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谍影

1965年初，在爱尔兰都柏林，手拿《柏林谍影》剧本的伯顿，一脸忧郁，心事重重地走在泰勒身边。

伯顿此时的忧郁其实是在入戏。他在63年告诉肯尼思泰南，他演什么角色，就会提前进入状态，在戏外时时刻刻都以这个角色的身份来生活，他会根据不同的角色，让自己在拍摄期间完完全全变成不同的人，或暴躁或忧愁或活泼，完全不再是他自己。

《柏林谍影》的原著里写，“利玛斯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在他想像的世界里获得认同。因此他表现给费德勒看的那些特征：躁动的不安、掩饰羞愧的孤傲，都几乎成了他的本性流露，包括很多细节：走路拖沓、不注意个人形象、对食物好坏无所谓，以及不断增加的烟瘾酒瘾。

即使在他一人独处的时候，他也保持这些习惯。有时候他还会演点戏，自言自语地抱怨以前工作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只有在很少情况下，他临睡前会让自己清醒一会儿，让自己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在演戏。”

利马斯虽是间谍，却是一个隐秘战线的演员，和伯顿一样。伯顿扮演利马斯，也让自己时时刻刻以利马斯的身份生活与思考，吸烟与酗酒，颓丧与忧郁。 伯顿是天赋型演员，没有接受过任何表演训练，全靠自己琢磨，自己在戏外就一直保持进入角色，这样正式表演时就非常省力，随时进入剧情。

用他刚出道时的一位评论家的说法就是，“他有上镜的美貌，有用最小的努力就能达到最佳效果的技巧和头脑。”

确实，他演戏驾轻就熟，根本不费劲儿，在和他合作过的导演们眼里，他相当专业，根本不用他们操心费力。他觉得方法派演员每次表演前先酝酿半天怪好笑的，他完全不需要酝酿。

只是伯顿这种沉入角色式的做法，对他的精神伤害不小。

他在65年接连演了《柏林谍影》和《灵欲春宵》这两个戏里的悲剧角色，尤其是后者，因为在片场他总是被泰勒打骂，又根据剧情需要目睹泰勒出轨，他把自己折磨到了肝肠寸断的地步，导演说他每一天都在绝望，这让他的抑郁症加重了。

到了67年拍摄《孽海游龙》期间，他的抑郁症反复发作，即使不再有意让自己入戏，他也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因为这是病，他只能用酒精来压。他婚后几年色衰很快，和酗酒脱不开干系。

约翰勒卡雷是个观察力特别敏锐的人。他既是个英国间谍，也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所以即使他和伯顿在一起饮酒狂欢的时间并不算长，也仍然看透了伯顿的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的端倪。

64年伯顿邀请他去百老汇看《哈姆雷特》，这是百老汇史上最赚钱最狂热的莎剧演出，一票难求。他被安排在了前排，最好的位置上。而伯顿此前并不认识他，仅仅是因为看了他的小说《柏林谍影》。

勒卡雷说，就算让他去朝觐教皇，也不会比让他去见伯顿更激动。伯顿在舞台上的表演是史诗性的。在演出结束，他被邀请到伯顿的化妆间时，他毫无意外地被伯顿迷倒了。

他拼命地夸伯顿的哈姆雷特比奥利弗和吉尔古德的还要好，比所有人的都要好。

但他始终在心里嘀咕，眼前这个拥有美丽的，雷鸣般的经典男中音，长着一张希腊雕像一般的完美脸庞，满脸麻子，雄性魅力强大无匹的男人，真的能演好那个颓废厌世的中年英国间谍吗？

后来拍摄进行到一半时，伯顿因为抑郁症发作而不想说话不想动，拒绝拍摄。他说他只想见勒卡雷，只有勒卡雷修改了台词，他才会念出来。

制片人赶紧打电话给勒卡雷，用仿佛被人用枪顶着脑袋的慌张语气说，“快来吧，理查德需要你的陪伴和帮助。”

勒卡雷飞去爱尔兰的都柏林，然后接手了每天都陪伴伯顿喝酒的工作。他围观了伯顿和泰勒，和导演马丁里特的争执经过。 当时伯顿接连遇到了很多麻烦。

就在开拍前，他的二女儿杰西卡被希比尔送去了长岛的精神病疗养院。他去探视她时，她居然完全不认得他了，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泰勒试图把她接到身边，雇佣最好的护工护理，请最好的医生治疗她，却被希比尔拒绝，她禁止伯顿接走女儿。这让伯顿非常地悔恨自责。

