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和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颠覆性的愿景被还原为清晰的黑白画面。

《仆人》的故事发生在切尔西皇家大道上的伦敦联排别墅，影片一开始就年久失修。油漆剥落，灰尘聚集。主人是一个稚嫩的贵族托尼(詹姆斯·福克斯饰)，他软弱无力，无法采取行动。他的贴身男仆巴雷特登场了，由德克·博加德饰演一个单人潜伏小组。

有哪一种英国阶级的标志能像家居装饰那样充满活力呢?因此，绅士中的绅士首先打扫，然后用1963年的时尚色彩把这个地方装饰一新——这里没有“印花棉布装饰”。现在，这部电影也经过了打磨和润色，导演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和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颠覆性的视角被还原为深沉、清晰的黑白。

结果熠熠生辉，更好地见证了权力的斗争。这很难说是一场公平的竞争，巴雷特的冷静清晰立刻看清了托尼的真面目，准备被诡计和莎拉·迈尔斯(Sarah Miles)摧毁。气氛绝对是品特的，对个人卫生的狡猾侮辱和噩梦般的捉迷藏游戏。

然而一个秘密武器可能是福克斯和博加德那种自然主义的、非品特式的台词，不知怎的，这对它来说更具威胁性。把这部电影看作是对后帝国时代的英国的粗鲁觉醒，或者是简单的人格暗杀。

不管怎样，英国电影从来没有像这样辉煌和刺激。

这是我看过的最堕落影片之一。

毫无疑问，故事背后是一个特征鲜明的大背景更替：战争的记忆未曾褪去，以及阶层的世代更替（影片中，富公子托尼的父亲和巴雷特先前侍奉的贵族先后离世）。

导演在挖掘时代背景的素材的同时，似乎也在提出一个经验角度：男人最好的审美（视）者即是他们自己的男性同胞们——相貌着装气质，他们身边的女伴，他们的阶级，以及他们的野心。影片中女性成为男性欲望的发泄对象（巴雷特毫无疑问地厌女，还记得他在电话亭里的表现吗？），另一方面，门当户对的订婚对象则在这个影片里毫无成功的可能性。但似乎女性在他们之间，却又从未真实存在——男性成为男性的被注视和观察的对象，这一本身就有种我作为女性观众无法明说却依然感到极度暧昧的底色。

影片最后的振聋发聩，是巴雷特说起他所体验到的兄弟之情（结合影片来看，这必须是一份跨阶层的兄弟感情），正是在战争期间。毫无疑问，巴雷特所体验到的，和托尼体验到的，应该不是一种相同的感情：也许当巴雷特看到遍地尸首时，在死亡面前，他才真切体会到一种平等，而这种平等的条件竟然是如此残暴，他就此黑化。（巴雷特最终“鸠占鹊巢”时，如果仔细看，会发现他在墙壁上挂上了他在军队时的一张照片。）

而在公寓里的日渐显露的二人困兽之斗，则因为男性本身的欲望属性，兼之主人及仆从间的日常密集交往，二人自身阶层间存在的精神角力，以一种极为暧昧的肉体形式外显出来，就算最后公子的公寓沦落为巴雷特的“淫窟”（借用某豆友的用词），但是女性对欲望的承接依然让位于二人间的精神和身体的张力。

