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

前段时间看了电影《芳华》，出于评论者的习惯，又读了严歌苓原著。比这两者更好看的是《芳华》引起的讨论。少有一部电影（及背后的原著），能够让人群的观感严重分裂（上一部是《金陵十三钗》）。从这个角度，《芳华》不见得是好电影，却是好文本，借此厘清历史、畅谈价值观只是其一。其二，没有比这本书更适合用来解析严歌苓的了，因为这是她的“自传”。

《芳华》原著，本名《你触摸了我》，严歌苓写的是她熟悉的文工团生活。她用萧穗子的第一人称视角来写作，从叙事上是“不利”，这种全知视角不得不加入大量对“不在场”的脑补。但从作者本人的抒情达意上，却是“有利”，萧穗子只是一个假托，严歌苓有意地把自己的家庭背景（父亲是下放的文人）、成长事件（写情书被检举揭发差点自杀）、生涯转折（战地记者）、职业选择（成了小说家）都安在她头上，借此告诉读者，萧视角，即是作者视角。这部小说可视为严歌苓对往昔岁月的一次回顾，也就最能见严歌苓本人的“态度”——

没有哪位作家，忍心去丑化笔下自我的化身。严歌苓让萧穗子说出的反思和感悟，即是她对那段往事的真态度。

她的真态度即是：这些曾经聚在一起的人们，果然还是要回到自己的阶层属性，这样很好。

而这种隐藏在故事里的冷眼，完全没有被冯小刚领会到。冯小刚在近乎失控地意淫往昔美好的同时，仍然对人性的善恶存有一种本能的道德观，以至于电影里呈现的人物，和小说里描述的，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面貌。以至于评论《芳华》，无法独立来谈电影，是电影和小说的矛盾共同构建了这一文本的复杂。

冷笔之一：从何小曼到何小萍

原著里，何小萍叫何小曼，身份没变，一个黑五类的女儿，母亲改嫁革命干部，她成了受尽欺辱的拖油瓶。原著关于她家庭生活的篇幅并不短。有一段描述，呼应了她在文工团里因海绵事件被羞辱的情节。母亲把唯一的红毛衣给了继妹妹，何小曼怀着嫉愤，把毛衣偷走，连夜拆线、染色、晾晒，最后重新织成一件黑毛衣——并且，把原有的两个小绒球，塞在了胸衣里。事情败露，她受到母亲的掌掴。

如果说对她少年时代的白描还看不出严歌苓的态度，那对她后来的文工团生活，严歌苓的下笔则不吝于鄙夷刻薄。

因为贫穷，因为品貌不佳，因为不良生活习惯，何小曼在文工团成了被公然歧视的人。皮肤黑，一身馊味，一头粗糙纱发，“一个头长了三个林丁丁的头发…原始毛人”、“一块很小的元宵馅她会舔舔又包起来…等熄了灯接着舔”。这些具象的描述带着浓重的嫌弃口吻，众人对她的蔑视仿佛也是完全合理的。和电影将她塑造为清秀、清白、隐忍地躲在被窝里给生父写信的形象相比，原著里的小曼是一只地下老鼠，作者用俯瞰的眼光描述她的卑贱气息。

电影以浓墨重彩描写的两件事，一件，何小萍为了给生父看到自己进步，偷了军装去拍照，留下她一生中最美的影像。另一件，众人为胸衣海绵的事审判何小萍，让她发出愤怒的尖叫。前者是她人生中为数不多的闪光时刻，也拍出了她的青春秀美，但在原著中并没有这个细节（且和原著的暗黑基调很不协调）。后者，则连事件的定性都改变了。原著里，何小曼不但就是海绵胸衣的主人，还是惯犯（少年在家时就干过），众人对她的审判变成了红色时代斗私批修的正义行为，她那一声近乎歇斯底里的尖叫“我没撒谎”也成了对她人格的嘲讽——当然，即使海绵是她的，也不构成人品问题，但在叙事结构里，这种写法，即是把众人的欺凌又一次合理化。而在电影里，冯小刚则把事件拍成了青春美少女的作恶，何小萍是清白的，“我没撒谎”是她在压抑中爆发的呐喊，有一种强烈的反抗意味（导演在访谈里证实了自己主观的厚道）。

这是两个人：被侮辱的何小曼有着令集体厌烦的卑微，被欺凌的何小萍却闪动着人性的光芒。最直接体现严冯二人分歧的，是何小曼（萍）的流放事件。

在刘峰被下放到伐木连后，电影里的何小萍因为厌恶集体的冷酷，采用了自我放逐手段，拒绝跳独舞。在装病被发现后，政委将计就计，把她哄上了舞台，在她差不多要重新燃起对集体的希望时，再一次彻底地抛弃了她。——冯小刚拍这段戏未必是为了批判时代，但很明显，他试图将何小萍塑造成一群无意识作恶者中唯一高贵的人。与之对应的是后来萧穗子探望战地的何小萍，后者绝然说出，“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她（林丁丁）”。这几乎就是她对整个故事的表态了。

然而在原著里，何小曼拒绝独舞，是出于私心，被萧穗子居高临下地鄙夷了。

“台下掌声口号声战马嘶鸣声，何小曼刹那间成了骑兵独立团两千人的掌上明珠。她站在出场位置上，感觉着命运的转折就是这么妙，这么迅疾，这么毫无预示。她也玩味着当主角的感受：当主角真好，当掌上明珠真好。……她后来向我承认，是的，人一辈子总得做一回掌上明珠吧，那感觉真好啊。……她也承认我猜对了，她就在侧幕边运气、起范儿的瞬间，又被希望腐蚀了。持续装病，是持续被希望腐蚀，人们是可以宠她的，夜里为她端茶端尿，白天为她端饭端水，看来她有希望跟所有人回到同一海拔。”

高贵没有了，光明被消解，何小曼依然是被主角看不起的小老鼠。严歌苓吝惜于赋予这个角色明媚的色彩。而在全知视角下的主观口述，则充满了对小人物的玩味感。这和萧穗子对刘峰的揣摩并列——在整部小说里，被萧穗子以主观揣测来脑补其不良动机的，始终只有何刘两人。玩味着小人物的不幸，揣摩着“其实他们也没多高尚”，是这部小说的主基调。

