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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详细剧情
本片采用了事件重现的方法再现了1976年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起枪杀警察案。导演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11年后采访了被判死刑、后转终身监禁的犯罪嫌疑人兰道•亚当姆斯（Randall Adams）、指证亚当姆斯的惯犯大卫•哈里斯（David Harris）、当年案件审判的三位证人米勒夫妇和麦克•兰道（Michael Randall），以及参与此案侦破与审判的警察、法官与律师们。通过不同人物对案件发生情形不同角度的描述，莫里斯成功证实了亚当姆斯的冤屈，并借片中一位公诉员之口点名警察是区分一个民主社会与极权的“细蓝线”。
此片的公映在美国引起极大反响。德克萨斯罪犯申诉庭推翻了对亚当姆斯的判决。由于达拉斯拒绝对此案进行重审，亚当姆斯终于1989年被无罪释放，后成为积极反对死刑的社会活动家。本片也成为美国纪录片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部，赢得国际纪录片协会大奖、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并入选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局保护名单。
长篇影评
1 ) 《细细的蓝线》观后感
在看《细细的蓝线》之前，我就很疑惑，为什么片名要叫细细的蓝线？究竟什么是细细的蓝线？ 观看后我了解到，细蓝线最初被执法单位用作代表标志起源于英国，现被很多欧美及各地广泛采用，以表达对殉职警员的纪念和对仍奋斗在一线警员的支持。细蓝线是警察的代表色，具有“面对困难”即抗击罪恶生而为警之意。 此外，还有一种旗帜叫“细蓝线旗”，在百度上是这样解释细蓝线旗：细蓝线旗黑白相间，中间的蓝线象征着执法单位，两侧的黑色分别代表着普通大众和罪犯，寓意着执法单位是站在罪犯和受害者中间的界限。用来表示“警察的命也是命” 明暗之间，隔着一条细细的蓝线，它意味着人性的坚守、国家法律体系和社会信仰秩序，它是一条划分两级的隔离线、人性的底线和触及到深层的防线。 这部纪录片没有采用旁白也没有使用解说，只是通过对事件的当事人采访和解说来不断进行事件的还原。在每一个人对事件的描述后，导演都按照描述的情境来还原当时的“真相”，这样不仅有益于观者的理解，也更加直接的突出不同叙述间存有一定的出入。这种拍摄的手法让我想起了《看不见的客人》，它也是不断设想、还原当时的情境，带领群众寻找真相，在推理中，欺骗和谎言被不断推翻，剧情不断在反转，直到最后，你才真正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兰德尔在采访时曾说“如果世界上有地狱的话，那就是达拉斯”，法官为了保住他辉煌的成就，社会为了制造出符合公众需要的杀人犯就滥用权力、妄加罪行。在监狱中，他们拒绝兰德尔找律师并和外界接触，强行让兰德尔签字，用刑讯逼供、甚至还让他每天听20次关于人是如何被电击致死的恐怖广播。其余人在不确定事实的情况下，竟然也一口认定兰德尔是凶手。有人说，在美国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有两个：社会舆论和刑讯逼供 当社会体制、重大事项判定被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利益所考量、被政治立场、政策需要所固化时，法律不再被看作维护正义的有力保障，反而成为了主要的舆情风向标。仿佛真的应验了那句话“愚昧成为主流，清醒就是犯罪。” 这部片子的主题涉及到未成年犯罪、法律体系的纰漏、以及人性影响下对真相的扭曲。这让我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三名未成年性侵少女，年龄都只有十三十四岁、缪可馨坠落身亡后多名家长在群里点赞老师……《细细的蓝线》里大卫说过“我那时才16岁，我和法律体系没有真正的交易，不知到它是怎么运作的，不怎么懂法，只是一个年轻的笨小孩”，纪录片中，即使大卫有犯罪的前科，但陪审团也始终对大卫充满着宽容，认为他只是一个孩子“我们是不会毁掉一个年轻人的一生。”越来越多的事不禁让我们思考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否真的按我们意愿发展，有的时候未成年人保护法反而包庇了未成年人的罪行，没有真正保护到未成年受害者。而针对缪可馨事件，有的家长同是为人父母，却没有考虑到缪可馨父母的感受，我很好奇在他们内心里孩子的良知教育真的不重要吗？以身作则真的不值一提吗？这个社会最让人心寒的地方就在于：集体失明甚至集体失道，在我们以为最应该受到保护的地方，没有得到庇护。比如我们所信赖的法律没有真正地宣扬正义，本该快乐成长的校园坏境，却存在着校园霸凌、老师体罚等等行为…… 而它意义不仅在于它是新纪录电影的典范，是一部真正的反旧真实的新真实影片，通过访谈、文献报道等细节的放大、漫画的图片，让事件变得有更有历史依据的参照和内容的厚度。