无论“大/小饥饿”的舞蹈还是讲述自己接待中国游客的情形。本礼貌微笑时忍不住打哈欠，前后两次，都在钟秀的观察之下。他的厌倦，意味着又一个“塑料大棚”要被烧掉，才会新鲜、刺激、好玩。本做事的原则是“好玩”，享受就好，在他看来，钟秀太“认真了，不好玩”（这大约也是李沧东的自况）。本的“盖茨比”本质，蕴含在隐性细节里，草蛇灰线，若隐若现。朴社长一家的“亲美”新贵气息，则堆积在表面，如日常说话不时夹杂英文单词、朴太太在美国网站购买多颂的帐篷认为“美国制造，必属佳品”、多慧补习英语、多颂被送去参加童子军而迷上印第安文化、基宇与基婷要化洋名Kevin与Jessica来获得朴太太信任、朴太太因基婷扮演的杰西卡在美国大学学成归来而放心聘为多颂的美术老师进行“艺术治疗”。至于“底层”人物，《燃烧》中钟秀的设置也突破一般“挣扎着生存、没有精神层面”的刻板印象。他大学时学“创意写作”、打算写小说。现实已是迷局，其他人或是故事的主角，或是编故事的能手，他则显得太过真诚。而这种或许有点朴拙愚钝的真诚，恰是《寄生虫》缺乏的。

《燃烧》的剧本写作非常缜密，层层铺陈，种种暗示，留给观众许多想像空间。影片开头钟秀父亲收藏的刀具、粉色女士手表、若无还有名唤Boil的猫，都是贯穿的线索。本家装修精美的洗手间的抽屉里，会出现底层女性的廉价首饰，他的战利品。他也会拿出精致的化妆箱，给受宠若惊的底层女性画眉，这或许只是另一个“塑料大棚”的临别仪式……这种外表优雅、内里邪恶的强烈对比本身，有触目惊心的力量。而装满了阴暗秘密的水库，也出现在李沧东另一部电影《密阳》中。奉俊昊在《寄生虫》中埋的线索，有朴社长称“以前的女佣（雯光）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唯一缺点是吃太多，每天吃两人份饭”（与后来地下密室中雯光对忠淑称自己用工资养丈夫的说法矛盾），也有多颂受到创伤后的绘画——朴太太以为是多颂的自画像，其实是导致他创伤的雯光丈夫。

三．谁是“寄生虫”：贫富与善恶

《寄生虫》与《燃烧》都是关于韩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都有穷人因愤怒持刀杀人的情节，但呈现方式与关注议题迥异，前者以三个家庭的关系制造惊悚情节剧，后者以三个年轻人的关系关注青年的现实与精神困境。以片中富人角色而论，《寄生虫》中朴社长夫妇为依靠科技创新而跻身上层的新贵，被表现为辛苦创业的“无辜”者（对家中员工无有剥削行为，太太更是善良单纯，即使朴社长偶尔摆摆雇主的腔调，似乎也罪不至死），并未背负资本主义的“原罪”。导演奉俊昊在访谈中说他想破除人们在韩剧中获得的对上层人士的刻板印象，选择朴社长夫妇的演员塑造友善、有教养的形象。《燃烧》中的年轻“盖茨比”本则更为复杂：莫名来源的巨额财产、“old money”的漫不经心、不必工作的慵懒，无论是“富二代”还是依赖当代跨国金融资本主义的食利阶层，本都更似“不劳而获”者。他对来自底层的青年惠美与钟秀表现得温文尔雅、进退得体，背后，则有更为阴暗的计划：烧掉废弃的塑料大棚——除掉那些无人会注意到的底层少女、当代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社会中即使劳作也薪资微薄可轻易被置换、没有消费能力的“新穷人/废物/垃圾”。在传统生产型资本主义社会中，用进步的观点看，不劳而获的人被视为“寄生虫”（如本）；消费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新自由主义逻辑中，有一个逆转：即使靠自己劳动生存的“底层”，因消费力低下，也被视为富人的“寄生虫”（惠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幽灵换了一副面孔存在，以“自然法则”掩盖非人性化的“丛林法则”的振振有词也从未改变。这是惠美与钟秀们面临的现实。

这些思考，是属于李沧东的。奉俊昊的《寄生虫》欠缺这样的深度，更依赖精心设计的戏剧冲突推进顺滑的类型电影节奏，人物（尤其穷人金司机一家四口）只为生存挣扎，从未思考过生存意义，或造成自己生存境况的结构性原因。这只是种求生本能，如全家人在朴社长的客厅里酒醉时忠淑嘲讽并激怒金司机的：他们只是“蟑螂”般的“寄生虫”，卑微地躲避人和阳光，无法摆脱失去尊严的无力感，但极端愤怒时可以是摧毁性的力量。《燃烧》中则都是善感的思考型人物，无关阶层。他们有关于“小饥饿”与“大饥饿”的讨论：处于社会底层的惠美与钟秀在“小饥饿”中挣扎（关于身体的、物质的饥饿），而由于善感和孤独与对不公结构的困惑，亦在“大饥饿”中，即，探究生命意义。

《寄生虫》是类似奉俊昊前作《雪国列车》（2013）的概念化寓言，更像话剧：时间、场景（主要是豪宅与半地下室两个对比强烈的家庭空间）、人物、戏剧矛盾集中。导演也坦言最初想写成话剧。可惜其话剧形式流于表面，所有精力都用来构建情节，缺乏话剧中人物性格、思想、情感深度的挖掘与激烈对峙，及有深意的潜台词（可参考瑞典导演伯格曼电影，如《秋日奏鸣曲》）。此处顺畅、高效的摄影与剪接都为叙事服务，保证其娱乐工业流水线作品品质，杜绝一切与叙事主线无直接关联的日常生活细节质感的“闲笔”，也因轻视与现实问题的对照关联，而成为自说自话的封闭世界，三个家庭似乎活在只有他们的社会真空里。剧情与细节的不合理之处被强烈紧张的不间断戏剧冲突掩盖。诸多符号堆砌之下，人物几乎成为提线木偶，忠实完成导演交给的叙事职能，也便难以有被观众认同与情感代入的可能（或者说，只有在某些境况与场景中才会稍有代入感，如金司机与妻子忠淑一家在朴社长家的客厅里喝酒谈及“钱如熨斗，可将一切褶皱熨平”，或随雯光进入地下室见到她丈夫的震惊）。

《寄生虫》中有些“黑色喜剧”的夸张桥段有时故作幽默而显得廉价，比如基宇初次给多慧补课在朴太太面前忽然握住多慧的手腕告诉她“考场如战场，脉搏不能乱”，比如金司机与基婷、基宇一起失足滚下地下室被雯光录像，比如雯光戏仿北朝鲜播音员嘲笑跪地举手投降的一家四口，再比如两家人为了争夺手机翻滚着厮打作一团……伴以夸张造作的音乐，确有丑化穷人达到戏剧冲突与喜剧效果之嫌，肥皂剧式的哗众取宠 。