然而在电影里，在一部总体相当令人不适的电影里，何小萍却绽放了傲然的光华。


冷笔之二：刘峰，一段性骚扰的悬案

比起黄轩，更适合演刘峰的可能是黄渤。

原著里，没有女人去爱刘峰的原因跟雷锋的高尚、超我的净素、性压抑这些，关系并不大。尽管原著里有大量上述的分析，说服读者刘峰“不能爱”，同时又按耐不住地反复描述刘峰的“不可爱”：一个身高一米六二、带着乡土气息、从山东某县贫困剧团里翻跟头上来的凤凰男，在文工团这样以红二代为马首、阶级分明的集体中，他唯一的效能是充当万能服务员——电工、木匠、快递。所有人都在享受他的服务，而荣誉则是虚假的，谁也没有上当，去向他“学雷锋”。雷锋的重担和美名不过是毫无权势者的生存法则。而他——居然想吃林丁丁这块天鹅肉。林丁丁的惊吓来自于刘峰跨越阶层表达出的性欲，这戳破了不成文的规则，林的追求者，“一个追求者是宣传部的摄影干事，一个是门诊部的内科医生”。而郝淑雯的男友和未来丈夫，则是某军工厂厂长的儿子。她们看不上刘峰，和他是不是雷锋无关，而是他的阶层属性决定了他不在择偶视野内。

和刘峰相比，黄轩的白净、挺拔、秀美让人无法用俯瞰的眼光去理解角色，也削弱了原著里众女兵和刘峰的距离感。黄轩有一张天然的恋爱脸，冯小刚对刘峰的赋形塑造带有主观美化，最直观的体现则是在整个故事的核心——触摸事件。

电影里，俊美的刘峰在邓丽君歌曲的浪漫鼓舞下，向心仪的林丁丁表白，并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她。加上前期对林丁丁形象的刻意铺垫（对刘峰眉目传情，被删除的片段里还有两人拉手的情节），观者很难对黄轩的角色产生厌恶感。这个拥抱毁了他的前途，决定了他一生的畸零。导演让何小萍被骄傲地流放，说出“我永远不原谅她”，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导演本人对触摸事件的定性——因时代对人性的压迫而造成的悲剧。这已是整部电影里为数不多的、对时代残酷性的否定（尽管，避重就轻）。

回到原著，整个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

萧穗子听完林丁丁的哭诉后，脑补着当时的场景。“注意到了吧，刘峰成功地把林丁丁诱进了这个相对封闭的二人空间。…一旦进了这里，关上门，即便林丁丁呼救也未必有人听得见。…一边抹，一边暗自惊叹到底是上海女子，这手感！细嫩得呀，就像刚剥出壳的煮鸭蛋，蛋白还没完全煮结实。…脸蛋就这样好了，其他部位还了得？手从脸蛋来到她那带柔软胎毛的后脖颈。…都是夏天的过错，衣服单薄，刘峰的手干脆从丁丁的衬衣下面开始进攻。…我拉开灯，看见的就是这个刚被人强奸未遂的林丁丁。”

刘峰不再是被邓丽君歌声鼓舞的求爱者，而是带着赤裸性需求的进攻者。萧穗子对这一场景的描述和揣摩，就像一个八卦强奸案细节的吃瓜群众，啧啧有味地感叹着，“摸了吧，爽不爽，皮肤好不好”，庸俗得不堪入目。而这当事的两者却都是她的亲密战友。

在对《芳华》的评论里，我看到一些令我愕然的言论。如两位社会学、人类学的女性学者淡豹、一音顷夏都从反性骚扰、反荡妇羞辱的角度批判《芳华》，作家侯虹斌也撰文认为刘峰的无辜是“主角光环笼罩”，而“（性骚扰）错误，可以是以善良、好人的形象出现的”。

我愕然的不是以上诸位的内在逻辑——我极其赞同反性骚扰、反荡妇羞辱的论述，尤其在女权主义有待发展的中国。我愕然的是这一套外部逻辑——《芳华》是一部美化性骚扰的作品吗？《芳华》的悲剧性论述是一种荡妇羞辱吗？《芳华》的争议点是性骚扰是否应得到惩罚吗？

严歌苓最擅长营造的，是叙事陷阱。“触摸”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不论是电影里的强抱，还是在原著里写实了刘峰的猥亵，“是刘峰而不是林丁丁吐口了事件中最恶劣的细节：他的手触摸到了林丁丁裸露的脊梁。经过是这样的：他的手开始是无辜的，为丁丁擦泪，渐渐入了邪，从她衬衫的背后插进去……”，坐实他的性侵行为，等于默认在故事结构里，他被流放具有一定合理性，跟她此书的批判主题（荒诞时代压抑人性、鼓动人们告密）产生了不协调，甚至是反方向的力。这是严歌苓用笔的主观恶意。

要知道，那个年代的残酷，她并非没有体验，严歌苓曾因给男兵写情书受到处分，在政治高压下，她差点自杀（小说里这个情节发生在萧穗子身上）。人性里对爱欲的渴望被政治压抑，成为原罪，那是一个巨大的时代问题。刘峰即使不“触摸”林丁丁，只是表白，他同有可能坠入深渊。更不要说在触摸发生的仅仅几年后，中国开始严打，当街拥抱甚至可能被枪毙。在时代成为更大的恶时，设置一个可能会触碰性别议题的情节，引起的争论虽关乎正义，却跟时代的残忍毫无联系。刘峰在“触摸”事件里究竟是不是加害者，影响了整个故事的批判逻辑。从一个时代受害者的故事变成性侵犯受惩罚的故事，大大降低了时代的痛感，也让作者的忏悔批判显得轻薄。

