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电影的片头曲会是《女友嫁人了，新郎不是我》。这首歌太熟悉了，熟悉到我能跟着调子一边哼唱一边跳舞。导演很聪明，一首歌就交代了故事背景，这首歌大火时，应该是零二年左右。欢快的曲调中程勇出现了，长到耳背的头发，浮肿的脸颊，油腻的夹克衫，烟灰缸里积满烟屁股。每个城市的角落都有这样郁郁不得志的中年男人。过往是一笔烂账，看不见未来的路，身上却负担着老和小，像只蜗牛，动弹不了。

我在程勇身上看到了自己模糊的身影，那个现实摧残下苟且偷生的疲软灵魂。人活在社会上，必须要有个身份。什么是身份？要有钱，有了很多的钱，才会有房子车子，肉身才有稳妥的依仗，才会有尊严。程勇生活魂魄，前妻要带着儿子移民，父亲等着救命钱，除了铤而走险，他无路可走。白血病患者吕受益的出现，使他踏上了冒险之旅，往返于中印之间走私‘假药’。

《神曲》里有句诗：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这句诗原本是写地狱之门，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医院门口，也毫不违和。医院里除了产科和儿科有一丝朝气外，其余的地方永远笼罩着死气，再大的太阳也驱散不了病房里的阴霾。只有进了医院，才会知道钱有多不经用，它和纸的差别并没有想象中大。

25岁那年的暮春，父亲出了事故，躺在医院里。和电影里的白血病很像，他得的也是绝症，尿毒症，一场严重车祸彻底摧毁了他靠药物维持的平衡。完全没有希望。可是求生是人的本性，他努力配合着所有治疗，我总是希望能有奇迹降临。ICU里一天的费用是一到两万，每日用钱吊着命，救活的几率不足百分之一。快住满一个月的时候，实在没钱了。我准备去要账，去河南一个偏僻的小镇，要几万块钱的赊账。我买了份地图，准备租赁一辆汽车连夜出发。母亲知道了，抱着我哭，不许我走。她害怕我有去无回。永远不要怀疑一个母亲的直觉，我当初的确是存了荆轲之志的，只想着一定要弄到钱，就算有犯法的勾当也会干，搞不好杀个把人，卖个把肾，都有可能。后来那个商人听说我要找他家里去，就把钱打过来了。父亲在医院拖了一个月，还是去世了。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是怎么熬过的。事情好像已经过去了，可是愧疚却刻入了骨髓，夜夜让人不得安息。我只能到病人中间去，用那一点点微薄的成就感抚平愧疚。

肿瘤科里，最不缺少就是绝望的眼神，每每让我不忍直视。病区的走廊里飘荡着永不停歇的呻吟声。病情轻的病人，晚上回家，隔几个月来住院复查；病情重的病人，只是没日没夜的受折磨。上化疗的病人，统一圆乎乎的脑袋，穿着纯棉家居服，他们喜欢尽可能的和医生护士多聊一会儿天。至于化疗都上不了的，就在在折磨中等死。‘护士，给我打针吗啡吧！我疼的不行了。’上夜班就是穿梭在呻吟声之间，一次次的打开麻醉药品柜，为病人注射各种止痛药剂。

曾经有一位女病人，农村人，病情很重才送过来。身体枯瘦如柴，却挺着一个大肚子，看起来像是怀孕了一样。卵巢癌，肚子里全是腹水。路也走不动了，一天至少抽一次腹水，只能卧床。她前面化疗用了两个疗程，可是排斥反应太大，加上也没钱，就停了。晚上呼吸困难，在床上躺不下去，只能搭着床板坐着睡。人没有希望，钱却不停花出去。那会儿的病区在七楼。有天下午，她让丈夫下去买饭，自己从通风的窗户钻出去，寻了短见。一年之后，在她的忌日，她的丈夫悄悄来了医院，还是在这个病房，趁着没人时从窗户钻出跳了楼。也许死在同一个地点同一天，他们在阴间能够相见。这件事以后，整个医院的窗子都被封了，原来能探出一个头的窗户，变得只能勉强伸出一条胳膊，透气而已。

有天凌晨三点，主任突然打电话，紧急情况，回院加班。大冬天的，套了件大衣，骑自行车赶到医院。原来是有个病人不见了，她得的是白血病，五十多岁。监控看到她趁值班护士在治疗室抽药，溜出病区，走廊之外没有摄像头，就再也看不到了。我们于是到处找，楼道、垃圾间、安全通道、开水房，顺着楼梯一层一层看。警察也来了，大家找完了病区，又去车棚和花园里看，电筒的光柱在冬夜里晃动。最后我们找到了她，在医院后面，供应室和食堂之间的一个小过道。三米宽的小过道，因为供应室和厨房都要用水，所以有一条沟渠，大约四十厘米宽五十厘米高，那个中年女病人，头朝下匍匐在水渠上，窒息而亡。后来我一直在想，她是用了多大的意志力，才以那样一个姿势死去？人的求生欲望最强，她的两手撑在沟渠边的水泥地上，只要手臂稍微撑起，她就能够躲开死神，但是她没有，她用一种最强硬的姿态迎接了死亡。她可能找遍了整个医院，没有找到一根绳子，没有找到一个露台，没有找到一把刀，连死都是如此艰难，最后她只能选择了一条让意人想不到的小水渠。

程勇虽然是以赚钱为目的，但他的药挽救了那些吃不起进口药的平民百姓。这件事，虽然出发点不光彩，过程违法，但的确有意义。在卖药的过程中，他有了朋友，找回了尊严，还疑似遇上了爱情。可惜好景不长，药贩子张长林找到了神油店，要程勇转出代理权。先有利诱，后有警察突击检查，程勇退缩了。他本来是为钱，现在钱已经有了，他更重视自己的小家。曾经的五人组合散伙了。程勇当起了清清白白的生意人。张长林不久被通缉，加价到两万的仿制药也没有途径再能买到。吕受益停药后，病情恶化，他的妻子去找程勇，绝望下跪在了工厂门口。程勇去看老吕，他望着程勇露出一个虚弱笑容，没有丝毫怨恨。这一面就是永别，在没有希望的病痛折磨下，吕受益选择了自杀。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有时候人是没有选择的。

病人的绝望，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疾病会剥夺人的一切：健康、希望、尊严、金钱、感情，哪怕有家人陪着，也掩饰不了被上天抛弃的事实。连呼吸都是奢望时，你愿意为了生存付出一切，或者，愿意为了逃避痛苦放弃一切。家属，则是长久的煎熬：愁病，愁钱，一天天挨日子。在焦灼之中，也会有愧疚：为什么得病的不是我？当你重视的人受难时，你会为自己的幸运感到罪恶。你必须要做出点什么来‘赎罪’。这是潜意识的驱使，灵魂需要保持一种平衡，才会让裂缝不至于扩大导致坍塌，生活才能继续。

吕受益死后，程勇受到良心的折磨，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他放弃每月盈利几十万的安稳生活，选择重新卖药救人来进行自我救赎。他把儿子送出国，再也不考虑钱，不考虑会不会被抓，从前卖五千的药，现在只卖五百。他的钱来于病人，便又散给病人。在码头，他问黄毛，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黄毛说，是，但那是以前。两人相视一笑。此时程勇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份义，黄毛会决心帮他顶罪，并因此付出了生命。

接连失去两个朋友，程勇更沉默了，但他还在卖药，继续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白血病人。虽然吕受益和黄毛不在了，但每个病人身上都有他们的影子，能帮到他们，是另一种安慰。古诗中有句很美的诗：犹记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因为爱上了一个穿绿裙子的女子，所以看到所有的绿草都不忍践踏。因为自己的朋友受过苦，所以不忍心见到同样患病的陌生人受苦，这种移情，正是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身患绝症的人也需要尊严，也同样渴望生存。蜉蝣只能活一天，乌龟可以活上百岁，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它们同样重要。多活一年的意义不比多活十年少，救一百个人并不比救一个人更伟大，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人生，还是需要一点英雄主义。汉语中我喜欢‘匹夫之勇’这个词，它虽然是贬义，在我看来却是褒义的，它包含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如果程勇一直是前半段的程勇，也就不会有这部让我哭到头痛的电影。每个人都会死，这是上天唯一公平的地方。当厄运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弱者，都无法抵抗。可是，在荒芜的大海中，总是渴望看见几粒不羁的星光，想抓住虚无中的意义，想看到突然爆发的人性光辉，想等到诺亚方舟的出现。

