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大家对这部纪录片的关注与支持。

2年前的深秋、在疫情发生10个月之后，我接到了一个来自腾讯的电话，陈牧乔和胡靖雯两位老师一起在电话里跟我探讨，是否可以拍摄一部关于（在疫情背景下）海外留学生的纪录片。当我在电话里听到这个题材的时候，还是有些震撼。在疫情发生之前，我们始终觉得这个世界貌似并没有那么疏远。弗里德曼在十多年前《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就描绘着一个全球化的星球，我们似乎也适应了一个便捷出行与高效的世界，但疫情让一切戛然而止。在那一刻我不禁思考，那些在远方的人该如何回家，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去完成各自的选择？这一切似乎带着一种巨大的牵引力，让我开始为这样一个题材着手准备。

从筹备拍摄再到剪辑，我们的工作方式几乎每天都在跨越半个地球。北京办公室的导演组和阿姆斯特丹的策划拍摄组，从选题的征集、再到第三国摄影师和拍摄对象的调度联动、大量素材的传输整理，都成了这次拍摄的挑战，好在大家总结出了一套远程拍摄的工作方式。

我们的团队是一群以90后为主的青年创作者。在荷兰的办公室中有6人担任了这部片子的调研策划和海外拍摄联络工作。在北京，我第一时间想起了老铁吴学竞，我们两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也认识12年了。早年间我们都在新闻单位共事过，他是一位极其出色的青年导演，多年在幕后工作、习惯了用沉稳低调的方式去为观众创造内容。

在2021年春节来临的时候，我们向北美、南美、欧洲、中东、东亚、澳洲、非洲各地的留学生群体发去了选题征集的文案海报。我到今天还记得第一次开策划会时的场景，尽管再有几天就要放假，但是我看到所有参与项目的导演、策划们那种投入与热情。我能从他们的眼里看到一种久违的光亮，那是一种种对故事探索的赤诚热情，是一种年轻灵魂对表达的渴望。

我们陆续收到了超过200多个人物的选题回复，因为我们的精力有限不能一一展示，因此从中在根据前采、调研、跟拍一段时间后确定了现在大家看到的5个故事。随之接下来将近一年多的工作里，北京老吴带领的导演组、在阿姆斯特丹宋元明清带领的调研和策划组、还有分布在各地的摄影师们一起联动开始了一次为期16个月的环球拍摄。

我们的许多摄影师和主人公在拍摄的时间里都经历了 “宵禁，封城，解封，再封城的这一过程” 有的甚至还经历了地区冲突的局面，有的甚至是生命别离的时刻。尽管我们的拍摄对象是一个个中国留学生，但是将近2年的时间下来，我们似乎也短暂记录了疫情下的历史切片，也许多年之后我们会回看此刻的这些影像。我非常感谢朱乐贤老师，是他在我们遇到拍摄挑战和未知的时刻，一次次坚定地支持我们，让这部片子成为可能。

2021年春天，我们在纽约遇到了这位来自中国山东的姑娘邢淅璇，我们和她接触时她的新冠病情刚刚治愈。她在最艰难的时刻没有放下戏剧，在美国布林莫尔学院学习戏剧的她，即便工作再累她也没有放弃一次创作和演出。她在天台排练实验戏剧的时候，百老汇还没有开门。

在蒙大拿的山区，楼佳凯这位来自浙江的年轻男孩成为了当地人的挚友。他大学时的纪录片就选择了当地印第安人部落里的故事，他拍摄过北美野牛如何从黄石公园回归蒙大拿保留地的故事，这背后牵动的是19世纪中后期西进运动时期那段残酷的历史。他也同当地的牧场主打成一片，拍摄了一个农场家庭在寒冬给1000多头牛接生的故事。由于当时室外气温低，不少小牛会在出生时就被冻死，为了救更多的小牛，当地的牧场主们会在冬天小牛出生时全家上阵接生，这一次拍摄也让佳凯学会了给牛接生。这是一种和大自然搏斗的场景，也是一种生存的场景，他把镜头对准了Ovando的一个牧场。后来这部片子获得了2019年美国大学生纪录片节第一名的奖项，他的第一部片子也成了这所排名在全美100名开外的学校的荣誉。整个米苏拉小镇也高兴了， 学校和小镇上的居民在当地最大的剧院观看了这部只有13分钟的纪录片。在现场JK（佳凯）把Ovando牧场一家人也请来了，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自己在严寒中生存的故事被这个95后中国小伙子搬上了荧幕。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冲突解决与调解专业的留学生朱效民，是众多学生中比较特殊的一位。他的专业同当今世界上的一些热点局势息息相关，当我们和他取得联系时他正在提交毕业论文，正准备开始一趟从戈兰高地到耶路撒冷的旅程，他想用这样的方式去解答一些内心的疑问。而拍摄他的摄影师Alon Farago是一名以色列老兵，曾经在以色列国防军伞兵部队服役，90年代初期退伍后他放下了步枪、拿起摄像机成了一名摄影记者。在2021年的9月份他们完成了穿越遗迹、山谷、到圣殿山的行程。

