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一次别离 两处闲愁
除了“小鞋子”,“一次别离”是我看过的唯二的伊朗电影。两部片都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让伊朗电影在我心目中的好评率百分百。
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伊朗这个国家就像片中男主的父亲,瘫痪在床行动困难。男主因为要照顾父亲无法离开伊朗,随妻子移民,只好离婚,剩下女儿何去何从的问题。伊朗这个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何去何从的问题,它在西方国家的心目中也许如老人般,垂垂老矣,问题很多。但作为亲人来说,对祖国和家人爱纯属天然,无法割舍。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全片的焦点围绕着女仆与雇主之间的谎言与纠纷。在利益面前,最后女仆还是无法昧着良心在古兰经发誓,信仰的力量终结了这场看似闹剧的纷争。
最后,导演的落脚点还是在孩子身上。作为伊朗中产阶级的男主,他的女儿也在这场纷争中卷入谎言,像是被滴入污渍的清水,让人颇觉无可奈何。最后,孩子是跟着父亲留在伊朗,还是随母亲移民,导演选择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也许无论是走是留,留给这个家庭的,仍是两处无法消除的闲愁。
这是一个看似质朴的电影,投资很少,但导演熟练的镜头语言和克制的叙事实为难得,演员的出演也集体高水准。这样一部超越文化背景,带着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光环的优秀电影在中国上映的成绩仍是令人不胜唏嘘。在浮夸的当下,中国电影烂片频出,雷区多多,仍不能阻止其高票房的现状,又怎不是一种扰人的闲愁?
2 ) 从【纳德与西敏】到伊朗电影印象
去年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后文简称:《一次别离》)从柏林电影节夺得金熊奖之后,几乎一路横扫美国各个影评人协会的年度最佳外语片,最终也包揽了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送上一句实至名归有着马后炮的谄媚,对于伊朗这个神秘的国度,《一次别离》里的世界应该最贴近伊朗人民的生活现状。
导演阿斯加•法哈蒂的这部电影对整个伊朗社会进行了一次白描,通过一对夫妻的离婚间接反映了现代与传统、道德与法律、诚实与谎言、婚姻与爱情、父母与子女、移民与留守等众多问题的离别。影片有着伊朗电影一贯的优秀特点,纪录片式的摄影手法,用长镜头和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最大化的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
因为森严的宗教信仰,伊朗电影和周边几个国家大相径庭,比如土耳其电影的完全的欧化,俄罗斯电影的通俗和故事性,伊朗电影则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巨大,风格写实,镜头语言朴素,追求纯净的影像风格和简单明快的叙事。电影主题往往是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导演们的创作灵感讲究来源于个人的生活体验、价值观和世界观,艺术之根植于伊朗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为伊朗素有“诗人之邦”的称号,诗意也从很多导演的骨子里渗透到作品的每一帧画面里,也成了影迷对伊朗电影印象的一部分。
《一次别离》这样的道德故事有着强烈的伊朗民族特色,只会发生在还有道德和信仰的国家。电影扎根现实,围绕着一起民事诉讼的官司剖析了人性、道德、宗教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深刻命题。下面的文章将以电影中几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对白浅析一下这部电影。
“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电影的开头西敏向法官陈述要带女儿出国的理由时说:“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法官问:“怎样的环境”?西敏没有回答。
其实伊朗是个很现代化的国家,只是伊斯兰宗教思想和政府对文艺产业的监控很严格,女人虽然都要蒙上那层黑纱,但她们却可以有独立的思想和发声的机会,甚至有让很多男人都会羡慕的工作。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在政府的条条框框之下,自由是有的,只是没有绝对的民主和自由,这一点相信中国的影迷很好理解。
“伊朗社会并没有西方化,我认为它只是现代化了,人们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基础上现代化了,伊朗人民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的,更确切地说是伊朗的中产阶层。这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的。”法哈蒂如是解释。
影片中纳德和西敏一家就是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妻子想要移民出国,而丈夫拒绝离开的理由是要照顾患上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西敏质问纳德,“他还认识你这个儿子吗?”纳德说,“他不必认识我,只要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就可以了。”这个病重的老父亲形象就像一个诗意的隐喻,象征伊朗社会的过去,那些政府的条条框框在一些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眼里已经病入膏肓,他们开始选择逃离。而纳德的思想却和西敏不同,还对自己的国家和老父亲抱有一定的期待,父辈的遗留苦难他们这一代甘愿去背负。
对于“这样的环境”未来会如何就像电影的开放式结局一样,没有答案。如果父亲一辈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历史,而孩子这一辈就象征这个国家的未来,女儿特梅最后会选择跟母亲一起出国彻底被西化,还是像父亲一样留着自己的国家对未来充满期待?这倒真是个棘手的问题。孩子的未来正如这个国家的明天,究竟该何去何从,需要时间说话。
“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
电影中外婆和特梅在法庭外复习历史知识时说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外婆特意强调了“平民百姓”。在伊朗,社会等级是一直存在的,正如片中的这两个家庭,代表资产阶级的纳德与西敏一家,代表普通百姓的女佣瑞兹一家。在法庭的戏份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有钱人掌握着话语权和法官的好感,法官在发言权上偏袒资产阶级,就连被请去作证的女教师都帮着纳德一家,即使她是在说谎。
电影中讽刺是,越是受过教育的人越容易说谎,反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社会底层老百姓更加真诚,而法庭显然更相信受过教育的人的素质。道德和法律,诚实与谎言犹如风中飞絮般摇摆,这也是这部事故性影片的重点,究竟是谁在说谎?真相到底是什么?
影片在这方面的剧情编排让人惊艳,一场官司被编剧处理成了犹如推理嫌疑片,扑朔迷离的线索逐渐推进剧情,各执一词的据理力争,简直上演了一场《罗生门》。人性的自私,信仰的挣扎,亲情的博弈,现实的贫苦,无论真相如何,双方都有各自的难处。纳德说自己不能坐牢,因为无法抛下年老的父亲。瑞兹的谎言最初源于对丈夫的恐惧,后来庭外和解的金钱索赔除了正义感使然,现实的贫穷显然也是其中因素。最后剧设聪明的用宗教信仰驱散了谎言,女佣瑞兹道出了事实的真相,而思想西化的纳德家的小女儿特梅年纪轻轻却最后在法官面前说谎为父亲辩护,这也算是教育悲哀。但是平民百姓的善良和诚实却是出于对信仰的恐惧,或者说虔诚。绝对的信仰往往等同于绝对的恐惧,这也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结果,辩证起来这本身也是互为矛盾。
“我没有偷钱。”
这场官司的导火线就是纳德怀疑女佣瑞兹偷窃,而偷窃的对于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是一种罪名。瑞兹坚决说自己没有偷钱,但纳德抽屉里的零钱确实丢了,钱呢?对于钱的去向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地方,但电影中这类叙事的留白显然很有意思,而且拿钱的绝对不是瑞兹!