还推翻了这个案件，在现实生活中取得了的实质性的推动也引起人们的反思，我认为这是真正优秀、有内容的作品都应该具备的。 李安在被杨澜采访时说到电影能刺激出人性，他说“电影其实是和人心灵相通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相通的就是人性，包括你的信仰、灵性，这都是人性的一部分。那这种东西，你不把它刺激出来的话，你看不到。一般人过着正常的生活，在这种很能控制的、很顺利的状况下，你本性不会显露出来的。去体验平和下面，人真正不能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求真的一种本性。用冲突，用一些很不常见的环境，外在冲突内在冲突把它揭露出来。然后我们看看你藏在下面的是什么东西，假托一些情境来把我们心里真正的秘密来做一个沟通。我觉得这种深层的沟通是很宝贵的，我想重要的是：不是把大家带到黑暗里面，而是带过一次黑暗，去检验一遍。” 我之前是不喜欢看纪录片的，因为纪录片和电影相比，它不像电影那样用强烈的视觉、情感冲击，也没有一些带有科技感的效果处理，它更像是一个平静的故事叙述者。但是它是去真正的记录，所有主题得以放大，让观众对此主题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和了解。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增强人们对细枝微末的感知，很多涉及到社会现存的敏感话题，通过艺术的加工、隐晦的表达，能使得这些现状能公之于众。对于观影效果，没有比“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这几个字更加带给人震撼了，因为它提醒着我们，在这个看似文明和平的年代，确实曾发生过一些你意料不到的事。 我也知道很多独立电影人、制作人他们是很辛苦的。之前在网络上，我有看到蒋能杰导演，主动在网络上发自己新片《矿民，马夫，尘肺病》的资源。自己在豆瓣上守着自己电影介绍页面，假如有人点了想看，就私信人家并把网盘链接发过去。其实这种情况挺可悲的，一来是身为独自制作人，自身资源受限、宣传力度不够，其次是大众对这些独立作品始终关注度不够，目前当红的还是一些主流、流量性的影视作品。最后就是社会大环境的限制，因为题材原因，导致这部片子不仅无法上映甚至连在网络平台上都不能播出。所以导演才出此决策，使得自己的作品得以推广。 而与之类似的还有一部影片叫《擦一擦你那满腹经纶的道貌岸然》，它主要讲述的是导演为了获得电影投资，遇到的一些尴尬无奈的故事，揭露了行业发展的某些情况和存在的问题。里面有很多话真的带有力量、打动人心，比如“一个作者，就应当敢于真挚地撕裂袒露自己的残缺，并将其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完成他的圆满与救赎。何必错以为是的朝花夕拾，自有浑然天地的生生长流。”“记得完成你的电影，这才是你，曾是、即是、将是，唯一要去记得的事。”而最有名的是这句“把所有情怀落地，把电影还给电影。” 倘若你越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情况，你就越会对这些坚持创作、只为呈现优秀作品的导演感到敬佩。有的片子费尽了金钱时间心血，但最后却收获甚微。也有很多好的作品淹没于人海。但我们应该明白的是：想法的传递永远比流量更重要，也更有说服力。在这个流量冲击的年代，我们应该关注一些小众的群体，给一些文化群体更多的可能性和想法的可行性，而不是一味的追求主流、不断压缩它们发展的空间；在这个各类影视作品越来越多的年代，我们不应该单单为了自己喜欢的某一类，去淘汰其余的作品，而是放下偏见去体验更多元的题材，来拓展我们的边界。 这个学期的电视纪录片研究课是真的带给我很多收获，也让我对纪录片有了了解，现在的时代确实有着很多问题，但总有那么一些优秀的影视、文学作品在不断启迪着人们，这就是艺术的力量吧。而当我受益于这些力量时，我会更深切的知道：永远不要因为自己力量微弱、无法解决社会现状就放弃对问题的思考；永远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对曾今珍视的东西嗤之以鼻；永远不要因为社会的打压、地上的六便士而丢弃心中的月亮，因为那是一种无关结果的追求、是一种剥离于现实的存在，是我们独特于他人的一种标示。也永远不要停止对艺术的追求、自我的表达，更不能失去良知，这都是我们生而为人，永远不应该忘却的。
2 ) 真相会迟到但不会消失
导演埃罗尔．莫里斯采用一种重现事实的半纪录片手法来追踪一件杀警冤案，结果成功地发掘出事件真相。让被冤枉的疑凶在坐牢十一年之后讨回清白。这宗案件发生在1976年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名公路警察在拦截一辆深蓝色的轿车后，汽车司机开枪打死，警方苦无破案线索。十六岁少年惯犯大卫指证并无犯罪前科的路人蓝道为嫌疑犯，以至蓝道被判有罪而执行终身监禁。然而在十一年后大卫因别的罪行被判死刑，他向本片摄影组坦承蓝道其实是无辜的。本片通过对十年前的那场凶杀案进行的重新判定，又将此案推到了台面上。也由此衍生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几乎涵盖了当时此案为何会草草了结，甚至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判等问题。影片也都一一向观众做出了说明。