有人提到另一部电影，王小帅的《青红》。在那里面，男主角是实打实地犯下了强奸罪，没有人会觉得强奸有理，但却能从导演的叙事逻辑里，感受到痛苦。个人的罪和时代的罪并无冲突，被包含在更大的悲剧里。而《芳华》，则恰恰相反。如果说冯小刚还试图刻画刘峰的善良美好，那严歌苓原著就是锋利无情地对小人物再次践踏，“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另一处对刘峰有主观恶意的评述，出现在战场上。萧穗子想象着，刘峰在九死一生的关头，“刘峰露出得逞的微笑：这就是他要的，他的死将创造一个英雄故事，这故事会流传得很远，会被谱成曲，填上词，写成歌，流行到一个女歌手的歌本上，那个生有甜美歌喉的林丁丁最终不得不歌唱它，不自禁地在歌唱时想到他，想到他的死跟她是有关系的，有着细细一根纤毫的关系，但她脱离不了那关系。夏夜，那一记触摸，就是他二十六岁一生的全部情史，你还叫‘救命’？最终送命的是我”。这里确实出现了被害者有罪论，荒诞的是，这段话语的存在，恰恰不是为了论述“性骚扰的被害者有罪”，而是“那个被你们认为高尚的时代的被害者，他就是这么猥琐”。性侵者试图用死亡“惩罚”被性侵者，时代政治的严酷，战争的残忍，被消费、消解，也没有人须为悲剧感到忏悔。这是严歌苓的多重叙事陷阱。

原著里的何小曼嘶喊着“我没撒谎”，刘峰怒斥审讯他的人“我没这么下流”，在电影里全部成立，在原著里，作者却于高空俯瞰着他们，讥笑着，“别逗了，你们就是在撒谎”。


冷笔之三：何小曼和林丁丁的殊途同归

七十年代末的文工团，在远离政治风波的乌托邦里，作者主要刻画了四个女性人物，萧穗子，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郝淑雯是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红二代，“贵族阶层”，红色时代骄纵跋扈，改开年代成为富婆。林丁丁是小资产阶级的上海小姐，除了美貌是硬通货，可以成为向上攀爬的资本外，一无所有。何小曼也是上海人，来自更底层的家庭，父亲畏罪自杀。萧穗子对这三者的观感，以及她对自身的定位，呈现的是严歌苓本人的阶级意识。

对郝淑雯，她是带一点嫉妒的仰视。对林丁丁，是带一点不屑的平视加俯视。对何小曼，是带一点轻蔑的俯视。而她自己，属于一个跟政治特权无关的阶层：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技能，在随后到来的经济浪潮里，超越了丁丁小曼，而又不沾铜臭。严歌苓写林丁丁的两次婚姻，一次嫁入红色豪门，被大家族鄙视，离婚；一次嫁给海外华人，以为一步登天，结果天天包春卷，离婚。对这个人物的嘲弄意味跃然纸上。但却不是在嘲弄她的世故势利，而是嘲笑她麻雀攀高枝的不自量力。

严歌苓对郝淑雯这样的特权人物，即使下笔并无美意，也绝不会那样作践她。四人中郝淑雯和厂长儿子结婚后，成为寂寞的富婆。萧穗子依然和她很亲近，也是从她这里，得到了另外几人的音讯。即使郝淑雯亲口向她坦诚，当年正是自己教唆穗子的初恋检举揭发了她。这段惨痛的青春往事被道出后，萧穗子的反应是——没有反应，默然接受，连和解的过程都没有。比起电影里何小萍的“永不原谅”，萧穗子与郝淑雯的和解轻得毫无分量。

与之互文的是萧穗子重遇刘峰后，刘说出一段对下岗工人的看法，“一个国家这么大，跟一个大工厂似的，产品总得改换，机器也总得更新，咱们就算是些老机器老零件，老螺丝钉，给换下来了，扔了，不换不扔工厂就得关门。不是好些工厂都关了门？工人不都得下岗？咱打完仗也就下岗了。哪个国家都一样，当兵的嘛，仗打完了就都是换下来的废零件，旧螺丝钉。不能说螺丝钉旧了，没用了，非不让扔，那会行？不讲道理了不是？”。这段文字让人想起去年大热的一次演讲，贾行家说某个春晚看到小品“我不下岗谁下岗”，演播厅响起经久不息的残忍掌声。创作者让一个被时代抛弃的角色说出这样温顺的话语，仿佛在给自己的良心涂脂抹粉，释然地叹息一句，“啊，他们真善良”，解构了一切时代之痛。

电影有一处拍得特别不好，强行安排萧、刘、郝三人巧遇。郝淑雯仗义地为他代付一千元后，转头就和萧穗子讥讽起丁丁发福和刘峰的假肢，冷酷得有点突兀，而这一段在书里并不发生在同一场景。且讽刺的是，刘峰借走郝淑雯的钱后，消失了，“郝淑雯算了算，发现刘峰借她钱的时候，就打算要搬家和停机了”，和冯小刚试图温情脉脉地体恤老兵、给刘峰留一丝尊严相比，严对底层人的碾压更赤裸。一直到刘峰死亡，这笔钱他都没还上。“放下电话她解释，刘峰过去跟她借过一万块钱，用了十来年还上了九千”。

更奇怪的是严歌苓给小曼、丁丁这两人安排的结局。何小曼：丧偶单身，给一个海外华人当保姆，伺候他养老送终后，被恩准免费住在他的房子里。林丁丁：离异单身，给一个海外富商看房子，教华人的小孩唱歌。到头来，她们都成了海外高华的服务员，看似生活无虞，实则彻底失去了在社会中改变自身阶级属性的能力。

想一想吧，为什么要这么写？谁是海外华人？海外华人是谁？

如果说安排这两人殊途同归，不足以体现严歌苓的势利，那何小曼和刘峰最后的归宿，则让整部小说（和电影）陷入了浓缩鸡汤式的虚无。两人超脱了战友们的汲汲营营，实现无性的事实婚姻，过上了知足常乐的日子。这种叙事逻辑延续了严歌苓一贯的小人物三段论：受尽苦难——精神升华——岁月静好。一切结构性的冲突和压迫、阶层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最后都以小人物自己的“想开”终结。在严歌苓其他女性题材的小说里，这种对女性苦难的玩味是与男权结构挂钩的，而在《你触摸了我》里，则不仅是女性主义的问题，是严歌苓自身固若金汤的阶层观念的问题。

