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了《一念无明》，一个人包场，在电影院快哭傻了。这个电影差不多集中了抑郁症所能遭遇到的种种困境，来自家人的不理解，以及社会的排斥，对于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苦了，电影里的每个人都苦，余文乐自己，他的父母、弟弟、女友、邻居、朋友，他们互为深渊，生活像环环相扣的死结。关键是，我觉得这种生活其实离我们每个人并不远，余文乐仅仅是因为原生家庭不幸福，有个疯妈才抑郁吗？不是的，他身上的每一片雪花都在压死他，挣脱出来的意志有多强大，向下拉的反作用力就有多可怕，一朝崩塌，重建之路超乎想象的艰难。像黄耀明那首歌唱的，“他们住在高楼，我们淌在洪流，不为日子皱眉头，只为吻你而低头”，剧中的邻居小孩反复念叨的一句话“要读书，才能上流”，这种深入骨髓的“向上”意念已经成为扎进他们头顶的一根针，这种情形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有一种傀儡，被针封住百会穴，因此爆发出强大力量，但抽去这根针以后，他们就失去心智，几乎连一个人都不是了。 关于余文乐为什么得了躁郁症，以及得病之后的遭遇，电影里的种种冲突都很典型，金燕玲演的妈妈，有点类似《教父》的女儿，那种小时候娇生惯养，缺乏生活智慧，后半生一直在走下坡路的女人，她本身是从台湾去香港混娱乐圈的，也演过像《踏血寻梅》里那种大陆来到香港的妈妈，对这条道路的苦楚之处颇能体会，心气高，对生活颇难如意，她成了她老公及儿子的想要逃避的深渊，后来她儿子又成为身边人的深渊，每个人都逃不开，以至于各自要找互助团体寻求内心安宁，只有那个远在美国的小儿子，不无冷酷地要爸爸把哥哥重新送进精神病院，他似乎离得远了一点，但美国的生活自有另一种不易，他也只是无暇他顾吧。 余文乐从小生活在偏心、母亲情绪失常和父亲的缺席中，好不容易长大了，谋得一份好工作，理想的生活就在眼前，跟女友供一套小小的房子，结果一夜之间，肥皂泡破灭，余文乐不堪压力失手杀死了妈妈，被抓后女友愕然发现他还背负着不小的债务，后来她在教会哭诉“我恨他”也成为他再度崩溃的契机，与此同时，曾经的好友不堪压力跳楼自杀，就像他妈妈曾痛骂他拖住自己离开的脚步令自己折堕，此时，这种无边的痛苦与自责又涌上来包住了他，令他无力动弹，除了在床上流泪什么都做不了。 邻居的小孩，暂时还保有着一双纯真的眼睛，还能说《小王子》给他听，但是旁观者大概可以不无心惊地猜测到，这个小孩也许可能就是下一个他，爸爸不知道在哪里，妈妈一个人辛苦抚养，教他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要做“钱生钱的工作”，对普通香港居民来说，他们信奉“有楼万事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全不重要，香港的孩子从小就生长在这种竞争氛围里，听朋友说，一个补习老师的转会费能达到8000万港元。香港的补习老师都像明星一样，楼体悬挂着他们的大幅海报，同样有曾志伟出演的《人间·小团圆》里，他的小舅子古天乐就是一个“补习天王”，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女儿长得不漂亮也能成为他痛苦的来源，因为不漂亮的话，将来的竞争之路至少要艰难一倍。我看得有点咋舌，不漂亮就不配过得好了吗？但在他们的意识里面这好像是蛮正常的一件事，一定要样样领先，否则就等于白活。 这种风气国内也逐渐照搬过来了，到处都是生怕孩子落后的中产阶级父母，他们焦虑万分，计划周详，还有相当大一群一心想让子女上藤校的“推妈”，因为藤校注重体育技能，所以她们花巨资让孩子学习花滑以及冰球，这条路一旦顶上去是几无止境的，因为人人都在跑，你无法说服自己慢下来。 我很难想象在这样的高压环境里呆久了，一个人能挺住不崩溃，香港的抑郁症比例据说已经达到1/20，就是说每2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可能抑郁。大陆也好不到哪去，一边是有人在声嘶力竭地鼓励买房，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买，借遍亲友、认识不认识的人也要买，一边是在各种新政、女性就业压力、经济形势变化下欲哭无泪的普通人们。记得有一阵子香港老有报道说临街的楼上有人洒硫酸，这洒下来的硫酸，大概是无法向任何人宣泄的压抑和愤怒吧。（这种行为是错的，错的，错的！） 曾志伟饰演的爸爸，是个儿子眼中的“混蛋”，早早离家，只付出每个月几千块的生活费，但他也不得已，老婆看不起，自己只会开车，之前也风光过一阵，后来慢慢就不行了，老境凄凉，住着不到十平米的劏房，没有文化，不知道拿躁郁症的儿子怎么办，只会徒劳地说“你不要想了，能不能想些开心的事”“我求你正常点”，但有什么用呢？他或许是在赎罪，但他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受害者，崩溃的时候，把手里的烟盒摔在地上，又捡起来慢慢回家。 《红鳉鱼》里立川谈志说，落语（相当于日本的相声）就是讲逃兵的故事，面对大敌当前的生活，也许人们有选择当逃兵的权利。导演黄进本人的生活大概可以看作是逃兵的一种，并没有去做那些可以拿高薪的工作，而是一直拍独立电影，把镜头对准小人物，一辈子租房住的许鞍华也是如此。廖伟棠就写过香港那些“仙活着“的青年，他们住在很便宜的地方，生活需求极低，但各自折腾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拍片子、策展、写小说，在香港这片土壤上，他们所要承受的来自周围人的不理解还要多一些，但一辈子能有几部作品傍身，不一定比有一所房子要过得差，我是这样认为的。

