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记录片《可可西里》。

因为做过关于藏羚羊的专题了，所以在内容上并没有觉得陌生。但是在亲眼看了画面之后，却感到了灵魂的一丝颤动：西藏，高原，可可西里，真的离我们太遥远了！

这种遥远不是实际的距离，而是精神上的差异。就算你站在他们身边，你也走不进他们的心。那是灵魂和信仰的世界，是需要我们敞开灵魂去接近的陌生。

可可西里，藏语的意思是：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

没有编制，没有资金，没有武器，物质上极端匮乏，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每一次分手，都可能是永别！有时候还要偷着卖些羚羊皮来为行动提供经费，而这样的活动，同样是他们打击的对象！你能理解吗？
可可西里巡逻队，他们保护的，不是国家的自然保护区，而是自己的家园。你能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吗？

我看到了铺满一地的藏羚羊皮，我看到了剥完皮后的累累白骨，那是让我们咬牙切齿的残忍。可是当我看到了盗猎者无助的眼神，我却无法简单地谴责他们的犯罪。
他们的罪恶，难道不是我们的罪恶？他们的苦难，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苦难？

被称为草原上第一剥皮手的马占山，原来是个牧民，放过马，放过羊，也放过骆驼。可是后来，草原变成了沙漠，牲畜没有吃的了，人也没有吃的了，只好去干播剥皮的活——剥一只藏羚羊皮挣五块钱！是谁破坏了他们的牧场？是谁把他们逼上了盗猎藏羚羊的不归路？

藏羚羊的命运，是可可西里的悲剧，是欲望的魔鬼对人类精神的一次摧残，

我记住了队员们在夜晚唱起的那首歌：
似流水似流水似流水．．．
阿妈，不管我走到天涯海角
我都会回来，我都会回来，我都会回来
天上晶晶的白云啊，请捎去一封信
我思念您思念您
我在心里为您祈祷．．．

这是吟唱在一个民族灵魂深处的声音啊，它也许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它还能继续流传下去吗？现代化的盛世福音，淹没了遥远的神灵世界，也污染了人们的精神空间。我们能想象那个纯粹精神的世界吗？
“你看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的脸和手特别脏，但他们的心特别干净。”
是的，他们的心特别干净，象青藏高原永远清澈蔚兰的天空。

从雅克贝汉的《希玛拉雅》到陆川的《可可西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荒凉而辽阔的生命禁区，那是信仰者的真境花园。如果我们无法真正的理解，就让我们保留一分宽容——让那片土地永远远离喧嚣的滚滚红尘，让精神静静地栖息，为了他们，也为了我们。
 
发表于2004-10-16

我曾经在餐桌上见过白面狸。但是在那顿饭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白面狸我也没见过活的白面狸。但是我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家伙有一种我在餐桌上从未有过的同情心--一种我从未对鸡腿表现过的情感。那顿饭之后我才知道白面狸是受保护动物。

我还在餐桌上旁听过一次讨论，一个号称“不吃有灵性动物”的人，和另外一个野味食家讨论猪“算不算是有灵性的动物”。“灵性”是没有办法界定的，自然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我们究竟该用何种理由去保护我们之外的那些物种？为什么人类总是赋予那些所有有价值的动物叵测的命运？

藏羚羊没有很高的食用价值，但它的经济价值同样像诅咒一般让他们不断惨遭毒手以至于到了濒危的地步。很可能皮草的买家也并不知道这些动物本来的模样。


博物经济学这样解释为什么鲸鱼濒临灭绝而鸡却没有繁衍之忧的问题：原因是人对鸡能拥有可靠的所有权，因此不断帮助他们繁殖，而鲸鱼却不属于任何人，所以避免不了被日本人和挪威人猎杀的命运。（参见《牛奶可乐经济学》）

巡山队长日泰说，盗猎者杀的是“我的藏羚羊”。所有权的掌握，是我们保护任何物种最无可辩驳的理由。正是他对所有权的争取，让这个国家意识到了所有权的丧失，最终更大程度的让这个物种得以受到保护。

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种的所有权都被分配，也许他们都不会灭绝。

正如《骇客帝国》里史密斯说的,人类确实是像病毒：贪婪的蚕食资源，疯狂的毁灭物种。我们甚至会为了掠夺资源或者物种而杀害彼此.

