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嫌疑人

成功入围第79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日本电影《第三次杀人》，是由是枝裕和执导的心理悬疑片，福山雅治饰演律师，役所广司饰演杀人案中的被告，广濑丝丝饰演受害者的女儿。这是是枝裕和1995年凭《幻之光》获得金狮奖之后，时隔22年再次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威尼斯电影节将于9月9日结束并揭晓最终奖项，《第三次杀人》是否能够再次擒获金狮将是很大的悬念，而无论结果如何，影片将于影节结束的当天在全日本公映，同时面对日本本土观众的审视。
昨天，为影片上映以及冲刺威尼斯造势，东京银座苹果店邀请了影片导演是枝裕和与人气编剧坂元裕二（出品《东京爱情故事》、《最高的离婚》与《四重奏》）以“透视”为主题进行了对谈，两人就《第三次杀人》与《四重奏》的相关性展开了交流。
坂元裕二问是枝裕和：演员是在写剧本的时候就考虑了吗？“如果是我的话，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是枝先生呢？”“基本上是声音，根据声音去写”，是枝裕和导演这样解释用福山雅治演律师，役所广司演杀人犯时的考虑。
是枝导演说：“我不太了解役所广司的性格，所以我把他设定为杀人犯；但我很清楚福山雅治是一个相当聪明与开朗的人，我把他设定为一个好人的时候，就想要加上一点坏的地方，让人讨厌的地方，这样故事发展会比较有意思。”
还有，是枝裕和提到他第一次看到役所广司先生表演杀人犯的神级演技时，完全被震撼到了：“看到役所广司先生表演的一瞬间，我一度有不安，这真的是我写的那个人物吗？我再次审视了剧本，我不觉得是我写了这个剧本，因为看上去这就像纪录片一样的真实，役所广司先生作为一个演员好到让我觉得恐怖的地步。”
坂元裕二也表示同意“在塑造虚拟人物的角色时，具有一定演技的演员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优秀的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会爆发出相当有趣的演技，通过这些小小的积累，最后才会导出相当有趣的戏剧性。”
然后是枝裕和导演也向坂元裕二询问了他最近的作品《四重奏》：“怎么样看《四重奏》中松隆子的演技？实际上，松隆子在舞台上的表现力是最厉害的，我想其实在电视上，她的能量是不太能够被释放出来吧，但是在这部戏中，她表现得非常好，在四个人中是压倒性的存在，这和她的背景悬疑很有关系，她也正是从这点出发去塑造人物的吧”
坂元裕二也大赞松隆子，“的确，松隆子是日本最棒的演员，她笑起来能够让人非常的安心。”“松隆子是这样的演员，无论你给她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故事，她都能非常准确的反馈给你，所以从一开始，我在剧本中就完全不需要为她而去特意怎么写。”
《四重奏》在播出时引起了网络上很大的话题性，是枝裕和问坂元裕二，“当时其他三个演员在剧集发展到后半段的时候，知道最后的结局吗？”坂元裕二回答说，“谁也不知道，这点和《第三次杀人》非常相似。”《第三次杀人》中役所广司扮演的杀人犯之谜，是枝裕和导演称“创作手法非常意外，从某种角度而言，非常类似于《四重奏》中塑造谜一样的松隆子那样。”

事实上，是枝裕和曾经在以前的媒体报道中称自己早就是坂元裕二的迷弟，非常关注并喜欢他的作品，他此前曾拍过一部名为《DISTANCE》的电影，讲述奥姆真理教地下铁沙林事件后，作为加害者的教徒遗族如何继续生活的故事。但他拍着拍着发现无法驾驭这个议题，就搁浅了。当他看到坂元裕二2011年的电视剧《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时，发现坂元裕二把他做不到的事情以电视剧这样的载体完成了。






