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导演阿莫多瓦痛失 1999 年戛纳金棕榈奖的新闻再度浮出水面，据说当年颁奖礼前夕已有不少内部消息流出说是阿莫多瓦会凭《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荣获金棕榈奖，结果那一晚这位西班牙导演却饮恨只拿到最佳导演奖，而矛头直指当年评审主席大卫·柯南伯格。柯南伯格是否独裁专断无从得知，但另一个更可信的消息来自当年戛纳主席吉尔·雅各布，他透露说那是史上最快投选出金棕榈的一届，一众评审成员在毫无争议的情况下一致投给了《罗塞塔》。

这可是比利时达内兄弟初次进入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当年的无名之辈竟然凭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一举夺得金棕榈奖，好比是一枚炸弹，震碎了欧洲艺术电影矫揉造作的印象，还宣告了两人正式成为戛纳嫡系成员。两兄弟此后的每一部新片不仅顺利入选戛纳竞赛，而且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能轻易拿奖，从 1999 年到 2022 年足足横跨20多年，从戛纳影帝和影后，最佳导演和剧本。更厉害的是在《罗塞塔》六年后，他们凭《孩子》再次摘取金棕榈奖，晋升为“双金棕榈俱乐部”成员。

▲女主角艾米丽·德奎恩

从籍籍无名的导演，到艺术殿堂的宠儿，再到全球青年导演模仿崇拜的对象，这对比利时兄弟有什么独门秘笈走上一往无阻的大师之路？不妨从这部叩响戛纳大门的《罗塞塔》来一探究竟。影片以一个突如其来的场景拉开序幕，在晃动不堪的镜头里，渐渐看清是一个女孩，却看不见她的表情样貌，只见她在要命似的狂奔，直至她冲到楼下与领导爆发冲突时，我们才知道其目的；之后，她像头野兽般撒泼，继续横冲直撞，直到被前来的警察制服。开场一幕让观众对主人公留下了极其鲜明的印象，不仅稍稍揭开了社会问题的表象，更不知不觉奠定了整部作品的美学风格。

有别于常规手法，达内兄弟更多地透过动作，而不是表情和语言，来塑造这个人物，比如她回家前换上藏在石洞里的雨鞋，偷偷前往湖边捕鱼，把纸巾搓成细条塞进窗台的缝隙。此外，导演忽略掉所有的心理描写，从头到尾也不对她的行为做出任何判断，观众只能透过前后情节，甚至代入个人经验去推测。这种刻画方式必然导致观众对女主角有截然不同的观感：她对母亲一时孝顺有爱，一时冷漠无情；她自尊心强、独立能干，有时却蛮横无礼，令人侧目。

▲达内兄弟（中、右）和女主角在拍摄现场

为了让观众代入这个角色，导演全程运用手持摄影与跟拍镜头，使观众与角色维持着紧密的距离，从而使影片由始至终保持着一种叙事的速度感。这种借鉴于动作类型片的手法嫁接在此题材上，诞生出一种“行动式现实主义”的风格，恰好与当年的“道格玛 95”遥相呼应。这场诞生于 90 年代中期，由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率先掀起的电影运动，提倡抛弃各种虚假矫情的元素，回归电影的原始性。随之影坛上掀起一阵“道格玛”热潮，比如像温特伯格的《家宴》和冯·提尔的《白痴》，均先后在戛纳上亮相获奖。

这类家庭录像式的拍摄方式相信给达内兄弟不少启发，从而在《罗塞塔》的创作过程中里融入更多的思考。手持跟拍摄影、叙事的速度感、零配乐的处理等等，都为这个故事找到了最准确的表现角度。当然，最大功臣还要数艾米莉·德奎恩这位不可多得的女演员，虽然这是她的演员处女作，但是在两位导演的指导下一举摘下当年戛纳影后的桂冠。

