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观影时实在未能形成统摄性的结构思路，本文将从Anna、Kate、Sara三个人物的经历入手尝试展开分析。

一、Anna：技术降生与身体自主权的争夺

影片以Anna对于自己“出生”的理解开头，她说：“Most babies are coincidence, souls flying around, looking for bodies to live in, then down on Earth. Mom told me I am a little piece of blue sky and I come to this world because dad and mom love me so much. It was only later that I realize it wasn’t.” 她对于“出生于世”的想象是从美好的蓝天或天堂（“blue sky” or “heaven”）降临到人间的灵魂（soul），在母亲的言说里，她的诞生毫无疑问是父母“爱的结晶”，但她的生命体验却告诉她并非如此。在她的理解中，很多孩子的降生不过是偶然（“coincidence”），而自己的生产却带有特殊的目的（“for particular reason”）——她是经由试管婴儿技术以“100%成功率”成功合成的designer baby，成为Kate的“perfect chromosomal match”，功能在于为患白血病的姐姐持续提供同一基因型的各类器官。

试管婴儿技术在Anna降生中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事实上，这个孩子的出生并非完全出自其父母的主观意愿——在他们因为Kate日益恶化的病情而走投无路时，若非Kate长期以来的主治医师Dr. Chance建议（suggest）Sara & Brian可以考虑尝试生育一个与Kate同样基因型的孩子，他们很可能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也就很可能不会有Anna的出生。值得注意的是，Dr. Chance虽然在提出“作为一种可能选择的试管婴儿”时表露出十分审慎的态度，同时坦承：“It’s not for everybody.”[1]，并且声明以家属意愿为首——但他对于“作为一种技术的试管婴儿”的成功率所作的承诺却是自信而不容置疑的：他向Sara & Brian保证“100% match”。实际上，面临着Kate危急的生命情况，摆在家属面前可供考虑的选择极其受限，他们往往不得不（have to）屈从于或是主动投靠（subject to）[2]医生所代表的科学权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试管婴儿技术作为Dr. Chance手中最具说服力的力量（power）引导着Sara & Brian的选择——Anna的孕育与降生。不仅如此，这种技术上的成功还在同行之间不断地得到自我确证，以加强“这么做”的正当性：听证会上被传唤的众医生不多的共识之一便是：“Kate is a miracle”，而当问及Anna（为Kate所做出的一切捐献）的意义？医生们的回答是：“She got to save her sister’s life!”奇迹的源头，或者说Anna的诞生又发自何处？答案不言自明。好一出对人为之奇迹的自我夸赞。

可以说Anna从一出生就失去了对于自己身体的自主权（autonomy）。她被Sara孕育出世的目的更多是作为Kate的器官库储备。在Anna的儿童期，Sara每次总会以“帮助姐姐”的名义利诱她（有时以带她吃冰淇淋为由）进入手术室，尽管Anna在手术台上表现出了对于扎针等医疗行为（骨髓穿刺）的反抗，但她过于幼小的身体总能被作为执行者的医生轻易控制住。在Kate的病情尚未恶化到需要取肾之前，Anna身上被取出的细胞与血液都是可以再生的。如果将可持续再生的身体器官作为一种可通过移植等方式达成流动的bio-capital加以考察，器官的再生也就拥有了价值（value），说Sara以亲情的面纱对Anna行剥削之实并不为过：她以极低的成本[3]在Anna尚不具备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能力时占有了本不属于Sara、却本应专属于Anna’s property的bio-capital——尽管是服务于救助Kate的目的。

矛盾的爆发是必然的，其中的关键在于对医疗监护权的争夺，Anna诉求的核心是要回对于自己身体的自主支配权（“rights to my own body...not want to have something cut out of me”）。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来自“身体应当是属于自己可支配的财产”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预设；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步入青春期的Anna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当周围的伙伴谈论着各自向往的生活方式，Anna也会憧憬着不受拘束地踢球、做啦啦队长、乃至未来的怀孕、步入老年（从而活得长久）等生命历程——毫无疑问，一个健康的、而不是残缺的身体是Anna实现上述理想的自由生活状态不可或缺的载体，因此她不想因为捐出一个肾而只能在往后的生命里过上小心翼翼的生活（”but I don’t want to be careful. Who wants to live like that ?”）。自己身体的被剥夺感的萌发使Anna求助于名律师Alexander，不过，他应允成为Anna的发声者与法律代言人（legal agent）而鼎力相助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幸运——身患癫痫的Alexander深知无法获得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control over body）是怎样的无助与痛苦——这是他们得以结盟的必然性共识。他们将据此发起一场斗争。