对于背景、观念不同的观众，《寄生虫》工业化的八面玲珑使得它被解读出完全不同的趋向：有人认为它丑化矮化穷人；有人认为它美化富人同时仇富（“无辜的富人太惨了”）；有人认为奉俊昊的中产阶级经验与世界观使得他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对上层鄙夷，对底层恐惧，因而构建出一个“富人傻、穷人恶”的社会模型。这个模型将贫富差距道德化：富善穷恶，贫穷成为原罪。因此《寄生虫》看似关注贫富分化问题，却将社会问题（如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阶层固化、高利贷、失业率、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等）去政治化、泛道德化，而道德标准又松懈混乱考验观众：金司机一家人觊觎尹司机与雯光职位而陷害他们、欺骗雇主、基宇背叛将多慧托付给他的好友敏赫、杀人者可以逃脱等等……也有观众对片中草菅人命的杀戮感到不适，认为导演以轻浮游戏的态度消费贫穷者的苦难与沉重的社会议题，将之变成血腥暴力的感官刺激、悬疑娱乐，还要故作悲天悯人。而片中基宇要令父亲重见天日的美梦，竟是遵循新自由主义个人成功学的欺骗性范本与游戏法则，如拉磨的驴子面前那根胡萝卜：自己发财，买下这栋豪宅。

成长于中产之家的奉俊昊大学学社会学，后在韩国电影艺术学院学电影制作。他九岁时看法国导演亨利·乔治·克鲁佐的惊悚冒险片《恐惧的代价》（1953），毕生难忘。14岁立志成为电影导演，喜欢画故事板，也喜欢漫画。他对侦探犯罪故事兴趣浓烈，电影教育除了1970年代美国电影（如斯皮尔伯格、弗兰克海默、吕美特、施莱辛格导演的电影等），还来自希区柯克与韩国导演金绮泳（1919-98），影响到他选择拍摄商业电影。奉俊昊电影如《杀人回忆》（2003）、《汉江怪物》（2006）、《母亲》（2009）等都体现对韩国历史、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但大都停留在表面和直白寓言层面，最终服务于“好看的”类型电影。 奉俊昊的电影偶像之一金绮泳在朝鲜战争及冷战时期为美国新闻处拍宣传片而累积电影经验，后来擅长拍摄怪异恐怖悬疑电影，时常融入对女性幻想的情色因素，其作品以《下女》（1960）最为知名，这也是由阶层差异的表象引发的家庭伦理恐怖情节剧，一种去政治化与阶级化叙事，融入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电影奇观。《下女》的结尾，男主角说：“这桩悲剧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比如你我”——对偶然性的强调，在《寄生虫》中得以延续。如果说《燃烧》中因贫富差距产生的杀戮是社会矛盾的必然，《寄生虫》中的更像是去政治化的偶然巧合。如奉俊昊所言：即使没有坏蛋，不幸也可能发生，这是个不可预期的悲喜剧。

在奉俊昊看来，在这个资本主义统领一切的时代，我们无路可走。不只韩国，全世界都如此。他希望这部有滑稽、有恐怖、有悲伤的电影“令观众看时想跟朋友喝杯酒聊聊它引发的一些想法，别无所求”。可见导演与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是妥协的，渗透片中的是一种轻描淡写的、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虚无与犬儒，并无“电影可以促使观众思考、批判进而改造现实”的野心：反正资本主义就是如此，分析与批判它毫无意义，描述表象并接受现状且为观众提供娱乐即可。这种上中产背景导演以商业电影手法关注底层的方式，令人想起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的《罗马》（2018）：以旁观态度描摹甚至以剥削态度处之的去政治化表达，人物同样如空洞木偶无深度与主体性，电影手法同样炫技与匠气十足，如日式餐馆橱窗展示的色泽鲜艳的假菜，精致光鲜却乏生命力。

这也是商业电影在回应当代社会结构问题时的无力感，况且，“回应社会问题”也不是其本意，其本质是制造奇观、幻觉与娱乐，最大可能地吸引观众，达到牟利之目的。这与资本主义是同构的：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涉及严肃社会议题时，这些影片呈现出自相矛盾与精神分裂趋向，如英国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电影《三块广告牌》（2017），前半部分起劲地批判美国各种社会问题，后半部分又退缩回导演臆造的世界，消解了之前所有批判。这些远离现实问题的异想甚或童话世界，构建一个遵循他们自身逻辑的虚幻的闭合叙事，是与现实无甚交集的“平行世界”。在这个“平行世界”里，社会问题的常识被表面化地呈现，不会有分析与深入探究的可能，混杂各种娱乐类型，无论看似政治的还是去政治化的，都不必当真，“这不过是部电影而已”，它的意义结束在电影院里，不会被观众带出门去。因此当年苏联电影导演与理论家如吉加·维尔托夫（1896-1954）批判好莱坞式剧情电影对观众社会意识的愚弄与麻醉，而大力提倡“电影眼”概念与在观众中推广更与社会政治现实密切相关的非虚构电影。正如拉美“第三电影”的思考与实践者们批判好莱坞式商业电影的：暴力、犯罪、毁灭被改头换面为奇观供人猎奇把玩（因为“资产阶级每日需要一定剂量的可控暴力的刺激与兴奋”），将电影视为奇观、娱乐、消费品，将社会问题个人化，而从不问其真正内在的、结构性起因，缺乏解析和批判力量。电影作为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传播工具之一，只用来满足掌控电影工业者的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为跨国资本主义服务。如有观众评价《寄生虫》这类电影：对跨国资本主义及其电影工业财阀“小骂大帮忙”。

影片有多处反转，不仅是情节的反转，还有类型的反转。所以如果你不小心被剧透了，可能会想要拿石头先砸剧透者的脑袋然后再砸自己的脑袋。建议观看正片之前不要看任何涉及剧透的文字，最好连预告片都不要看。未看正片就擅自继续向下翻阅者，后果自负。

主角一家四口挤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全家的制高点是一只马桶，在那附近蹭网效果最佳。蹭网是为了及时浏览招工信息。没有固定工作的一家人主要靠折叠披萨饼包装盒一类的零工勉强维持生计。

不过这家人没想到他们很快就“石”来运转了。儿子的朋友送来一块镇宅石，还带来一份工作邀约。儿子于是凭借熟人介绍，进入有钱人朴社长家，给朴社长的女儿当家教，改名为Kevin老师.

入职之前，Kevin老师就从朋友口中得知，朴太太为人图样图森破。实际一见之后果然名不虚传。话说一开始我以为的故事发展方向是Kevin老师母女两开花，同时攻略朴太太和朴小姐，结果他比我想象得更纯情，只是挖了朋友的墙角、勾引了朴家千金而已。

朴家小儿子被母亲过分高估的艺术细胞，让Kevin老师看到了新的商机，于是他把自己精于P图的妹妹也拉了过来，让她化名Jessica，成为朴少爷的美术老师兼艺术治疗师。兄妹俩都得到了很有钱途的工作，却没有就此满足。他们信奉的理念是“一家人就是要齐齐整整”。

妹妹用一条内裤设下圈套，成功让朴社长两口子脑补出一整套车震大戏，开除了司机，她趁机上前推荐她声称是远方亲戚、其实是她爸爸的老司机。这位老司机过去是开出租的，曾经拉着一个德国记者闯过枪林弹雨，获得了德国乘客的五星好评。朴社长夫妇一向对洋大人的品味深信不疑，既然德国人都说好，那肯定错不了，当场决定雇佣老司机。

最后剩下的一步是把妈妈也弄进来。为此爷儿仨要联手把朴家女管家赶走。影片笑料铺得十分密集，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老爸为了扯谎进行排练这一段。宋康昊被人教演戏，这个打破次元壁的笑点算是把影片的荒诞气质推向了巅峰。

为了庆祝一家四口全部拿到offer，他们趁着朴社长一家出去露营的机会，鸠占鹊巢，在朴家豪宅里开起了轰趴。这时天降暴雨，如果换成是我这种胆小的，肯定会第一时间开始担心：这种天气还怎么露营？主人要是突然回来可怎么办呀？然后战战兢兢地把房子打扫干净。可是主角一家艺高人胆大，继续嗨起来。