大家最感动的片段是程勇被抓，白血病患者排队送行的画面。我最感动的却是集装箱码头的那段。黄毛跳上车和警察追车，枪鸣响的一瞬间，车悲壮的冲出护栏，得意的嘴角还未扬起，卡车砰地一声撞上来，那一声鸣枪像是在为黄毛的生命致敬。整部电影在此时拉开了它的高潮。

我喜欢小人物的仗义，正因为他们没有退路，所以这股孤勇更撼动人心。程勇在明知脚前无路的时候仍一次次帮病人买药；黄毛在跑过集装箱码头时那一抹坚定的眼神；曹警官拒绝领导时瘦削的孤独身影；假药贩子被抓后在审讯室里的沉默。电影里这些小人物的匹夫之勇，是普通人对命运的抗争，是个人力量在规则下的夜莺之歌。

2014年，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仿制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493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2015年1月，检方最终做出撤诉决定，陆勇无罪释放。

这一事件成为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原型。电影热映，但事件背后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

2014年陆勇案刚刚爆发时，我们曾对陆勇进行了专访，请他讲述了患病前后的经历及购买印度仿制药的缘由。陆勇的个案之后，我们更希望大家能由此关注更多医学干货，所以同时奉上一篇相关的书籍整合。

为何要将“仿制药”归为“假药”？陆勇行为是否算“销售假药”？如何解决国内诸多患者无力承担高昂药费转而购买国外“仿制药”的现状？国内药品管理制度以及医疗保障体系能否解决该现状？

事实上，这件事情暴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中国普通大众如何才能合法地用上抗癌新药，可以写一本书来探讨。很可能，最终的解决方案，必然是政府、药厂、公益、患者四方合力解决，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承担。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婷

中国仅两三种自主研发靶向治疗药物

2002年，江苏无锡的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随后开始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此药可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病情稳定，维持正常生活，但需要持续服药。每盒（120粒装）售价在23000-25000元。

陆勇对新京报记者介绍，2004年，他偶然得知了印度在生产“格列卫”的仿制药，价格却只有3000元。试吃了一个月的印度“仿制药”后，各项指标均正常。2004年8月，陆勇将印度仿制药的消息告诉了慢粒白血病病友。2011年8月，在多位病友及印度制药公司的建议下，他购买了三张有国际汇款功能的信用卡，病友们将药款打入到此信用卡内，再由他转汇给印度的制药公司。

2013年11月23日，陆勇因在淘宝店上购买用别人身份证开立的信用卡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后经调查，陆勇被认定除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外，还存在销售假药罪行为。

2014年3月，陆勇被取保候审，7月21日，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罪、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

司法机关以“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是因为印度生产的该种仿制药品并未获得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何为仿制药？国内法规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仿制药”的概念始于1984年的美国。当时美国有约150种常用药的专利期已到，而大药商认为无利可图，不愿继续开发，这些药成了无人认领专利的药品。美国出台法律规定，新厂家只需证明自己的产品与原药生物活性相当即可仿制，从而出现了“仿制药”的概念。“仿制药”与“专利药”在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作用、适应症上完全相同，但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的20%-40%，个别品种甚至相差10倍以上。

在中国，因国内的药物价格高昂，很多无法负担正规渠道药品的患者转而选择从印度等国代购仿制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江倩教授介绍，目前，慢粒白血病的治疗方法以靶向治疗药为主。骨髓移植以及化疗因为副作用巨大且多复发，已经少有人选择。而就靶向治疗药来说，“格列卫”因其发明时间最早，临床效果最稳定，成为学界及患者最认可的靶向治疗药物。

“目前全世界的靶向治疗药物有150多种，我国自主研发的创新靶向治疗药物只有2、3种，集中于肺癌及淋巴瘤领域。”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慢粒白血病专家马军介绍，在慢粒白血病领域，我国没有自主研发的创新型靶向治疗药物。

国内患者从印度代购的仿制药主要包括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治疗肺癌的易瑞沙、治疗肾细胞癌和肝癌的多吉美等。

据媒体公开报道，这些抗癌药物从欧美医药公司进口，在国内售价昂贵，易瑞沙每盒5400多元，一个月需3盒至少16200元；格列卫一个月服1盒至少23000元。这样高昂价格使得许多癌症患者不得不选择从印度代购仿制药。

国产仿制药使用人数正在逐步上升

作为仿制药“大户”，印度一度被称为“世界药房”，缘何印度可以大肆生产“仿制药”？医药公司或药品发明人发明一种新药之后，需要在不同国家申请专利，以获得专利的特殊保护。以陆勇代购的“格列卫”为例，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为“格列卫”药品在我国申请了专利。在专利保护期内，我国医药公司不得生产相关“仿制药”。这也是过去十几年来，我国不能够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原因。

在各国的药品管理实践中，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专利权人恣意滥用专利垄断特权，有很多国家对“专利的特权”留下了一条可以变通操作的余地,那就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如危害公共健康、妨碍国家利益等），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某项专利。

国家产权局条法司一位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介绍，我国虽然有“强制许可”相关制度，但还没有个人或政府部门申请过实施强制许可，因此，强制许可制度也从未在抗癌药领域实施过。

而印度的专利保护法相对宽松，药品专利保护在印度执行也不像我国国内如此严格。2005年1月生效的印度专利法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的新药或经改进后能大幅度提高疗效的药物提供专利保护，而不支持原有药物混合或衍生药物专利。同时，印度政府还根据需要实施了“强制许可”制度。因此，印度可以忽视专利保护法的限制，生产大量抗癌仿制药。

不过，印度的做法在国际上也引起诸多争议。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印度的仿制药在一边出售，一边与原来的研发厂家进行专利法律战。

有媒体针对此案例呼吁，中国应学习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医保买单”，化解“保护知识产权和大量患者的救命需求”的矛盾，但马军对新京报记者表示，2013年4月，“格列卫”在我国的专利保护期已经到期。2013年7月，我国已经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售价约3000元每盒。且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省市自治区将“格列卫”纳入到了医保范畴，无论进口“格列卫”还是国产的仿制“格列卫”都在报销范围之内。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副所长刘开彦也介绍说，从临床来看，使用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患者正在逐步上升，“能够上市的药品，在疗效上其实差不多，更多时候觉得进口药（更好）是心理作用。”

“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格列卫’仿制药。但目前售价3000元每盒，相较于印度仿制药，的确还偏贵。”江倩呼吁，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价格仍然需要降低，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地区将“格列卫”药纳入医保范围内。

马军表示，目前，我国治疗肺癌、乳腺癌等重大疾病的多种首选进口药都已经纳入了医保范围，马军估计，纳入医保范围的重大疾病进口药物已经占到20%左右，未来更多的进口药物纳入医保也是趋势。针对进口药专利权问题，马军说：“最近几年，许多进口药的专利权陆续到期，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我们会有更多类似‘格列卫’的药物可以进行仿制药生产。”

了解了陆勇的个案，下面我们来整体谈谈仿制药与癌症的那些医学“干货”。

文 | 菠萝

仿制药是假药吗

人类医疗的持续进步离不开新药的不断涌现，无论是西医的抗生素、伟哥，还是中医的云南白药、牛黄清心丸，都对治疗疾病、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做出阶段性贡献。

现代社会，新药刚上市的时候，都伴随着专利保护和品牌，因此新药又叫“专利药”或者“品牌药”，而“仿制药”，顾名思义，就是仿照“专利药”而制造出来的药。通俗讲就是我们常说的“山寨”。

和其他山寨产品相似，仿制药比起专利药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仿制药的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价格的10%~15%，对于动辄每月花费上万的抗癌药来说，仿制药这个选择非常有吸引力。

但仿制药会不会有其他山寨产品一样的质量问题呢？

真正的仿制药是不会的。在多数国家，要成为仿制药上市，标准是非常高的。美国FDA规定，仿制药必须和它仿的专利药在“有效成分、剂量、安全性、效力、作用（包括副作用）以及针对的疾病上都完全相同”。这在中国叫“一致性评价”。

打个比方，“狗不理”是一个品牌专利包子，要做一个仿制包子“猪不理”，那么“猪不理”必须在包子大小、调料成分、肉菜混合比例、褶子数目、吃完后消化排出速度等方面都和“狗不理”一致。

事实上，印度正规的仿制“格列卫”和瑞士诺华的品牌“格列卫”有效成分100%一样，仿制药本身的效果也经过了无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测试，和品牌药没有区别。

所以，单从药效上来说，它肯定不是假药，而是实实在在的真药和好药。但由于印度的仿制格列卫在中国并未登记或被批准上市，属于黑市产品，这才被冠上了“假药”的头衔。

很有意思的是，2013年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后，中国多家药厂可以合法生产仿制格列卫，按理说买国产仿制药就好，为什么现在大家仍然要冒险去买印度仿制药呢?