事件发生在过去这是拍摄的最大障碍，就是如何将过去的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并且保证纪录片本身的特性，实为一大难题。这部片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如何去记录“真实”，如何去“记录”。
“直接电影”理念采用完全不介入原则，拍摄过程、手法、剪辑上都不介入，选用高浓度的戏剧性强的题材，排斥一切主观的介入，让摄影机充当观察者的身份，去跟踪去捕捉。《细细的蓝线》解开了直接电影存在的短板，光靠单一现实去表现过去的现实是不够的，而其鄙夷的人为介入则是良好的解药。
新纪录电影采用的“虚幻”策略与往常纪录片简单的“重演”事件不同，也区别于传统纪录片采用的“虚构”手法。《细细的蓝线》采用少量的过去历史资料，通过各个参与者的口中，慢慢的拖出整个故事，再添加相应重构的事实，重现当时枪手射杀警察的片段，逐渐还原了故事的原貌。这种虚构，显然违反了“真实”，可创作真实不也是追求真实的现实体现？
影片结尾，小男孩说：“他是有罪的，因为他在深夜让一个无家可归的我留宿街头而不让我借宿。”间接的传达出来被告是被冤枉的，形成反转。
《细细的蓝线》所采用的后现代主义的手法以及影片中的构思、内容、艺术展现方式都令我敬仰。
3 ) 《细蓝线》的后现代主义叙事话语
影片《细细的蓝线》取材于发生在1976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伍德警官遇害案件，该片和导演埃罗尔·莫里斯的调查最终证明当年被判死刑的凶手兰道·亚当斯(Randall Adams)实际上被错判，而真正的凶手是指证亚当斯的大卫·哈里斯(David Harris)，其因为另一项谋杀案被判死刑而最终承认了自己才是凶手。影片上映后引起热议，“替罪羊”亚当斯也在被监禁长达11余载后无罪释放。作为20世纪7、80年代西方新纪录电影的代表作之一，《细细的蓝线》显示出高度风格化的叙事策略和对纪录片真实的本质探究，达成了对于直接电影的反叛和批判，也改变了纪录片在处理与现实之间关系上的传统观念，彰显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新纪录电影独特的美学特征。
一． 拼贴结构和复调叙事
实际上，由于纪录性质，影片内部的叙事先于影片之前就已经形成，其叙事仅存在于影片的外部，即它是如何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或说其内部叙事其实是依靠外部结构来结构的。就像莫里斯自己所言，“影片并非讲述谋杀案的故事，不是关于一项调查。其本身就是调查”([1])。在这里，故事即是形式。具体来说，这部影片以对案件当事人的采访串联全篇，包括亚当斯、哈里斯，达拉斯和维多两地的刑侦人员、警探，哈里斯的好友，以及律师、法官、证人，一共18个人的采访以碎片式的方式分散于影片中。采访素材中穿插大量风格各异的影像材料，如搬演的案发相关场景、新闻报道的文字和照片、历史/纪录照片、档案文字和照片，以及法庭复原画、早期好莱坞侦探片等，同时有多段主题配乐贯穿其中，营造出梦魇般的故事片气质。整体呈现出一种拼贴画的结构风格，形成了多文本多视点的复调叙事结构。
在碎片化的素材拼贴下，其叙事线索在剪辑的作用下还是比较清晰的。从亚当斯和哈里斯讲述案件发生的大致经过，到审判亚当斯、调查案件的细节描述，再到哈里斯犯罪前科和作案动机的发现，以及法庭证词细节、司法程序细节的披露，一步步明确了亚当斯被错判的事实，并以结尾处哈里斯招供的录音结束。如果说采访素材构成一种罗生门式的多视点叙述（telling），那视觉素材则更多是一种演示（showing），作为采访内容的视觉化呈现及视觉物证，与叙述出现的词语保持同步，并建构了一个有关过去的视觉化的叙事空间，与采访的当下叙事空间不断交互，共同指向那个十一年前真实存在的历史/记忆空间。其中的搬演镜头映衬着采访和画外音叙述，既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又以虚构的指示强调间离和审视，如风格华丽而充满悬念感的特写以及慢镜头，混合了当下与过去两种时间感的达拉斯的街道和城市夜景，以及虚构模拟的汽车电影院场景等等。过去的文字、照片等庞大的证据资料则以静照的形式渗入人物和历史的空间，与采访的当下空间形成深入而有趣的并置。而人物画像及侦探片影像则透过人物叙述的内容对其过去和当下的心理进行了审视和呈现。
这种拼贴形成的复调叙事不仅表现为多文本结构对叙事空间的延展，更体现于文本内部所呈现出来的对话碰撞和重复叙事，比如18个被采访者的叙述文本和多角度重复搬演场景各自产生的复调对话形式。在采访镜头中，导演只保留了被访者的回答而取消自己的声音（除了最后一个镜头的采访录音），没有画外音解说，让影片中的谈话保持一种自行诉说的状态，当事人在镜头前讲述各自记忆中的案发情况，形成多角度的叙述碰撞。而反复出现的搬演案发场景，其风格化的影像并非旨在还原现实，而是作为模拟当事人口述的假定性情境搬演，从而取消了单一指涉的确定性陈述。
