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春节

摄制组从2012年2月4日到2013年2月10日在杓峪村拍摄，历时373天，记录了杓峪村一年的生活。

这些记录，都浓缩在了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这部纪录片获得第十五届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第二十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纪录片”等十多项大奖。

杓峪村位于中国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地处沂蒙山区。当年拍摄时，全村167户，484口人。耕地面积470亩，山林面积2270亩，经济作物以苹果为主。

《乡村里的中国》以二十四节气为时间节点，以村民杜深忠、村支书张自恩、大学生杜滨才等人为主线，记录了杓峪村的一年。

记录了这一年当中，人们的红白喜事，喜怒哀乐。

“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

杜深忠是村里比较“另类”的人，虽然也从事农耕，但是一直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

他闲暇时在家里的地上写毛笔字，平常看新闻联播。村里要欢迎驻村干部来时，村支书张自恩还来找他写欢迎词。

杜深忠还常常在家里拉二胡，但是他心心念念想拥有一把琵琶，而一把琵琶的价钱对于家里来说是不舍得出的一笔钱。后来他熬不过心里的执念，还是去琴行买了一把琵琶。原价八百四十，店主肯给到六百九十时，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

回到家里后，他不敢告诉妻子实价，说是花了四百九十买的。后来妻子还是知道了实情，两人有一些“争执”。妻子认为家里各方面都要开销，哪能顾得上那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杜深忠觉得人除了需要吃饭，精神也需要填补。

妻子虽然表面上看不支持、不理解丈夫的行为，实际上她本人也会唱歌，只是出于操持家庭开支的压力而不得不舍弃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投入。

其实，在中国任何一个村庄，估计都有杜深忠这样的才人。他和妻子的矛盾，不就是农民在精神需求和物质现实之间的矛盾吗？

有一天，杜深忠的女儿带男朋友回家见家长。杜深忠对于女儿谈恋爱的态度很开明，说只要两个人是相互喜欢，他就同意。

连他的女儿都说他，对别人都还不了解，你就这么快同意了。

在女儿结婚时，他对她说：“这些年你给我帮了不少忙。”女儿让他把钱留着，他坚持要放去女儿的包里。

辛辛苦苦一年，苹果丰收时，杜深忠吃住都在苹果园，守着苹果。

结果苹果滞销，没什么人来采购，最后不得不以非常不理想的价格出售，两块三毛五一斤。七八千斤苹果只卖了一万五六千块钱，而单是成本他都花了七千块。

这件事让杜深忠很苦闷，这些年他们家在苹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但得到的很少，“花十分代价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杜深忠都忍不住向别人吐苦水：“我觉得熬这个时间我都觉得熬得很心疼。”

同时他也明白，出去打工的话，“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无奈是咱对这个世界太无奈，一出去以后茫然无知，啥也不懂。实际上你真去打工以后，你卖力气也就罢了，你得卖性命！”

在纪录片中，年轻的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某工地打工时从高架摔落，不治身亡，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下葬时，儿子指着墓坑好奇地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

这个事情之后，杜深忠感叹：“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个要命的事。实际上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逼着出去的。出去是一把辛酸泪。”

他把外出打工比喻为“拿着人肉换猪肉吃”。早年他为凑孩子学费出去打工，一连五年他都在农闲时去莱州，帮玉米贩子收割玉米，每天每亩地不过挣几十元；收完玉米就又去工地搬砖。没日没夜的苦干让他提前衰老了，数载下来，他牙齿掉了13颗。

纪录片还记录了杜深忠教育儿子的一幕。

他对儿子说：“一些人说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这个土地不养人，咱这里的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着你（成才）。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纪录片的导演焦波感叹：“再伟大的演员，也说不出这样的台词！”

或许杜深忠不是对土地没有一点感情，只是因为把所有收获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土地身上，然而结果并不理想，从而爱之深、恨之切。