开拍后，先是泰勒乘坐的劳斯莱斯在路上撞死了人，虽然不是他们的事故责任。接着，泰勒的父亲中风了，据说活不过一年，她只能去照顾他。

最后，当泰勒返回片场后，与伯顿的初恋情人布鲁姆争风吃醋，每天在片场死死盯着伯顿，时不时地尖叫，对他呼来喝去，让他更加焦虑。

勒卡雷一次在凌晨时分被伯顿邀请去他的套房，他到达时，伯顿一个人坐在那里。泰勒明知道他来了，却用对讲机气急败坏地喊伯顿回卧房，不希望伯顿和他独处。

伯顿回房之后，因为对讲机没有关闭，他清楚地听到了响亮的巴掌声，那是很多个耳光。他猜想泰勒的脸一定被伯顿打得满脸红肿。

可他没想到的是，她从房间里出来时安然无恙，伯顿却被她打得浑身上下伤痕累累。 在内外交困之下，伯顿本来还只是从中午才开始喝酒，现在被刺激得犯病了，只能用酒来压，在片场一天到晚都是酩酊大醉的，这引起了导演马丁里特的愤怒。

里特从第一次见到伯顿就讨厌他，认为他太放纵。里特是个道德君子，保守固执，不吸烟不喝酒。而伯顿和他谈话时却在不停地吸烟喝酒。

他在当时就无法掩饰对伯顿的厌恶，以至于溢于言表。 他还迁怒伯顿，认为他在52年上好莱坞黑名单时，伯顿没有为他们这些被迫害的左翼人士奔走疾呼。实际上，当时他们互相都不认识。

两人因为表演理念产生分歧，在片场公开辩论，互不相让。

几年后，里特说，“我不喜欢他和伊丽莎白的生活方式。她总是在喝香槟，他一旦中午和她出去吃饭，回来就会烂醉。这不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我想他也一定觉得我不够欣赏他。”

这话还算客气的，因为当时伯顿正当红，他不好说太尖刻的话。

到了86年，伯顿去世两年之后，他开始大肆批判伯顿。

“我对天才没有任何尊重。天赋是生来就有的，而不是通过奋斗而得到的，所以你如何对待你的天赋就尤为重要了。把金钱摆在艺术之上，或者家庭之上。炫耀你的财富和女人，炫耀你的酒鬼生活，这非常糟糕。

浪费才华是对神和人类的一种罪恶。伯顿的才华是非凡绝伦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才华越大，罪恶也就越大。”

显然，奥斯卡评委们一直不给伯顿拿奖，也是他这种心态作祟。 勒卡雷反驳说，“真的吗？这样公平吗？这不是真的，也不公平。理查德伯顿是个有文化，严肃的艺术家，一个自学成才，非常博学的人。他的欲望和缺点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所共有的……他是无礼的，顽劣的，慷慨的，具有控制欲的。但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对他们的领地具有极强的守护欲。

我未能在他成名之前遇到他，是一种遗憾。他的利马斯是极好的，它应该为他赢得那一年的奥斯卡奖。可惜，这是他一生未能获得的奖项。”

当拍摄进行到最后一场，在荷兰的席凡宁根海边，勒卡雷再一次见到伯顿时，突然发现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了，这时候伯顿还不满40岁。

当伯顿在海滩上向他走来时，他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他作品里的利马斯，那个疲惫的，幻灭的中年间谍。

他的身体还活着，但他的精神正在慢慢地以自我厌恶的方式死去，他已经被他的生活一点点地耗尽了。

伯顿当时在日记里写道，“我正在享受生活，如果这个绝望的生活可以让人享受的话。”

《柏林谍影》里的伯顿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一位曾经狠批过他的评论家说，“他已经完全弥补了他以前的所有不足。如果他今年没有获得奥斯卡，那么奥斯卡就毫无公正可言了。”

