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两百年

在后期机房熬的时候，每天望着窗外树杈上的鸟巢，我想象过很多次，就像当年高考一般，如果要播出了（如果考完试），我在做什么。应该在给自己放大假吧？热浪海滩倒也不用，至少可以横躺在家里拍拍肚皮或者泡泡茶吧。三年了，这个项目应该是我做的最长的一个项目。没想到，呃，还在屁滚尿流。

我仔细先看了各位分集导演写的手记，我担心有什么知识点、信息点错误。没错，做医学科学类节目，任何时刻，我们写稿子、修解说词，第一件事就是，别搞错。这也是这个项目的第一个难题。手术、两百年，听起来是个大片，做是个大坑……

在拍摄前的调研阶段，我们拜访医学专家、观摩手术、开研讨会，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是：你们有医学背景吗？那担心疑虑的目光啊。两百年医学历史，这么多纷繁复杂的主干、支线，你们要怎么破题，怎么选取，怎么讲得明白？

所谓无知无畏，年轻气盛（是的！）。那就做呗。希波克拉底、盖伦、维萨里、威廉·哈维、巴累、莫顿、塞麦尔维斯……这些名字，现在熟得像是我家隔壁老王。我能准确地分辨出，这些大胡子，小胡子，没胡子的牛人。现在想来，当我在哈尔滨第一次见到《心外传奇》作者李清晨，听见他的嘴里蹦出这些名字时，我真的是两眼发蒙，如听天书般。不过，也许这就是缘分，在最初的最初，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彼此。

李清晨是《手术两百年》的第一稿，文学底稿的作者。很快，我们梳理出了8集分集，分别是：第一集《理性之光》（解剖学）、第二集《手术基石》（止血、麻醉、消毒）、第三集《长驱直入》（腹腔）、第四集《攻入颅腔》（大脑）、第五集《打开心脏》、第六集《生死“器”约》（移植）、第七集《众病之王》（癌症）和第八集《手术未来》。

这样的破题方式，在纵向上，先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手术两百年的逻辑。有了解剖学，才有了现代医学的基础。解决了止血、麻醉、消毒问题，我们才能打开腹部，攻入人体的第一个禁区。然后是大脑、是心脏，是充满异想天开的移植挑战。但手术刀不是万能的，接下来，我们用癌症来探讨手术的边界，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生死。最后是总结、致敬、展望。

观摩手术的一个瞬间

破题之后，舒心没多久，难题又来。老李的东西，是抽象文字，可以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而我们是做电视传播，得拍到哪里，才能写到哪里。他出的稿子，对我们而言，更像是一个医学科普稿。还是得重新做剧构，重新建立我们片子的逻辑和气质。

撰稿陈瑶，是个冷静果敢的选手。我们聊起选题来，一拍即合。我们都不太喜欢黏黏糊糊的东西。当然，不是说纪录片不可以表现、表达人情。只是因为经费和周期有限，大多数我们的人文、人物纪录片，其实更像是一个包装过的伪纪录片，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真的去观察和记录人，更多时候，是快速地“掠夺”、消费。

我们希望片子呈现的气质是理性、克制的。以医学历史发展作为主线，在历史脉络中，找寻3—4个硬核、关键点，以现实故事作为反观，用“历史+现实”的回环结构，构建片子的叙述逻辑。这是我们想要的剧构方式。按照这个思路，很快，一集样稿出来了。向上级汇报阐述完，似乎心里有底了。也正是靠着这个比较清晰的框架结构，我们和医院、专家、乃至各方合作者，都开始有了良好的互动。别人知道，你大概想要什么了。

某一稿的思维导图，最后，都改了

某一稿剪辑后的时间轴

接下来，是一边继续充实剧本，一边开始漫长的前期外联、外拍。前阵子，有一个深圳的科学论坛，我们带了一些片段过去，有人提问，请问，你们是请了国外制片团队和国外拍摄团队吗，我们看到的影像很BBC。姑且认为是一种褒奖吧。实际的拍摄过程，只有当过导演的人才能明白吧。

在正片中，各位将看到来自全球十二国的影像呈现，不只是风景空镜，更有许多扎扎实实的人物故事，包括亲历者、受益者、见证者、书写者。还有许多珍贵的第一次被中国团队拍摄的博物馆、档案馆等等，我们尽可能地找寻相关专家，以主持式样的生动讲解让历史内容鲜活起来。

历史难拍，科学难做，影像呈现更难。全本纪实拍摄，对这样一个我们自己定义为“中国第一部全景展现人类与疾病抗争的科学纪录片”，是难上加难。加入了“舞台表演式情景”、三维动画、科学实验，是我们除了剧构外，在影像表达上的创新。在这里我忍不住要cue一下我们的主创团队：柯敏、沈华、石岚、刘稳、褚金萍、陈东，王澍、晓华。还有我们能干的思捷、潘玥等，大家辛苦了。

19世纪英国老手术室，舞台表演式情景

素材在一点点采入，框架在一点点建立。采样结束，后期开始，我们又陷入了新的漩涡。其实，因为我们的剧本准确，拍摄周期是相对可控的。由剧情点，反推现实拍摄点，所有的故事、场景、基本都是带着结构指向在拍摄。但是真到了后期，还是得再来一遍。故事的精彩度、前后故事的画面气质能不能搭调，我们把房子拆了盖，盖了拆，一遍一遍地拉结构表，数心里观看的节奏点。

我们希望我们的片子不是传统历史纪录片的调性，而是更加明快、现代、甚至是时尚的。后期导演庞其钧、陈东、王文君就这样，在一遍遍推翻重来中，从美好的中壮年，熬成半残……尤记得2018年初，第一次看粗编样片时的心情。那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不只是有了胎音，还有了最初的模样。那个东西是对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再打磨、修饰、让它漂亮。

音乐和调色是成片之后，我最喜欢也看重的部分。都是显性因素，做好了加分，做不好了大大减分。作曲陈颖是第一次合作。我们在考虑给片子写主题音乐。我说，我要前进中带着曲折，回望中带着希望，快乐中带着忧伤、遗憾。这是我们片子的气质，也是人类探索真理、推动医学前进的总的调性。我相信当时的他，心里白了有一百个眼吧——什么都想要！

但是我觉得他做到了。主题音乐的录制，请了中国爱乐乐团，在现场，我拿着《手术两百年》的五线谱，听着棚那头传来的管弦乐队的声音，心里有无法言说的波动。小时候那点学钢琴的回忆，全部幻化成对音乐充满抽象意味的感动。同时接力的调色师张杰，是一个木讷、稳重的有审美的选手。清冷、灰蓝色的调子，正是片子的气质。理性、克制，当然，希望你还能从中看到一点点我们隐藏的温柔。

三年，不长，也真的不短。我经常和组里人说，也许我们在痛苦煎熬的时候，还应该感谢。不是所有选题都值得这样来付出，也不是所有选题都有这样几乎无条件的支持。真的给予我们很大的创作空间，还有鼓舞。谢谢制片人池建新老师，艺术总监张力老师。

我相信今天，我们还要发出很多短信，谢谢很多人，那些帮助过我们、支持我们拍摄的医生、患者、以及各种你想得到，想不到的人。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这部我们自称的国际大片。我们采访到全球顶级专家有五十余位，医院、医学院、博物馆七十余个。片中涉及人物更是众多。

接下里，麻烦，希望，各位能抽出时间，关注这部片子。导演手记都是写给自己看的，感动也好，鸣谢也罢。最终都得拿片子说话。

终于，要结束了

连续一个星期，我都准时搬着小板凳，坐等《手术两百年》播出，看到自己笔下的文字化作影像出现在方寸屏幕之上，还是有些小激动的。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不专业？因为我是剧组中唯一一个没有看过《手术》成片的内部人员啊啊啊啊啊啊（当然要看也能看，就是自己懒）。

纪录片的撰稿和影视剧的编剧都是写故事的人，影视剧讲虚构故事，纪录片讲真实故事，起承转合同样不能少。

这集讲什么？故事从哪里开头？转折在哪里？高潮怎么铺垫？和下一个故事怎么连接？设计这些是我的工作（写完这一段，觉得自己还是满重要的）。

在看完医学科普大咖李清晨李公子数万字的文学底稿和另外十来本书、拜访了十多位顶尖医生和科学家、断断续续写了大约一年半后，我的工作结束，具体拍摄由各位分集导演和后期导演接手完成。虽然都叫“总”，但我比总导演陈子隽的命好，在我吃喝玩乐带孩子的时候，她还在机房中继续鏖战了近两年。

我记得我们刚组队打怪时，组里一位女导演新婚不久，等到播出，人家二胎都生完了。

纪录片这个行业除了穷点以外，没啥缺点——圈子小，人单纯，还可以打着工作的旗号，拜访四海神仙满足你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另外，也有很多机会进入到别人的世界中，听到掏心窝子的肺腑之言。

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在看梁浩（第四集《攻入颅内》）、晚秋阿姨（第四集《攻入颅内》）和协和老年病房宁小红医生（第七集《众病之王》）的采访时，自己在电脑屏幕前因为感动和难过哭成狗的样子。

如同人生总有缺憾一样，《手术两百年》并不完美。比如第一集中对于现代医学为什么出现在西方的追问，很多重要医生的人物性格刻画，病例的来龙去脉等，由于时间不够、画面节奏不对或者没有足够素材等原因，最终只能从成片中舍弃，希望大家理解。

另外，我的内心怀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希望《手术两百年》能够在少年观众的心中埋下一种子，让他们对医学或科学多一点兴趣，少年强则国强嘛。

最后，感谢你们的陪伴和喜欢，我会在b站弹幕和豆瓣、微博的评论区笑咪咪地盯着大家哒。

“200焦，（不加人为任何干扰）五分钟，病人心电图依然是直线，宣告临床死亡，可以开始手术。”

“今天是他捐献器官，奉献爱心，让生命延续，一个有意义的日子，现在默哀致敬。”

一位车祸去世的男子无偿捐献了自己的肺脏，冰块和灌注液的低温保护，仅能为他们争取六至七个小时的转运时间，一场生命的接力开始了。时值春节返程高峰，获取肺脏的转运医生终于赶上最后一班高铁。

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医生刘东：我现在就在进站口西，我现在绕过来这边是C2（大门），那我绕来绕去，这个就是C3（大门）C2（大门）了。

此时距离肺脏摘除已经过去了五个多小时。无锡市人民医院，全球第二大肺移植中心，一台肺移植手术已经为供体的到来开始准备。手术台上，随着健康的脏器开始在体内工作，重度肺衰竭的病人重获新生。

移植手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奇迹之一，今天，外科医生已经可以突破极限，实现对器官的再利用，这是人类互助的巅峰，无数人因此受益。尽管距离世界上第一台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只过去了短短的六十余年，但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对移植的憧憬早已根植于远古人类的想象当中。

9月，印度的雨季接近尾声，一年一度的象神节即将来临。

“我的父亲伽内什神（象神）！！”