对于钱的去向大致有两个推测: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西敏拿的,最后给了钢琴搬运工;另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拿的,因为老父亲曾跑到楼下买报纸。
对西敏拿钱说,影片中确实有蛛丝马迹可循,西敏答应给钢琴搬运工加钱之后回到房间,她在拿钱之前至少翻到了第二个抽屉才找一沓零钱,她数钱的时候女儿来到房间门口,她还飞快的瞄了一眼。西敏似乎是做贼心虚,而女儿却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探头朝房间张望,不敢直视。西敏显然比纳德有钱,她可能只是没有零钱给搬运工,在分居的当口又不好意思向纳德开口借钱,于是她就拿钱了。后来纳德第二次推保姆瑞兹出门的时候,女儿特梅明显有片段的欲言又止。她可能是为了保护母亲,就像她会在法庭为父亲撒谎证明父亲不知道女佣怀孕一样,出于爱。
对老父亲拿钱说,影片中的某些瞬间似乎也可以说得过去。痴呆的老父亲下楼买过报纸,这也直接导致了女佣被汽车撞击并流产。在纳德和女佣争吵的时候,在纳德的一个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老父亲突然很反常的看着这场争吵,随后他将自己反锁并瘫倒在房间里,自此之后他连之前基本的对话都不能说了。即使之前还能下楼卖报纸的老父亲拿了钱,之后他也彻底开不了口承认自己拿过钱了。
其实钱是谁拿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瑞兹确实没有偷钱,但就是因为这个偷窃的罪名引发了一场官司。法庭上纳德再三强调丢钱的事实,钱也成了事件的因果——因钱而起,以钱消灾。电影探讨的其实不仅仅是不同社会阶级间人们的隔阂和难以交流,在两个家庭内部都有同样难以沟通的矛盾。如果西敏拿了钱,她最终没有说出来,她和纳德之间也存在着沟通问题,两个人离婚问题和伊朗独立女性最看重的尊严;而女佣瑞兹不敢说出流产的真相,可以猜想其丈夫日常的野蛮甚至暴力,这可是同一阶级之间的问题。
对于伊朗电影史的系统研究其实资料并不丰富,网络上随手可以搜索到的结果大都比较雷同,都是关于伊朗电影诞生到1997年之间的资料和各种数据。一些关于讨论伊朗电影的文章,内容也都是大段大段的雷同,比如关于伊朗电影的两次“新浪潮”运动;关于伊朗比较出名的三代导演;关于伊朗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再赘述这些对于很多喜欢伊朗电影的人大有“复制—粘贴”般不思进取的嫌疑。但对于1997年之后的伊朗电影,目前资料是少之又少。
很多人提到伊朗电影都会想到《小鞋子》或者著名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也正是这伊朗电影人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屡屡获奖让全世界的影迷认识了伊朗电影。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政府高喊“高扬伊斯兰教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许多导演被冠以“腐蚀公众”的罪名而被清洗,有的甚至被判刑,它的影响其实也有好的一面。它让革命前那些用裸体、暴力、低级下流、大腕歌星等快餐式粗俗化的作品彻底淘汰了,因此,电影音乐、美丽的外景、精美的化妆、特技镜头及特殊色调和表现手段则受到重视。这些可视为革命后电影技术改善的因素。与此同时,在80年代的电影中宣传道德价值是比较明显的,但在以后的几年这种品位逐渐失去颜色:在80年代初的电影中“内容”高于“形式”,但后来“形式”占了上风。关于它坏的一面更好理解,除了限制了电影人的创作自由之外,政府也彻底掌控了伊朗的电影行业。导致1979年后的伊朗电影主要有三种形式:流行的毫无艺术价值的“垃圾电影”,官方推崇的为宗教及政治服务的宣传片, 国际上受到认可的蕴涵人生哲理的儿童片,这也是伊朗的儿童片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原因。
1997年之后霍梅尼以后的伊朗领导人不再采取强烈的政治措施来阻挠伊朗电影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穆罕默德•卡拉米当选为伊朗新总统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扶持伊朗电影的发展,重新制定电影工业规则,改进发展电影文化功能,并明确将电影定义为伊朗的娱乐产业等。但严厉的电影审查制度依旧让伊朗电影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像去年柏林电影上不能出任评委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你可以试想一下,如今的伊朗电影里夫妻离婚还是敏感话题,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一种文化的后退。
尽管像有马基德•马基迪的《小鞋子》在全世界享有赞誉,用一种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靠孩子天真的童年打动全世界,但温情感人的背后,贫穷暴露了这片土地上的事实。也有贾法尔•帕纳西这种敢于说真话,屡屡打破伊朗题材禁忌的电影人,靠阿巴斯式的《白气球》(1995年),儿童电影《谁能带我回家》(1997年),表现女性生活困境的《生命的圆圈》(2000年)享誉世界。他们也是伊朗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不同于第一代阿巴斯和默森•马克马巴夫等老牌导演的极端生活化和高度个人化,第二代电影人作品的故事性和娱乐片式的剪辑方式更容易被普通影迷接受,不至于昏昏欲睡。对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背马鞍的男孩》《黑板》的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哈夫,她是穆森•马克马哈夫的女儿,也是伊朗比较杰出的女性导演之一。她的几部作品大都也继承了父亲的特点,干净, 令人感动,并且更有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获得了成功。
《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出生于1972年,作为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1986年便参加了伊斯法罕青年电影协会,开始用8毫米和16毫米胶片拍摄短片,后取得伊朗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和德黑兰大学戏剧艺术和舞台指导专业的双学士。无论是从现实隐喻还是诗意哲思,从剧情编排还是镜头语言,从传统的美学观念还是作者化的个人见解,《一次别离》都非常完美。