还是价格惹的祸！因为国产仿制药价格依然远高于印度仿制药。

专利药必须那么贵

上次网上有人骂，说苹果手机制造成本才1千多，居然卖5千！那如果告诉你抗癌药物生产成本才100块钱，但卖1万，大家可能要疯。我再告诉大家2014年上市的治疗丙肝的神药Sovaldi生产成本900元人民币，在美国售价为50万。

是因为药厂太贪婪，不顾患者死活了吗？

并非如此。

苹果手机也好，抗癌药物也好，主要成本都不在于原料和生产，而在于上市前的研发和上市后的市场推广。

现在一个新药的研发成本越来越高，已经超过10亿美金，即使顺利也要大概10年，而且多数都会失败。这么高风险的事情，药厂为什么要干？就是因为新药出来以后有专利保护，能够垄断市场多年，在这些年里，给药品定以高价，这样才能收回开发药物的成本。药物是个特殊的商品，但药厂毕竟是个商业公司，为了持续发展，必须要盈利。

仿制药之所以便宜，就是因为它几乎完全没有研发成本，省了几亿美金和10 年时间。因此仿制药虽然便宜但可以很赚钱。如果不给专利药市场垄断的机会，让药厂看到新药可能的暴利机会，药厂是不会有任何动力做科研开发新药的。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卖仿制药，或者拿钱来投资房地产，制药本身不会有创新和进步。

当然，由于药物的特殊性，政府也不会允许市场被长期垄断，对新药的专利保护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是20年。但这20年并不是从药品上市开始算，而是从很早期，药物进入临床实验之前就开始算了。 由于药物的开发需要10年以上，因此很多专利药上市的时候，20年专利保护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新药在市场上真正垄断的时间只有几年，在那之后，专利过期，仿制药就会大量进入，极大地压低药价。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促使药厂要在短暂的垄断时期把药价定得尽可能地高，毕竟春宵苦短，好日子有限。

总之，为了整个社会新药研发系统的持续运转，专利药必然贵， 甚至必须贵，才能维持对创新药厂的吸引力。期待专利药降到和仿制药一个价是不可能的。

退一步说，即便每月卖1万的抗癌药降到 2 千，恐怕仍然不能解决很多人用不起药的问题。所以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专利药是不是太贵，而是能否有更好的系统帮助低收入患者出这笔钱。

我能想到几个大方向：

药厂：改变药物开发模式，尤其是积极寻找能预测疗效的生物标记物，精准寻找临床试验人群，减小临床试验规模，提高成功率，降低成本。

政府：推动本土药物开发，增加竞争。积极推进医保谈判，降低准入药物价格。打击无效的“中国神药”，避免患者浪费宝贵资金。

个人：提前购买大病保险，避免侥幸心态。寻找可靠信息源，不要盲从身边的“热心人”和隐藏在山中的“神医”。

公益：帮助切实需要的人群接受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医疗，但必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把钱发放给个人。

为什么印度有便宜仿制抗癌药

而中国没有

在很长一段时间，“格列卫”、“易瑞沙”、“多吉美”等抗癌药物，除了昂贵的品牌药，只有印度才有便宜仿制药，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度仿制药水平很高；第二，印度政府专利保护上不作为。

正常情况下，仿制药必须在品牌药的专利过期以后才能上市，不然专利岂不是成了摆设？比如“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是2013年，在那之前，理论上其它厂家都是不能卖仿制药的，不然就是侵权。美国、欧洲，乃至中国都是严格执行药物专利保护的。这些地方有很多制药厂早就想仿制“格列卫”，不少公司实际上连仿制药都做好了，但是都只能放在仓库，不敢卖，眼巴巴等着2013 年专利过期那一天零点钟声的敲响。

但印度政府不吃这一套，它搬出了专利法中最狠的一招：强制许可。

“强制许可”是专利法中为了防止公司滥用专利权而加上的制衡条例，简单说就是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在专利没有到期，且不获得专利拥有者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支付少量专利转让费，就授权仿制药企业合法仿制并贩卖相同的药品。说白了就是政府可以“强买”。这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找到“狗不理”董事长，说你的包子配方我先拿走了，一会儿去找人生产，但你也不要伤心，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卖一个包子给你一分钱。

“强制许可”这个条例最初的意义是为了防止落后国家因为买不起专利药而无法保证国民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通常是在传染性疾病暴发时候使用，比如艾滋病、埃博拉等。不少国家对抗艾滋病药物都是“强制许可”，卖得非常便宜，保证大家都能使用，其中不仅有非洲国家，还有泰国和巴西这类不是特别穷的国家。

对抗癌药使用“强制许可”，争议就要大得多，因为癌症并不传染，对整个社会而言危害没有传染病大，不至于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但反过来说，穷人买不起抗癌药只能等死，是否也算是国民基本医疗得不到保障，有损国家安全？于是各个利益方开始吵个不停。

在其他国家都还在民主争论的时候，印度政府果断出击，二话不说，“强制许可”了几个欧美药厂最重要的抗癌药物，授权给印度本土制药厂仿制，包括前面提到的“格列卫”、“易瑞沙”、“ 多吉美”。印度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药实在太好了，但印度人民买不起，所以不好意思了。仿制药出现后，这几种药物在印度的价格瞬间降了90%以上。由于印度的仿制药公司水平非常高，药物质量非常好，真正的价格便宜量又足，这些仿制药不仅满足了印度国内需求，更是成了走私药品的热门源头。

印度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很多没有保险的群众和慈善组织的热烈欢迎，但拥有专利的药厂非常恼怒，但却几乎无能为力。诺华为了“格列卫”专利保护，和印度政府为了打了十多年官司，最后还是被“印度政府”判决输给了“印度政府”。和政府打官司怎么可能赢呢？

“强制许可”是把双刃剑，它帮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解决基本医疗问题，但同时导致药厂对开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药物毫无兴趣， 因为做出来了也卖不了什么钱，这种项目往往只能靠慈善推动，比如盖茨基金会。

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猖獗已久，一直无药可治，也没有疫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没钱赚。2014年在非洲再次大暴发，死人无数，但由于传到了欧洲和美国，立刻引起了多个药厂的注意。短短一年，好几个公司的埃博拉疫苗和药物都已经治愈了猴子模型， 甚至有了良好的临床效果。要推动新药，还是必须有经济利益驱使。

我猜测，未来印度还会对更多的抗癌新药在专利保护期间进行 “强制许可”，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则应该不会。对于应该优先保护专利鼓励创新还是优先保护患者的争论还会长久地继续下去。

这注定是个没有正确答案的话题。

本文系独家内容。作者：新京报记者 张婷；菠萝；编辑：走走，从一到一。采访内容原刊于《新京报》2014年12月24日b17“中国眼”版面，书籍整合内容选自《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经出版方清华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菠萝。本文内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GQ报道 | 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

原创： 靳锦 GQ实验室2017-06-19

陆勇34岁之后的人生和药联系在一起。他得了癌症，靠药物维持生命，不堪经济重负，又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并将这种药效可靠、价格便宜的仿制品介绍给病友。仿制药给陆勇带来了种种奇遇。他被捕，在看守所里关了135天，但随后检方宣布不予起诉。

他登上过全国的主流媒体，被称为“药侠”。在癌症患者眼中，他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盗火的英雄。直到今年，他的影响力抵达了新的边界——成为一部电影的原型，由宁浩监制、徐峥主演。

人们讨论这个故事中生命权与法律的矛盾。然而，这个故事的基础——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本身，却一直被忽略。病人、媒体、合作机构，并没有去验证过药的底细，为什么它在诸多同类产品中被选中？它为何与陆勇有更为亲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这种药在印度是否合法、合规？

今年3月，《智族 GQ》与陆勇同赴印度。经实地采访发现，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并没有在药店出售，药监局查不到相关资料，其生产许可证也存疑。故事的基础，开始出现一些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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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救命药

