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许知远要访谈李诞，从上周等到这周，一直很期待。18号晚上一整晚都未上线有些失望，昨晚一回家就打开了视频。我很期待这两人的碰撞是因为从表面上看，李诞做的事恰是许知远最看不上的大众娱乐行业，许知远的生活姿态也恰是李诞想要解构的某种崇高的“英雄主义”。这两人本就选择站在生活方式的对立面上，以轻蔑的眼光远远望着彼此。

我在看视频之前做了些功课，看了吐槽大会，也去翻了李诞的微博，他内心其实是一个宁静的充满才华的青年，写书写诗，看看佛学，抄些乍一听上去不那么容易理解的“台词”，这与他平时表现出的戏谑的外表截然不同。诚如李诞在访谈中所说，他曾经也有理想做过文艺青年，在南方报系工作过，南方报系在一些人眼里是一个对社会充满理想主义，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存在。事情的转折点在于，他排长队去买了过年回家的火车票，却偶然听到自己跑春运的同事可以轻而易举从内部搞到，于是他对这个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存在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怀疑，对情怀产生了怀疑。他说自己其实当时也能想明白这件事，只是那一瞬间就觉得太扯了…我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阶段，可是知道人性“黑暗面”的存在和亲眼看到人性的“黑暗面”就赤裸裸地呈现在面前，那种冲击，从感官上讲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许知远问他，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打击到了，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社会规训了？李诞没有正面回答，我想作为一个九零年生的人，因为阅历、经验、眼光等等方面的局限性，有些事情还没办法站在“过来人”的立场上，以一种历史的眼光习惯性地去质疑。而许知远七十年代生人，看到了自己这一代，也看到了八零年代，看到了九零年代，也许他就会情不自禁去对比。其实人总是不自觉地跟比自己年轻的人对比，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年轻人的经历，而难以看到年长的人的经历，于是难免以“过来人”的姿态质疑某种意义上“年轻的自己”。

我想试着回答一下许知远的问题，为什么这一代人这么容易就被打击到了，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社会规训了。

因为这个社会在人力和技术的催生下变得更加强壮，于是个人的声音变弱了。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刚刚袭来，一切都是新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于外来事物充满了热情和新鲜感，国家经过十年动乱，百废待兴，大学生正是用武之地，国家需要他们，时代需要他们，一个新的体制等待着他们重建，这些声音不断地涌进年轻人的耳朵，让他们知道他们是重要的是被需要的，这是创造的一代，对理想有渴望有动力并且有实现的位置。新世纪以来，社会阶层逐渐固化，教育成果与社会现实割裂严重，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发现整个社会现实与校园脱轨，社会规则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庞大的、强壮的，对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年轻人其实无能为力。我一个大学老师曾这样写道，“在这种模式下，任何一个新进入者都是无能为力的，他也许在刚开始时充满激情，要改革目前的体制，但很快他就会发现：这没有用，一个人面对一个强大的团体，不会有获胜的可能。……新进入者总是被体制所俘虏，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结果都一样。”我觉得这不是政府的错，而是时代发展到这一步，自然而然地在这个背景下就会诞生这样的一代人。