严歌苓并非出自权贵家庭，她的身份和萧穗子一样，父亲是作家。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美国上流社会东方贵妇的矜持，结合、消融、整合成一种新的东西，属于严歌苓独有的，胜利者的阶层歧视。她写底层小人物每每有一种俯瞰感，写他们的苦难，写他们反抗但失败，最后赞美他们的安静、顺从与精神胜利。字里行间啧啧连声，尽是冷笔与势利。



冯小刚的《芳华》不是严歌苓的《触摸》，对于这两者间的矛盾，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电影的视觉语言呈现的是对红色年代的意淫，是冯小刚毫不掩饰的赞美留恋，这与真实历史相比，很令人不适。而严歌苓小说则冷静得多，并未痴情怀念文工团的乌托邦性质。这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冯小刚没有把严歌苓的批判性拍出来。实则是严歌苓对批判话题冷感。而另一方面，冯小刚似乎真诚地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厚道美善，于是将两位主角拍得很美，很纯净，结局有一股“我把自己都感动了”的鸡汤味。这和严歌苓小说本身的冷酷截然不同。这两人对文工团的怀念基于不同的立场，在冯小刚，是“老子出息了可以重温旧梦”，在严歌苓，那段岁月却代表着卑微和耻辱，于是写作成为了一次自我疗愈，甚至是报复。

相同的是，他们俩谁也不想去批判那个时代，他们只想搭一个背景，然后各造各的梦。

其实，仔细去感受的话，《芳华》是一个非常奇特而分裂的文本：它的前半程充满痛感地讲述了情与性的压抑、讲述了集体对个体的禁锢和遮蔽、讲述了青春无处安放的火焰如何被燃尽在那些虚妄的信仰和荣誉里，这种痛感来自于某种跨时空的对映前提——与过去相比，我们正在生活的当下，是自由、开放、个性张扬的，当下有多少正常，回看过去，就能看出多少异常；它的后半程充满哀感地讲述了英雄主义的死亡、拜金的横行、欲望的脱缰以及那些最美好的祈愿是如何被封存与埋葬，这种哀感同样来自于某种跨时空的对映前提——与当下相比，他们曾经生活的过去，是单纯、洁净、赤子之心的，过去有多少希望，检视当下，就能看出多少失望。

也就是说，《芳华》先用一个今天的立场去嘲弄了昨天的荒诞，又用一个昨天的怀想去鄙夷了今天的市侩。

好像只有那个时代才会塑造出刘峰的光环，可是你必须承认，即使在那个时代里，刘峰也很突兀；好像只有那个时代才会酿造出何小萍的悲剧，可是你必须承认，即使在下一个时代里，何小萍也没有得到救赎。

有人说，这就是《芳华》最大的问题和悖谬，冯小刚也好，严歌苓也好，都在执着地唤起某些不属于“此在”的东西——它讲述了若干个时代，致敬了若干个时代，深情地凝望了若干个时代，然后，又薄情地虚无了若干个时代。

可我倒认为，这恰恰是《芳华》最动人的任性。

它讲了太多刻骨铭心的体验，这些体验充塞于所有的时代，却又不特定地附着于哪个具体的时代。

你永远都说不清自己置身的时代，是最好还是最坏，这难道不是每个人都面临过的疑难？过去很失常却也很超常，今天很正常却也很庸常，这难道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沦陷？

有人说它批判力度不足，其实，它压根没有去批判，就像它没有去讴歌一样，它只是在放任自己进入和浸入一种情绪——当你为前尘往事踟蹰怅然，你又哪有余裕去讴歌和批判？

世界上有一句最没用的话：在我们那个时候。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把它挂在嘴边。

你曾以为可以在那顶名叫青春的保护伞下永远纵情歌唱，

你曾以为这世上最严重的事情无过于在邓丽君的歌声中拥抱了自己暗恋的姑娘，

直到有天你踏上战场，

目睹子弹穿过自己的动脉或者别人的胸腔，

直到集体猝然解散所有伙伴星散远方，

仔细想来，谁的青春不是这样，

或是最盛大的开场与最潦草的落幕，或是最不经意的邂逅与最刻意的岐途，

谁不是在被迫长大中褪去芳华万丈，

变作不忧不喜，学会对岁月不卑不亢。

岁月如激流一往无前，生活在这湍急的两侧静默地站成了岸，逝者如斯夫，最深的幻灭里，只有抓不住的回忆和等不到的未来，才会被美化得如此一厢情愿。

我们之所以既不满昨天又否定今天，我们之所以在今天打捞着昨天的遗珠、在昨天盼望着今天的日出，那是因为我们心中闪烁着某些永恒的、既无法被昨天所诠释、又无法被今天所覆盖的辉光——这种辉光，大概就该被命名为“芳华”。

许多电影作品遭遇“不走心”的诟病，往往是因为在博取观者的票房投资之时，缺失了作者自身的情感投资。

感动自己的，未必一定能感动他人，但感动自己往往是感动他人的第一步，或者说，必备前提。

张艺谋很喜欢整画面、陈凯歌很喜欢谈哲学、冯小刚很喜欢讲故事，因为很喜欢“讲”故事，所以之前的他，大多与电影之间保持着某种抽离感——我只是在转述一些东西给你们听、并且尽可能转述得声情并茂、栩栩如生——即使是他最扎心的那几次尝试，《唐山大地震》让你觉得很凄惨、《1942》让你觉得很沉重、《我不是潘金莲》让你觉得很愤懑，但凄惨、沉重、愤懑，照样都是“让你”层面上的情绪，这份“让你”执行得很到位，然而执行者本人在哪里，渺无踪迹。

这次不同，这次的冯小刚无处不在，这次的冯小刚无从自拔。

当然，如果他能先堕入、再抽身，既深入、又抽离，一边无保留地言说自己的在场，一边用冷静的反思和审视拆破当局者迷的幻象，那电影无疑会在精神高度上更加接近于不朽。

但是，无法冷静、无法抽离、无法平和与淡定地言说、无法言说得准确而清晰，抽不出来、跳不出来，情愿糊涂、情愿泥足深陷，这也是一种动人的真实。

毕竟，一旦事涉青春，从来都无关理性。

所以，冯小刚在《芳华》中一直表现得很拧巴也很摇摆：先用生硬的旁白视角开讲别人的故事，反复以画外音与第三方台词来切入重要角色的心理动机，再强行给视点人物添加一段感情线——这场关于他最迷恋的那段往事的呓语，恍惚到压根不知道该采用哪种人称。

