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

剧作水平大概倒退了三十年。

但是不妨碍《觉醒年代》仍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作品。

尤其是像我这种对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物不太了解的观众，看完本剧，能对在民国初期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比较感性的了解。

不过，我其实是被鲁迅出场的镜头吸引才真正开始追这部剧的。

人血馒头的典故，只要是读过《药》的人，看完这段戏都会有切肤感受。

新文化运动在这种国民群体性麻木食用人血馒头的背景里显得尤其重要。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本剧被塑造出了一种文化人的天真和执着，要打倒旧文化，要提倡全员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要“二十年不谈政治”，而李大钊，则被赋予了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的重任。

巴黎和会山东要被划给日本的时候，陈独秀发现不谈政治不行，想要在当时软弱的国民政府撑起的中华民国下谈解放思想基本是个空谈，新文化运动虽然意在解放思想，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支持，这种解放思想毫无实际操作空间。

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这部戏把一群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过程描写得很细致，这是我认为它值得一看的原因，而更有一些镜头剪辑手法走了一种快速蒙太奇切换，比如青年太祖出场的镜头，简直像一部隐喻极强的哑剧。

《走向共和》结局的时候是张勋复辟，而《觉醒年代》刚好和它做了衔接，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进入北大供职的时候，正好遭遇了张勋复辟。

本来它们大概可以一起成就中国近代历史剧的典范，但是《觉醒年代》显然远逊色于《走向共和》。

我对《走向共和》里有一个镜头印象非常深刻：李鸿章在不得不去签署马关条约之前，在家中慢条斯理的细嚼慢咽一只三黄鸡。

对比《觉醒年代》里中国几位外交官在巴黎和会现场就像打了鸡血一般的愣头青表现，天壤之别。

《觉醒年代》剧本最大的问题是把那个年代的人拍得过于激情澎湃了，就好像每一次普通的对话都是在作革命演讲，旁边有无数个摄像机录下来要作证据一样。

二十来岁的大学生激情澎拜，三十来岁的老师们激情澎湃，五十来岁的校长还是激情澎拜。

不过有一个角色脱离了这种千篇一律，辜鸿铭。

辜鸿铭的那篇《中国人的精神》的演讲，简直全剧最佳。

“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留在心里。”

这部戏很多演员的表演都像在朗读，让人很出戏，但辜鸿铭没有，他简直就把一个精通八国外语但不肯剪辫子的清朝遗老形象活灵活现的表现了出来。

可惜他是一个戏份非常少的配角。

本剧还有一个巨大的缺陷是配乐，动不动就宏大的音乐起，让人时时怀疑时不时剧作实力实在太差演员实在没办法好好演出水准，只好让音乐来填充这种剧作上的弱势。

但是无论如何，仅仅当作了解历史的剧来看，还是可以一看。

腾讯爱奇艺双平台播出，但是跟随央视的播放节奏，时时停播，所以迟迟没播完，想看可以一跟。

from

引言

今年是众所周知的100周年，所以相关历史主旋律题材是少不了的。这其中，我最期待的两部剧，一文一武——《觉醒年代》《人生若如初见》。

这种剧最重要的其实是编剧。《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编剧代表作《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人生若如初见》编剧江奇涛，编剧代表作《人间正道是沧桑》。都是如雷贯耳的作品。《人生若如初见》还没开播，所以今天就只说《觉醒年代》吧。这个剧43集，3月19日刚完结。

《觉醒年代》，给我的感觉就一个字：“爽”。

我印象中，在文章里这么怼着读者的脸推荐一部作品的时候还是很少的（上次应该是《流浪地球》）。但是！我今天必须说，《觉醒年代》真的让我感觉很爽！

为什么，一部历史主旋律题材剧，一部讲述1915-1921年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纯文戏的剧，一部从头到尾基本都是一群文人演讲、开会、讨论、吵架、骂街的剧，也能这么爽？

爽在哪？

首先爽在三重理性，涉及历史的逻辑、历史的细节、历史的人物。总的来说，这部关于历史的剧，爽就爽在基调是很理性的，甚至有着直逼学术的严谨。先举一个微小的例子爽一爽：这部剧能做到1919年巴黎和会上挂着的六面国旗都符合史实。

可别以为这很简单。正如B站UP主“史图馆”和“天恶之”所考证的，六面国旗中很容易被观众忽视的是，法国国旗采用了1976年以前的深蓝三色旗（可以拿现在的浅蓝三色旗去比较一下），美国国旗采用了1912-1959年的48星星条旗，日本国旗采用了1999年以前的10:7日章旗（可以看出比其他国旗要宽）；而且，英国国旗不是一个轴对称图像，而是一个中心对称图像，靠近旗杆的两条红白双色十字斜条中的上部主要应为白色，剧中也挂对了。当然，这些百度的话都能百度到，不过有多少创作者愿意花这个时间呢？

而剧集也不是以一种冰冷的或是不近人情的态度去讲历史。它引导你去感受历史的温度。那段历史是绝望彻骨的、是激情澎湃的、甚至是幽默活泼的。能密集地感受这样丰富饱满的情感，又是一种爽。

接下来我们就把历史的逻辑、细节、人物与温度，分为四部分，展开详细说说吧。

一、逻辑清晰、史料扎实

可能一说到主旋律题材，有人就反应成歌功颂德。不能不说有一些作品确实是这么干的；但真正的主旋律——不管哪国的——最重要的是逻辑。因为主旋律的目的在于阐述某一思想（也就是主旋律思想）的正确性，尤其是要说服那些还不了解、甚至是反对这一思想的人，这种时候不用逻辑怎么可以呢？光歌功颂德是不可以的，至少要像好莱坞一样编一个逻辑自洽的故事作论据。

那么现在说《觉醒年代》，它的目的在于阐述为什么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论据不用编，现成的，就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新文化运动。但是新文化运动千头万绪，还是需要逻辑来组织。

《觉醒年代》的故事开始于1915年。这一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迫不得已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民四条约》（“二十一条”修正案）。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痛苦和迷茫：说好的共和能救中国呢？到底什么能救中国呢？

有人认为，共和政体已成，封建思想未去。由此，引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

此后，编剧研究文献的功底就显露出来了，这个剧在组织情节时就像在做文献综述，采用了一种纵横结合式写法：“纵”即纵向按时间顺序写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横”即横向比较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思潮流派。这其中的代表人物，还有他们的代表性言论，都有所展现。比如陈独秀《敬告青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鲁迅《狂人日记》、李大钊《青春》《庶民的胜利》，各种语文、历史课本中的经典“台词”，都以近乎原文的形式出现，演员朗诵时声情并茂，令人血脉喷张。

另外，本剧虽讲文化史，但也重点选取了与新文化运动联系紧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表现，如“二十一条”、张勋复辟、十月革命、一战结束、五四运动。这些事件要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要么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启发而产生。从前25集来看，这个思路非常清晰，完全可以用来做历史教学，我甚至可以草拟一个大纲。

这样，全剧以新文化运动为主线，结合时事，通过其他主义的陆续失败，一步一步论证了为什么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是高中历史、还是大学的近现代史纲要，都讲过这段历史，但是高度概括、高度抽象；民国北洋时代的历史又一直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著称。这些都导致这段历史的面目很模糊。

而《觉醒年代》点线面结合，把这段历史讲得一气呵成，着实让人有一种掌握知识点的爽感。

二、厚重写实、灵动写意

有了逻辑、有了史料，从表达观点的角度说就够了；但对电视剧来说还不够，因为电视剧不是论文，不能只做一下文献综述就拉倒了。有了骨架，还要有血肉，要让观众进入历史，设身处地，这样才能更容易领会剧集所表达的观点。

让观众进入历史的最佳方法就是填充历史的细节，剧集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写实与写意相结合。

首先是写实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各阶层，例如在毛泽东登场时，给了一个他冒雨跑过长沙的街巷的长镜头，颇有“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的意境——观众跟随他的视角，看到了长沙城内各个阶级，以及富人、穷人两个世界。世道艰难，一目了然。

再比如为鲁迅登场起铺垫作用的场景，正是由他小说《示众》《阿Q正传》中看客围观刑罚的场景，以及《药》中愚民买人血馒头的场景结合起来的。

鲁迅登场时正在看碑文，紧接着就是与钱玄同的“铁屋子”论辩，这些都记载在《呐喊·自序》中。

但这写仅仅是为了写实而拍吗？当然不是，拍这些也是为了写意，展现那个年代的社会不公与民众愚昧。

剧集的其他细节性隐喻非常多。

比如，北京城里的车轮艰难地在不合适的沟中东倒西歪地行进，暗示中国走了不合适的路。

袁世凯的府邸中黑云压城、白天打灯，暗示他已穷途末路。

给到老百姓的镜头，常混杂着牛、鱼、猴、鸭，而且是特写，暗示民智未开。

而给到先进知识分子的镜头，又搭配向上爬的蚂蚁、走出井底的青蛙、舞刀弄枪的螳螂、振翅高飞的白鸽等特写，暗示革命者力量虽小但前途无量。

这些都只是我记得的一部分细节而已，如果用心观察，还能发现更多。仅鲁迅登场这几分钟，我能看出来的，就化用了关于他的四个文学、历史典故。对于不喜欢水剧情的人来说，信息量密集也是特别爽的。

三、大江淘尽，风流人物

最后说到历史人物了，这是剧集的核心。剧集在历史人物的塑造方面有三个优点。

一是对历史人物英雄的一面，和凡人的一面的把握都非常到位。

有些主旋律，过于侧重“英雄”，使得说教意味太浓；有些主旋律商业片，过于侧重“凡人”，使得理想主义太弱。稍微好一点的作品，浓墨重彩“英雄”的一面，穿插些许“凡人”的一面，但实际上搞得像是两个人。

为什么一个历史人物不可以既是英雄，也是凡人呢？

剧集又是怎样做到让一个历史人物既是英雄，也是凡人呢？最重要的是将人物的英雄行为与凡人行为，统一于一个性格与价值观框架。

例如陈独秀，他的性格刚烈不羁，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决定了在文化上、政治上他与封建主义者进行激烈的争斗，这是他英雄的一面；刚烈不羁，换句话说就是脾气暴躁，再加上他常年斗争不顾家，所以他还要与自己的两个孩子“斗”，这是他凡人的一面。

二是注重人物的复杂性。

还是陈独秀，他又有温情脉脉的一面。平日里他对孩子严格要求，时不时还大吼大叫，但暗地里欣慰他们的成长。在两个孩子将远行时，还特意亲手给他们炒花生。

又如辜鸿铭，既是顽固的文化复古派，又是坚决的文化守护者。

三是揭示人物终究是属于历史的。

剧集有两条很重要的人物主线：一是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在亲情上、政治上从隔阂到和解；二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从文化上志同道合，到政治上分道扬镳。

剧集安排了许多意味深长的台词，暗示了他们的命运。

陈独秀一大家子在一起时，陈延年在批评陈独秀的暴躁时说：“性格决定命运。”后来陈延年又自述：“我是立志要为国家献身的。”后来当这一家逐渐形成一个亲情上、政治上的统一体时，观众已经知道他们将迎来更加残酷的命运。所以这一刻被渲染得越美好，也就越残酷。

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在一起痛饮，此时嫌隙已生。酒后，陈独秀在家门口的水洼里铺上砖头，对喝醉的胡适说：“前路坎坷，小心脚下。”胡适醉醺醺地答道：“我走了。我自己走。”观众知道，后来胡适不仅失去了陈李挚友，而且还失去了国共支持，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历史人物最终逃不脱历史，这是他们的宿命。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感受历史沧桑，也是一种爽。

四、天若有情天亦老

历史的温度——我这里说的历史的温度是指什么呢？是在经历了前面三重理性的思考之后，突然抛去这些，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然后从历史中能最直接感受到的东西。

我能感受到绝望彻骨。

故事始于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窃取胜利，革命者流亡海外；“二十一条”的出现，使中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张勋12天的复辟，上演了一出可恨又可笑的闹剧；中国成为一战战胜国，转眼间就被端上列强谈判桌任人宰割。

中国老百姓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平日里最大的爱好是抽大烟、看杀头。中国知识分子绝望，陈独秀流亡日本，说这个国家无药可救；鲁迅每天沉默地抄碑文，说与其唤醒大家，不如让他们在熟睡中没有悲哀地死去。

绝望的高潮是，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当局迫害，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时值隆冬，他们路过天津海河，看到沿岸饥民遍野，天地为之色变。陈独秀伏地大哭，李大钊无声落泪，连拉车的马儿似乎也读懂他们的心意。建党的念头在这一刻发芽，配上阿鲲（恰好他也参与了《流浪地球》作曲）创作的由哀婉沉重、到裂变觉醒、到心意已决、到怒而奋起的主题曲，构成了全剧最震撼的段落。

