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2012

看完《1942》的心情，用复杂这两个字来形容比较恰当。不可名状，又难以言说。
电影由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部报告文学体的中篇小说全文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戏谑的口吻描述了1942年河南饥荒的部分场景和国民政府在决策前后的心理动态。让教科书上金科玉律似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小记忆”之间做了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但是，1942这部电影，个人觉得它存在的价值和所引发的思考，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纵线——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

影片由两条主线构成
1，老东家等人避灾——逃荒——流亡的路线与过程
2，国民政府灾前——灾时——灾后的表现与转变。
老东家的人物形象，用善恶是很难定位的，影片开始放任自己的二少爷欺辱花枝，接下来又打算报告县令捉拿城下求粮的灾民，他称不上是一位善人；逃灾途中求法庭保护栓柱，又分给花枝一家粮食，尽管并非心甘情愿，却也不至冷漠无情。临近陕西途中，他还不忘安再置土地，安定富足后再重回家乡，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家本位思想浓厚、有着基本是非道德观念，又有些自私自利的封建地主形象。随着剧情不断向前推进，儿子在家被灾民强盗刺死、儿媳抱着孩子饿死、老伴悄无声息地离世、最后的相伴——自己出生不久的孙子被自己闷死，老东家在身体上被饥饿摧残的同时，还受到心灵上的双重打击，让他一次次由希望陷入绝望之中，最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死了好啊，早死早解脱”。灾难不仅让他放下了自己的身段，退去了种种的外物，变成渺小而悲惨的普通灾民，也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地主在灾难面前显得那样无能为力。这样的情节与形象，让我们一点点在心理上接受老东家这个角色，并对他的遭遇更多地转化为同情。
在影片中，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把救灾作为国内的第一要务，而是更多地刻画战争局势是如何的严峻，怎样的刻不容缓。要么是通过河南省政府转述得知，要么是通过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似乎更应了刘震云书中的那句，也是影片开头：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蒋委员长在中国舆论和国际声誉的压力下，终于决定开始救灾，我们看到下级象征性地处分了一批官员，还强制要求灾民充当看客，我们又看到当时粮价疯涨，负责发粮的商家接替官员中饱私囊，灾区各机构论辩不休。虽然控诉了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没有像以往电影那样的盖棺定论，我们看到李培基主席的一心为民，也看到蒋介石一方面担心国际战事，一方面想要爱民如子，力求言行统一。客观全面地展现了当时腐化的国民政府。

夹杂在影片中的四条支线：
1，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灾区跟踪报道；
2，张涵予饰演的牧师信念的动摇；
3，范伟饰演的老马由厨师到流动法庭又变回厨师的过程；
4，国内各界的捐款救助。
白修德这一人物有其确凿的历史原型，刘震云的原作中有几段引用当年白修德的报导，面对河南灾荒的场景，白修德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很费解。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制衡的原则让政府的首要存在价值即是为公民服务。当他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理念基础的政府来对比时，他不停地抛出这样一个疑问：他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作为？张涵予饰演的牧师开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相信逃荒途中的伤亡是因为他们缺少主的信仰，他不停地游说民众，施舍并传教，在死不瞑目的大娘面前，他感到疑惑，在亲眼目睹一位小女孩在他面前被炮火炸成碎片后，他开始动摇，在询问上帝旨意与恶魔罪行孰高孰低后，他的信念彻底坍塌；范伟扮演的由厨师到法官的角色，，所主导的流动法庭一直随着灾民，维持着某种完全不成形的法律秩序，直到被入侵的日本兵又把他变成了他们的厨子。即便国内实业家愿意捐出一半的家产救助灾区，在发送过程中，仍无法保证能够全数到达灾民手中，河南的灾情并没有任何减缓。
主线与支线的交织
当我们跳出这个环节，宏观地来看这部电影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是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两条主线分别象征主体和受体，四条支线则是对主客体的相融与补充。福柯的权力哲学中这样写道：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1942年的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象征这种权力的存在，而当这种权力没有被真理，或者说是知识所支配时，就只能沦为一种残酷的暴力统治机器。众多线索交织在一起也表现出电影的主题之一：即在政府这个主体不作为的情况下，记者，教会，流动法庭，实业家捐助，也就是其所代表对应的舆论，宗教，司法，慈善。都不能为灾民这个受体的生存环境作出改变，充其量只能是技术理性时代的某些修补。
而且其自身也存在着种种问题，白修德为获取新闻几次深入险境，对话蒋介石困难重重，还面临着封锁消息限制人身自由的风险；脱离当时现实缺乏群众基础的教义，牧师非但没有让别人接受，也毁掉了自己的信仰；可笑的流动法庭，缺乏专业素养的法官，外憨内奸，外强中干，最后只会屈服于日军的刀下；有着爱国救民之心的实业家，救灾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粮款也终将流入他人之手。