卡维特卡父子是专门制作神像的工匠，装饰象神的头颅是他们工作的重要部分。

印度神像工匠蒂伽斯·卡维特卡：在印度教的诸神里，象神是非常受欢迎的神祇之一，尤其因为面容讨喜，很受孩子们喜欢。

相传，在一次误会中，印度教毁灭之神湿婆的儿子伽内什失去了自己的头颅，借由大象的头颅才得以重获新生。兼具象头和人身，象神，拥有了铲除一切困难险阻的庞大力量。

印度神像工匠蒂伽斯·卡维特卡：我们希望人们通过把神像带回家敬拜，象神也会赐福给这些人，因此我们觉得非常自豪。

事实上，类似的神话传说比比皆是。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在很多不同文明里，都有着移植器官的想法，在古希腊文化中叫作嵌合体，它由四到五种不同的生物结合在一起，而且还会因为文化而改变。

如果说对庞大力量的崇拜是人类对于移植的最初渴望，那么真正让移植走进现实的却是医者对于病患的悲悯和救赎。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1088年，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这里拥有世界上第一个人体解剖教室，环绕教室四周的全身塑像是古代著名的医生。其中，一尊左手拿着鼻子的雕塑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以精妙的鼻再造术而闻名于世的加斯帕雷·塔利亚科齐。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医学史教授毛里奇奥·利帕博纳蒂：有一些疾病比如梅毒和麻风病会腐蚀人的面部，致人脸变成狮子脸状；再比如说接触凶猛动物，常见的是当狗袭击人的颈部时，人为了保护颈部会低头，此时狗就容易咬伤人的脸部，还有一些鼻子被冻坏的情况。

塔利亚科齐对这些病人深表同情，他不顾教廷的反对，决定帮助他们缓解痛苦。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人体解剖室讲解员：塔利亚科齐会在病人的左胳膊划出一个长方形，左胳膊被抬起来挨着鼻子，那一块被切下来的皮肤会被抬起来放到鼻子上，并被恰当地缝合起来。

这种古怪的固定姿势可以让胳膊的血液循环维持皮肤的生存，几周后，创面位置建立了新的供血，医生就会将皮肤与胳膊的血供切断，进行下一步的形态修复。这个看似笨拙实则精妙的设计就是人类最早的移植尝试之一。

但是，这种堪称先驱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部分宗教人士笃信，鼻子的缺失是来自上帝的惩罚，而医生的救治冒犯了上帝的旨意。塔利亚科齐在死后遭到了弃尸荒野的惩罚，幸运的是，宗教的压力并没有让医学止步，人们对此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胆尝试。但当他们开始试图进行异体间的组织和器官移植时，困境纷至沓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国顶尖的肝移植中心之一，刘波夫妇正在经历有生以来最为煎熬的时期，他们仅11个月大的女儿妞妞被诊断患有一种先天性的肝病。蜡黄的脸色表明她的肝脏已经严重衰竭，任其发展，妞妞很可能在一岁内死去。

妞妞父亲刘波：当时那种情景我是到现在都忘不了，我跟我媳妇在手术室外抱头大哭，真的，感觉天塌了。

为了能让妞妞活下去，刘波同妻子商量后，决定将自己的一部分肝脏移植给女儿。

您现在这个肝脏啊，有点轻度脂肪肝。您给孩子捐的是左肝，基本上对手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妞妞父亲刘波：但凡是有一点希望，做父母的都会拼一下、赌一下，如果我不做，我这辈子，这个坎我过不去。

尽管如此，妞妞的手术依然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作为人体最大的内脏器官，肝脏内的血运极其丰富，妞妞的肝脏严重衰竭，凝血功能极差，一旦手术出现任何纰漏，很可能导致她血流不止。

“对这个孩子来说，我们最大的风险是在这块。”

扭转刘波一家命运的重要日子到了。

“焦虑、恐惧、害怕、担忧，一大一小全进了手术室，我将要在手术室外等待他们两个人，就感觉受不了。”

两间相邻的手术室中，父女两人的肝脏切除手术同时开始了。

医生细致地切下了刘波五分之一的肝脏，肝脏的再生能力很强，三个月内它就能恢复到原本的大小；妞妞几近衰竭的肝脏也被切下，医生为两人的创面都留出了足够长的血管，为下一步的肝脏移植做准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朱志军：所谓器官移植实际上说到根上它就是要接血管，因为你只有把血供给它打通了以后，这个器官才能够正常地工作。

事实上，血管连接得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肝移植手术的成败，也是所有移植手术的基础。而这样一个打开生门的技法，从诞生至今，仅有一百多年。

在一万多年前，人类就学会了用动物毛发缝合身体表面的伤口。到了19世纪末，体表伤口的平面缝合技术已经日趋成熟，但是在面对体内那些柔软且形状立体的血管时，平面缝合的方法很容易造成血管狭窄或漏血的情况，最终导致病人死亡。

中国上海，世界顶尖的全仿真高级临床培训中心内，一场移植手术的基础培训正在进行。

“这个是一根猪的主动脉，那我们用这根猪的主动脉作为我们今天练习的一个材料，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经典的三点吻合的方法。好，我们先剪断，然后再进行重新吻合。”

与体表的平面吻合不同，医生先要在两段血管的端口处等距离缝上三针，接下来只要保持这三点之间的两两紧绷，医生就可以在相对固定的位置内进行缝合了。

“我们通过三点固定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血管分成三等份，你就不会在缝这个面的时候会缝到后面的另外两个面上去，它可以相对来说每一个缝针的针距和边距都可以缝得比较准确一些，整个血管缝合之后不容易狭窄。”

这种连接血管的方法被称为三点吻合法，由法国外科医生亚力克西·卡雷尔发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移植中心主任医师夏强：他差不多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的初期，偶然的机会，因为看了纺织女工去做三点的固定的刺绣，他受到了启发，通过三点固定以后就成功地把血管进行了缝合。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学附属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移植外科主任斯特凡·图利乌斯：这是血管吻合术成功的必要条件，你知道那是移植的关键部分，如果没有成功地将一个器官重新连接到血管中，移植就不行了。

妞妞的肝移植手术已经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医生即将把爸爸的肝脏移接进妞妞的体内。为了便于吻合，医生阻断了出入肝脏的血流，这是个极度危险的时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朱志军：血管它是人体的生命线，它给你的操作的时限是有限的，尤其要遇到一些小的血管，又那么细的情况下，你既要熟练准，还得要快，所以这方面要求就要高很多。

跟教学展示不同，人体肝脏的血管极细，几乎是主动脉的十分之一。沿用一百多年前的三点吻合法，医生迅速准确地缝上了最为关键的三针，将两根对接的血管固定，在此基础上继续均匀地吻合九针。即便在今天，一个外科医生要熟练地进行这项操作也需要十余年的磨练。

——我开门脉了啊

——好的

——你看红了，已经红了

妞妞的新肝脏由暗红变成鲜红，这次血管的吻合没有出现任何纰漏，妞妞终于拥有了健康的肝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朱志军：一个小孩，奄奄一息，甚至带着呼吸机，甚至需要人工肝，需要血液净化治疗来支持。但是你做完手术后，她醒了，她下地活动了，她满地跑了，我想这种成就感，那是非常非常让人满足的。

妞妞父亲刘波：走的万里长征第一部，康复的过程（也许会有）很多问题，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坚强地跟宝宝一起面对就好了，没有什么其他的可想的，坚强面对。

受益于三点吻合法，无数生命得到了重生的机会，然而，高超的血管吻合技术没能扫清阻碍器官移植的全部障碍，更加难以逾越的问题出现了。

20世纪医学伟大的奇迹，人类生命最为特殊的延续，从神话到现实，在技术与伦理的重压下曲折前行，移植器官更是移植爱与希望，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生死“器”约。

美国

手移植接受者锡安·哈维：我两岁的时候，因为生病失去了双手，我不知道小朋友的手是什么样子的，是这种颜色还是这种颜色的，我不知道。

由于生病引发的严重感染，锡安·哈维两岁时失去了自己的四肢，如今哈维已经学会了用假肢行走，残缺的双臂也能暂时代替双手灵活地完成许多任务。但哈维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双真正的手，这样他就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打棒球了。

手移植接受者锡安·哈维：所以当我得到这双手后，我将会为自己得到的双手感到骄傲。

锡安·哈维的母亲帕蒂：我将会见证你得到这双新的手，知道你很兴奋。

手移植接受者锡安·哈维：如果进展得不顺利，我也无所谓，因为我还有我的家人。

经过两年的等待，哈维终于等到了各方面都跟他高度匹配的供体，40人组成的庞大移植团队全部就位。

“我们已经演习过，我们知道我们的步骤，我们知道彼此，我们知道今天要做什么，让我们开始吧。”

手术正式开始，这是史无前例的尝试，在显微镜下，医生将供体的血管、骨骼、神经、肌肉和皮肤等与哈维的残肢一一连接，所用的缝合线细的几乎不能被肉眼看到。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整形外科主任斯科特·莱文：这往往是神奇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见到了新生，血液涌入其中，手拥有了血色和温度，手被接活了，别忘了这是来自一个已故的捐献者。

10个小时后，双手移植顺利完成，哈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双手移植的孩子。但主治医生非常清楚，这10个小时的付出仅仅只是开始，手移植涉及多种复合组织，除了手术技术上的难度，他们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那就是排异。

北京市移植耐受与器官保护重点实验室里，一只小黑鼠的身上被移植上了一块不属于它的皮肤。显微镜下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正在进行，黑鼠的免疫系统识别出了不属于自己的皮肤细胞，它立即拉响防御警报，接到通知后，具有杀伤力的淋巴细胞迅速赶到现场，识别外来细胞，对它们进行摧毁打击。在持续的攻击下，半个月后，小黑鼠身上的外来皮肤逐渐坏死，最终被彻底排斥掉，这样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在人体内发生。正是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免疫系统，人类才能在百万年的进化史中与各种致病因素顽强对抗，得以健康强大地存活。然而，也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自我保护能力，一度成为困扰移植的最大阻碍。

国际器官捐献与获取协会主席马蒂·曼亚里奇：在近来的两三个世纪里，手术在不断发展，在技术上实现了血管和身体各部位器官的连接，医生现在可以将动脉和动脉、静脉和静脉连接起来，但排斥反应依然是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器官移植关键就是说它要产生排异，因为尽管我们是同种、同一个人类，但是它是异体，它面临着一个排异的问题。

唐孝达，中国最早开展肾移植手术的医生之一，时至今日，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教授依然对自己的第一台肾移植手术记忆犹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教授唐孝达：在手术台上发生了超急性排斥反应，完全接好了，尿都已经来了，正准备要关了，关腹了，要把伤口缝合了，突然一下看这个肾脏，移植肾脏怎么颜色暗下来了，变软了，那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了，只能把肾脏取掉，否则人的性命要丢掉的，我们最怕的就是排斥反应。能不能度过急性排斥反应，就是来决定这个人能不能够有一定的存活的时间。