国内社会结构和阶层逐渐固化，从整个世界来看，泛娱乐化和平民化的浪潮也汹涌而来。马未都曾在一个节目里说，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萨特的书刚被翻译成中文引进，在北京新华书店出售，年轻人排着长队，每人限购两本，抢购一空，现在谁还能想象这样的场景吗？在技术的催生下，各种电子产品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正如《娱乐至死》一书中作者所描述的，出版业逐渐凋零，人的思想和内涵随着电视等新媒介的出现被逐渐忽视。现在又加入了互联网。业余时间年轻人对于一个连续的、深刻的甚至需要太多时间来揣摩的观念已经不再感兴趣了，取而代之的是很多快餐式、娱乐化的消费品。进一步，年轻人也没有精力再与“人”做任何周旋，因为电子产品就能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我想起电影《她》中，男主角最终爱上自己的OS，因为跟一款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人工智能谈恋爱简直毫不费力。技术让更多普通人的声音被听到，大众的声音逐渐成为各领域中无法忽视的力量，流量在行业内占据了优势。有人说这是一个粗糙的时代，我们精致过吗？没有，其实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用波伏娃的话说，个别精英和大多数普通人，只是以前被在意的都是精英的声音，而在这个时代，大众的声音也变得重要起来。这意味着，话语权逐渐从金字塔顶端导向了底端。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群体往往有其本身的局限性，一个群体的声音过大，个体的声音就更加微弱。具体来说，过去虽然群体声音微弱，但因为每个人都不能通过媒介知道大多数人的想法，那么即便自己比较小众，也依然可以坚持自己的小众。但今天的群体对某些事物过分明显的态度和倾向已经成为了另一种“政治正确”，这可能直接导致了个体自我的软弱。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正如许知远说，每个人虽然以奇葩的姿态出现，但其实本质上都差不多。我们在学校里学到，这本应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然而结果却不如人意地似乎走向了截然相反的另一面。

我们成长地太脆弱，打击却来得太快。

在如此大的喧嚣与压力中，我们选择了随缘，选择了看你，选择了你开心就好，选择了取悦多数人，选择了规训于社会…这可能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某种宿命……

我是个泛女权主义者，但如今有些所谓的女权主义者真是令人厌恶——仿佛谈话中只要加个性别，就成为性别歧视、漠视女权了。

求求你们了，挥舞着女权主义大旗的时候，先把初中的语文阅读理解学学好。事实证明，阅读理解学不好，长大了连看一个访谈节目都看不懂，处处曲解别人的意思、鸡同鸭讲，还敢出来传播价值观。这个风口浪尖上的人是许知远，这个充满争议的谈话节目叫做《十三邀》，这个被人叫屈的嘉宾是俞飞鸿，这个把许知远快怼死了的微信自媒体叫“她刊”。

标题很露骨，很色情，很有争议性，攻击力很强，光是这标题就已经足够让许知远闹心一阵子了，也果不其然吸引了海量的流量，让大家在没有看过这个节目前，跟着也别有居心的作者一起痛骂许知远（以及一代老男人们）。（后文统一称这篇微信文章为《调戏》）

我看到这篇文章和里面所谓的截图和“分析”，也自然而然的被作者带走了，在没有一睹节目实情的情况下，就立刻分享到朋友圈，评论曰“好恶心”。直到深夜，我才想起来这个节目，好奇心驱使我找来看了这个节目，一看就是两个小时。我才发现我冤枉了许知远。

我觉得许知远亏大发了，就因为“天生的卷发”以及粗糙的面相，就这么被伪女权主义者兵刃相向、颠倒黑白、杀人诛心，扣上了“猥琐”“直男癌”“丑陋”的帽子，并结合了几个他人所为的确实很猥琐的例子，试图想把这些帽子扣在许知远、甚至一代男人身上。 首先看看许知远的“几宗罪”是怎么回事。

第一宗罪：质问俞飞鸿是否经历过潜规则

首先是许知远对俞飞鸿“是否靠男人扩展边界”的质问。

其实许知远在问出这句话之前，俞飞鸿在剖白自己的成长历程，说到从小是在一个家教比较严、比较限制、比较规矩刻板的家庭中长大，造成了一些自己不喜欢的性格缺点，比如无法对他人表达愤怒等等，而后他选择的离家到北京读书、而后去美国留学，都是为了找到自由和独立的感觉。

随即他们转换了谈话的场所，继续刚刚的话题，许知远问出了是否“靠男人扩展边界，接受一些帮助”，从上下文来看，其实要表达是是否通过自由恋爱、交男朋友来摆脱家里严格的管教、感受到想要的“自由”、以及改善自己的性格缺陷。