的确，奥斯卡就是不公正的，或者起码对伯顿一人，是绝对不公正的。 图一为伯顿与勒卡雷

图二为马丁里特，布鲁姆和伯顿

图三为马丁里特，伯顿和迈克尔霍登

发现一个关于《柏林谍影》的主角利马斯为什么翻回墙的东边找死的这个行为的新解读——因为墙西边来接应他的英国圆场的同事史迈利问他女主哪里去了。

他当时正处于一面是刚刚死去的爱人，一面是生的希望的徘徊犹豫当中，结果史迈利的这句话彻底消灭了他对生的最后一丝渴望，一时冲动爬回去殉情了。

我有种悚然的感觉。如果史迈利是真心想接已经知道关于穆特这个巨大秘密的利马斯活着回去的话，那么他在明明听到枪响了好几声时很明显已经猜到女主被打死了。

何况当他看到利马斯那张震惊和绝望交错的脸，怎么可能猜不到结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关心已经成为炮灰的一个姑娘的生死呢？

那么他是故意问这个话来刺激已经深陷情网的利马斯，让他万念俱灰而选择自杀，一句话害死一个人，其精明狠毒的思路倒也符合一个成功的间谍的身份(注意，他后来是勒卡雷的续作《史迈利三部曲》的主角)。

然而这句话只存于原著里，到了电影里就没有了，删除这句话用意何在？何况编剧就是约翰勒卡雷本人，而且这个剧本还在理查德伯顿的要求下进行了一次修改，为此他们在酒店房间里研究讨论了很久。

那么删除这句话，应该是伯顿和勒卡雷的共同意见了，究竟为何呢？

难道说他们认为这句话有点难以自圆其说？毕竟如果史迈利不想利马斯活着的话，完全可以不来接他，直接通知穆特的人把利马斯灭口得了，岂不便利？

临时起意也说不通，毕竟他的级别是无权决定利马斯的生死的，只有圆场的最高首脑，也就是他们的“头儿”才能决定，如果是头儿叫他来接应的，那他怎么敢擅自杀掉利马斯？

其实就算利马斯已经找到了穆特的真实存在目的，头儿也没必要杀掉利马斯这么个优秀老练的下属，要是怕他泄密又怎么敢用他执行这么步步惊心的可怕任务？

何况头儿真的想杀人灭口，也不需要派史迈利过来执行啊，直接通知穆特动手好了。穆特直接叫人把他俩一起击毙在柏林墙下就好了，当初利马斯的那个下属在本书开头时穿越边界隔离带时被背后的冷枪打死在利马斯面前，不就是这样的手段吗？显然头儿根本没有要杀利马斯和利马斯的下属的打算，这只是穆特的单方面行为。

而利马斯的死，是他自找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穆特肯定是没叫人杀他的只是叫手下在柏林墙下开枪打死女主灭口。

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半路上打死女主，利马斯会爆发，会发生不可料的变数，所以他的手下特意叮嘱让利马斯先爬上去，再回头来拉女主上去。

这样一个绝佳的分开二人不至于误伤到利马斯的姿势，显然是穆特自己研究好了的。这样在女主被打死之后，墙那边也有人接应，利马斯只要脑子不傻，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放弃死去的女主独自回西方去。

所以在原著里，史迈利问女主怎么样了这句话，是破坏穆特和头儿的决定，直接刺激得利马斯自杀。

而这句话显然就不应该存在了，太不合理。史迈利不可能同时违逆头儿和穆特的决定，擅自把利马斯灭口的，怎么都解释不通。

于是最终勒卡雷还是把这句话从剧本里删除了，也没有多加别的台词，于是利马斯为什么选择死亡真的变得悬疑而扑朔迷离了。

伯顿显然也是考虑到了删去这句史迈利的台词之后，他在一个字的台词都没有的情况下，要如何表现出利马斯为什么突然选择死亡的内心斗争，这实在太难太难了。

毕竟电影的表现手法没有书籍那么丰富透彻，很多时候需要观众的自我理解，这才会有“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发生。

于是仔细看这个探照灯打在伯顿的脸上时的镜头，他的脸部特写持续了大约五六秒钟，这五六秒钟内，他的表情和眼神都有细微的变化。

我反复看了几次，最终感觉应该是伯顿用个人的理解，把原著里一个单纯的殉情决定，在那句刺激利马斯殉情的台词被删除之后，给更改掉了。

他的方案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那就是不再是单纯的殉情，而是在发现所有的希望，仅存的真善美全部消亡之后，一瞬间的万念俱灰，不想活了。