杜深忠看到一些村里的古树被连根拔起，估计是被卖去城里做绿化，他形容这种行为是“剜大腿肉贴脸上”。

和妻子一起在地里收玉米，妻子说玉米都被獾糟蹋了，他说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妻子说，它光祸害人祸害庄稼，它还是保护动物。农民种点粮食容易吗？都让它糟蹋了，农民怎么没有保护的。

挺多这对夫妻边干活边对话的场面，富有生活气息又有点逗趣，很能反映农民的想法。

杜深忠，年轻时当过四年炮兵，退伍后在“中庄乡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又干了六七年。平日最爱读书看报，还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函授课和培训班，向许多报刊投稿，可惜均石沉大海。

他身在农村，心里懂的东西可不局限于农村那片天地。

“干一年支部书记，真是赚了一肚子酒来”

杓峪村的村支书张自恩，整天为村里人的事情东跑西颠。他不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基层干部，也会被事情烦得爆粗口，与村民起冲突。

村口因修建小广场砍树时，村民和张自恩起了争执；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不断地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村民张光爱与张光学的纠纷愈演愈烈，张自恩在中间反复“灭火”；更有村民怀疑张自恩贪污，不断上访要求查账。

他很想把工作做好，无论是村民打架的来回调解，还是去拜访王总希望推进村里的旅游项目。他也很苦闷，曾说过大不了辞职，不当这个村支书饿不死，当了也富不了。

要过年了，镇上发给村干部的钱很少，有个村委说连车油钱都不够。张自恩马上说从自己那出两百给他，其他人也有。但是那个人气得连钱都不拿就走了，实际上张自恩本人也很气，很无奈。

作为村支书，过年要去探望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张自恩也没有落下那位怀疑他贪污的年长村民。

在纪录片里，张自恩语带辛酸地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干一年支部书记，真是赚了一肚子酒来。”

张自恩是一位对工作热忱、常挂着憨笑、在村中费力斡旋的村官。他或许不是工作得很优秀，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广大村官的缩影。

“我一回家就心烦，烦死了”

杜滨才应该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他在四岁时，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他由父亲抚养长大。

他对于家的感情很复杂，对于一些状况很不满，对父亲说过一些刺耳的话。

父亲会打电话跟他说，家里的苹果卖掉了，“没钱了跟我说一声”。

会特意留下一箱苹果，装好了给他带去学校。天刚蒙蒙亮，两父子在路旁等着班车。

父母离婚时杜滨才还小，长大后的他已不认得妈妈的模样。

伯母曾多次问他想不想去看妈妈，她知道他妈妈在哪里。杜滨才都是说以后再说吧。

而在他二十三岁这年，时隔十九年后，他还是由伯母带着去见了妈妈。

所有的情绪都化在了眼泪里。

过年了，村里举办春节联欢会。杜滨才在舞台上唱了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声音哽咽。

台下的杜洪法默默地转过身去，又低头擦眼睛。村民们也听得沉默。

对于父亲的不理解，对于家庭的不满，杜滨才终于找到了方法，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一年的时间里，杓峪村的村民们都经历了各自的曲折与委屈。

无论有什么冲突与怨恨，到了过年的时候，依然露出开怀的大笑。

正如导演焦波说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有困难有曲折，但是一直在追求。甚至追求达不到的时候，该欢乐还依然有欢乐。”

“农民吃的苦比我们要多，他们遇到困难比我们多，他们得到相对来说少。所以说我们拍这个片子也想，把农村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农民那份真正的追求和农民的诉求反映出来。”导演焦波曾接受央视采访时这样说到。

《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纪录片拍摄于2012年，距今恰好时隔八年。

现在的农村有些已变了模样，有些依然感受不到外界的变化，但是农村依然有很多故事正在发生。

（文中配图均来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2020年04月06日星期一

2012年元月2日，我去时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的张宏森家辞行。张局长说：“我支持你去拍个片子吧。找一个村庄，住上一年，拍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在村里住上一年，一天都不能离开”。

当时我毫不犹豫就接了，现在回想起来可真是无知者无畏。

但我想既然选择了去干上一个事情，就要全力以赴地干，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有农民身上的那股倔强劲儿。