此时，距离三点吻合术的发明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同样的失败却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1954年，美国医生默瑞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同卵双胞胎之间的肾移植手术。由于免疫系统相同，接受肾脏的弟弟没有出现排异，术后生存长达八年。这是罕见的成功案例，不是所有病人都有一个免疫系统相同的孪生兄弟。为了抑制免疫系统的攻击力，一些抗排异的药物和X射线被用在了移植病人身上，但副作用十分强烈。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的病人在术后仅仅存活了18天，他并非死于排异，而是死于抗排异药物的副作用。

“他死了，他知道自己即将迎接美好的生活，因为在术后10天内一切都正常，我很感谢竭尽全力救治他的医生们，同时感谢全世界祝福他的人和给与他的帮助。”

此后的一年内，全世界共完成了102例心脏移植手术，但术后八天的死亡率高达60%，平均生存期仅有29天。整个器官移植领域被一片悲观的气氛笼罩，很多医生甚至提议暂停器官移植的临床应用。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药物，更有效但同时能减少毒性的药，我们开始对其他一些化合物进行研究，以为可以找到更有效的药物，但是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更加有效的，直到我们开始在动物实验上探索，这就是环孢素。

年近90的罗伊·卡恩曾是剑桥大学的外科学教授，他经历了移植外科最为艰辛的时代。卡恩没有想到，就是在这里，他从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成为另一个时代的推动者。

“这是挪威，他们在那里发现了环孢素。”

1969年，瑞士一家药厂的研究人员从一些源自挪威高原的土壤真菌菌株中提炼出了一种化合物，这就是卡恩提到的环孢素。它在免疫抑制试验中显示出了一定的免疫抑制作用。在当时这个结果并没有得到药厂的重视，却引起了远在英国的卡恩的注意。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当时我联系了药厂，问他们要更多的环孢素来对大型动物做器官移植实验，但他们说我们已经不再研究这个成分了，现在已经停止研究了，但是你可以把我们剩下的试验样品带走。

卡恩和团队开始了针对环孢素的研究，试验中，他们为环孢素找到了极佳的溶剂，使它们可以更彻底地被机体吸收。当溶解的环孢素被引入动物移植实验时，奇迹出现了。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当年大概有60个人在这里开会，有些是美国人，有些德国人，还有法国人，一定还有瑞士人，因为药是在那里被发现的。我们呈现了实验结果，接着讨论是否值得继续在病人身上研究。

实验结果显示，环孢素可以将动物移植术后的生存时间大大延长。

“如果不是因为罗伊·卡恩教授的研究成果，世界上数以百计的人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其中一些是卡恩教授的病人，接受过他的手术……”

很快，环孢素被引入卡恩的临床试验，经过反复调配比例，它在移植病人身上同样展现出了超强的抗排异能力和较小的副作用。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让我记忆最深刻的病人是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她46年前做的肾脏移植手术，至今肾脏工作得还非常好。她的经历不光让我记忆犹新，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案例，说明移植手术的结果可以是非常好的。

卡恩的慧眼识珠使移植的术后存活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仅肾移植的术后存活率就从50%提高到了80%，器官移植终于走出了漫长的黑暗期，无数器官衰竭病人的命运因此改变。环孢素的发现让抗排异药物的研发打开了新的局面，越来越多的高效抗排异药陆续诞生。

尽管手移植涉及多种复合组织，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排异现象，医生们依然对哈维的未来保持乐观。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整形外科主任斯科特·莱文：不出所料的是，哈维出现了一些排异反应，我们观察到了皮肤的异样，他出现了皮疹、肿胀或者红疹，我们通过药物成功进行了治疗，包括提高免疫抑制水平等措施，排异反应最终得到了缓解。

一年后，酷爱棒球的哈维成为棒球赛的开球手，手移植给了他梦想成真的机会。如果足够幸运，在未来的漫长人生中，这双手将随着哈维的成长一起长大。

——你想要做什么？

——我就是想写一封信给（捐献者的）父母，感谢他们捐给我这双手，因为他们本来不必这么做。

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选择让逝去的生命用另一种方式留存在这个世界上是移植的最伟大之处。如果没有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器官移植将难以实现。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病人他每天都在等待新的生命的机会，等待生活质量的改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生和死，有时死了，一死百了，但是还有个活着的话，活着的痛苦，更加需要我们帮助。

国际移植协会主席南希·阿舍尔：我们目前只能满足全世界5%到10%的病人的移植手术需求，这个状况无疑是需要我们积极改进的，无论是器官寻找方面还是捐献者方面，抑或建造心的肝脏、肾脏和心脏。

器官资源的短缺迫使外科医生们进行全新的尝试，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计划开始实施。在这间上海老弄堂的出租屋里，金琪已经独自度过了两个月。

“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脸的问题，我可能会去当一个摄影师。”

由于一次严重的细菌感染，金琪在一岁时失去了自己完整的脸和一部分肢体。

“可能它对我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让你生活在一种就是对未知的恐惧里面，很多事情你就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去做，根本完成不了。”

为了直面生活，最终这个坚强的女孩只身来到上海，希望现代医学能够给她一张完整的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中国顶尖的整复外科所在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她是非常严重，常规方法没法解决，可能要做异体的移植才能解决。

异体脸面移植——当今移植领域的技术巅峰，2005年，法国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异体脸面移植，但尖端的技术背后却有着难以弥合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大家有一个担忧，就是到底我们异体脸面移植后，你给她的免疫治疗是不是安全。

不仅如此，人脸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很难找到合适供体。李青峰团队决定另辟蹊径，依靠三维模拟技术，他们按照金琪的骨骼和面部比例为她打造出了这张脸面模型，以此为基础，医生们将让金琪的身上长出一张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脸，这个当今世界整形外科的精尖技术被誉为“中国式换脸”。2017年4月，金琪的第一次手术开始了，经过反复筛选，医生选中了胸口这块皮肤作为金琪未来脸面的基础。金琪的腿部，一片手掌大小的血管网被取出，它将移植到胸口为那里的皮肤输送血液，提供营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我们这一张脸皮是由至少八套以上的血管在滋养它，而你造出来这张脸皮要移植上来最多只有一套或者两套血管来滋养它，所以还要解决血管化，确保它移植存活。

随着水囊的置入，金琪前胸的皮肤被撑大，未来，医生还将为她植入从脂肪里提取出的干细胞，它能使皮肤保持活性，继续生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首先你要有一张这么大的脸皮，这个脸皮它还要很薄，它能够让你的表情呈现，让你的精细结构表达出来。

在最精尖的血管化治疗双重保驾护航下，一年后，金琪的皮肤将扩张到理想的大小。在这张皮肤上，医生们将用金琪自身的软骨为她构建出缺损的鼻子和嘴唇，并在彻底成形后将它们完整移植到金琪的面部。为此，金琪还将至少接受大大小小七次手术。

“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可能做手术它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执念吧，现代医学的进步是很让人惊讶的，可能就是说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现在就变成了事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这个技术平台，它不只是可以去预构脸，它也可以预购人体的其他部位，使人类重建人体或者人体的体表器官组织的手段和方法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今天，干细胞技术等前沿科技为突破器官供体短缺的瓶颈提供了新的可能。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正在尝试用干细胞培育各种组织和器官，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们也许将替换衰竭的器官，给等待移植的病人们以新的生机。

国际移植协会主席南希·阿舍尔：移植手术使得受器官衰竭疾病威胁濒临死亡的病人命运得以改写，把这些病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重获健康，这是当之无愧的奇迹。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20世纪的器官移植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上一种神奇、一种魅力、一种伟大的工程，拯救了人类的生命是立竿见影，是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工程。

国际移植协会弗朗西斯·德尔莫尼科：生而为人，我们知善恶，我们懂得行善举帮助他人，这是人性隐藏在心中的天性，移植手术挖掘了人们隐藏的天性，使得这份真善得以展现，人们会为他人捐献器官，为他人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这是非常美丽的。

2015年1月1日起，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经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

中国北京，第六届中国器官移植运动会隆重开幕。

“您的决定让这些鲜活的生命重新绽放生命之光，您的礼物如此珍贵，仿佛漫天闪烁的繁星。感谢您，送出这生命的礼物。”

这些曾经的垂危病人在移植的帮助下拥有了健康的生活，重新焕发了活力。

从神话到现实，从觊觎力量到共享生命，移植是20世纪医学界最伟大的突破之一，也是人类相互救助的巅峰。它连接生死，由死而生，外科医生用缜密的思维与超群的想象力成为跨越生死的连接中不可缺少的桥梁。随着更多研究的突破，一切不可思议或许都将在不远的未来发生。

1. 理性之光

· 古希腊的盖伦(Galen)通过解剖动物推断人体内部结构

· 1353年后，教会解除了禁止尸体解剖的禁令

· 维萨里(Vesalius)于1543年出版的《人体的构造》(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是人类首本图文解剖学著作

· 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首次描述了人体血液循环

2. 手术基石

· 二世纪起，罗马人即采用烧灼的方式止血。帕雷(Ambroise Paré, 1510-1590)首创使用特制钳子和针线止血，并设计了多种手术器械和假肢

· 无麻醉时代，为减轻疼痛带来的各类副作用，快速是首要的要求

· 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 1819-1868)亲自试验了乙醚的麻醉效果，并将其应用于手术

· 赛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 1818-1865)首次呼吁手术医生需洗手、消毒以控制感染

3. 长驱直入

· 伦琴发现X射线

· 兰德斯坦纳(Karl Landsteiner)通过溶血实验发现了血型的存在，大大提高了输血的安全性

· 1980年，席姆(Kurt Semm)首次运用腹腔镜实施阑尾切除

4. 攻入颅腔

· 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 1869-1939)通过分析大量病例，探究脑瘤位置与身体病变的关联，提出了颅内肿瘤诊断与分类的方法。他还解决了神经外科手术中的一些操作问题，大大降低了此类手术的死亡率

· 亚萨基尔(Gazi Yasargil, 1925-)完成了世界首例显微神经外科手术

5. 打开心脏

· 器官静止与术野清晰无血这两条外科手术前提起初不适用于心脏手术

· 比奇洛(Wilfred Bigelow, 1913-2005)发现低温下人体需氧量下降，心脏亦会短暂停跳，但留给手术的时间只有六分钟

· 李拉海(Clarence Lillehei, 1918-1999)提出活体交叉循环技术，即令患者的血液流经捐献者的心脏以维持患者的生命，期间患者心脏停跳以方便手术

· 福斯曼(Werner Forssmann, 1904-1979)受到马手术的启发，将一根导尿管通过自己的静脉推到心脏，为介入治疗(Interventional treatment)打下了基础