但绝望，也催生决心、催生激情。

我能感受到激情澎湃。

新旧文化两派在北大唇枪舌剑，演讲者不是博得满堂喝彩就是被扔一身垃圾；李大钊在一战结束后聚众高呼“庶民的胜利”，向工人们热烈地宣传社会主义；陈独秀目睹五四运动期间军警大肆抓捕进步学生，终于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全国发动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五四洪流终于震撼了北洋政府。

但这激情不是只用于斗争。亲情、爱情、友情，无一不令人感动。陈独秀与蔡元培在北京相遇热情拥抱，异国画手偶然间画下了这一幕，这既为画面增添了生活趣味，又暗示这将是永留史册的历史性一幕。

激情也永远不会消退，即使是在刑场上的那一刻。陈延年、陈乔年出国时，用蒙太奇以及双重曝光手法穿插了他们数年后在刑场上的场景，表现他们的初心未改（我哭了，你呢）。

我还能感受到幽默活泼。

李大钊把工资送给了贫困学生，只能哄孩子吃肉有诸多坏处；结果蔡元培送来工资，他又立刻变脸带孩子去吃肉了。

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们，正是他们最好的年纪，他们也喜欢打闹、画画、音乐、电影。

旧文人迂腐但又有点原则的样子，让人好笑胜过让人生气。“新文化”三人组为了拉拢辜鸿铭协助对付英国人，不迭地给他溜须拍马戴高帽，堪称全剧最搞笑段落。

即便是那些最反动的反动派，也经常要么被进步人士怼得哑口无言，要么被人民运动吓得瑟瑟发抖，要么互相抱怨互相甩锅，在滑稽的配乐中出尽洋相。其中吴炳湘是反派第一搞笑担当。

用激情与幽默面对绝望，这是一种饱含着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叙事语气，也再现了当年革命者的气概。革命是非常艰苦，敌人是非常可怕——但若敌人那层可怕的伪装被激情刺穿，被幽默剥去，他们的一切看上去的威严、睿智、强悍，也就跟着一扫而空。他们像是被踩进泥土里的佛像，再也叫人怕不起来了。

结语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表达，这么一部非常严肃的历史主旋律题材，其实既有知识，又很通俗。它通俗到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群青年人在睿智导师引领下激情创业的爽文，时不时还有一些重磅人物来客串。这部剧简直可以像漫威电影宇宙那样搞一个红色宇宙了。按照这个模式来，主旋律优质批量生产或有可能（其实不可能，还得看各剧组的能力和态度，我就口嗨一下）。

最后，再来感受一下剧中人物们的深刻思想、澎湃激情与隽永文笔吧。

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

——1916年《青春》，李大钊

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1918年《庶民的胜利》，李大钊

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1919年《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919年《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

哪怕是仅仅从剧中引用的这几段文字，我们也清楚地看到，10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少数知识分子的觉醒，发展为人民觉醒，一片新的浪潮正在形成，奔向1921年7月那个注定的日子。今日读来，仍然铿锵有力。

花絮

被央视洗了稿，在《面对面》20210502期25'00''-25'30''。不是什么大事儿，说出来还挺凡，但作为曾经的学术工作者，对这种不当引用真的很烦。

历史课本版面金贵异常，多少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大人物也仅能有立锥之地，新文化与五四运动中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也各自只有寥寥的几张标签，基本都是扁平的二维纸片人。

《觉醒年代》之所以获得赞誉，除了导演运用诗意镜头、节奏调度的功力强，让全剧始终能点燃观众情绪，更在于编剧塑造人物的技巧十分娴熟且足够接地气，他把三位的性格折叠面在细节中徐徐展开，使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事件成为了有温度的人的往事。

想聊聊他们，还因为这仨有个非常巧合的一个共性：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蔡元培正好大他一轮，胡适小他一轮，都属兔，也是为啥他会称蔡为“狡猾的老兔子”，新文化运动当时亦有“三兔闹北大”的说法。

01 陈独秀你怎么什么都要跟别人不一样啊？

陈独秀出生在安徽怀宁县，原名“陈庆同”。

父亲和祖父去世很早，后来的主要抚养人——母亲慈爱大哥温吞，这样的家庭构成使得他较少受到旧式父权的约束，能自由恣意地释放天性。

成为了一个从小到大一直特立独行——且很笋的同志。

十七岁考科举是为了敷衍母亲，拿到考题觉得十分不通，于是“ 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后来考乡试，备考前看到有个胖子拿着自己的得意文章在考场上踱来踱去还念念有词，

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到：“好！今科必中！”

他像看新鲜一样出神地看了人家半天。

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这般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实庵自传》

动不动骂人的习惯延续一生，后来创办了《新青年》更是有了用武之地，一篇讨旧檄文《文学革命论》，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妖魔”！

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 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颇有些孙猴子的架势。

新旧错杂交替之际，现代性来袭，激荡的时代潮流需要这样一个激烈的叛逆者集结合力，撑起这个节点。

独秀们幸运地生对了最需要反骨的时代，世界已准备好接受他们的本能喷涌而出。

02 猫脸团宠胡适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是一个一辈子不愿意给周围人看一个脸色、不愿说一句让别人不舒服话的全乎人。

永远挂着接纳对方的“我的朋友”式微笑，既愿与世界和睦相处，欣然融入其中的能力又很强，是独秀们的反面。

张爱玲曾形容他：

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年少时有不少散发人间烟火味的荒唐小嗜好（打牌捧戏子打茶围喝花酒）、金钱方面既慷慨又抱着自信的流水态度，这样内心一点不拧巴、人生态度写满积极二字的人，释放不了太多黑色能量，作品犀利深刻程度难免就又不如树人们，这也是为啥迅哥儿的文穿透力极强，篇篇气势汹汹地直冲着人晦暗的心窝子里去，而胡适的文对比之下就显得手下留情许多。

这点小时候深受好脾气的母亲影响，看多了旧式家庭里妯娌间疙疙瘩瘩的日常负能量交换，觉得“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这样的人际交往原则指导下，胡适的好人缘简直爆棚，家里永远高朋满座，对各类社会人士包括贩夫走卒通通来者不拒。

1958年，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在他台湾南港新居作客6日，然后问他：“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着的时间恐怕三分之二都用在会客，对不对？”

胡适想了想，说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

即使晚年因反对威权主义与蒋介石几近决裂，在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后，那个公认气量狭窄、僵硬且无趣的人，仍然评价他“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并献上那幅著名的挽联，曰：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03 都说你蔡元培是摸不得的老虎屁股

蔡元培最著名的身份当然是教育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一手把北大送进一流学府行列。

这八个字看上去春风拂面的很温润，在当时各种思潮割据的薄弱共识基础上实则难于上青天，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绝唱。

蔡元培22岁中举，25岁经殿试点进士，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而且人家家里还是做小买卖的，还不是家族积累了好几代的所谓书香门第。

少年得志的真学霸。

然而他虽为体制中人，属既得利益阶层，性格却十足热血，看到清廷在甲午战争庚子大劫中接连被毒打，逐渐从崇尚维新走向教育与革命并举之路。

当时的小蔡最佩服肝胆照昆仑的侠士谭嗣同，认为革命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暴动，二是暗杀。不仅自己制炸弹搞恐袭，还干过一件特别豪气干云的事情。

苏报案后邹容惨死于狱中，他冒着杀头的危险从化人滩荒冢地义庄偷出遗体，在愚园中公开追悼。

暴力元老&最强校长，这两个南辕北辙的标签神奇地互洽在蔡元培身上。我一直觉得国民党是个有暗杀情结的组织，根子搞不好就在蔡元培这帮人的光复会这里——它的前身是陶成章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专门行刺清廷要员和慈禧太后。五四运动期间，北大掀起了那么大波澜，北洋政府倒蔡意愿那么剧烈，临了也没能动他分毫。

毕竟这样脸上堆笑嘴上客气却黑白两道通吃、桀骜如辜鸿铭和周树人都拜服的社会校长，惹不起。

电影公众号：东门捷径小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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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 袁世凯丧权辱国引民愤 李大钊慷慨陈词欲救国

1、天发杀机，战云四飞，倭族趁机，逼我夏宇，留日学子，羁身异域，回望神州，仰天悲愤。既然已经到了国亡人死之际，便再无投鼠忌器之顾虑，我们应该有破釜沉舟之决心。窃国大盗袁世凯，恢复帝制想要当皇帝，中华民国危在旦夕了；卖国贼袁世凯签定了二十一条，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了。同胞们，共和就要死了，青岛就要丢了，同胞们，你们说，怎么办？——留日学生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听到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的消息后愤慨陈词

2、辛亥革命以来，整个民众的思想早已经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海内外齐声倒袁这个现象来看，便是铁证。越是在民族危亡之时，就越应该唤起民众的觉悟，振作民族精神，而且要把共和的思想灌输给民众，则必须推翻封建的思想。逆历史潮流者，必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倒袁；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倒袁。——李大钊批判张丰载反对革命的封建思想

3、日本早稻田大学，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陈独秀与留日学生李大钊一见如故，探讨爱国之路：

李大钊：您说，爱国要有立场，爱国不能打着爱国的旗号，甘愿去当袁世凯的顺民，那按您的意思来说，只要是袁世凯当政，大家就不要爱国了？

陈独秀：爱国要有立场，不能把爱国跟效忠袁世凯混同起来，打着爱国的旗号来掩饰袁世凯的窃国行为。那袁世凯口口声声说他就代表国家，他是在混淆概念。如果爱国没有立场，那我们就根本没有理由来打倒袁世凯。

李大钊：我深以为然。我认为当今的第一要务是启发民众真正的爱国心，眼下中国正在被西方列强所瓜分，如果大家都不爱国的话，那这个国家就亡了。

陈独秀：守常，我问你，西方列强瓜分中国靠的是什么？

李大钊：船坚炮利啊

陈独秀：非也！你说的那是鸦片战争和甲午海事。现在列强瓜分中国靠的是借债。中国政府，每年，向西方各国借的外债，占国库收入一半以上。一个没有生产力的国家，只能靠，以国税铁路为抵押，借债来维持政权。这样的国家有什么希望？

李大钊：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倒袁，推翻这个腐朽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陈独秀：非也！靠政治革命可以救中国？中国的问题积重难返，靠换人、换政府能解决吗？

李大钊：那照您这么说，中国岂不是没有出路了？

陈独秀：有！但出路不是老路，只有找到一条新路，中国才不会亡。

李大钊：何谓老路？

陈独秀：政权更迭，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循环往复，这是老路。

李大钊：那何为新路呢？

陈独秀：不知道！——我正在找。守常，我欣赏你的见识和才华，你愿意跟我一起找吗？

李大钊：为中国寻找一条救国之路，乃是我李大钊毕生所求。我愿意！

陈独秀：好！

4、从日本回国船上，陈独秀与易白沙聊天：

陈独秀：杨度、严复，那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而那个梁士诒一伙，则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我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礼义廉。

易白沙：什么意思？礼义廉？

陈独秀：礼义廉，无耻啊！无耻之极，无耻之尤。

易白沙：仲甫，思想清奇啊！

陈独秀：十多年了，我陈独秀先学康梁，后随中山，致力政治革命，为了革命，东奔西走，九死一生，光日本就去了五次。结果到现在，不还是一事无成吗？中国的事情，光靠政治革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追根溯源，要换换思路了。

易白沙：你有什么新思想？

陈独秀：新思想不敢说，我这次回国，打定主意了，二十年不谈政治。

易白沙：不谈政治，你想干什么呀？

陈独秀：脱胎换骨，换人、换脑子。

5、吾辈学生，于国民中尤当负重大之责任，研究精神上之学术者，宜时出其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研究物质上之学术者，宜时摅其湛深之思考，施以精巧之应用，谋我国军事工艺器械之发达，诚以精神具万能之势力，苟克持之以诚毅，将有伟大之功能事业。基于良知，一念之微明，则曹沫雪辱，勾践复仇，会有其时。——李大钊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宿舍写日记

6、同胞受辱，就远没有，比你们打麻将重要是吗？国之所以不昌，在于民智未开也。——回国船上陈独秀扔了张丰载麻将牌后愤慨之言

第二集 陈独秀终于抵达上海 遭儿子戏弄却反欢喜

7、上海陈独秀家里，陈独秀和高君曼听雨聊天：

陈独秀：我在国外，听过欧洲一首歌曲，名字叫《国际歌》，歌词还没翻译过来，不过有几句倒是让我印象深刻。大意是：世上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上帝。要创造大家的幸福，只有靠我们自己。唱得好，说得对。大到国家，小到个体，自己的命运自己争取，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到老子和家庭身上，是靠不住的。

高君曼：那，你这个父亲是干什么的？你的责任到哪里去了？

陈独秀：我的责任就是，让他们知道，怎么才能担得起这个国家、社会和历史的责任。如今乱世，作我陈独秀的儿子，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8、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孟邹为陈独秀接风设宴，陈独秀与仁人志士分析当前局势：

