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

如何讲好复杂的现象，并在叙述中体现对现象背后本质的透视（尽管这种透视可能是主观化的），是所有讲故事的人、每一次讲故事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连《红楼梦》作者都会感叹，上下三百号人的贾府，人事竟如乱麻一般，不知该从哪一件事哪一个人讲起（第六回）。这样就有了“刘姥姥一进贾府”，作者以这件芝麻粒大的事为引子，通过乡间老妪之眼，交代了贾府的衣食住行、人事、礼仪；而以贾府为核心发生的纷纭现象，又是当时整个帝制等级时代的缩影。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早已成为一种经典叙事方法。而在本片中，导演试图以刺宋案为切入点向历史刨根问底，由此挖出了深藏在罪恶泥土下盘根错节的多股势力，使1931年中国面临的重重危机得以条理分明地呈现在当代观众的视野中：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替罪羊，险些成为国民党内斗的牺牲品；重光葵作为对华“经济侵略”派的代表人物，险些成为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斧头帮作为作为国民党“反蒋”势力的刺杀工具、同时也是日本军部选定的替罪羊，险些成为其野心的牺牲品；而宋子文的秘书，尽管不在任何一个残酷斗争的核心旋涡之内，却意外成为了唯一被实锤的替罪羊，他是最无辜的牺牲品。

两组刺杀、四重替罪相互对照，形成了一组以权力与野心为主题的残酷组曲。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人性做出了深刻剖析，

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

此话同样适用于做本片中一系列阴谋事件的注脚。

导演本人出境，弯腰曲背，把耳朵贴在铁道上“聆听”，这样的镜头，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喜欢，表达方式上有刻意生硬之嫌，与内容也不统一。将其置于全片之中，不明所以，拖沓冗长。

振聋发聩，意思是用语言文字唤醒糊涂麻木的人。日本军部策划刺杀日本驻华大使，而后栽赃嫁祸于中国人，试图以此来激起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这里怎么能用“振聋发聩”这个词呢？基本功太差，啼笑皆非。

不说宋子文了，说说变态的日本法西斯。

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意大利有所不同，并非通过法西斯政党控制国家机器，而是通过其变态的发育方式逐步渗透、改造国家，最终制造了军国日本。

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明治维新后，近代天皇制度初步创立，军权从政，即军权归属于政府（内阁）。但战争发生时往往由“讨伐总督”负责指挥，可谓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事机关，可视为日本军政权分离的端倪。而后，直属于天皇的陆军参谋总部（日本陆军最高指挥中心）和海军军令部（日本海军最高指挥中心）先后从政府的陆军省、海军省中独立出来。这一阶段，日本军部取得军令权（独立统帅权），而政府只拥有军政权。据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军令权指直接动用和指挥军队的权力。而军政权指军事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包括军队行政管理、部队建设、教育训练、兵役、动员、武器装备和后勤等事务。君主立宪政体下，日本近代天皇制度“廷政分离”，天皇并不亲政，故而由陆军参谋总部、海军军令部等组成的日本军部，名义上直属天皇统辖，实际上自成中心，成为政府（内阁）、帝国议会之外的权力核心（根据性质和实际地位，枢密院不算在内）。

由于独立掌握了实际军权，在天皇的名义下，日本军部很快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并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为了军国日本，所谓“军部的法西斯化”和军部控制下“国家的法西斯化”。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化过程中存在不少有趣的现象，例如军部内各派系、形式不同的法西斯团体互相倾轧，以及日本陆军与海军的深刻矛盾等。国家的法西斯化以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上台为标志，广田内阁几乎完全服从军部的意志，并以此确立施政方针，改组国家机构。

所谓日本法西斯的变态发育，以天皇神圣意志和武士道精神，代替集权领袖的个人权威；以军队的严密纪律、等级制度和其在国家政权中的核心地位，代替法西斯政党的组织作用。

拒绝泛化的概念，这是我近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纪录片中，所谓日本军部刺杀“推行积极对华政策”的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一来除掉军部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之路上的绊脚石，二来借此激起日本民间反华情绪、煽动舆论云云，我认为有失审慎。如果没记错的话，利用废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的策略，就是这位“推行积极友好对华政策”的日本外交官得意之作吧？重光葵作为法西斯甲级战犯，其所作所为均是为日本法西斯谋取在华利益，他的外交政策再怎么涂脂抹粉，也掩盖不了美化侵略的事实。以其“鸽派”政策为由便要刺杀他，这应是个别狂热激进分子的行为，而不能将之表述为日本军部的意志。