严格的电检制度对伊朗电影的题材限制影响很大,但很多导演却反对夸大(甚至否认)电影检查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但这一制度最明显的对于题材的限制却是众所周知的。在这方面,中国的电影人应该也深有体会,尽管中国导演要相对来说幸福的多。但在思想西化的伊朗电影人眼里,最致命的还有伊朗的伊斯兰教信仰,甚至会在《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M》《荣誉谋杀》(Land Gold Women)等电影里被彻底妖魔化,成了伊朗电影印象的另一个极端。其实荣誉谋杀这项罪名不单单只发生在伊朗,土耳其、约旦、意大利,甚至旧社会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洗门风之类谋杀行为,只是伊斯兰教教条森严的伊朗被电影极端的一再放大过罢了。
有阳光就会有背光的一面,这很正常,但真相往往就在极端和普遍的拼凑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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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朴素的力量
首发原创中文字幕:
http://bit.ly/um0imL 总有人说大师级的电影和小成本电影就是不一样,非要拿这部电影和那些动辄投资上亿,充斥着娴熟手法的电影做横向比较。殊不知,当泰伦斯·马力克走近了科学Dis了covery,伍迪·艾伦掉起了书袋意淫了巴黎,这样一部安静讲故事的电影的出现是多么得难能可贵。三十万美元的预算,估计还不够《丁丁》一秒钟花掉的开销。
但是大师的电影依旧在大师的粉丝群中屹立不倒,穷苦的伊朗人民依旧在《可兰经》的庇护下作息辛劳,这并不矛盾,也互不干扰。就像你可能习惯了富二代千金一掷的锦衣玉食,我也总能在一菜一汤的日子里寻觅温馨。生活就是这样,朴素自有力量。
于是乎朴素的阿斯哈·法哈蒂冷静地将镜头对准了这么看似稀松平常却又波涛暗涌的两个伊朗家庭,轻松松让他们擦枪走火,自然发生这一场场故事。到头来,还能让观众胸闷心酸,感同身受,估计电影要的,也就这么点意思。
算算场景,无非纳德家、西敏娘家、瑞兹家、医院和法庭,以及几个车上的镜头。算算道具服装,不过几辆车和一本《可兰经》。电影大部分拍摄均为手持摄像,全片没有配乐仅在片尾字幕升起时才响起音乐。更有意思的是,扮演纳德和西敏女儿11岁的特玫,竟是导演自己的女儿,好家伙,这下连演员的钱也省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部朴素的电影,夺得2011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其他多个奖项,该片将代表伊朗选送2012年第八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
朴素的电影,却依旧充斥着凌厉的剪辑、智慧的对白、坚实有力的戏剧冲突。导演平视的视角,没有给任何一个角色完全的褒贬,正如电影中每个人都说着谎,而每个人都本性善良。伊朗的社会等级,仅仅通过这两个家庭的一次交锋,便在大银幕上露出冰山一角,供由有心的观众管中窥豹。电影中特玫外婆和特玫对于伊朗(波斯)萨珊时期的历史知识有这样一句回溯:“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特玫外婆紧接了句:“普通人”。通过特玫背诵历史知识,我们看到从波斯王朝的萨珊时期到现在的伊朗,这种等级阶层依旧存在,寥寥数语,对伊朗现状讽刺却十分深刻。导演从未让角色对着社会制度对着管理阶级恸哭控诉,只是专心着眼于两个家庭在社会现实和宗教约束中应有的表现,可谓点石成金、匠心独运。
电影情节的导火索虽然是“分离”,而实际上串起电影的脉络却是“亲情”。纳德与西敏明明相爱,却为了幸福各自远扬,对于女儿共同的爱让他们备受煎熬,一石激起千层浪,连带着另一个家庭的卷入竟引发了一场悲剧。导演并未故意夸大角色的伤痛,并未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煽动观众的眼泪,于是当无辜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得不说谎、不得不争斗时,观众感知的痛却更加真实。冷漠的电影处理却蕴含深深的人文关怀,当最后片尾音乐响起,字幕升起,结局依旧遥未可知之时,我们却明白了电影的意义: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至少,他们有信仰。
PS:电影中的小Loli实在演太好了,萌翻了!最后那个怨念的眼神中枪了,太有杀伤力了!
补记:从我看初这部电影的时候,豆瓣上只有几百人想看,数十个人看过,到后来心情激动之下第一个翻译制作了中文字幕,电影也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到现在电影最终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电影也排入IMDB第69名;看着这部电影慢慢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以及喜爱,是一个非常感动的过程,这让我相信,朴素的电影也一样有春天。感动我们的,不需要多么煽情的摄影配乐或者千金一掷的特效,或许仅仅需要,那么一个平凡却有力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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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e.douban.com/review/5151226/?start=100#comments 4 ) 朴素又深刻
《一次离别》好到我无法给这篇影评弄个比较特别的题目,所以还是返璞归真为好。 这部电影让我对自尊,法律,爱,诚实,宗教,人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先说自尊。看了两遍,我才逐渐发现两个男人的过度自尊是这一场争端的主要原因。如果富男人原意放下他的自尊,放下他在女儿心中近似完美的形象,放下他因为妻子闹离婚而不让妻子介入此事的武断,放下和穷男人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竞争,放下非要证明自己是一清二白的渴望,或许这场争端就象他女儿哭诉时说的那样:“事情本可以不这么复杂。” 同样,穷男人如果放下面子,而不以维护自己权力为托词与富男人拼的你死我活,直接表明自己家庭情况艰难,原意接受赔款的话,事情也可能变得很简单。 过度的自尊让事情变得复杂,可复杂化的直接后果却是家里的女人和孩子受到最大的牵连和伤害。所以,自尊不全是个好东西。 再说法律。法律在这篇影片里扮演了邪恶的角色。没有法律的束缚,两家就不必纠结在富男人是否知道穷女人怀孕的事实。法律的束缚进而了富男人,穷女人甚至是富女儿的说谎。法律很邪恶,让那位内心极度渴望说出实话,让事情简单化,渴望家庭团圆的富女儿在法官面前说出了谎话。法律和道德经常扮演着矛盾的角色,更何况在一个法律不那么健全的国家,民事案件仅仅由一位脑袋快发胀、满脑子民事纠纷的中老年人按照自己情绪情况决定结果的,这其中过程很少看到法律依据, 我开始不太相信法律。