贯线——1942中的两个深层次矛盾
1，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
影片和原作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句话很明确地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区分开来。墨子说：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斡旋在世界最华丽的舞台，他们极力争取国家命运走向的权力，签订合约，参加会议，出席着最高级的宴会，享用着最丰盛的菜肴，而河南逃荒的灾民则是在荒郊野外停留，一步步逼近死亡的边缘，一次次由希望再次陷入绝望。在这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缩视成为国家内部阶层的断裂。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间。简单划分的两个阶层不光在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上有如此巨大的悬殊，强势群体还时常对弱势群体进行欺辱：士兵抢夺灾民的粮食钱财，不法商贩从赈灾款项中抽取各种各样的好处费，陕西军官驱逐灾民的入境火车。影片对于这两个阶层的刻画是各有侧重的，对于上层阶层影片主要刻画其腐败，成规，结党营私，同流合污的官场，对于下层阶层则避免了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利益争端，更在个体内部之间展开。当这个社会的断层不断加大，扭曲，逐渐失去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契合点，国将不国。

2，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
在原作中，我们看到结尾详细地描述到被日军放粮拯救了的最后灾民，成了日军的乡亲，他们为日军指路，为日军抬担架，甚至为日军参军。影片中则极力淡化这一情节，仅在河南省主席回答蒋委员长的询问否定这一事实的情节中提及。在这点上，反对的两个倾向是，一赞扬，一批评，即不赞扬日军，因为日军侵华是整个事件的大背景。同样，河南灾民接受日军的粮食并为也不该加以批评。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这是每个人在绝境面前都会做出的选择。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然而当所谓的“义气”，道德建立起的秩序瓦解，人的社会性消失时，当血缘纽带组成的种族群体关系消失时，当特殊情况下人性退化成基本兽性时，再谈什么民族，什么大义，就是用意识形态对个体进行道德绑架，要饿死还是做汉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军侵华，导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是现代性扩张的暴力和冷酷；国民政府不顾百姓死活，既是前者的影响所致，也是和前者一样，是在同一逻辑路线上的结果，这同一逻辑无非现代性控制对社会的粗暴和无情，而蒋介石是在这个逻辑里面思考，自然会做出那样的决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展现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以人类自身功能观念意义上的一种良知。


纵贯线的契合点——1942结尾

我们纵观整部电影，可以从中看到河南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从老东家和瞎鹿家的逃荒过程中，家本位和血缘亲疏的思想也随处可见。这与中国素有的家天下传统相关。在影片的结尾，老东失去一切亲人，失掉信仰，脑海中只有“走下去”的念头绝望地回转时，碰到那个同样失去全家人的小女孩，简单却有力的对白，简短却温暖的两句称呼，融化了所有的冰冷和绝望，让素不相识的的两个人成为家人，让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段情节彻底升华了影片在巨大灾难下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主题：星星从自诩为一个高贵的女知识分子，忍痛杀死自己心爱的黑猫，烧掉珍视的书籍，最后为了家人卖身；不从二少爷的花枝为了孩子屈身于栓柱，让“一天的男人”主动卖掉自己，自动临走前给栓柱换上更暖和的棉裤；栓柱为了“一天夫妻”的承诺四处找寻孩子，死于日军的尖刀之下......当传统的血缘关系在亲人的不断死亡和离去中结束，一种以爱心和责任为主的现代认知诞生，一种超出血脉维系的传统纽带的心理认同被建立。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间的矛盾探讨在此时显得无关紧要，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纷争也在这里变得微不足道。这种现代的方式将逐渐使旧规则瓦解，从人与人的交际起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体系，安定，和谐，友爱。即灾难在摧毁旧有秩序，摧残人性，使其混乱倒退的同时，也于无形中孕育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时代文明。我想，这是电影众多线索汇聚成最后想要表达的主旨，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文明源源不断的所在。

几条暗线的存在
1，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同盟国处于不利境地
2，蒋介石炸花园口事件导致河南受灾
3，国共合作下的军阀混战阴影


纵贯线再评价——冯导的诚意与电影的不足

冯导近几年的作品质量都较高（或许夜宴除外吧），对于这部影片，笔者并不觉得是在扣道德帽子，或者所谓的什么发国难财。
从影片的拍摄过程来看，宣传的报道是所有主演都为参与此片而节食减肥，这是让人称赞的敬业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冯导没有为参演的两位好莱坞巨星修改剧本，增添戏份，不是让剧本随着明星改动，而是让这二位融入电影剧本的文化体系中，饰演影片的配角，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向好莱坞巨星低头的国产电影会是好电影，两位巨星没有突出亮点的表演就是其表演的最大亮点。

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1942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启迪意义，一方面普及文化知识，让人们了解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深思，在当今时代，既不能放弃思考中国繁荣的真正动力，也不能站在远处，漠视个体的价值。

从影片的细节上看，李雪健被迫贿赂时，他背后墙上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很具讽刺性；日军给栓柱食物时，前面是馒头，后面是尖刀，如此逼迫就范，寓意很深。

从影片的监制上来看，冯导很少将主线人物刻画成脸谱形象，很难用好坏将他们定位，同时也尽量避免用宏大叙事的笔法刻画一些展现民族气节的英雄，而是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流离失所，情感变化，在灾难下尽显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更具有真实性。

但是，影片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企图穿插多条线索，力图全景式地刻画人物，难免在剧情铺张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1，饥荒描写上略显不足，战争场面描述过重。在原作中对灾民的食物，最后的生活处境有着很详细的叙述。或许是对人性的一种秉持，或许是碍于现行的审核制度，电影中在这些场景上大多是一掠而过，没有详细刻画最后的食物是如何的难以下咽，又是怎样如毒药一般令人痛苦，易子而食等惨绝人寰的场景则在电影中被删掉，而用了许多镜头来表现日军空投导弹造成伤亡，血肉飞溅，尸横遍野的场景。由于国内的战争片数不胜数，所以大家对片子中的战争，炮火场景已然不是特别感冒。虽然是为了突出日军侵华这一背景前提，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让影片缺少了张力。