俞飞鸿给了否定的答案之后，他马上接上：那么其实是靠精神面的汲取，在电影、阅读、思考这些方面。俞飞鸿表示赞同。

第二宗罪：质问俞飞鸿为何成了一个庸俗的女人

接下来就是《调戏》一文指出的，许知远的“女神堕落论”。

如果你从头到尾的看了《十三邀》这个节目，哪怕只是看了俞飞鸿这一集，你会知道，许知远其人，其实确实是报着一种对文化和时代上的偏执观点，而去在他欣赏的一些文化人身上去寻找共鸣和答案的。

而这一点正是这个节目存在的意义和看点——“价值观的碰撞”。这个包袱其实被明白人马东在第二季第一集抖出来了。

他说，其实综艺节目的内核，就是“价值观的冲突，一旦有了冲突，他就会自发的产生内容”。

许知远作为一个当之无愧的文化人、“公知”，访问俞飞鸿的时候，自然是要准备一些预设好的文化视角。

如果说他对于马东的疑问是“这个时代可以更精致吗”——其实是想知道马东作为一个书香门第文化人，做这么娱乐化的节目，他自己是否觉得有意义；

那么他对俞飞鸿准备的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她在电影艺术上的追求——她曾经在二十岁的年华便主演了文艺片《喜福会》、而后在2000年之后经近乎偏执地花了十年的时间自己制片、自导自演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故事，在做了这么文艺而反商业主流的一件事（投资四千万、票房只有两百万）之后，为什么近年去演了通俗的家庭伦理剧（也就是我们说的狗血剧）， 想了解她在这个过程中过程中是否有落差、经历了怎样的，这个逻辑很正常吧？

我并没有看到她所谓的“反驳”，而是由于俞飞鸿给的理由过于简单（“只是想尝试各种不同的角色”），许知远做了推进式的询问，得到的答案却是一样的。

我想，许知远可能预设想问出俞飞鸿的话，莫过于是希望她袒露一点对现今这个充满商业气氛、忽视真正的文化、真正用心做文化和艺术的人无法生存的一种失望——这同时也是许知远自己的观点。

然而俞飞鸿大概也是人生阅历丰富，经历过起起落落，反而显得很淡定。之后她自己也袒露了，如今她在艺术上已经不会有特别高的追求，去做出一部让人惊艳的作品；同时对坚守阵地的文化人（许知远人）表达了欣赏，认为“在这个容易被诱惑被左右的时代，任何一种坚持都很难”。

许知远哪里是在质问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属性；这样的对话就算对方换做一个对艺术偏执的男人，也一样讲得通吧？

第三宗罪：强调性别属性，漠视女权

《调戏》中数次攻击了许知远对女性的物化、猥琐，强调女性的性别属性与性别差异。

其实你只要完整的看了这一集，你不难发现，所有关于性别差异的话题，都是由俞飞鸿自己打开的。

比如说到她喜欢名人传记的时候，她说喜欢武则天的故事，是因为佩服她四十岁之后当政的人生智慧，“政治远见上完全跟男人（没什么区别）”，甚至在死后给自己里了一块无字碑，“这件事哪怕男人都做不到吧”。

之后俞飞鸿谈到拍《爱有来生》的时候，因为天气、环境，很多的困难和限制。大雨一连下了很多天不停，“第三天的时候，我站在我房间的窗前，我看着外面的雨，内心没有起伏，没有悲哀，是一片空白。这个当最不希望的事情发生时，是没有感觉，是漠然，是空白。”

许知远问：“你说死亡之前是不是这种感觉啊？”

俞飞鸿反问：“死亡是不是你们男人特别难面对的一件事情？”

许知远这时候也反问道：“为什么你对男女性的性别这么强烈地敏感呢？”

俞飞鸿坦言，她觉得千百年来这都是一个男权社会，一直没有改变过，男女性之间一定是不那么平等的。

本以为俞飞鸿开始要抨击性别差异和男权社会了，她话锋一转，却说：

她认为，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现实，她自己认清了这个社会的规则，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应对、去适应，而不是轻易地去喊女权。她相信精神世界上，不管男女，总是平等的。