同时人类也像抗体：我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和物种而牺牲一切。

陆川是我们这些人都比较认同的导演。和我们是一代人。
昨天中央10的《人物》又放了一遍他的专题。看起来很过瘾。我也想狠狠地听几遍许巍的歌。
专题片纪录了陆川从《寻枪》，到《可可西里》的过程。
他是一个真正的导演，他的意志非常坚定，愿望非常强烈，虽然他看上去没有那种霸气，但他要做的，就决不妥协。
不妥协并不是生活中最适合的做法，但却是一个表达者必须的手段——妥协便是表达的障碍。
有人说他简单粗暴，那就对了，坚强，冷酷，执著，不这样我们看不到真正的陆川的电影。
稍微有点残忍，或者说干脆就是残忍，又怎么样呢？因为别人最终看到是这部电影，失败的时候，不会有人关心原因。
专题的结尾，主持人引用了陆川自己写的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关于欲望和理想。大概意思是说，年轻的时候，大都是有理想的，美好崇高，超越一切。但是恐怕，活着活着，就变成只为了填补内心的欲望。
多富有哲理的一句话，让我想了半天，欲望、理想，但好像是一回事。我看他在可可西里，让演员们穿过冰河的时候，那种满意的激动不安的表情，好像离填充了欲望更近。
或许，理想，是靠不断地填充小小的欲望，最终实现的。而未实现的，便是在填充欲望的复杂过程中，迷失了理想。
实现理想要不顾一切。“可以为崇高的理想，humble地活着”，这是他摘自《麦田守望者》里的一句话，一直激励着自己。
陆川是有激情的。让我想起我的同班同学，和我电影学院毕业的老师。
活到现在，还手持理想的，大概只剩两个人了。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愤青。他们现在做的一切都似乎是为了生计，而内心永远激荡着梦想和激情。可是，他们又没有陆川那么绝对——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人遇到诱惑毕竟是会变柔软的。
所以，愤青也慢慢地安于现状了。
理想是有限的，欲望是无穷的，无论你最终有没有实现理想，最后都要受制于填补欲望的生活程序。陆川说的对，包括他自己。他的理想实现了——拍电影，非常纯粹地拍电影。有一天，他会成为大师，有一天，他脸上会因为这么多年的坚持沉淀出棱角分明的霸气。愤青的沸水冷却成大师或工匠般的经典或程式。拍电影，其实只是满足了他表达的欲望，一个快乐的稳定的工作。
就像谁也免不了一死一样，谁也免不了这个过程。
理想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欲望是让可能变成更多可能。理想是锋利的，欲望是魅惑的。
所以，我最喜欢，是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初出茅庐的第一笔。那时候最能看到激情澎湃彰显出的勇者无惧，那种辛辣，芳香，浪漫，稚嫩，浑然天成，毕生之中，只此一回。

2005年6月22日写就。

仅从题材上来说，《可可西里》的命题无疑是悲壮与形而上的，它包含了生命、信仰、生存境况、人文关怀以及环境和谐诸多当代语境下时髦的哲学词组。在这一点上，导演陆川再次表现出了在他头一部电影《寻枪》里就表现出来的乖巧以及对主题遴选的敏感。导演陆川显然是一个聪明人，他很懂得在这个无论是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都早已无法打动观众情感的时代，以都市白领为主体的受众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冲击与提醒。没有什么比返回原始状态下的直接冲撞更能满足这些早已在朝九晚五的生活中习惯性麻木的人们的情感需求了。

虽然是故事片，不过全片里导演采用却是一种类纪录片的手法，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包装成“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的一个标签。在这里我们暂且撇开电影表现手法的问题不谈，只从电影内容来谈谈导演的创作动机与片子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图景。

也许出于更深的拓展主题的目的，在片子里导演试图不着声色引入两个对于都市人虽然陌生却兼具视觉与情感双重冲击的异域场景：天葬与流沙。遗憾的是，对于一个足够严肃并且对藏文化有一些了解的观众来说，这种努力却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在这里有必要来普及一下这两个中国西部地区地理与文化场景的一些常识：天葬是藏族人对待自己死去同胞的一种宗教化的埋葬仪式，通常是用刀割开死者的皮肉，用石头敲碎骨头，将处理后的遗体置于高崖顶层以供路过的兀鹰吞食。正因为它的宗教化，所以在进行天葬的时候气氛会十分的肃重，而且天葬有着举行的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通常会是天还未亮的凌晨时分的悬岩顶部，进行天葬时除了死者的亲友和必要的仪式主持者外，还有会一些专门负责看护秩序、防止外人参观的人员。清楚了这些，我们再来看电影里的天葬镜头，就可以发现导演有意无意犯下的错误：电影里的天葬是在正午时分一个很普通的土坡之上，一群表情麻木的人四散于遗体周围，而作为第一叙述者的“我”没有得到任务人的允许与阻拦直接就可以过去随便参观。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纰漏都彻底抹杀了天葬所可能带给人的形式与内蕴上的冲击，使得这一切看上去更像一次纯粹对于观众猎奇心理的商业迎合。同样，作为电影里少数几个高潮段落之一的巡山队员被流沙吞没的片段，也有着一些常识上的漏洞——导演显然忽视了，在可可西里这样的寒冷的高原地带，是不可能有流沙的存在而只会有坚硬到机器都无法敲开的冻土。