2，宗教主义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按照前面的分析，宗教作为四大支线之一，烘托主题并加强剧情悲壮效果。但是天主教派的教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1942年天主教徒在民国属于小众，外国的视角已由时代记者白修德充当，这里的西方宗教视角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也无法形成较大的影响。

3，高潮不够突出，起伏止步于音乐。很多人看过电影都会有相同的感慨。笔者觉得影片最后的高潮应该是河南灾民在日军放粮后成为所谓的“汉奸”，然后在此时唱响人道主义的悲歌。但是影片令人意外地删掉了这一情节，只是在李培基向蒋介石转述的情节里提了一句而已，这或许也是碍于现行审核制度的原因。另外，影片的节奏虽然整体给人一种微强烈的震撼感，但是似乎总是还差一点什么，是剧情与音乐之间缺少空白与渐进的过渡。记得影片音乐正式响起的第一个情节，是老东家房子被烧的画面，一种无言的凄凉。这个画面前本可以有更多老东家环视周围和表情刻画的镜头作为过渡，让观众有更多的时间追随人物的情感变化，但音乐突然响起，切断了这一桥梁，让高潮随着音乐而来，又止步于音乐，也让影片的音乐具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去年春天，还冷的时候，我的好朋友裤子在三联书店旁边的雕刻时光请我喝了一杯咖啡，喝咖啡之前，我终于在三联买到了苦苦寻觅已久的《刘震云精选集》，因为里面有那篇在当时并不是很著名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

喝完咖啡，后劲很大，回去之后就把这本书看完了，看到凌晨一两点。坦率的讲，这不像是一部小说，更像是一种纪实文学，虽然作者本人并没有经历过那惨绝人寰的一九四二年，但里面写到的，我相信它们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

后来，听说冯小刚要把这一年拍成电影，我便开始深深的为他发愁：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种背景，这样一段历史，这样一个总局，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部电影——能原原本本的还原出那一年的本来面目吗？它在残酷性上堪比余华写的《菜人市场》，却又包含了一些有意思的所谓政治在其中。

所以，今年电影一上映，就去看了。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那段历史值得回顾，跟张国立和陈道明无关，跟钢琴师和肖申克无关，跟冯小刚也无关。

电影围绕了一个富裕的河南家庭展开，开头几分钟，有点像《活着》和《白鹿原》的感觉，但紧接着，它就开始成为了《一九四二》。那是一段多么惨痛的历史啊，人命如草菅，那么一大群人，走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死了！

近年来，几乎每一部关于近代战争的电影都掺杂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部电影也不例外。但冈村宁次的一句话却让我几乎感谢日本人，他说，饥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中国人。他用粮食收买了一些饥民，与中国军人做斗争。在那个场景下，活着，确确实实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入戏很深，几乎融入到了那个世界里，所以看到红着眼睛的野狗撕扯着路边死尸的时候，确实吓了一跳。小说里似乎还提到了卖人，但小说里的卖人和电影里的卖人是不一样的。电影里的人被买走，还能活命，哪怕是受尽耻辱的活着。但小说里被卖掉的人，几乎全被吃掉了——没人愿意吃掉自己的家小，只好卖掉自己的家小，换来一丁点钱，去食用别人的妻儿。——感谢冯小刚，没有拍出这么残忍的镜头，否则观众一定会做噩梦的。

我虽然是个喜欢亲近小动物的家伙，但远远没有苛刻的“动物保护主义者”那样招人讨厌，尽管如此，看到地主的女儿为了给刚刚生完孩子的嫂子找口吃的，把逃荒路上坚持养下来的黑猫给人宰掉，并且平静的说“一会煮好了给我喝口汤”的时候，我那不值钱的眼泪还是不知不觉流下来了。

再次流泪，还是关于她，这个曾经的大家闺秀被人卖到妓院，服侍贪官，端着盆为他洗脚的时候，几次弯不下腰。贪官说你把盆放下吧，她哭着说“爷，我吃的太饱，实在。是蹲不下”——这个时候，许多观众不合时宜的笑了起来，不知道是他们太残忍，还是我过于入戏了。

而结尾那一段，几乎没有任何煽情的场景——除了最后徐帆和张默在茅草丛里换棉裤的时候响起了音乐——我的心里却一直在悲伤。为那个时代的河南人，以及蒋介石。他太不容易。最后一次不知不觉的流下眼泪，是结尾时的字幕出现了“1949年，蒋介石战败，退踞台湾”。

我们都知道，《少年Pi的奇幻漂流》很好看，不过它和《一九四二》不属于一种类型。在毫不犹豫的为前者打满五颗星的时候，真的有必要狠狠的给后者一个大差评吗？

固执与偏见是一张需要撕破的蒙脸纸，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细数一下，我们到底有多少次在没有探究真相的情况下让一种来源于别处的态度在自己心中先入为主？这样不好啊。