根据巴赫金的观点，复调艺术有两个根本特点，即对话的创作原则和对话的创作手法。这两方面分别体现在创作者对待作品的观念和创作作品的手段上。“新纪录电影主张纪录片要反映后现代社会的‘多声部’和人撕裂的灵魂。”它们主张让各声部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在导演的意志支配下展开事件。正如莫里斯的那句“我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拍摄对象身上，也就是他们怎样看待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怎样看待他们”。([2])
二． 互文性和反身性
多文本的拼贴和杂交给影片带来了丰富的互文话语空间，这种互文性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影片多重文本及其产生的叙事空间之间的互文，二是文本与外部世界产生的互文。
第一层次的互文性主要表现在多重叙事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如前文所述，采访、照片、文字及搬演影像等文本共存于影片的叙事结构中，它们并非无序地各自分散，而是经由剪辑的作用呈现出多点映照的对话关系，不断相互生成新的指涉。
文字特写如报纸上新闻报道中抽取的相应词语、亚当斯观看电视节目的时间表及其犯罪测试的文字结果、哈里斯犯罪纪录、律师穆德的胜诉记录等等，图片、照片的影像资料如罪犯和证人的新闻图片特写、手枪和车的资料图片、达拉斯和维多市的地图、相关人物资料照片、哈里斯犯罪现场照片等，此外则是搬演案发场景、好莱坞侦探片及法庭审判的复原画像。它们作为采访内容的视觉呈现和补充，将口头诉说转化为视觉文本的信息。同时，这些素材的插入还与叙述文本共生了一种情感联结。如亚当斯谈起地方法院只在乎如何对他行刑而不管他无辜与否时，穿插电椅的资料图片及特写，传达了亚当斯口中“噩梦”般的绝望感；如文字特写“Adams gets death”、“Adams guilty”分别配合律师和法官完全不同立场的叙述，也承载了悲观无奈和辛辣讽刺的意味；数次的搬演场景配合当事人的回忆和证词，在“确凿无疑”的叙述之外却暗示并展现着一种质疑和戏谑。它们在叙述文本的外部建构了一种与其相应的杂然交错的视觉文本。另外，视觉文本之间也产生着相互勾连。如哈里斯犯罪纪录和他当时的入狱档案照片、被毁的蓝色汽车和作案手枪的照片、其新闻报道中年轻的笑脸，以及童年的家庭生活照，勾勒出他部分的生命痕迹。而具有黑色电影元素的搬演场景和早期好莱坞侦探片的影像素材也形成某种互文关系。
第二层次的互文性则表现为影片文本和外部世界的相互指涉。首先如采访这种形式，是莫里斯纪录片叙事的一个关键因素，他的“谈话疗法”本质上是展开一种调查，“尽量打开一些不可预料的将要发生之事的可能性”。为此他甚至发明了实现第一人称视角访谈的“恐怖采访机”（Interrotron）,并在1997年的作品《又快又贱又失控》(Fast, Cheap & Out of Control, 1997)中第一次使用了这种方式采访。([3])而本片中人物正面面对镜头讲述的采访方式便已显示出第一人称视角访谈的意识。另外，采访在新纪录电影中是作为一种核心元素呈现的，同时也是对真实电影采访方式的吸纳和超越。其次，华丽的搬演场景具有黑色电影的风格元素，夜晚暗黑的城市街景、非均衡构图、低调照明及大面积阴影的呈现，再加上车灯对画面的勾勒、枪杀犯罪案件及深沉的配乐，使得搬演镜头展现出极强的故事片特质。同时，这种搬演风格还影响了后来的纪录电视、“真人秀”电视系列片的影像风格，如《NYPD Blue》、《警察》等([4])。再如，当法官讲述父亲在FBI的经历和米勒夫人讲述自己的“侦探情结”时，插入引用的好莱坞侦探片素材在他们各自叙述的映衬下形成一种戏仿的手段，充满讽刺味道。影片流露出的拼贴画式的实验风格和对影像素材的开放态度也暗含了美国60年代实验先锋电影的影响。
通过这种空前杂交的手法和技巧来突显纪录片对真实的建构过程，实际上完成了一种反身性的策略。根据比尔·尼克尔斯的观点，纪录片中的反身模式主要探讨的是电影制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互动过程([5])。而《细细的蓝线》所体现出来的反身性主要在于假定性搬演的场景和结构全片的采访场景中。
首先，不同于传统纪录片中搬演是为了真实再现，如格里尔逊评价《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 1922)所言以实现纪录片“记录的价值”([6])，这部影片是将搬演作为一种风格化的叙事策略，直接提醒观众看到的不一定就代表真实，从而解构了通过虚构搬演以达到真实的传统观念，实现了一种自我指涉和对真实的超越。真实是必然存在却难以达到的，而我们只能以虚构的方式不断靠近真实。其次，如前所述，采访片段体现了导演一种不干涉的参与互动，即意图呈现话语和话语之间自然和多元的碰撞，这种手法在充满不言自明的矛盾和谎言的采访进程中产生了一种反身性。即通过这种采访的结构解构了话语和真实的传统关联，以及许多纪录片秘而不宣地通过“假面采访”（masked interview）([7])来“建构”的真实感。从这一角度似乎也可以理解影片结尾哈里斯招供的片段只呈现为一段录音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了（尽管还有采访当天导演只找到录音机的偶然性）。