Dirk将这个极度敏感同时拥有暗黑心理的角色演活了，正如在《魂断威尼斯》，他有一张可以被角色自身欲望吞噬的面孔；对我来说，杰出的演员总有好的表情。

品特和洛塞都是对于人际关系中的权力、阶级地位、金钱等元素十分敏感的艺术家。他们合作的经典电影《仆人》的人物结构很容易让人想起《苹果》，因为它们都曾涉及到两对男女之间基于权力、地位之上的欲望关系。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两部影片所关心的问题完全是不一样的。后者的重心落在苹果所承受的多重压力上，这些压力折射出现实问题和典型的女性视角。在品特和洛塞那里，类似人物结构中的维拉基本上是一个叙事的道具。她是托尼和巴莱特实现主仆倒置的重要一环。品特把叙事空间封闭在巴莱特那间洋溢着爵士乐、挂满了古典名画的资产阶级公寓中，人物对公寓以外的一些现实延伸除了表明人物阶级和社会背景，其他就语焉不明。这使得整个叙事显得十分抽象。特别是他们在叙事过程中，经常使用接近于油画却是黑白颜色的静物构图、经常把人物与房间中的雕像（尤其是在托尼与苏珊去拜访朋友的那一场戏，人物都是静止的，与客厅里的人形雕像形成了特殊的呼应关系。这显示了洛塞对典型资产阶级生活圈的态度，同时也为托尼寻求一种改变提供了一种反向的动力。）对应起来、时常进入构图的精致圆形边框的镜子，使我们想起凡·艾克的那幅著名油画，这些视觉形式使我们对于托尼和巴莱特之间的主仆关系获得更为深广的关照。

当然，他们之间的主仆关系更为直接的原型应当是黑格尔的主仆关系的分析，只是在这部影片中，这种关系中又带上了1960年代爵士乐和性开放的气息。如果托尼和巴莱特之间同性恋这条隐藏的线索更明确一些，那么整个影片的叙事流程会更流畅，这也是巴莱特最后能够完全控制托尼最为根本的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苏珊的角色位置在影片中是最为尴尬的。她是托尼的未婚妻，担任的是最为刻板、最为典型的传统的化身，在巴莱特控制了托尼之后，她又能如何呢？在某种意义上，她与巴莱特在结尾的接吻确实是最有杀伤力的戏，虽然这一场她的出现、她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突兀、那么不合时宜。

主人和仆人，在黑格尔文中，是一种互相调转的辩证关系。主人在发号施令的过程中，将真正与所有物发生关联和操作的权力分割给了奴隶/仆人，在这一过程中，主人的“自在自为”就自行消解了，他也在依仗仆人。因此仆人也是主子的主子，主人也是奴隶的奴隶。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回忆小时候起居行动，有两打的奴才列成长队跟在身后（溥仪语“尾巴”）。小时候一项重要的娱乐便是领着这一长队太监侍女在太和殿前绕圈跑，跑成一个首尾相衔的贪吃蛇（或者说像法布尔说的那种围着花盆转圈的松毛虫吧）,没有人敢从圈子中间抄近道走到小皇帝的身边。小皇帝乐此不疲，他身后跟着的是一套洗漱匜盆，零食点心和袍子褂子。这些奴隶就像他的四肢，取用物件的责任——甚至权力都在这些“尾巴”的手中。皇帝就是这样炼成的。溥仪后文评价，嘉靖皇帝最后在北京煤山自缢身亡时，身后只跟着一个太监。溥仪语：“我想也够他上吊的了”

下文为《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一卷，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性一章，“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主人与奴隶”中的，3.主人与奴隶，中的一小节。摘自商务印书馆1981版。