在法国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服输的中国青年董永晟，在疫情前他同合伙人曾经企业经营的小有成就，但疫情将他从事的旅游业彻底击毁。尽管疫情一次次把他的创业计划和工作打碎，但他从未屈服于此，他会在雨夜一个人谈着吉他唱《南方》，也会在逆境中去寻找机遇，他从未对生活失去希望，他在布列塔尼亚海岸边的呐喊仿佛是对当下的回应。我记得拍摄期间他收获了一支独角仙，他说那支昆虫能承受超过自身体重数百倍的压力，疫情之下他把自己也比作那只独角仙。

在德国我们记录了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这名女生叫周倩仪，她在莱比锡读天体物理专业，不幸的是在2019年底她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但是由于2020年的疫情她一直没能回国。当我们联系到她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德国的医生已经告知她的治疗不会再有更多进展，只是劝她尽量提高生活质量。她选择了回国继续治疗，也就是从她准备回国的那一刻起我开始了对她的跟踪拍摄。对倩仪的拍摄着实有一种敬畏与尊重，周倩仪是一个乐观的青年，她对生活那么热爱，即便有病痛、她也没有气馁。 她没有把痛苦与无助的一面展现给周围的人，她始终是让周围的朋友看到乐观与勇气。即便在她最后的时刻，她依然会去唱一首歌，陪父母吃一顿晚餐。

在我的印象里，倩仪始终是那个爱笑的女孩、对宇宙深空探索充满无限热爱的姑娘，对常识、科学、对生活的热爱是她留给我们最美好的印象。她喜欢一部关于卡西尼号土星探测器的纪录片，那部片子中卡西尼号最终在宇宙中化作星尘与土星融为一体，而在最后的时刻这艘1997年发射的探测器将天线对着地球发出了最后的道别。也许人终究会化作星尘，在无尽的宇宙中继续漂泊，而我们永远记得那份善良、乐观与勇气。

我们还有很多故事没有在这一季中完整地展现，从中国乡村来到澳洲塔斯马尼亚岛上的陈锦元、到莫斯科同90岁高龄的导师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侯天宇、赴德公派留学的化学博士龙鹏伟、曾在中国华西医科大留学并返回印度参与防疫工作的见习医生Neeraj Ravishankar、再到英国的小留学生“小院儿”……我们也会以番外篇的方式把这些故事呈现给大家。

最后关于这部纪录片我们要感谢每一位摄影师、每一位剪辑师、每一位策划、每一位工作人员，有太多人为这部纪录片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而非凡的贡献。而每一部纪录片的背后都是一群热爱生活、热爱影像、拥有共同信念的人。希望关于海外中国人的故事能够一直被讲述下去，希望疫情终有一天结束，希望这个世界的隔阂终有一天消散。

WFH一周之后，假期又要关着。看见这个名字就被吸引过来了。看后发现讲的居然是留学生的疫情故事，并不是旅游节目。看了四集（第五集还没有更新），非常"致郁"。第一集的主题就直接关于死亡。想起了《四个春天》。晚上无聊听别人聊天，有人在侃侃而谈说如果生命还只有一段时间了，他会怎样去好好珍惜好好陪身边的人。不由得想起早上看到的纪录片里的姑娘，在最后关头还是各种执着。她最后的时候应该挺难过的吧？如果提早认命，来一次真的远行，或者好好家人朋友告别，会不会更好？也许会？也许也难？人在不同阶段的重点和想法真的不一样。追求的，不一定就能得到，哪怕是生命。后面几集也是很多求而不得，也许对比生离死别，这些只能算矫情，但也是人实实在在的感受。看到第四集，男主在经历n次创业失败后，走到海边，女主说了一句"要不就不要向前走了吧？"，男主对着海叫了几声，没有人回应。突然挺触动的，没有岸的讯息，但至少身边还有另一只船。