三． 反讽意味和解构真实
在分析了复调叙事的拼贴手法及其带来的互文本性和反身性之后，《细细的蓝线》中后现代主义的反讽意味和解构思想也就不言自明了。
具体看来，影片在视觉素材的呈现、反身性的自我指涉以及片名与影片的互文中都表现出了反讽特质。在视觉素材的互文话语中，最明显的如好莱坞侦探片搭配法官和米勒夫人的画外音叙述造成的戏仿式嘲讽，法庭复原画像及风格华丽的搬演场景在矛盾和疑点逐渐明晰的过程中也充满戏谑意味，同时，亚当斯讲述格里格森医生对他进行犯罪人格测试时插入的图形图案，三个证人言之凿凿地描述司机形象时插入他们眼睛和耳朵的大特写镜头，以及报道上哈里斯微笑的头像映衬司法机构为保护年轻人而无视他的犯罪纪录等等，显示一种克制微妙的讽刺效果。在反身性策略中，透过积极干预并突显真实的建构过程，诸如对采访的建构、对搬演的建构，进而嘲讽了我们所看到的影像就代表真实这种认知方式([8])。另外，片名与影片文本中的互文更进一步表达了一种悲观而深刻的反讽。在影片61分钟处，法官讲述了他在亚当斯的审判中曾因辩护律师关于“细细的蓝线”的最后发言而深受震撼和感动，它象征着司法的保护力量，使群众远离乱世，然而讽刺的是，法庭现场本身就是一场虚假的集会，它将无辜的人错判，而法官和胜诉律师却将此案作为自己伟大的胜利之一，“细细的蓝线”最终也只是沦为了宣扬司法正义和自我感动的工具。
这种重重对立而杂交共生的文本话语同时也是间离的，让观众面对采访镜头时采取一种审视和观察的距离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画面背后隐含的社会现象。反讽意味和间离效果显示的是后现代主义的质疑精神，既然真相如此容易被遮蔽，“现实”的影像又能保证什么呢？在面对如此难以渗入的有关过去的创伤性事件时，影片没有追求直接地再现过去，而是用虚构搬演的手段在有关过去的碎片化叙述中积极干预真实的建构，看似玩世不恭的手法反而揭示出一种解释的复杂困难性，即过去真相的不可接近，只能在重复和“事件之间的回响”中逐步挖掘。“并不是简单地揭露谎言以暴露真实，也不是拿一种制造嘲弄另一种制造，而是展示谎言如何作为局部真实对历史创伤的动因和证据发挥作用。”([9])
从这个角度来看，《细细的蓝线》作为一部新纪录电影，不仅仅通过多样化的文本和语义及反身性策略干预真实的建构，以此反对直接电影将静观立场作为真实的基准，同时解构了传统观念中纪录片影像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将关于纪录片真实性的思考引向了对真实更本质的追问和理解。既然影像就是影像，其与现实未必有直接关系，更无法保证真实，唯一能指向的是建构真实的过程，那就以开放态度对待文本，以多元视点呈现对抗，而真实的获得只能是相对的、偶然的或附带的。像影片结尾哈里斯的录音可以说接近甚至达到了影片追求的真实/真相，甚至他对于指证亚当斯的解释（因其没有收留一个帮助了他的人）与他在采访时谈到的童年阴影和对父亲的报复心理相映照，呈现出掩藏于深处的更为确凿的犯罪动机，即亚当斯在他的心理历程中扮演的角色重复了父亲曾对他造成的创伤([10])。然而这一切发生的前提不可忽略，哈里斯因为另一桩谋杀案被判死刑，所以才最终说出亚当斯是无辜的，并成为影片最有力量的一个段落。这一真相的获得可以说是导演在追寻真实道路上的一次特殊的成功，却也充满了一种悲观主义的哀愁。
就像林达·威廉姆斯所写到的，“纪录片不是故事片，也不应该混同于故事片。但是，纪录片能够而且应该采用一切虚构手段和策略以达到真实”([11])。尽管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真实被解构为碎片化的、相对的和不可揭示的，尽管连新纪录电影本身都在阐释与被阐释之间面对自我生存的困境，追寻真实本质的过程却具有揭示一切可怕的虚构和谎言的力量。
注释：
⑴ 梅根·坎宁汉,何一枝,宁茜.纪录片的艺术：15位导演、摄影师、剪辑师和制片人的创作之道[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第59页.
⑵ 孙红云.真实的游戏：西方新纪录电影[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第58页.
⑶ 同⑵，第102-103页.
⑷ K. Macdonald, M. Cousins.Imagining Reality:The Faber Book of Documentary[M].London:Faber and Faber,1996,p366.转引自孙红云.真实的游戏：西方新纪录电影[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第113页.
⑸ 比尔·尼克尔斯,陈犀禾,刘宇清.纪录片导论(第2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第194页.
⑹ 同⑸，第13页.
⑺ 同⑸，第177页.
⑻ 同⑵，第52页.
⑼ 林达·威廉姆斯,李万山.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续)[J].电影艺术,2000(03):120-124.
⑽ 同⑼.
⑾ 同⑼.