那泳池边的纵身一跃、那排练场上的载歌载舞、那散伙饭的把酒高歌、那心照不宣的眼神和两小无猜的耳鬓厮磨，是他想要说、也说不够的回忆，那一群人对一个人的恶意、那张被撕毁的军装照、那副被垫高的乳罩、那关于出汗和馊味的歧视和流言、郝淑雯的优越感与挖墙角、林丁丁的落井下石与精致的利己，这同样是他想要说、也说不够的回忆。这两者前后不一彼此拆台，没有关系，世界从来不是黑白分明的泾渭对立，谁的过去不是一片模糊的、却又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灰色地域。

没有绝对可恨的人，只有绝对可怜的人与绝对可悲的人；没有清晰的敌方，但所有人都在一个无物之阵里浴血沙场。

电影整个设定流程，无非是最标准的校园题材叙事结构，封闭空间内遗世独立般的少年群体，夹杂着几个影影绰绰的男孩，美好得一如人间的天国，直到某个外来者降落，涌动的暗流变作显性，很多心照不宣的平衡与保留，纷纷被打破。有勾心斗角、有欲言又止、有傲慢和偏见、有校园霸凌、有明暗不定的温存、有若即若离的隐藏。然后，所有人被迫离开名叫“年轻”的乌托邦，在丛林法则的社会里被时代的铁蹄碾碎，理想主义顺理成章地死亡，曾经的众生平等都不过是少年的幻象，有人从英雄变成边缘者，有人从边缘者变成英雄，世界从一辆牛车变成一路飞马，然而你已经没有足够的体力和身手跨上它，每个人都无法持续待在自己之前认定好的原点上，人设变得脆弱不堪。

时代色厉内荏，外部强大而内里空洞，欲望则与之相反，沉默寡言地在暗处野蛮茁壮。

可是，相比于许多拿腔拿调的、一脸风尘气的国产青春片，它带着许多粗糙的毛边和灼人的火焰，跃动得如此理直气壮。

就好像前一个小时里，那反复出现的雪白的肤色，以及突起的胸脯和臀部，竟然没给人以情欲或肉欲的感觉，你所目睹的，只是一种身体被成长所激活时、肆无忌惮的华美盛放。

上一次看到这种让人兴奋的暖色调，还是在姜文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只不过那是一种男孩们的放纵和张狂，而这次，满满的，心里飘着只有两个字：真好。

它错失了一些“正面强攻”的机会：比如刘峰在被定义为英模的、惯性奉献的前半生里，在林丁丁身侧曾经经历过的性觉醒和性压抑（想想那些晃眼睛的青春的女体可能引发的少年男人的悸动），再比如何小萍在英模报告团宣讲现场的精神崩溃，一面英雄旗帜最终坍塌而一面英雄旗帜提前坍塌，这原本可以与文工团最后一场演出时她在草地上的独舞，和小站长凳上他与她的依偎，共同构成一组可堪载入影史的经典镜像——这两人都是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里赤身入场的无背景者，一个用无限示好来自救，一个用无限封闭来自保，最终，却只有他们遭遇了提前的流放，在枪林弹雨中走到了最前沿的地方。

它的美术、摄影、服装、配乐，都非常漂亮——冯小刚在我的印象中，一直以来并不以这些技术环节见长。当然，这些技术环节塞得太满、煽得太用力，好像也是问题。

它有很多修剪的痕迹，有很多语焉不详。

它的柔光滤镜用得太多太滥。

它没有原著那么深刻，稍显避重就轻（我并不喜欢用文学原作来衡量电影的优劣，毕竟每一种艺术样式都带有其本身的逻辑自洽）。

但是，它依旧很打动我。

它的缺点可以条分缕析、做细致入微地罗列和阐明。

可它打动我的地方却无法言说，因为那只是一种氛围、一种韵致、一种感觉、一种状态时态生态和语态。

因为它的混乱、模糊、分裂、拧巴，无限接近我们每个人试图回味、试图勾勒、试图粉饰、试图掩藏的芳华。

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也最珍惜善良。

一群很少感受出走心的观众，最能捕捉到走心，也最宽容于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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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都感到冯小刚的诚惶诚恐与自相矛盾。就像他经常语出惊人，但又常常很快认怂，内里其实异常谨小慎微，胆怯又不安。

《芳华》如是。

相比王朔坦然揭露自己青春的狼狈，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用vo点明回忆总有自我欺骗与自我美化的嫌疑，冯小刚的胆怯，是在于不太愿意承认过往的不堪，希望用感性、暧昧来消解一切，留下“岁月静好”的样子。

《芳华》说是要怀缅青春，但冯小刚真正要怀缅的只是那些青春靓丽的女性，这是他当年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所以这部电影中的女性几乎没有什么坏人，但凡有一些遭人诟病的行为，比如林丁丁对刘峰的伤害，便马上以穗子这个第三者角度的旁白补充道：“后来，我终于理解（明白）了……”。一切行为都被理解、原谅了，剩下的只有泳池和舞蹈室中摇曳生姿的曼妙身影，风华正茂自不待言。

冯小刚擅于隐藏这种人性的“狼狈”，一如隐匿自己的不堪，就像那个塞了海绵的胸罩，虽然原著中说明了胸罩属于何小萍，但在戏中这段却被暧昧处理了。冯小刚坦言是因为怕令何小萍这个角色显得“负面”，遭到伤害，但其实何小萍在胸罩里塞了海绵，才显现出了她在整个大环境中的自卑和不安，这远比三番四次嘲笑她的体味要有力得多。但冯小刚害怕将这种“狼狈”公之于众，反而何小萍偷了军装去拍照他就大书特书，因为事件的背后有何小萍与父亲的感情线——只要感性上取得共鸣，便令他不再害怕行为本身的“问题”，这是冯小刚电影里一直以来的逻辑，所以他向来热衷用煽情的通俗技巧来营造共鸣，而从不是揭露人性。在感性上获得认同，是他致胜的武器，也是令他感受到安全的砝码。