第三集已上线，来自导演刘怡的手记，分享更多幕后故事。

一年前，我在节目征集的投稿信箱里，翻到了小董的留言：“2010 年到的法国，从学习到创业，从单身到有人陪伴，疫情改变了我所有的生活，从创业到失业，从有人陪伴又成了单身，独自一人体验抑郁的感觉，人生低谷的煎熬。感悟了很多，我的棱角已被磨平，我在继续打磨我的人生，让他变成一把锋利的宝剑，期待着它他再次出窍。”读着这段文字，我猜想这背后该是个有故事的人吧。

2021年5月25日下午，我拨通了小董的电话，聊天初始总是少不了自我介绍，他忆起当年做过的风光事迹，协助外文局、中宣部，参与中法全球治理论坛的相关接待工作中，也曾接待到前任外交部部长、姚明家庭等政客名流，话匣子一开便停不下来。聊到疫情，他直言，对他来说，是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打击，本以为会像“非典”一样，整个旅游业放场大假，完事后将会爆发式的繁荣。谁能料到不久后，他的公司破产、恋情告吹，仿佛一座即将建成的高楼怦然倒地，而这，是他无处可逃的现实。

最抑郁的时候，他说自己变成一个咆哮体，动不动就激动，说话也口吐莲花，老是嘴里嘟囔着一个词，“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了排解这种抑郁的情绪，他每天到了夜里就出门走路，从家里走到铁塔，精疲力尽了再回家，害怕自己不断回想这些事情。我们之间的那通语音，距离他最抑郁的时候已经半年了，那之后他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先后尝试做代购、奶茶店、开发当地的旅游业，却都陆续告吹，正是无所事事的时候，他接到了一单华人餐馆的拍照服务，终于，他的兢兢业业得到了好评，便开始以摄影维生。

拍摄期间，他另一开旅行社倒闭的朋友拉着他一块做儿童摄影，我们都以为他在摄影这条路上已是顺风顺水，可小董总是一筹莫展，有些悲观，甚至是矫情了。消息发过去也总是石沉大海，人间蒸发。有时候我跟摄影都开玩笑，“董哥是不是又emo了？”很久以后，小董才透过镜头向我解释，那会不是不爱回我消息，是因为事情没得进展的时候，他怕我会问到他后面有什么计划，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后来，我在反复观看素材和采访的时候，才慢慢理解他当时的处境。2021年10月的一天，董哥说，“可能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的走出来，时不时地会犯下病，比如说上个月就是那种(抑郁的)状态，谁也不想理，事也不想做，电话不想看，时不时会回来一下。有时候都怀疑是不是这个世界在跟我开玩笑，我已经努力的去对抗这件事情了，但是仍然给我的结果还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这件事对他的打击远比我想象中大。或许作为旁观者，我们总是觉得他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坚持下去就会好起来，没必要那么愁。可于他而言，攀过一次“珠穆朗玛峰”，又怎么甘心下半辈子在一个小山丘上待着呢？大家都明白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熬过痛苦便会成长”，但我们总是忘了这个“熬”的过程依然是痛苦万分啊！当下的孤独和压抑，总是难以排解，也无法与他人说。我想这时候，身边人的一句宽慰和理解，或许不会得到任何的回应，但对当事人来说却影响重大。

拍摄临近结束，我一直以“网友”身份和小董保持着联络，中间他emo过，又振奋起来继续筹备儿童摄影的开业，最终还是抵抗不了疫情卷土重来，不了了之，但好在他的坚持，让他接到了更多餐馆拍照的工作。播出前不久，他求婚成功了！为他开心！虽然小董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并没有攀上第二个“珠穆朗玛峰”，但陆陆续续地聊天中，我能感受到他心态越来越好，不再陷在“失败”或是“怎么又这么倒霉”的情绪之中了。