而原著里史迈利的那句台词，只能证明利马斯在女主死后还是想活的，需要靠他的刺激才一时冲动殉情了，这样对于利马斯的个人形象塑造来说，未免有点落于下乘了。

至于利马斯为什么会绝望？这很复杂，女主的死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此之前，他隐忍压抑，绝对克制了太久太久，以至于一天到晚都在不断地在心中训练自己如何说谎不露破绽，如何前后对的上不至于被敌人诈出马脚。

他甚至都忘记了他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只有在午夜睡觉前才留了那么几分钟告诉自己是在演戏。

所以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演悲剧的演员入戏太深之后把自己真的当成了主角，抑郁了，再也走不出来这个漩涡了。

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完成这个该死的任务之后回到英国，领退休金，和女主去过海边喂海鸥的平淡生活。所以即使他后来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和折磨，遭遇各种背叛和欺诈的痛苦，他始终还因为这一点点渺茫的希望，绞尽脑汁地，如履薄冰地活下去。

可现在，几声枪响夺走了女主的性命，如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压在他的脊背上，他如垂死的骆驼轰然倒地了。

他其实早就不想活了，只是为了女主才拖到现在罢了。

原来《柏林谍影》里这段戏伯顿喝的是真的威士忌！这段戏是伯顿扮演的利马斯和罗伯特哈迪扮演的东德间谍在酒吧里谈判，伯顿被要求喝威士忌。为了体现利马斯的酒鬼形象，所以要求他用一口闷的方式喝纯酒。

道具部带来了电影中常用的苏格兰威士忌的替代品——姜汁汽水，但伯顿挥手叫他们拿走汽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场景，不需要几个镜头就能拍完，给我来点真正的威士忌。”结果这段戏一共拍了47次，于是伯顿喝了47杯威士忌。

从这段镜头看来，他确实是一口闷，喝得干干净净的。

我注意看了，他和哈迪的酒杯里都是刚好半杯的酒。这酒杯目测是190毫升的，半杯就是95毫升。一般威士忌以750毫升一瓶居多，那么一瓶可以倒8杯。他喝了47杯，那就是6瓶威士忌。

这酒量生生地吓死我，可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

坐在他对面的哈迪大概快崩溃了吧？哈迪喝的一定是姜汁汽水！但是，47杯姜汁汽水他要快要喝炸了胃了吧？

我想他这段一定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尽量演好自己的戏份，避免再次NG，要是因他的缘故NG，害得伯顿又多喝几杯，他于心何忍啊，这可是他最好的朋友。

这段肯定是第47次的拍摄结果，导演马丁里特觉得满意了才结束的。

他第一次见到伯顿就非常地讨厌伯顿，因为他滴酒不沾，伯顿不停地抽烟喝酒。

后来拍摄期间伯顿也不太听话，表演理念和他发生分歧，经常争执，后来伯顿还一度罢演，直到制片人把原著作者约翰勒卡雷接来陪伯顿喝酒，这才恢复正常。

我现在有点怀疑，之所以NG这么多次，有可能是里特故意恶整他——你不是很能喝吗？这回喝不死你。

他可能是想等伯顿实在喝不下了向他求饶，或者叫道具人员给他换回汽水。受到这个教训之后，伯顿就不敢托大了。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伯顿如此硬气，绝不低头，竟然真的一路喝下来了。 当然，伯顿因为酗酒而被导演恶整也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51年，他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剧院带妆排练《亨利四世》时，有一次他在化妆间里喝了20瓶啤酒，因为全身盔甲，脱裤子不方便，所以他在上台前没有上厕所。

没想到安东尼奎尔居然让他们排练了4个小时。

他实在憋不住了，膀胱快炸了，忍不住求饶，哀求奎尔批准他上厕所。

奎尔想给他一个教训，坚决不准，要求大家继续演。

最后伯顿站在他的位置上尿了一裤裆。尿顺着裤管流下来，量太大了，最后从靴子里溢出来。

奎尔还没有发现，濒临崩溃的伯顿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演。

随着他走来走去，尿脚印弄得地板上到处都是，连木头台阶上都是，所有演员都发现了，全部呆住了，演不下去了。

奎尔这才顺着他们的视线注意到了舞台上的尿渍。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走下了舞台，伯顿这才得救了。 比起酒量，更令我吃惊的是，伯顿是如何在喝了47杯威士忌之后仍然能演得精彩呢？完全看不出任何喝醉了的样子。