欢迎关注：@天亮天黑

打我记事起，我姥爷吃饭就特别干净，他总是用馍把盛菜的碗擦的干干净净，干净到那碗都不用刷，直接放碗橱里就行。如果有剩饭剩菜，都是他的，也不分什么菜式，都放到一个碗里，他扒拉扒拉就吃完事了还会说还有没有剩菜了，都给我，别倒掉！以前他年纪还算轻，这么吃很容易吃撑，可是他身体好倒也没什么。如今他80岁了还是这样吃，身体渐渐吃不消，总是让撑的拉肚子，我妈呵斥他说干啥这么吃啊那点饭倒掉又能咋的，他也不吱声，下顿饭照旧。
我姥和我姥爷总给我忆苦思甜，讲当年啊，有灾啊还有日本人啊，大家都跑老日（日本人来了，老百姓躲避日军的轰炸就叫“跑老日） 有钱的人家就弄辆车把细软值钱的打成包袱让牲口拉着跑没钱的人家就只能用腿。那次又跑老日，你姥爷小，就让他坐车上，大人拉着车跑，跑半天一瞅车上，孩子没了？！里外找了个遍也没有，还以为是跑的时候掉半路了，后来扒开车上的包袱一看，你姥爷太小了，车又太颠簸，给他颠到包袱缝里最后压到包袱底下了，最后找到他的时候，他脸让憋的黑紫，小命差点儿不保。我听了总是哈哈哈哈的笑，说唉呀妈呀我姥爷命可真大，就拿这些事当笑话，别的事，不会想。他们说，后来62年的时候，全村的老百姓饿的啊都不行了，人人都是贼人人都偷，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生产队的个人没有财产，大家饿的就都偷，偷地里的红薯玉米连草也偷只要能吃，就偷。大人小孩看起来都像是霜打的茄子，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就那么天天坐在村口晒太阳，摸身上的虱子打发时间。那时候你姥爷好歹是县里酒厂的职工，他是司机，在当年，这是技术活光彩活，经常往外跑，就能捞着吃的。你姥爷又是顾家的人，自己吃一半，剩下的一半就装提包里回家的时候给孩子老人吃。我姥说，幸运的时候还能有白面馒头，别家的孩子都饿的跟条小长虫一样在家趴着，就你大舅，一天天吃的好，胡通通胡通通的疯跑着玩。有天你大舅拿着块馍边走边吃，还没咬两口，隔壁的阿花就窜出来一把抢走你大舅手里的馍，边跑边吃，等你大舅把她从床底下拽出来的时候，馍早让她吃没了，气的你大舅给她一顿揍，阿花还说你揍吧揍吧，反正我吃饱了你揍我就揍吧。我姥说那时候在大街上谁敢亮出来自己有吃的啊，只要亮出来，肯定得被人抢，都是一边跑一边往馍上吐唾沫，等你逮到他了，一看馍上都是唾沫也不能要了，那时候人就是这么活的。我听了，还是哈哈哈哈的笑，好像他俩说的都是天方夜谭。
我没想到，整部电影说的都是河南话，河南话一响起，电影院里就有人笑，边笑边学”你弄啥类呀，你弄啥类呀“。星星被卖到妓院里，跟恩客说”爷，我吃的太撑了蹲不下“，还是有人笑，说咋那么没出息，撑到蹲不下。花枝跟拴柱说”我跟你睡，你把那两块饼干给我吧，睡一次两块饼干，值了”。后来她跟栓柱说“我跟你，让你在饿死前有个媳妇儿”还是有人笑，说这花枝挺贱啊！我们俩一直没有笑，我轻轻地对他说“你知道不，我们那，老人叫小女孩儿都叫”妮儿“叫小男孩儿都叫”小儿“，我姥我姥爷就这么叫我”。我不明白这样的一部电影，为何会有人发笑，如果想笑，为什么要选这样一部电影呢？网上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就是在发国难财，龌龊，要抵制，我也很不明白为何会有人这样想， 这样想的人，他肯定不是河南人，他家里的长辈也肯定没有挨过饿。现在的人心都这样了，把一部电影上纲上线，我实在是不懂。电影里的一些情节，一些细节，我想，只有河南人才能懂，就像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只有唐山人最懂一样。看完了，陶俊延说“你们河南人真伟大，你的爷爷奶奶肯定都是当年活过来的，还有好多死去的。东北人没有挨过饿，就是62年的时候也没有，那时候我们还能吃棒子面。”我什么都没说，我只说“我终于知道我姥爷为啥每次吃饭都把碗擦那么干净了，饿的滋味，只有他最懂。”

温故1942

《温故1942》的小说其实不能叫小说，更像个随感，笔记，前言什么的。其实这文章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它最后问的那个问题。

“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

这个正确客案是没有人会选错的，当然是生是中国人，死当中国鬼。选择当亡国奴的，就不是中国人。所以——没有中国人会选择当亡国奴。证明完毕。

不过事实上，在当年日占区的所有中国人都当了亡国奴。他们很多人不仅活着，还一直活到了能重新当中国人的那一天，还生下了很多的中国人，今天能存在于这个世上看电影的很多人都要感谢当年祖父辈忍辱偷生活了下来。虽然后来，他们中一些人又忍不住辱偷不成生的死在了该当哪一边的中国人的问题上，这是后话。

在电影里，那个问题已经被回避了。

我曾经给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打了四星后再愤怒的批评他把历史拍成了编造的苦情剧，后来这个影评就消失了。后来冯小刚在一次采访中委屈的说：“我还能怎么样？他们究竟指望我拍什么？”