纪录片前辈曾说，“走进被摄者也是抵达自我”，这一年的光景，我们陪着小董摸爬滚打，从不理解到理解，从旁观者到陪伴者，这不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没有很大的戏剧冲突，但他像极了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人，有痛苦，有脆弱，有低潮，和短暂的光亮。这次拍摄经验，给我的人生提供了一点点光亮，下一次浪潮来临时，我或许能更加平和地面对“失意”。

最后，再一次感谢小董及其爱人、朋友，谢谢你们给我们的信任和支持，纪录下这一段宝贵的旅程。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是《一次远行》负责第一集《星尘》及其番外篇《心仪·已久》的导演刘广韵。

一年前，我在社交平台上偶然认识了在加拿大抗癌的留学生Candice，通过她，又认识了Kristen周倩仪。她们是同在一个群里的病友，群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胃癌女性患者。

了解到这样一个群体，我感到熟悉又陌生。她们和我们一样，有着学业、事业、亲情和爱情，可癌症把她们拖向了一个孤独的战场。我不知道她们会如何看待纪录片的事，同时，在已经响起的倒计时下，我不清楚我们是否有勇气，和她们一起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疾风骤雨。

当拍摄正式开始后，现实的残酷底色的确超出了预想。因为倩仪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她本身的能量，比癌症患者这个标签要明亮一万倍。

她有天生的爵士乐嗓子，曾当过一段时间歌手；25岁她辞掉广州的工作，只身赴德国重读本科，追随中学时的物理梦想；留学期间，靠自学补基础，多个科目获得满分，在科研的路上逐步找到方向。

就是这样的她，在没有家族遗传史，也没有其他明确致病因素的情况下，确诊了癌症晚期。这是让镜头前后所有接触过倩仪的人，都难以消化的事情。

然而倩仪的情绪，比很多她的朋友还要稳定，她很明确想留下一点什么。

乐观坚强，是所有年轻癌症病人都会收到的安慰和劝诫。但倩仪在努力求医的同时，对自己和世界无比坦诚。这在Candice徐心仪的身上也能看到，她的年纪比倩仪还小，只有26岁，但有着一份超越这个年纪的成熟和淡然。

倩仪有一个社交账号专门写治疗的心路历程，叫Frank-，——对，她给肚子里那个可怕的肿瘤起了个名字叫Frank，很符合她一贯中二又浪漫的性格。在这里倩仪写道，她好想活下去，但“抗癌好似一场蹩脚的励志表演”。它真的会让人遍体鳞伤——让爱美的人掉头发、让身体插上管子、让手臂布满针孔，让她的心麻木，去打一场明知道一定会输的仗。

倩仪德国的朋友和我都有这个感受，我们说话有时候会多加留心，不希望说错了什么会让倩仪难过。但有一次，在上海看完医生的那天，我们在一家本帮菜馆排队等位。她在马路边的长凳上一直很安静，突然她对我说，“我是不是特别丧？”我连忙说“没有啊，你一直很坚强”。镜头前她确实情绪稳定，偶尔搞笑。不过那一天她脱口而出，“都是假的。其实我是个很丧的人”。我坐在旁边，一时间想不出一句回应的话。

一个星期后我才知道，那天上海的医生没有给她新的治疗方案。对于她来说，门又关闭了一扇，而剩下的门不多了。这是关于抗癌更真实的写照。

对一个年轻的癌症晚期患者，任何安慰的话语其实都是无力甚至虚伪的。因为你明知道，那个她曾想象过的婚礼场景和拿到物理学学位证书的日子，本应在不远的将来。

倩仪一直在寻找的不是抗争的决心，而是告别的勇气。这也是所有她的家人和朋友，在努力陪倩仪完成的事。

在德国的最后两周，疫情之下的莱比锡其实是不允许走家串户的，但倩仪的朋友们偷偷为她而聚在一起，不知道吃了多少顿饭。

有一个七年的好朋友听说她就要回国了，立马从瑞典飞到德国，冒着罚款的风险，越过居家观察，当天就见到了倩仪。

在广州找Linda和 Bradley夫妇的那天，已经晚上11点了，倩仪的胃已经开始不舒服，但她坚持说想再去一下市中心。Linda后来告诉我，那天他们已经感觉到这是倩仪最后一次来找他们，所以她唱了David Bowie，是在告别了。