戏中的男性角色们其实也一样。穗子爱慕的陈灿接受了穗子的金项链做金牙，最后却还是选择了门当户对的郝淑雯，这个可能是“渣男”的红二代角色在电影中被处理得相当模糊和面目不清，几乎没有什么深入讨论的空间，剩下的只是他爬上坦克举起小号吹响的优美身姿；原著中写刘峰的手摸到了林丁丁的胸罩扣子，林丁丁大喊了“救命”，但在冯小刚的电影中，这段也被隐匿改写了，刘峰这种人性化的举动在冯看来是又一种“不堪”，刘峰在电影中是遭人诬陷的老好人，他太好太善良了，一切都只是打落门牙和血吞，导演冀希望令观众对其产生同情，这是另一种冯氏通俗剧的情感认同。所以到最后，刘峰的一切悲剧似乎只是时代的无奈，其只能选择默默接受，一切都云淡风轻。

我并不怀疑冯小刚缅怀青春的真切，甚至乎他这种对于青春的过分美化我也觉得无可厚非，因为他一直是一个通俗剧导演（虽然他觉得自己是在拍一部个人作品或艺术电影），从未是一个锐利的批评家、观察者或作者，他习惯于逃避复杂或负面的人性，他崇尚的是“卖惨”“温情”式的商业逻辑，许是他长期以来的创作习惯和性格使然，就像到了结尾处他一如既往地开始了过犹不及的渲染悲情和大段大段配乐衬底的用力煽情，虽然我十分抗拒这种《唐山大地震》式的催泪方式，但这无疑是是冯在处理电影高潮时最相信的金科玉律。

但在《芳华》之中，这种方式却发生了某种尴尬（一如《我不是潘金莲》），矛盾之处在于这两部电影无法逃避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在《芳华》之中人物有着无法逃避的政治属性（文工团），人物的命运几乎都被时代（政治事件）牵连，而他在美化人物和其背景之余，在处理真正的时代议题时却战战兢兢，想躲避一切这方面可能深入的讨论，排除立场，只希望将一切诉诸于情感。电影中有意思的一场戏是刘峰在海口遭到警方刁难，乍一看似乎冯不再逃避和隐匿，具备了某种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但戏中其实聪明地安排了红二代郝淑雯为刘峰出气，怒骂了一句“草泥马”，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塑造了几位高山仰止的清官，意在证明一切都是下面的官僚执行不力，依然是绝对的政治正确。这正是冯每次触碰现实议题，总难免遭受批评的原因，因为他看起来那样暧昧不明，立场混乱，让人觉得骑墙。但其实冯一直无意探讨现实，《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与刘峰在警队遭受的不公一样，在冯的思维中都不过是一种“买惨”式制造戏剧冲突和引发共情的戏剧逻辑，仅此而已。

所以我可以想象冯一再遭遇到审查上困境的尴尬和不安之处，毕竟他已经如此小心翼翼，几近温吞。这当然与他希望向观众和评论人证明他不止是一个商业片导演的野心不无关系，他想触碰现实议题，一如他频繁放炮一样，是想证明自己的勇气，但他表面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老炮儿，内里却是一个诚惶诚恐、极度缺乏信心和安全感的人，这是他的矛盾之处，也是作为导演始终无法修正的问题。

这也导致了《芳华》在人物塑造上的单薄，躲避对时代的真正讨论，使得这些人物始终缺乏立体和深度，而只是耽溺于某种美化后的情感之中，不无虚假滥情的嫌疑。尤其是作为时代受害者的刘峰和何小萍，在电影中也只是限于在简单的唏嘘中咏叹，平淡过完一生，将他们的命运就此一笔带过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芳华》在叙事上的视点混乱，以穗子的第三角度出发，却完全没有塑造好穗子与主角（刘峰及何小萍）在情感上的关系与连结，各自发展，只靠旁白来填补。穗子看起来像是完全不关心刘峰和何小萍的局外人，由她出发去讲这个故事也就失去了意义。就像何小萍交待穗子要告诉林丁丁，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她，但一切跟着就没有了下文。在穗子的世界里，其实只关心陈灿与郝淑雯他们三人的三角情感关系。

说起来这一切不就正像冯小刚的视角么，他拍这部戏其实也只是在乎通俗角度的情感共鸣，并非真正要去关心像刘峰和何小萍这样的悲剧人物或时代议题，在那场很多人为之一哭的文工团解散晚宴上，在驼铃歌的反复咏叹中，是没有刘峰和何小萍两人的，他们就像从不属于文工团一般，在这部文工团的情怀诗中，看似是主角，其实不过是被边缘化、负责“卖惨”的角色罢了。

我不否认《芳华》是近几年冯小刚相对最出色的一部作品，但他的局限其实依然如故。在一片赞誉声中，也许他愈加意气风发，愈加自信，觉得可以再拍若干部勇敢的“个人作品”，但予我而言，他始终无法完全诚实的面对自己，始终战战兢兢，他的“勇敢”也不过是再拍一部通俗剧让大家哭一场罢了。

补充一点：许多人都觉得冯躲避对时代的讨论、暧昧是源于审查，那我们在这部戏中究竟应该如何去看待刘峰和何小萍的悲剧呢？如果时代和国家都没有错（不能说不让说），错的只是小团体（文工团），但冯又将文工团里的所有人原谅、理解、美化，那刘峰和何小萍的“惨”就单纯是“惨”，是《唐山大地震》一般的天灾，那我们在电影中因对二人“惨状”的渲染而滋生的同情、悲切，我们到底是在同情些什么呢？我们的同情是否有些伪善？是否是逃避了真实，只是被单纯的通俗剧技巧煽动的自我感动呢？我不愿意说得太过露骨，如果无法触及时代的真实探讨，至少应该让“人物”是真诚而非矫饰的（即便是他们的痛苦）。文工团里的人伤害漠视刘峰和何小萍，但文工团解散时大家痛哭，电影意在煽情，有观众在文工团的离别宴席中感动，那我们又在感动些什么呢？虽然冯小刚在电影中美化原谅了这些人，但在故事中这些人不正是两个悲剧人物的施暴者，或像穗子一般，是对他们的痛苦无动于衷的看客吗？受伤害的人被忽略就算了，还要自我感动，我想问：有什么值得感动呢？是否有些虚情假意呢？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些电影的缺陷和审查有什么关系，因为冯小刚无意要拍时代、也无意要关心真正的悲剧人物，他只是需要营造一种情绪、共鸣，来制造通俗的、普罗大众的情绪宣泄，这是他的电影一以贯之的目的，只是他想美化记录的青春正好触碰到了一些时代背景而已，觉得他有什么言外之意，或是表达在审查中遭受了多少委屈，对我而言都是大家对他的误会。