1.统治：主人是自为存在着的一时，但已不复仅是自为存在的概念，而是自为存在着的意识，这个意识是通过另一个一时而自己与自己相结合，亦即通过这样一个意识，其本质即在于隶属于一个独立的存在，或者说，他的本质即属于一般的物。主人与这两个环节都有关联，一方面与一个物相关系，着物是欲望的对象，另一方面又与意识相关联，而这个意识的本质却是物或物性。由于主人第一作为自我意识的概念是自为存在的直接的关联，但第二现在同时作为中介或作为自为存在，而这种自为存在只是通过对方的媒介才成其自为存在的，所以主人第一就直接地与双方相关联，第二间接地通过对方与每一方相关联。主人通过独立存在间接地使自身与奴隶相关联，因为正是在这种关系里，奴隶才成为奴隶。这就是他在斗争所未能挣脱的锁链，并且因而证明了他自己不是对的，只有在物的形式下他才有独立性。但是主人有力量支配他的这种存在，因为在斗争中他证明了这种存在对于他只是一种否定的东西。主人既然有力量支配他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又有力量支配它的对方（奴隶），所以在这个推移过程中，主人就把他的对方放在自己权力支配之下。同样主人通过奴隶间接地与物发生关系。奴隶作为一般的自我意识也对物发生否定的关系，并且能够扬弃物。但是对于奴隶来说，物也是独立的，因此通过他的否定作用他不能一下子就把物消灭掉，这就是说，他只能对物予以加工改造。反之，通过这种中介，主人对物的直接关系，就成为对于物的纯粹否定，换言之，主人就享受到了物。那单纯的欲望所未能获得的东西，他现在得到了，并把它加以享用，于享受中得到了满足。光是欲望并不能获得这些，因为物亦有其独立性。但是主人把奴隶放在物与他自己之间，这样一来，他就只把他自己与物的非独立性相结合，而予以尽情享受；但是他把对物的独立性一面让给奴隶，让奴隶1对物予以加工改造。

在这两个环节里，主人是通过另一意识才被承认为主人的，因为在他们里面，后者被肯定为非主要的，一方面由于他对物的加工改造，另一方面由于他依赖一个特定的存在，在两种情况下，他都不能成为命运的主人，达到绝对的否定性。于是在这里关于承认就出现了这样的一面：那另一意识（奴隶）扬弃了他自己的自为存在或独立性，而他本身所作的正是主人对他所要作的事。同样又出现了另外的一面：奴隶的行动也正是主人自己的行动，因为奴隶所做的事，真正讲来，就是主人所做的事。对于主人只有自为存在才是他的本质，他是纯粹的否定力量，对于这个力量，物是无物。因此在这种关系中，他是纯粹的主要的行动，而奴隶就不是这样，他只是一个非主要的行动。但是为了达到真正的承认还缺乏这样一面：即反是主人对奴隶所作的，他也应该对自己那样做，而反是奴隶对自己所作的，他也应该对主人那样做。由此看来这里就发生了一种片面的和不平衡的承认。

在这种情况下，那非主要的意识是主人的对象，这对象构成他对他自身的确信的真理性。然而显然可见，这个对象并不符合他的概念，因为政党主人完成其为主人的地方，对于他反而发生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意识所不应有之事。他所完成的不是一个独立的意识，反而是一个非独立的意识。因此他所达到的确定性不是以自为存在为他的真理；他的真理反而是非主要的意识和非主要的意识之非主要的行动。

照这样看来，独立的意识的真理乃是奴隶的意识。奴隶意识诚然最初似乎是在哪独立的意识自身之外，并不是自我意识的真理。但是正如主人表明他的本质正是他自己所愿意做的反面，所以，同样，奴隶在他自身完成的过程中也过渡到他直接的地位的反面。他成为迫使自己返回到自己的意识，并且转化自身到实的独立性。

论胆大和不知羞耻程度，英国电影《仆人》（1963）无论知名度还是震撼力，都不能与《甜蜜的生活》（1960）、《放大》（1966）或《稻草狗》（1971）相提并论，但作为挖掘人类心理（尤其是性心理）幽深诡异微妙处的又一次探测，尤其对象是金发优雅的英国绅士和冷漠刻板的英国仆人，它仍不失为一块珍贵的历史切片。

《仆人》几乎兼合了心理惊悚片和低俗性丑闻的一切要素，故事说简单又复杂——一位神情抑郁的男仆受雇于一位富有的贵族青年，此人精通装潢和烹饪，惯于低声下气，很快就博得了主人的信任和依赖（说明“先抓住他的胃”理论不仅仅适用于妻子们），以需要清洁女仆为由，他又召来了神情轻佻的“妹妹”。主人的贵族女友一直对男仆心存戒备，可男友只把她辞退此人的建议视为小题大作。一天深夜，该和“哥哥”一起去探望生病母亲的“妹妹”意外出现在了厨房里，前一天早上，她就因擅自在主人浴室里洗澡，给主人造成了小小的困扰，正当这天晚上主人因吃不到可口的晚餐还有别的事情，心烦意乱地在厨房喝水解渴时，穿着短裙的“妹妹”半躺在了厨桌上，微微张开双腿……