6. 生死器约

· 塔利亚科齐(Gasparo Tagliacozzi, 1546-1599)将鼻子与上臂缝合，待鼻部创面形成了新的血液循环再行分离

· 器官移植后会发生排异反应，而早期抗排异药物的副作用往往也有生命威胁

· 罗伊卡恩(Roy Calne)研究了环孢素的抗免疫排异效用

· 利用自体干细胞再生各种组织与器官，或可突破供体短缺的瓶颈

7. 众病之王

· 海拉细胞

· 原癌基因

· 免疫疗法

8. 手术未来

· 生物瓣膜

· 干细胞、组织工程学、再生医学

· 三维重建虚拟器官

· 一体完成切割、止血、缝合的智能吻合器

· 植入式智能血糖监测器

· 人工智能影像学诊断

· 外骨骼机器人通过分析脑电波信号辨别穿戴者的运动意图

· 直接与残肢神经连接、受大脑神经信号驱动、并具备感觉反馈功能的假肢

2019-07-8 Douban编辑部

央视出品的纪录片，以“宝藏”著称。

《航拍中国》、《舌尖上的中国》、《如果国宝会说话》……各式各样，各行各业，各种风格，自由切换。

最近，央视又推出了一部高分纪录片。

我敢说，这部新片的质感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手术两百年

豆瓣评分9.4，超过60%的观众给出了五星好评。

谈起医学纪录片，印象中最为深刻的，大都是血淋淋的真相与冲突。

对于医学发展本身的探究性纪录片，少之甚少。

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全景展现人类与疾病抗争的科学纪录片。

为了在片中呈现出医学的“理性”，摄制组历时3年，辗转了12个国家进行拍摄，采访全球顶级专家有50余位，医院、医学院、博物馆70余个。

而主题音乐的录制，是由中国爱乐乐团进行演奏的。管弦乐赋予的恢弘气势，也让片子具备了美剧的高级质感。

它虽绝对冷静、客观，但却不枯燥，在科学历史推进中，闪烁着人文关怀。

现代医学的开端，必然要从手术开始讲起。

人类早期的手术，一切全靠“摸”。

公元2世纪，古罗马有一位名叫盖伦的医生，负责医治受伤的角斗士。

为了更好医治受伤的人，盖伦开始寻找探求人体奥秘的方法。

在医学历史上，盖伦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要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的人。

在当时的古罗马，解剖人体是不被允许的，盖伦只好通过解剖动物来了解、推断人体的内部结构。

通过对猪、牛、羊等哺乳动物的解剖，盖伦提出了身体的平衡理论。

他认为身体的平衡决定了生命健康程度，并且体液分为四种，它们流经全身，保持人体平衡。

12世纪出版的波斯语著作《曼殊尔解剖学》，就是出自于盖伦的理论。

时至今日，盖伦的“平衡理论”依旧在印度沿用，传统的“放血”疗法仍广泛流传。

但实际上，其他哺乳动物的身体结构，与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没能实现人体解剖之前，外科医生们所进行的手术，都是黑暗的。

一个好的外科学家，必须非常了解人体结构。

解剖学指挥了医生的大脑，也操纵了医生的双手。

在14世纪以前，因为伦理、宗教等原因，公开解剖人体是被绝对禁止的。

1353年之后，为了战胜黑死病，教会被迫取消了禁止尸体解剖的禁令，允许医生们通过学习解剖了解人体。

在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诞生了世界最初的人体解剖著作。

在当时，人体解剖课的教授依然是1500年前以盖伦的理论教材为主。

但实际上，这已经无法在真实解剖过程中获得验证。

29岁的安德烈·维萨里，帕多瓦大学的年轻讲师，决定编写一套全新的解剖学教科书。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图文形式描述人体解剖学、接受解剖方法的完整著作。

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迈出了现代医学的第一步。

解剖不再是残忍的违背伦理，而是为了理性认识活着的人体。

一直到现在，解剖学已经成为了每个医学生的必修课。

他们将用于解剖教学的人体，称为“大体老师”。

学生们不仅通过大体老师了解了人体结构，也正在学着了解“人”本身。

这是一次彻底的，人体情感自我探索之旅。

了解人体构造只是解剖的第一步，想要正确、安全地进行手术，还必须对人体内部循环体统有更深刻的了解。

在帕多瓦大学的人体解剖剧院中，当时作为学生的威廉·哈维，第一次认识了静脉和里面的静脉瓣。

也是从这间大教室开始，哈维开启了对血液循环系统的研究。

在毕业之后，哈维通过不断地研究，出版了《论心脏和血液的运动》一书，用明确的实验数据论证出，人体血液以心脏为中心循环流动的结论。

这是人类第一次清晰准确地描述出人体动态生命活动的过程。

人体生理学，由此正式开启。

现在的医生，正是在人体生理学的基础下，帮助患者尽快从手术创伤中恢复。

没有他们不懈的探索，就不会有现在的手术。

是他们，为我们打开了现代医学的大门，为无数的生命带来了延续的希望。

在有了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理学的支持下，手术逐渐走向普及。

但手术本身，依然缺少最基础的三大保障——止血、麻醉、消毒。

早在中世纪，承担起手术职责的，却是理发店。

我们戏称的“Tony老师”，在当时被统称为“医疗理发师”，需要通过资格考试，持证上岗。

放血、拔牙、截肢等等，都是医疗理发师的基本工作。

即便如此，非到万不得已，极少人会登门求救。

因为他们知道，做手术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在当时，做手术被称为“三无”——

无麻醉，必然痛得半死；

无杀菌药，不能抗感染；

无止血，只要一截肢必然血流不止。

19世纪中后期之前，病人随时会因为疼痛、病菌感染或者失血过多等原因而死，死亡率高达50%

在中世纪的欧洲战场，有一位外科军医帕雷率先提出了止血的解决办法。

当时，止血的办法通常是用烧红的烙铁按在伤口上，把血管烧凝结了，同时也把周围的肌肉和皮肤都烧坏了。

伤口难以愈合，疼痛更是无法想象。

为了解决止血的问题，帕雷发明了鸦喙钳。

止血钳拉出动脉，用缝线扎住血管末端，彻底封死血管，减少在截肢时产生的大出血。

除了止血钳之外，帕雷还用温和的药膏代替沸油清洗枪伤伤口。

甚至还发明了义肢、义眼和带齿轮的关节等外科及整形器械。

在实现了止血之后，减少疼痛成为了手术过程需要攻破的又一大难题。

每个人都会害怕疼痛，过度的疼痛会使肌肉收缩，心率和血压上升，呼吸加快，严重时会导致休克，甚至死亡。

在19世纪中期以前，手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速度。

曾经有医生在手术过程中，由于速度过快，切掉了助手的两根手指头。

在这场手术中，甚至还引发了观摩者的心脏病，造成了三个人的死亡。

这也是唯一一次，死亡率为300%的手术。

为了减轻手术的痛苦，莫顿尝试着以麻醉的形式，让病人进入睡眠状态，以完成“无痛”手术。

这种人类史上最初的麻醉剂，是乙醚气体。

在手术完成之后，无数人急切地询问病人的感觉。

他表示自己手术过程中完全睡着了，“什么都感觉不到。”

如果没有麻醉的发明，现在的外科医学根本无法展开进展。

而到了今天，麻醉师要担当的职责不仅在于为病人减除疼痛，还需要担起监测生命体征，保证病人苏醒的职责。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生命守护神。

在解决了疼痛问题之后，令人疑惑的是，手术间的死亡率依然在上升。

过去，手术室并不像现在的全封闭环境，而是完全对外开放的。

观摩手术的、甚至进行手术的医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病菌会随着医生的手术进行，进入病人的身体内部器官，导致病人可能死于感染。

第一个发现感染问题的人，是在维也纳医院担任妇产科医生的塞麦尔维斯。

他提倡自己所在病区的所有医生在接生前，必须用漂白粉反复洗手，这样就能极大程度的减少产妇的死亡。

明明是极其简单的行为，却被其他医生所嘲笑——

只要洗手就能解决问题了，这是什么废话？

这样的“废话”，却真正降低了产妇的死亡率。

但即便如此，塞麦尔维斯所推崇的消毒杀菌等理论，却被当时所不齿，他的生命也孤独地在疯人院中走向了终结。

如今，全世界的任何一家医院，都严格执行着塞麦尔维斯的提议。

医生不仅要消毒洗手，所有的医疗器械还需要进行严格的、多道工序的消毒处理，才能进行下一次的循环使用。

以上的这些，不过都是在这几百年、几千年的医学发展中，最为基础的探索。

胸外科、脑外科、癌症等等，这些人类与之对抗了数千年的疾病，也在医学的高速发展中有了新的突破和进步。

我们也正在见证着，医学的进步，人类的健康，以及未来的美好。

《手术两百年》，发展的不仅仅是以数字来衡量的“两百年”。

这“两百年”，实际上包含了无数医者“治病救人”的仁厚心愿。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郎景和，继林巧稚、宋鸿钊教授后，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第3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专家，他曾这样说道——

“医学实际上是人类善良情感的一种表达。”

“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像一个深渊黑洞，我们不知道，我们手拿着提灯，我们照亮了一段一段，我们最后可能会认识一个局部，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是求索者，医学也一样。”

这两百年间，我们怀抱着最简单、却也是最艰难的期愿，从蒙昧的黑暗，直到触碰科学生命，才看到了未来的那一束光。

医学的理想是彻底征服疾病，虽然我们离这个目标依然有些遥远，甚至永远都难以达到。

但坚持探索、理性追逐，下一个两百年，或许，我们一定也能改变世界。

本文作者：阿呆

刚出生一个月的依依即将接受打开心脏的手术。

——当时孩子得了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话，我们全家人都蒙了，以为孩子没救了，他说这个孩子在三个月内手术必须要完成。

据统计，今天每1000个新生儿中约有六到八个患先天性心脏病，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通过手术校正畸形。与常人不同，在依依的心脏上，两条本应分别长在左右心室的动脉大血管全部长在了右心室，现在医生要通过手术纠正这个错误。

——肺动脉扩张很严重，小孩肺动脉的压力还是很高的，主动脉弓是正常的，小的动脉导管，其他器官也是正常的。

接下来他们要在依依9毫米直径的细小血管上均匀地缝上30针。

——基本上就头发丝那么细的针，如果我们最最复杂的手术算100分的话，他（这个手术）基本上可以达到90分左右。

六个小时后，医生将依依先天错位的血管重新缝合到正确位置，一场手术改写了依依的命运。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张海波：所有的先天性心脏病应该说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们现在就是心脏跟正常人结构完全纠正得一模一样，我们称为解剖性的救治。

今天的医生已经可以非常从容地救治一个复杂心脏畸形的婴儿，仅仅70年前，人们还不曾在心脏上做过手术，这样的发展速度令人震惊。心脏外科是所有外科专业分科中最晚才开展的领域，在心脏上做手术究竟有多难，一切都要从心脏——这个人类最神秘的器官讲起。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世界上第一例打开心脏手术的发生地，也是世界心脏基础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实验基地之一。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可视化心脏实验室负责人保罗·雅索：这里是明尼苏达大学的可视化心脏实验室，如你所见，我们对动物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使用高钾停跳液让心脏迅速停止跳动，把它切下来插上管，让它在这里复跳，这的确非常奇妙。

