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容易引起人注意的是，《寒假》的所有表演都像是人们面无表情地读着课文，哪怕相互打趣时也是如此，甚至到了一种明显刻意为之的地步。也就是说，《寒假》从最开始就没想要这些人物行使一般意义上的表演功能。稍微阅读这些台词，就会发现它们非常像是直接从小说中挪出来的，而演员只是被迫阅读着他们的提线木偶。但如果直接当成小说去阅读，所有的障碍都消失了，尽管这些语言并不日常化，但出现在小说里就会变得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读过太多这样的小说了，而且我们也可以说，不论是我们还是小说作者，在多数情况下都并不指望小说会照字面意义地“如实”呈现现实生活。电影要更加纠结一些，一方面有观影经验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并不对电影寄予比小说多太多的指望，另一方面电影作为从现实中提纯，而非文学那样从一片空白中建立的艺术，注定要具备更强的现实色彩，至少要把人拍得像人，有人的反应。

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寒假》很明显没想把人拍得像人，而且在不像人这一问题上做得很成功，以至于从十分钟以后，我就不愿意再把这简单地想象成一种电影语言的简陋或者说失败了。事实上，李红旗想表达的更多。

在文学中被作为一种前提接受的反生活尝试，在原封不动地搬到电影里以后，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这种反常被放大并不断地重新加以审视，以至于最终超出了内容本身，可以直接作为主要的观察对象来挖掘了。而最关键的是，这种形式还和这些台词所展现的内容相得益彰，一里一外配合得相当之妙。可以说，理解了一个也就能理解另一个。

在一篇关于李红旗访谈的文章中，我看到这么一段：

“《寒假》中青少年争执中互斥对方‘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这段对白隐含着中国社会对生命的消沉，李红旗认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分子，30到50岁这个阶层，有点能力的人，他们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吃喝嫖赌，无论是商人还是知识分子。但李红旗觉得生命应该还是要有使命感的，许多人也许被自己的弱点牵着走，很早就放弃对生命的使命感了。是否正因如此，他想在影片结尾提出‘如何在社会上做个有用的人’？李红旗回答说，这里容易造成一个误解，其实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反讽性质。他解释说，当一个问题变成答案时，就应该质疑。我们的父母总是告诉孩子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或是幸福快乐地度过一生，把问题当作答案代代相传下去。他更信任的一种提问，反而是如何建立自己的使命感就是对生命的使命感！

而这种对生命的使命感是否透过他的艺术创作表现出来？李红旗强调，要先去认识。现代人忙忙碌碌的那些问题，还有自由、和平、爱等等问题，这些都是支微末节，他觉得最基本的问题根本还没有被发现出来，但无数的答案已经出来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答案，但真正的问题却没有被人找出来过，这正是这个世界的问题所在。因此他想透过电影传达出人应该先去认识自己周围的世界，对既定知识产生质疑，然后自己主动去寻找这个世界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寒假》首先给人的感觉是造作的，但仔细想想，会发现恰恰相反，通过一种独特的形式，《寒假》反映了中国社会某一个层面的最真实状态。这个层面首先是生活的，而且是最普通城镇的最普通人，包括年轻人也包括老年人的生活。这些人并非没有娱乐，也并非对世界没有关心，用冷漠用落后用任何已有的词来形容都太不到位了。但是就像李红旗说的，多数人从来不去怀疑已有的观念，人们不去体味他们真实的生活，而去从媒体中从网络中甚至从艺术中找，那么能找到什么呢？

李红旗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首先找到的就是一种错位。话语从未缺席，但爷爷真的是在说话吗？或者说电影里的任何一个人真的是在说话吗？这种错位用文字来表现是被首先忽略的，用电影来表现又是最容易被曲解的。

电影中所有的房间都比演员说得更多。我们不是见惯了这种房间吗？中国典型的老气的审美，丝毫没有修饰的白色墙面，加上无比厚重的黑褐色沙发，再加上一盆绿植。病房除了白墙和木床以外就几乎什么都没有。再看看离婚的地方，无论哪里都被一种荒芜的冷感笼罩。这些能用审美来简单概括吗？或者是东北体制化的压抑气氛？再想想中国农村的房子普遍什么样？这些很难不令人联想到中国人普遍的一种精神状态，事实上说气氛更好一些，这种气氛难以用文字捕捉，只能用电影勉力为之，而除了李红旗还没人有兴趣这么做。