从男仆言语神秘地给“妹妹”打电话起，一起欺诈阴谋就逐渐浮现在了观众的心头，但《仆人》不是希区柯克电影，它总是有点儿缓慢游离，难以让人彻底入戏，有点儿无聊沉闷，甚至情节反常——“哥妹”搭档显然是个中老手，但他们似乎又缺乏明确目的，意外被主人撞破实情后，没有借此敲诈他，反而干脆宣称即将结婚，说完就打起了包袱走人。

精彩的在后面——主人因失去舒适的衣食起居和激情性生活，从此一蹶不振，这时男仆又前来哀求，说“妹妹”也欺骗了他。主人再次接纳了他，可遭受过女仆打击后，主人似乎失去了原先的心理优势，再也离不开与自己“同病相怜”的男仆，和他同桌吃饭、一起在屋里玩游戏，甚至在男仆要挟要走人时对他低声下气，当“妹妹”前来乞求一点儿医药费时，主人还产生了一女二男一同生活的想法。至此，一场精心谋划的心理控制游戏终于显露全貌，饥渴而狡诈的下层阶级终于向富足而懦弱的上层阶级呲出了狰狞獠牙。

《仆人》下半部完成了从剧情片到心理探索片的精彩转化，这种转化提升在结尾淫乱戏时达到了高潮。体味这种高潮可能需要先辨认编导的某些晦涩铺垫，比如主人和男仆之间是否产生了暧昧的断背情？男仆之前让主人喝的酒是否有迷幻作用？那几位神秘妓女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细细品味下，你可能会发现，这起反客为主事件是如此缜密，如此精彩迭起和充满讽刺（比如主人深夜按捺不住春心，把“妹妹”叫出来幽会，可我们看到“哥哥”就躺在她的床上，又比如处于镜头中心的人往往不掌握主动权），又如此模糊、暧昧和充满虚无主义，但《仆人》对男性性心理的表达却是如此明确——比起端庄淑女，男人更爱荡妇。

作为英国艺术电影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和英国电影百部佳片之一，英国人可能会泄气地发现，《仆人》剧本虽然出自出哈罗德·品特之手，但导演却是个因麦卡锡主义逃亡英国的美国佬，不过英国对于约瑟夫·罗西似乎是块宝地，《仆人》之后他又拍了几部佳作，尤其是1976年的《克莱恩先生》，阿兰·德龙在片中扮演了一个二战时的倒霉法国资产阶级，他为证明自己并非犹太人的自我发现之旅相当令人震撼。