门铃突然响起，不速之客的到来揭开了这间豪宅不为人知的秘密。前不久才看了《逃出绝命镇》导演乔丹·皮尔的新作《我们》，两部影片当中推开密室门向下探索的情节极为相似，并且都以空间位置的上下来代表阶级地位。不过相比之下还是《寄生虫》这种说人话的电影看起来更让人觉得酣畅淋漓。

当然《寄生虫》也不是每一个情节都让我信服，比如前任女管家拿到主角一家的把柄之后却不立刻告发，对此我就感到难以理解。轻轻点击一下发送键，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即便会因此暴露丈夫的位置，他们的状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差，可是她非要拖到生出变故，难道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朝鲜新闻主播模仿秀多几个观众吗？

或许女管家的拖延症可以概括为“善良”，她不忍心看主角一家失去生计。这是一种底层民众特有的品质，因为他们面对压迫时往往没有太多选择，于是开始习惯性地优先使用委曲求全的战略面对一切情况。主角一家放前任女管家进屋，也是出于类似的心理。明知道来者不善，可是拒绝的话又实在说不出口。“善良”其实就是弱者习惯性妥协的一种好听的说法。

主角一家好不容易制服了女管家两口子，却又得知朴社长等人马上到家。四人手忙脚乱地收拾了一番，总算蒙混过关，还顺便近距离围观了主人两口子的沙发震。所谓的上流人士，就是要对一切细节都严格把控，不管是拧螺丝还是拧[哔]头，都要有规律的旋转，按照顺时针方向。

影片前半段喜剧效果的成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朴社长这对富翁富婆的“迟钝”的塑造。这种迟钝反衬出了主角一家的精明，也直接映射了社会成员能力与身份不匹配的现状。不只是大人，就连有钱人的孩子也隐约遗传了父母的迟钝。朴家的小儿子把自己画得像一只狒狒，明明毫无天分，却被父母当成天才。同样是童子军出身，主角的儿子最终解开了摩尔斯码，而他却解错了。如果小男孩早早把“鬼”传递给他的信号翻译出来，虽然会导致主角一家提前穿帮，却可以避免后面的流血事件。当然，这个小男孩也可能不是智能不足，只是单纯地漠视他人的求援。住在上面的人总觉得，把那些不属于自己这个阶层的东西隔绝开来，不让他们越界，就能天下太平。殊不知憋得越久，爆发得就越狠，最后只能迎来同归于尽。

上流人士其他各方面的感官都很迟钝，唯独嗅觉异常灵敏，总能一下子闻出不属于自己这个阶层的人身上特有的穷酸气。这仿佛是他们天生就具备的超能力，不仅大人会，就连小孩子也已经掌握了。主角一家四口刚刚成功实施计划，在朴家全员入职，就被小少爷识破了。当时小男孩说他们四个闻起来都一样，主角一家以为是他们用的沐浴液和洗衣液导致穿帮。其实跟那些外物都没关系，是他们骨子里那与上流阶级迥然的气质出卖了他们。在刘慈欣的《赡养人类》中，资本主义发展到巅峰的结果是“富人和穷人已经不是同一个物种了，就像穷人和狗不是同一个物种一样，穷人不再是人了。”现在这个世界的富人与穷人的差别虽然还不像科幻故事里那样夸张，但他们已经能够凭借生物本能甄别出身边的异种。

生活在上下两个世界的两种人，对同一种天气现象的感受也截然相反。富人眼里净化空气的及时雨，却是穷人眼里摧毁家园的洪灾。暴雨过后，两家人又聚在了一起，为的是给小少爷过生日。主角一家苦心经营的伪装计划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身为一家之主的老爸再也不去想什么计划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地下室里求救信号被漠视的“鬼”终于冲了出来，血溅生日宴会。

疯狂的袭击者倒在了朴社长的面前，后者看到的却不是一个逝去的生命，而是一团散发着穷人气味的臭肉。主角老爸终于忍无可忍，将刀刺向朴社长，然后遁入属于自己的下层世界。两个分属不同物种的个体在生命熄灭时又回归了同一种东西。苍蝇虽然会先扑向卫生条件较差的穷人的尸体，但是时间一久，当二者一起散发出腐臭，在苍蝇眼里也就毫无分别了。主角老爸的一刀临时性地抹平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儿子则制定了跨越阶级鸿沟的更加踏实也更为主流价值观接受的计划。只不过，那极有可能永远都只是一个计划而已。

《寄生虫》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最后身为欺诈计划主脑的妹妹的死亡。她是这一家人当中最机灵的，最后也成了背负所有罪孽的人。以她的才能，如果能从事正经职业，原本前途无量。可惜连通上下两个阶层之间的阶梯早就被暴雨冲刷得又滑又陡、难以攀登，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只好把自己的才智和精力用到歪门邪道上。一个社会该拿出给垃圾分类的坚定态度来好好引导和安置那些才能被埋没、被上流人士视为“垃圾”“寄生虫”的底层潜在劳动者，而不是只想着把他们填埋进深不见底的大坑了事，因为人毕竟不是垃圾，他们有向上爬的动力和决心。一旦被他们九死一生爬了上来，就要接受他们释放出攀爬过程中积累的怨气。他们会本能地先将刀尖指向那些跟自己一同攀爬并试图将自己拽下、借力上跃的狠毒同类，但是最终不会放过那些抛弃他们，还抽走绳梯、站在坑边掩着鼻子冰冷俯视他们的人。

要打破阶级的束缚，就要让每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为之贡献自己的才能和热情。所谓的“适合”，是一种介于“喜欢”和“擅长”之间的状态。比如片中的小男孩，喜欢画画，但是并不擅长画画，那么画家就未必是适合他的职业。找寻合适职业的途径主要是“挑战”和“教育”两种，这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主要的成长方式。前者高效而残酷，后者稳定却昂贵。两者往往相互交织，比如上课就是享受教育，考试就是经受挑战。任何父母奋斗的动力都是让孩子尽可能多获取教育之乐、避免挑战失败之苦，于是教育机会不断变得更加昂贵，而留给底层的挑战不断变得更加艰巨。理想情况下，每个人都能获得充分的受教育机会，而且想要学多久就可以学多久，直到有充分的信心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为止。可惜现阶段任何一个国家都负担不起这样的社会形态，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只能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供应少部分人。按照每个人的才能分配社会身份的办法难以实现，有钱人的小孩可以任性地去做他们喜欢但未必擅长的事情，而底层的孩子可能连自己擅长却不喜欢的工作机会都接触不到。前者负责书写“凭借自身努力追求梦想”的励志故事，后者则成了骨子里就透着懒惰和狡猾的社会寄生虫，生活在地底阴暗处，偶尔享受前者施舍的一点阳光。