法律让人性扭曲,让一个单纯的孩子说谎,一个虔诚的教徒背叛信仰说谎,一个有着强烈家庭责任感的男人说谎。着实让人心痛。 再说爱。一切争端的开始便起源于爱。富女人对于女儿的爱,希望女儿能离开伊朗,环境更好的地方接受教育。而富女人的丈夫,富男人,出于对于老年痴呆行动不便的父亲的爱,坚决反对离开伊朗。爱让争端开始,这还是爱吗? 女儿为了不让家庭破碎,决定跟父亲,因为她知道母亲放不下她,会回来。女儿希望得到的爱是来自于一个完整的家庭,然而母亲对她的爱让这个家庭破碎,这还是爱吗? 父亲很负责费心地照顾着他的爸爸,不仅专门给他找保姆,还让父亲参与到他和女儿一起做的游戏,可谓尽心尽力。可老头子一直放不下他的儿媳妇,时常念叨着儿媳妇的名字,很明显,虽然他老年痴呆,但他并不希望这个家庭破碎。虽然他说不了话,但从他的眼神里,看的出那深邃的无奈和伤心。 一切都是爱惹的祸。或许又是富女人和富男人给予爱的方式以及对爱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而酿成了这场悲剧。 最后说说宗教,感觉宗教在其中一些人手里已经成了战胜对手的手段,那些人不是真的相信古兰经里的教义。他们将“对古兰经发誓”作为一种逼人说实话的手段,甚至在故事的最后,穷女人的嫂子也不得不顾全现实情况而劝说穷女人做出违反古兰经教义的事情。 唯独那个穷女人,出于对于古兰经的虔诚而使情节更佳复杂化,这样安排只能感叹导演的高明。 让我感到很伤心的是富女儿和穷女儿之间的关系。看着她两无忧无虑的玩耍,我不敢想像这场争端之后两家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重新定义她两之间的关系。她两落寞而略带不情愿的表情让人无比惆怅。
5 ) 转自《世界知识》 电影《别离》与伊朗的困局
转自《世界知识》一个“编码/解码”的游戏:一面精心编织着结构巧妙的家庭伦理故事以绕开审查制度,一面似又在试图煞费苦心地引导、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2011年可谓满载而归:其小成本新作《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以下简称《别离》)继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演员之后,又击败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而获得了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最近亦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荣誉收入囊中。
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
《别离》的故事,似乎更像是从伊朗日常生活中截下的一个断面:为了女儿的教育而打算移居国外的中产阶级夫妇在成功申请签证之后却发生了分歧,决心离开的妻子西敏拗不过坚持留下来照顾患老年痴呆症的老父亲的丈夫纳德,也无法凭借法律程序带走女儿特梅,只得以分居相抗衡。这场别离令纳德陷入了接二连三的困局——因无暇照顾老父而不得不雇佣瑞茨做保姆,后又因瑞茨擅离值守而在盛怒之下将其推出房外,终被后者以暴力致流产的罪名告上法庭。故事原本简单而琐屑,却在导演匠心独运地将“真相”悬置后而变得充满张力,如同一座以谎言搭成的精巧迷宫,每个人都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却都无法找到出路。
这部可谓大获全胜的伊朗影片看起来“基本上无害”,然而柏林电影节的评审之一、伊朗导演贾法尔·帕纳西因被伊朗当局监禁而导致的缺席所引起的声援浪潮,却也令《别离》的获奖多少染上了一些暧昧的政治色彩。此外有趣的是,曾因发表支持帕纳西等人的言论而面临禁拍危险的法哈蒂, 在获奖之后表示自己“只是个拍电影的,更情愿在不冒险的情况下自由创作”,并在谈及审查制度时说“我们也学会如何避开一些题材和内容的陷阱,如何在挑战官方的底线时又能说服他们过审”。而在另一次访谈中,法哈蒂的回答更像是别有深意:“当我拍摄电影时,我会预设我的观众像编剧一样聪明,能够看出其中的复杂性。”显然,导演在此有意地主导了一个“编码/解码”的游戏,一面精心地编织着结构巧妙的家庭伦理故事以绕开严苛的审查制度,一面似又在试图煞费苦心地引导、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
现实处境的隐喻:“外部世界
消失”的现实
“现实性”似乎是导演为本片选取的最坚定不移的地基,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现实”在此有着一个特殊的伴随物,即封闭空间。导演法哈蒂似乎钟情于将故事封闭在一定的空间之内:《别离》的主要场景都是室内,而在室外的场景中,人物也更多地被放置在汽车这样一个狭小空间之内,或者用主观镜头进行限定。这种倾向首先与出身于舞台指导专业的导演法哈蒂的剧场经验不无关联——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这部实景拍摄的电影中压抑封闭的场景与剧场的相似性时,法哈蒂坦陈自己虽然试图将电影和剧场分开来,但是确也从之前的剧场经验中受益良多。
然而,除了服务于戏剧冲突与现实性的功能性作用以外,空间的封闭在本片中仍包含着另一个效果,即内外部的分离。影片的起始段落令人称道地借一场激烈的争执交代了“别离”的起因,却也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对外在环境的表现,同时尽管从对话中可以得知冲突的焦点在于西敏的离开,但又无从得知她究竟是要去哪里。法官的一句问话“难道你的女儿生活在这个国家就没有机会吗”得到的回答是“作为母亲,我宁愿女儿不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而“这种环境”是什么却无法从西敏的回答甚至于整部影片中找到明晰的答案。在此,“外部世界”诱惑着西敏,并间接导致了两个家庭的冲突与分裂,但就其自身而言又十分面目不清。
可以说,《别离》意图呈现的伊朗现实,是一个“外部世界消失”的现实,然而伊朗所面对的国际困境却令这一选择显得颇为刻意。事实上,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孤立”便始终是描述伊朗国际局势的常见词汇。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尽管同属伊斯兰教,以什叶派为主体的伊朗很难在以逊尼派为主的伊斯兰世界寻找到盟友——在逊尼派穆斯林眼里,什叶派俨然与异教徒无异,而这种对立近年来在西方势力干涉下被不断放大,也已不再仅仅是“教派之争”能够一言蔽之的了。带来了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与接受了伊斯兰教却没有改变民族特性的波斯人之间的对立,也是使伊朗深陷“孤立”的原因之一。片中的一个细节颇可玩味:特梅在回答父亲纳德的口头听写时,按照老师所教答出了一个阿拉伯语词汇,纳德立刻纠正为波斯语,并且告诫特梅“错的就是错的,不管是谁说的”,对于女儿抱怨“老师会扣分的”也坚决回答“就让她扣”。