注:本文完整版已发表于电影文学杂志
4 ) 警惕轻易跨过“蓝线”的威权
在37分-38分的片段中中，叙述有着一主一副两条线：主线通过现实的两位律师和大卫·哈里斯的朋友来叙述不同于法院判决结果的“猜测”；另一条线通过讲述约翰·迪林格的故事加以黑色电影的剪辑，表现美国社会中对于权威的反抗和一种现实的荒诞感。以全片的视角来看，最终副线融于主线，直接指出导演想要表达的主题——对美国社会权威和法律制度的合理性的怀疑与反思。
主线的叙述由于多视角的采访而十分复杂，在前段的观影过程中，我们几乎不能看出谁是真正的凶手。但是片段中女士的话似乎是整个事件的转折点——她说：“凡事都有其主观动机，我是这么认为的······也许是因为德州警官需要一个符合年龄的人被执行死刑，兰道尔正好28岁······他们（德州警官）也不会执着于毁了一个14岁的男孩。”会不会是德州警官处于舆论和上层的压力，为了尽快破案而找了一个“替罪羊”？在前段的叙述中我们也能看到蛛丝马迹：某证人当庭作证，她在监狱的亲人第二天就被无罪释放；兰道尔叙述自己被枪指着认罪签字，这显然是刑讯逼供。
看到这让我联想到了电影《芝加哥七君子》，这部电影还原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示威运动中的一件审理过程。它让我意识到了法律审判和法律制度的局限性——法律审判不能做到完全的正义或者人们心中的正义，还有很多非制度性的影响，比如舆论、个人主观因素、司法权之外权力的压迫。从法学的观点来看，这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冲突。程序（程序正义）本位主义理论, 在英美法系较为盛行。这种理论认为,评价程序的标准并不是程序实现实体的有用性, 而是以程序本身是否具备一些内在品质为唯一价值标准。这种内在的品质不仅具备确保查明真相的实体价值, 而且具有使裁决或决定实现“看得见的正义”的形式价值。但是片中的那场判决，法官就是滥用了程序正义，出于自己的无能和美国行政势力的压迫，他次次影响陪审团的成员，比如暗中胁迫；或者在法庭中明显偏袒公诉（美国政府）。法官在法庭中执行的都是形式上的“程序正义”——过程都是按照庭审制度进行的，但他个人实际上是想要影响判决的“实体正义”——置七人于罪。
虽然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之间存在一致性, 但在很多场合, 二者是矛盾和冲突的。程序正义并不必然导致实体正义。这也许就是本片导演想表达的：“法律”，这个人类社会创造的“存在实体”也存在着漏洞，我们都不能百分百保证法律的合理性。不仅是在英美法系，我国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中，都会有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之间的冲突。
副线的叙述比较有趣，黑色电影的剪辑让整部电影更加具有戏剧效果。要理解副线，就必须联系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约翰·迪林格。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时期，民众在生存线挣扎，长期的贫穷必然滋生犯罪与暴力，民众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也越发紧张。而且从二十年代禁酒令开始，暴力犯罪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几乎成为了美国大众生活的一部分，一大批曝光率极高的怪盗被偶像化成为了路人皆知的名人，这些“public enemies”在那个希望破灭的时代被当成了公众逃避现实的幻想对象。有民众认为是银行的贪婪导致了大萧条，那些银行抢劫犯就变成了以暴力对抗腐败和权威的象征。[2]许多大名鼎鼎的罪犯在各种各样的演义和传奇中都被变成了神话，约翰·迪林格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侠盗”形象。游侠式的自由自在，蔑视一切的狂放豪情，这一切都随着他的倒地而消逝了。随后就是处理本案的FBI代表的大政府的崛起，高度统一化和组织化的社会让以暴力对抗权威的精神从此销声匿迹,“英雄”变成了在海外为美国夺取光荣和利益的军人，领导游行的民权领袖和摇滚歌星，像他那样漂亮的翻过柜台的身影永远的消失了。[2] 除此之外，那位“Lady in Red”也是当时美国社会荒诞感的一种缩影。
在我看来，导演刻意加入这段叙述，就是意在借迪林格的故事引发我们对权威（本片中是政府、法律、制度、警察系统）合理性的反抗和反思。
结合这个片段和全片，最后两条叙述合二为一，引发我们的思考。看完之后我们肯定感到自己的天然道德感和正义感被侵犯，不禁要问“这个制度真的合理吗？”而且这种反思不仅仅可以启发美国社会，还是普世的价值观，更是我们批判精神的内核。
写到这，我突然对电影名有了新的思考，“细细的”这个形容词表现着维护正义的“蓝线”（泛指警察）的脆弱。如果某个打着“维护正义”旗号的权威轻而易举地跨过这条“蓝线”，这对任何一个具体的生命来说，都是无法反抗的压迫。
5 ) 蓝色针织线
今天终于抵制懒惰开始动笔。很喜欢工整、格式化，在这里more of a classical pieces而不是stereotype的意思、思辨性、节制感、很喜欢里面深刻沉默的蓝、就像看了一幅David笔下的historical painting，和谐有序又非常富有故事性。
我们需要故事，我们同样也需要讲故事，这是我最近的心得，两者同等重要。所以在我看来，每一个被访者都是出色的storyteller，如果每一个人都变成这样，恐怕电影从业者的竞争压力更大了，这可怎么办，真发愁。
当然最好气的是如何做到的。我的夸张假设：先让被访者叙述一遍？然后试着加形容词动词，让场面更vivid？同时在叙述过程中尽量节制情感？我在干嘛？
看过有写多重视角叙事，素材展示，罗生门，事实和反转，嗯，都很统一，很有一致性，而且不像跟多ambition的导演putting so much at a work，所以很棒很喜欢，而且很赞同欣赏这种叙事逻辑，这些就像房子的框架和骨骼，需要这个东西去support it。
口述的历史反而变成了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小故事，从每一个对立点出发，很喜欢克制的立场，和完全不激进的教化。
而且是音乐，Philip glass，让人沉醉的，回荡在一个人寂静时刻的一种很有力量的音乐，很喜欢，我太没文化了，对音乐了解太少了，I wish I have more time...