陈独秀：同治十三年，满人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称我中华已处于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的时代，我想问问诸位，这个变局和强敌指的是什么？自道光二十年，英吉利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我们这个国家就已经在大变局了。李鸿章精心办洋务、建海军，忙忙碌碌几十年，自救自强，结果呢？甲午年一战崩溃，成全了一个日本帝国。从那个时候起，大清王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后来辛亥革命，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但是什么是共和啊？中山先生也在苦苦求索，国人更是莫衷一是，各取所需，自说自话。我们这些反帝制、求共和，出生入死几十年的人，现在倒要回去当皇帝的顺民了？是历史在跟我们开玩笑吗？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到底指的是什么？

易白沙：依我所看，变局指的是帝制的崩溃，强敌指的就是西方列强吧。

陈独秀：变局中国经历的多了，从秦始皇到小宣统，改朝换代几十次，到头来还不是专制体制的循环吗？强敌中国也经历多了，古往今来，有多少强敌打到了中原，结果呢？我泱泱中华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中华文明五千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们有这个自信。

陈子寿：仲甫啊，你说的这些个都是历史，现在今非昔比了。

陈独秀：没错！鸦片战争打破了这个格局。这一次真的不同了，这一次我们遇到的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强敌。这个强敌，不光强在武力上，更重要的，他是强在思想上和理念上。他们不仅有工业时代所产生的先进武器，他们还有资本时代所产生的先进理念和先进的体制。在他们面前，我们的制度落后了，我们的思想也落后了，一句话——我们的人，落后了。这是我们泱泱中华几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次，对吗？所以，我的结论是：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要想光复中华昔日之辉煌，首当其冲的，要造就一代新人。

邹永成：仲甫兄说得太有见地了！但是这事太难了，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陈独秀：确实，这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不能急功近利，我们也不能彷徨徘徊，天生我才，不敢担当就是失职，就会遗祸子孙，我等，绝不能作壁上观的局外人吧。

陈子沛：操大心，办大事，这是我等的责任。

陈子寿：仲甫，说得好啊，我们该怎么做？

陈独秀：一、思想启蒙；二、改造社会。悠悠万事，千头万绪，唯此两项为大。

汪孟邹：仲甫啊，那外国人那思想是五花八门啊，制度也是五花八门啊，哪一个适合我们国家？

陈独秀：问得好！对西洋先进的思想和制度，我们必须要辨析，我们要找到最核心、最普遍、最实用的东西来武装我们的青年。这个问题我探索多年，已经找到了明确的结论，不久，我会昭告天下。所以此次归国，我想创办一份杂志，作为唤醒国人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的号角。我向各位保证，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为之改观。各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就是要通过办杂志辨析、选择和验证出一种当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作为改造中国青年和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来探索出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

9、首先，我认为仲甫先生提倡的那个“有国家不为喜，无国家不为忧”的自觉心是一种悲观厌世误国的论调。何为自觉？自觉就是改进国家精神，自强不息地创立一个新的国家，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国家不可爱了，就不爱国了。更不能因为我们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爱，就去厌恶，甚至是抛弃这个国家。——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与章士钊、高一涵谈他即将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厌世心与自觉心》

第三集 陈独秀为筹钱竟然卖字 李大钊被开除决心革命10、上海东亚图书馆，章士钊、陈独秀、汪孟邹、邹永成开会： 陈独秀：这两个月，我和易白沙足不出户，创办了本《青年杂志》，本意是鼓吹新文化、宣传新思想、造就新青年，就是想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理论，来替代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孔教三纲，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重塑一代新青年。这是创刊号的草样，各位先生指教。

邹永成：这封面上怎么是个外国人，这谁呀？

陈独秀：卡内基啊！钢铁大王兼慈善家，他是苏格兰人，十一岁迫于生计移居美国，为了糊口，在纺织厂打过工，烧过锅炉，做过快递员，后来靠着自身的聪明和努力，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创建了与洛克菲勒和摩根并立的钢铁帝国，成了美国经济三大巨头之一。我之所以把卡内基作为创刊号的封面人物，就是想告诉那些还在吃苦受罪的中国孩子，天下的路是留给天下的人走的，有志者事竟成。

11、上海震旦学院礼堂 陈独秀演讲

可是建立了民国又怎么样呢？洋人照样欺负我们，老百姓照样吃不饱饭，这是为什么？这就不光是我们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思想、道德、理念不如人家先进。所以我说，所有觉悟，归根结底，就是思想的觉悟、道德理念的觉悟，这最后的觉悟，说到底——人的觉悟。这最后的觉悟就是要换脑子，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来塑造新一代青年，来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

当代中国的新青年，我以为应该有六个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第六、科学的而想象的。六条标准，总的来说，就是科学与民主。要造就一代新青年，唯有用科学和民主并重。科学与民主就是检验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和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准绳，凡是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遗留、圣贤之垂教、社会之崇尚皆不值得提倡。

旁白：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12、湖南长沙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急切寻找志同道合朋友，冒雨赴约结识新友人

毛泽东：纳于大麓，藏之名山。

李立三：对呀，书经曰：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二十八画生，我相信，天必降大任于斯人也。

毛泽东：各位啊，这我国士人，文弱者多，武风不振，敢于努力救国之新青年，筋骨强，方能气力雄，才能真的把外国人叫我们东亚病夫的帽子彻底地踩在脚下。文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心力体力合二为一，世上事未有不成。诸位这才是我们中国的新青年。

旁白：毛泽东被《新青年》打开了眼界，他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这期间，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3、天津南开中学小礼堂 南开学校学生周恩来为同学们朗读《敬告青年》

各位同学，我看了这本新出刊的《青年杂志》，一下子被陈独秀先生写的创刊词《敬告青年》所吸引住了。它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心志，让我感到我以前的所思、所学、所行实在是一无所取。所以，我打算更换一下我朗读的文章，读一读这篇《敬告青年》，同大家一同分享我心中的快活。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巫民；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用处，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14、日本早稻田大学 李大钊为高一涵朗读《青春》

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

旁白：一九一六年，李大钊在日本写下了著名的《青春》一文，文章以昂扬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的人生态度，表达了明显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再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主张。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青春的精神不断改造自我，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建立青春之中华。

第四集 李大钊回国当杂志社主编 陈延年兄弟与柳眉结怨

15、人活得还不如畜牲呢。——北京前门大街 路人甲看着衣衫褴褛跪地磕头乞讨的妇人感慨

16、我们穷人生下来就是等死的命，穷人不是跪着的命，死也得站着，不能跪着。——北京前门大街 北京长辛店工人葛树贵怒斥跪地乞讨的妻子

17、人人平等，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晨钟报》主编 李大钊扶起欲下跪的葛树贵说

18、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上海震旦学院 陈独秀长子陈延年摆摊卖《新青年》，现场朗读李大钊的《青春》

19、星华、葆华，以后你们长大之后呢，无论是当工兵还是当其他的，这个由你们自己选择，但是记住，无论我们当什么，我们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们要当一个永远不祸害老百姓的人。——河北李大钊家中《晨钟报》主编李大钊用军棋教儿女做人道理

20、北京街头，群众议论北京大学学生打架一事

小贩：我把小锣当当敲，北京大学真胡闹，争风吃醋打相打，只好派蔡元培，接管北京大学堂。哎呀！斯文扫地呀！

路人：泱泱大国，最高学府，竟养着这么一群败类，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21、蔡元培向北洋政府外交官员汪大燮请教是否应该应黎元洪之邀请出任北大校长

蔡元培：知我者伯棠兄也！坦率地说吧，北上之前呢，我专门拜访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与我一席之谈，他希望我能把北大的校风扭转，唉！创建能跻身世界的一流学府，先生还希望我，树中国现代教育之旗帜，希望我，能为国家早点培养栋梁之材。是啊，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人才救国，这正是我蔡元培之追求的理想！

汪大燮：是啊，当今中国，百废待举，开风气之先的，莫过于陈独秀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最有吸引力的，也莫过于陈独秀所高擎的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普及科学与民主，根子在教育，你蔡元培要是能借北大这块宝地，改革创新，重振我中华民族，就有了依托和希望。

蔡元培：伯棠兄之所言，正是蔡元培，我之心志！

第五集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 陈独秀谢绝蔡元培推荐入北大任职

22、下大雪才浪漫，这就是读书人、卖书人的区别。苦中作乐，是士的本质。——北京某旅馆 陈独秀跟汪孟邹讲要去招股北大教授钱玄同入伙新青年

23、1916年12月 北京陶然亭 陈独秀与钱玄同雪中相约 陈独秀：德潜——是你吗？ 钱玄同：仲甫兄！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啊！今日总算是得识真颜啦！ 陈独秀：万物玄同，相忘于道，你我虽天南地北，从未谋面，却神交已久。 钱玄同：是啊！我可是你《新青年》的忠实读者，也是你陈仲甫的铁杆支持者呀！ 陈独秀：哎呀！德潜你过谦了啊！怎么样？今日，我约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钱玄同：雪中游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怎么会怪呢？ 陈独秀：那不觉得冷吗？ 钱玄同：与仲甫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陈独秀：果然是同道中人！ 钱玄同：同道中人还有一位！我给你介绍，这位——刘半农，文学翻译家，也是上海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报人。 陈独秀：哎呦！半农！我看过你翻译的很多欧洲小说，受益得很！ 刘玄同：与先生相比，半农不过就是泰山上的一抔土！ 陈独秀：这呆在北京的人，怎么都这么谦虚呀？ 钱玄同：哈哈哈，仲甫兄，咱们亭上说话！这陶然亭啊，最有名的当属江澡撰写的《陶然吟》，据说他经常请那些文人墨客、同僚好友来此饮宴、赋诗。 陈独秀：果然是——红尘中的清净世界啊！可惜，今日无酒啊！ 钱玄同：仲甫兄前来，岂能无酒！来人，上酒！ 陈独秀：哎呀……这酒可是花雕？ 钱玄同：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的。 陈独秀：哎呀！德潜，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刘半农：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陈独秀：好！今日，有你、有雪、有花雕；有琴、有诗、有红梅，高山流水觅知音，果然雅致！来！咱先干一杯！ 陈独秀：怎么样？ 钱玄同：暖！ 陈独秀：半农，你不是在上海吗？怎么也到北京了？是赶时髦吗？ 刘半农：北大搞改革，我是想过来应聘教书！ 陈独秀：哦！这北京对文化人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刘半农：说来也怪啊！眼下这些文人骚客们来了就不走，那是趋之若鹜啊！无论在这里活得多贫穷。 陈独秀：为什么？ 钱玄同：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鱼龙混杂、包罗万象，机遇与风险并存。仲甫兄，这《新青年》就象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陈独秀：独秀此次来京，就是要拜谒各位，襄助《新青年》，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些。 钱玄同：责无旁贷！只是仲甫兄，有没有考虑过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 陈独秀：北京？《新青年》在北京能立足吗？ 刘半农：岂止是立足？立足北京，放眼全国，发扬光大！ 陈：来！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第六集 陈独秀决定在北京发展事业 蔡元培带陈独秀参加学校会议

24、新青年的宗旨是创造一代新人，但是新人是什么？我以为，新人就是新学生、新工人、新农民，甚至是新官僚，你只有各个阶层都改造了，整个社会才能发生质变。北京呢，上通天，下接地，绝对是新青年的最好的用武之地。——北京《甲寅日刊》编辑部 李大钊建议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北京发展

25、北京大学礼堂 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

各位，五年前严复先生为北大校长时，我服务于教育部，做教育总长。记得北大开学的那天，我为本校做了一点贡献。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也知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时日已过去数年，诸君与往昔相比，一定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今天就要服务于北大，我有三件事要告诉诸君：

一、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须知宗旨，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者也。现在外面常常有人指责北大之腐败，是因为来此求学者，都抱有当官发财的思想，以此为捷径。因为一心要做官，一心想发财，所以，从不问教员之学问深浅，唯问教员官职的大小，官阶大的，就特别受欢迎，这大概是为了方便毕业时有人提携吧。我想说的是，诸君来北大求学，三年或四年，时间不谓不多，如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定然会很高、很深。诸君来北大求学的宗旨是做官发财，那这个宗旨就错了，求学的路，就必然走偏了。平时冶游，考试来了，才去翻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以此活动于社会，光阴虚度，学问毫无。这是自误啊，这与到北大求学的真正宗旨，是大相背驰的。大家也许还记得，发生不久的辛亥革命，我们之所以要革命，就是因为清朝政府太腐败，就是现在也有许多人，对现状不满意，也是因为社会道德沦丧。诸君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打好基础，勤奋求学，万一为生计所迫，做了教员，则一定会耽误学生哪；你进入政界，则一定会耽误国家呀，这是耽误别人，误人误己。所以，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这是我希望于诸君者之一。