二、Kate：明显的病态与持续的反抗

Kate的白血病并非三个孩子中唯一的病态，但血液指标在量化标准下的测量异常使她从父母那里“并不情愿地”夺取了不少本该属于Jesse的注意与关爱。相较而言，Jesse的阅读障碍难以通过量化的方式展现，像单位血液中的白细胞含量那样说服父母——Sara & Brian需要投入相当多的时间与脑力才能稍许理解儿子在面临（被大众认为是）简单的阅读任务时的困境，否则Jesse遭遇的disorder大概会造成有意作对等误解……而对于Kate而言，白血病及其治疗给她的身体带来的变化十分明显。在化疗以后她不想起床，她认为自己：“I’m too sick. I’m too tired. I’m too ugly. Don’t you dare tell me that I’m beautiful because I’m not. Don’t you dare tell me that nobody’s staring at me. I’m a freak!” 失去头发的面容是丑陋的，出门就意味着要面对他人对女性容貌评价的目光，又夹杂着术后的身心俱疲，构成了她自我认知的病态；初识Taylor时，当被问及“不在医院时都做些什么”，Kate的回答是：“只是等着（身体出状况）再回到医院。”她的病态就这样在持续的不安定感中被构建出来。

但Kate对此的反抗从未停止，对身体自主权的争夺便是她的主战场。刚住院不久时，Kate并没有很适应这个陌生的场域，面对查房老太的训诫，她所做出的反应是和Anna一起顶嘴、并通过掉包恶搞尿样，在惊诧的老太面前表演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地喝下、喷出自己的“尿液”来彰显对于自己身体（及其延伸部分）的掌控权，从而尝试夺回自己的身体在医院中的主体性。另一次是在结识Taylor后的舞会之夜——这无疑是Kate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虽然她仍需通过租借假发来向Taylor以及在场的众人展示自己（认为）最美的身体，不过当她揭下假发，在医院的病床上与Taylor坦诚相见时，她由衷地袒露道：“Glad I’m sick”。

对于死亡，Taylor和Kate的态度都坦然而不畏惧。对于Kate而言，治疗已经算不上多大的痛苦，“Whole life is a pain”，她不想再痛苦地活着，只想在这里终结，“It just gets scarier from here on out”。否则，苟延残喘地延续生命意味着她将会被执拗的母亲坚持要求继续痛苦的治疗，像对待（属于Sara的）实验样本一样被切碎，直到只剩下最后两个细胞也不善罢甘休（“Mom’s gonna chop me and cut me till I’m a vegetable. Two cells in a petri dish that she shocks with an electric cord”），因此，直面死亡，而不是任由疾病蹂躏，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她对病态最后的反抗。由Jesse脱口而出的Kate的求死态度是推动法官判决的决定性因素，电影中的Kate也最终如愿以偿：她完成了前往海滩的遗愿——这种享受生命直至最后一刻、安然赴死的价值观（value）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4]。在Anna对于Kate死亡的想象中，“She’s gone, a little piece of blue sky.” 她重新回到了天上——那个她出生的地方，并且与人间相比要更加幸福（在Kate的认知中，她会在死后所去的地方与Taylor重逢）。Kate之死同样也使Anna与自己和解，Anna一开始认为自己降生的意义是为了成为Kate’s genetic savior，但是和Kate一起经历的人生告诉Anna：她的降生从不应被视为、或被认为for god’s/savior’s sake，拯救并不重要——事实上也是没能且不可能实现的——真正重要的是她和姐姐共度的这段关系（relationship）。 “The point is, I had a sister. She was fantastic.”