3月13日，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见到了《印度药神》剧组（现名《中国药神》）。剧组星光熠熠，宁浩监制、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而陆勇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徐峥坐在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陆勇讲了两个多小时。两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说了无数遍。

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1/20。他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陆勇“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时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与癌症、人们的偏见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争。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说，陆勇更像这部电影的主角。

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这段经历赋予了故事历经考验的证明。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盗取天火。官方也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云南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云南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而成为电影原型，则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这是陆勇影响力所抵达的最新边界。

陆勇拿到了一本全体主创的签名，两天后，电影正式开机。一个星期后，陆勇启程前往德里，和印度仿制药药企 Cyno 谈判合作的事情。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陆勇先后购买过两种印度仿制药。最初他从谷歌搜索到 Natco 公司生产的 Veenat，托人从日本买回，价格四千元。拿到手后，他犹豫了很久。药盒包装粗糙，瓶口不够精致，绿色胶囊显得颜色可疑。抱着实验的态度，他搭配格列卫的棕黄色片剂吃了一段时间。一切检验正常，他才建立起对印仿药的信任。陆勇将Veenat介绍给其他患者，成为国内推广印仿药第一人，在患者圈内颇有影响。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 Veenat 后，陆勇又把推荐的药换成了 Cyno 公司生产的 Imacy，一种与格列卫颜色相似的棕黄色片剂，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降至200元。“我们对陆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说。

陆勇与 Cyno 公司的关系更密切，为他们的新药做过宣传，在国内办过四场推广会。他创立的 QQ 群里，购药模板上的药企换成了 Cyno。而让陆勇惹上法律麻烦、卷入一场举国瞩目的官司的，也是这家 Cyno 公司。

2013年，为了方便患者从 Cyno 买药，陆勇网购了银行卡，最终被捕。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Cyno 成为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被广泛普及。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列举了多名患者的证词，“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且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国内审批的药品一律属于假药。陆勇的传奇，建立在该印仿药本身在印度合法，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被中国患者合法购得、从而被迫违法的行为之上。如果这个故事存有另一个版本，那么成千上万的病人，将面对另一种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陆勇一起去了印度。他要见见老朋友，Cyno 公司的老板桑杰（SanjayJain ），和他聊聊在云南建药厂生产仿制药的项目。这样的合作，国内还没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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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公司”

“系统里没有这种药，我也没有见过。”

阿波罗药店的店长尤努斯（Yunus）看到 Cyno 所产 Imacy 的照片后，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对我说。

两天前，我们刚刚抵达印度，准备来这家药店拍照。印度尚在凉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时候。白天最高爬升至摄氏35度，行人有避热的余地，但缺少降水，干燥多尘。陆勇换上印度产的棉质衬衫，透气，适应这里的气候。

德里拥堵严重，陆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印度是乱中有序”，他说，自己初次来印度时，发现路上大多数汽车都没有后视镜，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也吓了一跳。但再堵车子也会慢慢前进，这里不强调工整、秩序，有野蛮生长的意味。他似乎已了解这个国家的表象和背后的逻辑。仿制药业也是一样，突破规则，最终使印度成为“世界药房”。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陆勇推开这家全国连锁药店的门，药店门脸小、纵深长，左右两侧是堆至天花板的药柜。他很自然地问道，“店长在哪里？”房间深处，店长尤努斯从电脑前抬头，对他露出微笑。“我可给你介绍了不少中国客户。”陆勇说。

仿制药如今成为中国游客在印度常买的特色商品，如药妆之于日本。尤努斯的药店里，20%的抗癌药卖给了中国人。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随身带着学中文的书，微信里加了超过1500名好友。

GQ 摄影师希望能拍一张陆勇拿着药的照片。他对尤努斯说，“拿一盒 Veenat。”Veenat 盒子小巧，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条纹，并在显著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这个药我吃了七年。”陆勇摩挲着 Veenat 的盒子。Veenat 有副作用，吃完会呕吐，吐的都是和胶囊颜色一样的绿水。他反复实践，才找到了与这种药和谐相处的办法：在吃饭中间吃药，如果感觉要呕吐，就赶紧喝上一瓶可乐。

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两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物留下的痕迹。

拍完了照片，陆勇并没有提及 Cyno。隔了一天，我再次来到药店，把 Imacy 的照片给尤努斯看，问他是否有这种药。尤努斯否认了。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买，就买 Natco 的药。”尤努斯说。我问他是否知道 Cyno 公司。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最终他说，“我知道，但那是家坏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过的五家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药店中，没有一家出售 Cyno 的任何药品。中国患者购买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箱订购。Cyno有中文官网，只列了两种药品，治疗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品牌名为 Imacy ）。“在线订购”一栏，用黑色粗体标注了邮箱。

我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标注着详细价目表、汇款方式和邮寄流程的回复。一盒 Cyno 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定价为65美元，即约448元。如果买20盒，那么每盒的花销可降至约202元。购买的过程有些过于简单，对方甚至没有要求我出示处方，而药盒内，还有中文说明书。邮件里还特别指出，汇款的银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下次订购需再次发信询问。

印度市面上，一盒 Natco 生产的 Veenat 标价8496卢比，约905元。一位从事十多年代购的印度人说，经销商给出的 Veenat 价格会在600到800元之间，“但是从来没有低于过600。”

“它（Cyno）在印度市场上是没有的，”陆勇说。坐在古尔冈一处高档公寓内，他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神态轻松，泡上一壶清茶。“它只对国外出口，”陆勇说，只有通过与Cyno公司邮件联系才能买到，这样价格透明，杜绝假货，“想买假的都买不到，根本就没有。”

陆勇对自己的医药知识很自信，会对一个问题迅速抛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像在对回答表示认可。他言语中常见医药行业的专有名词，对药监局新政如数家珍。尽管病情早已平缓，对药业的关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间公寓也是与他合作的丝绸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去年，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开发来印度的医疗旅游项目。陆勇负责国内的宣传和报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慢粒群体，丝绸之路的跨境医疗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许多人正是冲着陆勇的名字来的。有的患者打了电话还不放心，一定要见到他，“看到我了以后他才放心地交钱，”陆勇很骄傲。

患病之前，陆勇一度对生活有挫败之感，第一段婚姻失败，事业没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药案引起轰动，意外地成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华举行的药事法研讨会，从患者的角度谈高药价之苦。同样出席研讨会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会上说，陆勇给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为一个英雄存在的。有人敢去抗争，有人敢去公开了。

包括央视《面对面》、《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报道了陆勇案。陆勇取保候审期间，一直在家接待记者，买了100双鞋套，很快就不够用了，只得又买了50双。

陆勇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陆勇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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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的故事

这次来印度，陆勇时间比较宽裕，去了一趟宗教圣地瓦拉纳西。行舟恒河，他看见岸边正进行火化仪式，一具包裹着金盏花的尸体被架在木头上，大火熊熊燃烧。一群少年潜在岸边，等待从骨灰中淘捡首饰，更多的人在河里沐浴、洗衣，生死相邻，平静无扰。

印度人期盼来生的哲学唯有欣赏，对中国人而言，现世为重。34岁那年，陆勇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诊断书时，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为了活下去，他寻找所有的可能性，联系国外的骨髓库配对，吃过九年中药。格列卫是目前一个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优解。为了供他吃药，2005年，父亲在去联系业务的路上出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陆勇说。药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终生需要这种药。唯一一次断药，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记送过来，他停了7天，又开始想那个问过医生的问题。沅江市检察院最终决定不起诉陆勇，认定他没有从格列卫仿制药上获利，且买银行卡的行为“显著轻微”。在近年来数百起代购进口药案件中，陆勇是唯一一个没有获罪的。2015年，浙江金华市人大代表胡芳还根据陆勇案写了议案。

陆勇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读了《印度药神》的剧本后，陆勇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满意。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想要赚钱的药贩子，后来良心发现去帮助患者。制片人和他解释，除了审查原因，就是如果实写，人物比较平顺，不太容易升华。

陆勇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估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将迎来药案之后的又一次媒体曝光。届时他一定会解释自己的清白，“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跟我形象还是有差异的。”他觉得自己的故事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要复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主人公后来只是受到供药限制，而他自己还经历了司法流程，“要判我，抓我过去，要起诉我，然后峰回路转，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2014年，刘正琛就从媒体上知道了陆勇。他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多年慢粒患者。2002年，陆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给刘正琛发过一封邮件，希望了解他的治疗过程。但刘正琛真正注意到陆勇的名字，是在12年后的新闻上；他注意的焦点，不是对代购仿制药的无罪化讨论，而是那个叫做 Cyno 的药企。