1963年的《仆人》延续了品特在戏剧方面的特长，故事讲述的是一位中产阶级公子哥被自己的男仆一步步攻陷最后沦为欲望的奴隶，且几乎都是在单一空间内完成了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关系的对调。1967年的《车祸》在剧作上呈现出两人合作的三部影片里叙事最为开放的气质，描述了一个大学教授借由一次车祸占有了自己垂涎的贵族公主。而1970年获得金棕榈大奖的《幽情密使》则将年代放在了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展现了一位小男孩因为促成揭露一段跨阶级恋爱而内疚终生的故事。
三个故事之间最直观的共同因素是阶级和性。使我感兴趣的不是二者之间的矛盾，而是这三个故事怎样让我们去理解阶级和性的关系以及二者只见为何能产生关系的原因。
《幽情密使》
首先我想先从他们最后一部作品，即1970年的《幽情密使》开始说。即使这部影片是三部影片中获得了最高奖项的电影，但是实际上在我看来却是最不出彩的一部。影片发生在大约二十世纪初，少年Leo来到同学Marcus的家里度假。Leo沉浸在Marcus家族的富裕与高贵之中不能自拔，并且爱慕上了同学的姐姐Marian。后来，他得知已经和门当户对的Hugh订婚的Marian和家里的佃户Ted正在发展地下恋情，并且自己无法避免地成为暴露这段恋情的帮凶，结果导致了这段爱情的毁灭与Ted的自杀。到了最后我们才可以确定，影片是以中年的Leo回访Marian作为线索倒叙展开的。总体来说，故事的二元对立建构很明确，即自由恋爱与阶级鸿沟之间的基本矛盾。
值得多想一想的，也许是Leo对于Marcus家族的态度和对佃户Ted的描绘。
Marcus家族的高贵之于Leo，应该好比大观园之于刘姥姥。在Leo得到一件自己从未穿得起的新衣服时，他说道，自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物质对一个人的说服力，这种说服力是Leo能够爱慕上Marian的基础。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在品特的剧本中，阶级之所以能够构成吸引力的原因——物质的吸引，并且这种吸引完全有可能幻化成性吸引的来源，只不过在这个故事里因为Leo的年龄而只保留在了青春朦胧的爱慕地步。
相比之下，对于另一阶级的描写更加有意思。约瑟夫·罗西使用阿兰·贝茨这一高达健硕的男演员，从而向我们隐去了农民阶级的卑微、肮脏的形象，突出了这一阶级本身的劳动属性，并且放大了这一属性可以具有的吸引力。不管是Ted出场时身着泳衣展现健美的身体，或者是他和Leo相处时的亲近，他被塑造成了影片最有魅力的男性形象，以至于Leo对这个成年男性的依赖感似乎可以与对贵族阶级的仰慕平起平坐，难怪乎我们的贵妇Marian会倾情于他！如果我们将统治阶级的权力简化为可以不用劳动的权力，那么在品特的剧本中，我们还会发现，这种权力的代价就是永远隐含着对劳动与劳动者的性幻想。一旦这种性幻想被赋予行动，人物将处于阶级奴役与性奴役的反向矛盾中。
确立了阶级双方相互的性吸引力来源之后，我们以它们为线索来审视罗西与品特之前的两部作品，将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仆人》
1963年的《仆人》讲述了富家子弟Tony雇用了一位名叫Barret的男仆，自以为与男仆的表妹Vera发生了关系，却发现Vera其实是Barret的未婚妻。激愤之下他辞退了Barret，却发现自己对他产生了依赖感，于是只得重新聘用他，但二人的主仆关系自此发生了微妙的转移。最后，经由Barret的教唆，Tony尝试了荒淫的生活，却发现自己无力承担荒淫的道德压力。
在这个文本中，阶级双方仍然存在，但是性只是身份倒置的途径而非原因。沿用之前的逻辑，这种身份倒置很容易理解，而且似乎排除性的因素，这种身份的倒置依然可以成立。之所以用性作为途径，我想这和品特对60、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的关注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当时一系列运动的对象是保守资产阶级（贵族）的道德观。我只说道德观，因为这好像完全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真正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许很早就与他们的道德观产生了巨大的裂缝。运动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撕破最后一块遮羞布而已，但是即使是这样，意识形态的动摇也已经使得统治阶级如坐针毡。所以，Tony这一人物本身就是抽象的符号，被品特用来模拟行将崩塌的，保守的道德观念。
那么，性作为武器，它该如何一步一步瓦解它的对手呢？故事中的顺序是乱伦、出轨再到最后的滥交。Tony受到的第一层冲击是发现自己的男仆与表妹在自己的房间里乱伦。按照故事的普遍规律，乱伦放在第一位，只能说明这一行为的冲击力度最小。回想一下西方的神话以及贵族的婚姻，这似乎是可以说得通的。第二层，则是出轨。出轨这件事情首先并未发生在Tony身上，它本身只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挑战，然而到了后来Tony萌生了与Barret和Vera共同生活的念头，这才是造成Tony进一步走上羞耻之路的那一步。这不仅触及到了婚姻制度，也触及到了男权制度。在这一个阶段，Tony的生活慢慢开始被男仆Barret主导。到了第三个阶段，Tony迎来了Barret带给他的荒淫礼物——屋子里不再有身份差异，只有两性关系。这也许看似并不足以构成Tony的负担，但是当Barret作出了亲吻自己的女友Susan的举动时，Tony便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他不再能够独自占有Susan。由此，Tony陷入了崩溃。