既然决定干，那就得先组建团队。由于经费等诸多问题，找专业导演、专业摄影师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我组建了一个平均年龄21岁的摄制团队，年龄最小的摄影师北川才15岁，唯一的女孩子陈青20岁。

这是一个零经验的团队。我们只能靠两个字：坚持。我跟队员们说，冯小刚三个月拍一个电影，我们六个人373天（那年闰六月）拍一个电影行不行？我说他一个人的脑袋，我们六个人的脑袋可以不可以？

373天拍这一部电影，把它分解开的话四天拍好一分钟就行，一年下来就能够凑够一个半小时，不难吧？

团队组好后，还要选择拍摄地点，我在家乡淄博附近找了一圈,有的村太过安静,有的村太过城镇化,更多的村不乡不城。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叫杓峪地村子,这里的人眼睛都很干净。

开拍之前，我们在杓峪村里碰上两个大学生，一个是杜滨才，还有一个叫杜海龙。

我们先去了杜海龙家。

他爸爸杜深忠正就着从门框外射进来的光影在地上写毛笔字。他说：“老师，这个透进门框的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

我一听，便被震住了。

他又说：“我在上面尽情地挥毫泼墨的时候，什么困难、什么挫折、什么无奈，包括我老婆无尽的唠叨，全都荡然无存，我完全沉浸在这个光影的享受当中。”

听到这里，我简直傻眼了：这不是农民，这是个艺术家啊！谁能想到一个老农民的口中能说出这么浪漫的一番话啊！

杜深忠是一个立体的，用一句话无法概括的人。

他读了大量的书，还喜欢书法和写作。40年来他一直想在文学上、创作上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结果遭遇的全是退稿。他说焦老师，虽然我现在60了，但我20岁时的梦想仍然没有放弃。

此外他也喜欢音乐。起初他想学二胡，结果二胡还没拉好，又说要买琵琶的时候，我眼前一亮，故事终于来了！弹琵琶这是很高层次的一种追求，他并不是像别人那样，我每年收多少果子，我有点吃的就行了。

他不甘于那样的生活。

有一次我和杜深忠一起下地。他说：“焦老师，你把机器关掉，不要录像，也不要录音，我给你说一说心里话。这个说对土地有感情，那个说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是无奈，没办法。”

我心里一震，对他说：“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你怎么不让我录呢？”

他说：“这是主旋律吗？”我说：“怎么不是主旋律？说真话就是最好的主旋律。我就是当年从那片土地上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逃离出来的。你说的正是像我这样的人想说，但是没说出来的话。这些话，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你不是不喜欢土地，而是太喜欢土地了，是爱之深，恨之切”。

他对土地的感情非常复杂，有一种很深的痛感。

除此之外，杜深忠还常常表现出独特的智慧：人家把村里几百年的大树运到城里面搞绿化，搞形象工程，他总结为“这是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獾吃了他家里的玉米，他老婆说赶快把獾灭掉算了，他说不行，“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

他教育儿子一定要好好学习，“你不要认为我一辈子一事无成，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

真的太震撼了！这不是我们能导出来的东西。

我们的拍摄持续了一年，我也在这个村里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年农民，和孩子们过了一年农家生活。当然，也可以说是在这块土地上打了一年滚儿。

片子出来后，我们拿到了公映许可证，在我家乡淄博和济南进行了小规模的放映，收获了不少好评，后来也陆续拿了一些国内外的奖项。

这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欣慰的。不同于普通的乡村题材影片中浓烈的乡愁，我想表达的乡愁是淡淡的温和的。所以尽管乡村的问题很多，我还是要求拍摄、剪辑的时候，不能太沉重。

原来我觉得我已经很了解农村和农民了，但在拍摄这部影片时，当我真正走进农村，跟他们一块吃住，一块生活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乡村和农民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所以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影院去欣赏这部电影，能够真正地认识乡村，理解乡村。