其实我特能理解冯小刚，所以一边骂他一边理解他。是啊，他还能怎么样？我们究竟指望他拍什么？

所以到了《1942》，我就能以特理解特宽容的态度来看这部电影了。

作为一部痛斥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忆苦思甜片，这部电影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它告诉了我们1942年发生了什么，饿死人数是怎样被当成报表上要遮掩的数字，大国的面子是怎样重于数百万的生命。这一次没有遮掩，没有偷换，一切都展现的超真实超黑暗超血淋淋的。

所以我们知道：失民心者失天下。

嗯，然后，就似乎没有什么好评的了。

冯小刚的用心值得肯定，他是真的想拍一部好电影。一直被说是商业片导演，他是由衷的想有一部能对得起这一辈子的电影。这从他自己的讲述就知道了。他说不管我拍什么片子时，被骂的时候，一想到我还有一部《1942》在那搁着，这是特能站的住脚的一部片子，就觉得特踏实，特有盼头。现在拍完了，反而心里空荡荡的，觉得寄托没有了。

太能理解了。作为一个作者，如果不是觉得将来一定还能写一部真正想写的东西出来，一直码字只是为了赚钱赚钱，那真的还不如去养猪来钱快呢。

不过，真的当你可以开始写的时候，你却可能发现，因为想写的太多了能写的太多，你反而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1942》很全景，很像主旋律战争大片的结构。从腹黑领袖到无良官员到愤青记者到小天真传教士到小气鬼财主二愣子长工，各阶级众生相全都写到了，惨的时候，也直让你想掉眼泪恨不得像那传教士一样仰天大喊：“老天你不长眼啊！”然后看见长眼的炸弹直落下来。

不过离一部伟大的牛B的电影，好像还是差着点什么。

换了别人会怎么拍呢？

张艺谋：把徐帆换成巩俐，财主女儿换章子怡，种满天扯地的红高梁……不对，饥荒……改满天满地黄芦苇。把张国立换姜文，吼一曲河南梆子，芦苇地里来个野性的打滚，最后巩俐牺牲了自己拯救章子怡，走之前唱一曲《谁说女子不如男》，最后大家举着高梁酒和日本人拼了……

李安：作者去采访一个老奶奶，她回忆起1942年她的奇幻流浪。有一只老虎，一只狗，一只猫还有一头驴。一路上她看见了冰下的大鱼，从地向天的白雪，看见大鸟从天上飞过，丢下一个会蹦的鸟蛋，然后到了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那里没有饥饿没有寒冷，她默默的划着了一根火柴，看见父亲出现在他面前……最后，老奶奶说：如果你相信，那么你信上帝。

陆川：拍了部《温故0208》，说的是三国时期，刘备带着饥民逃难，曹操这个一路追。关羽问：带不带饥民？刘备说：带！我不能抛弃我的人民。让他们跟在我们后面堵住路，曹兵要把他们杀完得好一阵子呢。刘备带饥民逃到长江边，发现孙权带兵拦在江对岸，说：咱们这没粮给饥民了，从哪来的，从哪回去！结果最后曹操给饥民发了粮食，让他们当了汉贼，后来全烧死在赤壁。

这么一分析，就明白了，《1942》太面面俱到，太工整规范，没有什么缺点，但也似乎缺少一种个人风格，不像他的喜剧一看葛优就知道这是冯小刚作品，如果再过几年，大家想起这部片子也许会以为是张国立出品。电影中催泪的地方残酷的地方是历史本身的，故事人物是刘震云的，表演是张国立徐帆的，似乎导演的光辉反而无处显现了。缺一点李安那样显得才气纵横可以让观众拍案大赞名利双收的东西。

但不论如何，拍《1942》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需要花费心血的事情。毕竟最后拍出它来的不是张艺谋，不是李安，不是陆川，是冯小刚。这就已经可以让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了。






然后，说些胡思乱想的话吧。

如果当年美国没有参战，日本没有偷袭珍珠港，或者美国人民君临天下梦一发作想干脆趁机把苏联灭了然后瓜分世界得了于是站到了德日一边，二战没有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现在会是怎么样？

别说这不可能，既然是美帝国主义，那这么做才符合角色性格。它当年真这么干了，你又拿它有脾气？

也许现在，我们在看一部叫《温故1942》的电影，讲述的是当年国民政府多么腐败视民众于草芥，英勇的皇军忍无可忍勇敢的跨过海峡解放大陆，一路上民众夹道欢迎争相带路，得民心者得天下，于是才有了今天东起日本岛，北至西伯利亚，西至伊朗，南至菲律宾一统亚洲的伟大强盛帝国。

看完这部电影，无数爱国者流着泪表示，我爱我的祖国，现在我们天皇君临天下的道路上只剩一个美国绊脚石了，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这个盟友，如果我国和美国开战，我们第一个报名去驾神风战斗机。

别说这不可能，如果一个人一出生睁眼，看见的就是日本国旗的话。十几年军国教育后，他就会爱日本爱的不行。谁敢说日本一句坏话，他就和你拼命。一辈子当了汉奸，自己还以为在为国奋战，还在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就自豪。就像东南亚战场上为日本奋战到最后一人的台湾高山族。


《温故1942》中问：“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其实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是生作大明人呢，还是死为大清鬼呢，这才是难题。