这是一颗猪的心脏，通过生化手段和电刺激，科学家们将它重新激活，得以观察到心脏的工作模式。在自然界中猪的心脏跟人类心脏不论从功能、结构还是大小上看都最为接近。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可视化心脏实验室负责人保罗·雅索：这是我们的一种视频内窥镜，随着我的推进，可以观察二号屏幕。在二号屏幕上，你可以看到心脏内部的样子，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心肌组织，当我转动它，再往前伸进，你就可以看到三尖瓣。我继续在心脏内推进内窥镜，现在我进入了右心室，在右心室内，我可以看到前乳头肌。

瓣膜此开彼合，保证血液朝一个方向不会倒流，瓣膜打开和关闭时响起的声音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心跳。跳动的心脏就像一个设计精良的泵，有着最高效率的泵血机制，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带动体内的5升血液在总长96000公里的血管中循环。一方面心脏有节奏地跳动是我们生命的象征，但另一方面，这与生俱来的跳动却成为外科医生无法逾越的障碍。

19世纪末外科学正在经历着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柳叶刀已经深入人体的四肢、腹腔，甚至大脑，但是对于胸腔内的心脏，外科医生的态度却要谨慎得多。在大量的手术实践中，医生提出了外科手术的两个前提：手术刀触及的器官必须静止、手术视野清晰无血，这两个条件是外科医生可以冷静思考，从容开展手术的前提，但在心脏上动刀恰恰是这两个原则的悖论。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盛寿：因为你心脏停跳之后，你这个人体的氧的交换就停止，血液动力学就停止了，所以氧的交换也停止了，这样带来整个人的生命的活动就无法维系。

突破来自一位加拿大医生比奇洛，也许是受加拿大常年冰天雪地气候的灵感刺激，比奇洛做了一系列动物的低温麻醉实验。他发现体温下降，身体对血液氧气的需求减少，血流变慢，心脏有可能出现短暂停跳，在这个时间内，外科医生可以打开心脏做手术，但是时间最多只有六分钟，比奇洛的方法很快被应用到心脏手术上。丁文祥教授是中国最早做心脏手术的医生之一，他清晰地记得，当时用低温方法打开心脏的场景。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医师、中国小儿心胸外科创始人丁文祥：敲冰敲好之后，摆在那个洗澡盆里面，看温度降到多少了，那么出水。麻醉医生手里面有一个上海牌的那个赛跑（使用）的码表，就说把血阻断了，他就开始报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就这样报，你就晓得已经过了三分钟了，等到过五分钟心里就慌了，看看还来得及吧赶快做。就这样几分钟也只能做非常简单的手术。

在一台台失败的手术面前，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无法给予外科医生充足的手术时间，心脏外科势必只能停留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如何超越心脏手术的时间极限成为困扰医生的首要难题。

2017年3月，62岁的孙凤再次来到北京。15年前，就是在这里，他幸运地闯过了鬼门关。2002年初，孙凤被确诊患有主动脉夹层瘤，这是一种并不常见的致命性疾病。

患者孙凤：做完核磁做出来是主动脉夹层瘤，做完之后问是哪里的，说是拉回去吧，哪儿都不能治，准备后事吧。

孙凤体内与心脏相连的主动脉血管出现了病变，流动的血液不断冲击越来越薄的血管壁，管壁一旦破裂，孙凤就会在几分钟内因大出血而死。在血液冲破血管壁之前用人工血管直接替换主动脉血管是救治孙凤唯一的方法。

患者孙凤：当时第一次手术完寻思不知道能维持多长时间，都15年了，回来又复查，又发现有新的病变，还得做。

手术开始了，就像水管工更换水管前要关上水闸，现代医生要完成这样的手术也要使孙凤身体的血管源头，也就是心脏，彻底停跳。孙凤体内本应流经心脏的血液被管子引入手术台旁这样一台机器当中，本应由心脏承担的工作也被这台机器完全接管。

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主任医师孙立忠：这个过程从过去传统意义上来说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了，这个人就等于是死了。其实没有，他所有的脏器都是在我们的保护之下。

这台机器被称为人工心肺机，是心脏外科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有了它，今天的医生拥有了充足的时间，可以从容地在心脏上做手术，甚至为孙凤这样的重症病人直接替换连接心脏的主动脉血管。实际上早在70多年前，为了突破六分钟的心脏手术时间极限，已经有医生试图设计类似的机器，但研究迟迟没有成功。人们开始怀疑，在手术中让其他设备代替心脏工作的思路存在问题，甚至开始质疑心脏手术的可行性。

就在那个属于机遇与冒险的年代，一个起初被斥为异想天开的想法在黑暗之中给心脏外科带来了一线希望。韦恩·米勒是一位作家，他曾用了七年的时间，写完了他引以为傲的传记作品《心脏之王》。书中讲述的是世界心内直视手术的先驱——美国心脏外科医生克拉伦斯·沃尔特·李拉海的传奇故事。

美国作家、《心脏之王》作者韦恩·米勒：这是一个探寻的故事，一些人认为心脏手术是不可能的，一些人称它是谋杀，它大部分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正是把第一艘飞船送入太空的时候。心内直视最好的先驱和早期的航天员有很多共同的经历，这些年轻的医生从战场回来，带着他们的雄心壮志。

今天，米勒启程去拜访一位老友，他是李拉海传奇人生的一位重要当事人和见证者。73岁的迈克·肖恩住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摇滚乐手。

——我把档案翻了个遍，有很多资料，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你的素材。我本可以找到更多关于你的素材，但我不太清楚。

成为一名摇滚乐手是肖恩从小的梦想，但在他10岁时，这个愿望险些戛然而止。1954年，10岁的肖恩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先天心脏畸形，被送进了李拉海所在的医院。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我经常能在我母亲脸上看到担忧的神情，我在那之后发现，当我母亲很担忧我的时候，她总会有些小动作，她会开始摆弄手指，或者小声嘟囔。然后我回想起在我小时候，她常常有这些担忧的表现。

当时的心脏外科还停留在六分钟的低温手术阶段，人工心肺机研发迟迟未果，没有医生敢为肖恩这样的孩子做手术，等待肖恩的只有死亡。

美国作家、《心脏之王》作者韦恩·米勒：李拉海想朝相反的方向走，他不想用复杂的机器，他想出一个主意：如果你有一个病人，你也可以有一位捐献者，用捐献者的血供应在病人体内循环，你就可以在心脏上面做手术。

明尼苏达大学是当时心脏研究的前沿阵地，学校的档案馆里完整地保存着那段时期各种成功失败的尝试记录，李拉海的另辟蹊径在今天看来依然显得惊心动魄。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档案馆负责人艾瑞克·摩尔：这是一张真实的早期用交叉循环做外科手术的照片，在照片的左上角我们看到在手术台上的捐献者，捐献者正在向病人提供含氧血。我们可以看到病人的血从腿上的管子流出来，接着血液流进了后面的泵里。

这是堪称疯狂的想法，让患者的血液流入捐献者健康的心脏，并由之处理后再输回患者的身体。其间，患者的心脏将处于停跳状态，李拉海将这一方法称为活体交叉循环技术，这位勇敢的医生打算用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为赌注，在低迷的局面中杀出一条血路。

“过去几年里心脏手术快速发展，这个泵处于供体循环和病人循环之间，来自病人的血液会流入这个泵，通过管道被输送回自己的动脉循环，病人使用过的静脉血沿着管道流经这个泵，然后回到供体的循环中，或者进入再循环。”

使用活体的方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却给了绝望中的患者父母一丝曙光。1954年，在患者亲属的支持下，李拉海的想法首次在人体上付诸实践并获得成功。然而肖恩血型特殊，父母无法成为他的捐献者，幸运的是，一名叫霍华德的志愿者挺身而出。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我的确还记得我进行手术的前一天，我记得我母亲请了牧师来给我进行最后的祈祷，我在当时并不明白那是干什么的。在天主教里，人们会在死前请牧师来做最后的祷告，以保佑人死后平安。

“在左边，李拉海在为生病的孩子迈克·肖恩做手术。”

改变肖恩命运的手术开始了。肖恩和霍华德的血管被连接到一起，在霍华德心脏的接管下，李拉海打开了肖恩的心脏。如术前诊断一样，李拉海看到了威胁肖恩生命的心脏缺损，并开始从容地修补。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我猜上帝是会眷顾你的，并为你的未来铺路，事情总会好起来的。

旁人诟病这种技术的最大风险，患者和捐献者同时死亡的情况没有发生，手术成功了。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心胸外科教授莎拉·沙姆卫：我认为交叉循环的美在于它证明了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是可以成功的，同时所有的技术都在进化，他们的结果是合理的。

1954年，共有45个濒临绝境的患者接受了李拉海的活体交叉循环手术，包括肖恩在内的28个病人幸运地活了下来。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这是我的儿子和他的妻子，这是我的孙女和孙子，我基本上以健康的身体状况做完了我这一生当中想做的事情。我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拥有我想拥有的一切。如果不是因为李拉海，如果不是因为陌生人的善良，如果不是因为年轻的迈克·肖恩找到了李拉海医生，让他在那时做了那样一例手术，这些孩子和孙子辈的人也不会来到这世上，我们今天见到的所有的这些人都不会在这里。

李拉海的活体交叉循环技术证明了在手术中用其他设备代替心脏工作的思路是可行的，一度濒临绝境的心脏外科研究得以继续。

1958年，人工心肺机正式研制成功，并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长期以来钳制着心脏外科发展的天然瓶颈终于被突破。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从此千百万的心脏重症病人有了重生的机会。无数像孙凤这样的病人因此受益，这是医生与病人共同的胜利。

它是手术刀最后攻克的人体部位，离经叛道的惊天之举，记录着外科医生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在颠覆传统的冒险中开创新生的史诗，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打开心脏。

美国巴肯博物馆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猜猜看。

——机器人。

——你见过穿在身上的机器人吗？这是个奇妙的电子仪器，你的身体里也有一个，心脏。因为有电，大家的心脏才会跳动。你们可能都听过心跳的声音，就像“扑通、扑通、扑通”这样，每次起伏都是一次微弱的电脉冲，就像是“一二、一二、一二”……

心脏外科取得的突破也为认识心脏提供了更多可能，人们发现，心脏是一团强有力的肌肉，而心脏不分昼夜地跳动则是来自心肌上一些特殊的细胞。

这是起搏细胞，在心脏成形之前，这些起搏细胞就在三周大的胚胎里开始跳动。它们在心肌中产生精准排序的电波，控制心脏的收缩，心脏开始了有节律的跳动。这样的跳动一旦发生紊乱，就可以用电的刺激让它恢复正常。在心脏研究实验室，工程师们正视图将一个胶囊大小的东西放进实验动物的心脏，这是目前世界上体积最小的心脏起搏器，被命名为Micra。