文/焦波

2017年11月24日

1. 作为一部获过华表奖、拿了龙标，正计划上院线的电影，《乡村里的中国》至少有三个不那么容易吸引观众买票的地方：这是一部纪录片；这是一部乡村题材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片名如此庄重而宏大，似乎难以轻松观赏。 2. “没想到这么好看，我以为会特主旋律。”不止一个观众说了类似的话，尽管观看试映的观众多是受推荐而来，影片“很好看”这点还是令不少人意外。不少人建议焦波给电影改名，认为现在的名字不够吸引人，像宣教片。（有人建议说可以改叫《苹果熟了》。）事实上，这部片子最初还有个很科教片style的片名，叫《24节气》——这个ms吸引人买票的难度级更高。 3. 2012年正月，焦波带着临时召集的团队——5个平均年龄不足21岁、没什么拍摄经验的年轻人住进山东淄博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以300块钱的月租费租下一个小院，自立春到立春，他们在这里住了373天，用摄像机在24节气的时间线上记录下一些始终存在却从未被展现的画面和话语，从乡村日常中发现充满情节和细节的中国，一些内容在人们意料中，另一些在意料外。 4. 拍摄前，焦波把风险讲给团队每个成员听。 1987年出生的四川传媒学院大四学生剧玺博一直在尝试影视创作，觉得有机会拍片子“正合我意”，他是这部影片的导演、摄影和剪辑。 剧玺博校友、1988年出生的导演和摄像李梦龙想大不了就当复读了一年，他跟焦波说“我现在在农村，社会最底层，即使拍完片一无所获，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接着往上走。”焦波回复他“我们都是这样”。 毕业于淄博职业学院，1990年的制片主任、会计和司机刘晓晨从焦波5年前在汶川拍汶川孤儿时就跟在他身边，虽然在城市长大，对要过一年乡村生活，他的感想是“我的适应能力很强”。 刘晓晨的师妹、助理和场记，1992年出生的陈青满心好奇，当这是工作前的实习和社会体验。摄影助理北川当时15岁，是焦波收为徒弟的6个汶川孤儿中的老大。 5. 除了刘晓晨和陈青，所有人的家都在农村，而除了李梦龙学的是编导，其他人的专业五花八门，从广播电视新闻到计算机和声乐。焦波不担心没经验拍不出东西，“我做摄影就不是人家那种特别灵活的人，出去一次一张好片子，我要用30年拍我父母，5年拍汶川孤儿，这么来拍一组好片子。冯小刚3个月拍一部电影，我们几个人用一年，4天拍1分钟行不行？耗吧。” 6. 接到任务时，离必须开机的立春只有二十几天，焦波回熟悉的淄博老家找村子，15天跑了十来个村，他发现包括故乡在内，很多村子都和村民一起变得“不城不乡”，“冯骥才说每天都有80多个村庄在消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这样。” 最后他们在沂蒙山区腹地找到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杓峪村，这里在变化，但还保留着立春时涂红羊角和给小孩缝春鸡的习俗。它是城镇化道路上很多跑在前头的村子的昨天，也是一些更封闭、更传统的村庄的未来。 7. 考察时，焦波遇到两个放假在家的大学生，学导游的杜滨才说村里每年都自办春节联欢会，他是主持，红头发、高个头的杜海龙会跳迈克•杰克逊的太空步，有个为供他读书十几岁时辍学打工的姐姐。焦波来到杜海龙家，发现杜海龙父亲杜深忠是个爱看书读报练书法的农民，妻子张兆珍经常为丈夫的“不务正业”跟他打嘴仗，“俺俩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战争片。”这对夫妇后来成了《乡村里的中国》的主角。 8. 2012年2月，焦波领着团队进村，用电信手机号的剧玺博和用联通号码的李梦龙很快发现手机没了信号。村里路都是上下坡，第一天拍摄，陈青走了几步就累得不行。