在《寒假》里，不能不注意到的是一种静，一种边陲雪地里的静。你无法想象《小森林》那样的电影会在这种地方拍出来。如果把这里简单化约为东北的话，或许可以更便于理解一些（内蒙有一部分确实也属于东北）。《白日焰火》捕捉了一些，但弥漫其中的更多是一种恐怖，这种恐怖只能是延伸。耿军的《镰刀锤子都休息》在表演方面和《寒假》更相近些，在那里东北人一样不像是正常人，但也仅此而已。那么说回静，这种静是极难捕捉的，但又是广泛存在的，甚至是令人无法忍受地广泛存在着，因为正如生活的无聊一样，这是绝大多数人极力克服的事物之一。没人会告诉你，事实上家庭生活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正是这样一种死一般的静。而当人们走出房间，雪制造了一种更巨大的可怖，路上的人行色匆匆，远处总是不时有重工业气息的炮响，寒假的同学们聚在一起说着一些话，而他们的语言要么是学校教授的一套堂而皇之的话语，要么就是用来解决更加实际的男女问题的粗鄙嘲弄，前者没人相信但总被引用，后者不自觉地被艺术化的语言渗透着，但得到的只是一种僵硬。这种僵硬或者说错位，不只在学生们这里有所体现，而是在各个年龄段都有着不同形式的体现——爷爷和女孩妈妈的对话、离婚办事处夫妻与工作人员的对话、小孩间的对话，还有跨年龄的爷爷和小孩的对话。这些对话无一不体现了一种无所适从。当人们处在一种孤独的状态中，而他们甚至对这个词都没有概念时，他们处在一种真正失语的状态。他们只对攻击性的语言感到安全，因为它们简单有力，值得信任。而一旦想要表达其他事物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太荒谬。

真实得荒诞，荒诞又真实。总能找到九十年代那种特殊的压抑感，人们总是低着头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麻木颓废的走着。黑暗中两个盲人迎面探路，像极了那对情侣的谈话，互相牵绊着，方向并不一样，却并不想改变或是无力改变。我们好像是活的不耐烦了，却又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活着或者死去。压抑灰霾的笼罩下，时钟滴答声不曾停止，对称分坐两边的爷孙，去死，去孤独，窗外的一束光打在爷的脸上，孙背起书包出发，坚定和麻木好像是他们唯一的区别。孙和小女孩的对话好像让人看到了生活中唯一的亮光，有的人已老去，总有人正年轻，哪怕只剩那两个人，有点大象席地而坐里的感觉。老师忘记吃药了，不合时宜的出现，当人们习惯的认为生活应该这样，真理应该这样的时候，可能生活真的就是这样，真理就真的是这样，其他的，谁关心呢，人生不过是片刻的欢愉，抑或不幸罢了，左小和顶楼的歌恰到好处。

黑眼圈第八观影日，李红旗的作品《寒假》。先说说调门高的吧，这片子拿了洛迦诺的金豹奖，但是第一遍真看下来，一般观众应该是懵逼的状态比较多。 书面语式台词，SIRI式的念白，面瘫式表演，站桩式肢体动作，凑合着用式布景，基本靠太阳式布光，管你听没听愣上式配乐，看导演心情式剪辑。如果说唯一还有点意思的就是对白写的有的还挺有趣，尽管也带着浓重的尬聊意味。 不过看过李红旗片子的观众应该还能理解，蛋还是那个蛋，味儿也还是那个味儿，这家伙就是偏要十个菜都给你整成一个味儿。与其说是荒诞，不如说是憨和钝，内在的千沟万壑，外面表现不出来，堵在那儿，人家慢半拍就够劲儿了，这家伙慢的是论小节，或者是论乐章的。 片子不再多提，喜欢的喜欢，不喜欢的不喜欢，萝卜、臭豆腐各有所爱，也不必强求。 说几个由片子引出来的点，片子的配乐是左小祖咒和顶楼马戏团，这俩可都是国内棒棒的家伙。 顶楼马戏团的音乐非常有趣，用沪语唱，把沪语的边界拓展了，成为了他们音乐中一种独特的声音元素，很有意思的乐队，值得一听。 另外特别要提提左小祖咒，说实话整个片子就最后《阿丝玛》响起时我听的最认真，看的最安详。遥想第一次听《阿丝玛》还是在97年，那时我刚刚开始听摇滚，表哥给我开蒙的那21盘磁带里唯三没打口的都是中文乐队。一盘是狴犴，早期国内的极端金属，专辑名叫《狴犴之声》。一盘是磁带翻录，封面油印的Bootleg，盘古的《摇滚圈（音：juan）》。一盘就是左小祖咒当时的乐队，NO的《走失的主人》，这张专辑无论是音乐制作还是专辑封面设计，可谓是形式上土法上马，但效果上做到了超英赶美，最少领先时代20年（看现在的音乐创作大环境可能20年还说少了，因为时代就没往他领先的那个方向发展，捂脸），而《阿丝玛》正是出自于此专辑，推荐听听，因为这张专辑基本每首歌都能上你上头，足够给劲儿，足够回味。 唉，话说回来可叹的是，现在的国内音乐创作大环境，钱是比以前挣的多多了，但是能留下来的好作品越来越少了。 关于导演李红旗还有一点可聊的，10年冬春之交天我们有过半日之缘，他来天津独立放映组织影迷幼儿园放过他的另一部作品《黄金周》，映后交流（喝酒吃饭）环节简单聊过，他说话的那个节奏基本跟拍出来的片子一样，都要缓一个小节（注意不是慢半拍），后来实在太累，而且也搞不太懂诗人是不是就这个气质，于是我们那群人就自己喝酒扯蛋了。 如今时光飞逝，影迷幼儿园也停了，我们当时对李导提出的那些关于独立电影拍摄，放映的问题，是不是也该有回复的答案了？ 希望是吧，哪怕荒诞的也好。

202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