但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已经作出了选择，大明太腐败，于是出了李自成，结果内战便宜了外族，大家都作了“汉奸亡国奴”，然后，大明的子孙们爱大清保大清为大清而战生是大清人死是大清鬼，然后，直到有一天……大清又太腐败，一口气没上来亡了，应该爱民国了，于是爱民国保民国为民国而战生是民国人死是民国鬼……直到有一天，民国太腐败……

这不是没有骨气，不是没有立场，不是贪死怕死，不是不爱国。因为之所以现在还有你，是因为你的祖先做了一种选择：活下去，没有为朝代而殉，不管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活下去，相信后代不会忘记自己这一代经历的苦难，相信后代终会有幸福自由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天。这一切基于一种原始的信仰，人在国就在，有民才有国。

民国存在的意义，是保护民众好好的活下去。所有的战斗和牺牲，都只是基于能让最多的人活下去，活的更好。因为只要民不亡，那不论换多少朝代，中国也不会亡。而若民死光了，或是心冷了，国也就完了。所以最后，人民选择了抛弃民国，他们不再爱这个政权，但这不妨碍他们仍然爱这个国家。

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毛病，以为自己是地主，民众是长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众就是劳动力，可以替代驴子使用，饿死千八百万，战场上伤亡几十万，那就是报表上一数字。只要“我的国”能存在，牺牲多少人也是应该的。将来史书之上，丰功伟绩下，只会有帝王的名字，哪里会记下一个民工。

但谁会舍命弃家的去保卫“你的国”？所以当民国政府为了政权本身而无视它的人民死活时，当领袖蒋把这国家的人民看成他可使用的劳工或士兵的数字时，当他高喊着‘为国家大局你们要牺牲，不惜再死XXXX人’时，他的政权的命运就注定了。

不管朝代变换多少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民族的历史，还记不记得清前有明，明前有唐，唐前有汉。能记住历史，记住自己是中国人，中国就在。最怕的是，早已经忘了，纵然有，也因为太黑暗太沉重，根本不愿去记住了。

温故，可以知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我曾将本片列为岁末观影清单的首位，所以失望挺严重——坦白说，逃难到六十一天时，冯导离我的期望就已不止了三百里地。当然，如果没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可能会看它更顺眼一些。但既然都是讲述饥饿的故事，就难免拿来比较：冯导用的是工笔，或许也算大师了；但李安是梵高，是毕加索。所以想想，也没什么可比较。


在对李安的专访中，柴静说《少年派》是最不可能拍成电影的小说。我想她一定没看过刘震云的《温故1942》。准确地说，那根本不是一部小说——只是开头有些小说的端倪，之后随着资料的堆积，刘大叔义无反顾地迈向历史纪实散文的深渊。
所以说，剧本根本不是改编来的，而是另起炉灶，原著不过是提供了素材。写书的刘大叔，不像一个小说家，更像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对搜到的任何资料都如获至宝。而当剧本要求他变回小说家，他只能从二十年前的资料堆里，去东拼西凑出一个故事可能的模样。
从《手机》《我叫刘跃进》这些作品，我们不难窥见大叔的路数，也不难预见他对史诗型题材的驾驭力。 于是一个平庸的剧本，注定了这部电影的命运。


电影的致命伤，在于没有观众想听的故事，即便是制造出的种种苦难、种种暴虐，也都没能超乎观众的想象。其实原著中，刘大叔很是收集了一些触目惊心的资料：
●扒火车时许多人被轧死，“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有的扒上车顶，却因半夜冻僵了手，滑下去摔死。
●一个母亲煮了自己两岁的孩子；一家农民收养了一个八岁孤儿，结果一家人把他“骨头上的肉，啃得干干净净”。
●国民银行在救济款上的盘剥：发放的全是百元钞票，但灾民只能换成小票购买粮食，银行在兑换时“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
　　…………
但这些资料在剧本中统统不见踪影，而一旦失去这些耸人听闻的细节，这部电影根本无法拯救那些被可乐和爆米花填充的灵魂。或许是冯导太过慈悲，或许是审查太过严苛——但是，将血淋淋的事实，艺术化为震撼人心的画面，应该不是对一个优秀导演的过分要求。


虽然泪点不力，但冯导还是不负众望地安排了几处黑色幽默，比如牧师几次为死人“安息”， 冻僵的尸体却 “死不瞑目”；财主女儿自愿卖到妓院，结果吃得太撑，蹲不下为客人洗脚……至于效果如何，就要见仁见智了，反正我是有点哭笑不得。
还有更哭笑不得的一处。财主的儿媳妇生下孩子就死了，财主老婆扒开媳妇衣服说“趁热再喝口奶”——做个样子就好了嘛，干嘛真扒呀！本来挺堵心的一段，就这样被长达一分钟的露点给抢了戏。


奥斯卡影帝布罗迪的“白修德”，只能说中规中矩，没看出影帝的价值。蒂姆•罗宾斯是神作《肖申克的救赎》的主演，但因原著中外国神父的善行在电影里全无表现，所以罗宾斯神父只能躲在世外桃源般的小教堂，默默地打着酱油。
张国立的“老东家”不得不失，但搭配男二号张默的“长工拴柱”，就让人忍不住出戏：“这是亲爷俩吗？长得不像啊。”徐帆都五十了，还有少东家为她流口水？冯导千万不能再这么疼老婆了。