山里早春格外冷，晚上睡觉，焦波靠把一只脚放在另一边膝盖下来暖脚。手头宽裕时，他们去邻村小餐馆“下馆子”，手头紧张了，就一起做菜，为该谁刷锅刷碗闹过几回矛盾。 在村子里，他们度过了间隔时间最久才能洗一回澡的冬天——每隔十几天，才集体赶赴车程2小时的县城小宾馆开个房间，排队洗。他们每天都在村子里边转边看，“只有村里的小狗能跟我们比。”李梦龙说。 “苦中有乐，我们养过6只狗，2只鸡，1只羊，院子里种了南瓜豆角丝瓜，房间里挂个投影屏，偶尔放点电影，管这叫‘天堂电影院’。”焦波说。 9. 当村民们习惯了这群外来人，不再跟在他们后面看，在摄像机前无所顾忌地说话，他们真正成为杓峪村“村民”。 10. 土地上长得出庄稼，长得出果树，也长得出奇花异草。 今年60岁的杜深忠一辈子家徒四壁，心思从不在地里。他读过高中当过兵，34岁才结婚，婚后没两天就丢下妻子跑去北京上鲁迅文学院培训班，他几十年天天看《新闻联播》，能跟人聊巴金谈李白说国家大事，他也爱音乐，会一脸严肃地拉跑调的二胡，自从村喇叭里播过一次《春江花月夜》，就心心念念想要一把琵琶。因为干活不行，爱做“没用”的事，杜深忠在村里并不被高看，村支书张自恩的奉承话是这么说的：“你是个才人，就是果树管的少”。 “我20岁时的愿望到今天都没放弃。”说这话的杜深忠黝黑、干瘦，一脸皱纹，他的愿望是拥有一间书屋，“窗户明亮，阳光照进来，屋里都是摆满书的书架，门口放块泰山石，刻上‘松石书屋’”。焦波说“如果没从村里出来，我就是你这样的人。” 梦想面前，没有城乡，在沉默的乡村，有很多异于人们固有想象的“杜深忠”。 11. 最打动焦波的，是杜深忠掏心窝的一句不那么“正确”的话：“我从来就不热爱土地。”后来许多农民出身的观众对这句话共鸣，土地给了农民什么？人们为什么以为他们一定热爱它？ 从村支书到村民，片里人物都说过一些不怎么“正确”的话，“有人说这些话不合适，我说不是那种年代了，敢说话是种社会进步。”焦波说，“我觉得领导干部能容忍老百姓说说过头话，也希望尽可能听到老百姓说实话。”让他惊喜的是，电影通过审查时没进行一帧的改动。 12. 焦波他们的房东张光爱热心豪爽、消息灵通，村里人送绰号“中央四”。导演李梦龙非常敬佩张光爱，尽管她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他说这个村里最能干的女人就像《大宅门》里的斯琴高娃，一个人扛着整个家族。她是片中打动很多人的情感线里大学生杜滨才的大娘。李梦龙说杜滨才也多次让他感动。他有片中没有太多展现的非常阳光的一面，是村子里的孩子王，孩子们都喜欢他，他也愿意跟小孩子在一起。 13. 我们了解真实的农村吗？ 拍片子前，焦波自认为认识已十分深入，一年后，他发现自己的了解还不够细腻。比如，他没想到杜深忠这样的农民，挣扎在现实重量下还始终充满激情、甚至带有诗意地追求精神上的梦想。 剧玺博过去从没想过要关注农村，在他长大的那个河北村子，人们已不再以土地为经济支柱。在杓峪村，他感受最深的是靠土地为生的难，和农民改变现状的渴望。刘晓晨一度感觉农村“比较野，穷山恶水多刁民嘛”，但在村里呆了一年，他发现这里就像黄渤春晚上唱的那首歌，“陌生人点头都是笑脸”。李梦龙终于明白老师说的镜头要有情感是什么意思，他在镜头后面哭了很多回，用《天堂电影院》的台词总结感受，“生活和电影不一样，生活难多了”。 14. 焦波希望更多人，尤其是制定政策的领导干部能看看这部片子，听听最真实的农民的声音，从倾听开始，改变现实，“这是他们偶尔下一次乡看不到的东西。” 15. 回到《乡村里的中国》这个片名，它让人联想起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人们始终认为，中国就在乡村里。“仔细想想，这名字也不错，对吧？”焦波说。 16. 这部片子并非没有缺陷，但它的确很好看。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4/04/c_133237289.htm