《第三次杀人》
这是一部以法庭为舞台的心理悬疑片，求胜心切的律师重盛（福山雅治扮演），作为辩护律师为杀人嫌疑犯三隅（役所广司扮演）进行辩护，三隅在30年前曾经有过杀人前科。这次被指控他杀死了解雇他的工厂厂长，并且纵火烧尸。三隅自己也认罪了，并且认为直到死他也不能忘记自己犯下的罪行，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桩必败的辩护案件，但是当重盛面对三隅这个人时，总是觉得一定有隐情，三隅杀人的动机太不充分了，他为什么要杀厂长，他真的杀了厂长吗？当重盛将目光转到三隅身边的关系人之后，将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解开理清之后，事实的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这是一出震撼人心的法庭心理戏。
影片的其他演员包括广濑丝丝、满岛真之介、市川实日子、松冈依都美、桥爪功、齐藤由贵、吉田钢太郎等。
影片已经入围今年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正式竞赛单元，角逐金狮奖。
日本公映时间为9月9日，日本院线当天与之对决的影片是诺兰大神的《敦刻尔克》，而黑泽清的《散步的侵略者》也是同一天上映。

结尾处，福山站在十字路中央，抬头仰望.... 应该是导演寓意司法将何去何从。

其实整部影片导演都有展现司法的各个方向，罪犯、辩护律师、检方公诉人、法官、陪审团... 司法的各个职能层面间的较量，导演都有通过各个人物来展现，可惜影片整个节奏过于缓慢和压抑，导致观众可能无法好好感受和梳理里面的脉络。

30年前，杀人犯三隅犯事被抓，当时的法官是桥爪功饰演的角色（辩护律师福山的父亲），他将三隅的罪行归结为时代的过错，提出问题 “人为什么会犯罪？” 他的观点是一个人是否会犯罪从小就决定了，可能和我们的“3岁看到老”有点类似，他自责到如果那时候没有对其网开一面，就没有现在30年后这起命案了，从中不难窥探，福山的父亲，当年的法官是觉得一个内心藏着“杀戮”基因的人，第一次犯案，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应该被原谅，他们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但福山并不同意父亲的观点，30年前三隅还给他父亲寄过卡片，穷凶极恶之人是不会给法官寄什么卡片的，但是后面有给到答案：三隅自述当年寄卡片是听从了当时的辩护律师世津的建议... 从律师的角度，这么做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争取从轻判决。这里导演试图刻画辩护律师的形象，就像福山饰演的角色 重盛律师那样，他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关心案件的真相，而是怎么样的“故事”能帮助被告获得最轻的刑罚。

重盛的律师事务所，一次常规的案件谈论，同事间聊开，有人说道:“同样是杀人，如果受害者有过错或者劣迹斑斑，那么罪犯就会显得不那么十恶不赦，会很大程度上争取到轻判”，换句话说，如果受害者也不是什么好人的话，那感觉就是活该被杀，凶手反而有种替天行道的感觉。至此，导演其实一点点的再给观众抛出问题... 一个接一个。

关于三隅一次次的改变口供的问题，影片一开始，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狡猾的罪犯，已经有了前科还去犯事，每次见律师都那么淡定，偶尔谈笑风生... 一定是个心理素质过硬的死变态吧。但慢慢推进剧情，我慢慢明白了导演的用意：三隅只是一个载体，司法公权力的拉锯战，全通过他来直观展现。

30年前，辩护律师建议他寄卡片，他照做了... 30年后，他对司法流程更熟门熟路了，知道受害者的女儿 咲江 会当庭作证，免不了要说出自己遭到受害者（其生父）性侵的事实... 三隅觉得那会令其再一次受到羞辱，为了保护她不说出性侵的事情，三隅突然更改口供坚称自己没有杀人！法庭方面突然乱了阵脚，因为所有说三隅有罪的证据也仅仅是他自己的口供而已，现在突然翻供，检方公诉人说，按流程是需要重审。但突然有人在检方耳根不知说了什么，检方公诉人突然就顺着法官老头子的意思，不重审了维持对三隅之前的“抢劫杀人”的罪名来判。

我虽然不懂法律法庭的那些工作流程，但看到这里，不免觉得，想必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做事空间”的吧，真相怎么样，他们也不会太在乎，只想快快把这件案子了结，工作也好速速结束。

