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家

山田洋次的新作《东京小屋》（内地译为《小小的家》）会让人联想到《母亲》，就像健史翻看多喜婆婆的自传，好不容易盼到男主角的出场，他大肆评论说，后面入伍通知单很快到了，然后悲伤告别。观众不免也要以为，该又是个沉尸太平洋的凄美故事。 婆婆立即回应道，你想象力实在是匮乏。 显然，如果以传统三角恋去看待《东京小屋》，这部电影会有些莫名。女主人时子和板仓的不伦之恋打得火热，可怎么看，女佣多喜都不像喜欢板仓。所以，片中实际上有两条人物情感线，一明一暗，辅以十五年战争的大时代背景，外加几十年后的追溯和评议，令小人物的悲喜交集更见丰富立体，影片同时还留有开放的空间。 剧情故事上，《东京小屋》有几处比较跳的地方。一是打扮摩登、颇为入时的中性女睦子突然出现，一是结尾那封没拆开的信。对前者，结合原著党认定的百合情，包括导演自己也不加以否认，它显然是在暗示观众多喜的情感对象——而这个人无论如何也不是板仓。对后者，多喜当然是出于自私，无论她是想维护时子的清白，还是出于自己也无法察觉的占有。正因如此，那句“我活得太久了”更见力量。 如果跳出《东京小屋》，回到华语电影的《金兰姊妹》、《自梳》、《桃姐》乃至是《爸妈不在家》，女佣的情感世界其实不能一概而论，更无法用现代定义的女同所界定。与沾染了肉体渴求的情感关系相比，女佣们其实更接近于传统保守的独身主义，而非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女校学生，知道如何疏导自我的情感。出演多喜的黑木华用“非常木”的表演方式来克制情感，不动声色。与之相比，女主人时子表现出来的情感诉求不但压抑不住，在那个时代也可以称得上大胆热烈。回看下板仓第一次出现，时子就不加掩饰地说他很帅、与众不同，并让多喜也去看看。在睦子出现前，多喜提到时子又去了板仓家两次，而且是穿着洋装。这个一闪而过的细节，更令我想到了原田真人的《自由恋爱》。早个十年，在日本大正时代，新女性思潮已经在日本涌动。一些女性努力摆脱家庭束缚，寻求情感独立，而百合之说也悄然登上了历史舞台，西化的洋装便是她们的外在表现。 作为从大制片厂公司的山田洋次，他活用了摄影棚拍摄的技巧，制造了台风夜等关键场景，更有樱花飞舞，酷暑烈日，四时不同。而片中戏份，基本被压缩在了那座红色小屋里头。电影人物之间的三角情感关系，好像也被封住了出口。亦正如板仓被红色小屋的美所吸引，如果把多喜的情感理解为对美的渴慕，对和平生活的留恋，《东京小屋》其实会更好理解一些。不过，在画外音恸哭一幕其实也揭穿了真相，她的爱与板仓无关。在卷入战争的年代，小屋成了平民百姓的安宁象征，并且，它以蔡国强焰火的方式，宣告了美的最终毁灭——时子、小屋还有过去一切都不复存在。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影迷观众难免关注山田洋次的战争史观。可是，如果让那个年代的普通市民就表现出忏悔谢罪之情，那也是罔顾真相。于是，山田改用健史的后人眼光去评价，并且，让战争摧毁了那两段感情。炉火纯青的山田已经不需要制造大全景，几张报纸、万岁口号、美国人牛排搭黄油之类的细节已经宣告了战争的存在，并且有一种错位的幽默。不难看出，在多喜、时子以及板仓身上，他们都对战争话题不感兴趣。恰恰是不合时宜的谈天说笑、不被允许的谈情说爱，它们也正是人性乐观善良的正面反映。面对难以释怀的战争历史，山田洋次用他的电影做到了豁达，而中国电影，还远远没有上道。【中国新闻周刊】