二、砥砺德行。如今的社会风气啊，越来越苟且敷衍，只顾眼前，道德伦丧、败坏德行的事情，触目皆是，不是德行根基牢固的人，少有不被这种社会风气所污染。各位，国家的兴衰，要看社会风气是高尚还是低劣，如果都流行于这种社会风气，前途不堪设想，所以要有卓越之人，以身作则，尽力去矫正这种颓废的社会风气。诸君皆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如果德不修、学不讲，还与这种颓废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那亦是侮辱自己，更何谈，做他人的榜样呢？所以，品行不可以不严谨对待和修养，这是我希望于诸君者之二。

三、尊敬师友、坦诚相见、开诚布公、相互勉励。各位，我们同处北大，要荣辱与共啊。我相信，我们北大一定会是出文化大家、思想大家的地方。

我今天就说这么多，来日方长，随时再为商榷。

第七集 陈独秀杂志文被老师痛批 毛泽东写文章获杂志社赏识

26、文化是政治的先导。这个文化啊它是割不断的，它新文化只能在旧文化的襁褓中生长，对旧文化，它只是扬弃和革新，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搞清一色，要鼓励和支持百家争鸣。作为北大的文科学长，不能容不得人啊，你知道，人和文化是最复杂的，在当今这么一个混沌的时代，其实每个人都在为国家寻找出路，只是思路不同罢了。我的理想：北大，它要成为群贤必至的学术大舞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滋生出健康的新文化，我请仲甫兄到北大来任文科学长，盖源于此。——北大校长办公室，评议委员会会议之后，蔡元培开导陈独秀接受保守派教授

27、同学们，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北大礼堂 陈独秀宣导胡适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

28、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其加甚。——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新文化运动学者易白沙朗读学生毛泽东准备投稿《新青年》的文章《体育之研究》

第八集 周树人目睹百姓买人血馒头 李大钊到《新年青》杂志社任职

29、这新青年提出的砸烂孔家店，砸的不是孔子儒学，砸的是孔教的三纲五常，我们反对的是政治尊孔，不是学问尊孔。众所周知，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这个孔子儒学就变了味道了，就成了历代皇帝统治国家的权术，愚弄民众的武器。所谓君为臣钢、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窒息了国家的活力、祸害了民众的生活、阻碍了文明的进步，一句话——造成了中国的落后，这种孔教三纲，不应该被砸烂吗？袁世凯复辟帝制，要做皇帝，就要拜孔教为国教，尊孔学为国学，这就是眼前的政治啊！封建礼教，至今还在统治着社会生活，奴役着人民思想，难道这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吗？——北大凉亭 校评议委员会上陈独秀舌战保守派教授辜鸿铭、黄侃

30、北京菜市口，钱玄同找到独自默默看碑文的鲁迅，替陈独秀邀请其为新青年投稿，两人激烈辩论

鲁迅：我现在，躲进小楼，不问春秋，就三件事我办：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别的事我一概都不感兴趣。你要是找我写稿子，那就不聊了。

钱玄同：那，那你说，你现在写这些有什么意思？既然没什么意思，你抄它干嘛，你现在可消沉了啊。

鲁迅：不是消沉，是看不到前程，家事、国事都一样。

钱玄同：豫才兄，你怎么变得这样啊？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气冲牛斗的周树人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局吗？有人想要复辟帝制，请那个小宣统皇帝再出来当皇帝，你就不想说点什么？

鲁迅：假如啊有这么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且是万难破毁的，里边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被闷死，然而从昏睡入死他们全然不知道就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一声，惊醒这几个较为清醒的人，但是这不幸的少数者， 要去承受这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你对得起他们？

钱：如果我嚷几声，能叫醒那几个人，我就绝不能说，他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31、1917年6月，张勋率辫子军进京城前夕，被砸烂的北京《甲寅日刊》编辑部，李大钊不同意解散杂志社，与陈独秀意见相左，不欢而散。

李大钊：仲甫啊，现在国家这个形势，你那个《新青年》还编得下去吗？恕我直言，你那个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口号，不能再提了。我的意思很明确，那个口号不合乎中国的实际。

陈独秀：糊涂！守常，我一直以为你明事理，晓局势，怎么能这么糊涂？你看看当下国民素质，你怎么跟他们谈政治啊？

李大钊：三年之内，两次复辟，这个政府允许我们提高国民素质吗？仲甫兄啊，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陈独秀：不行，总之，我不能让你去送死，当下的中国，不需要你这样的谭嗣同。

旁白：在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通过他编辑的《甲寅日刊》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相呼应，发表大量文章，集中倡导民主主义，猛烈抨击封建主义及旧文化、旧思想。和陈独秀不同的是，李大钊不回避政治，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研究，在社会革命家的道路上自觉实践，社会革命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

32、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1917年7月张勋复辟，李大钊写信给天津友人白坚武，做诗《复辟变后寄友人》，并题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第九集 李大钊被清朝政府通辑逃往上海 段琪瑞拥护蔡元培继续做北大校长

33、同胞们，逆贼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携五千辫子军闯入我京师，悍然发动政变，复辟了那个已经死了六年之久的腐朽的清朝政府。同胞们，在去年，我们的民国就已经被窃国大盗袁世凯蹂躏过一次了，那么现在，这群肮脏的、无耻的辫子军又一次用卑鄙的手段蹂躏了我们的民国。同胞们，他们可以掐死我们的民国，但是他们掐不死民众内心当中的共和；他们可以挡住天上的太阳，但是他们无法挡住民主的光芒。京师是首善之地，我们绝不能允许那些前清的遗老遗少们戴着马尾巴做的假辫子，在这儿招摇过市；我们也绝不能允许张勋复辟的阴谋得逞。反对张勋复辟，誓死维护共和。——张勋率辫子军闯入北京城，《甲寅日刊》编辑李大钊率领北大学生当街游行并当众演讲

第十集 胡适回国到北大任职 柳父劝说陈独秀送俩儿子出国留学遭拒

旁白：张勋复辟当日，李大钊被迫逃离北京，他在江南流亡数月，广泛深入社会底层，考察国情，清理思想，苦苦追寻新的救国之路。张勋复辟，宣告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彻底流产，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反思与批判，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仅仅靠通过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方法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除了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还要倾听大众的呼声，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新之路。

34、上海亚东图书馆 陈独秀和两个儿子聊天

陈独秀：这次来既然见到你们了，就跟你们聊聊，聊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你们哥俩小小年纪就出来闯荡世界，自食其力，我很欣慰。你们想去法国勤工俭学，这个我也很支持。但是现在是世界大战，留法的事情还遥遥无期，国内也很混乱，你们总不能呆在这个法文补习班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很想知道你们到底怎么想的。

陈延年：我们哥俩自己的路自己走，既不依靠别人，也不依靠家庭，勤工俭学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的路。我们俩准备到法国去留学，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肯定不能半途而废，所以我们决定留在上海上学。现在亚东图书馆的生意不错，我们勤工俭学没有问题，关键是，这儿有我们读不完的书，我们也舍不得走。

陈独秀：行，既然你们已经想清楚了，那我尊重你们的意愿。第二个问题，你能跟我说说，你跟柳眉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陈延年：什么怎么回事啊？

陈独秀：你不认为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吗？

陈延年：大家关注这个问题我不意外，我没想到你也会关注这种问题呀！

陈独秀：为什么？

陈延年：因为我觉得你不是这么世俗的人。

陈独秀：我关注你和柳眉的事情就世俗了？

陈延年：既然你跟大家一样都这么世俗，那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柳眉，还有乔年，我们是一种纯洁、高尚的互助合作关系。

陈独秀：没太懂……

陈延年：那你看过克鲁泡特金和托尔斯泰的书吗？

陈独秀：看过

陈延年：那你应该知道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泛劳动主义。

陈独秀：知道一点

陈延年：那你也应该知道，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陈独秀：我洗耳恭听！

陈延年：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是，全社会所有的人都会通过自律，来不断地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所有人都结成一种超越家庭和恋爱的友爱关系。

陈独秀：哦，你和柳眉是这样一种关系？

陈延年：这是我追求的

陈独秀：那在别人眼里，你们是一对啊！

陈延年：什么一对？

陈独秀：就是蝴蝶成双啊，鸳鸯……什么的一对，懂吗？

延年：这就是我们两代人的不同，你们还无法摆脱世俗的羁绊。但对我们来说，那正是我们要冲破的藩篱，我们追求的，是永远纯洁高尚的友谊。

陈独秀：那你要冲破这藩篱，柳眉理解吗？

陈延年：她当然理解，而且我们正在制定一个自律守则，我称它为六不，分别为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最重要的是不谈恋爱，不作私交。

陈独秀：哦，全社会所有的人都通过自律不断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所有人要结合成一种超越家庭、恋爱的友爱关系。那这么说，我跟你姨妈、你姨妈跟你汪伯伯、汪伯伯跟你们、我跟柳眉、柳眉她爸妈跟你姨妈都是一种关系喽？

陈延年：应该是……

陈独秀：那你为什么叫你姨妈姨妈？

陈延年：那就是个称谓嘛！

陈独秀：那你怎么称谓我啊？

陈延年：我一直叫你陈独秀——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好，你们吃吧，我走了。还有一盘，吃吧！对了，陈独秀先生带来的，高君曼女士蒸的。

35、北大礼堂 开学典礼上胡适演讲《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我们回来了，你们看着办吧！这句话是《荷马史诗》当中的一句话，意思是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我相信这句话也是此时此刻我们每一个北大学人的心情。

想必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辜鸿铭先生吧！初次见面就劳您教诲，晚生十分荣幸！

我非常感谢辜先生对我英语发音上的纠正，但是今天，我引用《荷马史诗》这句话，我不在乎它的语言、语音、语调；我不在乎它是否是正宗的英国人的伦敦腔，还是下等人的发音；我在乎的是，它所表达的内容。“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辜先生，这句话也是我想对您说的；这句话，也是我想送给在座的每一位；这句话也是我们北大学人，对一个旧的中国、一个旧的文化的宣言，也是我们对于办好新北大的一个——郑重的承诺。

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刚刚蔡先生问到，乱世之中，北大将怎么办？这的确是我们每一个北大学人殚精竭虑的问题吧。还记得是在一九一五年一月，我和竺可桢谈过，创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强烈愿望，后来我又和英语老师亚舟谈到过，在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在当天的日记当中，我大发感叹地写道 ：“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著名的国家大学，可比此邦的哈弗、英国之牛津剑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当中写道：“国无大学、无国家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我胡适回到中国别无奢望，但求一张苦口，一支禿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第十一集 辜教授讲课获学生们追捧 李大钊放弃当官机会重返北京

36、做学问的，不能人云亦云，这是我反复强调的北大的学风。——北大凉亭外，蔡元培意欲劝退解雇辜鸿铭教授的学生

37、北大礼堂 北大教授辜鸿铭演讲《中国人之精神》

诸位同学，我知道你们笑什么——笑我头上这根辫子，你们看！

辫子有什么好笑的呀？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一条斩不断的根，在座的各位同学，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听，只要你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就要依附于这条辫子，只不过我们不同的是，我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割掉了毛发，穿上了西装，满嘴的english，洋人就会高看我们，恰恰相反，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恰恰会引起他们的蔑视。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与精神，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好，下面，开始我的讲课。

同学们，我今天讲课的题目，是中国人的精神，这个题目我给洋人讲了好多次，但是，我给他们讲课，每人要收两块大洋的门票，而且我坚决不给他们插话和提问题的机会。当然今天不同了，我是在北大的课堂上，给我自己的学生讲课，这既是我的讲演，也是我们之间的交流，你们可以随时打断我，你们可以提任何的问题，我一定给予你们满意的答复。

何为中国人的精神？众所周知，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美国人，他们纯朴、博大，但是他们不深沉；英国人，纯朴、深沉，但是不够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但是没有纯朴。我听过一些外国朋友跟我讲，他们在中国居住得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

好，我现在就来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思想、性格，有很多的弱点，但是，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那就是温良。什么是温良啊？郭心刚同学，你来回答这个问题。郭心刚答：“回先生话，学生以为，温良就是温顺和懦弱。温良是一种不好的精神，而恰恰体现了中国人体制上和道德上的一种缺陷。”NO——no,no,错，错，错，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温良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是因为我们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生活在一种心灵的生活里，这就是与洋人不同的地方。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是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情感，是心灵的激情，和人类之爱的情感。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为什么，与欧洲人相比，我们中国人有惊人的记忆力。因为我们中国人过着是一种心灵生活，心灵，用同情心和心灵的力量来记事，要强于用头脑来记事，后者枯燥无味。我再举个例子，中国人比外国人有礼貌，这是在全世界都公认的。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情绪。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懂得自己的感情，他们会将心比心，以己以人，显示出体谅和照顾的特征。当然日本人也讲究礼貌，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礼貌是一种没有芬芳的花儿，我们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名贵的、散发着芬芳的香水儿。

台下同学问：“辜教授，您的意思是，中国人用心，外国人用脑是吗？”