去年入围戛纳的韩国影片《燃烧》同样探讨了阶层分化问题，锋利程度比本片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成想却轮到今年这一部更具商业片气息、类型元素堆得更满的影片斩获大奖。韩国电影人向来擅长以成熟的类型片拍摄手法反映现实问题。本片主演宋康昊上一部引起中国观众热议的影片也是这样一部典型的韩国现实主义类型片。可惜那部电影在国内刚火起来，就迅速变得跟伏地魔一样，不能被随便提起名字，结果就有一部分豆友跑去马丁斯科赛斯导演的同名影片页面大肆讨论那部2017年的新片，以此泄愤。我个人对这种行为反感至极，就像我反感某说唱歌手的粉丝霸占万磁王词条一样。目前看来，《寄生虫》对上流阶层的讽刺虽然十分具有普适性，但似乎对于咱们这边的大人物们的冒犯性还不算很严重，应该不至于遭遇跟宋康昊那部前作一样的下场。但是假如悲剧真的重演，也希望各位影迷能保持冷静，不要随便跑到类似《寄生兽》《毒液》这些名称相近的电影页面去“借地标记”，那样不光会招来别家影迷的白眼，更会惹得片中角色大发雷霆。

当人群之中出现差异，并且这样的差异已经导致部分人拥有凌驾其他人的地位、权力、特权时，这就称为社会阶层。社会借此而将各类人们分类成有高下之别的阶层或等级。#wikipedia

1.爬行式运动

影片的表现手法，从摄影运镜、到演员表演走位，非常统一的为主题服务。 顺便查了一下：蟑螂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的昆虫纲。

2.石头

石者，天地之骨也，骨贵坚深而不浅露。

影片中，山水石是外露的向上欲望。

人都是有欲望的，生命消耗在哪，欲望跟到哪。

如基宇所说：不是我带着它，是它缠着我。

作为电影的重要道具，在暴雨夜地下室发水时，它浮了起来，从那一刻逐渐失去份量。

3.富人家的狗

宠物们平时在家里四散游荡，可社长回家时都齐齐冲过去讨好，它们明白谁是真正的主人，谁赏饭吃。这场戏也说明了富人家的地位次序：前面是三条狗出场，后面跟着的是保姆。

嗯，有宠物狗的合影，没有保姆的照片。

4.太太抽出的钱

-太太：本来想付和敏赫老师相同的薪水，考虑物价上涨，就调高时薪了。

-基宇：谢谢

资本剥削的小手段，因信息不对等，降低经济成本的同时暗示基宇占了便宜，后者自然不会将这种事与介绍工作的敏赫讲。太太得了便宜还封了口。而基宇呢，于里是心机、于表是体面问题，都是人性。

5.地下室的秘密暗示

影片第一次展示地下室场景时，

就已向观众暗示玄机。

在保姆接梅子汁的场景中，太太从后面走来，保姆手部伸向柜侧的小动作，非常容易被忽略掉，其实是在下意识地保护储藏柜后隐藏的门、保护她的秘密。

手是不会撒谎的，此时演员的表演，是心理动作与形体动作的完美统一。是个人就能做导演，可能做好导演的我觉得都不是人类。

6.阶级之门

在游戏中，所有向上通道都有关卡。

在电影中，一种具象的展示，就是门。

古代讲宅，以形势为身体，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

冠带，门面。

富人家有几道门。穷人家根本不关门。

你回想一下地下室： 敏赫来地下室拜访，径直而入，没敲门。

基宇去面试，从家中径直而出，没有门。

所有地下室场景中都没有表现过门，

沾边的装置可能就是不停喷脏水的马桶盖。

有门才有家，大门常打开那是XX欢迎你。

社长家的地下仓库，没有门。

黑暗的时候，干脆就是个洞口。

而在地下仓库，橱柜后面拉开铁板时，背景音乐叫The Hellgate，

地狱之门。

能挡住人的不是墙，是门。

7.下沉的阶级

8.多颂的抽象画

在多个场景中，弟弟多颂都在画同样的内容

-这画的是猩猩吧？

-这是自画像

-我就知道，以大人的眼光无法理解..

这段对话导演给出了暗示，画里滴流圆的大白眼睛，更像那只“蟑螂”。

9.社长的观察力&保姆的谎言

坐到社长这个位置，

阅人无数自然就有了观察力。

他可以通过你的言行举止，发质皮肤，走路打扮做出判断，然后分门别类的给你贴上标签，对症下药。

不过方法论的缺点是，容易产生盲点。

在车内场景部分：

-社长说保姆很能吃，一人顶两份。

台词内容对接发现地下室的秘密之后：

-所以你在厨房偷拿东西来养你老公？

-才不是，他吃的全都是我用薪水买的，真是冤枉

一般来讲语言中否定+二次肯定，是心虚的掩饰行为。再从肢体语言看，保姆是撒谎。

10.太太-虚情假意

保姆在看多颂的画时，

基婷要求与太太单独聊聊。

太太说保姆是一家人，其肢体语言为环抱，

基婷第二次要求时，环抱手势顺势改为推走。

一家人？怎么可能。不说还好。

11.富家女儿

多慧在家里是最不受关注的女孩，

父母对弟弟的纵容，各种细节里让她很难平衡。

她渴望爱，需要别人关心。 可年轻女孩在成长中对爱的感觉是混淆的。

在不平衡的环境中，一个十分需要关怀的女孩，

很容易贴近陪伴她的人，喜欢上对方。 一个人缺失的东西就会用其他手段去弥补，

她想要的是陪伴。所以多慧与之前补课的敏赫发生过什么？

12.我们和他们

-不是“有钱却很善良”，是“有钱所以善良”。

-如果我有这些钱的话，我也会很善良，超级善良。

-没错，你妈说的对，有钱人本来就很单纯，没烦恼。

-有钱人家的小孩连衣服都没有褶皱。

-钱就是熨斗，把一切都烫平了。

基婷吃了半天的零食发现也是狗粮。

有天分并最像上流的她没有活下来

富人家男性强势一些

穷人家女性强势一些

13.飞弹按钮

地下室一家与保姆是同一阶层，

毕竟都是跟风做黄过古早蛋糕店的人。

当他们接触到更高阶级以后，都在心理上改变了自己的位置，觉得自己不一样了。

人性的恶劣在于，就算处于同一阶级，稍微占有一点优势，便会利用对方的弱点或者渴求，耀武扬威，敲诈勒索。

其实，就像遮挡光线的太阳镜，戴在脸上改变的是自己的视觉与心境，太阳从来没有为谁开过滤镜。

14.印第安羽冠

羽冠也有等级之分

在印第安文化中，黑色羽冠使人联想到权贵和死亡，而南美金刚鹦鹉的紅羽则表达了善意、能力和富饶。如果当地居民都有资格佩戴紅羽，那么黑羽將凸显其尊贵，也就是说，在一个阶层当中，越多的人佩戴的是紅羽，則表明這個阶层社会等级越低。

15.金基泽

作为一家之主

金基泽会用计划安抚行将崩溃的家。

力所能及的保护好子女、老婆。

只要活着，就有快乐。 只要省钱，吸吸杀虫剂又如何。 他明白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早已接受了游戏规则。

作为司机

一般来说大佬的司机有几个特点：

话少会聊，嘴严懂分寸，穿着素气。

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

金基泽作为司机却总回头说话，不光吓唬社长，也让我紧张。

还会问爱不爱老婆的问题，对社长来说，这是一个下人问了朋友该问的问题。

作为人

暴雨夜在临时休息馆熄灯后，

明明看不见，却还要挡上眼睛。

想要遮住的，是人的尊严与心。

16.蛋糕

太太回忆多颂一年级夜晚见鬼时偷吃的蛋糕，与这次生日趴为同一款。

生日蛋糕是创伤提示物。

一般治疗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需要根据个体进行心理教育，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1.稳定阶段 2.创伤复述阶段 3.整合与巩固阶段

台词： “这是让多颂克服创伤的蛋糕 所以务必要麻烦杰西卡老师”