无导线心脏起搏器研发团队首席科学家马修·伯尼：如果靠近看的话，你会发现微型起搏器就在这个壳子里面，当它被放置的时候，这些尖叉会伸出来紧紧抓住心壁。所以它的固定力非常强大而且稳定，一旦起搏器被放置，它会像这样站立在心脏里面。

这种电子植入装置可以通过释放电流刺激病变的衰弱心脏恢复正常跳动，今天心脏已经成为电子植入设备最多的人体器官。心脏不仅可以通过电刺激被激发跳动，作为人体血管的源头，它独特的构造也为心脏手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全球规模最大的心血管病治疗中心，每天有数千名心脏病患者慕名前来求诊，面对各种复杂的心脏疾病，今天的心脏手术在方式上已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脏内科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医师方丕华：有什么不舒服随时告诉我，现在有没有不舒服。

方丕华医生开始了今天的第一台手术，他熟练地将一根细长的导线插入患者的静脉。在X光的指引下，他不断调整着角度直至准确抵达患者心脏内部病变位置，在这里一些心肌细胞的放电正处于异常状态，这正是让患者心脏难受的原因，如果不及时治疗最终将引发心脑血管梗死。随着导线末端隐藏的球囊打开，-80℃的氧化亚氮被瞬间注入，放电的心肌细胞迅速被冷冻消融，患者的心脏也随之恢复了正常。在今天医生可以用这样看起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结合医疗器械的创新介入病人的身体进行这样的治疗，无须全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大面积伤害。介入治疗是心脏治疗历史上继人工心肺机之后第二个里程碑式的发明。同李拉海开创活体交叉循环技术一样，介入技术的开端同样也是由一个看似天马行空的鲁莽冒险开始的。

德国 汉诺威市

在80岁的医学教授乔治·福斯曼的印象中，父亲沃尔纳·福斯曼是一个普通的泌尿科医生，每天和母亲一起早出晚归，在远离城市的小诊所上班，他和家人从未想过，父亲有一天会拿到诺贝尔奖。

沃尔纳·福斯曼之子、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教授沃尔夫·乔治·福斯曼：1956年10月17日，一位先生突然来访，并告诉我们明天会有一件大事情。第二天我们照常上学，忽然从收音机传来消息，沃尔纳·福斯曼先生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直接跟学校说，给我们打了电话，我们可以回家去了。

这一切都开始于福斯曼年轻时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试验。1929年，25岁的福斯曼在一篇论文中读到，有人曾在马身上完成了将吸导管由静脉插入心脏的实验，他立刻决定将这个实验引入人体，因为这或许是一种为心脏注射药品的安全方式。

德国勃兰登堡州的埃尔贝斯瓦尔德市是一个欧洲小城，1929年夏日的一天，就是在这里，年轻的福斯曼开始了自己大胆的冒险。福斯曼用手术刀切开自己的静脉，然后将一根导尿管插入静脉当中，在X射线的指引下，他缓慢地将导尿管推到了心脏位置。此前从未有人这么做过，甚至从未有人这样想过，作为一名医生，福斯曼非常清楚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导尿管在穿过身体的过程中有可能引起出血甚至威胁生命。

沃尔纳·福斯曼之子、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教授沃尔夫·乔治·福斯曼：他告诉过我他对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从来没有害怕过，因为他非常熟悉人体血管和心脏，知道把导管塞进体内会出现什么后果；再者是他曾在泌尿外科工作过，对这种导尿管的使用方法非常熟悉；第三个就是他熟悉解剖。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心导管影像，顺着血管回到血液的源头——心脏，这样的想法被福斯曼先后试验了九次，但当他将试验结果公开，反对的声浪却淹没了年轻的医生。人们认为福斯曼的身体试验简陋而危险，是在哗众取宠。

沃尔纳·福斯曼之子、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教授沃尔夫·乔治·福斯曼：这个是战后我们第一次住在黑森林，1950年我们搬到那里开了一家泌尿科诊所，不是医院，在那里也有手术室，他可以救治病人。

那次试验之后，福斯曼再也不曾做过任何关于心脏病学的研究，超越时代认知的行为带给他的是职业上的毁灭性的打击，终其一生，福斯曼都是一个普通的泌尿科医生。27年后，人们才重新意识到心脏导管试验的重要性。1956年，52岁的福斯曼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没有人知道这迟到的荣誉能否弥补这位开拓者心中的遗憾。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目前所有的心血管介入的诊断跟介入的治疗都是建立在他最早的操作基础上，他开创了一个介入的时代。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盛寿：介入技术的发展使得过去传统的只有通过开心手术才能完成的很多手术得以实现，这个技术本身最终让患者得以受益，同时也促进了心脏外科不能够严守过去的老套路，走那种创伤大的技术，所以促使着心脏外科朝着越来越微创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心脏手术技术的发展，这个时代的医生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解决心脏出现的各种难题，但是这个掌管生命的器官依然还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据统计，全球死亡人数中有30%是心血管病人，面对复杂的心脏疾病，人类依然步履不停。

每年8月，正值香港雨季，这几天10级强台风“天鸽”刚刚过境。21岁的叶沛霖家住香港九龙慈云山，每个月他都会抽出这样一天，横穿大半个港岛前往香港玛丽医院。

心脏病患者叶沛霖：我首先由家里走到公交站，到了公交站需要乘公交到地铁站，有时候我都不敢去上坐满的车，因为都会怕，可能会有一些人下车，太过于拥挤的时候，就会扯到我的生命线，或者弄到我的机（器），所以通常我都会选空一些的车，或者有位坐的时候。

叶沛霖非常小心地保护着自己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旁人并不清楚包里的东西是他的生命动力。

心脏病患者叶沛霖：当我入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已经确诊我有心脏衰竭，当时我已经是无力可以行走，甚至要睡在床上。

遗传性的心脏肥厚使叶沛霖的心脏无法泵出足够的血液，最终导致心脏衰竭。尽管被第一时间列上了等待心脏移植的名单，但为了让他能够坚持到心脏移植的那天，2016年1月，医生决定先在叶沛霖的心脏上安装一个人工心脏。这是全世界最小的人工心脏，它的内部有一个特殊的金属叶轮，在电力驱动下，叶轮的旋转可以代替心脏收缩，将血液泵到全身。这个看似简单的装置其实凝聚着几代科学家的心血。

年轻的叶沛霖无疑是幸运的，他的各项身体指标正好符合安装人工心脏严苛的标准。手术已经过去两年了，他依然要定期进行严格的复查。这根电线一头连接着人工心脏，另一头则连着提供动力支持的电池组。为了避免创口感染，叶沛霖不但需要定期复查，而且每次必须在医生严格的监督和指导下清洁创口。这次检查的结果一切正常，对于叶沛霖来说，这就是很好的消息。虽然携带不是很方便，并且每天晚间需要充电，但他年轻的生命因这个小小的装置而得以延续。如今他一边在学校担任义工，一边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心脏移植的机会到来。

心脏病患者叶沛霖：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我20岁左右的年龄会面对这样一个病，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年的寿命，我不知道我可以再生存多久，当我接受到这些帮助的时候，我都会很感激，所以我现在做的工作，我都是去在学校里面去了解那些学生，用回我的经验，用回我所经历的事，可以同他们一起玩，去关心他们，令他们不要灰心，甚至令他们更坚强。

美国 明尼阿波利斯市

一年一度的全球英雄长跑比赛是全球规模最大、也是最知名的慢性病患者的体育赛事，这些参赛者体内都植入了不同的医疗器械，医疗科技的进步让曾经的心脏病患者也可以参加长跑。他们勇敢接受来自身体的挑战，也传达着健康生活的理念。

从人工心肺机的发明到介入技术的发展，再到人工心脏的直接应用，这是一个异想天开者的世界。在和病魔斗争的过程中，医生要与陈旧的观念对抗，要与匮乏的想象力作战，在无数的障碍、挫折和失败面前，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坚持。

医学是用微弱的光，试图对抗疾病和死亡。

医学是人类守望相助的体现，是人类善良情感的表达。原始人类祖先为了生存守望相助，开始探索，寻找身体和疾病的本质关系，既是救赎他人，更是救助自己。

解剖学，指挥医生的大脑，更操纵医生的双手。

几千年来，在一片蒙昧与黑暗中，在一片世俗冷眼中，医学先驱们用一点点微光来探索我们自身的躯体，建立起人类在这个广阔世界中的坐标。认识自己或许是医学永不停止的主题。接下来，医学将不断冲破黑暗，继续改变人类的命运，这一过程必然艰难至极。

解剖是为了理性认识活着的人体。

今天人类在医学上的进步一日千里，柳叶刀锋已经在人体内无所不及，但这段由先驱开辟的通往真相的探索之路从未被后人遗忘。解剖课依然是医学生们大学时期最基础、最重要的必修课程。

医药器械和工具的不断创新与进步，也都是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同时提高手术病人的生存率。

随着止血、消毒和麻醉被一一攻克，外科学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质疑声中，医学先驱以非凡的勇气、大胆尝试的智慧、必胜的决心，将外科学从黑暗带进光明。随着柳叶刀在开始在人体内攻城略地，手术从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成为治疗领域最炙手可热的新生力量。

从19世纪x射线的发现，到今天的机器人微创手术，在短短200年间，外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手术的边界在医生们的推动下不断拓展。但改变的背后，不变的是医学的本质。正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所言：首要之务是不可伤害，然后才是治疗。这是医疗的原则，也是外科的原则。风起云涌的大外科时代还未结束，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更加深入，手术刀也将向着前所未有的禁区挺进。

人体内最美丽的星空——大脑

从人工心肺机的发明，到介入技术的发展，再到人工心脏的直接应用，这是一个异想天开者的世界。在和病魔斗争的过程中，医生要与陈旧的观念对抗，要与匮乏的想象力作战，在无数的障碍、挫折与失败面前，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坚持。

从神话到现实，从觊觎力量到共享生命，移植是20世纪医学界最伟大的突破之一，也是人类相互救助的巅峰。它连接生死，由死而生。外科医生用缜密的思维与超群的想象力成为跨越生死的连接中不可缺少的桥梁。随着更多研究的突破，一切不可思议，或许都将在不远的未来发生。

自从诞生之日起，人类关于生命奥秘的探索就从未停止，而外科学也在人类这永无止境的探索自身和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前发展。从把病人绑在手术台上敲晕或者灌醉到精准麻醉，从痛苦难忍的烙铁止血法都可以精准操作的手术机器人，从盲人摸象般的开腹探查到纤毫毕现的医学影像和显微镜。两百年来，作为医学之花的外科学次第开放。柳叶刀向着身体内部长驱直入，创造出了一个个生命的奇迹。医学的理想是彻底征服疾病，尽管我们离这一目标依然遥远，甚至永远难以达到。但在科学与理性的引导下，怀抱着对生命的巨大热忱，今天的我们已经站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并且将继续奋斗。我们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两岁的帅帅即将离开父母的怀抱接受神经外科创伤最大的手术。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单永治：这个孩子（大脑）的左侧半球整个是一个大范围的发育不良，正常四个脑叶有三个脑叶有严重的明显的异常。

