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也觉得这部片子美化文革了，但是必须承认我非常喜欢这套戏。情节和演员都很喜欢。

一直以来，除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大部分反映文革的影视作品中描述的环境都是其中的人和集体公认政治高于人性的，但这部描写的环境中，人和集体是公认人性高于政治的。主人公都忠于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忠于自己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强于忠于某个主义或某个领袖。

尽管这种环境在当时可能是非典型的。但是我认为当时这样的人和集体，还是应该存在的。如果真的存在，这些逆大环境而生存的人是伟大的。有这样一部作品，描述了一个畸形的、扭曲的时代中一个个正常的、健康的灵魂，我认为相对于痛诉、呻吟，这也是一个有力的力量，是一个正面的力量，去告诉观者，什么才是对的。

我以巨大的耐心,看完了<<知青>>全剧。心情难以平息，梁晓声笔下的知青，是一部美化文革，掩盖真相，歪曲事实的电视剧。因为那场给千百万家庭和青年带来深重苦难的运动，最后是以4个不满意，即国家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收场的。梁晓声笔下的几个人物，就像文革中革命样板戏中的角色：高大全。全然不见当年实际知青的身境，贫苦的生活，渺茫的前途。以至孩子问我你们那时是这样的嘛，而我却不知如何回答。（不禁想起某一次在医院时，某位病友嫁到日本的侄女所说的一番话：她的日本丈夫对侵华战争毫不知情，还认为当年是帮助了中国。）影视剧的结尾是，此片献给一千七百万知青，他们在那个年代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得到了锻炼，做出了贡献……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希望类似这种水平的作者好自为之，如果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所出的作品扪心自问，对得起历史和千百万知青即可；如若凭空臆想，不免有哗众取宠，贻笑大方之嫌。

知青看不懂《知青》
     因为我在1968年11月13日从长春市到吉林省白城地区插队有知青经历，所以获悉“５月２９日晚，青春励志史诗剧《知青》在央视一套黄金剧场首播 ”的信息后就做好了认真收看的准备。可是，在第一集刚过三分钟就看到北京、上海、哈尔滨的下乡城市青年跳下闷罐车，看见下雨就高兴地手舞足蹈，振臂高呼“北大荒，我们（北京知青）来啦！”“上海知青向北大荒致敬！”“哈尔滨知青向北大荒问好！”向北大荒表忠心的热闹场面时我愣住了，难道拨错了频道？等醒过神来明白了——电视剧是文艺作品，里面的人物都是虚构的。
    他们不是68年下乡的城市学生。1968年那些在学习的年龄失去了学习的权利的下乡城市学生和特别是那些马上就要步入考场的高三学生远离父母、亲人来到偏远的边疆，怎么看见了黑河一个不伦不类的小火车站就像第一次到了天安门广场一样，第一次受到毛主席接见那样的激动呢？他们穿戴漂亮分明是来黑河避暑的旅游团！这个旅游团的潇洒、浪漫、刺激、享受正是现在的小青年们所向往和追求的。
     想到这儿44年前我下乡刚下火车就看到同学们淌着泪水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抽噎的哭声响在我的耳边：1968年11月13日晚上拉着我们长春八中下乡青年的专列从长春火车站出发经过一宿的奔驰于14日上午停在开通火车站的时候，一千多名同学看到西面荒凉的盐碱地上各种白色图形的反碱地像一个个长秃疮的人头一样使人感到凄惨和恐怖；回身看县城里行人稀少，建筑多数是土房，红砖房寥寥无几，3、4个大烟筒在平静、几乎无树木的蓝天下像几根火柴杆一样在摇晃，用满目凄凉来形容当时我们目睹的景色一点也不过分。真的！大多数同学的心都碎了，都有一种受骗，被流放的感觉，很多同学昨晚和亲人分别时的泪痕未干又都哭了，有的女生抱在一起大声地哭，几乎都在说，“谁能想到通榆县会是这样？我们这些小孩子今后怎么活？”我们班就有一个她爸是吉林工业大学教授的女同学就一直哭到我们到了120里外的向海蒙古乡人民公社，泪水伴着她在拽着拖挂的解放牌大卡车上迎着寒风颠簸了两个小时，半年以后，她爸爸走“五、七”道路回了家乡甘肃，她就回家了。