刘正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药企。他找病友要来了一盒 Cyno 生产的 Imacy，当时里面连说明书都没有。“这个就有点像三无产品了，”刘正琛说。他又给在世界癌症大会上认识的印度医生哈瑞• 梅农（Hari Menon）写了封邮件，问他是否知道这家药企。梅农医生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药企。”

在新阳光内部会上，刘正琛对病友说，不要吃 Cyno 的药。但 Cyno 初进中国市场时，与 Natco 的药捆绑销售，并请了陆勇做宣传。刘正琛又告诉病友，如果买回来是两种药，就把 Cyno 的扔了。

“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 Cyno 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 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宣传过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2011年，Cyno 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 Cyno 介绍给患者。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 drugsupdate 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 Natco 之外，还有7家，包括 Sun、Lupin 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 Natco 相仿。陆勇说，只推荐 Cyno 的原因很简单，“因为 Cyno 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他看过 Cyno 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她联系了 Natco 的人，唯一确定的，是 Natco 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报道，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 Cytecare 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印度药监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于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筑，在康诺特广场东边。这里不见游人，很安静，穿着西装的男人们有序进出。在多次写邮件没有回复后，我试图以患者朋友的身份来这里碰碰运气，一位在药监局工作过6年的男人答应帮忙。他打开药监局的网站查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过程，抬起头对我说，“我没找到这家药企。这看起来有点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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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 Vihar 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Cyno 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一栋三层的黄色建筑出现在眼前，墙面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商户门窗紧闭，大幅的广告牌上随处可见涂鸦，一幅广告牌歪斜，摇摇欲坠。门厅的走廊上，有印度街头常见的体型瘦长的野狗穿过。一个裁缝在院子里架起缝纫机，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于一旁帮忙裁剪，他们是这个市场上仅见的商人。

Cyno 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 Cyno 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 Cyno 的公司，”他告诉我。热心的店主用谷歌搜索了一下，说 Cyno 的地址应该在 Preet Vihar。

Cyno 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 Preet Vihar 附近的一栋棕红色建筑内。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 ”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Gukka 和 Cyno 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是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 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是为和了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 Natco 的老板及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 Natco 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Natco 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之后，Natco 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正常渠道顺利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了这个信息，就不相信我们了。”陆勇说，Natco 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 Cyno 公司生产的药，而 Cyno 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的。陆勇又说，这是 Cyno 与 Natco 不同的商业模式。“Natco 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就很烦。”

Cyno 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4月5日，我在 Preet Vihar 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他把采访地点定在 Gukka 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在四十度的天气里，他仍然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当时 Cyno 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 Natco 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Veenat。

2010年起，Cyno 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 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 Cyno 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 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Cyno 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 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 Imacy。印度制药业发达，桑杰说，印度有数千家药企，Cyno 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 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 Cyno 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 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 Natco 公司的 Veenat 捆绑销售。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 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 Cyno 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议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 ）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 QQ 群中的一员。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 Cyno 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他推测陆勇对 Cyno 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作为新闻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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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质疑

4月6日，陆勇在德里的南京饭店庆祝了自己49岁的生日。距患上癌症已经过去了15年，他身体康健，喝了一大杯红酒。月底与桑杰的会面后，他在印度一个多月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家乡无锡。

印度刚刚进入热季，迎来摄氏45度的高温。但无锡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风，街头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 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

“如果我们谈成功的话，一方面对中国这个仿制药的促进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方面降低药价，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我个人也有好处……如果建立一个药企，或者我参与，或者有股份的话，这肯定好说对不对。”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愿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 Cyno 的药。“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 Cyno 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不可能的。”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它位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Cyno 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 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这些材料都是 Cyno 方面提供的。陆勇胸有成竹，说自己也做过药品检测，2015年时还查证过 Cyno 的生产许可证批号，“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他用了很多“绝对”，“据我了解他们绝对是有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他们绝对不敢的。”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陆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无锡大学做过的检测报告，分含量比较和质谱比较两个部分，从图表的峰面积显示，送检药品和对比药品的峰值几乎一致。且这种检测“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罗元明博士看过检测报告后说。药物成分检测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及多批次的样品，而且还需要用标品制作标准曲线，比较耗时，这个报告太简单，只是给出检测器显示的峰面积以及质谱TIC峰面积，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2017年3月底，刘正琛将 Cyno 的仿制药与格列卫送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5月2日，他拿到了检验报告。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 Cyno 仿制药与格列卫，每100毫克仿制药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注：该检测仅测试 Cyno 两个批次的药品，且其中一个批次生产日期较久，存在偏差可能，仅供参考）。

“这种病吧，它不是说你吃了不好短期内能呈现出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江倩医生说，“因为这种病如果不吃这类药也可以平均生存三五年，个别长的也有十年，药与药之间正副作用很难说。”她曾发表过一份针对949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陆勇出示了一份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和两份申请表格。该生产许可由印度喜马偕尔邦颁发， 但上面标注的药品种类（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in Scehdule C,C(1) and (X)），并不涉及处方药范畴。即便如此，喜马偕尔邦药监局的网站显示，该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产的药品上，仍沿用了这一批号。桑杰另一家药企 Gukka 的生产许可证号，有效期也已于2015年到期。

这意味着，Imacy 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这个我不知道，”陆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印度的梅农医生表示，如果不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缺乏监管，从而无法保证每批次的品质。我给桑杰发邮件询问，他再未回过我。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闪烁，都能收到将近十位病友托他买药的请求。这些人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懂汇款、不懂英文，网上写的流程也太复杂了。陆勇颇有些怒其不争，“这些患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这个病是长期服用的，你绝对不能依赖人家，”他说，“你买个手机都要花半天的时间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随便看了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说我搞不懂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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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曾鸣采访、撰文：靳锦视觉：梁爽摄影：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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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转自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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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报道本身具有较高的阅读门槛，希望诸位能够先耐心读完报道。

这篇报道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讨论这篇报道作为新闻写作的意义之前，有更紧迫和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希望诸位不仅仅将这作为一个知乎回答，而是作为一件需要你彻底理解和帮助的社会议题来推动。

先说目前最迫切的现状，也可以说是推进此事的几大难点：

1.中国约有十万慢粒患者，陆勇所掌握的群大概覆盖一万人，也就是十分之一。而他代购、主推的仿制药已经中科院证明有效成分远远小于原研药。也就是说现在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生命控制在陆勇一个人手上。而他在慢粒患者中已被封神，慢粒患者以及多数绝症患者圈子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圈子。这些患者极其家属的普遍特点是：

• 没有能力乃至精力独立辨别仿制药的质量，并进行跨国购买
• 极度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下失去判断力，一点点希望都会视为救命稻草
• 迫切需要一个英雄式的神话来拯救自己

因此，作为“中国仿制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在慢粒患者的圈子里不仅垄断了仿制药的代购，且成为神话般不可动摇的权威存在。在该报道出来之后，极少数知情患者也不敢公开提及、质疑、反对陆勇及其代购的仿制药。而陆勇本人至今没有做出回应。

2.陆勇是被媒体塑造的。几年前他的故事被称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他被称为“药侠”，超过150家媒体报道过他。于是，人大代表提案，云南省工商联找他合作。宁浩监制、徐峥主演的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影《中国药神》即将上映。在此过程中，媒体、政府、资本，没有一方对他进行过深入调查，没有一方对他代购的药进行全盘考察。如今这篇报道无异于让媒体和各个利益方自掌耳光，当年参与制造这起神话的媒体，并没有跟进此事，导致这篇报道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这也使得这件事目前的后续推进困难重重。

3.“陆勇代购的不是正规仿制药吗？”

陆勇先后代购过两种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代购第一种、也就是印度Natco生产的Veenat时，是采取向对方寄款的方式。但吃了七年后，他突然换成了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不仅为它站台宣传，还网购银行卡让患者集资购买，陆勇正是因为网购银行卡才被捕的。而现在，陆勇牵线Cyno和云南药厂合作，这个项目据称投资过亿。

而Cyno合规吗？1. 作为药厂，直接向患者个人售药。2. 收款银行信息一周一变。3. 印度本土药房中买不到，药监局查不到。4. 生产许可证不合规且过期。5. 多位印度慢粒专家证实从未听过。6. 报道中没提到的一点是，这事儿在慢粒圈根本不是秘密。