最喜欢一个情节:小萍得知刘峰蒙冤要被发配边疆后，在楼下碰到刘峰的几个室友，特意当着其他人的面大声对刘峰说

“刘峰，明早你走的时候叫我，我送你”

这句话，看上去是对刘峰说的，其实是说给周围那些一看到刘峰“犯错误”就马上疏远他的室友听的，同时也是小萍说给自己听的。

在那个特殊、畸形的环境里，发出自己的呐喊

一脸倔强的小萍与留在她身后一脸疑惑的刘峰室友，大家可以感受下当时人物的心态

第二天早上小萍送刘峰时两人握了一下手，按照剧情发展这是刘峰那支右手触摸过的最后一个异性。

其实剧中还有一个对比也值得回味：刘峰因为抱了林丁丁彻底改变人生命运，而最后小萍对刘峰说她那句含在嘴里十几年的话是什么？

“能抱抱我吗”

刘峰到精神病院看望何小萍，医生说，大白菜冬天放在室外不会坏，移进温暖的室内，就坏了。我还在纳闷，是何小萍偷大白菜了？后来想通了这句话，就流泪了。它比喻的是一个人的精神，长年冰冷刺骨无爱，已经习惯，突然一下成英雄，变楷模，世人称赞，反而崩了。而刘峰背对何小萍把眼泪流出来，再转过脸来，握着她的手，和她说话，就是全片最打动我的片段。

冯小刚的《芳华》是穗子朱唇皓齿咬破的西红柿，是练功房里低鸣的大提琴，是泳池旁戏水女孩儿们湿漉漉的乌发和男孩面前着急收衣裳时的娇羞，是深夜里不曾捅破薄纸的青春男女，往灯外围一圈红纱布，让毛绒绒的灯光变成罗曼蒂克的红，听邓丽君靡靡之音。

冯小刚给了自己的芳华最大的善意。尽管有长达6分钟的战争长镜头，冯小刚似乎更迫切记录的是那些致敬青春的画面，他曾在文工团里做美工幕后，远远能看到翩翩起舞的文艺兵，在自传里，他曾写道：

“她的长相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脖子十分的光洁，光洁的颈部优美地立在军装的小翻领中。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光着脖子空堂穿上军装，把军帽塞进军挎包里的走出军营。严格地说，这种着装是不合条例的，但看上去楚楚动人。现在只要是提到性感这个词，我首先想到的画面就是以上的描述。直到今天我都想为这样一个细节拍一部电影，抒发多年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女兵情节。”

或许正因为此，冯小刚镜头下的文工团红楼仿佛大观园，女孩子们，被加上了一层贾宝玉般的滤镜，纵然耍小性子小心机，也是可爱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他承认创伤，却不愿有更写实的收场，主角们都有比小说里更温暖的结局，仿佛那一代人的芳华，就这么随着清丽的镜头凃写了记忆，抹平了悲伤。




触碰
严歌苓的小说原名，叫你触摸了我。冯小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不行，活雷锋的触摸事件，太敏感，恐怕不能过审。于是改叫《芳华》，芬芳的气味，华丽的色泽，一如导演回忆里的青春。

电影里黄轩饰演的刘峰，是对同志如春天一般温暖的社会主义暖男，是人民的标杆活雷锋。小说里的刘峰相貌能打五六分，圆脸浓眉单眼皮，肤色细腻白净，身高一米六九。他心灵手巧，做木匠是木匠，做铁匠是铁匠，电工也会两手，自知不重要，却用无数不重要的小事很快在文工团里证明了自己的重要。

细皮嫩肉的林丁丁，有种上海女子天生自带的娇嗲，在电影中梨涡浅笑，走几步使不得，娇贵得脚上长泡，书里更是”天生“轻伤，尽一份本职就是英勇。想必在刘峰心中，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样的女子平日说话还带几分天真，撒几分娇，对男孩的殷勤半推半就，自然讨喜。

刘峰对丁丁的好，丁丁不是不知道，那时的好感不方便明说，刘峰就把面团揪成一个个小驼儿，填上芝麻糖，做成甜饼，为了请丁丁一个，请了同屋里所有人。丁丁不止是刘峰面前那个有点天真孩子气的丁丁，丁丁做着跟大多数文工团女兵一样庸俗的梦，找一个首长做儿媳。她在两块手表之间轮流倒腾着，送上海表是宣传部摄影干事，送摩凡陀的是门诊部的医生，表的上岗时间取决于追求者的到访时间。

直到刘峰的触摸。在舞美库房里，刘峰邀请丁丁看自己给炊事班马班长结婚打的沙发，丁丁和“其他女性一样，跟任何男性相处，只要不讨厌他们，就会来点儿小调情”，她的娇嗔和有意无意的糊涂给了刘峰错误的信号。

刘峰的拥抱让活雷锋下了神坛。与电影里被旁人发现不同，书里的丁丁是喊了声救命逃离了舞美库房。丁丁并不是嫌弃刘峰，只是感觉到幻灭。书中说道，就仿佛刘峰一直展现于世人的超我（superego)是那么完美，可那么一瞬间，发现了他掺杂着自我和本我。刘峰吃破烂饺子，给北京同志背礼物，栅栏里猪跑了追猪，都那么的理所应当，因为他本来就是英雄，是好人，而突然间"人设"崩塌，就像唐僧耶稣有了七情六欲，值得口诛笔伐。他的真情被误会成下作，保卫干事坚定认为刘峰是想触碰丁丁脊背上胸罩的纽襻。批斗大会上，刘峰自个儿反省，“表面上学雷锋，内心是个资产阶级茅坑，臭的招苍蝇，脏的生蛆”。