（本文刊于澎湃有戏，请勿转载）

不知何时起，身边患情绪障碍的人多了起来。

抑郁、双相、精神分裂……平时看起来都与常人无异，工作、吃饭，可是内心却承受着旁人难以体察的痛苦，犹如尾巴变成了双腿的人鱼公主，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这些无法控制情绪、不时会有固执妄想或自我伤残的人们，未必都像野史传奇中所描绘的那样，是“天才”，也未必如祥林嫂般，令路人都侧目掩鼻，正因为他们就在你我之中，才更急迫地需要被“正视”。

对于这一人群的关注，日渐强烈。

来自香港新秀导演黄进的电影《一念无明》，即描述了这样一位“异常”青年。

这部制作仅200万的小成本电影，与《塔洛》、《路边野餐》等一同，登上青年电影手册2016年度华语十佳榜单。

余文乐饰演男主角阿东

片中主角阿东（余文乐饰），即是一位双相障碍（bipolar）者，又名躁郁症。

他的症状是：时而暴躁不安情绪冲动，时而又低落无比，觉得生命毫无意义。

与《鸟人》、《美丽心灵》、《心灵捕手》等著名描写人格障碍者电影的主角不同，阿东并没有超凡脱俗的数学天分、飞越楼宇的超能力，他只是个和《春娇与志明》中的志明没太大区别的男青年。

平凡的家境、平凡的未婚妻、平凡的被工作压力逼到跳楼的哥们，以及作为一个平凡人所承受的对生活感到极端强烈的力不从心、难以为继的平凡的痛苦。

片子从剧本到导演都简单素朴。破碎家庭、小人物的挣扎与希冀、群居房里的邻居叔婶形象刻画，凡此种种，港片中历来经典辈出，早有既成套路，循规而制便可及格。曾志伟饰演司机父亲、金燕玲饰演情绪障碍的母亲，亦是举重若轻，绝对保险牌。据说，金燕玲的戏份只用一天就拍完了，还凭此拿了金马奖最佳女配。此处又不知该插缝惯例感慨香港电影风光不再，还是感慨老戏骨对尺度拿捏的稳准狠。