导演焦波带着几个20出头的学生拍了这部中国农村的日常。山东淄博的杓峪村，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像这样的农村。导演纪录了这个村子一整年发生的事。

杜深忠一家，老杜曾经对外面的世界十分向往，年轻时当过兵上过鲁迅文学院的进修班，没事儿的时候还会写写小说文章。但是这些曾经的梦想都被困在了这片泥土里只发了芽却没有长成大树。一晃，老杜已经60岁了，一双庄稼汉的手粗糙又坚韧，老杜在一旁笨拙的拨弄着二胡，在老杜眼里人要吃饭，人的精神也要吃饭，村里同代人中老杜的文化水平最高的。但是在老杜的妻子眼里，那些没用的高雅艺术并不能当饭吃，而老杜是个穷酸秀才。两人的拌嘴镜头贯穿整部纪录片，在家里拌，在果树园子里拌，在子女面前拌。拌嘴的内容不外乎，老杜又花钱整那些没用的文化东西，这就是老杜一家的日常。

村里的支书张自恩，只要村里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来找他。他是中间纽带，连接着村子和上面。这天镇上新派来的驻村干部来到杓峪村，张自恩又是贴欢迎横幅，又是找人敲锣打鼓，驻村干部刚一到村子，张自恩就拉着驻村干部要“支持”。村里要修的路，要建的小广场都需要上面的支持。张自恩是个好干部，没事儿就骑着摩托去镇上找人，找项目，希望自己的村子也能像隔壁村一样发展旅游业。

杜滨才（磊磊）从学校回来，磊磊两岁那年父亲得了精神病，对磊磊的妈妈又打又骂。于是磊磊的妈妈离婚改嫁，虽然妈妈和磊磊的婶婶还是有联系。但是磊磊从两岁后就没见过自己的妈妈，这一过就是19年。在磊磊眼里妈妈始终是在照片上，从小没有得到过母爱。但是磊磊很争气家里的墙上贴满了磊磊带回来的奖状。今年磊磊又考取了国家中级导游证，全淄博市也仅有磊磊一人考过。但是看得出来从学校拿回的奖状和荣耀并不能给磊磊带来真正的快乐，一天晚上父亲又犯病了拿着棒子在门口叫嚣骂人，在家磊磊父亲数落了一番。对着镜头磊磊说：“烦，一回家就烦”。这个在不完整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估计从小受尽了别人的冷眼。在中国农村还有不少像磊磊这样的孩子，从小没有享受过母爱、父爱，在学校里他们要强他们想用自立自强来弥补家庭的不足。

张自恩这一年没少跑，新来的驻村干部给村里修起了广场，还修了一条水泥路。可是在这期间大事小事没有断过。先是因为要修广场伐树跟别的村民起了争执，村里的张光地也被嚯嚯起来说要查张自恩这几年的账。两人在电话里你一句我一句地骂着狠话。另一边磊磊婶子家的地也被人打了农药，今年的希望全毁了。而婶婶也在跟别人争执的时候被人打伤，这一年都不能干活儿。村里的事就是这样，有时候外人觉得一点点的小事儿就能挑起一家人甚至几代人的恩怨仇恨。我们总说“秋后算账”。在中国的乡村，有很多这样的“关系债”，人与人之间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而是夹杂着亲情，夹杂着宗族，家门荣辱，以及我们常说的“面子”，这种账要是真算起来，没有结束的那一天。

在磊磊看来，这一切都是他烦恼的来源，道不清的家庭关系，搞不清的村里邻里关系。自己别能像城里其他同学那样自由自在的成长，他身上背负了太多本不该由他背负的东西。老杜的女儿高中就辍学在外打工，这一年也要谈婚论嫁了。结婚当天老杜把家里攒的几万块塞到女儿手里，老杜希望能用这些钱弥补对女儿的亏欠。而女儿小梅却说把钱留给上学的弟弟吧。弹幕上很多说老杜家重男轻女，但这也是老杜无奈的选择，这片贫瘠土地上种不出那么多钱。在农村很多女孩早早辍学，不是去城里打工，就是嫁人。有的可以像小梅这样在城里打工然后把钱带回家补贴家里，还有女孩被村里的嫂子，姐姐带出去做一些不正经的工作，染上坏习惯。她们中的大部分心里都有一个结——父母不在乎我。