▲收获爱情的女主角

这个底层人物的研究揭示出不少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莫过于青少年失业，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漏洞。据说影片获得金棕榈之后，迅速推动了比利时政府完善劳工法案，更好地解决了青少年的就业和失业问题。不过，对社会问题不感兴趣的观众依然能找到最撼动人心的时刻——真实的人性，这一直是达内兄弟作品中不可忽略的焦点。类似的底层题材，往往倾向于塑造心地善良的贫苦劳动者与自私黑心的资本家之间的对抗，这个剧本有意回避了这些庸俗的套路设计。

导演塑造出一个极其复杂的底层年轻人：她拒绝别人施舍，坚信靠努力劳动获得报酬，却又在别人伸出援手和爱意时动了私心，谋取私利，将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呈现得入木三分。人性的复杂面相信是大部分戛纳获奖影片令人难忘的原因，正如另一部金棕榈影片——迈克尔·哈内克的《爱》，《罗塞塔》同样不动声色地刻画出人性最自私阴暗的一面。

▲令人心碎的高潮一幕

她身处的家庭与社会环境或许是令她成为“野兽”的致命因素，教育缺失、父母关爱缺失、社会制度的不公都令她身上的“兽性”变得无从抑制，也许能解释她常常因小事而触怒的原因。当她眼看男主角掉入水里却没有立即施以援手，以及之后她去老板面前告发男主角而获得工作职位的情节，则明显展示出她已抛弃了人性中的善良，彻底沦为“野兽”。

然而，达内兄弟并没让人物沉沦到底，反而给这个人物保留了一点人性苏醒的机会，从她打电话给老板辞职的举动得知其良心未泯，而最后一幕提着煤气罐在路上跌倒爬起来反复数次的场景，更是无声地刻画出一头狂妄暴怒的野兽恢复人性的过程，也许是男主角给予的爱把她从人性深渊的边缘拉了回来。

戛然而止的结尾同样是达内作品的标签，导演暗示了这不是一个大团圆结局的童话，而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切面。谁也不知道她后来的命运如何，她会继续自杀？还是与男主角和好？这些答案全部留给观众去想象。达内兄弟透过这个短小精干的故事引发观众对人性本质的思考，才是最震撼心灵的部分，也是他们的作品一直探索思考的方向。

“每逢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你就要记得，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拥有你的优越条件”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我的一个同学，她从小单亲家庭长大，父亲在她刚刚出生的时候嫌弃她是一个女儿，毅然抛下了这个家庭，于是母亲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将她抚养长大，供她读书，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女孩子，性格却特别好，热情大方，积极助人，只要有人向她求助，她一定会竭尽全力热心帮忙，但是高中三年下来，她在班上却并不受同学欢迎，原因在于对待不熟悉的人她可以毫不吝啬的掏心掏肺，对待熟悉要好的同学，反而比较冷漠自私，长久下来，大家自然愿意和她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所以她能够交到的朋友，是每个班都会有的“边缘”同学。在学习上她特别很刻苦，是那种每个班上都可以看到的“不开窍”的刻苦，所以后来即便复读了两年，也只考上了一个专科。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天中午她来找我闲聊，说起她的妈妈，供她读书特别辛苦，在工作中受了委屈也只能忍下来。妈妈在保洁公司工作，有一次老板奖励员工，所有人得到了两百块的奖励，除了妈妈，她很不解，自己和别人做同样的活，也没有做过得罪同事和老板的事情，为什么独独她没有呢？妈妈想问又不敢问，想起还在读书需要她供养的女儿，咬咬牙只能算了，回家后不忘回过头教育女儿，要多读书，将来出人头地，以后才不会吃这个苦。 所以她妈妈对于女儿的教育大概也是一头雾水。有一次周末返校时，我看到她妈妈在路边指责她什么，路过的时候大概进了一耳朵，意思是，你不要老想着对别人好，那人家都考进大学了，就你一个人考不进怎么办？她别过头，只是默默听着，没反驳，但也没点头。 以前我以为自己比她好很多，如果她能够鉴别并一心一意对待值得对待的人，肯定会交到真心的朋友，如果她能学会拒绝，自己也会显得更珍贵一些，如果……可是如果我处于她的境地呢？只怕不会做得比她好，会同样识人不清，总是真心的对待任何人却又被无情伤害，因为性格上的固执和倔强听不进他人的建议，日复一日烦恼和痛苦着同样的问题...... 那么如果有一个比我更优秀的人来看待我自己呢？我自己身上肯定也有很多的毛病，因为埋头读书增加的是知识而不是见识，抬头看别人，看到的往往是缺点而不是优点，所以批评这件事真的很容易。 一想到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泥淖中挣扎着就有点绝望，就像罗塞塔一样，生活中每天重复着的事情是脱鞋换鞋这样的小事，走进朋友家，第一件事是关心自己的雨靴有没有放置的地方，世界那么大，可是生活就只有这么小，而就算再小，它也是我们的全部。 如果我是罗塞塔呢？只怕也不会做的比她更好，也许早就出卖了唯一的朋友，也许不会那么有责任心还要操心母亲的生活，所以在生活对待她已经这么残酷了之后，唯一不那么令人失望的是罗塞塔有一个没有放弃她的朋友，希望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永远也不放弃他的人。