我们都是爱听故事的人，尤其是“由真实事件改编”几个字，总能吊起胃口，仿佛一早就知道，现实中往往有着“编剧都不敢这么写”的曲折离奇。那么，一个真实非改编的故事，会有多好看呢？

两伙势力，在火车站出站口同时等待着，准备伏击两个都爱穿着白色西装的目标人物。一阵乱枪声过后，一个目标倒下，一个目标逃逸，两伙势力究竟谁该庆祝胜利？为何历史上所记载的这两个目标人物，均非死于1931年的这场伏击刺杀？这明明是一部讲述真实非改编的历史纪实电影，难道，有人改写了历史？悬念就这样产生了。

影片的名字《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时间、人物、事件都已经交代清楚。看起来，宋子文应该是主角了，但带领我们走过这段历史，并在最后为我们揭开真相的，却是一个小人物——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确切的说，是他的声音。整部影片都是以唐的第一人称“讲”出来的，没错，这真的是一部讲故事的电影。时间的车轮滚滚，我们无法穿越到1931年去亲眼目睹那场疑云重重的暗杀行动，只能通过亲历者或者他们的后人口中听听那些从前的故事，脑补出当时的场景。导演韩晶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她为我们保留了真实感——没有把故事拍成商业片，这就是亲历者讲给观众的故事，加上了帮我们“脑补”的画面。

影片画面零零碎碎，跟着唐腴胪的讲述一遍一遍地重复切换着，一片一片的拼起记忆碎片；影片里的人物影影绰绰，在一桩一桩的事件里参与着，却不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与表演，演员看起来也不过是故事的背景罢了。只有声音，那个讲故事的声音，在我们脑子里印下了一个有情绪，有血肉的唐腴胪。

他能告诉我们这一切，是因为他死了，他死了所以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他死了才能带我们从他的上帝视角来看这一场离奇的乌龙刺杀。他带我们认识的这些人，他们都在这趟时间列车上，就像片头演职员表那样，随着车轮前进又后退；他们也都推动了时间车轮的转向，最后具体是谁的力气最大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即便在他们死后也没有湮没，而是被这辆时间列车载着，直到被我们从历史书上发现他们的名字。

“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寻梦环游记》。故事一直这么讲下去，这些为改变历史努力过的人们便永远不会下车。

杨晓林-原载《中外军事影视》2019年第8期。

历史本来是静止的，是冰冷的，对其探究、解剖、诊断、解读，无不加入了解读者的主观情感色彩。而解读者因经历、学养、立场、感情不同，所处时代、环境有异，从而使得解读不可能完全客观。因此，无论是历史学家推崇的秉笔直书，还是文学家钟爱的放飞想象，主观偏向性都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历史获得了无数种被讲的可能，从而充满着诱惑和迷魅，历久弥新。