纳德的固执无疑激活了一个事实,即中东地区所有阿拉伯国家尽管方言千差万别,甚至很难互相理解,但其书写文字是统一的阿拉伯语;与此相对,伊朗的波斯语虽然是以阿拉伯语字母拼写,且词汇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阿拉伯语,却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语种。另一方面,地理位置的敏感性和巨大的石油储量使伊朗在近代以来成为西方国家的争夺对象,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冷战时期巴列维王朝强烈的亲美政策也很快被意在抵抗西方文化的伊斯兰革命所逆转。自1979年至今,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始终未能得到缓解,也与阿拉伯世界扞格抵牾,处在一种双重孤立的状态,而近几年的“核问题”更使这一问题白热化——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别离》中不断出现的禁闭空间,以及“外部世界”的模糊不清恰恰可被看做是伊朗现实处境的隐喻。
黑色罩袍:最标志性、最凝练
动人的影像之一
此外,可能没有人不注意到瑞茨的穿着——那反复出现的、穿梭在人群和车流中的一袭黑色罩袍,无疑是本片中最具标志性、最凝练动人的影像之一。然而稍加留意便可看出,尽管都头戴头巾,瑞茨和西敏的戴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在任何公共场所,瑞茨都是以黑色头巾辅以黑色罩袍为主要穿着,头巾将头发与颈部完全遮住,罩袍则或者用牙齿咬住或者用一只手揽在胸前(只有第一天在纳德家做保姆时因为需要活动而稍微有异)。相较之下,西敏的头巾显然更为艳丽、多彩一些。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并没有完全按照教规规定那样遮挡头部和颈部,而是将头巾松松地搭在头上,额发有时甚至脖颈被露出大半部分——这一细节显然是两人身份的直接指涉。事实上,伊斯兰世界女性的头巾有着非常具体而复杂的历史,不同时期与地域的头巾穿戴方式也大有不同。以伊朗为例,佩戴头巾是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才成为一项法律规定、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在实施当中,尤其是近几年里,完全符合要求进行穿戴的往往是如瑞茨般的下层阶级的女性,而一些相对西化的、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更倾向于以一种如西敏那般模棱两可的方式佩戴。这一有意为之的细节有时甚至承载着结构性的作用,如瑞茨央求西敏以及瑞茨家中的谈判这两个关键性段落之间的衔接,便是靠剪辑西敏和瑞茨佩戴头巾的镜头而完成的。
标志阶级分立的二元结构并非只存在于这一处。如果将一头一尾两个在法院离婚的段落去掉,便会发现故事事实上是以纳德家的分离为始,以瑞茨家的变动为终的,两个家庭的场景显然将下层阶级家庭与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对比以最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镜头跟随着西敏在纳德家内部穿行,在交代几个人物之间的张力关系的同时,也看似不经意地扫过家中的陈设,钢琴、电脑、曲谱、客厅大量的绘画与贝多芬胸像、干净整洁的厨具等,无一不暗示着纳德与西敏这对夫妇的社会身份。而结尾段落哈德特与瑞茨家一幕中,画面中所充斥的则是低矮的沙发、剥落的墙皮、简陋的茶具以及肮脏的厨房。
“抗暴”情节:藏有一个陈旧的
阶级故事
此外,这种结构也同样延伸到了伦理层面。颇可玩味的是,《古兰经》在影片中共出现了两次,每一次都对应着一次道德考验,敬畏与否似乎成为了两个阶级面对宗教的分野,相对于把尊严和信仰看得比丢失一个孩子更为重要的瑞茨,纳德更多地将敬畏感视作可以利用的手段而非束缚——无论是在面对法官的质疑还是女儿的哀求时,他一次次地发誓却又一次次地说谎。而因无法保护自身权益而被激怒的哈德特在影片中向法官喊道:“我在修鞋铺干了十年,被他们解雇,说随便我去告。我打了一年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他们让我回去待着。但这次我不会就这样算了。我就是不像他那么能说会道。”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夹在这两段法庭对峙中间的细节此时看起来别有意味:法庭外等候的小女孩索玛耶静静地盯着背诵课文的特梅的嘴唇,机械地重复着她的话:“在萨珊王朝,人们被分为两个阶级,上层阶级和普通百姓。”在一旁的外婆马上更正道:“平民阶级。”虽然“普通百姓”和“平民阶级”在波斯语中的差别难以考证,但至少可以说,这个细节暗指着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所激活的恰是阶级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阶级”这个听起来抽象而冰冷的概念在当今伊朗社会中却是极为具象化和现实的。自平民出身的马哈茂德·艾哈迈德-内贾德2005年当选伊朗总统之后,曾被悬置的阶级问题便逐渐显影。一方面,内贾德所大力推行的倾向于平民阶层的政策使其获得了不少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民众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为了与西方对抗而采取的封闭、高压的文化政策亦引起了大量中产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不满、逃离与对抗。2009年所谓的“绿色革命”便是其直接结果:内贾德以62.63%的票数连任的结果,引发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侯赛因·穆萨维的不满,后者以选举存在严重舞弊问题为由要求重新选举。大批民众以“民主”与“自由”为口号走上街头游行,并且都佩戴绿色头巾、丝带等表示对穆萨维的支持(穆萨维用绿色作为竞选颜色)。这场运动从德黑兰开始,波及到全国各地,并受到了海外伊朗侨民的声援,声势极为浩大,甚至被国外媒体以颜色革命来命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反政府群众运动虽然以“人民”为名,但其参与者实际上是以善用网络媒体的中产阶级为主的——这多少暗示着在影片“抗暴”的故事情节背后,恐怕仍然藏有一个陈旧的阶级故事。