     我若有机会一定把这一幕搬上银幕，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明白在1968年的中国，上山下乡的中学生、高中生，特别是已经交了报考费的高三学生们在火车站上车时和父母、亲人离别泪水绕唇，下车时面对无边的凄凉又都是泪流成河不堪回首。
     我记得那天我们到了向海公社也见到了由小学生组成的欢迎队伍他们打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长春八中学生到向海安家落户”，公社第一书记，人称“王第一”讲话，“希望长春八中的下乡学生们扎根向海”，到了村子里农民都叫我们“下乡小青年”，后来到了1969年夏天我们在通榆县参加“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时才看到“知识青年”的提法，“知青”是知识青年自己简化的。《知青》第一集里我看到解放牌大汽车上有“热烈欢迎新知青”的横幅，使我对电视剧的真实性更加产生了怀疑。
      接着就在第一集里看到了一连串使人费解的事情；1、这些年青人下车就因为一句“傻帽儿”引起“停派”“复派”的一场武斗，学生打架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时的学生普遍都有一股火药味，都有战斗力。可是由武斗引起的两件事儿却让人对《知青》要告诉人们什么产生了疑问？一是赵天亮一个箭步冲上去将一个从台阶上骨碌下来，已经被打到的人又一次踹倒，而且利用优势骑在身上狠打，被人拉开后赵天亮竟然大呼“复派的，给我上!”的特写镜头，这个青面獠牙，凶暴残忍的赵天亮形象就是一个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干将，可是剧情的发展赵天亮却是一个心地善良，人见人爱的正面男一号，真是奇怪？如果赵天亮和吴敏是一路货色还容易被人接受，赵天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赵天亮代表着什么人？80年代初查“三种人”的时候他在哪儿？查没查到他？；2，且不说“白桦林”火车站是铁路的还是黑河兵团的？闷罐车是从上海、北京、哈尔滨，哪儿开来的？周萍一路得到上海知青的照顾，怎么到了北大荒上海知青就把她抛弃了呢？上海人真不可交！老站长是铁路员工还是兵团的“老爷子”？也不说老站长管狗叫“老伴儿”是编剧为了照应老站长和“酒鬼”女书记的关系独出心裁，反正这种叫法在破四旧的文革中谁想叫也不敢叫，再说也没人管狗这么称呼的，只有改革后社会已经性化的中国偶尔听到有人管宠物狗叫“儿子”“亲爱的”，叫“老伴儿”的至今也没听说。以上都是鸡毛蒜皮，我要说的是老站长连“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都能分的一清二楚政策水平这么高，却连一点儿基本的劳动关系和组织原则都不懂，他命令连长收下周萍和兵团建立劳动关系，并且在全连大会上讲话，让大家鼓掌欢迎，这一连串的镜头给人的印象老站长就是一个拿夺权当儿戏的老造反派，如果后来周萍真是进了兵团的体制，说明兵团也在文革中，因为一切都砸烂了老站长夺权生效有文革的特点，可是，周萍被撵到山东屯就说明兵团是世外桃源，68年全国都搞“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兵团没有迹象，70年全国都在进行“一打三反”兵团不“打”也不“反”，而七连的党支部却一心一意抓政治思想工作，抓生产，编剧所写的兵团在中国吗？兵团就是部队吧？兵团战士是不是“知青”？
     我知道文学创作可以虚构，也就是编故事，莫言说，“我就是一个编故事的人”，可是他编的故事都是有事实依据的，《蛙》里蝌蚪的原型就是他自己。《蛙》中的“姑姑”和现实生活中莫言的一位做了一辈子妇科医生的姑姑的关系，莫言说，现实生活中的姑姑,跟小说中的“姑姑”,具有很大的差别,小说中的“姑姑”的情感经历,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可以说我是将发生在许多妇科医生身上的故事融合在了一起,我是把在中国三十年来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发生的故事融合在了一起 。另外有人问莫言，你在小说《红高粱》写被砍头的人脖子上的皮往下缩是真实的吗？莫言说，我没有杀过人，但是我杀过鸡，掉了脑袋的鸡鸡皮是往下缩的，所以我认为杀人也是这样的，后来有一位老革命证实了莫言的推断是正确的。