接下来，针对多数普通人对这件事以及这篇报道产生的错误认知，做一个回答：

1.“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这不是一个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或者说，这是一个变种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陆勇这个故事的前因，并未仔细看完报道的全文。也是因为这件事经过了多次反转，多数人还停留在最后这个反转的前面一个阶段，认为陆勇是在中国专利药价格昂贵的环境下代购更为便宜的印度仿制药的英雄。并不是这样，所以请不要再将此事定性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2.“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你懂不懂仿制药和专利药的区别？那不叫假药。”

专利药、仿制药以及陆勇代购的 Cyno公司的仿制药，是三种不同的东西。参见报道原文：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实际上，在慢粒患者圈，通过代购印度生产的仿制药进行治疗，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在印度，仿制药也是一项非常大也相当成熟的产业。具体到格列卫这种药，合法生产且有同等疗效的仿制药品牌非常多。而陆勇代购的Cyno 公司生产的仿制药，在印度属于违规生产的不合法药物，其有效成分经检测远小于原研药。也就是说，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里的非法药品，的确就是假药。

3.“因为在中国购买专利药价格昂贵，有便宜的仿制药为什么不能买？即便是假药。”

如第2点中说明，在印度，能够买到的正规合法的格列卫仿制药非常多，至少有十几家药厂生产，有的还是印度顶级药厂。并且，报道中尚未来得及更新的一点信息是，通过与这些正规厂商进行谈判，如今中国的慢粒患者能通过代购买到的正规仿制药的价格也已降到250左右一盒。陆勇代购的假药是200一盒，早已不具有价格优势。但由于陆勇在代购格列卫仿制药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很多患者并不知情、也没有能力通过其他渠道购买正规便宜的仿制药。

4.“陆勇代购的药有效成分不足，但有一点效果是一点效果，总比买不起专利药等死要好吧？”“如果能花200块吃到有效成分55%的药，不也很划算吗？”

结合第3点，患者完全可以有合法、安全、有效且同样便宜的仿制药选择。

而且，1. 陆勇一直宣称他所主张的药的有效成分与原研药的相似度高达99%以上，患者并不知道真实情况。2. 有的批次有效成分是原研药的55%，有的是83%，所以患者是该吃两倍的药还是一倍半呢？药能是这样加减乘除吗？3. 乱吃药带来药效的不可控。文章中已经提到江倩医生的报道，吃印仿药的患者后续监控很差，主要原因就是药的来源不明。各位可以查查江倩医生在慢粒圈的地位，她是“慢粒一姐”。

然后终于可以说一下这篇报道就新闻写作而言的重大意义，并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一些质疑：

• 在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现代，旁观这几年来，特稿或所谓调查报道的写作，越来越朝着“故事化”乃至“影像化”的方向发展，似乎一个选题是否能够被通过、一个新闻事件是否值得被写出，能不能成为“爆款”、能不能改编为影视剧，成了最被值得考量的依据。新闻早已失去其正义性。
• 在陆勇代购仿制药，被神化、多次进入人大提案、被拍成电影的过程中，为什么全国150多家媒体没有一家进行深入调查？！与《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这样在报道过程中发生杀人案件便成功引发大量关注的调查报道相比，《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所做出的努力显然远远更加值得被关注，这是真正的对于事实如侦探般的调查，对于真相抽丝剥茧般的发现。其中的艰险和勇气不仅超越了“记者”这一身份，也令调查报道这一类写作在如今的时代重新拥有（或还原了）它所能有的最高使命和价值。纵观国内这十年来的非虚构写作，此篇报道可谓是一座里程碑。因为它不仅是一篇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去完成的对事实的重新审视、对真相的再次发现的非虚构写作，它真正可能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写作这篇报道的本身就是一部电影，中国版《聚焦》。
• 这是一篇真正考验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和选择的报道。出于报道作者的职业素养，报道本可以写得更加“吸引眼球”，但《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仍然选择了理性、客观的视角呈现所有的证据，在写作手法上，并不像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那样充满戏剧性，这也导致报道显得非常温和。报道出来后，诸多权威媒体的集体沉默使得这篇报道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是的，这篇报道无法被改编成影视，甚至是《中国药神》目前最大的绊脚石；这篇报道也不够“好看”，不够“充满争议”，在故事性和写作手法上不能被当做非虚构写作喜闻乐见的热点进行讨论；由于此前其余媒体对陆勇进行的光辉塑造，新闻从业者也不敢自掌耳光。然而它无愧于新闻和新闻从业者所能拥有的最高价值。

综上所述，《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这篇报道对于陆勇这位“英雄”的揭露，仅仅是一个战斗的开始。至于它能够走多远，是否能够真正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是否能够真正挽救千万慢粒患者的生命，必须要靠你——一个不相干的普通人继续推动下去。

这篇回答写完，必然还有许多质疑和讨论，这不重要。因为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对此事进行关注和跟进，哪怕是质疑、甚至是推翻，都会让事实更加清楚，让药的问题更加明白，这才是这篇回答的重点。

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在此我作为一个对此事略知一二的普通人，表示感谢。

一直是热爱看电影写影评的人，却在大学以后久久不再提笔。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忙碌，家庭的牵绊，还有世俗了的心。但是这都不影响我和我的另一半每周都会选择一部好片欣赏的好习惯。这周，我们有幸遇到了"我不是药神“。我简直不可思议，他与我这2年的真实生活如此之契合，让人仿佛时光倒流，过去的人和那些悲哀的事又浮上心头......

还记得那是2016年的夏天，酷暑当头的日子，我的家庭遭到巨大的打击。我的奶奶，一直健健康康，每天打几个小时麻将，还开开心心买全家菜的奶奶，倒下了。骨髓瘤，白血病的近亲。这种病，是疼起来要人命的那种，只要发病，每根骨头都要虫蛀一样挠心的疼。我们家在中国的一个二线城市，找的医生、医院也是本地数一数二的，甚至血液科的排名在全国都在15之内。可是，现实就是老人因为年纪太大，无法接受任何残酷的化疗手段。除了各种止疼栓剂、药片以外，“专家”很隐晦的给我们一条唯一的活路，在医院附近的药房买一种瑞士进口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来那度胺”。我们也不明白这种“专家”推荐的神药为什么一个三甲医院的药房没有，只能在附近“指定对的药房”购买，但是这在生命面前都不重要了。我的父亲，二话不说，就去了药店。我那时身怀六甲，在医院里焦急的等待着神药的救赎，不一会，父亲满头大汗的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两盒和一般维生素药片差不多大小的方盒子，神神秘秘的低头跟我说：瑶，你猜这药多少钱？ 我说“：“管多少钱，救命要紧啊，大几千也要吃啊。”父亲宛然一笑，“一盒五万九！21颗，一个疗程21天就没了。......”当时，我整个人都震惊的说不出话。“这要是奶奶知道价格，是绝对不会吃了。你千万谁也不要说。这玩意还能刷信用卡，3秒钱不到6万就没了，真是快啊。”父亲还调侃道。

“天价药”的事情就这样在我家开始了。话说回来，药确实有效，奶奶各个数值都在往好的发展，疼痛也有所减轻，虽然存在一些化疗后的不良反应，但是命算是捡回来了。唯一的问题，就是：贵。我的家庭算是小康之家，父亲做点小买卖，也算有点家底。但是这样买药，谁的钱也不是浪打来的，谁不心疼呢？况且，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长长久久的问题人人都会盘算出路。终于，在我勤学好问的父亲摸索探究之下，他发现了一条路——“去印度买仿制药”。首先，这个想法，是大家病友都共知，只是没有出路，也没有人或家人去印度买，也不知道哪里买。其次，我们跟医院的“专家”探讨过，专家的态度是默许的，也肯定疗效，但是真真假假，他也不可能负这个责任。因为我是学英文专业的，怀着孕的我当时每天晚上都在网上找寻这个药的痕迹，出处，中国的、印度的、tb的、代购的。最终，父亲跟我共同决定，他亲自去一次印度新德里买药。前期工作是很繁琐的。我那时已经提前一个月休产假了，还在与印度来那度胺的厂家email和电话联系，希望找到零售店，找到网上的印度新德里大医院，看是否能代为询症开药，而父亲就负责亲自办签证，准备奶奶所有的医院材料并找专人翻译。就这样，不到10天，所有的东西齐全了，父亲就这样踏上了买药的征途。