金燕玲饰演阿东的母亲

导演和编剧是一对情侣，先生执导筒，夫人执笔杆。剧本的叙事线还是颇值得玩味的。不是倒叙、插叙，而是跳叙。

开场节点选取在阿东从呆了一年的青山医院出院，被父亲接回家，此后叙述的时间在“过去”和“现在”中交替。

“过去”中展现阿东与母亲的互动，父亲不在场，并慢慢揭开阿东为何被关入青山医院的悬念。

“现在”中交代阿东与父亲的互动，母亲不在场，以及阿东从伤痛回忆中走出来的过程。

另有阿东与（ex）未婚妻的戏份，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出现。

镜头则主要呈现三种状态：阿东单人、阿东与另一人对戏、群戏。

影片前半部，阿东的单人戏基本以面无表情的沉默出现，而大量的对戏，除了是剧情发展本身之外，也正细致又准确地刻画了阿东与几位主要客体的关系。

阿东与（过去N年内没出现于他生活中的）父亲之间，是小心翼翼、相敬如宾，试图接近奈何隔阂过深。当刚出院的阿东打算去参加好友婚礼，父亲意欲劝阻，说的话全是只有前半句，后边一串省略号的状态。阿东自是捕捉到父亲怕刺激到他的心态，可这不能将他当作常人看待的过于谨慎，同样令他受伤，也便以冷漠的嗯啊敷衍之。

阿东与母亲之间，实则交代了他躁郁的来源——母亲是位喜怒无常的情绪障碍患者。当为她捏腿的阿东不小心劲使大了，前一秒还安静的她，会突然暴走“你要弄死我啊！”而作为儿子的阿东则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硬生生将无辜被打骂的委屈和愤怒强忍下去。

与这样的母亲长期相处，若以我浅薄的心理学知识来解释，大致会产生三种结果：

1， 在人类无意识的模仿欲中，阿东变得和会暴怒的母亲相像；2， 阿东内在的客体表象产生分裂，分为“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当他与其他客体互动时“坏”的部分被激活，就会暴走。以上两点都在他和ex未婚妻Jenny的互动中体现出来了——两人争吵时，阿东突然暴怒，打了Jenny一巴掌；3，阿东对母亲产生“恨”，但他内心无法容忍这种恨母亲的情感，防御的方式是“反向形成”，也即用更负责更驯服地照顾母亲来压制仇恨，这种压制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内心冲突激化，直至最终发生事故。

即使离开了这段关系，他人的喜怒无常、暴怒，甚或是不考虑别人感受的行为，都依然是阿东的痛点，但凡遇到同样的状况，他都会进入防御模式，过去的客体关系被激活，开启反击。

Jenny借基督分享会斥责阿东

一个例子是好友Louis婚礼上，新郎新娘在台上互诉衷肠声泪俱下，座席来宾却喝酒扯淡毫无动容。于是阿东冲到台上拍响话筒批评来宾，却没顾及“婚礼”这一特殊场合，引来尴尬。这并非是他想“逞英雄”，而是和母亲的客体关系被激活了，那种被无情忽视的痛苦，清晰又残忍地席卷而来。

缓慢的剧情推进之后，阿东与父亲的关系转折，也直接地源于父亲的一次发火。恶狠狠的父亲触到了阿东的创口，此处节奏加快，记忆闪回，阿东由受伤而冷淡而进入反击模式，指责父亲过去许多年的不在场与不负责。这场戏里余文乐的表演很准确地传达了这一递进的层次；“过去”和“现在”情境的镜头交替穿插，同样意在表达阿东当时的复杂感受。

影片的中段，有两段阿东的单人戏我很喜欢。

一段是阿东想要走出伤痛，在夜晚的街道上开始跑步。跑步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动作，在电影和戏剧中，是常用符号。比如《阿甘正传》中Forrest Gump史诗一般的长跑；《毕业生》中达斯汀·霍夫曼跑去抢婚；《罗拉快跑》中要救恋人性命的罗拉；《金枝玉叶》中穿着婚纱狂奔的袁咏仪……这里设置在影片中间的起先还沉浸在抑郁中的主角突然莫名开始起跑跑过香港夜晚街市的段落，实在是很提神，很治愈。