图五他喝完之后，皱着眉，脸上露出了痛苦的，难以下咽的表情，眼睛里也是水汪汪的。以至于去年我第一次看时就怀疑他喝的是真正的酒，否则喝汽水怎么会有这么逼真的效果呢。

看来我的猜测真没错。当时我还和小伙伴讨论说，要是NG次数多了岂不是要喝醉？只是没想到竟然是47次这么骇人。

更厉害的是，他还能在这种情况下控制自己的眼神。

尤其是图六，他的眼睛先是左右横向地微微转动，如果不是眼睛里的亮光在闪动，几乎难以令人觉察。然后又小幅度地垂眼和抬眼，把主角的精于算计和多疑猜忌的一面通过眼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相比之下，图七哈迪的眼睛虽然也很亮，但没有他的灵活。眸色太深，虹膜和瞳孔几乎融为一体，这样就显得单调了许多，没有层次感，表达人物情绪的能力就弱了一些。

可见，浅眸色的演员在镜头前真的具有先天优势，瞳孔在浅色的虹膜环拥之下被衬得特别黑，特别幽深，是真正的心灵窗口。

生来就是一个表演天才已经是稀有配置了，还有更加稀有的声音，记忆力；更有这样一张脸，这样一双眼睛，这么厉害的硬件。

再加上他的特殊成长经历和独特的性格，这样的人怎能不红呢？

他疯狂地自我摧残，自我毁灭，其实于他的表演来说并不是坏事，他也因此被西方普遍认为特别擅长刻画高智商的厌世者形象。

这让他更适合演艺术性很强的文艺片剧情片，让他和那些商业片明星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因此成为真正的表演巨匠。

无意间从家门口的碟片店里看到了这部电影的DVD，马上被它凝重阴冷的封套设计所吸引，高高的柏林围墙和探照灯光下泛白的金属铁丝网，Criterion Collection 的Logo 一个大写的C字母犹如一弯冷月，冷战气氛的萧瑟和诡异寓意十足。

《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的中文翻译为《柏林谍影》，也有译为《冷战谍魂》。这两种翻译后者显然更能体现英文原名的含义，然而看过本片以后，又觉两者都不能很好地体现片名“cold”的丰富内涵。电影所描述的是冷战时期英国谍报机构柏林团队负责人Alec Leamas （Richard Burton饰演），一个对主义和理想保持着距离（cold）, 对工作和服务的机构充满着鄙视（cold），对社会和未来失却了热情（cold）的职业间谍如何成为东西阵营暗中角力的牺牲品。似乎用简短的几个中文字实在也是很难去精确地描述这样一个Spy from the cold.

文字的魅力，不同的文化显然各有其无可替代的美丽. 正所谓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吧。

该片导演Martin Ritt刻意制造的近两个小时的阴冷和凝重没有让观众感觉沉闷，而是震撼。当然，那种震撼也带给了你沉重，沉重到了你想要问自己：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电影中主人公Alec Leamas /Richard Burton的爱尔兰式对白对他所处的社会充满了玩世不恭的反感，一句句诙谐又一针见血的冷嘲热讽是电影吸引人的另一个精彩之处。如果好莱坞和西方传统的间谍电影如007吸引的是观众感官的刺激，这部毫无打斗场面的几乎灰暗的间谍电影吸引的是观众没有暝灭的良心。

《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出品于1965年，正好是007詹姆斯邦德的黄金时代。该片的主人公Alec Leamans的世界里没有丁点詹姆斯邦德的肤浅，007里充斥的是毫无爱情的性，就连间谍世界的复杂险恶也是浪漫化的从容简单。在Alec Leamas的世界，爱情是真实的情感，而真实的情感也许会给每个人带来实际的灾难。同时，在Alec Leamas的世界，正义未必能够胜利，更何况Alec Leamas几乎是一个失败主义的英雄被所谓的西方世界的价值和道德的维护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导演Martin Ritt能够一反好莱坞的传统，用一种近乎在事业上自我毁灭的方式去挑战当时西方的所有价值观，那种对自己理想的忠诚的勇气不能不让40年后今天的我泪眼朦胧。