     我看完《知青》第一集本来就不想再看了，因为，我在北京经常去各书店、大学或者外国大使馆听讲座和参加文化活动，如果碰到梁晓声就憋不住和他议论几句，草根斗不过名人，名人是不会向草根认错的，争论起来就免不了生气，为啥自己找气生呢？所以，我也不看“不知者不怪”“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吗。可是又一想，我和老伴儿都是1968年的插队知青，以前我俩说起农村的艰苦生活和对人性格的扭曲，下一代人和我们所接触的年青人都半信半疑，然而，他们却听名人的话，比如小沈阳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死了，钱还没花了”；赵本山说，“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活着呢钱没了”很多年轻人却信以为真，把钱和生命紧紧地搅在一起，崇拜不择手段为钱拼命的人，年青人要都钻钱眼里可太危险了！所以，为了让年轻人逼近历史的真实，了解真实的知青生活，我还得坚持看下去，然后把要说的话告诉年青人。

警方找来心理学家：人质为什么在最后的性命关头帮匪徒逃命呢？专家深入研究，结论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如一九七四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孙女派翠西亚被美国的“共生解放军”绑架，最后自己宣明加入共生解放军，并参于抢劫银行，一九七五年九月被捕。　关于进化心理学的解释，参看Capture-bonding（英文）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综合症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

   我下乡的那个村子的名字很长，俨然是对1968年文革年代的注解——吉林省白城地区通榆县向海蒙古乡人民公社红旗大队洪新敖包村，尽管名字很“革命”，但是，因为偏远、落后，使我们知青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全村只贪上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还让队长的女儿去了，我们集体户开始时18个人，因为户长的父母是军官1969年他就当兵了，一名同学因为会画画被引洮儿河水利工程指挥部招了临时工，接着转走了一名女生，70年一年招工走了5名之后就再也没有招工的消息了，1971年冬天，余下的10人陆续向家乡长春市周围农村的集体户转移74年剩下最后一名姓赵的男生。2000年一个小三届的同学在长春市的大街上见到我说，“那年冬天我回去起户口到你们户看看，赵xx蹲在那儿正在做饭，看我进来站起来那样子和要饭的一样，我问他啥饭？他说，他就会馇粥”，“四间房生产队占去了两间，赵xx在西屋炕上像搭蚊帐一样又搭了一个小屋，睡觉时像小猫一样的钻进去，那还冷得要命，我说，你翻身可加小心，别再把你拍里头”，后来赵xx的父亲和姐姐托了很多人把他转到长春附近的怀德县，两年之后去了一气铸造分厂，1998年我们聚了一次之后，不长时间他就得脑溢血死了，那年他才刚刚49岁，他二胡拉得很好，短跑速度也很快，他死时他的儿子还在军校读书。
     我们户还有一位姓杨的女生在长春市所辖的农安县农村整整当了10年农民，回城后分配到集体企业后很快就失业了，以后做起了塑料生意，她30多岁才生一个女儿，1999年他女儿才报考大学，后来听说读了大专。
    40多年过去了，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当年下乡的那个村子，也不愿意谈那段生活，谈也没人愿意听，所以我觉得把这段生活当回事儿是个负担，因为这段生活是压力，不是动力，是人生旅程中的一段弯路。我在30、40多岁的时候，想起在知青生活就不可阻挡的要抽烟喝酒，若是家里没有烟酒，就是半夜也要出去买，因为，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中，我没有得到真才实学，反而玩世不恭，并染上了吸烟、喝酒和打架的坏习惯，身体也很受伤。