父亲的行程是周五去，当天早上到达晚上即回，完全不住。因为人生地不熟，况且他一句英文不会讲，更无心游玩。而我就挺着大肚子在卧室里随时做好视频、语音各种翻译工作。我们彼此都非常紧张，因为前期很多情况都不明朗，这次真的是孤胆英雄，凭着一股劲儿就说走就走了。下了飞机，父亲按照计划就坐了一个电动三轮车直奔药店（药店是我们前期就从药厂里查出来的，而且印度药物管理很松，医院的处方也不需要）。谁知道还没去就出幺蛾子。三轮车司机看父亲是中国人，人生地不熟，将近40度的新德里的7月，突突突坐了40分钟还没到目的地。（我在家用百度地图测过15分钟最多可到，父亲不会使用google手机地图）最终还是父亲强行要司机停下，电话给我，要我表达 多给人民币20元消费，要他马上送到。结果就是这样，贪图小利的司机就是为了小小的20块，让父亲在印度一去就洗了个桑拿。到了药店，父亲的描述就是，不可思议 ，这也是个药店。分明就是个脏乱差的迷你杂货铺。幸亏是之前和药厂联系过的地方，要不然真是不敢买。准备好我写的翻译件，老板很快拿出了我们需要的药品。价格在我和印度老板电话讨价还价后，果然让人惊喜——折合人民币1000元左右。父亲虽然满头大汗，但亦是欣喜不已。买了几瓶后，马上准备返回机场，在机场等待回程的航班。结果又出问题了，印度的机场不到登机2小时不让进机场，还有拿枪的警察看着大门。我们深深怀疑是怕人太多进去蹭空调，因为印度大部分没有空调这种东西啊！想问个人附近有没有星巴克之类，吹空调等待一下，一问之，星巴克最近的在机场登机口......父亲都热崩溃了，也不敢随便晃悠太远。新德里是又臭又脏，父亲是生于1961年，他居然说新德里比中国60年代还不知道差多远.......就这样酷暑中等待，终于还是安全的上了飞机，下飞机海关也没有查验（查验我们买的量也不多，属于个人购买，而且携带了相关医院证明和奶奶所有的材料，是合法安全的）一天时间，不到24小时，完成了买药的工作。印度给父亲的印象非常不好，此生不想再去，但是以后需要买药他表示还是要坚持为奶奶续命。药的效果证明与瑞士的，无异。

悲剧还是注定会发生。药，毕竟是药。并没有电影里说的那么神奇。白血病也好，骨髓瘤也罢， 目前全世界依旧是不治之症。存活率少之又少。哪怕在药不缺的情况下，病人的身体能不能跟上这种化疗手段（这也算一种化疗），药长期服用会不会有抗药性，病人自身的体质、心理状态等等都能左右生死。事实上，2017年7月31日，奶奶走了。死于肺部感染。人走了，其实药，并没有吃完。可以说，到后期都没怎么吃了，因为不良反应已经越来越大，人已经非常受罪了，只能靠吗啡等止疼活着。奶奶享年89岁。也算是驾鹤仙登了。但是，这次买药的经历，让我和父亲铭记终生。这不仅仅是一次异国冒险，更是我们对长辈的浓浓的化不开的爱和不舍。就像，你用力抓着的流沙，最终还是会随着时间，流逝在指缝之中，无力回天的无奈和悲哀。

没有吃完的药，父亲都转赠给病友了（尽管和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年时间大部分病友都已经去世了...），毕竟希望能帮到大家一点是一点，大家都夸父亲是个大孝子。其实在父亲内心深处，永远还是存着一丝遗憾吧.....

一部电影勾起我这段伤心的回忆，同是天涯沦落人，就像电影的老奶奶说的那样“谁能保证自己不生病？谁能保证自己爱的人不生病呢？” 药可以医人，可以救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爱惜自己的身体，在有限的生命里，好好爱自己爱家人。

此文写在2018年7月，奶奶一年后的忌日之前。纪念，我深深爱着的奶奶，天上的您，问声好。

为什么《我不是药神》掀起现象级高分热潮？

这是一篇影评，不是检讨书。但我向大家承认，我是一个钻牛角尖的人，并不是看不得中国电影好。

我不懂的是：一部挺好，但没有那么好的片子，竟然这么高分？它甚至超过了虚构类现实主义的〈一一〉〈驴得水〉，超过了非虚构类现实主义的〈血站钢锯岭〉〈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难道给的是鼓励分吗？那我想说，中国电影不能被娇生惯养，如果创作者认为兹要这么拍就能卖座，那就完犊子了，至于会不会这样，我们来拭目以待会不会近年大量非虚构类现实主义电影涌入市场。当然，这是少数人的观点，大多数观众都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巨好看啊，中国电影的良心。这么过誉的称赞想问问主创们怎么想？

首先，《药神》的优秀之处。

1，这部电影题材选的爆炸了，跟生活息息相关，题材好到有点像农村包围城市，从大多数入手攻陷资本主义，这招在中国必胜。

2，英雄主义的胜利，中国没有英雄主义电影，或者说很少，恰好我们的社会特别需要敢出头的人，这是公民共同的希望，但《药神》并没有傻到只谈个人英雄主义，他最后把所有功劳献给了祖国，非常好！又树立了社会楷模，又督促了国家改革，民心所向。

3，片中全部一线大咖，或者戏骨级别演员，甚至几句台词的老太太饰演者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师，相信很多观众看到老太太的戏都流下了眼泪，为什么会流眼泪？因为那是我们每个弱势群体，甚至每个公民想说的话。商业、内容俱佳。与观众共情。

4，把4放在4是有原因的。可以网上搜搜看，一线行业大咖全部五星好评，观众们怎么办？跟风评价也是高分原因之一。而且本来看电影就是一个很随意的事情，给五星也不少块儿肉，给了就给了呗，确实是这样，但我认为，评分反而是一把从业者的标尺，有它我们才看得清自己几两重几尺长，与真正的好电影还有多远。

好了，好的我说完了，我也认为《我不是药神》挺好的，但没那么好，正常8.0-8.5之间，9.0评分真的过誉了。

接下来我来说说为什么不好。

编剧的操纵感太强，导演手段往公益片偷偷挪移。我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看到的设计感让我非常不舒服，原型人物陆勇是因为自身患病走投无路才有了故事原型，这非常能让人相信。但编剧将片中勇哥设置为一个倒霉蛋儿为了赚钱无意卷入一个未知的波澜，这本身就是非常常规的商业片设计。好的你可以当这些为艺术处理，电影中有艺术处理没问题的，我们接着往下。

在龚必蓓的“前情提要”以后，周一围出现了，然后又消失了，故事至此进入到了不需要这两个人物的时刻，他们就消失了。勇哥买药，直到遇见黄毛偷药，我们没看到勇哥有任何的对于弱者的恻隐之心，并且觉得自己已经是做好事了。直到张长林来抢生意，胁迫之下勇哥和队友一拍两散，再无话下，一年之后。勇哥看到吕受益的死，又卖药，队友回归，被调查，送走儿子，舍小我为大我，被抓。主线捋完了，一个倒霉蛋儿没钱时连媳妇儿都打，有钱了良心发现要做弱者中的英雄，不觉得怪吗？不奇怪的话我们反推：一个弱者眼中的英雄为什么会常年对老婆家暴导致离婚呢？我理解为，人物设置成一个混蛋是编剧有意为之，使人物张力更强。（这也完全不是原型人物的本意，但终究没有战胜资本还是把人物加工的“超纲”了）另，这种后期走向公益片的故事和央视一套有多大分别呢？

我们再看其他的人物，谭卓，吕受益，神父，李乃文，黄毛，是不是除了黄毛，其他都是功能性人物呢，勇哥需要帮手，他们纷纷到来，勇哥不干了，全都消失掉了。再需要剧情往下走的时候又回来了，虽然穿插了几段好戏，甚至谭卓的段落非常动人，但给完一下就没了，但显然，编导并没有觉得那些被白血病裹挟的患者比徐峥重要，这一点还体现在黄毛的死上，患者的生命不是生命吗，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事儿是情与法的关系，而不是十恶不赦的罪过，那么黄毛为什么一定那么壮烈的选择用死的方式呢，或者说不是黄毛选择的，是编剧制造了一场意外，渲染悲壮。如若不是编剧有意渲染，我就想不出其他的解释了。全程李乃文都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冷血至极毫无人性可言，这种强大的压力在剧作上让徐峥作出选择，有心的观众可以调查一下实事是这样的吗，这设计感还不是编剧的功劳吗？所有的人物在片中都是断掉的，他们的任务除了反映生存现状就是告诉观众你看我们有多惨，只有徐峥、王砚辉是完整的。周一围则是和观众观影时的心态同步的功能性角色。不是说艺术处理艺术加工不对，而是观影全程能明显感觉到编剧的存在。