着重指出这两点，并不只是因为这些情节纰漏的存在而对电影主题的削弱，更多是因为对于这样一部有着形式上裁切嫌疑的电影，这两点无疑是把握电影创作脉动的最佳出发点。如果一定要追问导演在这里的创作动机，给出的解释显然只能是因为导演想让观众看到它们，因为导演比观众更明白观众想要看到的是什么，所以即使不能发生的事情，导演也要求它必须发生——围绕主题取材之时，还有什么能比神秘的藏文化更能迎合都市观众的猎奇口味呢？而这无疑正是一切真诚和诚实的文艺创作者在进行创作时所最为忌讳的根本所在，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对艺术无法保持基本诚实、一个只从市场而不从内心自我出发的创作者会可以给观众带来一种艺术上真正的感动。失去了真诚的艺术创作，最后难免沦为一场媚俗的商业煽情。


这种来自商业意识的迎合嫌疑同样存在于电影的角色塑造之上，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塑造虽然早已经成为只存在于革命年代样板戏中的历史文物，但是以一种更为隐蔽形式的对形象的刻意美化依然是当今商业电影的恶俗特征之一，而《可可西里》中导演在人物塑造上所采取的表现手法无疑是这种特征的极佳样本，《寻枪》里曾经依靠主题的后现代而很好掩盖了的媚俗气味在这里彻底暴露。过于形而上的艺术思考常常会被人责于“媚雅”，正如过于对现实的夸大同样摆脱不了“媚俗”之疑。如果有幸看到过那部名为《平衡》的纪录片——《可可西里》一片的原始素材——我们就会责疑陆川在《可可西里》里对痛苦与苦难放大的动机所在。我们会发现《平衡》里的巡山队员原来并不是如陆川所讲的那么悲观与愤世嫉俗，在苦难面前并不会如基督救世般的坚忍。而日泰的原型，那位队长，也没有那么严肃和沉重，他会在大城市的夜市溜达，会大声骂人，面对偷猎者他更不会摆出一幅英雄就义般的圣徒姿态。艺术允许渲染，但是艺术拒绝夸大，尤其是在夸大的同时标榜自己的“现实主义”，而这种失真的夸大仅仅是因为有可能导致更多的票房收入。


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对《可可西里》的质疑是直接而有力的：一个在城市出生并成长的人去发掘一个边疆的题材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情，更何况导演最终所裁取的题材是如此的讨巧。对电影的制作背景有足够了解的人会知道《可可西里》曾经有个两个版本的剧本，而第二个现成版本最终的结局也是由原来的大团圆的结局半途修改而来。一个连对自己所真正需要的表达都无法明了的导演是不可想象的，这往往直接导致艺术对市场的妥协，甚至于背叛。导演在电影里对苦难的贩卖正如导演本人在电影发布会上对拍摄过程艰难的祥林嫂式贩卖，我们即使不能说这种贩卖是刻意而为，至少这种商业意识已经让电影本该所包纳价值思考大打折扣。米兰昆德拉将媚俗概括为“把人类存在中基本上不能接受的一切排斥在它的视野之外”，反过来讲，把人类存在中人们乐于见到的一切奇货可居的贩卖于人们的面前以赚取眼球与钞票也许是比昆德拉嘴里的媚俗更深的恶俗。


当《可可西里》最终在各大电影节上频频凯旋，当导演带着剧组在各种媒体招待会上眼泪涟涟兜售电影拍摄的艰辛，当早已麻木了声光酒色的都市人对遥远边陲拟化出的粗犷生命追捧如潮时，这一切都验证了导演在这场富含目的性与艺术野心的预谋表演上所取得的极大成功。遗憾的是，再成功的表演也终究只是一次表演。从导演精心缝裁的这幅“西域风情”画上，我们已经可以见到一个对表象化媚俗进行超越与深化的时代的到来。

                                     2005-06-18

若你不被這些照片刺痛，不對這些照片畏懼，若你不因而設法中止造成這些殺戮災劫的遠因近由──凡是欠缺這類反應的人，吳爾芙視之為無道德良心的禽獸。而她認為，我們並非禽獸，我們這些有教養的一群。我們的不足之處是想像力或情感上的無法投入，我們無法在心智上掌握這現實。(Susan Sontag 蘇珊．桑塔格 《旁觀他人之痛苦》)