惊讶于原来还可以这么拍，同时也看到了同样是现实主义，FIRST那些新人导演以及平常的作品和达内的差距或者差别在哪里了，圆首的文章很好，就做个笔记。//mp.weixin.qq.com/s/JsRgy4w3wKMeHvb2Ya0F2A

1.跟拍长镜头、自然光、同期声、开放式的结构、非职业演员的组合使用，构成了一个完整丰富的美学系统。

2.人物的构建几乎完全由一连串的动作完成，心理性质的叙写从来不存在，观众只能透过动作去“猜测”人物的心理活动，这也就导致观众对角色的理解往往是滞后、模糊甚至有所偏差的。由于人物的不透明性，身体往往能够制造出某种悬念感，这也是他们的电影总能最大程度牵引住观众注意力，并给人高度紧张感的原因。

3.极少使用烘托氛围的音乐和解释性的对话，而是依靠声音和影像来驱动、推进电影，很多最重要的情节设置都是通过一个同期声来触发，这种方式敦促观众调动他们的感官，以“视”与“听”两种方式唤醒对现实的认知。

4.新现实主义作品通常对主要角色给予极大同情，观众对角色也可以产生高度的共情，从而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达内兄弟则颠覆了这种左翼创作者甚至现实主义创作者与其角色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主角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谋财害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视为无辜，这也让他们在传统的左翼影评人中饱受争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其一，达内兄弟确实不认为自己是左翼电影人，尽管他们的电影似乎总是在书写社会问题和底层民众，但这种关注并不是教条式的、程式化的，他们更希望能够呈现出人在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之下的复杂性、极端性，而不是单纯的被挤压、被压迫，这一点与英国左翼导演肯·洛奇有着很大区别。吕克·达内在2005年5月30日的日记中便写道，“让-皮埃尔曾讲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们的片子是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就好像说《罪与罚》首先是一部反映19世纪俄国大学生生存状态的小说。这样讲可能显得有点自以为是，但我至今认为这是最好的回应。”可见，他们拒绝承认自己的作品与当下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反而是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被理解为一种超越时代、能够反映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作品。换言之，尽管镜头总是与角色极为接近，但创作者的视点与角色并不完全重合，正是这种“伦理的视点”（ethical point）让达内兄弟的作品摆脱了单纯的政治性或意识形态色彩，带来了某种形而上的意味。

5.在这个充满虚拟交流的网络时代，人与人无法也没有必要再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身体不再是内心变化的重要因素，他者不仅被遗忘，更成为一种虚幻，剩下的只能是无尽的暴力与理解的缺席。达内兄弟的作品正是对抗这样一种倾向，因为对他们来说，当每个人活生生地出现在你面前时，那些你曾经学习到的理念，接触到的知识，被灌输的信仰都失去了先验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他者的切身的体认。 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习惯于自我沉溺的中国观众而言，观看达内兄弟的意义或许就在于，他们至少还可以唤起一种深埋于我们心底的、关于他者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