使用蛋糕属于第三阶段里的“创伤提示物现场暴露”手段，至于效果会怎么样，我持怀疑意见。

看着倒是很好吃。

17.关键词的关键词

重复是一种强调暗示，不算镜头语言，

全片台词：

「计划」出现18次，「味道」出现12次，「石头」出现5次。

「石头」是青年向上的欲望

「气味」是富人画的圈

「计划」是人给自己的麻醉剂

当人无力控制生存环境时，会执着于某个概念，通过把概念固化来对抗自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成功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被所驯服。

穷人多讲计划，富人逍遥自在。

青年人常梦想更完美的世界。几时我们失去这个梦想，人类的进步也就会立刻停止。可现实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虚荣、地位、利益，人类是一部不断为了争夺资源而产生冲突的斗争史。一些人从现在开始躺着什么都不干，所得被动收益是另一些人一辈子也赚不到的，这就是阶级。千里马不一定找到伯乐，彩票一定不会中奖。社会阶级决定人的意识，都说好的事情不一定真的好，所谓的三观也不过是一些人的圈。

想起影片开场的第一句台词：

这下完蛋了。

活着吧，没有计划的人不伤心。

不出意外地，《寄生虫》引发了一场电影地震。不论是由此带来的资源字幕讨论，还是随之而来的观影热潮，这种小范围内的焦虑式狂欢让自诩为影迷的我感到一种充实与满足。同样的感觉在去年的《燃烧》登场时也体验到过，当然可能没有这么强烈。

作为近两年来入选戛纳主竞赛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和《燃烧》之间的比较好像是很多看完两部片子的影迷朋友都乐意去做的事。的确两部片子有一定的可比较性，除了电影节的竞赛经历（尤其考虑到最后全然不同的获奖情况），还都有对贫富阶级差异的指涉、对电影符号学的探究等等。考虑到自己水平有限的事实，我仅对两个片子各自结尾的（可以说是）超现实片段做一点讨论。

《寄生虫》里，当整个故事尘埃落定，父亲失踪的谜团也随着儿子解码后的信件内容而解开，然后奉俊昊给观众设置了这样一个结尾：儿子基宇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配合儿子的旁白，我们看到了若干年后衣冠楚楚的基宇买下了那个房子，和母亲共同享受庭院里的阳光，并和从地窖里走上来的父亲拥抱，紧接着镜头切给寒冬地下室里的基宇，电影结束。

这好像是一个商业片很惯常的设置，当主人公在现实中受到压抑，他只能通过超现实的想象来对接下来的生活抱有希望，这也是导演让观众能够继续抱有希望的一种方法。区别于一般的商业片导演，奉俊昊在这个很短的片段里依然有独到的设计，主要在两点。

一个是搞定了那块石头的问题。超现实片段开始（也可以视作基宇的梦境开始）出现的是基宇的主观镜头，他将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那块石头放到了溪流中。这块石头无疑是电影里非常重要的意象，理解可能有很多，考虑到那场暴雨淹没地下室的戏里基宇拿起水里漂来的石头，我愿意把它理解为基宇对自身阶级属性的顾虑。所以结尾一场戏里想象中的基宇放下了这种顾虑，从而毫无顾忌地跨越阶级。我觉得这放在超现实片段里是很高明的。因为我们知道那块石头在佣人的老公砸基宇的那场戏以后就已经不知所踪了，现实剧情里面很难再把它写回来。但作为几乎贯穿整部电影的重要物件，给它设置一个最终的归宿是有必要的。而超现实片段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种抽象又和石头本身象征的东西相呼应。甚至更玄乎一点，我觉得在不同的段落里这块石头的重量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和我现在讨论的重点无关，大家有兴趣可以思考一下。

另一个是对父亲人物弧光的完成。这里先要解释下阶级跨越的具象化。在这个超现实片段里，儿子基宇（和母亲）成功地实现了阶级跨越，最终买下了那栋别墅，但这个跨越的过程是抽象的，是通过儿子对自己的人生规划表现出来的。相比之下，父亲的阶级跨越是具象化的，即从地窖走上来。相似的设置在之前的情节中也出现过，那是佣人想从地窖上来向夫人报告真相，但在出口处被基宇的母亲一脚踹了下去。也就是说佣人一家没有实现的阶级跨越，父亲实现了。

那么再让我们来系统地看父亲这个人物，他开始很窝囊，有人来家门口撒尿也无动于衷。后来在儿女的计划下有了工作，并对朴社长一家充满了respect（作为对比，佣人的老公直到死都处在这个阶段）。接着因为气味这个细节，父亲的尊严逐步坍塌，并最终犯下罪行，为了不被审判而把自己关在了地窖里。情节发展到这里，父亲好像被永久禁锢在了阶级金字塔的底端，是最后这个超现实段落让父亲实现了阶级跨越，完成了完整的人物弧光。然而超现实最巧妙的地方在于这一切都是假的，影片最后奉俊昊把镜头给了寒冬里呆坐在地下室的儿子，前面的一切只不过是儿子基宇的幻想。现实给了那些企图跨越阶级的人们狠狠一耳光，这种绝望与基宇眼神中若隐若现的希望形成的强烈反差，通过影片留给观众的最后一个镜头表达出来。

总的来说，奉俊昊给《寄生虫》结尾设置的这个超现实段落是很有功能性的，或者说是趋向于封闭的，不管是人物（父亲）还是事物（石头），都有了各自的结局。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部优秀的商业片应当具备的，能符合观众的期待，也能给整个作品做结。那么李沧东在《燃烧》里是怎么做的呢？

在《燃烧》的结尾，经历那么多事以后，刘亚仁饰演的李钟秀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他把Ben直接约了出来，将他谋杀，并把尸体连同自己的衣服都放回Ben的豪车里付之一炬，最后在寒冬的火焰映衬下开车离开，电影结束。

这里要插一句，因为就我个人而言，《燃烧》的这个片段是极其震撼的，这种畅快的观影体验甚至超过了电影前面那个备受推崇的夕阳之舞。对比之下《寄生虫》最震撼我的不是结尾的超现实，而是前面父亲谋杀朴社长的片段。所以直接相比两个超现实片段对我而言其实高下立判，我只能尽力保持着所谓的客观理性来讨论。

回到《燃烧》的这个片段，我观影过程中最感兴趣的是它的真实性。在前面的情节里我们明显感受到李钟秀对Ben的怀疑，在他看来Ben可能是个变态杀人犯，而惠美很可能就是他杀害的。这么看来，最后钟秀用这样的方式为惠美报仇好像是情理之中。但再多想一下，这么做和钟秀的人设是有出入的。不仅因为他作为一个loser作家对Ben这种富豪的畏惧（《寄生虫》就告诉我们瞬间的情绪爆发不会受阶级差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钟秀是一个为了确认仓房被烧掉而找遍方圆好几公里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带着几分想象的怀疑就对Ben下杀手吗？基于这两点我判断这个结局就是超现实的，而这种带着思考的观影体验可以说极其畅快。

然而我不知道是不是李沧东担心作品太晦涩，他还是在电影里设置了线索。前面所述的结局开始前有个李钟秀坐在窗前打字的镜头。这个镜头是有指向性的，暗示后面的情节是钟秀小说里的内容。换言之，这也做实了后面发生的事是超现实的。我一直觉得打字的镜头值得商榷，如果去掉，让观众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看待这个结局的真实性会更有意义。