一转眼年末，老杜家的苹果2块3一斤，这一年老杜卖苹果挣了一万七。磊磊家的苹果卖了2块4一斤。磊磊爸爸用卖苹果的钱盖了一座仓库，又给自己买了一辆摩托。而磊磊鼓起勇气和婶婶去见了多年没见的妈妈。坐在沙发上还和妈妈没说几句，磊磊就低着头哭了起来。泪水中有憋着的委屈，有想撒但没撒过的娇，也有对冷清日子的怨恨和无奈。不知道母亲的拥抱会不会填补一些磊磊内心渴望的母爱。生活就是这样，好坏都要过。老杜对儿子说：“这个土地他不养人，我活了60岁一事无成，而你要好好努力。”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机会。老杜的儿子是，磊磊也是，也许这个地方让他们糟心，让他们失望，是他们成长的负担。片子的结尾村里的广场修好了，村里举办了春节联欢会。磊磊唱了一首《父亲》，站在观众人群中的父亲一遍听着一遍抹泪，而人群中的其他人也听哭了。老杜抱着新买的琵琶和杜嫂一起表演了一曲《沂蒙山小调》。虽然调有些跑，但是老杜还是在台上表演完了。

看完片子，我想起了自己在河北农村调研的日子。早上7点从北京出发坐大巴，再转镇子上的公交，然后坐一段摩托，最后走上一个大坡才能到我们扶贫的项目点。这里之前产铁矿，村里人每人都能分上一些钱，可是这几年矿被挖完了，矿渣赌了满河道。连村民吃的水都被矿渣污染，好几家人得了癌症。村支书想把村里好好休整一番，先把河道挖通，再在村里搞一些养殖业。因为山里不适合种庄稼，山上的野货倒是很多。村里看上了养殖小尾寒羊，这种羊适合圈养，不需要大片的牧草，一些苜蓿和饲料就足够养活。参与项目最热情的一家是一位从广西嫁过来（其实是被卖过来）的大姐，大姐家在广西的深山比这里还穷，从嫁过来到现在就回去过一次。大姐每天早上凌晨四点起床，开始给公公做饭，放羊干农活直到11点给家里人做完饭才能休息一会儿。大姐的勤劳是有收获的，家里的羊一只接一只的下羔子。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小儿子那年刚考上，报的是装修设计。大姐对小儿子的专业有些微辞觉得学这专业不挣钱。我们去的时候大姐拉着我们问：“你说他（小儿子）学这专业出来能干啥？”后来，我们又帮着村里的养殖户推销羊肉，举办推介会，写软文都尝试了一遍，可是效果不太理想。现在想想如果那时候有个抖音或快手，卖羊肉这事儿就都解决了。