1969年春天得了胸膜炎早已钙化左肋角粘连成钝角，就是现在往左侧转身都有感觉；气管炎转化成肺气肿至今未愈，04、05年两次险些要了命。1994年我见到了我们集体户的户长，他还提起当年我治病花了户里40块钱，还说“户里的人就你占的便宜最大”；虽说我80年代初就戒了烟，可是酒杯却总也放不下，到了中年从一天喝两顿到一天都喝三顿，没酒不开饭，喝上酒不吃饭，形成了酒精依赖，一直到10年前才戒掉酒，若不就活不到今天也不能写文章了；爱冲动好伸手打架的习惯直到50多岁才能抑制，以前因为酒后伸手打人惹了很多祸，现在想起来都后怕。我在农村的知青生活，仿佛掉进了一个大染缸里，扭曲了我的心灵，在被压抑的环境中形成的古怪性格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念念不忘19岁、20岁那段应该出彩的年龄段却像牛粪般的埋葬在农村，不堪回首。
    
        我们在集体户过的是松散式的集体生活，因为只有房子是共用的，经济上是独立的，生活上都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因此，凡是插队的知青生活都有这些共性；
        每个户员都没有工资，都得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1970我当了半年赤脚医生，经常有农民找我针灸，看病，有时半夜也有人找，公社规定每天给我记8个工分，可是记分的农民小组长说我没干活，就是不给我记分，没办法我就得去干活利用休息时间“行医”，锄地、拔麦子、抡钐刀割羊草、踩打瓜、割地、打场，搂柴火样样农活都没拉，70年夏天去公社修公路，早晨3点多钟就出工，一天中午吃羊肉我喝了点酒就睡着了，可是下午出工时他们叫不醒我就把我抬到了马车上，结果我就在马车上一直睡到晚上收工；
        2、户员根本没有享受劳动保护的待遇，更谈不上割麦子时发线手套，冬天发军大衣的好事儿，坐大汽车上山东、上海边吃海带更是连想都不敢想；
        3、集体户有户长、副户长（没听说过有“知青点”、“召集人”），不像军队一样有党支部，连排班长，不过也有当连排班长的，那是在民兵编制中；
        4、集体户没有电视剧《知青》里召之即来的专职卫生员，只有炊事员（有的户轮流当炊事员，也有开小灶的集体户），炊事员的工分由其他户员均摊；
        5、户员自治，想家了就可以回家，不挣工分也没人管，更没人因此受了处分；
        6、知青就是没有法律依靠，没有组织约束的农民，转户也是自己说了算，不管转几个地方也逃不出“广阔天地”也摆脱不了知青的身份，有一次别人问我这事儿，我说知青迁徙半自由，接近《宪法》；
        7、在集体户有领导来视察时有时得对着“红太阳”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但是私下里讲“纪律”、讲“组织”甚至讲“理想”都会被人说成“脑袋有病”，大伙最爱听的话是“以前说人家农民是‘屯二迷糊’，现在看人家农民才不迷糊呢，而我们知青才是真正的‘二迷糊’”，因为知青和农民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在只让人有精神不许有思想的年代，起点高的知青被强制的套上枷锁赶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让你的内心世界只能在火上烤，不烤得蒙头转向才怪了，不考得你个个都是武大郎决不罢休！；
        8、集体户一切活动都靠自愿，因为人与人都是无可奈何的，就是在你的身边两个人打到一起，也有人在一旁躺着仰脸看天棚，或者照样吸烟、打扑克，如果形象一点讲集体户就好像是在深山老林中临时聚集在一起的难民，想的都是一件事——什么时候能回家！
        1969年元旦夜里，集体户的屋里冷的我把牙膏塞进枕头底下，然后在被窝里佝偻成大虾状，眼睛看到脚底下的墙上也全是雪白的霜，我真想大喊一声“救人哪！”于是就想起了四句话：“造反时代流学生，冰窖里面喊‘救命’！读书妙龄有虾像，大喊大叫是歌声？”第二天写到纸上题了个名“流学生”。

看了一些对知青的评论，感觉自己有些话不吐不快。文笔不好，请大家轻些拍砖。
我看电视剧知青是冲着编剧梁晓声去的，当然目的是为了打发时间。看国产电视剧，对于质量，确实没报什么希望，只要过得去，矬子里面拔将军而已，当然也有质量比较高的，如本剧。
我个人认为电视剧的质量的关键首先是剧本，然后是导演。（我说的质量我自己的定义是情节经得起推敲，剧情引人入胜，跌宕起伏，有高潮，有过度，相声一样的包袱，伏笔等等）
