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菲利普·海里曾说，除非能够移情于那些受害者，否则你不会懂得什么叫邪恶。移情，能够使人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人的境遇与内心感受。它也存在于电影世界当中：电影使观众有了一种全新的情绪体验。通过它，我们有机会可以从他人视角去理解人性问题。移情，通常被习惯定义为：人们感受到自己正在体验他人感觉的一种情绪。而在感受过程中，将暂时丧失自我意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人们虽然在移情过程中变得与他人更接近，但依然需要自我意识。否则便不可能真正对他人的境遇产生更深刻的理解。本人将通过此文告诉大家，迈克尔·哈内克的《滑稽游戏》是如何引导观众进入对媒体中的暴力情节的思考。

 
“移情效果”的发展潜力

 
在《滑稽游戏》中，自称为保罗和皮特的两个外表温文尔雅年轻人来到斯科比一家的假日居所，有预谋地对安娜、乔治以及他们的儿子进行侮辱和折磨。一开始，他们用高尔夫球棒打死了狗，敲碎了乔治的膝盖骨。后来又强迫安娜脱光衣服以换取停止对她儿子的惩罚。彼得面带笑容地提议玩一个“滑稽游戏”：“我打赌在十二小时之内，你们三人都会完蛋！”这场对肉体和精神双重摧残的游戏才真正开始。
 
《滑稽游戏》可能算一部令人震惊的电影。而按照某些评论家的说法，它是一部令人震惊的充满矛盾的电影。可能是指，影片不仅仅是单纯的娱乐，也对娱乐、大众和主流媒体进行了批判。《滑稽游戏》产生的令人震惊的效果并非出于娱乐观众，而是带有某种特殊目的。它并没有将暴力情节简单作为一种叙事手段，而是对暴力本身提出强烈质疑。然而在一些人的观点中，本片在对于道德追求是失败的。因为它导致观众对主人公产生了移情。正像Helsingin Sanomat的影评家贾尼·林德汉姆所写：
 
这部影片有些压抑，但绝不令人排斥。因为观众的关注点，并不在自身内心的平静——谢天谢地，终于不可怕了——而是去同情于主人公的命运：亲爱的导演，请不要再伤害他们了。只要始终紧密关注于情节发展，观众就不可能真正产生恐惧，也不可能真正地重新审视自己与暴力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没有感受到暴力本质中最可怕的东西：随意性。
 
林德汉姆的评论代表了很多评论家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以布莱希特思想体系为出发点。布莱希特认为，观众对虚构角色产生感情和认同感，会削弱他们理性思维，致使他们易于被意识形态所左右。而通过“陌生化理论”，布莱希特为政治戏剧或电影定义了专用模型。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人尝试探索其他表现方式。但实际上，认同感和情绪化反应本身，也具有为精神和社会变革服务的潜质。它同样可以促使观众以怀疑的态度对影片进行反思和批判。
 
本人认为《滑稽游戏》所引发的移情恰恰可以使观众产生怀疑，并重新审视自己与媒体暴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影片中受害者的移情，观众能够更深入的理解暴力的因果关系。这一点并没在库布里克的《发条橙子》和奥利佛·斯通的《天生杀人狂》体现出来。对于这两部影片，观众感觉不到或者很少感觉到移情作用。他们在观看暴力情节时，更像是个远处的旁观者。两部影片从某种程度上说，过于沉溺于精巧和自省，而不够真正的极端。

 
暴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奥地利的变态杀手和家庭入侵者：恐怖惊悚片《滑稽游戏》”一文中，马库斯·斯提雷哥写到，《滑稽游戏》所产生的恐怖，是来自于主人公所面对的既恐怖又令人迷惑的境遇。这种境遇“超过所有的理性行为、心理动机以及逻辑诠释的范畴。”“正常”和“无目的”之间的矛盾为观众的移情提供一种空间。他/她也让自己卷入其中。而存疑的矛盾，在影片一开始就已产生：当斯科比一家驱车去度假别墅的时候，音乐毫无征兆地从欢快的乔治·弗瑞德里克转变到乔治·泽恩的富于侵略性的重金属。
 
在理性层面上，无论是斯科比还是观众都无法明白到他们即将面对的那种无缘由的暴力。而这等于为观众的移情提供了基础。移情的产生，来自于共有的幸福感突然被两个年轻人所实施无目的犯罪所取代。对这种“无目的性”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在电影中，安娜对于保罗故意表现出笨拙行为感到失望和烦躁——但随着局势失控暴力行为突发，烦躁随即被恐惧所取代。
 
斯科比一家在影片的噩梦般的经历，深深触动了观众。安娜和乔治既不能保护儿子也不能保护自己。正如费力克斯和斯提雷哥所说：
 
从那一刻起直至影片结束，我们大家都被卷入这场不能接受和理解的游戏当中。这里没有任何“滑稽”可言——无论是被折磨的一家人，还是银幕外的观众。于是他们禁不住对受害者产生认同感。
 
斯科比一家和观众会问凶手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而得到的答案却是荒谬不可理喻的。保罗在解释皮特的行为时，说他是个“被纷乱世界所困扰，被空虚压垮的娇惯坏了的孩子。”他说话的同时，还有意冲着镜头眨了一下眼。
 
影片中布莱希特的悖论在于，观众在后叙事层面上保持与杀手相同的主观视角，但情绪上却站在斯科比一家这边。彼得和保罗对着镜头向观众眨眼，并问道：“你认为他们会有机会吗？你站在他们那边，那你会赌谁？”彼得开枪打死儿子，观众没有看到画面（因此据有情绪宣泄的基础，即悬疑气氛通过暴力的画面得以释放）。当时镜头正对着正在厨房做三明治的表情冷漠的保罗。于是观众只能被迫借助声音和想像去体会暴力过程和结果。或者，便是通过受害者的脸部表情：
 
在影片中，我们不断看到的是安娜被摧残后的脸。那是张因受到不断折磨而逐渐神情涣散的脸。所有的人性尊严，都被不断升级的侮辱所彻底毁灭。
 
《滑稽游戏》的自我批判的特征（在观众移情于斯科比一家时，彼特和保罗完整的陈述给观众）令人困扰。因为它迫使我们承认自己认可媒体暴力存在的立场。借助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与对主人公的移情和认同感的结合，影片在道德伦理追求中取得成功。其效果要远好于只采用其中的一种模式。当故事朝着不利于两个年轻的杀手发展时（影片结尾处安娜抓起猎枪打死彼特），保罗为了改变结果拿起遥控器让屏幕回放。他在回答安娜的“为什么他们不干脆的杀死我们一家”的问题时说到：那样会失去对游戏失控，并破坏我们大家的乐趣。
 
乐趣，作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的答案，正中要害。这种回答和那些追求极端暴力影片的人一样荒谬。但事实却是，此类以满足观众开心娱乐为目的影片依然层出不穷。我们所处的大众传媒娱乐的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就是要制造娱乐。即使是通过暴力情节。
 
当乔治哀求彼得和保罗停止对他们一家的折磨时，保罗面对观众回应道：“片子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他接着说：“感觉可以了吗？你希望一个可以接受的正常结局，是吗？”斯科比一家的痛苦没有结束，因为观众还希望继续看下去。但由于移情于受害者，他们并没有从影片中获得乐趣。通过使观众强烈移情于受害者，导演哈内克试图将暴力描述为：它既不是娱乐也不是生活组成部分，而是一种无法承受的痛苦。用导演自己的话说：“我还原了暴力的本质：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暴力，也是一种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