最后又强调了一遍，她认为女人最自在的方式，就是去认清这个社会状况。

大概“她刊”也没料到，俞飞鸿自身是一个毫无斗志、毫不在意男权社会的悲观主义者吧。

女权主义不是风声鹤唳的神经质，也不是草木皆兵的粗浅理解

我其实很为《调戏》一文的作者可惜，也为所有女性可惜。因为这届女权主义者不行啊！

我其实很好奇这个作者的动机，不知道她是为了讨厌许知远而讨厌许知远，还是对俞飞鸿“恨铁不成钢”，还是看什么都不顺眼、根本是反社会性格，再或是收钱炒话题。

无论是以上哪一种可能，都很蛮横，很粗鄙。

许知远外型有些猥琐，你就可以用“女权主义”做挡箭牌，无视他的文化积淀，扭曲事实而诛心？

俞飞鸿不想随意喊女权、更想以一个普通女人的身份正正常常地生活在世上（当然她是有这个资本的），人家有自己的权利，也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为什么要用自己对“女权主义”粗鄙的理解，把她包装成一个男权受害者？

“女权主义”这个词儿现在太流行了，很多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不高的女性，都喜欢用这个名义去抹黑男性，辱骂女性。就拿我喜爱的Emma Watson来说，我也颇不赞同她在这个话题上的双标： 认为Beyonce等女艺人强调自己身体的特征及性感，是屈从于男权的表现； 而自己展露身材登上杂志，则变成了：“女性要对自己的身体自信、要有自主权。”

不可不承认的是，我对“女权主义”是男性视角，我对“女性主义”的支持，缺乏从女性内心出发的思索；然而对于社会、职场上的不公平，我也会认为不公正，也会支持女性平权。

但我不认为，如《调戏》此文作者一样只是在键盘后面曲解事实，对一个节目语境、社会语境的阅读理解都做不好的人，怎么去做女权主义的头阵，除了招致反感之外又能改变什么？

猪一样的队友，不能要。

女权主义者应当怎么做？请自行补习以下两部电影，我这里不做赘述了。

《隐藏人物 Hidden Figures》

《妇女参政论者 Suffragette》

许知远是猥琐的罪人，还是天真偏执的文化探寻者？

我觉得许知远的这个节目，很牛逼。

再细说之前，先放几张截图，大家感受一下。

女神俞飞鸿在节目中吐露了这样的想法：

而马东在访谈过程中解释了自己去做通俗化节目的动机、以及对目前这个时代和文化节的看法的时候，最后表达了和许知远其实类似，都对这个时代不甚满意。

为什么说《调戏》一文的作者太粗浅了呢？

和马东访谈的整集，我都能感觉到两人的“老友”气氛，是不是真正的老友我不清楚，但是能感觉出两人的惺惺相惜——有不理解、不赞同对方的部分：比如许知远觉得马东从书香门第出来，如今却做了这么通俗化，“可能对文化上没有任何积淀”的节目；而马东会觉得许知远太理想化、太乌托邦、太不接地气儿了（这不单向街书店要看不下去了还是出来做节目了吗？）。

然而在人生哲学和思辨交换之后，马东却表达了这样的殊途同归，“我底色悲凉”，表明自己其实是个悲观主义者，对这个时代、对文化产业也有怀疑，而认为许知远反而是一个勇敢抗争的乐观主义者——因为许信奉“时代总有高下之分”，而他内心似乎其实相信“时代和文化，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你在任何一个谈话类节目里曾经看到过这么深层次的人生哲学的探讨吗？至少我没有。

明白人总是知道明白人在说什么，不明白的人总觉得那百分之五的人在故弄玄虚搞不知道什么幺蛾子。

扣帽子谁都会，焚书坑儒，批斗整风，还不都是这帮人干的。

最后，马东的这句话，送给《调戏》一文的作者，还有没头没脑连节目都没看上来就怼许知远的人。书读的少，中学阅读理解学的不好，现在开始找补，也还来得及。“女权主义”，这话题咱还是先放放吧。 我的个人公众号，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