这样看来，《仆人》清晰地向我们解释了性解放运动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根源是什么，即，性解放以性作为突破口，试图瓦解阶级，否认私有的可能性。这确实像是占有少数资源的大部分人尝试做的事情，放在故事里面，便具体变成了Barret对Tony发起挑战。
至于Tony为什么一步一步接受了Barret的进犯，看似是因为他对Barret的依赖。Barret走后，Tony发现自己的生活毫无依靠，连发泄欲望的勇气也消失了。但是，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回想一下Barret这个男仆的形象，他在家里担任的角色，必然不是父亲，而是更像母亲，对Tony无微不至地照顾，甚至还帮他洗脚；另外，影片中道具的暗示和他在电话亭对女性的蔑视，似乎告诉了我们他在性取向上具有同性恋的可能性。品特好像有意在这里强调资产阶级的恐同情绪与恋母特质，这两点造成了Tony这一角色外强中干的特点，也为他之所以能够被Barret俘获提供了解释。然而，受制于当时英国社会的舆论，这一点即使真的是创作者的意图，也只能如此隐晦地掺杂在文本里。影片中有一段主仆二人在家里玩捉迷藏的游戏，Barret阴森的表情一直在重复着“I Found You”，而Tony则显得无助而又恐慌，好像害怕自己的内心被Barret发现一样。这一段内容如此暧昧，使得它在现在看来也愈发能够印证我们的猜测。
总结来看，《仆人》虽然作为罗西和品特合作的第一部作品，但是在激进性上却是最高的，它的政治参与度也同样如此。其次，它试图让我们想象，运动之所以能够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本身就具有被释放的可能性。在性的层面，这种可能性，大概也就和占据主导的人总会幻想被侵犯是同源的吧。
《车祸》
1967年的《车祸》在剧作结构上最为贴近现代电影，并不追求因果链条的紧凑，并且文本也并非呈现出封闭的格局。它讲述了牛津大学教授Steven垂涎于自己学生William的女友，奥地利的公主Anna，却发现自己的同事Charlie捷足先登与Anna发生了关系。一次偶然的车祸中，他救出Anna并且趁机得到了她。听起来，这很像法国新浪潮电影。并且，如果我们沿用看待前两部电影的策略，画一张二元对立结构的图表，即统治阶级\非统治阶级——奴役\被奴役，那么这部电影同样可以适用。但是在这个文本中，我发现有一些东西是新颖有趣的。
一，角度。《仆人》的主人公是作为被入侵一方的资产阶级贵族Tony，《幽情密使》的主人公则是站在第三方见证了两个阶级之间的结合，而在《车祸》中，主人公的位置转而换到了入侵一方——牛津教授Steven身上。客观地讲，Steven属于资产阶级，他的社会身份也因学历而处于较高的位置。但是相比贵族Anna与自己的同事Charlie，他仍然显得没有底气而又渴望进犯。至于与他相同阶级的Charlie为什么在故事中可以作为另一个“阶级”的存在，后面我会说。
二，角色功能的分散。在另外两部作品中，矛盾的两方即为两个阶级自身，一系列的性联系都发生在双方自身之间。但是在《车祸》中，品特尝试了这样一个方法——将进犯的承受者和进犯这一行为之于进犯者的意义所在分派在两个不同阵营的角色身上。Steven最终占有了Anna，Anna是这一行动的承受者。但是这一行动是发生在Charlie早先已经占有过Anna的前提下，因此，Steven占有Anna这一行为的意义更多不在于他征服了一个贵族公主，而在于他证明了自己与Charlie至少是平起平坐的。这个文本的趣味在于，Anna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欲望符号，而快感的来源由另一方提供。
三，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Charlie相较于Steven，最为不一样的就是他是一个名人，他经常上电视。这种不一样至少单方面造成了Steven对Charlie的嫉妒与无力感，说明了两点：1.大众媒介（屏幕）成为了知识分子无法忽视的话语阵地。2.大众媒介（屏幕）可以赋予个人社会地位的增值。按照大众文化研究的观点，在信息的时代，屏幕承载了这个时代的神话，也保留了大众对于神话的想象空间。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可以用现代的眼光来定义“阶级”这个词汇，那么屏幕完全是可以塑造一个阶级的，而它早已经这样做了。这个阶级的对立方只有一个，那就是屏幕以外的所有人。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理解为，品特在《车祸》中试图将因电视而成名的Charlie塑造成“贵族”——那个在故事中最终将被打败的人，而真正的贵族在这里完全只不过代表着欲望的惯性所在，而非欲望的最深层对象。
在Steven的妻子说Charlie适合媒体的时候，Steven敏感地诘问妻子是否认为自己不适合媒体，这一笔最为清晰地表现了Steven对待Charlie和媒体的态度。因此在得知Charlie得到了Anna的时候，Steven收到了打击，不只因为是欲望的幻灭，更多是因为嫉妒。他怀疑，是电视机赋予Charlie的名声从而使得Anna会垂青于他而非自己。在车祸发生后，他第一时间想的不是为自己的学生William寻求救援，而是企图占有Anna从而可以填补自己面对Charlie时的心理落差。品特在这个剧本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折腾于自我认知与欲望之中，从而变得麻木与腐朽。
最后，我认为还有必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Anna来说，Charlie的吸引力来源于什么。可以确知的是Charlie的学识和社会地位，但是只有这些吗？对比Steven，我们至少可以看出，Charlie这一角色的性力是外露和充沛的，不管是在图书馆念报纸的桥段，还是打网球时他用网球击中Anna的臀部，这些都是Steven不可能做出来的事情。对于Steven来说，这些永远只会潜伏在他的欲望中而没有外放的可能。因此，这些他所没有的东西，也可能成为Charlie捕获Anna芳心的原因，这和罗西在《幽情密使》中着力强调Ted的性感似乎是共同的。