被害者是雇自己的厂长，虽然平时有克扣工资等剥削劳动力的问题，但退一步讲，受害人毕竟还是给了三隅一份工作，应当心存感激，不过在得知厂长和老板娘在赚脏钱：每月一次的面粉造假，以及性侵自己的女儿，简直禽兽不如。在与三隅谈话得知这一点时，回到律所，连作为辩护律师的福山也突然失控摔起卷宗怒斥：父亲做成这样也活该被杀... （虽然说这样的话，身为辩护律师是相当不职业的）不过，导演这么处理，我觉得很妙，恰恰传达了无论是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 虽然各自立场不同，但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是有情感的。

对三隅来说，法院怎么判决他也不怎么在乎，突然说自己没有杀人也只是为了避免证人咲江说出不堪的往事，对他来说目的已经达到，他心理也多半知道法庭方面也不会改变判决，三隅更多的有种自我救赎在里面，就像他自己最后自述的一样，他说只要有自己的地方都会有伤害与不幸，他不该被出生，能想到即使已经在狱中了，也要去拯救一个无辜的人，他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 （看到这里突然想到太宰治）。

不知道这个影片为什么分数不高，在我看来是个很棒的片子，其实本来没打算写影评，太沉重了，如果你把它当一个犯罪推理片来看，就输了。导演是想展现一个罪犯内心柔弱的部分，人为什么会犯罪？每一个犯人都是十恶不赦的么？司法真的是像它的天平图标那样公平么？是不是有一些人生来就可以决定另一些人的命运？....

太多这样的问题砸向我们。

关于真相，每一个观众心里都有一个版本，我的版本是三隅和受害者的女儿咲江共同犯罪，而三隅想保护她，自己一个人来担当了。三隅家空着的大鸟笼，福山去家里找线索的时候发现了，三隅的说法是鸟死了就埋在了后院，小碎石摆成了十字架的形状，福山好奇用树枝扒开，发现不是一只鸟，原来好几只鸟一起死了... 三隅的解释是他觉得放它们自由它们在外面的世界也活不下来... 最后，透露心声说有放走一只金丝雀，这边导演是有隐喻有人逍遥法外了吧，放走的那只就是咲江。

END

原本要打四星，豆瓣评分这么低，只好打满，拉拉平均值。

以我入门尚不足的日语水平，也看得出是“第三次杀人”，何以翻译成这般读不通的片名？

不知道是不是野心促使，一个不太认识的是枝裕和，捧出一场罗生门似的戏码。上来就是结局，一层层铺出去，一点点反转，却越看越不信任自己。苦难、愤恨、杀戮、审判、救赎、怀疑，以为是黑泽明附体。

但还是熟悉的是枝裕和，互为支架，稳固的叙述线；绵密、饱满、也含蓄、会留白的台词，一如既往不多半句废话。还有旁蔓而去的各条支线，互相纠缠变成爬满一座大楼山墙的藤蔓，数不尽的话题。

从女检察官、同所律师、退休法官、退休警官等等嘴里，不时蹦出一段金句，以为是要讨论的议题，然后发现只是质问和自问。

更不用说双主角之一，作为话题围绕的杀人嫌犯，役所广司贡献的是出神入化、深邃不见底的神级表演。令人想靠近，又令人觉得恐惧。

不太理解评论一直的声音是在说是枝裕和如何走下坡路。反正我看来，他的状态一直很稳定，且还在不断尝试新题材、拓展风格的外延。

第一凶手应该就是役所广司，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角色完美地立了起来，也让这部电影更有质感和艺术价值，对得起导演是枝裕和的良苦用心。

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高明的表现技法。传统的推理片，大家会推测凶手是谁。或者有些指明了凶手，让观众去推测他的杀人动机。这部片开头，便将役所广司杀人的画面公布于众，但随着情节的层层推进，观众会发现已经认罪的他，不断在细节上说谎。随着性侵、造假等一系列事件的公开，凶手究竟是谁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役所广司也开始了惊为天人的表演。推测他的说谎动机，成为了一个最大看点。