没让我失望的是明叔的“蒋公”（因为他，当年的电视剧《长征》我看了N遍），气场到位，内心戏强大，让人不禁站在他的位置去盘算全局，于是考量这场灾难的高度有了不同。而这也正是原著的初衷。在我还无条件信服政治课本的1993年，刘震云就试图排除政治色彩和道德标准，把蒋某人放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之中，去评判他处置这场灾难的得失。 从这点上看，刘大叔去写小说真有点浪费。

或许，我们也应该体谅冯导所处的复杂形势，或许，他已讲了他所能讲出来故事。


-----------------------------------------------------------------------------------------------

1、当年三十出头的刘大叔，很有点愤青的模样。书里很彪悍的两段：
●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

●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那些土匪……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2、这几年大刮民国翻案风，那些曾被妖魔化的党国高官，都被重新打扮成了儒家君子。比如有个段子，陈诚任台湾省长时，孩子想坐他的公车……陈诚笑着说：“我坐小汽车，是国家给我的一种待遇。你们没有替国家办事，怎能享受这种待遇呢？”这里的“陈诚”，完全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伟大的名字。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人，要官员廉洁奉公，不能依靠道德、人品、信仰，而必须依靠制度。

　　就像《大公报》因为一篇《豫灾实录》，而被蒋停刊三天。而当时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要求《时代》周刊解聘报道饥荒的白修德，却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刘震云在书中说，“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这话的意境，至今让人向往。

这是片尾的一句旁白：“这些糟心的事我都忘了，你又写它，图个啥？”

糟心的电影导演又拍它，图个啥？

虽然我不知道导演拍这个片子到底是图什么，但我们可以扪着良心问自己，这部片子是不是给我们还原了一段还算比较客观真实的、不为广大青年们所知道的、抹不去的历史。

历史是人们共同的记忆，而维系一个民族情感和关系的纽带就是共同的记忆。中国人口多，中国人喜欢反复研究历史，这也没什么不好，好歹让人们能忆苦思甜，或是更团结。

看电影之前，千万别带着很沉重的心情。冯小刚一点也没想赚观众的眼泪，也不想用灾难片来绑架观众，他就是很平静地在讲一个故事，一个比小说略乏味比纪录片略有趣的故事，看完这个故事是笑是哭那都是你自己的事了。

不要将这种题材当做一种负担，它仅仅只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不需要我们再来为这些悲剧负责。看电影本来就是一种感性的享受，而理性的思考都是你强加给自己的，却不是电影逼着你去想那些又苦又累的问题。所以不要拿影片背后隐喻的政治之类的来说事，也不要纠结于人性到底怎样，先单纯地享受电影的本身就好。

回到电影，导演的功力还是有体现的。每每看到快哭的时候，故事又马上会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收起眼泪，偶尔还会掺杂一些黑色幽默，让你啼笑皆非。

初看电影时间146分钟，在想会不会过长了，后来进入电影后就完全忘了这回事，根本是多虑。2个多小时的电影，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一个令人无法冷静的故事，造成的无奈感和心理反差格外强烈。除了神父那部分显得有些做作和拖沓外，其余的故事进展得不紧不慢。

故事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在河南与重庆之间切换自如，形成对比鲜明的强大反差效果，对天灾的无奈感与对人祸的讽刺味昭然若揭。

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剧本就是要好。剧中有些台词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在大饥荒面前，人可以什么都不顾；但在大饥荒面前，人却还会有最后的底线。
逃荒路上的主线基本围绕着老东家展开。老东家经历了十分戏剧化的一段逃荒经历，从痛苦挣扎到愤恨无奈，从最初的人丁兴旺到最后全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只撇下他独一人，真正告诉你什么叫兵荒马乱、饥荒逃难的年代。
而花枝、星星等女性角色面对灾难不得不做出一些痛苦、无奈却又充满存活希望的选择，也算是为了家庭的存活献出绵薄之力。
栓柱对于孩子的情感执念与老马挂在嘴边的“保命”信念作比较，虽然略嫌做作，但还是十分现实地将一个忠实马夫作为中国奴仆与一个圆滑厨师作为日本奴隶的差异化结局残酷地表现出来。让人绝望与苦痛不堪。

政府方面李培基体恤民情的执着与蒋鼎文蔑视难民的冷酷相对，到最后李培基也表达出对官场的无奈，以及注重形式的口号排练与惨造欺凌的完败战役都表现出国民党政府实质性的腐败无能。事实的真相竟然要一个外国记者突破层层阻碍反映到蒋介石处才能得到还原与引起重视。

电影中的配乐并不多，没有去故意煽动人的情感。说实话，两个多小时流水账一般的电影像极了纪录片。但在这基调理性的故事里，导演像是拿着一条细腻的感性长鞭，一下又一下慢慢抽打着你的内心深处。你疼一下，再让你缓一下，反复交错。

我个人偏好冷静的叙事方式，这样更加能让你感觉到故事本身的痛苦与无奈、挣扎与冷漠。

最后对于那些嫌弃导演不够犀利尺度不够大的观众，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话：“政府不救灾你们就长吁短叹，政府现在救灾了，你们又在这里吵起来打起来。”导演已经尽力还原了，故事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才会显得真实。至于那些想看人吃人或是更残酷血淋淋场面的观众，建议你要么看看小说就够了，要么就先自己拍出一部这种尺度片子在国内公映，给我们开创条先河。