三、Sara：守护的天使？监控的卫士？

Sara在全片中的关键动机围绕着控制（control）展开，她将两个女儿视作自己母体的延伸，竭力借助医疗技术与科学权威实现从“人”到“神”的不可能僭越——当然，悲剧性的结局最终仍需由具体的“人”来承担。

Sara对于Anna的控制主要在于身体与器官的私有权归属（control over property of body and organ）。毫无疑问的是，她从Anna一出生就将小女儿的身体视作自己身体的延续，这样才能肆无忌惮地控制、占有她身体中的各种器官。直到Anna以法律形式进行反抗，Sara仍认为Anna只是个“想法五分钟一变的儿童”，也就是说，她并不具备整全的、可以代表自己的独立意识，从而也就不具备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权。然而，对于“儿童是否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决权？”以及“儿童何时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决权？”这两个问题，即使在传唤了众医生的法庭上，这些专业人士也对此争论不休（“But also said I was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fully and none of them would say at what age I’d be able to understand. All in all, they were like me , pretty confused.”）。但是，Sara显然无视了这种争论产生的可能，垄断了对于Anna的身体控制。

家庭相册（剪贴立体书）中的温馨场景贯穿全片——这是Kate最为看重的物品，临终前她向Sara展示了自己对于母亲的想象：“A guardian angel who watches over me every single day no matter how sick I am. I know I am never alone.” 对于这句评价其实可以有双层解读，更为符合影片情境的自然是：Kate在临终前表达对母亲无微不至之关怀以及始终不离不弃之照顾的感激之情，感谢母亲的陪伴使自己不至于孤身一人去面对病痛——不过，考虑到Kate自知时日无多、接受死亡的心态与Sara始终坚持手术治疗等行为，上述评价或许也可以被理解为：母亲是一个日日夜夜监视着自己健康状况的“守护天使”，无论我的病况多么糟糕（无论我多么不想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她（都不会考虑到我的想法，而是贯彻她自己的意志）都会坚持让我治疗。我知道（由于母亲的管制）我永远无法独自走向死亡。

Sara对于Kate的控制主要在生命的存续与死亡（control over life and death）。她自始至终都坚持前者，并用尽一切办法延续Kate的生命，为了实现这一点，她专断了对于Kate生死延续的决定与话语权。事实上，她根本听不进Kate的求死之心与相应的表达——尽管Brian & Jesse都表示Kate在病情急转直下后实际上已经与Sara表露过好多次求死的意愿；在收到法院的控告时，难以置信的Sara完全无视了一旁病床上想要对此解释的Kate，而只是匆忙掌掴同样激动的Anna；在Kate化疗住院后，她也并不十分关心Kate的闲聊内容，在Kate产生呕吐时，作为母亲的反应与关心也远不如Taylor及时。事实上，她甚至并不承认死亡是生命的正常过程，也并不在乎自己的女儿真正想要怎样的生命体验（是痛苦地活着还是安心地死去）——她只是一味地强调：“We are doing the operation.” 这种决绝的态度或许与她原先的律师职业有关：在和Kelly的对话中，她表示自己从不接受失败，毕竟代理官司只有输赢之分，同理，在生和死的角逐中，她认定了前者，就绝不会认输。

为了取得她对于死亡的胜利，她选择了对于先进医学技术的彻底信赖：在Dr. Chance提出试管婴儿建议时，Brian仍有所顾虑，而Sara却几乎毫不犹豫地接受。她不甘于生命偶然性造成的生理缺陷，一旦发现重新设计生命的技术性可能，她必然会选择尝试——而这种跨越在传统的西方认知里往往被认为：只有“神”才有资格、并且有能力去实现，Sara作为一个想要僭越生命有限性（不可避免的死亡）的“人”只会落得一个被塑造出的、歇斯底里的疯女人形象（insane hysteric woman），并且在这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痛苦也终将由她这个具体的“人”来承受。看上去是作为“人”的Sara向拥有抗拒死亡能力之“神”的一场必然的僭越失败，可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真正的幕后推手——那些研发技术、巧言令色劝服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医疗尝试的医生们却顾左右而言他——在Anna的现场讲述中，法庭上被传唤的众医生纷纷表示：“Nothing was their fault and it was a complex problem.” 权力往往以不可见的面目隐于幕后。