而福山雅治作为役所广司的辩护律师，两人的飙戏也异常精彩。福山雅治代理这桩官司，显然在道德上要遭受一定程度的“审判”，但正如玲所说的“法庭上没人会讲真话”，法律终究不看事实只讲证据，福山雅治利用一切手段希望能够为役所广司减刑……在发现了性侵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原本就胜券在握了，这时在那次开庭后不久，出现了一个“惊天大反转”……

役所广司突然不认罪了！他反问福山雅治，到底相不相信他，并在崩溃中说出了“真相”……那一段表演看得我都快窒息了，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挣扎，显然不符合所有逻辑。相信观众看到此处，被折腾了大半天的他们，也会近乎崩溃，这简直不啻于在绵长的刀锋上踏刃而行……

但这一段妙就妙在，役所广司用一种惊为天人的演技，几乎把观众都要欺骗了，让我们甚至误以为凶手另有其人，让我们真的以为他是冤枉的了。个人觉得，这段表演放在电影史上，都堪称一次能够留名史册的演出。这一出的设置究竟意欲何为，相信福山雅治和役所广司隔着玻璃的那段对白，给出了一个最接近于“真相”的“真相”，让这部电影有了一种令人沉醉的高级质感。

役所广司不是没有想过求生，正因为想过，所以才会动摇，才会在细节上说谎，才会让辩护律师想尽办法让他改判无期。但他内心更大的绝望，来自于对这个没有真相的世界，以及个别人动辄就能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下，他人性所发出的最后一丝光亮，便是尽全力保护好命途多舛的玲，不希望她再遭受任何一丝的伤害了。也正是在这种想法的左右下，他最终说服了自己，用一种近乎崩溃的表演，骗过了所有人，决意赴死。

这不是一部推理片，这时一部人性和法律碰撞下，开出的一株绝望之花。你用推理片去看它，可能不会很喜欢。但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它，会觉得是枝裕和还是那个是枝裕和。 那么玲有没有参与到这桩谋杀之中呢？答案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各种细节上的暗示，都能让观众得出一个她在场的结论。而后，结合役所广司的说谎表演和动机，也从另一个层面“出卖”了玲在场的事实……至于她在这桩谋杀案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那就永远无人知晓了。

要理解是枝裕和的新片《第三次的杀人》，得先来看看两位主演役所广司和福山雅治的关系。现实中他们都来自长崎，而在影片里他们都来自北海道，这份实在的同乡之情是他俩走向互相理解的桥梁之一。

役所61岁，福山48岁，是一个大哥哥跟小弟弟的年纪，有一个可供扭转的交流空间；30年前，律师重盛（福山雅治 饰）的父亲帮了三隅（役所广司 饰）减刑，这份情谊也成了重盛与三隅之间的联结。如此的背景关系设置，成为他们长达7次的密室对谈的基本铺垫。

说起来，是枝从来都无意于把一个故事讲得多么惊人，他只是找到相对有代表性的时间场合，去探查人的状态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信认真看过他前作的观众，会发现看完后记住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其行动与细节只是帮助我们去重建这个人物的有形表现。因而，本片根本也算不上推理片，拿它和其他推理大作进行对比是徒劳无益的。对是枝来说，各个题材下包裹着的还是他一直最关心的主题：家庭亲人间的羁绊。这个羁绊是决定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如何塑造的关键。

就像片中重盛的父亲，虽然只出现了一场戏，但他的言行很好地说明了重盛这个吊儿郎当的性格正是跟他学来的。福山雅治平时上节目也是很爱开玩笑、很俏皮的人，所以他举手投足之间，那种一本正经里略带着不以为意的味道是到位的。尤其是在事务所里，他跟同事们常常都是吃着小零食聊着各自的小喜好，只把律师的事当工作，而没有认真对待案子的真相及后果。他对律师职业的看法，跟《胜者即是正义》里的古美门研介（堺雅人 饰）一样，只是性格没有那么夸张。