帅帅出生后被诊断患有癫痫，大脑半侧的异常发育导致他频繁发病。现在，医生希望通过手术抑制逐渐恶化的病症。定位、划线结束，坚硬的颅骨被打开，灰白色的大脑显露出来，一场难以置信的手术开始了。九个小时的精细剥离，帅帅病变左脑的三分之二被切除，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帅帅不仅不会因此丧命，那些因手术而暂时丧失的身体功能，也将在未来逐渐被留下的右脑取而代之。神经外科手术是外科领域最为尖端的年轻学科，它是人类试图用人脑医治人脑的极限挑战，作为人体最神秘的器官，直到今天，大脑的秘密仍未全部被揭晓。

距离拉斯维加斯枪击案（2017年10月7日）已经过去一周，这起疯狂的随机性枪杀案共造成59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凶手的犯罪动机成为媒体和普通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凶手叫史蒂芬·帕多克，没有任何案底记录，很神秘，但可能出生于一个非常自恋的家庭，我们正在尝试寻找他杀人的原因。

詹姆斯·法隆是一名神经生物学家，他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已有一段时间，10年间，他研究过数以千计精神病患的大脑，这些人当中也包括一些和史蒂芬·帕多克一样的极端杀人犯。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在这里进行试验的实验对象或者患者、罪犯被带进来后会被注射非常低浓度的放射性物质，然后进行扫描，就是我身后的。

通过长期的对比研究，法隆发现，许多恶性罪犯存在共性，他们大脑中的与自控力和同理心密切相关的额叶和颞叶部分脑功能低下。法隆推测，正是因为部分大脑功能的缺损，让这些罪犯缺乏道德意识，没有共情能力，最终导致了犯罪行为发生。

实际上，人类的任何行为、情绪、习惯都和大脑有着超乎寻常的紧密联系。大脑是人体最复杂、最精密的器官，有着和其他人体器官截然不同的外观，它柔软易碎、交织着无数细密血管，作为意识的源头，大脑大约包含有1000亿个神经元细胞，这一数量与银河系星体的总数相当，众多的神经元组成的网络指挥着我们奔跑、进食、躲避天敌。尽管已经获得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但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关于大脑我们仍然知之甚少。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我认为大脑仍是我们不太了解的地方，我们知道它的工作原理、生理结构和联系，但是我们如何从这些神经回路进入意识的一个大问题仍然是一个谜。因此，最根本的事情是未知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对它的看法是，我们还一无所知。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良辅：世界上有500钟以上的脑病没方案解决，我们脑子的神经细胞像天上银河，脑子的传导束像电线一样，可以绕地球四周，这么小的脑子，有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结构，目前很多搞不清楚。

实际上，对于大脑的探索并不是现代科学特有的产物。在遥远的过去，人们已经在试图通过一种极具危险性的行为来探寻大脑和疾病的秘密。1992年，在一处5000年前的考古遗存中，工作人员发现一个独特的人类头骨。

在头骨的枕骨处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孔洞，这个孔洞呈正圆形，直径大约为3厘米，边缘相当光滑。

经过医疗影像设备的检测，工作人员发现，圆孔的边缘有新的皮质层形成。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成伟：它这个缺损程度，跟我们刚做手术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它边缘已经完全光滑了。

这说明头骨的主人曾经在圆孔出现后继续存活了一段时间。史前人类能够在头骨破损的情况下存活，这一信息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一发现并非偶然。实际上，在北非、欧洲和俄罗斯，考古学家们都曾发现过类似带有圆形孔洞的人类头骨。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颅骨环切术是人类最早开展的手术之一。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那个时候的医生是巫医，所以也许有的他有病或者癫痫或者是抽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不舒服，巫医会认为是有鬼魂附在脑子里了，所以要开个洞，让鬼魂出去。

毫无保护措施的年代，巫医或许只能用石器将头颅打开，用炭末或者热沙来消毒，用植物的汁液来止血，用酒或者一些具有镇定麻醉作用的植物来止痛。尽管风险相当高，但因为伤口较小，一些人还是在接受手术后存活了一段时间，手术能否成功与巫医的勇气和技艺相比更重要的是患者的运气。

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直到20世纪初，这一情况仍未得到改变，当时的世界，方方面面都孕育着巨变。X射线、无菌术、止血与麻醉技术的出现使得外科手术逐步成为医学进步的主导力量，一个个辉煌的胜利逐渐出现。但对于当时的神经外科医生来说，这种能够品尝胜利喜悦的机会少得可怜。打开病人的头颅，一直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

德国手术显微镜专家德克·布鲁纳：因为它们（脑部病变）都太小，所在区域太深，你看不到它们；如果你看不到它们，你没办法有效地治疗处理。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那时神经外科手术的死亡率是80%，为什么？一方面是由于感染，另一方面由于出血，大脑血管丛生，大脑手术总是伴随着大量出血，难点还在于确定疾病的位置。

受制于人类对大脑认知的局限以及技术条件的落后，神经外科的进展极其缓慢，直到一个医学天才横空出世，一切才发生了改变。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哈维·库欣研究中心负责人特里·达格拉迪：他们都是哈维·库欣的病人，有时候我看见一个试图微笑的孩子的照片，你能看出来他们正在与脑瘤或其他疾病作斗争。这些照片看起来很压抑，这不仅是肖像，这是正在承受重大病痛的人的肖像。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哈维·库欣研究中心负责人特里·达格拉迪正在将这些照片底版分类整理，逐一扫描，上传到数据库中。像这样的照片底版，哈维·库欣研究中心共保存有一万多张。除此之外，这里还收藏着一些手术记录，以及700个装有肿瘤与大脑标本的玻璃罐子，它们都属于上世纪（20世纪）初被誉为神经外科之父的医学天才哈维·库欣。

从医之初摆在库欣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准确判定为大脑病变的位置，尽管当时穿透力极强的X射线已经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但由于只能清晰显示骨骼，这种新兴的诊断方式对大脑这样的软组织无计可施。库欣中心收藏的这些照片、档案和标本见证了当年库欣为定位大脑病变位置所做出的努力。这是一张拍摄于1910年的头部X光片，片子的主人叫伦纳德·伍德，是一名患有脑膜瘤的美国军人。在X光片中，伍德肿瘤的位置完全无法辨认。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最终他去找了库欣，他打开颅骨，他知道肿瘤长在哪里。库欣是怎么找到肿瘤的？因为伦纳德·伍德的症状出现在左手，库欣知道刺激大脑的肿瘤在右脑的手部反射区，移除肿瘤，他就在那里打开颅骨，移除肿瘤。

库欣很早就发现脑瘤发生的位置与某些身体部位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他花了大量时间去检查每一位病人，将他们的肢体症状记录下来，拍照存档，分类整理，寻找它们与肿瘤之间的关系。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脸是我们身体中最能反映状况的部位，其次是手，手能看出一个人很多的身体问题，患有肿瘤的病人手也很大。从病人第一次来开始记录他们的体表特征，这对诊断很关键，并在他照顾病人期间持续为病人拍照，他可以一直了解病人的身体变化，直到病人痊愈或死亡。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库欣提出了颅内肿瘤的诊断、分级和分类方法，正是依靠这种方法，库欣找到了伦纳德·伍德的肿瘤，并将其切除。除了可靠的诊断方法之外，库欣还解决了很多神经外科手术操作的基本问题，让脑部手术的死亡率从90%降到了8%。

今天，两种脑部疾病以库欣之名命名，很多大脑表面的良性肿瘤都因他而拥有了治疗方法。然而，库欣总结的常规诊断方法并不能保证100%的准确率，要想让手术的死亡率降得更低，医生必须在术前直接看到大脑内部的情况。

赖敏丽今年34岁，由于突发脑出血，她在丈夫的陪伴下从福建来到北京，准备接受治疗。

患者赖敏丽：就觉得要昏迷还是怎么样，有点模糊了，就是看东西、看人，知道你这个人，但是我看不清你的脸那种感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硕：两年多，她已经发生过三次颅内出血了，大家知道颅内出血其实非常危险的，在死亡线上走了三次了。

无须打开大脑，也不必总结归纳，这些灰白色影像就是医生的诊断利器。影像结果显示，赖敏丽的大脑中部分脑血管杂乱、密集地交织成了一个畸形团。正是这个包含着动脉、静脉的混乱血管团让赖敏丽部分脑部血流压力变得异常强大，甚至冲破血管，造成几乎致命的脑出血。赖敏丽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动静脉血管畸形，并被安排尽快接受手术。今天，脑部医学影像已经成为神经外科医生的第二双眼睛，它们可以帮助医生看到患者大脑内部正在发生什么，而这正是哈维·库欣那个时代的神经外科医生梦寐以求的。

这段珍贵的资料展现了数十年前人们为了看到大脑所做出的努力，医生为病人的大脑注入一种用于血管显像的药水，让脑血管在影像中凸显出来。接下来，医生将病人捆绑在座椅上，进行180度的旋转，通过多张不同位置X光片的组合来观察患者的大脑，寻找病变的位置。拍摄角度越多，医生就可以越清晰地看到患者的大脑情况。沿用这样的思路，在库欣去世后近30年，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出现，医生终于有机会清晰地看到人类大脑内部的影像。

这是当今世界最高端的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机之一，它拥有目前世界最快的检查速度与最高的检测精度，只需0.4秒，机器内部的探测器就可以接收到穿透人体的众多X光束，形成5000层X光切片。虽然每一张X光片只能展示一个切面，但如果将这5000层X光片组合在一起，经由计算机合成，就可以把病人的生理结构精确完整地展示出来。

德国医疗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专家弗洛尔·托马斯：使用X光检查我们可以识别关节以及一些和周围组织对比差别很大的部分，而一些对比度低的部位，如肿瘤和血管则完全看不清楚，而断层扫描能清楚地看到每一个断面，不会重叠成阴影，因此我们可以很精准地区分血管肿瘤与周围的组织。

不仅仅是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随着科学家的努力，核磁共振、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等更多检查手段相继出现，在它们的协同帮助下，今天的脑部医学影像已经超越诊断的层面，可以在手术中协助医生进行各种复杂操作。

赖敏丽的血管团摘除手术正在进行，在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影像的帮助下，医生正在通过手中的导管将一种胶状栓塞药物沿赖敏丽的动脉输送到病灶处，提前对血管团的主要供血血管进行血流封堵，以排除术中大出血的风险。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你看这个蓝圈这个，这就是那个血管畸形团，把这块切了以后，这个（神经）传导束呢还保持非常完整，所以术后应该不至于损伤那么厉害。