这个超现实片段里讲的东西信息量极大，有钟秀和Ben的情感表达（谋杀时的相拥），有钟秀整个行为逻辑引起的思考，尤其是烧仓房和烧豪车的对应，让片子的立意超越了简单的嫉妒和复仇，也超越了贫富阶级的差异和对立。那一刻Ben对于道德与生活的价值体系已经被钟秀所传承，他甚至放弃寻找仓房，而自己创造了一个“仓房”。当然这只是我有限的理解，对于《燃烧》的探讨已经有太多，不缺我这么肤浅的一个。我只是想说《燃烧》这个超现实片段的结局超越了简单的功能性范畴，是趋向于开放的，人们可以对它展开无穷的想象（不仅限于真实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和村上春树的原著里表达的那种多义性是统一的，而一部可以表达文学上的神秘性和多义性的电影实在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做个总结吧，我觉得拿这两个超现实片段进行对比可以一定程度地看出《寄生虫》与《燃烧》的区别，奉俊昊与李沧东的区别以及商业片和文艺片的区别。个人而言，这两部电影我都喜欢（都给了五星）。《燃烧》是那种看完以后会不断回想与思考的片子：那只猫的意象究竟有什么作用？仓房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寄生虫》的故事结构与场面调度让我整个观影过程享受其中，看不到大银幕实在是可惜。

今年北影节的时候和朋友扯皮，我说韩国的电影大师我只认一个李沧东，如果还要算的话就加一个洪尚秀。然后戛纳立刻就给了奉俊昊一个金棕榈来回应我的胡言乱语。其实谁是大师的问题真不好说，但可以确定的是，奉俊昊和李沧东仍然在电影上不断地探索，接连拿出《寄生虫》和《燃烧》这样的作品，这是韩国电影的幸事，也是我们饱受技术原因困扰的影迷的幸事。

写于2019年8月7日

将要发于公众号 深邃的电影

本文修改版可见于「陀螺电影」： 为什么《寄生虫》里的富人们那么蠢？

「现实」：顽抗荒诞的薄膜

在对于《寄生虫》的不同评价中，剧情是否足够可信已然成为争论的焦点。对于不少观众而言，奉俊昊在这个精巧的寓言故事中所装载的情节信息充斥着大量不符合现实社会逻辑的细节，使得嬉笑怒骂的人物最终皆滑向失真，而「富人为什么这么蠢」成为被反复提及最多次的疑问。而在另一部分观众来看，影片的叙事推进近乎行云流水，气势轩昂，那些出现龃龉的细节并不构成对奉俊昊所创造的「现实」世界及其表达诉求的破坏。

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却基于对影片本身共同的认知——一种对影片内蕴的强大张力或是「割裂」状态的承认。但两者间却依然存在着一层膜，这层膜决定了他们在进入这个虚实难辨的异世界之后，是捕获到错位带来的崭新体验，还是挣扎于现实和虚构的区分而无所适从。

奉俊昊或许一直是个幽默的导演。只是他的「幽默」很多时候可见于人物的细节，可见于叙事的语气，可见于某些细小的情节铺垫，却终究未能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以至于无法形成具备渗透性的荒诞感。

假如说《玉子》是以荒诞为名的粗糙组合，一抹过于浅淡无力只得擦身而过的反抗幻梦；那么《寄生虫》则是以荒诞为驱力的一场庞大蜃景。若以片中人物的状态作喻，它产生了一种荒诞的庞大「眩晕」——时刻处于一种试图抽离或潜逃的半清醒状态，但却从未成功。

能否感染这种「眩晕」，大概就是能否戳破「现实」薄膜的关键所在。

「失常」：荒诞的召唤信号

如前所述，「眩晕」可以被看做一种对全片心理模型的提炼。而假如不将「眩晕」认作状态而当做一瞬时性的动作，那么它可以作为一种「荒诞」的召唤信号。全片的召唤信号，则不只「眩晕」一种。

我们不妨从贵妇——这一全片最「愚蠢」的角色入手。

在基宇正式进入豪宅工作之前，影片处于一种相对平稳且略带诙谐的底层叙事基调中。而在引入贵妇角色的过程中，则有一处轻微的「波动」。

镜头将目光设定在厨房玻璃窗的犄角，玻璃与青绿的草坪、斑驳的阳光以及下陷的阶梯之间产生着不易被察觉的错位映照。观众与基宇几乎同一视角俯视窗外花园中的管家与女主人。管家端立左侧，女主人则赤着脚伸长手臂趴在桌上，两人被一条细细的玻璃转角线隔开——此时数次呼唤女主人的管家突然向前一步，越过界线，「啪」一声拍掌，立马缩回；女主人也突然从午后的昏睡中惊醒，恢复到端坐的优雅状态。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但却释放出一种极其锐利而机械的信号。拍掌仿佛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个标志着某种怪诞气质的拟声词，成为了这个交际场域中互动法则的直接陈述。

接下来另一处女主人的「失态」则在杰西卡老师与之交流小儿子的绘画时。杰西卡驱走一旁的管家，二人中间的画面空间被疏散，留下背景中通向地下室的漆黑门洞。杰西卡直接询问小儿子的过去——此时，女主人突然尖叫，紧接着一个镜头以捂住脸的女主人为中心从杰西卡左肩摇到右侧——一条仿佛监视器般警觉的弧线，但构成的却是一个朝向被观看之物的空间。女主人渐渐从刹那的歇斯底里状态恢复过来，泪眼涟涟地许诺杰西卡一起探索小儿子心中的「黑匣子」。

声音与镜头再一次配合成为一种不规则的信号。刺破了一个平静的交流语境，但却建构出一个新的斜面——这个斜面同样成为滑向「反常」的位点。

另一处尖叫出现于男主人发现司机「车震」后与女主人商议时。影片主要通过两个机位对二人进行描摹：一个面对女主人，从男主人一侧投过去；另一个则是将二者几乎置于同一平面的机位，与前者的方向呈直角，二人中间浮现的依然是那个仿佛无底的门洞。当男主人开始最终的猜测时，摄影机开始在二人的言语与神态之间产生游动。男主人质疑「那位女人的状态」，镜头的目光逐渐引向女主人近乎茫然的眼神，最终再次将女主角的状态挑逗为一次「失常」。

此处的言语与人物、臆想与现实的关系再次产生了微妙的畸变——男主人明明在臆测一个实际上完全不存在的「非正常」女人，但他的语气与姿态却仿佛模糊了这个所指，让能指从一个虚构的空间中，坠落到了眼前的妻子身上；妻子的惊诧状态似乎是被「吸引」出来的，而非自然而然的性格所致。在剧情文本层面上，丈夫在做一种上流所不能容许的「肮脏」推测；而在电影叙事层面上，丈夫仿佛是电影叙述者玩笑般的代言——它再一次指明了女主人的非正常状态，并搅动了整个「现实」的语境，撕开一个小小的入口。

同一人物中，我们也能看到女主人的「眩晕」。

影片中女主人总共出现了两次眩晕。第一次，女主人在受了一家人合伙哄骗之后目睹老管家肺结核「咳血」。一同步上楼梯后，司机马上走上前去打开垃圾桶（有趣的是，此处女主人毫无意愿凑近观看），拾起血巾。在一种对不洁之物的近乎生理性抗拒下，她突然晕倒——但之后时间马上跳跃到她给新司机发短信私下商量，这一次迅速切换一方面营造出一种人物状态的落差，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捕捉：只是晕血吗？还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趋避，或是娇弱的抗拒？眩晕之后，又有何意义呢？