有其父必有其女，在这里说的倒不是吊儿郎当的性格，而是寂寞无助。三隅的父亲因律师工作疏于和他相处，三隅也因律师工作疏于和女儿相处（也只出现了一场戏），并且还离了婚。如此，做律师似乎并没有帮他实现什么价值，反倒还令他妻女相散。这个状况与他和同事们精致的装扮一对比，让他看起来就是个“成功”的人生loser——与是枝以往作品里的男主本质上是相似的。

他在为高难度的犯罪案件做辩护的过程中，得到的是将法律作为游戏来取胜的奇怪乐趣。这又间接指出，法律就像一位父亲一样，逐渐训导着它体系下的律师，让他们只见庭内的言语争斗，不见庭外的社会人性。其他各式各样的规矩中，抹去人性都是最大的特点。

由此，才引出了本片两条真正的主线：规矩与实施者间的关系、代际间的关系。本片名为《第三次的杀人》，其实是对于同一杀人案的三次不同供述。其中第三次几乎逼近真相，即是被害人之女咲江（广濑铃 饰）常遭父亲性侵，三隅和她一起杀了这个父亲。此后，实际上还有第四次的“没杀人”，三隅再度翻供，看似是为了保护咲江，不让她出庭讲出那难堪之事。但我非常怀疑这四次供词都是掺杂着谎言的部分真相，片中也提到了“盲人摸象”这个寓言故事，它直刺重盛这样的人。

在逼近真相的过程中，那两条主线关系是解密的两把钥匙。每一次重盛调查得来的线索，在三隅口中都有了另一番解释。而他根据自己信奉的规矩，每次都尊重这位委托人的说辞动机，从而又在法律的规矩中去寻求辩护的对策。仿佛他是一个呆板的规矩实施者，没有“重盛”这个人本身的存在。

直到倒数第二次，三隅问他信不信自己而不是尊不尊重说辞，重盛颤抖了。这一路探来，他身上僵化的东西如北海道的雪一般融化。不管这一次三隅有没有杀人，我想说他都是一个好人。因为三十年前，他杀人是出于贫穷，没有人性地屈服在社会运转的规矩下。他感恩于重盛的父亲帮他减刑，使得他出狱后能碰到咲江，从她身上弥补自己身为父亲的未尽责。明白过来的他，才有足够的力量逐步去扭转重盛的想法。

这一把钥匙，又引向了第二把钥匙。诚然重盛找到的一些线索是重要的，但最关键的能打开这个案子背后之门的还是代际间的关系。在他幡然醒悟不忍落泪的一刻，我们也应该重新审视这整个故事。

是不是“有些人生来就是该死的”？重盛、三隅和咲江都觉得是，只是他们各自的理由有所不同。同时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想的，那就是三隅并未真正露面的女儿，最后给他的一句话“希望父亲快点去死”。他们三人的女儿都恨父亲，程度不一。或许咲江的父亲也是对家人极度不好，以致咲江终于忍不住杀了他，留下十字印迹。这个谋杀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那性侵的事可能是捏造，也可能为真。

被监禁三十年出狱的三隅，在咲江身上找到了父女般的快乐，这个快乐跟她与被害生父之间的不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重盛在北海道查案时，梦中想象重盛与女儿打雪仗的快乐，自己也加入了进去，这又跟他与女儿之间的不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重盛、三隅、被害者身上的三对父女关系，在案情展开的抽丝剥茧中，让重盛从吊儿郎当的状态里开始认真重视起法与罪、爱与恨的本质。更要紧的是，他意识到自己不该只遵循法律的、伦理的规矩，不该只在女儿出事时才作为家长的身份出现。虽然称为父女，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应像一对亲近的朋友，有如最后重盛和三隅之间那样。

最后细想回来，在两位主演的滔滔不绝、貌似说了很多之下，被害人的妻女作为这三个家庭里唯一完整出现妻女组合，那不多的言语之中才蕴藏了最重要的看不见的东西。（请在观看时一定要注意她们的戏份）当然，要看见这看不见的东西，前提是有那滔滔不绝的内容做比照。片尾，重盛面朝艳阳，像三隅和咲江抹去自己脸上血迹一样，也抹了一下自己的脸，这是全片中他唯一一次触摸到自己。