住在项目点那些日子，我整个人感到从没有过的接地气，乡村才是最真实的中国。

一下午非常认真的看完这部讲述中国农村的故事，即使南北有异，浙江农村的总体发展更好，但片中的一幕幕还是使我一一对应起自己的家乡记忆，深有共鸣。以家庭为单位分为几组人物，团队花了一年多的时候以24节气为时间线串联起这个村庄的生活图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民俗活动、人情往来的社交原则、基层的政治运作方式，中国农村的伦理原则、处事逻辑、认知观念，都在这片中深刻反映。有人评价焦波，因为审查原因，对社会敏感问题只刺破不深入，点到为止。这部收获数十个大奖的高分纪录片，还是较为精准真实的画出来中国农村的生活事实，也是对《乡土中国》鲜活的展演。 1.农民老杜和妻子日常相处斗嘴金句频出，简直可以被称为乡村哲学家，他热爱书法、爱文学、爱音乐，他和妻子被繁重的农活和生存的无奈紧紧压着，作为一个农民，他们总的年收入不超过一万元。却一直在内心保存了一方精神家园，现实的挣扎并无法剥夺这唯一的远方，于是老杜真的买了一把梦寐以求的琵琶。你会惊叹看似粗鄙无知的农民活得如此明白通透，老杜是个具有英雄主义的人，就是有着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的品质。即使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老杜非常善良、正直、乐观、纯粹、坚韧，面对女儿的付出与牺牲，他怀着愧疚记在心底，当女儿准备结婚时，他对女儿说，只要你们是真的相爱，这是最高原则，没有什么条件，并且尽全力给了女儿自己所能给的最好的嫁妆--两万块钱。面对乡村的一切苦难，他心怀悲悯。面对村人的投机贪婪，他无奈痛斥。他告诉儿子要向更高的地方去，因为这贫瘠的土地不养人，即使他是一个靠地生存农民，却清醒知道他不爱他所在的一切。老杜也是一个撕裂矛盾的存在，他被现实与理想拉扯着，他的背后，是无数个有着相同处境的农民群体。老杜最后的镜头太有趣了，汇报演出时，他一个人拿着琵琶坐在台上正在试音，村人就大喊下去，快点下去。这个行为带有玩笑性质，却是老杜的梦想与现实对抗的隐喻。 2.不过我更喜欢老杜的妻子，她总是碎碎念给丈夫泼冷水，但是行动上一直是支持着他。到后来我们才了解，她其实也爱文艺，并且她内心是无比崇拜、敬佩、支持丈夫的，只是迫于现实，若一个家庭总是追逐所谓的精神食粮，那现实的一切谁来承担呢？老杜像渴望天空的风筝，妻子不阻拦它冲向远方，却只能牢牢握住手中的线不让他跑偏，且在她的能力之内最大可能的保存了老杜的精神家园。村书记送老军人老杜家来印着领导人的挂历，她吐槽这玩意有啥用，都没地方挂。面对被獾糟蹋的庄稼，气愤的说拿农药毒死它算了，丈夫告知那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她吐槽獾糟蹋粮食祸害农民，国家保护它，那有什么来保护农民。老杜是清醒的，妻子更是现实的，她的一切标准都是服务于生存。琵笆、二胡、书法、挂历、一切无法直接用于生存的物质资料，在她观念中都可以废弃，她只想顽强的生存下来。 3.大学生磊磊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农民父亲，日常相处就是非常典型的传统亲子互动的模式，极度缺少沟通。身为儿子他为父亲的付出感恩，却也依旧怨恨看不起自己的父亲。我在思考，爱就一定包含着全部的接受和无条件的喜欢吗，带有片刻怨恨和厌恶的爱就不是真的爱了吗? 4.前几组人物都是家庭为单元展开互动的，那村书记这个基层干部的角色就将整个故事跳出家庭结构跨越到社区组织与基层政治生活的更为宏观的叙事背景之中。因为上层干部的指令，他砍掉了本属于村民的树，此举引发了一场纷争，村支书这类村民干部与公务员不同，但其权力来源不同，职位性质不同，姑人们对其态度也是十分微妙。他们虽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力，他在这个村落中是带有双重身份的人。之后村人采取各种方式报复他，他们电话争吵的对话就非常有趣，村支书嘲讽村人是个光棍，今后死了没人给他上坟。但过年节，他还是拎着礼品，恭恭敬敬的上门拜访希望修好。这就是乡村的人伦啊!他上门安慰丧子的老人，调节村人间的暴力冲突，完成上级指派的政治任务，为村落脱贫寻找更多的发展可能，却换来一千多的酬劳与一肚子辛酸。 5.书记调解村民矛盾时劝告大妈要按照规定，相信法律，大妈神回复发人深省，对现实有着神人般的洞察力。"理?早晚等着出了人命才是理，不出人命的时候没有理，我看透了法律。" 6."有钱的王八坐上席，没钱的君子下流胚。"振聋发聩啊！[/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