个人选择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两个家庭/阶级之间的沟壑最终在两个女孩之间阴郁的对视中失去了所有修复的希望。如果说,瑞茨家的悲剧仍旧是那个被压迫阶级的老故事,那么故事的新题似乎指向了伊朗中产阶级的内部分化与逃离的不可避免——影片起始处半真半假的离婚诉讼最终演化为难以挽回的无奈结局。纳德与西敏的分歧无非去留问题,即究竟是要留下来照顾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还是应该为了让女儿得到西式的教育而抛下父亲。这里,父亲与女儿的象征作用不言而喻:许多评论甚至导演本人都指出,老迈的父亲便是过去伊朗的隐喻,而女儿则象征着未来。有趣的是,在第一场离婚诉讼中,西敏反驳纳德“照顾父亲”的理由时,说道父亲已患老年痴呆症,根本不认得儿子,然而随后在纳德家的场景中,我们又看到纳德父亲有预感般地握住西敏的手不放,并且不断呼唤着“西敏”——显然他虽已神智不清,却仍然是认识西敏的,而恰是在西敏离开之后,老人才开始小便失禁,话也越来越少直至几近失语。另一方面,坚持着“只要我认得父亲就行了”而留下的纳德,也不得不选择对外部的双重拒绝(西方/阿拉伯),同时在与瑞茨一家的对峙中曾经拥有的女儿的信任也一点点地消失了。被法官视角与开放结局推上前台的,无非是伊朗中产阶级的现实困境: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6 ) 信仰与爱
在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中,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让两个主角一开场便直面镜头,在争吵中各自申诉离婚的理由。这时候,观众被迫占据了法官的视角。也就是说,导演一开始就让观众做好了卷入一场“民事纠纷”的心理准备,并且要求观众对“纠纷”像法官一样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这场纠纷发端于:西敏决定要带女儿特梅移民,却遭到丈夫纳德的拒绝,因为他坚持留下来自己照顾痴呆的父亲。另一个纠纷也由此引起:纳德不得不雇保姆瑞茨照顾父亲,他们之间却因为失职和怀疑而发生推搡,瑞茨流产,原本就已焦头烂额的纳德不得不再次在法庭上为自己辩白,直面各种困境和考验。
于是,一场纠纷从家庭内部开始向家庭外部、不同阶层之间、文化差异之间蔓延,同时也改变着原来家庭内部的关系。一个意外,像一个突然出现的漩涡一样,让不同性格和生活理念的人物在原本平静的日常生活中突然发生激烈碰撞。
在某种程度上,《一次别离》几乎是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个完美样本:镜头对准身边的普通人,实景拍摄,自然光效,用质朴的旁观者视角(大量肩扛式镜头)贴近而不动声色地记录事件,同时洞悉每个人物的真实困境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把大量日常生活的要素和情境升华为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与多数伊朗电影的非戏剧化叙事不同,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这部电影中展现了在日常生活语境中塑造人物、编织故事的非凡叙事才能。这部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鲜明而独特。
男主角纳德固执己见,坚持原则,在移民和照顾父亲的选择上他从没犹豫过,不该给的小费他会让女儿重新要回来。然而,在后续的一系列的事件中,纳德却多次挣扎了:他想打赢官司避免牢狱之灾以便照顾家人,但又希望向女儿保持真诚的人格形象;他不想用钱来最后解决问题,但又不想因自己的固执而失去女儿。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重重生活压力下艰难地忠于自己的家庭责任、艰难地试着妥协,对别人不免有点冷漠和粗暴的中产阶级男性形象,真实而复杂。
相比之下,女主角西敏显得灵活通达,易于沟通,也善于用钱来解决问题(比如在搬钢琴的小事上)。她面临的基本困境是:她向往更好的生活,希望女儿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然而由于丈夫纳德的固执她必须要付出离婚的代价。她必须在签证过期前,争取丈夫和女儿或女儿一个人跟她一起移民,或者她自己放弃移民,而突发的“流产纠纷”正为她提供了最后一次争取的机会。
对女儿特梅来说,和母亲一起移民还是跟父亲一起留在伊朗,或者别的选择,她必须做出自己艰难的决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纠纷后,在特梅眼中,父母其实都做了错误的事情:父亲用暴力和怀疑、谎言伤害了瑞茨和她的家庭,而母亲用金钱伤害了瑞茨的信仰和家庭。
特梅最后的选择,不只是在父母中间二选一,更是是两种生活方式中(国外的、本土的)的选择,更是要对整个事件给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在电影最后一个长镜头中,纳德和西敏在法院的楼道里等待着特梅的决定,电影意味深长地结束于此,仿佛在说:孩子,而不是法官,才是最终的、最重要的判决者。
即使是配角保姆瑞茨和她丈夫的形象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瑞茨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仰主宰着她的行为。因为身处社会底层而丈夫又欠了一堆债,她不得不瞒着丈夫带着身孕去当临时工赚钱。瑞茨的困境是,她必须在她最需要的金钱的考验下坚持自己的诚信,“有疑虑拿钱就是有罪的”。
而丈夫霍贾德则是一个失业鞋匠,在社会最底层饱受贫困和压抑,脾气暴躁,对司法系统和上层阶级抱有天然的不信任感。忍受着丧子之痛的他一方面渴望着公正和尊严(精神渴求),另一方面需要钱来缓解生存压力。
这些人物塑造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导演法哈蒂充分尊重故事中的每个人物(而不是把他们符号化、道具化),为他们都设置了独特的处境(压力和困境),并让每个人以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和个性来作出选择。正如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所说,“无论他言说什么,无论他们举止如何,我们了解深层的人物性格的唯一办法,就是看他们在压力之下作出的选择。”
好的人物塑造和好的故事构思常常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法哈蒂的高超之处就在于,他把如此多的鲜明人物(看似)轻松地放进了一个日常故事中,而不借助任何超常因素或宏大理念来完成故事的构建。或者说,导演创造了一个丰满而曲折的故事,在其中的冲突里每一个人的处境都是值得深思和同情的。而且,这些冲突不是宏大的善恶或正邪或是非之间的较量,而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善之间、或者卑微的挣扎者(常人、自我保护者)之间的对抗。
“设计故事能够测试作家的成熟程度和洞察力,测试他对社会、自然和人心的知识。故事要求有生动的想像力和强有力的分析性思维。”麦基在《故事》中说。
无疑,这部电影显示了法哈蒂对自己的生活世界的独特洞察力。他看到了生活内部不可剔除的各种矛盾和张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深藏的挫败感和压抑感,包括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宗教信仰在不同阶层和人群中的不同影响力,阶层之间的不信任感,维系生活的谎言和对真诚的渴望之间的张力……而且,他创造出了表达这些洞察的最真诚的故事形式。