你可以这样理解。我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但是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现在，我就来解开这个秘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辜鸿铭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38、旁白：考察江南期间，通过对伪调和论、伪国家主义和梁启超改良主义的批判斗争，李大钊逐渐开始丢弃，对西方民主制和议会政治的幻想，他提出，对于像袁世凯、段祺瑞那样的反动暴力政治，善良公民有革命的权利。十一月十一日，李大钊毅然放弃朋友推荐他做官的机会，北上北京，踏上了以思想启蒙和社会革命为使命的新道路。

第十二集 英国反对北大解聘英国外教 北大红楼建成

39、新青年编辑部办公室，同人编辑会议会，陈独秀留李大钊和胡适讨论新青年使命

胡适：我的想法很简单，《新青年》办刊宗旨，是思想启蒙，以改造国民性为救国的根本思路，在文化思想上替中国的政治，建筑了一个革新的基础，而不是直接地去解决政治问题。

李大钊：一厢情愿了，适之！我们身处这么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讨论思想启蒙，怎么可能避开关系到国家生死根本的政治问题。

胡适：政治问题，政治是权术、是交易，是一种肮脏的游戏，跟做学问风马牛不相及。

李大钊：这是偷换概！政治是政治，权术是权术啊，两码事！我们如果启蒙思想，脱离于评论时事的话，那是什么？那是空谈！空谈是什么？空谈误国，向来如此。

胡适：什么是时事？北洋政府和南方政府对立，它是不是时事？按你这么说的话，咱们《新青年》也应该去议论一下，两个政府是该和呢还是该打？要搅和进去的话，你说你还是不是做学问？

李大钊：大政治，我说的是大政治，这个国家的方向和道路，应该往哪个方向走，这个总需要讨论吧？

胡适：那你说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方向？

李大钊：最近我看了中国和日本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我看完以后深受启发，布尔什维克政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在俄国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

胡适：什么新的革命啊？刚才你也说了，他们是通过暴力夺取了政权，还是换汤不换药。

李大晚上：你太武断了吧，适之。他们的纲领你看了吗？ 我看了，我觉得对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很有帮助，我最近就想研究它。

陈独秀：我对俄国十月革命也很感兴趣，我们一起研究吧。

胡适：要论到发展模式，我还是建议你们应该全面地向美国学习。

陈独秀：你看，这说着说着就说到一个话题上了，我过去说二十年不谈政治，是不想再像以前那样，直接搞政治斗争啊，想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思想启蒙，但是思想启蒙也属于政治范畴啊。《新青年》现在的主题是新文化，是要把国民从复辟复古的旧思想中解放出来，两位急先锋，我这么说同意吗？

胡适：同意

李大钊：同意

40、强盗逻辑！欺人太甚！置之不理！我行我素！怎么化？公告都贴出去了，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吗？商量什么？难道要我们北大丧权辱国，向洋人低头吗？蔡公，这件事情马虎不得。好，既然是外交事件，那么现在我们北大和克德莱就是两个国家利益的代表。我们北大，一手托着国格，一手托着公理，失掉了哪一个，都是对这个国家的犯罪！——陈独秀看了蔡元培带回来的外交照会的副本后怒不可遏，三拍桌子，对于外交部、教育部下达的“顾全大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十二字处理方法进行了愤怒抗议

41、北大校评议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如何处理解聘英藉克莱德教授纠纷一事

陈独秀：我听了蔡先生的介绍，我感到非常地愤怒，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七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是怎么欺负我们中国、掠夺我们中国的。那个时候，英国政府，他们就以保护在华侨民的利益为借口，动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我们中华民族也由此开始沦落。今天，他们又来这一套，又以保护在华英人利益为借口，竟然干涉我们北京大学的内部事务，这是什么？——赤裸裸的强盗行径！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的意见很明确，北大绝不能妥协，妥协了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胡适：各位先生，我不远万里从美国回到我的祖国，我为的就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英国人的做法太荒唐了，如果就连这样无耻的要求都要我们屈从的话，我们还谈什么主权和国格？就连我们最基本的人格都没有了。

42、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旁听北大教授辜鸿铭的英文诗课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To die- to sleep-

No more; and by a sleep to say we end

The heartache, and the thousand natural shocks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清扫那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这是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当中一段最著名的独白，也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你们有谁做过这样的思考？你们应该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它的答案就是你们的人生观。有了正确的人生观，你们的人生就有了方向，你们的命运就有了光明。我们学好英文诗，学好英文，就是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把我们温情敦厚的诗教，寓教于四夷之邦。——辜鸿铭

第十三集 陈独秀一行人与英大使团谈判 英大使团接受北大解聘克德莱

43、北京东兴楼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诚邀辜鸿铭参加北大教授团与英国使团就克德莱解聘案进行谈判

荷尽已无擎无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张勋生日，辜鸿铭借苏轼诗《赠刘景文》中前两句送张勋

辜鸿铭：我老辜啊，十岁就去了英国，十四岁留学欧洲，我对洋人的这个脑子，他们的秉性习惯，我是非常熟悉。我给你们先讲几条：第一，冷漠、滑头，特别害怕承担责任，而且是能逃避就逃避；第二，虚伪、虚荣，很看重利益，但是又羞于启齿，爱做表面文章；第三呢，exclusiveness（排他），孤僻、孤傲、固执、木讷，很不容易与外族人交融，典型的岛国心理；第四呢，conservatives，就是保守，特别不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了，只要吾一出马，彼必定害怕；吾一开口，彼必定望风而逃。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也罢，那我辜鸿铭就舍了这张老脸，给你这个白话娃娃当一回军师吧。——听说胡适是主谈，辜鸿铭仰天长笑

44、Mr. Minister（公使先生），Are you threatening me?（你是在威胁我吗？）Are you threatening us?（你是在威胁我们吗？）我们如果可以放弃原则，屈从权势，那今天我们就不来谈判了。——英国驻华使馆 陈独秀不畏英国公使的傲慢恐吓，适时挺身而出，不卑不亢地表明我方坚定立场

45、北京绍兴会馆补树书屋 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拜访鲁迅兄弟，诚邀其为《新青年》执笔

陈独秀：豫才，这建筑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钱玄同：这绍兴会馆啊，建于道光六年，原名山阴会稽两邑会馆，主要是招待山阴和会稽两县进京赶考的举人，算起来也近一百年了吧。

陈独秀：历经沧桑啊，比这房子更沧桑的是这些古碑文，让人发思古之幽情啊！

钱玄同：钻研佛经，抄写古碑，是豫才现在的常态呀。

陈独秀：我听说这屋子还吊死过一个女人……

周作人：没有，那是门外。所以，这屋子没人敢住，只有我兄长敢。

陈独秀：那豫才兄，你住在这儿不压抑吗？

鲁迅：呵！压抑的，又岂止我这一间补树书屋呢？书屋之外，那些腐臭之息更是不堪！这些年，我见了辛亥革命，见过了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觉得这社会啊——烂透了，根本无药可救！

李大钊：豫才兄，小弟以为，上天既然创造了人，就应该给他们一条活路。药还是有的，只不过需要有人去找才行。

鲁迅：药在何处？寻药之人又是谁？

陈独秀：我——我们！这药呢，就是豫才兄你的大作呀！

鲁迅：《新青年》……我看了，温暾水——不够劲！

陈独秀：请豫才兄赐教！

鲁迅：其一，你们倡导白话文，自己却用文言文和半文言文写作——犹抱琵琶半遮面；其二，提倡和普及白话文，根本是要有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以为，用白话文写小说，是普及白话文最好的形式，而恰恰你们没有这方面的作品；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你们口口声声要讨伐孔教三纲，但讲的全是些大道理，认识也不深刻，没有形象思维的作品，是根本不可能触及到人们的灵魂！

陈独秀：豫才，受教！刚刚一番话，入木三分，句句切中《新青年》的要害！先生，既然已经查明了病因，那就赶紧动手术吧！啊？莫再作壁上观了！莫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大刀阔斧吧，豫才！

鲁迅：——我试试！

钱玄同：好！就等你这句话！豫才，你只要一出手，绝对是一面旗帜！

李大钊：豫才兄——相见恨晚！

陈独秀：豫才，不虚此行，静候佳音，那我们走了！唉？我等你的药哦！

周作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秋风扫落叶嘛这是！

鲁迅：我倒是已经领教过一次了，但是，也由此可见，这个人极具人格魅力，将来定能招揽有志之士为其做事。德潜不用说了，那个守常，我也很喜欢，为人稳重、谦和，我相信将来他也一定能做大事。

第十四集 陈延年兄弟带柳眉赴北京求学 李大钊倾囊接济百姓

46、北京长辛店工棚，李大钊与工人一起过春节

葛树贵：大年三十雪花飘，家里头来了贵人李大钊，李大钊，这猪肉白菜包水饺，欢欢喜喜热热闹闹！

李大钊：银装那个素裹呀，喜迎除夕。高朋那个满座啊，我们来把家常叙。要问大伙怎么这么热闹，乡里乡亲呐，都是那好邻居哪！

葛树贵：这年啊，富人叫过年，穷人——过关。

李大钊：其实我觉得吧，咱们这帮工人，过好日子也不是没可能！

葛树贵：哟，大钊先生，您的意思，是不是以后，我们想吃饺子都能吃上啊？

李大钊：对啊！唉？大伙知道有一个人叫马克思吗？德国人，大胡子，听说过吗？

工人甲：有你胡子大吗？

李大钊：那——比我胡子大。我跟大伙说说啊，马克思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工人阶级是人类社会的领头羊，只有是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

工人乙：这马大爷说，工人阶级做领头羊，不可能吧？咱们工人做领头羊？

李大钊：怎么不可能？俄国有个人叫列宁，就是根据这种观点和理论，人家把资产阶级政府给推翻了。沙皇倒台后，列宁又领导人民，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就叫社会主义国家，也叫苏维埃。

赵世炎：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就是工人、农民、士兵的代表会议。

李大钊：对了，世炎说得对，把这个政权建立之后呢，人家干了两件事，颁布了两条法令，第一条，就是宣布不参加世界大战了。

小姑娘：不跟他们玩了。

李大钊：唉，你怎么知道？就是不跟他们玩了，不跟这群帝国主义的人玩了！第二条，大家肯定感兴趣，这第二条就是，土地归您了，土地归您了，土地归您了，都归我们大家了。大家想想，土地都归我们自己了，那我们过个好日子它还是难事吗？

工人甲：可以当家做主了，是吧，以后我们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葛树贵：大钊先生，您刚才说的那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是不是人不再剥削人，没有人欺负我们穷人了？

李大钊：没错，就这个意思！

葛树贵：那您刚才说的那个大胡子，还有列宁那样的人，咱中国有没有？有？咱找他去！

李大钊：大伙别着急，现在有一群人正在寻找他的路上。

小姑娘：你就是那个大胡子！

第十五集 周树人创作《狂人日记》获追捧 毛泽东成立新民会

47、我们的读书会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传播真理、开发民智，进而改变整个社会，这个才是我们的最高目的。而且这个需要我们几代人全心全意地付出，可能要延续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事业，在这个事业面前，我觉得一切形式都没那么重要。因为什么？因为只有通过我们自己不懈地努力，才能够搭建通往胜利的道路。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读书会，应该是朴素的、平实的。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大家同意吗？我是真心希望大家能够把心静下来，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路，不光要把我们的读书会常态化，还要把我们的读书会推广至大众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看到两个同学为读书会做了个条幅，李大钊用一番苦口婆心的话教育了两个注重形式主义的学生

48、《狂人日记》横空出世后，北大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群雄激昂

旁白：1918年4月，鲁迅完成了白话文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它是新文化运动投向封建礼教的一颗重磅炸弹，极大地拓展了文学革命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李大钊：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胡适：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人，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折，难见真的人。字字戳心！

蔡元培：读了豫才这部小说呀，我就感觉到有人用拳头朝我这胸口上猛地一击，尤其是最后这一段，他说没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他在问谁？他紧接着又说：“救救孩子!”忧愤而深广啊！

钱玄同：蔡先生，就这段，深刻！过瘾哪！

陈独秀：来来，我告诉你们我喜欢哪一段。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鲁迅，豫才，豫才是大才，我早就说过，不应该只是敲桌子，应该把豫才叫过来，我要当面亲吻他！我跟你们说，我现在的心情就好像是当初看到了适之写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我心里面又被点燃了一团火！

蔡元培：豫才呀，豫才他看问题非常尖锐，他这部小说呀，对国民性的批判，和封建礼教的揭露呀，可谓是入木三分！

胡适：蔡先生，好是好，会不会有点激烈了一些？

李大钊：激烈就对了！对这个腐朽的社会，现在就需要这么一剂猛料！

陈独秀：适之，你可别怕它抢了你这个倡导白话文的头功哦！

49、（旁白）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这是新文化运动在长沙最先成立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团体，青年毛泽东由此走上了寻求救国真理的革命道路。

各位会?