不得不说王砚辉老师短短的几段戏演得真好，超过了所有演员。

再说到最后，法庭上原告方台词还敢设计的再没底气一点吗？编剧又是为了走向往上贴呢吧？

徐峥被抓十里长街相送，连死去的人都来送行了，颇有些周总理的意思，这是因为不加点大写意就没法升华了吧？这导演手段我看来不是很高明。这么剪辑没毛病，也是过审的走向，但“瑜不掩瑕”。

一部真的好的电影我认为编剧不应该操纵角色，那些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都是自己长出来的。

这部作品近年来上乘，但没必要过誉，迷失很可怕。现象级在中国电影如今并不少见，对于从业者而言，一部电影好在哪，不好在哪，客观的看，理智的分析现象才能看得见中国电影的未来。对吗？

20小时破三亿票房，预计上映期间票房直冲20亿，这特别好，这样的电影也应该被更多人看到，应该赚钱，但我认为这是资本的胜利，而并不全部是中国电影本身的胜利。我觉得电影发展要和好的比较，不比较不知道自己文化断层缺乏思考。文化产业越来越赚钱，说明观众都能走进影院剧场里来，是特别好的事，提醒而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千万不要因此自我满足，以为随便点什么艺术手段就可以让观众感动的稀里哗啦，和别国真的写人的作品还差得好远好远呢！

这次《我不是药神》的现象级高分我们应该学习到的是宣发。超大规模点映（超大到不是点映了已经），加上行业大V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暂且认为是大家都希望中国电影好而给的鼓励分吧。公映第一天观影人次15w+，评论基数如此之大，排片量如此之多，业内带头推荐评分，9.0也难怪了。我为那些更好的电影却没有这么高分而感到惋惜，影院和观众还不能接受它们。用片中陆勇的话：“但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会越来越好的。”

我爱电影，我爱中国，希望中国电影茁壮成长。

给《我不是药神》打了三颗星。

能看，还行的意思。对新导演文牧野来说（不考虑宁浩与徐峥的护犊保驾），电影拍成这样，已经是一种美德。

我突然反应过来，翻了下被宣传营销方反复拉出来作比较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打的也不过是四颗星。这个时候，《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变成了一个美国好电影的形象，尽量往它靠拢，就有了一道免遭批评的金牌。

只要提到价值，中国电影的标准便会坍塌。

这里的价值，可以替换为“良心”，“真诚”，“勇气”，“不容易”，“排除万难”等一类词汇。

不难发现，它们的确是《我不是药神》所讲述的主人公事迹，也被有意凸显放大。因此，给这部电影提不同意见，变成了有风险的一件事：你要承担道德压力。

事实上，我更想看到的，是这样的褒赞：比如王传君被徐峥骂完一个“滚”字，无需台词，红了眼，对眼前人的突然魔怔，感到难以置信。天上落雨，他最后一个走人。电影在这里，拍得好。

但我不喜欢的，是前后大发感言的两名老太（前一个被叱喝为托），她们的表演模式，与横店片场大呼青天老爷的群演模样，究竟有何本质不同？

《我不是药神》是有野心的。

徐峥这个半路出家、亦非完人的投机药贩子，却帮助了许多病患。电影并非原型人物的翻版，他是否被美化，无需追究。但有个事实被电影模糊掉了，真正救了病人的，依然是那款被研发出来，攻克了癌症的仿制药。

再看下其他人物设定，他们是如何变成一个个无处不在，打通阶层地域，连接家庭脉络的中国病人形象。

王传君的角色，是个一朝患病，跌落谷底的上海人。重大疾病面前，表面风光的城里人，一样倒血霉。

谭卓的角色，是个爱护女儿的妈妈。孤儿寡母，有反差，有同情，求生不易，无可辩驳。

黄毛的角色，是个农村来的，没文化，眼神杀。充满希望，但已被大病抹杀了可能的年轻人。

神父的形象，是韩国电影里常见，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基督教力量（《我不是药神》也多重借鉴了与抗争有关的经典韩片）。无医可靠时，信仰能暂缓痛苦。

据说，主流观众在心理上，大致是会排斥社会阴暗面题材的电影。面对这些电影，他们需要正视整个社会已经被撕裂，铁一般的残酷事实：原来还有另外一个阶层，许多群体，正遭受着非人、不公和就地死亡的待遇。

这种观影感受的痛苦折磨，会产生一系列影响：

一种是人心肉做的同情，也是“谁不会得病”的吁天感慨；

另外一种，是引发每个人对自己不作为，或者无所作为，漠然以对，选择无视的羞耻，刺痛和罪恶感。

《我不是药神》不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反作用力影响。所以，即便组成了父子、母子、夫妻、全家福合影的中国病人团，电影要做的商业化（通俗化、戏剧化）还远远不够。追逐、打闹、飙车和就义，它们都被加入到电影当中，变成一组更好看、更有卖相的群像脸谱。

我甚至怀疑，连夜场疯狂砸钱钢管秀，也是出于这个目的。这个段落，同样是有辅助徐峥与谭卓情感线索的功效，但后来无疾而终不得见的处理，导致我对这个段落，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无论参照原型人物的深度报道，还是单就结尾黑底白字的普法进程教育，明眼人都看得出，《我不是药神》的幕后黑，哪是一脸奸相的瑞士大药厂，又或者，结尾的辩方律师，底气敢再不足一些？

我知道，我在这里抛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不可能，就正如当下中国，完全不可能存在“神作”。

徐峥的偏向虎山行，面对法律的示弱，抛弃病友的闪躲，目睹惨相的偿还，本质上还是用同情来带动剧情，感动了执法者。

不是说，这样做就不行。只是，电影真的只能这样子？那牺牲何用，愤怒何去何从。

这样一部偏写实风格的电影，最不缺的就是惨。一个观众突然被打动，是因为他不知道，或者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原来片中人物会突然挂掉。《我不是药神》切入现实，展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可能，这会让许多观众受到内心震动。你很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无药可救的中国病人——没有任何穿越，或者再来一次的可能。

如此阐述，可能还是不够严谨。当下中国，不说大病，很可能一个顽疾，就会让一个家庭家破人亡。这个时候，医疗体制，医保医患之类的现实问题，立马山塌雪崩。呵，原来是早已经写好的魔咒。

病只是引，死才是结。

所以，被消灭的，被铁拳击倒的，何止是戴口罩的病人。《我不是药神》点到为止，要求他们冲上街头的做法，显然不可行，也不可为，若依此就说，它有《辩护人》或者《一九八七》之类的勇气，还是有点太造神了。

从放弃治病救人的鲁迅，到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眼泪是很自然的情感流露，说明人与人，还有存在起码的共情能力。但不得不小心，眼泪同样可能成为资本的麻醉品，正如资本在电影里，“荣幸”背锅。你也无法否认，为了扶正主人公，连《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也要找个撒气对象。但这不代表药监局就不应存在，法律就不会出疏忽漏洞。穷，就真的有道理。因为各种原因，《我不是药神》都没有走得更深。

如果穷病是中国的专利，那面对隔壁的印度，我们是否还有体恤病人般的同情。多数人拒绝了解，因为太远了，不相干。而观众为《我不是药神》落泪，只是因为他们进了电影院。

但我想说，穷病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正如不要因为王砚辉在审讯室总有过人表现，就认为他事实无罪。这句话，搁在美国的佛罗里达乐园，放在达内兄弟的比利时，也会很有道理。人与人是不同的，比如以穷富作为显性标签，但人与人的性命待遇，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命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更不是国家的。所以徐峥赶紧做的事情，是把儿子送出去。对于命运已然注定的人们，唯一的希望，是放弃对安全的幻想。

这不是过时的幼稚天真，而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许多人甘愿为之牺牲的崇高天性。说到底，救人的，还是药，而不是别的，泛滥的同情，还是撞车的精神。如果一个体制只欢迎你束手就擒，那么，无论贫穷贵贱，下场都是死——只是死法有所不同而已。

穷，刺痛了国人。死，才是没得救。

这药能吃，但一点也不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