活

電影以赤棵的捕殺鏡頭為始──藏羚羊被活生生打死，然後盜賊直接把藏羚羊的皮剝下來。一片荒涼的可可西里(中國西邊的一個大高原)上，鋪滿了藏羚羊的皮，為的是滿足外國人的需求，說到底，中國大地上的人民是為了生活。電影的開首清晰地表現在可可西里中矛盾的兩幫人，一幫是盜賊，他們為了做外國人的生意，而大量捕殺藏羚羊；另一幫人是由當地居民自發組織的巡山隊，日泰為巡山隊的首領。他們以捉拿盜賊為己任，保護藏羚羊。而電影則以一個北京來的記者朵玉(張磊飾)的視覺展開。

但電影開展了大約五分鐘，已經告訴觀眾，導演要說的不是一個善惡分明的故事，更加不是一個兵捉賊的故事──當來自北京的朵玉問當地小孩日泰在哪兒的時候，他們紛紛逃跑；當朵玉走到日泰的住處的時候，他看到閣樓上都是藏羚羊的皮。可可西里不是一個找尋道德的地方，在貧瘠的高原上，生活與大自然，才是他們的挑戰，也是他們的生命。

可可西里是一個美麗的名字，是指美麗的青山、美麗的姑娘。導演陸川用了大量廣闊的鏡頭表現可可西里裡壯闊的山川、雲海、江河和星空。可是與此同時，導演亦捕捉了可可西里的恐佈：大風沙、大風雪、結冰的河流、高原缺乏氧氣、流沙等。因此，巡山隊每次上山，離別的時候，也可能是死別的時候。因此他們有了一種及時行樂的人生態度，每一次分別也痛哭擁抱。導演也著力刻劃巡山隊成員之間深厚的情誼，並以舞蹈、擁抱等原始自然的身體語言去表現巡山隊之間情感的純樸。而北京來的朵玉表面上並沒有格格不入的感覺，好像瞬間便走到他們的生活當中，直接感受他們的苦與樂。生活在可可西里的人都愛這個地方，他們保護藏羚羊，實際上是保護可可西里純樸的靈魂。即使，這可能需要以生命作為代價。收入呢？簡單的衣著、短缺的糧食，華夏大地的悲情，都是在一個「活」字上上演。禱文在如此嚴峻的生活環境當中，成為了最佳的潔淨心靈的工具。

凝視

    活，是中國電影的恒久主題，然而如何提升「活」的深度？《可可西里》的精彩之處在於電影中充滿凝視。也因為電影中充滿著超我的凝視，令《可可西里》的高度大大提升。

一、旁觀者
    
電影的敘述角度是從北京記者朵玉展開，他以一個他者的姿態進入可可西里當中。即使他對可可西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搜集大量剪報資料)，但他對於可可西里的內心，還是陌生的。也正是因為如此，他需要以採訪去尋求可可西里的真象。所以電影的切入點是以一個旁觀者的眼光，去看/觀察他人的痛苦。生活在可可西里的人，生於斯長於斯，他們生於可可西里，也註定要死在這裡，他們逃不了，也不會逃。而朵玉的家在北京，即使他跟隨著巡山隊走進可可西里的內心，也只能拍到一些照片。相機的凝視是平面的，沒有聲音的，遺下來只有影像，於是表現了同情的局限、情感的格格不入。遠方的災難能敲擊出怎樣的迴響？朵玉無法完全感受盜賊與巡山隊──首先他同情被捉住的盜賊馬占林，朵玉給他一個包子；他忍受不了巡山隊對俘虜的屈打招供，最後俘虜原來真的是隱瞞真相，於是，他與可可西里之間的距離再一次被證實。

二、旁觀旁觀者

    電影以他者的目光──朵玉，凝視可可西里的苦痛，而身在電影院的我們則以旁觀旁觀者的姿態去看遙遠異地的人們的苦痛。影像本身──別人的創傷，激起了我們的同情之心，可是經過多重的媒體翻譯，別人的苦痛變成了什麼呢？成為了吸引觀眾的元素，成為了珍惜美好富裕生活的勵志格言。然而，顯然易見地，我們在旁觀他人苦痛的時候，就只是有純粹的「旁觀」，不論是我們的身體，還是心，也是無力的。

三、禿鷲的凝視

    人是站在地上的兩足動物，可是天地是一個三維空間。漫天禿鷲，成為了《可可西里》整部電影的最重要的鏡頭。電影直接捕捉禿鷲啄食藏羚羊的一刻，以多個特寫鏡頭表現禿鷲凝視的眼光。巡山隊的隊員死了，需要以天葬的形式回歸自然，電影其中一幕把屍體斬開，以供禿鷲進食；也有一大片血紅色的藏羚羊屍骨，滿佈高原。充滿生命力量的禿鷲的凝視便是死神的凝視，當牠們大批湧至的時候，也是死神降臨的時候，而這個充滿「生死有時」味道的宿命凝視是在一個最高點俯瞰可可西里這片大地，生活在這裡的人，誰都不能逃過禿鷲的目光。

2005-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