法哈蒂说,儿子独自照料痴呆的父亲(据说导演有过类似经历),在浴室中给他冲澡搓背,突然伏在父亲肩上失声痛哭,这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意象,其中的孤独感和挫折感深深地打动了他,推动着他为这个意象编制出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们可以想象,法哈蒂围绕着这个意象不停地问自己:他为何会独自照顾父亲?他为何会如此哀伤?他的家人发生了什么事?他曾面临怎样的选择?他将如何解决困难?他在这种特殊的生活境遇中会作出什么特殊的举动或冲动?他的生活会变得更糟吗?他所坚持的东西会不会发生变化?他会如何影响或受影响于身边的人?这些被他直接影响着的人又是怎样的人?……
故事正是在这些真诚的追问中慢慢浮现轮廓的。这些追问中往往深藏着一个导演的独特人生体验和思维方式,也让经验逐渐升华,让日常生活的点滴凝聚进全新的故事形式,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故事天才——将生活本身创造性地转化为更有力度、更加明确、更富意味的体验。它搜寻出我们日常时光的内在特质,将其重新构建成—个使生活更加丰富的故事。”麦基说。
在影像快餐化时代,我们的眼球多数已经习惯了漏洞百出的虚假故事,它们用玄虚来取代实质,用人工来取代真实,用视觉刺激取代心灵对话。资本的过度介入让影像变得越来越奢华做作,越来越猥琐暴力,电影沦为毫无感染力的资本短期逐利的工具。
当奥斯卡把最佳外语片奖授予《一次别离》(30万美元成本)时,我们似乎看到即使在这个时代好故事仍然是能“脱颖而出”的,就像麦基的“故事炼金术”仍然是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资本和电影的基本游戏,这台疯狂的机器仍然需要用大量劣质故事来喂食,并塑造着我们的文化。
“文化离开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便无从发展。”麦基写道,“不断地耳濡目染浮华、空洞和虚假的故事的社会必定会走向堕落。我们需要真诚的讽刺和悲剧、正剧和喜剧,用明丽素洁的光来照亮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
在这个意义上,《一次离别》正是以“明丽素洁的光”深深地打动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观众。法哈蒂用“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让一场虚构的冲突具有了直抵人心的光芒,照亮了日常现实。
7 ) 柏林电影节专访《内达和西敏》导演阿斯哈·法哈蒂
凤凰网娱乐柏林讯 伊朗影片《内达和西敏:一次离别》近日亮相柏林电影节并得到观众的极大喜爱。目前在电影节场刊Screen的观众评分页上,本片得分最高,位居第一。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接受凤凰网娱乐独家专访。谈起跟中国相似的严格审查制度,阿斯哈说,“在伊朗,导演们也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我们也在努力的寻找新的拍摄方法。”
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娱乐:阿斯哈导演,您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一次离别”,请问“离别”的含义是什么?
阿斯哈:这部电影表面上讲的是内达和西敏离婚的故事,其实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含义。传统和现代思想的分离,道德和法律的分离等等。我并不想把“分离”定义的太清楚,这是留给观众的问题。
凤凰网娱乐:您在什么情况下想到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
阿斯哈:几年前我在柏林创作一个剧本时,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伊朗的音乐声,就在我隔壁。我努力的控制自己不去想起伊朗,但是我做不到,那里的人和事已经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段时间,无论在街上、公车上,我都在想起伊朗。最后我回去了,开始创作《内达和西敏》的剧本。
凤凰网娱乐:为什么《内达和西敏》主要突出女性角色?
阿斯哈:我试着将我电影里的每个人物都塑造的现实和复杂,无论男性或女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女性拍成主角,或许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毕竟在伊朗,女性在争取自己被剥夺的权利斗争中更加痛苦、挣扎,她们更具有抵抗力和判断力。
凤凰网娱乐:您曾凭借《关于伊丽》在2009年获得银熊奖最佳导演,但当时这部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发行得很好。我听说《内达和西敏》目前已经跟近10多个国家签了发行协议。请问,您当时在筹备这部电影时,就有想过海外发行的事吗?您是否在影片主题上下过功夫,我指,可以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理解和接受?
阿斯哈:我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过海外发行的事。我很开心在柏林的观众反应很不错。可能因为电影讲的是一对夫妻吧,结婚和家庭关系是全世界男女都看重的事。在它面前,任何地理、语言和文化差异都可忽略不计。
凤凰网娱乐:中国电影也面临很严格的审查制度,现在中国导演已经很习惯了,他们很清楚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如何去拍。不知伊朗导演是如何应对审查制度的?您在拍《内达和西敏》的时候有考虑过审查吗?毕竟讲的是离婚,这样一个在伊朗还算敏感的话题。
阿斯哈:你说的对,中国导演和伊朗导演都面临一样的难题。其实我们也在寻找新的拍摄方法,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在它监控下,寻找另一种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内达和西敏》开拍后我就没考虑过审查了,因为在写剧本的时候把所有问题都考虑过了。
凤凰网娱乐:柏林电影节的场刊Screen上,《内达和西敏》的观众评分目前是最高的。您是否有信心捧回金熊?如果今年能够捧得金熊归,对您自己意味着什么?
阿斯哈:是吗?我还不知道。其实我自己真的有点惊讶,外国观众对它如此喜爱,毕竟是伊朗背景的题材。至于拿奖,我不知道,拿了当然开心,拿不了也没关系,能让世界这么多观众看到我的作品就很有成就感了。对我来说,会是种鼓励吧。我现在正在筹备下一部作品,也是以伊朗为背景的,《内达和西敏》受肯定的话,可能我会更放开一些。
凤凰网娱乐:谢谢!祝您好运!