我因为奇怪给《觉醒年代》打一星的人是怎样想的，就特意去看了豆瓣部分的一星剧评。

非议主要集中两点：其一，认为太多的政治说教，可本来就是一部表现政治思想的剧，更是百周年献礼剧，有些政治理念宣传也难免。我个人觉得还行，新旧阵营你我来往的语言文字交锋，煞是好看。认为政治说教偏多的人，有些大概是不认同或者不感兴趣剧里的意识形态；其二，从风格技巧上批评剧，比如，镜头和情节的浪漫美化，有些细节和历史不尽相符，等等。

让我想不明的是：即使以上两个问题都存在，它也不应该只值一星。影视作品很难尽善尽美，《觉醒年代》也不例外。不过《觉醒年代》有两方面的表现做得特别好，一是家国情怀，二是热血青春。

家国情怀和政治立场没有必然关系。它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已经流淌了两千多年，从屈原在汨罗江的纵身一跳、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宏愿、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句，从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留取丹心，家国情怀就已经存在。

所以，当看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国为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经危蹈险、不惧牺牲，即使不是信仰主义的观众，依然能够感动、也应该感动。因为从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不屈、不灭的精神和灵魂，他们才堪称中国人的真正脊梁。

至于热血青春，我相信今天的青年人，能从《觉醒年代》看到一百多年前的那些青年，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而去读书求学，是将民众幸福和民族前途时时牵挂于心。陈延年、陈乔年以及北大等校的那些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激情满怀、甘洒热血，而不只是成天算计着个人的前途和利益。

可以说，《觉醒年代》关于青年的部分，让我们看到的竟然是一部没有任何无脑恋爱，甚至连有脑恋爱都欠缺的青春片。

将近现代革命历史人物以青春偶像的形式展示，起源于2007年播出的描写青少年毛泽东及其同学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这部剧不仅豆瓣8.9分，更在当年就取得了收视率的成功。

这种拍摄方法，在康洪雷导演的描写留法勤工俭学的《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得到延续，这部剧至今在豆瓣有9.2的高分。这种风格进而影响到今天《觉醒年代》描写青年成长的部分。

这些电视剧的相似点在于，青年人物外形没有完全遵循真实的历史原型，而是不同程度上予以美化，使得人物具有类似青春偶像的形象气质，又凸显了历史人物本来应该就具有的昂扬向上的精神。

此外，在人物关系和情节细节反面，做了一定程度的丰富，强化了人物的情感关系和人物冲突。这些做法提升电视剧的可看性，尤其是对于当代年轻人的吸引力。

也许有人担心，这样或许会造成对历史的美化式、浪漫式、戏说式的呈现。我的看法是，影视本来就不是历史的简单还原，更是基于历史的二次创作，对历史有所增减和升华。只要人物关键性格和主要命运于史有据，人物外形或者部分细节脱离历史就无关紧要。

何况影视作品对历史人物青年时期的外形，加上美丽滤镜，其实不乏现实的依据。前阵子从新闻看到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17岁的照片，张桂梅校长的事迹无疑非常感人，不过她今天的外貌和世俗眼中的美丽却不沾边。但从照片看，她十七岁的形象却青春可爱。每个人都曾经年轻过，十几岁、二十多的姑娘小伙很少有真正丑的人，青春本身就是美丽的，何况是那些投身于理想和激情的青春。

在大部分主要人物、背景和情节依据历史的前提上，虚构了少部分人物，又在人物和故事细节做了细化和扩充。从影视创作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进步，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人物才从历史属性的形象，发展为兼有历史属性和文艺属性的形象。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诸葛亮等一样。

至于那些仅仅因为不喜欢电视剧中呈现的意识形态，或者一些对历史进行偶像化、浪漫化的展示，就无视电视剧中那些最感人的核心——家国情怀、热血青春，我有时怀疑他们是否被自己的政治倾向遮蔽了眼光，或者每当谈起影视，就永远停留于故作冷静的技术性审视。他们可能没有真正年轻过，没有拥有过属于自己的热血青春，自然也就缺乏这种共情。

1927年3月6日，党国元老吴稚晖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闲谈，在坐的有同为元老的钮永建、民主人士杨杏佛和共产党员罗亦农。吴问陈：“那末据你判断, 列宁的共产, 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陈答：“20年足矣！”吴惊骇至极：“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 , 止有十九年 , 便要借尸还魂了呢！”罗责怪陈过于直白。举座默然。

1927年3月27日，吴稚晖在前一日的日记中详细记下了上一段对话，在联络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后，于夜间进入蒋介石行营，游说蒋介石与中共翻脸。4月2日，有意避开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和同情者，致信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求查办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6日，在列强支持下，张作霖之末代北洋政权包围并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及其夫人赵纫兰并长女星华次女炎华被捕，长子葆华恰巧外出，迅速被挚友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掩护起来，先藏于沈尹默弟弟沈士远家，后因周作人夫人是日本人且沈家离侦缉队过近，藏于周作人家。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各界积极营救，张作霖虽有列强支持与苏联断交，剥夺李大钊等人受到的外交豁免权庇护，但仍面临很大压力。为此他给北洋系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阎锡山等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将领都主张立即正法。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亦给张作霖发来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12日，在江浙财阀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28日，有“南陈北李”之誉的李大钊于北京英勇就义。当日晚上，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出狱回家，但却对大钊先生已经牺牲的消息一无所知。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被处决的消息，嚎哭回家。《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身为创党元老的李大钊，身体力行，长期深入农工，就义后家贫无力打点军阀政府以求安葬，只能暂茔长椿寺，由警察看守 。赵纫兰等人被强行递解回河北老家，李葆华在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人支持保护下远赴东洋留学。挚友白眉初（地理学家，最先在地图上划定南海“九段线”）本拟为大钊先生送葬；京师德昌杠房掌柜伊寿山虽平生“最恨共产”，却敬佩大钊先生学问人品，只以半价出售柏木寿材一幅（古之帝王礼“黄肠题凑”就是柏木），并亲自帮忙入殓；军警不许，横加干涉，伊寿山被捕，多方保释方才出狱。

1927年6月25日，陈独秀长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自称是工人陈友生路过，转托亚东书店经理汪孟邹营救，汪请托胡适，胡适念及老友长子，携汪请陈独秀“老友”兼陈延年“老师”吴稚晖帮忙。当年陈延年在法国留学时曾受教于吴稚晖讲授的无政府主义，后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吴稚晖写信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恭贺其捕获共党“巨匪”陈延年，陈延年身份暴露。

7月2日，陈延年被处决于龙华，4日汪孟邹和胡适才于申报得知自己求错了人，抱憾终身。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杨虎致吴稚晖手书：“稚晖先生赐鉴:昨奉手教,过承嘉许,虎受宠若惊,敢不益加奋勉。逆党奸恶,人天共愤。陈延年阴鸷凶狠,巨憝中之巨憝也。洵如长者所示,第其狡诈百出,趋避多方,经虎煞费心思,卒得就擒。”

1928年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被捕，21日于龙华英勇就义。

6月6日，陈独秀次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陈乔年于枫林桥英勇就义，陈独秀长女陈玉莹携三弟松年再次奔赴上海，欲为二弟收尸而不得。一年之内，长兄与二弟相继被捕就义，玉莹悲愤之下，于上海呕血而死。

同年，东北易帜后，原效力于北洋政权的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被蒋介石赏识，以其处理李大钊之功劳，任命其为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月支薪400大洋及办公费400大洋。

1931年2月7日，王振南主持杀害了“龙华二十四烈士”，死难烈士包括林彪堂兄林育南、我党首批53名党员之一的何孟雄、左联作家柔石等。同年新任司法部长罗文干闻听上海有此月入八百大洋的肥缺，欲为同党谋取，问于次长郑天锡，郑次长答曰“此蒋委员长之人也，不可轻动”。

1932年10月15日，由于叛徒费克勤检举，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费克勤之小姑母即费侠，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被捕，费侠被捕后亦叛变，后嫁与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早在“中东路事件”时期就被开除党籍，后又被动成为托派分子，但陈独秀仍然战斗在反帝反封建反投降一线。虽然有章士钊为其辩护，国内外文化名人为其求情，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

1933年4月，重病且自知不久在人世的李大钊夫人赵纫兰携幼子弱女登门拜访李大钊昔日北大故友以求全李大钊身后事。由沈尹默、周作人、胡适等人发起，每人捐款20大洋，梁漱溟、鲁迅等人捐款50大洋，戴季陶捐款100大洋，陈公博捐款300大洋，汪精卫捐款1000大洋，为李大钊在北京万安公墓购置墓地，并预留赵纫兰之墓地。4月23日，我党地下组织为李大钊举办公祭并送葬。《晨报》4月24日报道：灵前挽联“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妇女联合抗日救国会送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白眉初送挽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送无字布幛一付，仅在上款书“守常先生不死”，下书“张崧年”。由刘半农先生敬书 《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 ，惜乎不出数日，被军警破坏。

5月28日，赵纫兰病逝，被葬于李大钊之侧，鉴于上月所书墓碑已被军警破坏，刘半农先生再次为李大钊先生与赵纫兰女士书写墓碑，仅书讳字、籍贯、生卒年月日及立碑子女姓名。三年后，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纫兰女士为共产党员。

1933年4月26日，由瞿秋白先生执笔、鲁迅先生修改标题及部分内容并署名的杂文《大观园的人才》发表于《申报·自由谈》，开篇第一句：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被缴械的人大喊“杀，杀，杀！”那呼声是多么雄壮。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个人才。这句话说的就是倚老卖老的吴稚晖，名为革命，实为民贼。

1933年6月18日，因长期协助共产党活动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加之九一八后批评国府不抵抗政策，杨杏佛与其子杨小佛于法租界中央研究院分院路口被蓝衣社（军统前身）特务暗杀。特务从四角对汽车射击，弹如雨下，司机当场身亡，杨杏佛身中三弹仍将杨小佛死死保护在身下，附近汽车行的外籍雇员贝柯克闻枪声赶来营救，总算是保下了杨小佛。杨杏佛先生一直是人民解放事业的支持者，曾营救过被捕的陈赓、丁玲、廖承志等人。两日后，鲁迅先生不顾特务威胁，走出家门参加公祭，并送挽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据陈独秀表弟兼一生的追随者濮清泉后来回忆，消息传进监狱的高墙后，陈独秀托人准备了点酒菜，先斟满一杯酒，高呼：“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酹撒在地上。又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以“爱国情殷”为由，提前释放陈独秀。蒋介石以朱家骅为使，提议供给每年十万元，由陈另行组党并出任劳动部长，被陈言辞拒绝。

1937年9月10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 提出了对陈独秀等人的原则：“ (甲 ) 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 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 (乙 ) 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 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 。 (一 ) 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 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 。 (二 ) 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 (三 ) 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 (丙 ) 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 可以考虑。早在1932年，因托洛茨基提出要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理论时，陈独秀就已经与托派远离。董必武作为中央特使劝说陈独秀写检查回归延安（王明回忆录中称当时中央已准备接纳陈独秀回归，具体不可考），但彼时王明等人已回国，秉承共产国际“肃托”旨意，又虑及陈独秀长期反“左，”在文化界、理论界和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太高、革命资历太老，于是在报刊上诬其为“汉奸”、“日本特务”。陈独秀也虑及自己年龄太大、资格太老，回归了不仅无法为革命做贡献反而是党的累赘，于是拒绝。又因长期宣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自诩“世界主义”的托派开除。革命三十年，书生陈独秀最终回归书生。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开始办公，各路要人聚集上清寺。据汪伪要人心腹、汉奸金雄白在回忆录中提及“有一天，汪氏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与宴者都是中枢的重要人士。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谈论到当前的局势，人人为了累卵之危，情绪不免有了些冲动。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山北斗的党国元老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当时唯一看到这戏剧化的场面而感到高兴的，是汪氏尚在稚龄的幼女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过她父亲下跪，她还真以为是席中酒后的馀兴呢！事后汪夫人陈璧君还责备汪氏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汪氏长叹了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的做，难道教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汪精卫后来投敌叛国某种程度上还有吴稚晖“这一拜”的功劳，不过汪精卫没想到的是，等他真的当了汉奸去“和平反共建国”了，吴稚晖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写了《《卖国贼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 二等娟妓而甘之》一文痛斥汪精卫。汪精卫固然丑恶，吴稚晖似乎也不能例外。

1938年7月，陈独秀避居重庆江津，靠朋友接济和为报纸撰稿为生。抗战军兴，民力维艰，昔日老友或困顿如斯或闭门不纳，陈独秀一家也是果腹甚难。叛党的张国焘受蒋介石、陈立夫等人委托，多次前来馈赠巨款，均被拒绝。