通过数据融合，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与核磁共振等影像技术共同构建出一个虚拟大脑，让医生可以在术中直观地对赖敏丽的大脑进行观察。两个多小时后，巨大的畸形团被切除，伴随了赖敏丽三年的不定时炸弹消失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的出现不仅是对神经外科，它应该说对医学界，而且不仅是对临床，包括现在脑研究，可以说是个划时代的、是个里程碑的（贡献）。它推动了医学或者是神经科学的发展。

外科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始终同基础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这一点在神经外科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显著。人们认为当医生看到的越多，能够做的也就越多。但有些时候，结果并没有他们预料的那么美好。

上世纪（20世纪）40年代末，一种叫做额叶切除术的脑部手术开始在美国风靡起来，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手术可以治疗部分大脑精神疾病。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手术，整个过程只需10分钟左右，甚至无需专门的手术室，医生只要用一个类似冰锥的锥子通过眼窝底部插入患者的大脑，然后前后挪动锥子，切断额叶神经，手术就可以宣告完成。额叶切除术风靡的10年间，美国共实施了4万到5万例此类手术，许多人因为严重的大脑损伤失去了语言能力、行动能力，甚至无法自理。最终，额叶切除术被叫停，人们深刻意识到，神经外科手术的任何操作都不应该以牺牲大脑功能为代价来进行。

患者梁浩：每个人每一本书里面都有不同的世界在里面，因为每个人思想是不一样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已经够痛苦了，后面发现原来还有比我更痛苦的还有好多人。

不久前，25岁的梁浩终于有了大把空闲时间读书，三个月前，梁浩被诊断为脑干胶质瘤，这种生在于脑干深处的高度恶性肿瘤很快让他丧失了自主行走的能力。现在，梁浩来到北京天坛医院，希望世界顶级的神经外科医生可以帮助自己切除肿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张力伟：我们举个例子（肿瘤就是）这一大堆草，上面压个石头把那个草要压死了，你把石头搬掉这个草就只要有一点点，它还能够恢复。但是你恰恰是长在里头了，就像树根扎在里头了。

尽管被告知手术过程极其危险，且术后复发的可能性极高，但在反复权衡之后，这个25岁的年轻人还是无法放弃希望。颅底脑干手术是神经外科界公认难度最大的手术，复杂程度难以想象，脑干位于大脑深部，掌管人们的呼吸、心跳等重要功能。大脑深处密布着全身最重要的神经传导束和神经核团，还有两条供应脑部血液的重要动脉从此经过，手术空间往往只是分毫之间，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呼吸和心跳停止。今天，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可以在不伤害大脑重要组织的情况下进入大脑的最深处，直接进行手术操作，而这在半世纪前都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这是人体最美丽的宇宙星空，藏着人体最深处的秘密，从亘古探寻至今，只为将它看得更清，在精确的毫厘之间打开禁区之门，这就是手术两百年——攻入颅腔。

伊斯坦布尔，横跨欧亚两大洲的知名古城，在伊斯坦布尔的亚洲一侧坐落着土耳其最大的私立医院之一——叶迪特佩大学医院。每个工作日，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都会出现在这里，这位92岁的老人或许也是这个世界上仍在工作的最年长的神经外科医生。

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我的人生从18岁开始，现在92岁了，这70多年不到80年都在医院。这是我的职业，我的工作，70多年来我一直都在研究这个（大脑），这个一点也不容易。

由于年事已高，亚萨基尔已经不再亲自做手术，但他每天仍花大量时间观摩学生图尔的手术。

土耳其叶迪特佩大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图尔：现在我和亚萨基尔教授几乎每天都一起做手术，他一两个小时一言不发，然后一说话，并且当他明白我所想尝试做的事情是比较难的时候，他就会开口。他点到的问题都很关键，并会对这场手术有着至关重要的贡献。

和哈维·库欣一样，亚萨基尔也是一位天才型选手。1924年亚萨基尔出生于土耳其，后来，前往欧洲和美国留学，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

耶拿，德国中部城市，耶拿的这家光学博物馆是德国唯一一座以光学为主题的博物馆。在这个经过改造的19世纪光学加工车间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逼真地演示当时的透镜工匠们制作显微镜片的工作情景。300年前，随着显微镜诞生，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就被大大拓展，毫不夸张地说，是显微镜造就了现代医学的今天。最终，这一光学领域的重要成果被引入了外科手术。

德国手术显微镜专家德克·布鲁纳：在1953年，我们制造了首台商业显微镜OPMI1号，这就是和一位耳鼻喉科医生合作的成果，这种显微镜的目的在于它能为医生提供更好的光照条件，放大成像，以及移动过程中的操纵能力。

新生的外科显微镜很快就引起了亚萨基尔的注意，上世纪（20世纪）60年代，在进行大脑解剖实验时，亚萨基尔就发现，利用显微镜的放大作用，医生可以通过大脑褶皱间的缝隙——脑沟抵达大脑中的任何部位进行手术操作，并且将大脑损害降到最低。

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大脑的结构，我说过有成百上千亿的细胞，甚至更多，这还只是神经细胞。此外，还有其数量十多倍的其他细胞，还有很多很多。出现显微镜之后，就可以进入大脑的任何部位进行手术了，在大脑里面做手术更轻松了。我们根据大脑中脑脊液流动的路径（脑沟回），可以轻松进行手术。这些是最基本的工具，这样的操作是不可以的……

经过大量的大脑解剖联系，1967年，亚萨基尔完成了世界上首例显微镜下深入大脑的动脉瘤手术，对病人直径仅有两毫米的血管进行了吻合，显微神经外科就此宣告诞生。今天，包括严重的脑血管动脉瘤、大脑恶性肿瘤等可怕的致命疾病都需要通过显微神经外科手术进行治疗。亚萨基尔的努力让成千上万的脑部疾病患者拥有了新的希望。

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我们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我们的大脑不仅要解救自己，要解救每个人，我们需要准备好，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今天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已经达到了前人无法想象的高度，在梁浩的这台难度极高的颅底脑干手术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一种新型荧光染料的提前注入，让与梁浩脑干交织生长的肿瘤组织在显微镜下的术野中呈现出了独特的黄绿色荧光，医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开启显微镜的荧光模式，使其协助辨别正常组织与肿瘤的位置关系。手术结束，但由于胶质瘤恶性程度很高，肿瘤未来复发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张力伟：脑干肿瘤可能如果单从外科治疗不是根本性治疗，它可能只是说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患者）哪怕有暂短的两年三年这种快乐，对人生的一种新的看法，我们也会要尝试、要努力，让他能够得到这些。

——实际上你看，你现在其实恢复得挺好的，你还有什么小一点的愿望吗？

——我想徒步去趟西藏。

手术后的梁浩还需要进一步的康复与治疗，等待他的还有很多未知和挑战。

年轻的神经外科学，注定会充满无数难以言说的伤痛和告别，患者的痛苦、无奈与对生命的渴望激励着一代代神经外科医生孜孜不倦地寻找着真相。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神经外科国际会议

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神经外科医生正在分享应对颅底脑干等大脑深处病变的最新经验，研究颅内诊疗的前沿技术，在大脑这个复杂的结构中解除病患是全世界神经外科医生面临的巨大挑战。在医生的努力下，一个全新的神经外科领域正在开拓。

我们的大脑中，不仅有脂肪、血液、水还有电，这些遍布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就是电源的所在。它们此起彼伏，发射信号。清醒时，大脑产生的电量在10到23瓦之间，足以点亮一只灯泡。

美国亚利桑那州太阳城健康研究所遗体与脑捐献部主任托马斯·贝施：所以说大脑目前的运作方式远远超过我们所理解的范围。大脑有非常复杂的电路结构，甚至比电子线路都要复杂，因为电子线路总有开开关关，但人脑里的连接每时每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有上百万、甚至是数十亿种连接方式。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我们对大脑知之甚少，大脑整体就很神秘，但是我认为，神经外科正在与神经系统科学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大脑。

大脑通过电路传递信号，维系着我们身体的运行，控制着我们的行为，一旦发生紊乱，信号受到影响就会引发各种神经系统疾病，影响全身。今天的科学家发现，借助一种电刺激的方式可以改变大脑中的错误信号，新的治疗理念应运而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第八期的帕友收音机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晚秋，我是成千上万的帕金森女病人之一……

50岁的帕金森症患者晚秋，每天晚上都会在家里通过网络进行广播，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广播帮助到那些陷入抑郁的帕金森症病友。在中国，向晚秋这样的帕金森症患者有200万左右。在他们的大脑深处，由于一些电路的放电出现异常，身体上出现了难以控制的肢体震颤和僵硬症状，严重时他们甚至会吞咽困难、失去行走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患病14年，晚秋一直依靠为数不多的特效药维持着正常生活。如今，药效已经无法控制逐渐严重的病情，晚秋决定尽快接受手术治疗，改善目前的困境。晚秋正在接受的手术被称为脑深部电刺激术。

这根直径仅在微米级别的电极，就是医生应对帕金森症的最新手段。手术中，医生并不会切除晚秋大脑中的任何组织，而是将通过两个极小的钻孔向大脑中紊乱放电的部位植入两根电极，电极产生的高频电刺激将改变脑内相应核团的放电模式，改善晚秋的肢体震颤。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宇清：现在右手抖得厉害是吗？1、2、3、4，大拇指去找那四个手指头……

为了确保手术不会影响到病人的语言和对话功能，医生对晚秋进行了局部麻醉，在手术中，这样的对话会不断进行。沿着事先设定好的术中导航路线，辅助大脑中不同位置的电信号被转换成不同频率的声音，医生操纵微电极逐渐向目标病变挺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宇清：现在给你开机了，有不舒服告诉我……

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伴随了晚秋14年的震颤消失了，在这场手术中，哪怕一毫米的操作误差也会产生迥异的结果，正是因为医生的不断探索，人类对于大脑疾病的治疗才有了更多的可能和选择。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你就应该特别特别地敬畏这个大脑，你要敬畏它的时候，你就要仔细地去了解它，你只有越深越细地去了解了它，你才能够去把握它，或者是小心翼翼地不去损害它。

荷兰皇家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迪克·斯瓦伯：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的寿命也在延长；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大脑也逐渐衰老，随之而来的阿尔兹海默症等其他脑部疾病都是我们下一代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若想为他们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弄清楚病症来源，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预测科学的发展，比如说脑科学，总是有能彻底改变一切事物的新技术、新的发现，这也是科学的伟大之处。每天早上，我们科学家醒来都会浏览前一天这个领域发生的变化，我们都会发现令人吃惊的东西，我觉得预测不了科学的发展，不能预测的事情有很多，正是由于神秘才让这个领域非常有趣。

作为人体功能最为复杂的器官之一，大脑决定着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凭借非凡的意志、耐心和气魄，外科医生用大脑赋予的智慧挺身而出，攻入颅腔，向大脑疾病带来的病痛、无助和死亡勇敢宣战。然而，关于大脑的秘密仍没有全部揭开，神经外科手术所能达到的极限也无人可知，这是一场至今没有看到尽头的挑战，了解人脑就是了解自己，在不断的自我认识中艰难前行，这或许就是医学发展的终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