约瑟夫·罗西和哈罗德·品特在这部令人眼花缭乱的经典作品中深入探讨了权力的本质。

德克·博加德在《仆人》(The Servant)的第一个片段中使用的行走方式依然充满活力和魅力。故事的背景是伦敦的切尔西，博加德饰演的巴雷特正在去面试一个半贵族家庭男仆的路上，但他大步向前，轻快而沉着，一点也不恭顺，丝毫没有仆人的样子。

这些暗示将在接下来的电影中显现出来，这种步态也能让你感觉到相机后面的人。

导演约瑟夫·罗西总是带着一种自负的姿态工作——很少有电影像这部电影一样如此大量地使用镜子——编剧哈罗德·品特也是如此。罗西被好莱坞的黑名单驱逐出美国，品特则是伦敦年轻人的愤怒声音的代表，这部电影让外地人感到欣喜。

巴雷特准时到达了他的预约地点，这部影片是在1963年上映的，这一年恰逢普罗富莫丑闻被爆出和披头士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发行，这是英国上下颠倒的两个里程碑。

电影也加入了它们，巴雷特受雇于软弱无能的托尼时，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场景被记录了下来。这些细节与英国的阶级制度有关，但罗西和品特对权力的本质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

英国电影从未如此古怪，也从未如此耀眼。

By：Danny Le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