1939年1月17日，李大钊挚友钱玄同在北京因脑溢血逝世。抗战军兴后，北平诸多大学南迁，钱玄同因肺结核不良于行，留在沦陷区为了守护北大与日寇斗智斗勇。因李大钊长女星华欲携带弟妹奔赴延安，钱玄同四处奔波筹措资金并变卖李大钊昔日藏书，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多方奔走为老友尽最后一份心意后，终于病重逝世。三子秉穹，与同学游戏“桃园结义”，行三且体壮，故称“三强”，玄同闻之，大笑抚然，遂许三子改名“三强”，后留学法国，受教于诺奖得主小居里夫妇，为新中国两弹元勋

1942年5月27日，隐士陈独秀病逝于江津，当地士绅百姓不顾特务压力，为其送行。吴稚晖欢欣送挽联：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且累董狐寻直笔；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上联称赞其学术成就但称其数典忘祖，正史不容，下联则说其跟阿Q一样，是个跳梁小丑罢了。倒是与陈独秀同为乡党，同为辛亥义士，同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同为创党元老，同为革命献出两子一女，同在特殊年代远走江湖的高语罕送的一幅挽联评价精到：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毛泽东这样评价陈独秀：“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同时也指出：“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1949年2月24日，吴稚晖从广州避居台北，距当年与陈独秀闲聊不满22年，国民党已是兵败如山倒。

1949年5月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特务副队长阎锦文在杨虎的指挥下营救出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上海即将解放，杨虎自知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投诚。

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亚东图书馆停业，所有陈独秀及托派书籍一概没收、销毁。从汪孟邹1903年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馆，到1913年在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历经半个世纪的亚东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鲁迅先生曾在《华盖集续编》中赞之为“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汪原放是汪孟邹之侄，由陈乔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这家小小的出版社虽不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知名，但是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采用现代标点的古典小说、中山先生之《孙文学说》的最早版本、中山先生之《建国》杂志初发行、校对印刷《新青年》（《新青年》是群益书社出资，校对印刷以及合订本的版权均归亚东）、中共中央最早的机关报《向导》等等，瞿秋白先生的手稿也由汪孟邹保存至建国后上交国家。同年，这位近代史上丝毫不逊于张元济的出版家汪孟邹在郁郁中去世。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逝于台北，骨灰撒入金门海域，蒋介石送匾额“痛失师表”，立半身铜像一座，该铜像于蒋介石逝世后陪祀于中正纪念堂。

1955年12月，潜伏上海6年有余的刽子手王振南被发现，1957年12月1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判王振南死刑，立即执行。

1958年，杨虎长期不满自己的待遇，加之大饥荒初现，海峡对岸蒋介石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于是写信与蒋介石，称此时绝佳时机，自己可充内应，托日侨带出。此信于海关被截获，法庭上杨虎仍是十分嚣张，矢口否认，铁证如山之下，被判死缓。1963 年2 月，念其年老，抗战和营救民主人士有功，改判无期徒刑。1966 年3 月在 北京复兴医院病故。

1963年，因吴稚晖百年诞辰，立连基座达四米以上铜像一座纪念，于台北市敦化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处建立，成为当时台北市的地标之一。该像于次年落成。

1988年11月19日，吴稚晖铜像因政治气候变化，以阻碍交通之名义拆除，另行安放于台北士林至善公园，时任台北市长国民党人吴伯雄声称“不拆除圆环反而使伟人铜像背着交通混乱的沉重包袱；若拆除圆环能改善交通就该去做”。于是拆除了八德路、敦化北路口的蔣介石铜像以及相应的吴稚晖铜像。

2009年2月23日，原陪祀于中正纪念堂的吴稚晖半身铜像回归江苏武进故里。

2009年10月30日，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之际，陈独秀纪念馆于故乡安徽安庆开幕。

湖南长沙的大雨倾盆而下，他一向是喜欢雨的，曾经和自己的好友蔡和森一起夜游雨中的麓山脚下。但是此刻，他没有什么心思在雨中作诗填词，那是李后主等人爱干的事情，他曾经鄙夷之。

不单单是他，长沙城中的很多人，大抵都是不喜欢雨的。所谓的细雨潺潺，春夜喜雨，此时此刻，很多人都是顾不上的。他也顾不上，这雨无法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何妨吟啸且徐行，他此刻正跑得比兔子还快。

这自然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得好好护着身上所捧着的至宝，也得尽快赶到好友家里去，那里正有许多人在等待着他。

而除了他以外，其余的劳苦大众在雨中，也有着各自的事情要做：

在他出现的那两分钟镜头里，一开始，镜头扫到了街上各自形色匆匆的行人。地上有一个乞丐，衣衫破烂到难以避体，可是他好像已经完全习惯了，正从身前的碗里掏出一丁点的蚕食。

泥泞的道路上，有小商贩、牵着老牛走过的农民，还有声势浩大的军阀队伍穿过。

街头一侧有三个小孩子，眼睛里空洞而又迷茫，看不到对未来的一丁点希望。在这些小孩子身旁，还有人在吆喝着：

“卖孩子啦！多乖巧的孩子。先生要不要看看。”顺手就拦起路边经过的一位赶车伙夫。

镜头又一转，落脚到了另外一位少年身上。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吃着三明治，悠然地坐在一辆西方车辆里，看着雨天街上所发生的一切。

楼上还有鲁迅笔下的看客正在目睹着这一切，其中不乏资产阶级的少爷和小姐。

那几位正在被贩卖的小孩，此时难掩泪水，哭了起来，可是泪水无法改变任何结果。

车里的小孩吃三明治，车外的小孩正在被贩卖。

这一切的一切，不公、压迫、富贵、罪恶、穷苦、迷茫，都被他尽收眼底。他抱着手里的至宝正在赶路，可是眼神却又分明了看到了眼前的种种。

也许从那一刻，或者在那之前，他便已经看到了，并决心拯救他们。

镜头同时好几次又落脚到了他手里的至宝，用油皮纸包着，如果不是因为这点东西，像这点雨，根本不至于让他用如此脚步赶路。他一向热爱下雨天。

他所认为的至宝，便是《新青年》杂志。好友萧子升笑着说：“你这几本东西倒是好，可是你这几个月怕是只能喝西北风了。”

在《觉醒时代》里，他出现的那两分钟，已经有了未来几十年中国革命走向的雏形了，而他后来的孤独，其实从此刻也已经开始蔓延了。

曾经跟他志趣相近的志同道合者，在这两分钟镜头以后，便已经开始陆续分道扬镳了。有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有的对君主立宪则情有独钟。即使在学习和借鉴的角度来说，大多数志同道合者也更倾向于去法国学点什么，只有他自始至终都坚信，中国的问题只能身处在中国的土地上，才能看的更为透彻。

在这之后，陆续开始有人牺牲，其中不乏他的挚友和亲人，甚至导师和伴侣。即使有活着的，也终身旅居海外，即使1949年他站在了那里，这些几十年前，因为信仰之争和理念之争离他远去的朋友，也没想过再和他重拾曾经的那段友谊佳话。

历史从来没有如果，自然也不会有假设，如果蔡和森没有牺牲得那么早，他的晚年未必会如此孤独，孤独到有的时候连个谈天说地的朋友都没有，但对于那些正在被贩卖的小孩子来说，对那些乞丐来说，对那些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人们来说，对那些生活里没有出现过希望的人来说，这种假设甚至从来不会提起和谈及。苦难了那么久，不公了那么久，幸亏在那一刹那，他抱着几本《新青年》杂志从雨中的长沙街头疾走了过去，幸亏那些雨中的景象都被他看到了，否则，大多数人的命运，即使在几十年后，也不会有一丝改变的机会。

多少人对民国常怀向往，觉得大师层出不穷，名伶佳话频出。可如果真的投胎到了那个时代，成为在雨天坐在洋车里吃三明治的少年的概率，到底能有多高呢？恐怕绝大部分人都是街上赶路的行人，甚至会是被贩卖的小孩和路边的乞丐。

对他和那一代的志同道合者来说，从1921年开始，已经习惯了牺牲和离别，有些离别更是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永别。

而尤其匪夷所思的是：现在的很多已经具备话语权的人，并不满足于自己有钱有权，他还要想办法让别人没钱没权。对这些人来说，普通的有钱有权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他们还需要控制的思想，妄图让别人永远安稳地停留在贫困的阶层，这样自己才可以在俯视的角度上，得到极大的满足感，自己得到的金钱和权力，才不会丧失它本来的意义。

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果说阶层的话，他的父亲毛贻昌曾经是发达过的，他也曾经是米商的儿子。可是当粮食被抢的时候，他关心的反倒不是自家的利益是否受损，而是别人的粮食够不够吃。

再说后来的离别与牺牲，原本也是没必要体会那些痛苦和无望的。他的本事，如果不是为了街头的那些乞丐和孩子，如果不是为了让社会更公平，随便拿出两三分就足以活得足够潇洒了。他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自媒体大V，或者像鲁迅一样用手中的笔就可以让自己过上优渥的生活。士农工商，他早在20岁就体会过其中的大部分行业了，并且取得了足够的成果。

他本可以成为像坐在西洋汽车里吃三明治那一类的人，衣食无忧，但偏偏选择了他的对立面，并且甘愿承受这种选择所给予自己的沉重代价。

为了这种选择，他背负了一生的代价。

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他有过深度的误解，而且我想有很多人都有过这个阶段，后来真的明白的事情多了些，能看到更多事物背后的本质了，终于长呼了一口气：

他不完美，但他依旧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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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科举只需要通过考试就能成为人上人，事实上这个东西是极度依赖整个帝国系统运行的。当系统本身出现问题时，大家都得死。到了民国，连科举都没了，于是只能自创一种叫民国大师的职业，假装维持自己是统治阶级的体面。

辜鸿铭的不同在于他知道自己不是了，所以他不假装，所以他真实。虽然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但他不伪装。剪个辫子赶跑皇帝就能改变，这是自己骗自己。蔡元培假装自己清醒，到27年的时候终于撑不下去了，412就有他的一份血债。陈独秀觉得自己找到了办法，但家家酒不长久。

改变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大生产。这是27年后我党至今真正做到并且一直在继续做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学党史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身份认同，而不是焦急地思考我是谁却忽略了社会生产。

清末民初的知识青年是不可以也不能够与今天的学生们对标的，他们本质上是一群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的遗民。《觉醒年代》是一部好剧，但我要说，它最好的地方是明确写清楚了当时这批「遗民」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近代史以来我党的作用和地位。

这里说遗民，本质上是指代明清帝国覆亡后，无论是通过科举还是功荫都无法进一步完成社会身份构建的一批人。他们曾经是明清士人，是明清帝国给予了他们政治地位，但现在全都失去了。所以不要只认为郑孝胥和康有为是遗民，蔡元培和陈独秀照样是遗民，只是后二人在试图在旧有的帝国社会结构中采用新的社会运行办法。所以郑孝胥和康有为早早被淘汰了，蔡元培先失败了，陈独秀后失败了。

同样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毛泽东1915年时写的那首诗：「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尽管无数人都在感慨他早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但如果真的熟悉明清社会结构的话，才会更深刻地理解这种爱国热情。这个热情可不是凭空产生的，否则为什么从1840年要等109年才能建立新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我党作为中流砥柱才能进行全民族动员？

答案其实是，在1915年，尽管毛泽东的经济身份依旧是富农的儿子，但他的社会身份已经跳出了这一层。事实上，从1909年毛泽东考上东山小学堂的那一刻起，他的社会身份就发生了改变。

千万不要以为当年的小学堂就是今天的小学。在义务教育没有普及的情况下，甚至说在明清社会结构没有被真正动摇的情况下，小学堂，尤其是这种新式小学堂，事实上就是由蔡元培这样一批人所构建出来的，只不过蔡元培在北京，一些人在地方。

仔细查看会发现，东山小学堂是由当地士绅出资捐建，并且在建设过程中受到新疆巡抚刘襄勤、湖南巡抚陈宝箴、清末榜眼黄自元等大量明清帝国士人的协助的。

换言之，东山小学堂本质上是科举行将就木后，一群遗老试图寻找的新型明清士大夫预备役模式。民国大量的人才都从新式学堂出来，这批人本质上是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试图维持阶级再生产的产物。

同样的还有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一个东北的小学生就能直接有清晰意识的吗？人都是社会的产物，不要贬低，也不要神化。周恩来能够说出来这句话，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还因为他的社会身份。

这是周恩来年轻时在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所说的，这样一个学堂事实上也说明了周恩来被家族所寄予的希望。而周恩来的出身则更加反映了他作为明清士人的社会身份，这一点在以前写周恩来时详细写过，这里不再赘述。当然，对于毛周的异同，下文也会提及。

所以《恰同学少年》和《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这些剧，实际上拍的都是明清士人在科举被废后，为自己、为阶层和为国家寻找出路的过程。所以这些剧昂扬、积极，而《走向共和》则表现的是已经通过科举和功荫完成了政治身份的一群人在帝国暮年的挣扎，所以这部剧低沉、哀鸣。