第二次在最后的生日派对上。目睹一片混乱的女主人一开始还能大呼小叫——这时，「大呼小叫」反而成为了鬼怪被释放后的「常态」——而到了男主人遇刺，女主人目光彻底陷入呆滞，最后再次晕厥。这恐怕是女主人状态变化最有层次的一段，但这种渐变在最后这狼藉的「人鬼」碰撞中显得如此出离、如此格格不入。女主人仿佛再次成为了舞台上塌陷的标志物。

在这一系列的失态或是反常中，人物的心理及其形象固然重要，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人物状态的变化特征本身同样表征着一种分裂。在影片精心搭建的叙事系统中，各个人物仿佛星系一般缜密运行；而这些突如其来的仿佛乱码一般的细节，正是观众窥探整个影片世界的刺点：他们并不遵循着任何常规的演变流程，而是以一种「战栗」的姿态突入视野，剧烈摆荡之后瞬时回归正常。它不只是对女主人的性格描写，更是一种僵直而机械的突变性状态凝缩。

这种近乎一惊一乍的传递方式，昭示着场域本身的非真实气息；假如「电影」是一个饱含智慧的生命体，这一系列细节就仿佛是它在睡梦中的抽搐，从而隐隐指向另一个蕴藏于「故事」之中的潜意识空间——这或许那个被掩藏于地下的空间，那个栖居着「鬼」的空间；或许是那个藏匿着廉价脏内裤的车底空间；或许是那个垃圾桶中遍布着病毒的空间；……

实际上，这种微妙的人物状态骤变并不仅仅见于女主人一人。

在Kevin老师第一次辅导英语时，他突然伸出手抚摸女儿的脉搏，对她说着关于考试气势的心理技巧。他仿佛从之前那个颓丧的底层青年模样中彻底挣脱出来，反客为主一般成为上流社会成功学的教授者——除了反复考试的能力之外，这一切泰然自若的姿态都毫无背景解释。奉俊昊直接摆放出习得技能的结果，看似欠缺说服力，但却反而造就了这种人物状态切换时的封闭真空。

女管家在雨夜中赶来，一开始在摄像头下只是显露出一种轻度的惊悚气息，进入房间她还极有礼貌连连道谢。但在走到门洞前时，忠淑问她来意，她却突然减缓了运动速度，幽幽地转过身问忠淑「要一起下去看看吗？」——镜头此时将她纷乱而潮湿的黑发和背景中幽暗的门洞混杂于一体，突然间，她仿佛不再来自地上，而成为了一颗黑暗中浮出的头颅。

一家人坐在寄生之处的客厅中饮酒谈笑。当忠淑提到「蟑螂」时，基泽突然面色阴沉转而大怒——之后又与忠淑两人相视大笑。

如此种种，皆可看作通过人物状态变化所传递出的荒诞信号。

然而，底层与上层人物虽然同样能够作为异世界的信号传递者。但作为影片描绘的主要群体，底层依然有着其独特的「荒诞」阐释模式。

「扮演」：荒诞的运行法则

影片最初有一个颇为日常却精妙的段落：叠披萨盒。

好不容易找到WiFi的基宇联系上了披萨店，之后找到了一个外国人高速叠披萨盒的小视频学习。一家人在漫卷的消毒剂中工作，其他三人咳嗽不止，而父亲基泽却若无其事地高速运转。之后镜头马上切到披萨店员工抱怨披萨盒质量的场景，一家人加速赚钱的希望迅速破灭。

结果上看，这是急于求成的无奈失败；但从心理动因上看，这完全是「模仿」的失败——一次对社交媒体上的「劳动模范」的效仿失败，更深层即是对高速运转的经济体制的适应失败。「模仿」在物质生产层面上，必须带来优异的成效才能获得社会体制的认可——但在文化身份上却不太一样。

叠披萨盒的失败几乎可以看作是这一家人之后一切行动的引子：当一种模仿失败后，用另一种模仿替代它。这种模仿便是影片之后的「荒诞」内部的心理模型：「扮演」。影片最核心的设定与其说是「寄生上流」这一基本的阶级碰撞模型，不如说是这种深入底层身心的寄生技术。

影片进而开始了对「扮演」概念的提炼。

基宇伪造学历仅仅是最浅度的扮演，至少他本身确实具备一定的学识基础；而对于基婷而言，进入冷峻的知性女青年角色似乎也并无太大难度。而到了基泽和忠淑，纯粹的扮演难度已经陡然增高。

影片在第40分钟左右设置了一段节奏极强的平行剪辑：一条呈现基泽与基宇的台词排练过程，另一条衔接基泽如何在女主人面前扮演忠仆并「告发」管家。时间的流逝在这一段落被高度浓缩，排演与扮演的相互衔接随着高昂的古典乐如电流般交替冲刺。基宇指导的表演法则被基泽惟妙惟肖地实践于真实的人物交流中。这一家人彻底摆脱了那种学习叠披萨盒时的手足无措，进入了另一种如鱼得水的模仿游戏之中。最终在基婷的致命一击下，产生了生理上真实过敏的女管家同样被打扮为虚构的结核病患者——做成一出无可置疑的「戏剧」被奉送到女主人面前。

此时，「扮演」的法则早已不是简单的身份或智识证明，而是对上流社会心理的操弄：不能过于情感外露，不能逾越礼仪边界，也不能过度冷酷，更不能提及淫秽、污浊等禁忌之物。一切都在温情脉脉且清洁理性的私下交流中悄然完成，就连开除这件事情也与之前司机一样：必须找个体面的借口。

当然，以上的分析背后，还有一个更根本且颇具东亚特色的法则在运作：女主人口中的「信任锁链」。「扮演」成功的重要因素便是这种对人情社会的无条件信任，这种亲缘信任本是上流社会进行源源不断的财富、权力与文化地位再生产的法宝。但是这群寄生虫却也深知这种「亲缘」并非无限度的亲缘，他们必须拿捏住现代社会上流人士的亲密尺度——因此他们必须抹去「家庭」这一层关系，而让信任的锁链充分展现为被能力所衡量的「客观」要素。这一统治性的交际法则既是一切「扮演」成功的前提，也是一家人「扮演」的神髓，更精确钳制着「扮演」的额度。

当一家人寄生成功开怀畅饮于偌大的客厅时，这种「扮演」的可能性被推至巅峰——他们「彻底」占据了上流社会的空间。但这种假梦成真在不同人物心理并未同等奏效，因而如沸腾的水一般出现膨胀甚至破裂。

回到先前谈人物状态时提到过的「争吵」。侵占成功后的忠淑依然有着颇为悲哀的自我认知，在大家皆饮酒乐甚时徒发身如「蟑螂」之感慨。而此时的基泽显然不愿意接受这一煞风景的事实，突然大发雷霆揪住忠淑的领口。镜头此时并未专注于二人，而是在揪住之后马上切换到对基泽与基婷的神态呈现中——换言之，即扫向「观众」——再跳回对忠淑这位「表演者」来。耐人寻味的是，这个镜头并未直接捕捉基泽的神态，只是缓慢地在忠淑的笑声之后呈现出回应，从而顺势完成了对基泽的心理铺垫。

这是基泽第一次「计划之外」的「扮演」，也是第一次无法分辨真假的「扮演」：当意识到自己只是「蟑螂」时，他真的依然能够谈笑风生吗？当「扮演」成为一种规划的常态，更深层次的「扮演」就不再能被精准识别，进而演化为自觉的自我掩饰。而当观众或是演员无法识别「扮演」的虚构性时，演员和观众的界线便被破解——这一舞台行将崩塌。