《第三次谋杀》是今年的惊喜之作。此前并未关注过是枝裕和先生的作品，多是道听途说。今天所见，可谓震撼。是枝先生作品从一个极小的切口透视出复杂的结构，层次丰富但表现出来却十分简练，仿若朝深潭中投下石子，瞬间的涟漪给你一个关于全局的提示，但所谓全局却深不见底，片子看到最后其实也只是给了观众一个可以一直思考下去的主题，而没有确切的答案。

以下是笔者一些个人拙见，并无意作出任何追根溯源的拷问，当然也无意自以为是解答疑点。

暂且不说影片的表现手法，先分析下剧情中的几条线索。主线索一，嫌疑人三隅谋杀食品厂厂长，偷窃厂长银包，认罪，翻供，否认罪行。主线索二，律师重盛起初旨在证明三隅谋杀厂长的动机在于钱财，且真正推动杀害行为的主谋是厂长的妻子，三隅只是帮凶，这样一来对三隅的量刑就会从死刑变为无期，这对于律师而言就是成功，似乎理所当然是被告一方都期待看到的结局。重盛身为律师并不关注绝对的事实真相，有限的真相亦可带来合理的判决。其他线索：厂长常年性侵亲生女儿，厂长妻对此视若无睹；三隅有谋杀前科，因此做过三十年牢，错失了女儿成长的过程，女儿三十六年未见过三隅几次，对三隅怨恨在心；三隅从小贫寒，直至中年依旧拮据，因此参与食品厂伪造食品标签、以次充好的欺诈行为中，并从中获取私利，此事只有少数人知道。

三隅一定杀了厂长，但不是为财，也不是剧中故意误导的为了解救被父强奸的少女，而是为了自救。因为在三隅自己的观念里，他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他的第一次谋杀，动机不得而知（片中并没有明示），但在律师重盛的父亲法官重盛的判决下，他得到了较轻的量刑。剧中老重盛对此有解释：当时从轻判决，是因为那是1986年，人们很容易相信人性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失业者众多，黑帮用高利贷击垮可怜的人。结合日本八十年代发生的大事，例如奥姆真理教事件，不难想见当时社会动荡的程度。没有判三隅死刑，所以时至今日他又杀害另外的人，法官老重盛对此反省。这是剧中第一次挑战现代司法中对死刑的避免。

后来借由三隅之口，一个人若是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做了恶行却仍然可以毫发无损地活着，这对于那些什么错事也没有做却无缘无故死去的人才是最大的不公平。到这里，避免死刑的现代司法不足以实行正义的立论基本建立，但不止于此。律师、检控官和法官三者的讨论和一个谋杀案置于现代司法体制中需要走完的流程才是对何为正义的第二次模糊。犯罪嫌疑人被鼓励认罪，理由不是他应该认罪、更不是正义，而是这样做他可以不用死。在这样的逻辑下，认罪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认罪只能让法律从轻量刑，却并不能使嫌疑人真正忏悔并得到内心的救赎，因为事实上人们还是会认为他有罪。只有被杀死，或者被判死刑，才能让三隅得到内心的平衡。认罪本应该给人救赎，但是他认罪，却只能让他带着负罪感继续毫发无损却又备受煎熬地活着。这不是能够拯救一个人的正义，而是制度定义的正义，这种正义下，人无法决定自己是死还是活，我们只知道想活的人被迫死去是不幸，却不曾意识到强迫一个想要死去的人活着也是一种不幸。废除死刑对于一些人而言是人道的，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却是最不人道的折磨，甚至是对他实现自我救赎的阻碍。除此之外，厂长女儿想要说出自己不堪的经历，免去三隅死刑的态度则代表另一种对正义的误解，即不顾当事人意愿的伸张正义只满足了自己的正义感而无益于当事人。另一个细节亦印证了片中对正义的解读：三隅将自己所养的五只金丝雀杀死，故意放生了一只，尽管不知道这长期被关于笼中饲养的鸟重返自然能否成活。后来已有一只鸟在最后飞到三隅牢房的窗前。这里其实是一个隐喻，笼子象征监狱，金丝雀出去更加难以生活，看似是一条生路，其实是一条死路，但放生的人却会说，放生给了鸟重返自然的机会，但在笼子内比在笼子外好过活，就像剧中三隅所说，人在监狱里反而可以诚实做人，出去了却还得不断做恶才能勉强活着，这里既涵盖了三隅的第一次谋杀，今次犯罪，也暗指厂长伪造食品标签的行径。为了活着，不得不做龌龊的事，甚至犯罪，这是现实。犯了罪的人想要通过认罪获得救赎，但现代司法体制下，认罪成了某种策略和工具，成了一种权宜。尽管结果都是犯罪者受到惩罚，但这样的体制所定义的正义，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和公平。这便是三隅坚决认罪，却不断更改口供，以至于最后否认罪行的原因。他所认定的正义必须给他足以令他感到公平的判决，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得到救赎，认罪导致的是不公平的宽恕，只有不认罪才能让他得到他认为自己应得的惩罚，也就是死。他不能自杀，因为一个人自己并没有权利对自己进行判决。