电影的音乐和影片的基调一样寒冷和内敛，片头的钢琴曲优美动听却暗藏着一种不安。也许在这里可以引用某人的话：凡是好的东西都会令人不安。有一段Alec Leamas和东德间谍密会的脱衣舞酒吧的场景音乐非常有趣，那时烟雾缭绕的酒馆各色人等聚精会神于脱衣舞女郎扭动着的浪荡身姿，而穿着风衣的主人公拎着半瓶威士忌，面貌冷峻地消失，只剩镜头中脱衣女郎的裸体马赛克，此时的音乐几乎是007主题音乐的翻版，如果说翻版太过武断的话，那么和007音乐非常的相似绝对不为过分。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心想一定是导演Martin Ritt 对他自身所处的世界的有声的嘲讽吧。

感人的一幕是当Alec Leamas在影片结束就要翻越柏林墙的时候，看到他的恋人被他所服务的英国间谍机构枪杀于自己的眼皮底下的时候，当他的眼神凝聚在和他共事却又背叛了自己的伙伴身上的时候，他毅然拒绝了背叛他个人良知和道德的世界，选择了死亡，和他相爱的女人一起在凌乱的枪声中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是导演对他所处世界的无声的控诉吗？

这种嘲讽和控诉是真正的英雄的表白，英雄有可能是个默默的looser，被社会体制玩弄于股掌之间, 但是英雄绝对不是屈膝的coward，更不是为了所谓的名利而出卖自己灵魂的奴才！

在生和死的边缘，英雄只选择自己的良心和道德。

二战是确定的=要么你死要么我活！ 冷战是不确定的=核笼罩没有未来。 本片的阴暗气氛，确实很适合抵挡现在的热浪。

要说演员，那个时代确实出彩。理查德·伯顿 在1小时18分的镜头，端起酒杯的瞬间，身体前倾，手臂平举，嘴唇翕动，眼神死死盯住手中的玻璃杯。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手里的酒杯端稳！

端稳为何？就是不让一滴酒洒出去！

为何这样？十足的酒鬼啊！

演得不仅活灵活现，我认为太具有生活本质，演员太具有解读能力了！

当然，之所以演得这么传神，是因为 “1972年理查德·伯顿的状态不是很好,因为酗酒,丽兹经常和他闹矛盾。 ”--------原来是本色啊！

因此，普通人要做特工是绝无可能的，而真的特工，他所饰演的社会角色，肯定就是其生活中的本色！

在马丁里特的传记里看到了他在拍摄《柏林谍影》期间辱骂和不断折磨刁难伯顿的原因，原来不是冠冕堂皇的“生气伯顿浪费才华”，仅仅是因为伯顿的的片酬比他高了25万。

要知道演员的薪水不会高于导演，伯顿拿75万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片酬男演员，这破坏了行规，所以里特嫉妒他，就想方设法给他穿小鞋。

所以，这又是一次因为男人的嫉妒而产生的恶意针对吗？伯顿这辈子因为男人的嫉妒遭遇了多少迫害啊。

68年7月他在《黑暗中的笑声》剧组被导演托尼理查森炒鱿鱼，也是因为理查森生气伯顿的片酬竟然高达120万美元，这太高了，这是全球第一，泰勒都没有这么高的片酬。

以下为正文翻译：

然后是理查德·伯顿。1964年秋天，当伯顿签约出演利马斯一角时，每个人都祝贺他“好运”。华裔摄影师黄宗沾是里特的首席摄影师，他对里特说：“你能请到伯顿演《柏林谍影》真是太好了。”

在这场折磨中，里特对伯顿说的最亲切的话是。“我习惯了与无才能和有才能的人一起工作，伯顿碰巧是一个有才华的混蛋”。但他绝对没有试图利用伯顿的魅力和“有时臭名昭著”的名声。

首先，伯顿的台词太大声了，不适合里特。伯顿开始告诉他的同事，里特坚持每个镜头都拍摄27次，让他筋疲力尽。

对于这个讽刺，里特回答说：“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当我看到它的时候就会知道它是我想要的，之所以不断重拍，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它。他将得到75万美元的片酬，我不是说这钱太多，但我确实认为我有资格获得值得这75万美元的表演。”