而倩仪家人的爱，是最难以言表的。倩仪妈妈其实一直无法接受镜头，因为表面冷静的她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开过，她只是一直在做好每一顿饭，片子里的红焖肉、烧鹅烧鸭、鱼饼，都是倩仪最爱吃的菜；倩仪爸爸的眼睛其实总是红的，他总会微笑地说，倩仪想拍的，我们都听她的；弟弟坚守者称职司机的岗位，姐姐要去哪里玩一定会带她去。

“癌症没有重新定义我的生命，我还是我，热爱科学和音乐的我。物理和音乐不会因为癌症而失去意义。”倩仪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她曾表达过，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她不会企图改变什么，甚至是所经历的癌症。这是一种乍一听很难让人理解的心境，但它让我想起一个关于造人的传说：在古罗马神话中，丢卡利翁和庇娜从头顶向身后扔石头才创造了人类，“人从此成为坚硬物种，历尽辛苦，给我们证明我们出身来历。”

那一年，我们总说等一切过去了，就去远方看想见的人。可2022年了，疫情还没有结束，战火在新的土地上蔓延。我们共同感受到了那种“似是而非、通称必然的命运支配”。置身于这样的时代，或许只有长久的勇气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

最后，再一次对周倩仪及其家人朋友、徐心仪和她父母给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表达由衷的敬意和感谢。希望大家记住两个女孩勇敢的样子，哪怕是逞强伪装的，那也是她们最想留下的。

“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

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我立马就记住了，但并不能真的领会其中意思。

直到我看了《星尘》，认识了周倩仪。

✨片名：《一次远行》（——《星尘》）

⌚️时长：分上下两集，共66min

大学时，周倩仪听父母的话，学了经济学。但读完后，还是觉得自己更喜欢物理。便只身跑到德国，重读本科，梦想成为物理学家。

她好热爱天体物理，每天泡图书馆7、8个小时。枯燥辛苦都不怕，她相信：“热情是能够用来承受痛苦的。”

眼看毕业在即，成绩优异的她与梦想近在咫尺。这时，胃癌找上了门，一切开始失控。

看这部片时，周倩仪的热情与克制，深深打动了我。我喜欢，她谈起梦想时，闪闪发光的表情。也喜欢，她在病魔面前的克制及乐观。

这么好的一个人，百折不挠地求生，还是显得那么的无力。为她哭了好几次，跟随她一起祈祷，还是没能等到奇迹。😭

家人和男友都好爱好爱她，她也好爱好爱他们。但命运如此残忍，绝对客观面前，人的无能为力是那么彻底。

看了她的故事，我才明白，什么叫“生死面前，一切都是小事”。也意识到，活着本身就是幸福，即便我们觉得，自己多么一事无成。

遇到糟心事或强烈自我怀疑时，也曾因觉得百无聊赖，想过干脆一了百了。😔

可我所厌弃的今天，是别人梦寐以求的明天。看到别人如此努力，想想还是觉得活着很不错。

我们都还有幸活着，还能尽情地相爱，还能继续努力。为什么要为暂时的失意，而垂头丧气呢？

很庆幸能认识周倩仪，但很遗憾用这种方式认识，但我愿意长久记住她。

这部剧纪录片，我打算反反复复地看，不断不断提醒自己：“要爱真实的自己，要爱真实的生活。”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都会化为星尘。但在那之前，要先努力成为星星。

要努力发光才行！✨灿若星辰，才不算辜负。❤️

第二集已上线，来自导演邵琼瑶的手记，分享更多幕后故事。

我和叉叉的交集始于2021年初的一则留学生故事征集。她在里面留下短短一行话，“我在纽约地铁讲脱口秀”。凭借这十个字，我的脑海里勾勒出一个我所见过讲脱口爱好者的典型画像，为了梦想每天在纽约地铁站磨炼口条儿的纽漂，爱笑，充满对生活的激情，最重要的是，潦倒。