跑步这一完全无关语言的身体动作中，蕴涵着一种深挚的爱意：爱自己、爱尘世。非常美。

另一段是Jenny带阿东去分享会，当面哭诉恨他之后，阿东愤然而沉默地离开，走进超市，狂吃士力架巧克力吃到面红耳赤青筋暴起。

考虑到导演名叫黄进而《一念无名》主角取名“黄进东”，我简直要怀疑导演或编剧本人得过躁郁症了。毕竟“吃巧克力”是许多抑郁人士的保留曲目。

从青山出院的阿东，表达愤怒的途径都已被封死，否则必会被视作“复发”，当他的负性情感负到了连痛哭等一切渠道都无法排解的位置时，最后的救命稻草方式，只有用疯狂摄入巧克力这种“含有血清素，吃了会开心点”的食物来补偿和平衡，来让自己的情绪回到一个尚可以忍受的位置。可笑的杯水车薪，在这里却透出无限悲伤。

阿东吃巧克力

倒数30分钟时，负面情感被推至高潮。

一方面，故事的悬念——阿东心魔来源的真相被揭开。另一方面，阿东试图重新面对工作、生活、情感却遭遇壁垒后挫败的情绪也到达了爆发点。此时，“过去”这条叙事线的第三个任务也是内在的任务浮出了水面：阿东出院后的历程中，一直在用不停地回忆来自我梳理。但是他无能为力地再次坠入发生事故的那个黑洞，躺在床上抱头痛哭。

这一时刻，是“过去”和“现在”的两条叙事线交汇。

最后的30分钟，是逐渐平息和挽尊的30分钟。人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在重返社会之途陷入僵局时，父亲曾志伟开始占据屏幕多数篇幅。墙上贴满哆啦A梦海报的邻居四眼小男孩，最是光芒闪闪。他陪阿东种花，隔着墙壁给阿东讲小王子的童话。两人在天台上聊天，小男孩说，为什么我们种的花都枯死了？阿东说，环境不好吧。男孩说：那我们就把它变好一点喽。阿东笑笑摸摸他的头。

阿东和邻居小孩

天台在香港电影里也是一个符号。香港城市拥挤，空间逼仄，许多导演想要表达希望、开阔、尘世间等意象，或想拍摄天空时，都会在取景于天台。天台是港片的气口，这里发生过许多美好的事。

最喜欢的有《女人四十》中，历经苦楚的萧芳芳，在天台上看到一群美丽的白鸽。

《一念无明》中，父子在天台上拥抱和解。

一瞬间，脑海里又浮现了马特·达蒙和罗比·威廉姆斯在《心灵捕手》里的拥抱。

有时候，不太喜欢自己看什么都觉得是套路符号的思维惯性，可是本片的导演编剧把各种元素炒出招牌的“港式小人物”味，也是很好吃的。

喜欢种花的童稚少年还不懂得人世愁苦；青年阿东早已满身地狱烙痕；只会开车的父亲六十岁自言逃避了大半生得学习面对；期盼29岁结婚的女子Jenny接到未婚夫被拘留的电话……其实大部分普通人想要的东西都是那么简单：与爱人厮守、一双儿女、守护家庭，却总被不可抗力剥夺，或者，总是怀疑。

“无明”一词是佛家用语，大致意思是：不得明心见性，不知自己在做什么，执着于“见、色、欲、有”、颠倒妄见，是烦恼之源。

片名的“一念无明”，乍一看是指主角阿东的一念之差失手，到最后才了然，片中的众人：父亲、母亲、Jenny、Louis、邻居，都是“一念无明”者。

邻居商量要赶走阿东父子

人们对自己和所拥有的事物过于执着，才会在无法得到或恐惧失去时，生出种种怨憎，与旁人产生撕裂。眼虽不瞎，心却盲了。

当邻居都认阿东为“痴线”要驱逐他搬走时，只有眼镜男孩喜爱和他玩耍。鼻梁上硕大的近视镜片，成了一种讽刺。

正如男孩喜欢的童话《小王子》中所说“重要的东西，要用心才能看见，用眼睛是看不见的”。我不知这位尚未进入成人世界的孩子是否是心不盲的“明”者，抑或仅仅因为天真，而尚“无无明”。