《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是“讲史”方式创新的一次大胆实践。 影片将自《公民凯恩》（1940）《罗生门》（1950）直至《罗拉快跑》（1998）《英雄》（2002）《源代码》（2011）等悬疑电影表现手法，与纪录片的形式结合了起来，特别是以当事人——被误杀的唐腴庐亡灵的视觉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刺杀对象、杀手、相关人员，以及刺杀过程及结果等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这种极具创意的表现手法，综合电影和记录片之长而蹊径独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讲史”方法。既兼顾了教材和史书中的既定观点和材料，又设身处地地揣测小人物在大时代所思所感，对历史偶然性所衍生的传奇性和荒诞性，做了独特地影像化评述。 偶然性是《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叙事的戏眼，也是本片的重点和看点。 所有偶然的集结，促成了制造历史事件的惊天图谋竹篮打水一场空。日本公使重光葵被睡眼惺忪的列车员失误叫醒，大光其火地提早下车躲过一劫，导致“魔法军人”田中隆吉枉费心机。而穿同款服装的助理唐腴庐被误杀，导致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逃出生天。斧头帮小喽啰“小泥鳅”与军师郑抱真想救人却误打误撞地引发了枪杀，而无名小卒唐腴庐莫名其妙地李代桃僵成了替死鬼。此前，“暗杀大王”王亚樵派手下庐山行刺蒋介石，却被包裹手枪的火腿纸包泄露天机，功败垂成。其后，郑保真于次年在淞沪抗战策划轰炸日军旗舰，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被炸死，而重光葵则被炸断了一条腿。大难不死的重光葵历任日本驻中国大使、伪满洲国副总理、驻苏联、英国大使、外务大臣，被称“跛子外长”，还在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签署投降书。命大者还有宋子文，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民国历史的掌舵人之一…… 历史本来不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无数的偶然却使其成为那样，历史显得那么吊诡和不可捉摸，冥冥中似乎一切早已安排，因为人算不如天算。 在“刺宋事件”中，仁人志士以弄潮儿自潮头立的姿势力图为国家命运掌舵，政客军人如巨礁和险滩一样的筹划惊天阴谋意欲改变历史航向，而小人物则如浮萍一样漂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挟裹着，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百年弹指间转瞬即逝，曾经纵横捭阖的枭雄，和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小民一样，都已变成尘埃。读史可以使人明志，看史亦常使人茫然。个人之于历史，都被“偶然”这种一如天命的东西掌管者，“偶然”充满着戏剧性，顽皮而不听调教和指挥，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亦如空穴来风，来无影去无踪，玄之又玄，好似众妙之门，让以求真为天职的史学家劳心伤神，惶惑不已，给以想象为使命的故事家平增无限的欢喜和乐趣，也给后人的街谈巷议留下了无穷的谈资。《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得其三味，拎出“偶然”作为戏眼，结构故事，致敬了《罗拉快跑》，使纪录片与后现代叙事相粘连，使非虚构叙事变得亦真亦幻，在影院电影中卓尔不群，独树一帜。 唐腴庐的爱妻望夫不归，佳人肠断，侠肝义胆的刺客王亚樵给她送去慰问金壹仟元致以歉意。而唐腴庐的妹妹——和陆小曼并称为“北陆南唐”的唐瑛与宋子文姻缘亦就此止步，小人物的小幸福和小快乐被大时代的狂飙突进强势碾压，才子佳人的故事也未能如唐传奇和明清戏曲那般好事多磨，结局美满。家国一体，处乱世，个人的幸与不幸也是偶然，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就如此以“偶然”的方式连结。 僵冷的历史一经个人叙述便就有了生命和温度，变得鲜活。特别是以被偶然卷入，遭受无妄之灾，成为历史祭品的唐腴庐亡灵的视觉来讲述——这种来自《罗生门》创意的更是令人耳目一新。阿加莎式的悬疑推理叙述手法，使画面如《源代码》一样一次次后退，一次次重新来过。这种叙事的推演，使尘封于档案馆里的历史谜案，变成了一个扣人心弦的侦探故事，烧脑而又奇趣盎然。艺术贵在创新，《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叙事手段不落窠臼，画外音对芜杂历史背景的条分细缕，充满象征隐喻的画面和景象，导演的入画，学者和史学家的访谈，诸多教科书照片的搬移和解读，历史人物和历史现场的搬演和还原，使得本片叙事枝繁叶茂而个性张扬。 总之，《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探骊得珠，充满了温度和机趣，充满了感性和哲思，为纪录片讲史拓出了一条新路，谨祝导演后续的“刺杀系列”创作花生满路，佳构连连。

杨晓林，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编剧，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链接：http://sh.people.com.cn/n2/2019/0530/c134768-32995668.html）

记录历史其实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阿摩司.奥兹说：事实往往对真相产生威胁。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记忆都难以是完整的、完全可信和可以被证明的。即使是当事人出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于事件的还原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偏颇和遗漏。 这几年，看过太多讲述民国风云和往事的影视作品。民国是乱世，也是各方势力互相渗透的年代，有着传奇故事必不可少的时代背景，但是真正能讲好、讲出新意的作品实在是少之又少。《1931，刺杀宋子文》，算是难得的民国片精品。