和Sara鲜明对应的是Brian，父亲从试管婴儿决定的那一刻就已然预知了悲剧性的结果：“It was our fault. We can’t against nature and this was our comeuppance. ”当“人”试图去超越自然，攫取设计生命的权力，从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未来的报应。但他却一直是软弱的，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一直对于妻子的决定言听计从，直到Kate临死前想要去看沙滩，他才第一次勇敢地做出反抗。然而这实在来得太晚，曾经漫天飞扬的肥皂泡（Tiny bubbles）呼应了他对于一家人生活状况本质的理解：“But beneath the exterior fine, there are cracks, resentments, alliances that threaten the very foundation of our lives as at any moment our whole world would come tumbling down.”

[1] 言下之意：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他们家这般的物质条件来尝试试管婴儿技术以救活自己的孩子，这其实暗含了健康的阶级不平等，不过本片中其他相关材料较少，在此便不作展开

[2] 这的确也是他们做出的选择，但Sara和Brian的态度却十分不同，将在第三部分详议

[3] 可能只付出了抚养Anna日常生活的成本，但显然要远低于稀有器官可能达到的市场价格

[4] Sara & Brian的冲突会在第三部分展开

我该怎么说呢，我很矛盾，有质疑大家公认的高尚到底是什么。是的，我追随着妹妹，虽然她一开始提出，她要拥有自己的身体行使权，不给姐姐捐肾时，我懵了，我想那是生命啊，我被一贯输入的思想道德开始质疑她。当妹妹活蹦蹦的跑到律师面前，她说我要告我父母，她给律师一堆的文件，嗯，都是她从小就开始给姐姐捐赠器官的说明，那些数字大抵是可以看出这个一开始就被描绘成一个坚持不懈，相亲相爱的家庭时的假象。这是当时自己的心理，现在看完真是觉得自己狭隘得很。继续说自己心理变化过程。那位胜率91％的律师当时只了解到了她的态度，他便接手了。只因他有癫痫病，明白那种身体不得自己控制的痛。当她告诉母亲，她绝对不会给姐姐捐肾，她的母亲质疑着，给了一巴掌，那是你的姐姐！她决绝的反问到，要是我只剩一个肾，我就不能运动当拉拉队或者怀孕是么？我不想再在身上割肉了，我这个生来就是捐赠的孩子，我不是你们爱的结晶，我是为了姐姐才活在这个世上！可你们有没有问过我的意愿呢！也许跟她的姐姐比苦，她还真不算什么，或许很多人都会这么想，那一刻我在想痛苦，不论程度，不比较，自己的痛苦谁也感受不了！不能因为你觉得她比较苦就忽视了另外一个啊！妹妹被父亲带着出去，看着这个十一岁的女孩，孤注一掷的勇气，令我动容。我很坏心的想着，姐姐死了很好。。。 故事有很多面，一家人每个人都塑造的很饱满。可是我的关注点还在妹妹身上，当我认为剧情走向貌似要向通常老套的桥段走时，我想弃了来着，幸好还有点不甘心，继续看着，是的，是姐姐让妹妹做的，因为她不想活着了，她深知妈妈不会同意，所以她只能劝妹妹。妹妹说她们不会相信我的理由的。但是她的姐姐啊，说会的，因为你说的是事实！我泪目了。原来孤注一掷的勇气不是只有妹妹，是坚持了十几年的妈妈，放弃自己的世界只为成全姐姐的世界，是沉默宽容的父亲，照顾着所有人的情绪忘却自己。是孤独自强的哥哥，害怕回家却又总很想回家。更是姐姐，为了你们我到底是活着还是离开，那我就都试试。 写着写着就写偏了，可能是只从妹妹的角度，但妹妹又只说了一个角度，还夹杂着自己审视自己内心，表达不出来了。可是还是想说，片面的去认识公认的高尚可能会失去感受美好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