刘峰被赶到了伐木连。走之前纸壳箱里装着的标兵证书、奖状、锦旗，一股脑要扔出去，何小萍看了又看，感叹全是好字啊。那时的刘峰已经不屑于这些好字了，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讽刺，这些用前半段青春累积下来的“好”是那么的虚伪，他忙乎着给大家贡献了那么些真情，可他索取那么一点点的真情落得了这般下场。

那时的何小萍，人生里从没有收到过好字。电影里的小萍为了给还未平反的父亲寄一张军装照，偷了丁丁的军装去照相又悄悄地还回来了。书里的小萍小时候随着母亲改嫁就成了拖油瓶，在继父家里，母亲是不敢宠她的，小萍想要一件母亲的红绒线衣，母亲掴了她几记耳光，说她长大了再给她，她几乎是奔着红绒线衣长大的，可是三年后，红绒线衣在继父的主张下给了妹妹。书里的小萍偷来了红绒线衣，拆成线头，烧一大铝盆黑水，硬生生地把红绒线衣染成了黑色，再悄悄地穿上。书里并没有偷军装照相的情节，但并不矛盾，小萍是不敢向任何人要的，她的人生缺乏最基本的善意。

刘峰的触摸拯救了她。那是在文工团的舞蹈排练里，男女伴舞有几分假公济私的缠绵，没有人愿意托举小萍，刘峰自愿跟嫌弃小萍的朱克换了位置。书里写到，“他的触碰是轻柔的，是抚慰的，是知道受伤者疼痛的，是输送了私人同情的，因此也就绝不只是一个舞蹈的规定动作，他给她的，超出了规定动作许多许多。他把她搂抱起来，把她放置在肩膀上，这世界上，只有她的亲父亲那样扛过她......让她感到安全踏实，感到被宝贝着，感到，那一会儿她是娇贵的，是被人当掌上明珠的。”

“那时候恋爱是件漫长的事，似乎滋味太好了，一下子吞咽首先要腻死，其次是舍不得，必须慢慢咂摸，慢慢地品。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可以是性部位。从两只手打颤带汗地握在一起，到肌肤和肌肤零距离厮磨，往往是几个年头的历程。”

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年代，触碰成了一辈子的赌注和惦念。刘峰因为触碰林丁丁，被派到了前线，几乎抱着求死的心，断了一臂，多年后仍然惦念着林丁丁。镜头里的刘峰看着郝淑雯递过来的丁丁远嫁澳洲发福的照片，眼里仍是温暖。书里的刘峰看到丁丁照片时，脸上是静静的微笑，穗子后来回想，他断是看不清的，为什么不带上老花镜？或许他其实并不想看清现在的丁丁。他只要丁丁安好，只要丁丁永远是那个梨涡浅笑，我见犹怜的稚气女孩，容不得岁月让她老去，只愿她得天独厚朱颜不改，才不枉自己过去轰轰烈烈投入的青春和深情。




生病与英雄

生病在《芳华》里反复出现。小萍是喜欢生病的，在教条而刚硬的社会里，只有生病才有了多余的温情。幼年的小萍只有把自己折腾得发高烧，才能换来母亲的拥抱。小萍甚至嫉妒林丁丁那断不去的小病，楚楚可怜，才能引来分外关心。

小萍依赖着生病把自己从看不懂的世界推开。她潜意识里以为，如果刘峰不配做英雄，那么英雄或许不值得稀罕。刘峰走后，小萍偷偷换了体温计，用装来的高烧拒绝了领舞机会。可是生病的是这个世界。团长知道她的装病，反而借机宣扬，小萍同志轻伤不下火线，带病领舞，鼓舞士气。再后来，被利用完宣传价值的小萍，被下派了战地当护士，书里写到一次拯救伤员的行动中，小萍用裹尸布缠着昏迷的战友爬了一公里路。等小萍醒来，报纸上是一个陌生而好看的女兵照片，手指尖捏着一枝野花，花瓣似乎挠痒了她的嘴唇，照片旁写道“战地天使何小萍”，门外挂着大横幅“响应军区号召，向何小萍同志学习”。何小萍慌了神，一辈子被作轻作践的她不懂如何饰演一个报纸上的陌生女人，她在恍惚间为无数崇拜者写了签名，握了许多双热切的手，背着别人撰写好的演讲稿。我猜她或许有那么瞬间想起了刘峰，刘峰当标兵的时候，在摔下神坛之前，是不是也这么被人热情地崇拜过，期盼过；这么多双伸向她的手，有多少是伸向那报纸上明媚的战地天使，又有多少是伸向那曾经整个文工团都不愿触碰的何小萍。何小萍精神分裂了：“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我离英雄差太远。”

一个英雄我方唱罢你登场的时代，集体主义追求的是如阿波罗般完美的神，文工团是让士兵们望梅止渴的宣传机器。而那个挨打也要穿上红绒线衣，往乳罩里用粗针麻线填上搓澡用的海绵的何晓萍，离”英雄“差太远。她和为林丁丁驻守在文工团放弃大学进修机会的刘峰一样，他们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狄奥尼索斯，烟火人间流年太美，不忍错过。




尾声

冯小刚就像不愿苛责林丁丁的刘峰一样，给了镜头里的每一个女孩善意的归宿。他没有提到林丁丁是怎样果真给将军当了儿媳，却被全家嫌弃没文化，离婚嫁给了海外的潮州饭店老板，又二度离婚，最后在澳洲大城堡房子里当香港富豪孩子的保姆，教他们唱华语山歌。他没有提到郝淑雯明知是穗子情书往来半年的意中人，却出于嫉妒用主动钻进蚊帐的方式赢取了胜利，最后嫁给他人成了富太太，却过得不幸福，也结束了婚姻。他没有提到刘峰是不愿意”欺负“小萍的，他们互相搀扶，相依到老，他心里还留恋着那个林丁丁。

岁月像一张温柔的大网，选择性地过滤了那些黑暗冷冰冰的故事，放大了那些温暖的色泽。平凡之人或许无法抵抗时代的洪流，无法选择相逢于战火纷飞或是盛世太平。但每一代的青春都有相同的印记，你们的邓丽君是我们的周杰伦，每个男孩心里都有一个林丁丁。

愿流年可忆，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