The thin blue line，不知道是不是在英语里有metaphor，但对于我来说，这更像是一个棉质针织线，可以用来缝衣服，补衣服，有的人看的见，有的人看不见。
6 ) 《细细的蓝线》——法律之下，人的偏颇
《细细的蓝线》是埃罗尔莫里斯编导的一部犯罪纪录片，导演用一种重现事实的半纪录片手法来追踪一件杀警冤案，结果成功发掘出事实的真相，为沉冤11年的兰德尔亚里斯翻案，让罪犯大卫哈尔斯得到处罚。
该片比起其他纪录片更像是一部访谈录，将人物的口述与案件的细节进行对照，将人物的近景访谈镜头与特写的案件画面进行对应，构成了整部纪录片。导演通过逻辑与镜头的嫁接将案件的过程进行一个重现，将案件事实真相大白。该片的开端是对于两位嫌疑人的一个访谈画面，一个推脱责任的16岁男孩和一个认定自己没有犯罪的28岁青年的两方叙述对于当时场景的一个重现。画面的是不断从访谈叙述到案件还原的拍摄与剪辑，访谈涉及到案件的在场当事人女警察、目击证人、法官、律师、嫌犯的邻居以及朋友等，导演记录不同人的口述，对于其口述用近景以及特写镜头进行拍摄，展现出不同人对于这起案件的主观描述，进行其表情的记录以及性格的刻画，引导观众进入案件之中，使得观众对于案件的真相进行不断探索。
影片拍摄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细节，其中我关注最多的是影片的场景的设置。对于影片的构图，一般是由主体与陪体，前景与背景的关系所构成。而构图也是表达导演拍摄的意义的重要组成，在该部类似于访谈的纪录片中也有相应展现。在影片中接连出现的相关事件的众多人物，在没有旁白和字幕而导演对于他们访谈时后景的布置，于观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进行人物关系区分的细节。比如在大卫哈里斯以及兰德尔亚里斯对案件进行口述时，后景的布置是类似于监狱牢笼，而对于在后面出现的朋友等人是有类似牧场户外的后景。再比如对于律师等人，其拍摄的后景就是在西方比较典型的，一个较高阶级的人所处的办公或是家里的场景，有高级的台灯、沙发、书报、百叶窗等。人物拍摄背景的转换，对于其身份的展露在该影片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构图设计上，人物是画面的主体，人物占据画面的大部分，拍摄近景与特写的镜头非常多，人物主体也占据画面的中心，对于访谈的内容以及人物的表情引导人对于案件有更深刻的思考。
再不去谈论拍摄方面的内容，而对于纪录片所展现的这样一个真实案件也带给人许多思考。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前科也没有任何的犯案事实的人，每个人用对于案件模棱两可的描述都指定其为罪犯，使得兰德尔亚里斯沉冤十一年。用不断出现破绽的证词，将其判刑入狱。而对于一个一直是惯犯偷车偷枪的逃脱责任的罪犯，却有地方法庭与陪审团辩护，使得他在犯罪后仍然逍遥事外，不断犯罪。然而被领导约谈后的女警突然有了记忆，路过的米勒夫妇指认“罪犯”，没有证据的查案警察恐吓嫌疑人，三代曾在FBI工作的法官判下刑罚等等，在真相没有被找到之前这个有很大破绽的谎言却成了事实，就如同兰德尔在片中说的，“世界上有地狱的话，就是达拉斯了”。在法律之下，这些人按照法律所设置的章程办事，对嫌疑人进行审讯、法庭公诉、进行定罪等，但是却没有按照法律的正义办事，调查详情、找出证据、挖掘真相。难道就真的像是影片的其他含义一样，“正义难伸”吗？我想不是的，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影片，法律它一直所代表的就是正义，所体现的不仅是对罪犯的责罚也对其他人的一种保护。
对于整部影片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设有许多条例的法律，人们是一直相信其的正义的，只是使用法律的人存在着偏颇。
不知道这一部这样的搬演算不算开山鼻祖？感觉后来看的好多罪案纪录片都是这样的调子//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或说影响了影像的表达//社会影响大于纪录片本身 可能这也是纪录片特有的功效（是比剧情片更强势的影响
从纪录片拍摄与制作的角度来看，也许不算伟大的作品，但从纪录片的社会功能来看，本片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因为一部纪录片，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也对美国的法律体制提出了至今回响的质疑。纪录片的创作的社会意义，与纪录片创作的艺术价值相比，孰轻孰重，因人而异，也因影片而异。
虽然所有试图进行场景还原的电影、电视节目都在有意无意地模仿细细的蓝线，但迄今为止没有一部片子成功了，因为没有一部作品、一个导演有埃罗尔·莫里斯还原千百次场景、叠加千百个细节、否定千百个可能的耐心和勇气。最高法没做到的，莫里斯做到了，这就是逻辑性、说服力的明证。
略有点凌乱，虽然访谈了多方，但也不至于像罗生门般扑朔迷离，电影的立场十分清楚。
陪审团应该以貌取人了，David Harris确实富有魅力。那些电影式的重演场景，嘲弄了人们对虚构的热爱。跟70年代汽车影院的电影并无二致。
9.0/10。①关于1976年德克萨斯州枪杀警察案中被冤枉的嫌疑人的纪录片。细细的蓝线在美国代指警察。②叙事形式上是零旁白+口述采访+说明性的空镜头/报纸/档案/照片/绘画/虚构的场景重现。各种场景重现为电影增加了不少戏剧性，尽管电影依然有点闷。③尽管场景重现的那些片段本身设计极用心地还原现场，而且这些片段通过对当事人的局部摄影制造了留白与不完整从而营造了一定的客观观察感，但与其他纪实的形式的并置却让这种本质虚构却假装客观纪实的形式显得别扭甚至有些虚伪。④以大量的低调打光+剪影+大特写+影子+精准配乐渲染了黑色电影氛围。
电视现场还原类犯罪节目的鼻祖，多人视角共同展开，犯罪片拍法的还原事故，前者在剧情上制造了一个“罗生门”的悬疑争论，后者将纪录片与电影之间的界限打通。在大段落的组合方式中，悬疑是首位放置的，在亚当姆斯叙述沉稳之后，我们自然的有了他是被冤枉的印象，但随之而来的多个警察证词，推翻了我们的想法，确立他是嚣张跋扈罪犯的事实，这一开局，即将真实结果给予我们，又用不同视角的证词矛盾性与职业身份带来的歧视制造了我们的心理认知偏差，而后的剪辑都是依照这个组合规则，从这个剪接方式来看，已经不是纪录片的手法了，而是悬疑电影的模式，而目的则在于增加可看性，进而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事件。电影元素在本片中是频繁出现的，汽车影院、默片的穿插、还有用特写、低调打光拍摄的多次出现的还原现场都是纪录片引用电影的创作模式。
字幕原因还是今天下午闹低血糖？我愣没跟上这片子的逻辑......