从影片中看出，剧组显然搜集到了所有能搜集到历史资料和细节，抽丝剥茧后从中进行了精心筛选和编排。影片选用了一位亲历者唐腴胪以第一人称口吻来进行叙述，甚至导演本人也多作为与历史对话的一种“角色符号”融入其中，从现实和历史的多种维度来还原历史故事，以一种主观视角平静而坦然地态度阐述整个事件的背景和细节。

这部电影类似古典小说中“章回体”的叙事模式，每个历史人物和事件环环相扣，又相互铺陈，引人入胜。在大的历史事件描述上举重若轻，在人物性格和表现上雕刻生动，既体现记录电影客观真实的要求，又展现出一部扣人心弦的故事片必不可少的悬念氛围。

好作品还是值得去电影院细细体会。

看了纪录影片<1931刺杀宋子文>，感慨有三： 一，吊诡的历史让人瞠目结舌。 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抗战史有过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是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的，更多的人不知道在57天之前的1931年7月23日，还在中国上海发生过一起触目惊心的“北站血案”。 这起血案的刺杀目标是民国大名鼎鼎的财政部长，蒋介石的妻兄、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 许多读者观众大概都熟悉，“虚构”是文学戏剧影视作品的艺术手段之一，而“真实”是纪录片的灵魂。那些可以虚构的艺术门类，将一个故事编的多么奇诡、奇葩，读者观众都不会挑眼，观众欣赏的是作品的艺术手法，体悟的是人生百味就够了，但<刺杀宋子文>这个纪录片的复杂和一个接一个的巧合，悬念不断又扑朔迷离，在观影过程中，笔者多次下意识地发出：“这巧合也太多了”的质疑。然而，在影片结束后，影片最后告诉我，导演告诉我，历史学家告诉我，影片中的人物后代告诉我：就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于是，笔者惯性的欣赏审看影视剧的审美经验短暂的崩塌了，大脑里情不自禁的蹦出几个字：历史才是最好的悬念大师！ 二、陌生的表现手段 作为一部纪录影片，该片的表现手段陌生又新鲜。导演摒弃了以往纪录片制作时，比如大量选取老照片，老场景和后期做旧等等手段，采取了以人物再现（演员出演历史人物），场景服化道再现等现代影视手法，再现了几十年前的波诡风云。 传统纪录影片给人的观影感受是，间离、回顾、审视、反思等效果，而该影片这些新表现手法的借鉴，给笔者的观影感受是：虽然是历史，却有种身临其境的带入感，会瞬间的产生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亲近感和关切感。 笔者以为，触动读者观众的七情六欲，是一切文学艺术家的本源动力。 笔者通常在判断一部文学影视等艺术作品是否有意义，有价值时，作品是否有新鲜的表达，新鲜深刻的思考，是否有感官的冲击，来作为审美坐标。 显然该纪录片的导演，不走寻常路的表达，勇于探索尝试的精神，是值得为其击掌点赞的，况且古今中外文化艺术史里，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经典案例也比比皆是，这似乎也是人类文明进步，文化艺术发展变化的不灭规律。 三、离奇吊诡的历史故事给人的启示 笔者喜欢历史，常常被历史沉淀淘洗后的厚重博大精髓深深震撼，被历史人物不同的命运而唏嘘不已。该纪录片选取了这个当年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作为素材，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吊诡之极，奇诡之极，奇上叠奇的真实的历史故事。 这本来是一个由日本军人精心策划，欲给侵华寻找借口，又要嫁祸于中国，交由上海大名鼎鼎的斧头帮来实施的暗杀事件，却因为一个个看起来很偶然的小错位，使该刺的没刺，不该刺的，刺死了，也使日军侵略中国的行动错后了40多天，似乎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拨弄着一切…… 狭义上讲，宿命，是指人的一生，先天注定，带有迷信色彩。而命运却是可以改变的。该片偏偏是拿这个太多的巧合叠加，又不带虚构的历史事实，来告诉我们宿命和命运，这两个命题的纠缠状态。宿命和命运谁在先？谁在后？谁在其中？谁在之外？让我纠结不好评判的是它们是纠缠在一起，混沌在一起快了，它将我以往的许多认知带入重新思考，就仿佛物理学界发现的量子纠缠（不知这样比喻恰当否？），也让笔者感到意识形态领域里这两个命题的纠缠，这或许是该纪录片的另一种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