8 ) 紧握的手、离别前CD、欲言又止的选择……
我没有专业评论电影的眼界和深度,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观众的心,和独立自由的思想。越是明白悲观和痛苦的人,才越能有乐观的态度和快乐的人生。
我是在一个晚上看的电影,当然从整体的角度来说,一些豆友已经把电影的精髓分析的入木三分,非常的深刻,我也不在重复。也许是我的个人经历和电影某些情节惊人的相似吧,这部电影很是触动了我一直逃避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很美好在生活的人们,其实内心深处对生活很不满意。
我喜欢看细节,我认为那里藏着最深刻的哲学。别人看到明媚的阳光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回头看那身后的黑影。电影中有这么几个片段:
1、 当西敏要离开这个家的时候,纳德的父亲紧紧的抓住她的手腕不放手。
2、 当西敏在拖着行李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去找一张CD,纳德就在一旁看着就是坚持不挽留。
3、 电影结束时,法官问他们的女儿选择跟谁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女儿做出了决定但是几番哽咽,含泪无法说出口。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恨的电影就是平白的说教,泯灭了人的主动思想,把人当成一个传呼机,我这边发消息,你那边接消息。忽视了任何一个观众都是有智慧的,他们有能力去发掘、体会的东西。
电影不应该直白地表现。那种完全不留白的电影,能传达的东西反而是有限的。就像那些中国古代大师们的水墨画一样,他们没有画出来的才是精髓所在。
整部电影里面纳德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一直就是个配角,被人拉来拉去,摆弄来摆弄去。很多的影评都绕过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因为一不小心就得面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斥责。但是电影中给不少的几个镜头,纳德给爸爸洗澡,去医院等等,老人看着这一切发生却没有办法表达,只能用眼神和紧握的手来挽留家庭的完整。
我猜想,西敏走到门口回去拿CD其实是给纳德一个机会挽留,如果纳德说出挽留的话,她一定是会留下来的,但是纳德是个很有原则很现实的人,面对问题他也痛苦,但是有一些东西,不能改。于是他只能目送自己妻子离开自己。
让自己的子女选择和谁生活在一起,这是对自由的滥用,对于一个11岁的女孩儿来说这是个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深爱自己的父母,选择一个人就意味着得伤害另一个人,法律无情的把这种选择交给了一个孩子,这样合适吗?这和自己动手在自己心口上插一把刀有什么区别。
家庭中的争吵曾经使我的人生受到过很大的刺激,虽然我没有因此走上混乱的道路,但是我确实是受过伤的。电影虽然描写的背景伊朗,在亚洲的这边,我们有何尝不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呢?我的生活中一直伴随着难以名状疼痛感……是对自己,对亲人朋友,是对人性,是对这个世界的疼痛,人们反反复复的犯着一样的错误,却无法改变它。人性既然不能胜利,生活的这么痛苦,为何不放任自流、同流合污,看看能造出个什么世界。但是,有灵魂的人总是可以听到呐喊,对这种事情的的放纵就是湮灭,那是比死亡还卑劣的行为。
然!人生中有时候就像在独自面临千军万马的冲锋,不管你如何的努力,战阵前小小的你也无法对抗这钢铁的洪流,所以既然终究是一败,那就更无所顾及的亮剑,这也是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的真意。
大家引以为戒,不要从曾经受伤害的人变成未来施加伤害的人,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
Bravo. 感受如何完全取决于观影者自身的阅历
感想如下:11岁正是矫情的时候。至少人家有道德底线。阿拉伯世界的故事都要这么一大家子又哭又闹吗?这么个破事拍成电影!男人的理智其实没有错。女人的执著也无可厚非。恕我没能看出影片背后的深刻含义。深刻不是这么个玩法的。以上均个人意见。
一个有信仰的国家才能发生的道德纠结。手持与频繁的主观镜头将观众带进他们的世界,甚至会错觉自己也是当事人。对角色感情细腻且准确的把握让你的情感天平反复在两组家庭之间。对角色心理暗角和懦弱一面的剖析,让人忍不住叫好。情节上波折不断,是生活的力量。与《关于依丽》一样,与众不同的伊朗电影
有信仰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平淡中建构的冲突,其引发的力量让人动容,真实才是戏剧的最大元素。
真心好片,基本可以给五星。肯洛奇(重叠对话)+达内(手持摄影及剧作)+基斯洛夫斯基(道德故事)却不失伊朗本身的位置,基本超出了东方主义的规定。故事做得很复杂(只是因为拿掉了两个关键镜头!),拿捏“政治正确”真是精到舒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空间设置很精细,剪辑风格大赞。光糙了……
不到大师级,不过确实是部好电影~~真实,纠结,有克制,细节琐碎但真诚而有说服力,并且难得地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悬念点~人物塑造上都挺典型的,没有特坏的人,也没有彻底的好人~~以及,loli巨萌,最后还有个怨念的小眼神,真有杀伤力~~又,这部女人们都挺漂亮的~
借用独行狼的话就是:“很轻的电影和很重的人生”。见微知著,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
富人选择移民,穷人还在坚持宗教,女儿最终选择父亲还是母亲?
不知道怎么描述。大概这就是无感
每每看到这种一环扣一环又四两拨千斤的剧本我觉得我一辈子也当不了编剧。PS 原来演女儿的是导演的女儿,怪不得演得甚好)
伊朗人至少有信仰
一个教育女儿坚持写正确答案,哪怕为此开罪老师(权威),哪怕为此失去分数和成绩(利益)的男人,却手按着圣洁的古兰经流利娴熟地撒了谎。而一个没什么文化,艰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人,却在向古兰经宣誓之前,想到自己说出的可能是难以确证的谎言,而瑟缩崩溃地说:不,我还有疑虑……
格局无需大,笔触只要深。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信仰与现实之间的两难抉择。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立场的不同与现状的无奈。
看完《一次别离》,最直观的感受是一个男人的懦弱,不在于他打架输给别人,也不在于面对牢狱之灾他却选择了谎言。而是面对每一次艰难的抉择,他都把问题抛给比他更无力选择的人。前两次丢给女儿,最后一次丢给流产的女信徒。
看各种短评笑尿了,都在说人家伊朗信仰怎样怎样,你们和今天这帮反绿的人都是一拨人吧。。。老说别人爱被洗脑,其实自己不更傻逼吗。。。话说靠政治正确去树立三观的都是纯傻逼。。。
两个平凡的家庭被卷入了一场谎言与真相,道德与信仰的风暴,片尾法院走廊上的夫妻俩中间隔着破碎的大门,看似能轻易跨过却实则深如鸿沟。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包容总是这样触不可及。影片始终让观众跟角色们一起处在焦虑怀疑矛盾的情绪之中,直到字幕出现都仍在等待某种答案。或许这本就是一道无解之题。
一个战争与宗教包围着的国度奉献的一部佳作,可以称之为实至名归的金熊奖最佳影片。大量的手持镜头,用客观而冷峻的镜头讲述着两个平凡家庭的琐碎与冲突,人物刻画入木三分,故事的悬念更是凭借着适当的掌控丝丝入扣,直到电影完结仍使观众处在情绪当中。★★★★☆
四个字:好!看!到!爆!全片只有最后的一点钢琴声作为配乐,但是跌宕起伏得揪心,人性信仰深刻得刺耳!
不得不说,近两年的金熊作品,质量都没法跟戛纳威尼斯比。这种故意展现伤痛让人看的作品,实在没有高段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