笔者在回想剧情的过程中，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厂长妻并没有说假话，邮件记录确实是厂长借用她的手机发出的。所以并不是厂长妻子指使三隅杀害厂长，而是厂长本人和三隅说好让三隅杀死他，三隅之所以应了这场交易，是因为他通过杀厂长既可以对伪造食品标签、强奸亲生女儿的恶行作出判决，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的谋杀行为本身又可以使自己得到判决。顺利的话，两个作恶多端却至今苟活的人都可以通过死得到救赎。

三隅的第一次谋杀发生在1986年，第二次谋杀是对食品厂厂长，第三次谋杀则是对他自己。突然发现隐藏在片名中的深意。

影片中还有很多细节暗示了这个中心思想——认罪的结果应该是正义的判决，正义的判决应该带来救赎，正义即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的手段。如多次出现的十字架：案发现场，金丝雀的埋葬地，影片最后律师重盛所伫立的十字路口。

除了以上关于内容的部分，是枝裕和作品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叙事视角和对基调的把握。全片的视角极为客观，完全以第三人称展开叙事，这从一开始的俯瞰镜头，和三隅跟律师重盛对话的侧面取景中都看得出来。同时，影片全部采用青灰色调，冷静、客观，近似纪录，这种处理使得作品的复杂性表现为形式上的简练和内容上的深彻，就像一杯搅动的浑水，沉淀后泥水分离，透彻而不单纯。

与是枝裕和之前的所有作品相比，《第三度嫌疑人》讲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虽然凶手在开场第一分钟就宣告现身，但扑朔迷离的动机和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硬生生地将悬疑留到了最后一秒（也没解决）。在如此空前丰富的情节空间下，是枝裕和终于得以立体，全面又郑重地将他对时代与社会的针砭作为立意来表达，而不是在《步履不停》，《如父如子》乃至《海街日记》中那样，将锋芒深深地埋藏在温情脉脉的感情戏之下，而这也许是拍出《无人知晓》的是枝裕和一直以来的夙愿。然而吊诡的是，《第三度嫌疑人》最终没能完全扯下身上类型片的外衣，最终成为了是枝裕和的作品序列中，显得最远离现实的一部。的确，当Saki讲到儿童性侵，母亲讲到食品掺假，而所有的事件都“附身”到社长死亡疑云的那一刻，应该再也没有人会把这个故事与所谓“真实”往一起进行联系了。