我本着聊胜于无的心态加了叉叉的微信。而她给我带来的是爱笑且潦倒的纽漂升级版。读着三个专业的学霸，父亲早逝，靠奖学金和打工过活，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纽约想做戏剧，结果遇到疫情，剧院都关门了，只能偶尔去地铁站讲讲脱口秀……我带着一种工作状态的审视和些许冷漠观察她——包括前面她的基本信息叙述可能也已经过我本人的重新编辑而脱离了原始的面貌：基本符合一个主人公需要具备的要素，只是目标太过虚无。做戏剧。多宏大的主题啊，什么样的戏剧，怎么做？这种一无所知对我们的拍摄来说是有风险的，我犹豫着，但是她的冲劲儿很吸引人，让人觉得她总能做成点什么。

我抱着聊天的语气问叉叉，你明天要做什么啊？她说，我明天要去演一个戏。我一惊，那可能赶不上了。她说，哦那不急，我月底还要演一个戏，那个是我自己翻译的。这部由叉叉翻译并在Zoom上出演的独角戏《好棒清单》，成了我们拍摄的起始点。

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导演、 制作人、灯光师……）因为《好棒清单》的合作结缘，成立了“好棒俱乐部”。她们分散在五湖四海，但都是一群特别有创造力、行动力极强的女孩。我有幸见到了“好棒俱乐部”驻北京分部的成员格非，她是重庆人，在鼓楼西剧场实习，晚上八点半下班，步行回到自己胡同里的小出租屋，把洗衣机当成书桌，架着电脑和成员们复盘昨天的演出。

就这样，我们的拍摄主线不知不觉中就有了……下一部戏……下一部……这条主线好像是活的、有生命的藤蔓，会自己朝着明丽的光线向上攀爬。叉叉的schedule是我见过安排得最密集的schedule。“昨天帮我学妹拍了个电影，哦没事，你错过了但你可以明天来拍我呀，我明天有排练。”我总是一个不留神就错过了她的行程，这让我心里打着鼓，生怕自己错过了什么重要的戏份。但她后面总有安排得更满的行程。她在两个留学机构兼职教英语、在一个戏剧公司有一个全职工作，帮教授做着翻译的活儿，还是个图像编辑，除此之外，她写作，写下了自己的剧作《天台梦游》。

这部戏的灵感来自于她在纽约租的房子，有一个三角形的天台，像一艘船。我试读了她的第一稿剧本，和《好棒清单》有着类似的内核，关于失去的忧郁，我才惊觉她多么深刻地被困在了过去的某个时间点，或许是她的童年，或许是她父亲去世的那一天，或许就是这个疫情期间，在这个疫情期间这艘船终于可以好好地被困在这里，在码头上横冲直撞大发脾气，但是哪里也不去。随着拍摄的深入，我目睹了叉叉的一次次疲惫和崩溃，目睹了她的自我怀疑和孤独，我和她在一次次深入交谈中变成了更为亲密的朋友。于是这位素未谋面的朋友，以某种诡异的戏剧形式成为了我疫情生活的一部分。我追随她的行程，第一时间得知她未来几天的安排，和纽约的摄影沟通拍摄，然后在大约一个星期后看到她一个星期前的影像。

从来没做过这么古怪的项目，一切都好像是在我的梦中完成的。从调研开始，所有对话都发生在我的半夜和清晨，隔着时差，隔着漂洋过海的距离。一个记录疫情之下留学生活的片子，因为疫情的阻隔，使拍摄和素未谋面的人建立信任变得艰难。而这正是一个悖论，如果没有疫情，一切的拍摄与记录都将变得没有意义。

老实说，开拍之前我怀疑过这个项目对观众的意义。为什么会有人想看疫情下的留学生在干什么？即使想看，他们可能更想看一下猎奇的、浮夸的、或是惨痛的国外生活。为什么会有人在意具体的个人，一个普通人在干什么？

但是我现在确信，至少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这样素未谋面的链接和持续不断的记录，本身就是在对抗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在不可抗力的大时代中，那些随波逐流的彷徨，平静的绝望，和失去的忧郁。

《天台梦游》演出结束后，叉叉前往加州艺术学院进修表演，然后以她一贯的速度和“好棒俱乐部”的小伙伴们完成了她们的第三部戏。很遗憾在我们的纪录片中，由于篇幅有限，没有将俱乐部的故事讲出来。但是由衷希望叉叉和这群热爱艺术的姑娘们持续地热爱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艺术。只要艺术还在治愈我们，链接我们，就没有理由停下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