其实，我们应该感激和鼓励充满诚意的导演和演员们创作出这么一部电影。做人要知足和适可而止，而不是整天四处叫嚣着我只看无删减版国外剪辑版或是还没看电影就开始打嘴炮鄙视“发国难财”的垃圾“商业”电影。

诗经十五国风，八个在河南，篇幅最多的是《郑风》，郑国就在如今郑州附近，河南中心地带。孔子以“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其他国风也有妇人事，比如《秦风·小戎》，说的是女子思念出征的丈夫，但《郑风》多半是未婚女子谈恋爱的过程。这就不一样了，在孔子看来，女子敢这么大胆求偶，甚至弄到失态，那还了得，就是淫。卫国在河南东部，不仅有诗歌，音乐也很发达，而且描绘的多半是贵族爱情故事。孔夫子向来是讲次序的，离经叛道的事儿，下里巴人们做做也就罢了，贵族应该四平八稳，行君子之德彰国家大义，像农妇村汉一样沉溺于情事，忒不稳重，所以有“卫郑之声淫”。

现在中国人看到淫字，基本上立刻想到分子水平，如果不是DNA水平的话。其实这词儿本来不属于动物生理学的范畴。淫通霪，是竟日不停的雨水，引申义为缓慢而持久的浸润，感情上的缠绵悱恻。若用于比附人的生活态度，即为浪漫。《纵横四海》里发哥对红姑说：你要浪漫，我给你浪漫！旁边不过是个游泳池，人造的浪漫还是不够有吸引力，所以红姑没嫁他。真正的浪漫是要有条件的，丰富的自然环境，宽松的人际关系，精神自由随遇而安，才会有浪漫的心态。


经过孔夫子辣手整理，诗经幸存了一些缠绵悱恻的句子。下面这些耳熟能详的，皆出自诗经中现在属于河南的地区。

【发春梦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网友欺骗，见光死】：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浪漫邂逅的】：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赠花表白】：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姐又不是没人要，想姐就赶紧来！】：

子惠思我，蹇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翻墙偷会】：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


【嫌姐丑？分手！】：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


【老情人发达，剩女懊悔不已】：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将兮。


【思念总是度日如年】：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再见君子，云胡不喜？


【新婚祝辞】：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以今人之见，河南诸国风颇富野趣，女子顺应天性，自由恋爱，婚姻美满，不见得道德低下。孔子恶语贬抑，当然是为他的政治哲学服务的，三纲之一是男尊女卑。想想颇有婚外恋嫌疑的孔子见南子事件，他自己说不定还不如这些求爱的女子更有操守，但这并不阻碍儒家在这片土地上领千年风骚。

如今读这些诗句，不仅感觉无比浪漫，而且惊人地发现古代河南的生态非常好。荇菜是一种浮萍，漂流在河洲里，溱、洧都是河流的名字，桑、荼、蔓草、扶苏、荷华、舜英、桥木、游龙、凫、雁，还有各种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鸟。河南简称豫，就是一个人在牧象。黄河象早已绝种，人们很难想象，如今一片过度耕植、人口超饱和的河南，曾经是堪比热带雨林的水草丰茂、野物出没的景象，正如你偶尔在某个房地产或化妆品广告上看到这些缠绵悱恻的句子，不会想起这是河南人写的。

至迟到北宋，河南都还相对富庶，罗马贵族生活质量大概比不上汴梁的一个马车夫，欧洲人看待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汴梁，应该和今人看纽约差不多。从此后就走下坡路，就像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河，逐渐干涸不见踪迹。历史荣枯本无常，但这是一次不可逆转的单向衰落，河南也开始逐渐与贫困、落后、灾荒相连，曾经促进过人口繁衍的文化，逐渐显露出世故、势利和残酷的一面。生态衰落和人际规则的复杂此消彼长，河南从盛产浪漫情诗的地区，成了典型的中国传统“重灾区”，总之，跟浪漫毫无关系了。


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歧视，歧视维族、藏族，那是恐惧异类；歧视河南人，则是无法面对自己。河南人在今天的形象，首先是像1942这样的影像不断暗示和强化的，惊人的贫瘠，伴随贫困的是土里土气，世故狡狯。对拼命奔赶现代化的人们，这不就是对整个中国过去的印象吗？在民族复兴已经完成62%、跻身发达国家遥遥在望的时候，人们更迫切地希望与过去切割，不断尖刻地嘲讽河南人以宣示彻底的脱离。

然而，这仅仅是愿望，整个中国还是一个饥馑社会，哪怕已经确信不会再被饿死、被吃掉，稍有落于人后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社会通过“面子”不断对每个成员施加压力，甚至你的亲人挚爱也不断对你进行规训，以保持与社会的步调一致。为此我们不断让自己变得坚硬，阉割掉羞涩感、以世故嘴脸对待落后者，为自己寻找不敢享受浪漫的借口，给恻隐之心等一切美德附加理性条件，如临大敌般对待任何让我们放慢脚步的事物。人们迫切追求的进步无异于逃荒，仿佛不朝前走，掉了队，就要堕入极为悲惨的境地，物质上再饱足，也抹不去化入基因的饥馑记忆，和深刻的心灵创伤。

淫风之后，饥荒史将长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