(注：里特导演的每部电影通常能赚50万美元。)

尽管伯顿没完没了地惹他生气，但里特仍然钦佩伯顿的艺术才能。“他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了不起的人。”里特这样评价伯顿：“他用他该死的聪明击败你，他能把你迷得神魂颠倒。”

戏外的麻烦包括伯顿的酗酒，他司机的儿子去世，伊丽莎白的父亲生病。

在《柏林谍影》中，有一个场景是在苏荷区一家低俗夜总会。在里面，伯顿被放在地上，他的手腕和脚踝都被铁链锁住。他在这个位置上呆了一段时间，等待开拍。

一名助理走到他面前说：“先生，我能为您拿点什么吗？”

伯顿回答说：“给我接伊丽莎白。”

就在这时，助理导演喊了一声“安静”，里特虽然沉默，却有点赞成这声呵斥。

洛林说“开始”，这时候伯顿说了最后一句话：“我要回矿井了。”

约翰勒卡雷在他的小说拍摄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片场。他记得伯顿成为里特的困扰，他们的关系导致整个剧组的气氛都变得非常紧张。

在一次特别激烈的谈话后，里特对伯顿尖叫道：“我已经在一个老妓女(伯顿)身上爽到了最后一把！”所有人都以为伯顿听到这样的话会大发雷霆，但他什么也没说，实际上还和里特合作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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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冰冷的时代，那是热血的时代。那是分治的时代，那是盲从的时代。那是理想无限大，选择无限小的时代。那是你们和我们的时代，却从不是你和我的时代。

站在后冷战时代回看，那个时代既远且近。它远成了一个符号，是二元对立，是非黑即白，可以被现在的我们轻易解构掉。而它却又似乎从未离去，消亡的只是肉身，而魂灵仍然随处附依。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才显得《柏林谍影》的可贵。那样一个时代，即使站在今天看，也诸多禁忌。而早在1965年，这部改编自英国前特工作家同名小说的电影，在奥斯卡提名影帝的演绎下，便直指意识形态之争的遮羞布。

电影英文名是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张爱玲翻译成《（冷战中）进来取暖的间谍》，“我太外行，也不过看个气氛。里面的心理描写很深刻，主角的上级首脑虽是正面人物，也口蜜腹剑，牺牲个把老下属不算什么。”她一句话把这电影剧透个底儿掉。

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 饰演利玛斯(Alec Leamas)，一个英国一线情报人员，负责西方在东德的情报网。随着他的线人被枪杀，他被上级召回伦敦，明面上停职弃用，而私下里却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

上级谆谆告诫，说若想赢得这场不道德的战争，必须比你的敌人更不道德。经验丰富的特工虽然有些不忿这样的安排，却还是选择了服从。没想到的是，在卧薪尝胆间，他恋爱了。而恋爱对象恰是自由世界的一名天真的共产主义者。

他或许想过这样一场恋爱，会给他和姑娘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灾难，却从未想过他们的关系会被算计、被利用。谜底揭晓之时，他还奢求可以和爱人一起离开是非之地，却终于目睹爱人死在敌人（亦是自己人）的枪下。

利玛斯自知是间谍世界的一颗棋子，是冷战双方脚下的炮灰，他的命运不曾为自己掌控，存在也只是为别人服务。所以自始至终，他都是冷静的：从被纳入那场秘密行动开始，到最终谜题的揭晓。当他打开那扇逃生之门时，他或许惊诧，却绝不意外。

可结果却令人出离愤怒。他终于明白这场比烂的较量中，双方都早已失去道德的底线。当一方是同僚的呼唤，一方是爱人的尸体时，镜头给了他一个巨大的特写。

“跳呀！”柏林墙的那边在呼唤，呼唤他回到西方世界。
可他却做了相反的选择。在生与自由面前，他选择了死和解脱。与其说是殉情，不如说是殉道。

他选择了赴死。他当然还是棋子，还是炮灰，可是，他仍然做出了选择。他无法挣脱自己的命运，却可以亲手结束这段命运。他用最原始最无声的方式，控诉着这场冰冷的无底线的较量。

也提醒着后来人，铁幕之下，谁都不比谁更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