这是因为导演的立意本身与现实偏差了吗？显然不是。可以看到的是，影片不管是对司法实质的追问（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不说真话），对人与人信任的考验（这些都不重要，你到底相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并没有杀人），还是对社会乱象的控诉（儿童性侵，食品掺假）都是深刻且发人深省的。同时更难得的，是导演充分运用了悬疑片翻转丰富的情节，表现了事件的多方立场和人性的多个侧面，并且用含义丰富的机位与符号化的镜头和意象——对的，我在说的是那个律师与疑犯重影却不重叠的，取消正反打的机位，那个律师站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俯拍，那个十字架坟墓和那只并未出现的金丝雀，或许不止这些——千头万绪却井井有条地表意。最终的结果，是影片中并没有黑白的人物与分明的对错，从而体现出如同真实事件一般丰富的层次与质感。比起某些从人物立体性，到情节丰富性再到场面调度的创意性全都乏善可陈，索然无味，却也能靠题材和所谓致敬拿奖无数的热门作品来说，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然而，出色如斯，也只是“如同”而已。悬疑类型的选择固然可以带来情节复杂，高潮迭起的效果，也必然会有相应的代价。当是枝裕和破天荒地完全抛弃了自己《步履不停》以来，以情感和时间作为动力的叙事形态，转而以悬念与转折，亦即本质上，情节与事件来推动电影，他便悲剧性地陷入了好莱坞式的叙事逻辑，人物转变为工具，场景坍塌为舞台，情节简化为节奏，时空与现实相隔绝，从而失去了批判性表达的力量，其结果是，上文所提到的，针砭时弊、锋芒毕露的种种，都被繁杂的情节和悬疑的迷雾所构成的迷宫困在了镜头里面。两小时过后，能够在观众心中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个亦真亦假的都市传说，还有到底也不知道谁是凶手的烦闷了。

从此再看，也许是枝裕和如今所暴露的问题，并不代表他水平的下降，而是一直贯穿在了他的作品序列中。从《步履不停》开始，人们就赋予是枝裕和“小津传人”的评价，或者说是期望。然而，这种传承更多意义上是题材上的，而不是风格上的。小津的真正价值，或许多一点是在于他的“禅意”，那是一种蹲伏机位，对称构图，情节上自我重复，连角色名都不愿意改变的“仪式感”。他对现实的把握，从一开始就不是侯孝贤式的，或者一般看客想象中的“直接再现”，而是以风格将现实重塑，并在电影中传递的“再生”。是枝裕和，或其他任何的谁，都永远无法传承这种仪式感。然而可惜的是，是枝裕和在《步履不停》中所表现出的，对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所处空间中弥漫的，家庭关系和情感纽带的“气氛”的敏感性，在其之后的作品中逐渐地消散了。在《如父如子》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两个不同背景的家庭生活状态，而在《海街日记》中，则是乡下同父异母的小妹融入姐姐们的生活的过程。事件与矛盾冲突所泛起的涟漪偷偷地打破着以前“时空中弥散的情感”的纯粹，但凭借着情节本身的简单平缓，导演仍多少有施展的空间，可到了《第三度嫌疑人》这里，事件的发展如此扑朔迷离，以致于片中所有的角色都如此忙碌，连好好地坐一坐，走一走的时间都没有，又哪有气氛与情感可言呢？

从本质上说，是枝裕和赖以与小津所“对应”的风格，与好莱坞式（或者说，电视剧式？）的事件驱动是相矛盾的。而对于《第三度嫌疑人》这样对社会现实有极大关照的作品，风格化又是抵消类型化叙事虚假性，还原电影影像的真实性力量的必要手段（看看去年的《好时光》与《希望的另一面》，再看看前年《不成问题的问题》和更之前的《我不是潘金莲》），没有了武器的是枝裕和，又如何能打穿摄影机内外，最终将自己的关照投射到现实中呢？如果有些诛心地讲，是枝裕和也许从一开始从没看出他一直在大师的门槛前踌躇，难以登堂入室的核心问题：他所拥有的风格与特长，是无法像阿巴斯、侯孝贤、哈内克们一样，直接激发出影像的记录特性和真实力量的，而是需要有其他的方法将真实“生成”于影像之中。这种方法自《步履不停》之始就付之阙如，在其后的作品中则都被温情的面纱所遮掩，而如今，也许是直面这个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