「荒诞」结构的进一步展布同样有赖于这一心理模型的发展：「扮演」权的争夺浮出水面。

影片的前40分钟未尝不是一种隐性的「扮演」权争夺。只是到了一家人仿佛真的成为主人的一刹那，他们放入前管家打开了显性争夺的闸门。当父子女三人从地下的阶梯上跌落时，这并非任何强行转折的「巧合」，而是明确了争夺的必然性；当前管家拿出手机拍摄下窘态作为证据时，他们从一个偷听的「观众」的身份上倏忽间下坠：既成为了被观看的「演员」，也成为了必须观看重拾「扮演」权的前管家表演的被动观众。

影片逻辑的缜密便彰显于接下来这场戏中。

前管家开始了对北韩播音员的模仿；与此同时，手机摄像头的「目光」紧紧监视着举起手来的一家人；一家人则被迫观看这场表演。先前耀武扬威的排演-扮演关系不复存在，观看-表演关系的瞬间翻转将人物的心理提挈得如此顺理成章而富有内聚力。前管家的模仿秀更进一步施加了这一目光的权力关系。手握「扮演」权（亦即对豪宅空间的主导权）的人不仅能以讽刺区分敌我，更能以扮演本身的虚假属性形成居高临下的凝视。

然而前管家终归犯了与一家人同样的错误，那便是将自己误认为主人，忽略了「扮演」权本身的脆弱，更是忽略了「扮演」本身的「扮演」性质。

最终，前管家丈夫作为一只「鬼」出现在庭院这个最为盛大的舞台中。但满面血痕的他并不是作为「鬼」的扮演者出现，而是作为女主人口中传说的「鬼」本身出现——此时此刻，现实且非理性的恐怖瞬间涌入舞台上「虚构」的世界中。小儿子的英雄救美故事彻底坍塌，「扮演」的逻辑链条被彻底摧毁——作为配角的男主人与基泽之间的主仆「扮演」关系也随之破裂。眼神恍惚的基泽不仅刺向了有气味洁癖的上流，更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难以为继的战争爆发之后，由现实刺向虚构。

哪怕是影片最终，深受「扮演」之害的天真人物依然向往着重回舞台。他或许不再期盼着扮演「上流」，但却依然渴望着进行另一种他们还未彻底领略的上流「扮演」。真实与虚假的关系终于被彻底抹除，被一时穿透的「扮演」与「虚构」法则被扮演者内化，并完成进化。它们依然是畅行无阻的统治原则，一种不知是更为虚化还是更为现实的眩晕式荒诞依然在继续。

「黑匣」：荒诞的心理具象

影片中存在一处明显的意象呼应。正如之前第二处「失常」点所展现的，画面中黑色门洞的空间被敞开，而Jessica老师则询问女主人「你愿意和我一起打开黑匣子吗？」而故事之后的发展也纯然证明了这一言语与心理中的「黑匣」与门洞之下的黑色空间的同构性。但在分析这一同构性之前，我们却需要注意到「黑匣」这一概念本身被建构时的语境——它本身便是一个「荒诞」概念的凝缩，因而恰恰可以作为一种荒诞效果的多维度总结。

Jessica本不是艺术治疗专业的高材生，她的学识仅仅来自互联网上临时的学习。但这一浅薄的思维概念却能成为小儿子心理世界的隐喻，并轻轻松松地攫住女主人的心魄。在这一段落来看，「黑匣」作为一个兼具文学性与理论性的隐喻试图去吸纳门洞之下的现实世界，Jessica的「扮演」更是野心勃勃。而随着叙事的推进，黑漆漆的门洞作为已知空间与未知恐怖的杂合体而反复出现，其影像的真确存在反复嘲讽着「黑匣」的概念，直至完全成为黑暗喷薄的出口。

作为一个语词，「黑匣」试图完成概括、包蕴乃至疗愈的任务，但最终却只是被汹涌而来的现实反噬，成为一个漂泊无定的能指。人们以为黑暗就在那语言可以表述的「黑匣」里，或是在那可以被画笔所宣泄的纸张角落里，因而能够面对它、解决它；而真实的黑暗（这里的黑暗是一个中性词）是不受一个轻飘的比喻束缚的，它或是长久地如幽灵般游荡伫立，或是引发山崩地裂带来秩序改写的可能。

这正是影片所内含的「荒诞」最恰切的心理具象：一切对荒诞的描述与探索都是如此徒劳，而只有荒诞本身自如地运行，引发一次次眩晕般的恐怖体验直至终结。

「杂糅」：荒诞的自主调节

我们不妨再次回到奉俊昊的创作轨迹以及开头提出的「现实」之问中来。

对奉俊昊而言，《玉子》更像是一次失败的荒诞「杂糅」，他甚至都无法像以往一般轻盈地融入幽默的语气，转而被臃肿的段落结构和现实诉求拖拽跛行。影片中其实已经出现了不少与《寄生虫》类似的人物状态碰撞（比如蒂尔达·斯文顿与保罗·达诺的角色），只不过连带着各式批判讽刺实在是过于突兀，几乎没有被整合进叙事系统。以至于一些最为简易的荒诞性都无法被顺畅地传递出来。

而到了《寄生虫》，离奇的设定本身成为荒诞的骨架，更丰富的人物状态、心理角力以及虚构与真实在空间内的多重融合均成为了荒诞感内部的鲜活内容。至于情节，它本可以朝着更为不着边际的走向发展；至于人物，他们本可以更加模板化更加单一；至于视听技巧，它本可以更附着于叙事游戏不给人物留下一丝情绪空间；……如此种种都有可能让影片变得更具「快感」，但正是奉俊昊在其荒诞体系内对于「日常」的审慎要求——他必须将极真与极假妥帖地「杂糅」一体，使得影片在造作的设定与不堪一击的故事逻辑中，最终成功吞噬并重构现实。

首先，高度「杂糅」的荒诞连接了建构性概念与真实世界，从而使得人物与观众皆能坠入真实与虚构的断裂中。断裂中的人不再具备分辨的能力，而徒留一种「眩晕」的状态，一种无意义的荒诞本原。这也是基宇最后的结局。

其次，「杂糅」是一种兼容抽象与具象的努力。影片的荒诞感的重要作用，便是对抽象的阶级碰撞戏剧模型与具象的「寄生」现实的强大兼容。它嵌入了无数「舞台」，也嵌入了无数观看的「窗口」，更是嵌入了无数难以分辨「扮演」——而在这一系列静水深流的概念之外，他又没有放弃对人物情绪加以提炼的努力。

第三，「杂糅」内含着一种直白的荒诞拼贴。这恰恰契合影片的气质，将满溢的机械与粗暴用看似最直接的方式对撞。直白的表达方式，反而成为一种被荒诞的美学所操控的语气，从而造成不经意间的模糊，构建出同样的「眩晕」感。

仿佛一长串「刀尖上」的复杂舞步，诸多杂糅的荒诞感在「日常」的场域内肆意碰撞，「日常」本身也依然奏效，但它已然屈从于「杂糅」的一部分这一荒诞美学的系统中，荒诞性的自主调节。这或许是奉俊昊导演能力在《寄生虫》中的一次质的提升。

最后，回到那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

为什么《寄生虫》中的富人可以如此愚蠢？

答案或许是：影片是一场迥异于「现实社会」的荒诞「眩晕」，「眩晕」中的面目未尝就是「现实」，但荒诞本身的力量却能穿透「现实」而降落于「真实」，或另一种更高维度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