Randall Adams因脑瘤于2010年去世 生前未获得政府赔偿
原来细细的蓝线是这么个意思。导演的聪明渗透在电影的方方面面，他作为纪录片导演的态度表达得微妙又清晰、有力且极有耐心，作为观众看起来极为享受。Glass奉献了我看过听过的他的最好的一次配乐。
true detective 和the jinx 的祖爷爷。
在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只是在关心这个片子是怎么讲的，而不太在意它讲了什么，不过最后它终于成功把握引入了事件本身。风格化的导演手法，那个好像是聆听者，实际上也是引导者的不露声色的导演，确能够保证这片子有一种比直接电影更加丰厚和立体的真实感。虽然有搬演和虚构，但是它的前提依然是历史文本无法等同于历史本身。相比之下，那个动画纪录片呢？
Errol Morris真能光凭纯粹的对话剪辑就讲清楚一件事，还能发掘得深入，真神奇..绝对是导演编剧的讲故事模范..字幕还是特别烂，忙完了方案的事争取重做一下吧.
一部片子让现实翻案让电影终究发挥了点实用性。喜欢它讲故事的方式。首创的情景再现确实影响深远。
如同侦探片般的事件重现+多位当事人访谈+报纸证词剪贴，开创了新颖独到的纪录片模式。低调布光、大特写、剪影和Pilip Glass的配乐营造出了黑色电影的氛围。本片公映后亚当姆斯得以无罪释放，社会影响也已足够，但观影过程现在看来还是略显沉闷乏味。（7.5/10）
影片令人震惊地反映了所谓证人对自己谎言的坚信，揭露了极易被操纵从而引发冤案的美国司法系统，留给这一系统参考的永远只会是排除了谎言与流言后所剩的一半真相，即便合理的怀疑也能遭到歪曲。影片对犯罪现场的多次搬演否定了绝对真实的存在，而这一创新的虚构成分也成了该片当时被奥斯卡拒绝的原因。
被格拉斯洗脑了，他是那种音乐反过来会影响电影的创作的人。莫里斯说他当时只是想拍一部关于德州死刑法案的“高大全”纪录片，也采访了很多死囚，直至他发现Adams的案子。真相就在那里，只有一个，而影片故意地回溯了几十上百种，难怪一个毫无干系的人最后落得被判死刑下场，真是让人唏嘘。
一部近似论文的纪录电影。导演莫里斯创造性地发明了事件重演的方式并重构对真相的还原。汇编入采访内容的其他影像片段（如在罗勒夫人说自己喜爱侦探故事后插入引用了一段黑色侦探电影）、文件档案上的词汇特写、时钟及闪烁的警灯图像，如此的拼贴形式并非单一所指的不断重复，而是以碎片化的影像为被访者的叙述作视觉化的批注，而时钟，警灯等母题的重复也反映着案件的危机紧急，充满未知。犯罪现场的重复搬演，将自相矛盾的证词并置，通过黑色电影式的高反差布光遮挡真正罪犯的面容，极端的大特写（麦芽汁、手枪）一次次刺激观众的神经，却也逐渐拼凑出案件的真貌来。论证的过程从未使用带有制作者主观特点的旁白来推导，这种仅仅靠交叉剪接各方视角的证词话语来维系影片的实在逻辑的互相运作的方式实则是对直接电影的叛逃将对后世的新纪录片影响深远。
艺术不是寻求答案，只是提出问题。但选择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取决于心里的答案。……莫里斯后来在访谈中谈及真相的固有价值。“我们对于历史的观点总是难免缺陷，但求索真相的脚步永远不应停歇。”
导演放弃纪录片惯用的旁白叙述，取而代之的是用大量镜头语言配乐剪辑等电影叙事技巧表述其观点。电影中重现案件的方式很有趣，总是不完整的局部摄影让观众亲临现场却带来更多想象。大量的访谈和证据呈现让这部记录片的实际意义及其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电影本身。另外，配乐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