最后一个画面停留在一片树林前的湖泊边。翠绿色的湖面一平如镜。

过往已矣，“明”日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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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无明》不只是讲躁郁症患者和重返社会后的遭遇。这不单是个体的情感困境，它折射出的恰是泛社会的焦虑和惶恐。

这部关于现代病的电影，更像传统香港电影的文艺片套路。没有剥削，不去消费。躁郁症的源头，不是可怜的主人公。他更像被诱发的受害者。躁郁的，是外部社会，是围观朋友，隔壁大妈，还有举起手机的民众。尤其是在婚礼现场和教堂讲演的两场戏，电影相当沉得住气，勾勒出了一个2010s时代的香港城市众生相。

电影故意用表现正常人的做法，把余文乐父子围困在几平米的狭窄空间，如“牢笼”一般的事实囚禁。这个走出监牢以后的逼仄牢笼，正好说明它既是香港底层市民的生活状态，也是主人公压抑心理的具象表现。你在电影里能感受到那种电影情绪与紧张状态：囚禁中的精神病人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敏感、不安、抑郁、躁狂，随时可能原地爆炸。

《一念无明》躁郁症患者，肯定是现实社会的边缘少数人群。但即便如此，它也牵涉到一个家庭伦理的存在，电影借主人公的视角，呈现了香港的社会结构与普遍歧视。当躁郁症发作以后，媒体在做什么，精神科医生怎么办，夹在其中的亲人爱侣又如何是好。如同观众还会留意到香港的住房，社会的养老，还有投奔的教会。本着社会写实的调子，《一念无明》把许多典型的香港问题都放到了一例躁郁症里面，使得电影格局比表面看起来要大很多，没有停留在自怨自艾。

对片中几个演员来说，人物的情绪需要克制。电影成功做出了鲜明的对比度，没有沦为千篇一律的同情或指责。

金燕玲戏份最少，只要演出精神病患的恐慌与压迫，是个真实的诱发者。对于余文乐，他不仅要丧，还要不露痕迹，自然地丧。难怪许多人玩笑说，救了余文乐演艺人生的，不是春娇，更不是彭浩翔，而是这部《一念无明》。他居然连脸部表情的细微变化都做到了，并且还控制住了。这样的惊喜，堪比《树大招风》里林家栋的脱胎换骨，不靠宣泄与爆发，而是收着敛着藏着掖着，令观众更有锥心刺骨的感受。还有老面孔曾志伟，他不是一个病人，但在压迫之下胜似病人。他压抑着情感，怀揣着卑微，以父亲的责任担当，去拥抱自己儿子，同时还是社会的弃儿。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躁郁症的余文乐亦是如此。对生活在香港的千千万万人，同样不容易。

《一念无明》的拍摄，面对了时间、预算还有演员档期的不足（几个演员无片酬参演）。不过电影扎实过硬，镜头特别稳，动起来的街头戏份也潇洒。电影固然以压抑的情绪流为主，但结尾的不放弃不言弃，同样是合情合理。