剧本像食材，导演像厨师，食材够新鲜够分量，那么，一般的厨师也能做出一盘不难吃的菜来。
而编剧是剧本的生产者，因此，一个本来就是作家的编剧提供的剧本，就像一个专业水产商提供的鲈鱼一样，清蒸鲈鱼味道也差不到哪去。
首先声明我是八零后，对于文革那段历史的了解程度跟大部分八零后一样，但我们都有各自的理解，大体都是相当的，文革是浩劫，是历史的倒退。我的理解，文革就是一场全民传销洗脑，很多人被彻底的洗脑，深深的沉迷，如剧中的吴敏，很多人没有被洗脑但被传销所累，如剧中的一般的贫苦农民，很多人在洗脑过程中，做到了独立思考，认识到了传销的危害性，但反抗无效，因为他们的上级或者他们的上级的上级，已经被洗脑或者就是发起传销的始作俑者。
我非常认同剧中赵曙光说的：中国病了，而且病得不浅。
剧中有很多很多人物场景可以说明这部电视剧是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如杜主任、牛主任、吴敏，杜主任抓坡底村卖拖拉机，他的结局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自己也被牵连进去了，牛主任抓羊，开批斗会批斗赵曙光，他的结局剧中没有透露，但最后一个场景是他在暴雨后主动把坡底村村民转移到公社了，吴敏，我想每个看过此剧的同学对他应该都是恨得咬牙切齿，深恶痛绝，恨不得把她碎死万段，编剧和导演太“黑”了，哈哈，把一个那个时代又红又专，提出24不的红色典型代表刻画得入木三分，吴敏是那个时代一类人的代表，人缘极差（这个不需要说场景了吧），无时无刻不在挖别人缺点专心整人（主动偷沈力的画），工作没有方法没有效率（磨镰刀总是最后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拉帮结派（上大学得票最少拉拢齐勇），心机重（给四人帮（剧中没讲是四人帮，我猜的）写信，获得大学资格），最后获得了上大学的资格，这是对文革的最大批判。网上有一些资料说参与文革这场全民传销的组织者和传销的积极分子文革后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坚信真实存在的或者虚拟的吴敏这位传销积极分子最终也得到了惩罚。
电视剧毕竟是电视剧，不是真实的历史，戏剧化和文艺化的电视手段是必须的，好的电视剧对于历史应该是尊重的，不是丑化，也不是美化，而是带给观众感官上的愉悦，郭德纲说：观众花钱听相声不是为了受教育，但如果能给观众带来一些启发，是人向善，这也是郭德纲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的贡献。我个人认为知青做到了。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有信仰，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领导有原则，不会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他人利益之上。而现在呢，ZF以自己小集团利益至上，社会的道德底线一再被打破，权钱官商交集，一切以私利唯上。
这是我的看法，当然知青给我感官上的愉悦很多，周萍两次捉弄赵天亮，似陈相识吧，你也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恶作剧吧，哈哈。齐勇和孙曼玲一起坐火车去山东弄海带，在火车上齐勇让孙曼玲把腿放他身上，浪漫吧，哈哈。
对于剧中人，我最佩服的是小黄埔，老谋深算，以后必定是一名精明，财富无限的商人，最羡慕的是小地包，有这么好的姐姐，我也想有啊，最崇拜的是沈力，对艺术的追求，那个时候画周萍哺乳圣母，他只是想画下美好的东西，追求美好的东西，沈力画上周萍很好被理解，在一个除了娜嘉这条狗是母的以外，远离其他同学的边防哨所，孤独，寂寞，心灵没有慰藉，周萍是唯一出现的女子，而周萍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的快乐、美好，也给沈力带来了创作上的灵感，临摹也是一种创作。因此临摹哺乳圣母画上周萍也是情理之中。
演知青的都是些生面孔，我不是专业的，但感觉演的水平也有点参差不齐，整体还不错，演得最好的，个人认为是孙敬文和小黄埔徐进步，尽管小地包的东北味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