所以《觉醒年代》是部好剧，好就好在它不仅体现了帝国覆灭后已经通过科举获得政治身份的人群在民国初年的自傲和胆怯，还体现了已经没有机会参加科举的青年人们寻找新出路时的冲动和执着。

青年，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尤其是一百年前的青年。

我们继续说回毛泽东，在接连读完东山小学堂、湖南第一师范（历任监督王先谦、郭立山、陈树藩、谭延闿、刘人熙、瞿宗锋、王达、王凤昌等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物，其中五人为进士出身）的他，按照轨迹，毕业后本该是去楚怡小学教书，而楚怡学校本就是由教育家陈润霖筹建的。换言之，毛泽东此时已经完成了社会身份的初步改造，成为了士人阶层的一员。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本质上就是明清士人遗老中试图重归社会身份秩序的一部分人，这一点要牢记。

于是我们不妨再思考一个问题，当时北大的毕业生，他们毕业后本该是干什么的？

答案是在明清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过渡到北洋政府的秩序中，成为北洋政府与各地督军政府中的一员。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去北京？为什么一群人要选择去留法勤工俭学？

答案是明清社会结构并不足够本质，因此尽管看起来可以以士人身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但士人身份是虚假的，阶级地位是晃动的。换言之如果满足于此，那等待的结果只有慢性死亡。

当毛泽东进入到这个社会结构中，他已经完成了阶级身份的跃迁。所以毛泽东可以跟章士钊借款，他也可以成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他们这批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环境后，才能知道他们当时对于阶级资源的认同和索取是以一种怎样的机制发生的。

什么叫阶级身份的跃迁呢？指的是他可以以这个社会身份在社会上完成以他个人阶级无法完成的社会交换。阶级身份跃迁取决于给你分配资源的系统。但阶级是否跃迁，并不取决于你自己。

所以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所带来的不只是我党的建立，还有国民党的改组。事实上两党党员的社会构成、两党的社会基础都没有太大差异。

五四的本质不是反传统，而是给明清青年士人们以古典的方式登上舞台。而我党和国民党都提供了这个渠道。换句话说，把五四视作时间的分水岭是有道理的。一帮无所事事的遗老子弟找到了安置他们的办法。

但刚才说了，明清社会结构不足够本质。翻译一下就是，这个分配资源的系统并不足够有效。再翻译一下就是，这个系统本身就要出问题了。

看出它要出问题的，是一批又一批人。这是大家熟悉的近代史历史。但用这个模型后，大家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有更深的认识。在这套模型中，说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句话：重构阶级身份。

我们学习党史，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清楚，看事物要去了解本质，而不是立足于概念。当我们上文中已经说了那么多明清士人后，我们一定要弄明白，明清士人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天然就该存在的？

答案显然是否。

宋元明清所谓的士，是没有武装堡垒的。这帮所谓的士，是明清帝国给了这帮人一种古老的称呼，而给他们称呼的方式就是科举。事实上在武装堡垒消失的那一刻，士就已经没了。古代的士有土地，有武装，有人事权，有司法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叫做士。注意，还只是有资格。有被朝廷承认的资格后才能叫士。这样的人可以天然地自我生存，因此他们是与朝廷帝国对话的小共同体，所以他们是士。

到了宋元明清乃至于民国，一群人顶着对汉唐帝国的COSPLAY，假装自己是士。在这个世界全球化运行初期，还可以相安无事，但到了一百年前，想继续伪装自己是士，那可就办不到了。

办不到怎么办？那扔掉它。

要扔掉的不只是科举，还必须扔掉因为科举而塑造出来的社会身份。

1927年，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试图通过旧有再生产从而分配的一切尝试，在陈独秀的手中最终宣告失败。失败的标志则是蒋介石（军队）与汪精卫（党务）矛盾的彻底激化，南昌、南京和武汉，哪个才是国民政府的首都？

1927年，明清士人阶级认同被一个人彻底抛下，他上了山，他选择了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自己给自己分配。那座山叫井冈山，那个人叫毛泽东。

所以为什么27年上山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山上的生产是实打实的，而在国民党内的国共合作是虚的。因为没有枪杆子，更没有政权。很多人对主席的这句话只看到了前三个字，殊不知更重要的是建立政权。

所以为什么主席要上山时，无论党内党外都有很多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归根结底是主席选择了一种和宋元明清不一样的玩法。这是一种什么玩法？你看看岳飞就知道了。当宋元明清的科举强行给社会分工造就了文武分野时，不事生产的人群就随着士人的增大而越来越大，最终在民国时期彻底宣告失败。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毛泽东？

一直强调毛泽东这个人天降伟人是唯心，我们一定要唯物。

唯物的结论就是：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没有阶级身份认同，尤其没有明清阶级身份认同。

别看他去了东山小学堂，但当时去东山小学堂的，都是士绅家庭内部子弟，他是被破格录取的。而他的被破格录取，一方面固然和天资聪颖有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父亲或者说他家庭。

他家的成分是富农不假，但这是一个会搞股票的富农家庭。农不农，商不商。

传统士大夫，他不是；传统农家子弟，他不是；传统明清文化，他不是；传统边疆文化，他不是；新式留洋学子，他不是；新式买办，他不是；儿子，他不是；父亲，他不是。

上文说了，我们会比较一下毛和周。这里就比较出来了。毛泽东脑海中本质上就压根不存在对明清社会阶级身份的认同，所以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这套东西在27年不行后，他立刻选择了直接去找社会生产的本质。

他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复杂多变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只认自己，而不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层，所以他团结大多数阶层。这是充满辩证的。

任何阶级跃迁，都是在挤别人的生态位。朱元璋打下了天下，别人会觉得他们是大老粗。新中国成立，很多人认为是农民进城。但他不一样，他不服从这套阶级跃迁的方式，他改变了这套方式。

改变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土地革命。

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土地革命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革命。

农民起义是改朝换代，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复仇，抢大户，屠城，建立一个新的周而复始的政权。

而土地革命是什么？是把人和土地的生产关系改变，给地主们重新活下去的机会，让地主不再来。

矛盾本质不是人和人的，而是人和土地的。反动派不是道德上的术语，只是在政治话语中被道德化了。反动是一个哲学名词，本质上是反运动。反运动，所以没有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复仇，马克思主义是提供一个完整的阶级再生产过程。我党建国时是同时拯救了地主阶级的，两千年来只有我们给地主阶级活下去的机会，过去的改朝换代都是直接杀了。马克思主义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必然无法解决自身再生产。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地主，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资本家，而最后我们会解放自己（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无产者）。

好了，这里提到的是第二个办法，在完成了土地革命后，打破甚至打碎阶级认同。

我们以一首著名的歌曲《小芳》为例。这首歌说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与农村女性发生了爱情的故事。

《小芳》这首歌的对象是谁？答案是小芳。那么小芳是失语的吗？答案可能很反直觉：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视的点，这个点意味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称呼本身，不是单方向的矢量。

什么是单方向的矢量？这八个字，主语知识青年，谓语上和下，宾语山和乡。但事实上历史结果是什么？就如很多知识青年得到了思想升华一样，结果是山和乡反作用改造了知识青年。

这个结果大家是很熟悉的，那么放在小芳身上呢？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李春波在写这几句话时一定是非常真诚的，但这种真诚事实上也蕴含着另一层意思：在这样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互动过程中，小芳们一定也获得了什么。你站在小村旁。

于是我们发现，我们往常的对话视角事实上始终是知识青年视角，但我们的话语文本却是在二者之间游动的。这种游动的结果是什么？十七年人口，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事实上获得了精神原始积累，完成了第一代身份土改。而精神汲取之前的情况是，十七年人口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实际上却不能真正从精神上做到这一点。

思想升华不是，你经历了什么就一定会升华的。思想升华一定是，你经历了什么，把你原有的积累转化了。

所以当知识青年们看到小芳们时，他们终于承认了自己，于是他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所处的阶级，才能真正完成他们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

有一个反例可以作证这个观点，反例是《血色浪漫》里的秦岭。这是一个反小芳。

秦岭在精神上的始终不屈服，让一个叫钟跃民的人自始至终无法完成精神的原始积累。于是改开后，钟跃民疯了，他成为社会上最上蹿下跳不安分守己的那个人。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小芳们。十七年时期她们其实在物质上被剥夺了，却依旧默认了人民公社这样的范式，而同样的，上山下乡这种有方向性的词汇的产生，让小芳们真正意识到，她们是谁。不然你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包产到户的热情与向往。她们通过对李春波们的无私给予，获得了她们想要的东西。她们想要什么？她们想知道她们自己是谁。但她们无法通过自己理解自己是谁，所以李春波们告诉了她们，尽管这个过程是惨痛的，是充满对彼此的伤痕的。

后来呢？小芳们的孩子进城了。进城后的小小芳们，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这就像什么呢？像在莫斯科饭店看到钟跃民的秦岭，惊慌失措。像看到钟跃民进监狱一定要救他但最终一定会和富商跑的秦岭。只有这样，秦岭才能真正从精神上告诉自己，她可以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了。

总结一：

革命之前是什么？是你这个人的物质有阶级局限性，精神也有阶级局限性。你的一切都没有被解放。革命之前，事实上是人的一切都在束缚在由资源分配而带来的秩序中。核心是分配的不同。是为了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不是一定会流血，对于个体的革命是什么？所以地主怎么才能被消灭？答案是地主和农民都活不下去。所以农民起义是农民起义，土地革命是土地革命。

换言之，如果不存在人和人新的交换方式，那旧的交换方式（生产关系）（人与土地），就永远会留着。闹革命，闹革命。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定是将一样事物转化成另一样事物的过程。它必须要有原始积累。

之所以说过去的人清楚知道自己，而今天的人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说何不食肉糜，之所以说吃饱了撑的。这些不是在说退步，它是客观进步。

物质原始积累有了，精神原始积累也有了。后现代人人有病的本质是物质原始积累不足以转换成精神原始积累，于是必须通过有病（非秩序）的方式获取精神原始积累。于是，越有病的人获得的也就越多，相对获得的也就越少。物质积累增大，于是精神积累不足，于是精神积累需求增大，于是物质积累需求增多。

总结二：

阶级（经济身份）与阶级认同（社会身份）的错位，事实上是从宋元明清开始就发生了。

这种错位来自物质输入的单向与精神输出的单向。而这样的两个单向所产生的巨大矛盾，则构成了漫长的时间里错综复杂的社会交换带来的社会矛盾与社会运动。但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是精神输出的混乱。这就意味着身份错乱不只是二重了，而是多重了。一个人身上可能会有许多种不同的阶级认同，一会儿你觉得自己是小资产阶级，一会儿你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等等。

多重的身份阶级错乱背后，我们要把握的，依旧是社会生产的单向输出，只有明白了这一点的人，才能真正获得客观阶级与身份阶级的统一，从而明白自身的历史使命。身份土改本质上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自我阶级斗争。一个人身上可能同时具备多个阶级属性，这在移动互联网城市形态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因此它反映为一个个体的自我觉醒。人身上可能同时存在对立阶级的情感，而对立阶级的情感来自一个人在不同阶级中会获取不同的阶级社会身份。这些阶级身份在一个人身上是矛盾的，它不像过往那样明确且一致。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廉价的文艺作品，它们并不需要内在完全逻辑一致，只需要局部自洽就可以获得大量拥趸，只需要输出部分价值观就可以被大量认可，哪怕它的另一部分事实上是反对这部分价值观的。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资本家，经常表达自己越有钱精神世界越空虚。这是必然的，身份的自我认同已经将他们对赚钱的精神目的改变了，那他们其实甚至不配被称之为资本家了。

在完成了以上两个总结后，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回答最一开始的问题了。

看《觉醒年代》也好，学党史也好，是为了什么？

答案当然不是直接对标。对标是无意义的，社会结构、时代背景都有根本的不同，简单的COSPLAY是没有意义甚至有害的。

答案当然也不是看个热闹。一切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都来自人本身，我们在观测和学习人的生产时，是没有办法置身事外的。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是真正理解社会生产。是真正清楚，既然宋元明清社会结构已经瓦解，既然过往的身份认同已经失去，既然新的身份认同已经在这百年里由我党逐步重构，那这一系列事物真正给予我们的，其实是构建与当下甚至未来的社会生产相对应的社会身份。

而《觉醒年代》里的几乎所有人，他们像什么呢？用一首歌的歌词来说就是：

「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一百年一个世纪。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

总书记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句话不是轻飘飘表达的，人民事实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概念，而我党在这一百年的筚路蓝缕中，对人民这一身份的不断新构建，让人们可以获得自身的物质世界，可以安放自身的精神世界，从而展望未来，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是谁、在社会生产中贡献了什么获得了什么」这一永恒的本质命题。这才是我们学习党史最重要的事情。

谨以此文献给仍在迷失的或曾经迷失的1874们。我爱你们，你们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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