（此文并非影评，只是观后感。）

作为曾因感情创伤，被心境障碍缠身一度一蹶不振的人，看这部电影时我的心就像被一层一层剥掉的洋葱。不过有别于阿东的躁郁症，我曾经罹患的是重度抑郁症和强迫性焦虑障碍。然而我曾也被这样对待过。 和电影里阿东一样，被一起住在劏房里的其他租客排挤。我大学的室友们知道我有重度抑郁，表面都对我很和善，我一开始为此还特别地感激，后来知道她们还是免不了对我有戒心，暗地配合学校领导监察我的状况。有天晚上我情绪失控，在阳台上流着眼泪一根一根地抽烟，被突然回宿舍的室友看见了，一个小时后，我所在专业的辅导员和所有的任课老师都来宿舍找我谈话。他们口中抱怨他们是百忙中抽空来，一边给我说教一边指责我，还暗示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可能要暂停学业。其实，当初我只不过是想发泄心中的情绪，抽几根烟发泄出来就好了，真的不需要这么多人的关注，也从来没想过把事情搞得那么严重。 影片中各房租客聚在一起商议阿东的事时，那个皮肤黝黑一直对阿东很善意的外籍年轻租客说了一句话：“其实.....他只是需要一点空间。” 是真的，对于有情绪病的人而言，他们要求的不多，只是一点空间，而不是无论到哪里都被排斥被议论被用异样的眼光看待。黄先生对其他人说：“其实他有什么得罪你们？......你都病过，我也有病，糖尿病血压高......” 其实抑郁症、躁郁症这样的情绪病是很平常的，就像当你身上局部有炎症，你的身体会发动免疫系统来和病菌对抗从而引起发烧一样，抑郁症、躁郁症通常也是因为一些应激性生活事件、长期承受精神压力或者一些环境因素等使得患者认知功能损伤、内分泌失衡等造成的（抑郁症：长期承受精神压力或情绪持续低落，5羟色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在脑内分泌减少，神经递质的神经冲动传递出现问题，从而形成了抑郁症的基本症状。所以服用抗抑郁的药物可以调整脑内的这些激素的含量从而达到一定程度的治疗效果。躁郁症等类同）。这不是患者能自控的，患者往往都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和阿东一样高估过自己的自控能力，未认清自己病态的程度，或者说给过自己一丝希望，——希望自己是一个正常人而非一个病人，不需要药物来维续生活。于是擅自停药，但是后果就是精神撑不住，每况愈下。当我又一度精神崩溃，一个人坐在黑暗的房间里哭泣，我的父母下班回来，也是那样打开灯，然后用和黄先生同样的语气对我说（我是广东人，父母也说广东话，这一段重重地扎中我的心）：“你唔好成日惗埋一边得嘅啦？呢d心病来嘅，你可唔可以惗d开心d嘅嘢啊？我求你正常d，好唔好？（你不要总是胡思乱想可以吗？这是心病，你可不可以想些开心的事？我求你正常一点，好不好？）” 而我如鲠在喉，只是流泪。 阿东和前女友Jenny重聚，他为Jenny精心准备了满满一桌的西餐晚宴，可是Jenny一脸凝重地说了近况突然脸色转变，说：“我最近得到了好多力量。”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意识到，她信教了。因为在我受抑郁症折磨的时候，我的母亲也信了基督。那时我妈妈也和Jenny一样，每天都被这种虚无甚至盲目的“神的力量”膨胀着大脑，就像影片中Jenny参与的教会一样，每个人都像被洗脑了似的。Jenny的发言里口口声声说她因为受到主的启发可以宽恕一切，但是现实真的是这样吗？她分明是在控诉，她分明还有仇恨和愤怒，发生过的事都是抹不去的。所以阿东和Jenny的关系只能告终了。 当阿东打算打起精神出去社会找工作，却屡屡碰壁，被面试官质疑他履历中消失的整整一年。其实我也一样，每次去面试，我都会刻意规避关于我休学的问题。当你崩溃时，社会允许你休养，但当你拥有健康的精神状态准备重新投入社会时，社会却不认同你，使你得不偿失。在这样物欲横流的世界，谁愿意雇用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呢？ 我曾经和阿东一样向别人坦白自己的病，其实只是希望可以得到相同方式的尊重（包括对隐私的尊重）。大学开课不久，我告诉辅导员我有抑郁症，第二天在国际贸易课上，老师带着疑惑的表情说：“听说这一届来了个有抑郁症的学生，唔，世界这么美好怎么会有抑郁症呢？” 没有人知道听到这句话的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后来，学校直接给我爸妈发了一份《关于加强大学生心理危机识别和干预工作的紧急通知》，并在下面这句话下划线：“对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躁狂症、性变态等精神障碍的高危对象要及早离校接受正规治疗。” 是的，我从未做也从来没有意图做过任何伤害其他人的行为，但是不久后院长决定劝我休学，并让我签下合同书，从此我中断了我的大学生涯。休学必须是至少一年，并且复学要重修所有的课程，也就是说我最快可以复学的时候，原本和我同届的人都上大三了。我所失去的，不仅仅是学业。

后来事态失控，黄先生陪着阿东再去看心理科，心理医生甚至看都没有看过阿东一眼，只是盯着电脑显示屏淡漠地问几个问题，“心情如何”“睡得着吗”“有吃药吗”“有没有想自杀，想自杀就要回精神病院了......” 没法想象完全一模一样的情景我竟然也经历过。我第一次看心理医生时，在电脑上做了一个多小时的答卷和一个脑部测试，医生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我际遇和想法，甚至如果要求专业的心理辅导还要额外预约，按钟收费。每次我去复诊的时候，医生就是机械化地问我那几个问题，然后开药，仿佛心理医生存在的意义就只是开个处方。

现在的社会，像我这样经济一般的小市民，如果得了精神疾病基本上在医疗机构中就只能得到这种模式的治疗了。为什么？这个社会畸形了吗？连原本应该对人们的精神健康问题的影响最直接最有效最基本的“精神科”，都是以这种方式对待精神疾病患者的，他们活着在世上，还有什么希望吗？其实对很多的精神疾病患者最有意义的治疗就是深度的心理辅导，药物和理疗必要时作为辅助即可。真正对他们有效的，是被关怀，被理解，被开导，绝不是像机器人一样的对话。而且长期服用精神疾病类药物，其副作用对身体的影响很深，甚至可能造成与治疗相悖的反作用。（我当时服用抗抑郁药物大半年，服药期间及其后的一两年我都有容易头晕和四肢乏力的副作用症状，而且我当时擅自停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无法忍受药物带来的生理上的不适。） 《一念无明》真实地影射了大多数人对情绪病患者的看法。尤其是在中国，从古至今都缺乏心理学常识的民族，对情绪病患者更有极其严重的偏见。影片中很多人对阿东议论纷纷，说他“痴线”“痴线佬”“癫嘅”（都是神经病、疯子的意思）。大多数人对情绪病可能有些误解，其实情绪障碍症也就是情绪病（即抑郁症、躁郁症、焦虑症等）并不是精神病（精神分裂、多重人格等）。情绪病和精神病同属于精神疾病，但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好比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都是植物，但小草无法长成大树（此概念非原创）。我想说的是，就算是有精神病的人，都不应该受到这种不平等的对待。没有人会真正想要成为一个精神疾病患者，这是不可控的。 情绪病人只是希望：当他们表现得像个正常人时，也可以得到和正常人一般的对待；当他们情绪失控，如果你不能伸出援手，也请莫落井下石。除此以外他们对他人再不敢有什么寄望了。 大一休学之后，我收拾自己，投入新的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也找到了真正属于我的爱情，一年后我结婚了。是我的丈夫，把我从地狱里拯救出来，是他驱赶了我心中的魔鬼，是他让我对人生有了期望，每一天都变得有意义。现在我的情绪愈来愈稳定，感谢这段日子以来，包容过鼓励过支持过我的所有人。也感谢《一念无明》对情绪病患者等弱势群体如此深切的关怀。

PS：《一念无明》让我想起阿伦·雷乃的一部电影《我的美国舅舅》，其中有一段小白鼠实验及其对于人类行为心理研究意义的解说，我把它记下来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在另一种情况下，笼子里的门被关上了，小鼠逃不了了，它必须接受惩罚了，惩罚会激起抑制行为。它发现所有行为都不再有任何意义，它无法逃避或抗争，它放弃了抵抗。对于人类而言，抑制行为伴随着烦恼和痛苦，并会造成严重生物失调。严重到只要有病菌存在他便会被感染，无论这种病菌在平时是否对他微不足道。平时他能杀灭的癌变细胞，现在就会发展成癌症。他的生物失调还会导致他罹患所谓的文明病和精神疾病，胃溃疡，高血压，失眠，亚健康，甚至大病一场。 第三种情况下，小鼠依然无法逃避，它又要接受相同的惩罚，但这次它会遇到另一只小鼠，作为它的对手。它们会打起来，这场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还是接受了惩罚。但它至少能作出抗争行为，神经系统为行为而存在，这只小鼠不会得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病，它状态良好，即使它已受到了惩罚。

但是对于人类却不同，社会的法则会禁止这些防御性的暴力。职员和领导整日在一起，他尽管恨他的领导，但他不能一拳打在领导的脸上，这样他会进监狱。他也不能一走了之，这样他就失业了。所以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他都处于抑制状态。人有很多方式去抗争这种抑制状态，比如说侵略行为（比如摔花瓶、摔门、掌掴别人脸等等），从来都不会是没有理由的，它常常是由抑制状态导致的，爆发的侵略行为经常得不偿失，但在神经系统里却很容易地解释。正像我们说的，此人正处于抑制状态，时间一久，就会影响他的健康，随之出现的生物失调不仅会引发传染病，还会导致我们所说的精神疾病。当一个人无法把怒气发到别人身上，就会对自己产生影响，生理上会产生反应，攻击到胃就会产生胃溃疡，攻击到心脏或者动脉就会有高血压，甚至导致急性损伤，导致严重的心脏疾病，心脏病发作，中风，麻疹，哮喘。还有另一种攻击自己的方式，就是自杀。”

有些电影，我们一直记着，情绪或场景总会萦绕在我们心头；也有些电影，观影之时如何不停赞叹，待至结束便不再能想起。《一念无名》是后者：作为一个整体，它饱满成熟；从细部看去，同样值得细致分析。可一旦从黑暗中离身，我们便不再能想起什么。一切都消失不见，为什么？

反正，看完《一念无名》后，我不再能记得什么。也许对一些情节有回忆，但里面的情绪于我早已消失殆尽。这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另一部电影，是枝裕和的《无人知晓》。是否因为两部电影都在讲述日常生活中那些无力抗拒的痛苦之事，才令其显得有些许相似。对于《无人知晓》，我也不愿去想起什么，观影的整个过程是让人痛苦的。是枝裕和虽然极为克制地呈现出几个孩子的生存状态，将情绪的感染限制到最少，但整部影片就像从清水里滚落的刀子，虽然不割人，却也让人心惊。

相较而言，因为导演（“作者”，风格）的消失，《一念无名》同样能够客观呈现一个家庭以及家庭成员的困境，而不介入同情或批判。但这种“满”的寻求与是枝裕和的日常化的“空”是有区别的。《无人知晓》完全按照日常生活的节奏进行，这会让我们恍惚觉得确有其事。而《一念无名》走在另一极端：建立在一个精心打磨的剧本之上，并让各个影像元素（摄影、表演、配乐等）尽量表现出来。

“用力”是我们能够指责本片的一处地方。剧本是用力的，满是戏剧性的冲突；表演是用力的，因为使用的方式是用演员的表情来反反映情绪，而不懂得蒙太奇效果（库里肖夫实验）；配乐是用力的，一旦有情绪起来就要迅速跟进……也就不用提，不断通过闪回来交代过往剧情的老套做法了。这样，它就远离了日常生活的松散，变成一出苦心编撰的悲剧。

在苦难面前唤起同情性，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在《无人知晓》里留下的泪水是自自然然的，我们被真切地感动。但在《一念无名》中，苦难的接连袭击让我们丧失了共情的能力，我们只是遭遇到“难受”，但这种难受挤压在内心，却无法被释放出来。整部影片都在这种”满打满算“的精准计算中完成，生怕遗漏了无力的片段。从细处看去，各处也许都有让人惊喜的地方，但合在一起就丧失了灵魂。一部不错的处女作，却不懂得给观众留些回味的余地。如果有一些留白或无意义片段，也许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