其实原本不想对这部电影写什么东西的，不代表它不好看，只是不知道可以评价点什么。日本的电影总是两极分化相对严重一点，要嘛是把人性的黑暗面诠释的让人发指看到变态的表象已经深入骨髓的病态，要嘛是把人性的温暖发扬的可以融化冰川。好吧，这部片子还稍微“正常”一点，趋于之中吧。
《小小的家》讲述的是一位女佣的半生吧，来自茨城乡下的少女多喜，1930年来到向往的东京做女佣，旁观并感受着风云变幻大时代里的申奥、兵变、战争、食物紧缺、征召令、空袭……许多许多年后，在去世前，终身未嫁的她在表孙荒井健（妻夫木聪 饰）的督促下，写就了回忆东京记忆的个人故事。在郊外平井一家的小红屋，有着老公和孩子的女主人平井登纪子，与作为丈夫下属的年轻人板仓（吉冈秀隆饰）产生了一段“廊桥遗梦”式的、秘密而激烈的婚外情。年轻人出征前的最后一刻，出于某种暗恋的情愫，多喜没有将女主人的书信送到情人之手。平井夫妇葬身美军空袭之下，多喜为这个自作主张的“错误”而抱憾终身。
故事平淡无奇，包含小小家庭的温暖和惬意。或许活在当下的年代，谁都不想重复二战的那个年代。小小的家，就如同在战争这场暴风雨之下的一片树叶，在暴风中摇曳，最终也无法保全自己，最终成为一片记忆。
之所以觉得这部电影好，是这部电影对二战的评价，以及对自己国家日本对二战的态度以及对中国南京大屠杀的正视。能清楚的认清和正确的对待历史，起码这点来讲，这部电影的导演和编剧以及演员都是值得说道说道的。或许这也是导演想传达的一种思想，战争是多么的无情和残忍，无论是侵略者或者是被侵略的一方，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美好温暖又惬意的生活是所有人们的憧憬。
--《小小的家》

年初，黑木華憑著《東京小屋》在柏林影展得到最佳女主角的殊榮。在電影裡她飾演的是一個卑微、不起眼的女傭，既用她的眼去看家庭的秘密，同時也記載了一個由盛至衰的時代。相信山田洋次描寫二戰題材與他的童年背景有關，他兩歲多就跟隨父親到中國東北居住，看到日軍侵華的情況。近年，日本的右翼政黨興起，軍國主義復辟。年屆八十的他提出了一個很清晰的視點，就是「反戰」。在《東京小屋》裡面，不會看到血腥場面，而是看到日本人的心理轉變，同時也看到戰爭所帶來的傷害，交織出愛無能的故事，正如戲裡出現的一本名著《亂世佳人》一樣。這對生於亂世的才子佳人只有隨風而逝，留下了人生的遺憾。

《東京小屋》的故事藍本來至中島京子的小說作品，山田洋次與他的愛將平松美惠子再度合寫劇本。也許故事的切入點有點老土，但有時老土反而最得人心。老婦多紀去世，子侄從她的記事本穿透時代，交待老人家的軼事，描寫了女傭與一個家庭之間的生活點滴。從而帶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對秘密的堅守，還有就是在時代巨輪下的平凡生活。上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是中國人最辛苦的日子，國民黨貪贓枉法、共產黨冒起，國共內戰之餘，日本入侵中國。對於平凡的日本家庭來說，他們根本不會留意中國的境況，只是一心想著自己的利益，一心想著日本的產品可以輸入中國，然後辦奧運會。他們不關心戰爭，甚至當得知侵華後第一時間就想著購物。在嚴峻的氛圍下竟然如此輕鬆，與我們想像的世界成了反差，或許這就是一種諷刺。其實平凡人家又怎會想到戰爭帶來的傷痛，對普通人來說戰場太遠了，根本沒空去接觸這個世界。

女人的世界大概只有傳統的相夫教子，而外來人多紀只有小學程度，為了脫貧離鄉別井打工。東京在她的眼中是打通世界的窗口，在那裡她得到了工作，得到了僱主的信任與友誼。這部電影其中一個出發點就是用卑微的角度去寫出大時代裡的人物，多紀雖然讀書少，但肯打拼，她有的是一股衝勁。與松隆子飾演的時子比起來，她並不典雅，看似是什麼也不懂，平日做的事情是聽從主人的吩咐與叮囑，當家務事。整個故事裡多紀的角色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講故事，當中有她的所見所聞，還有人情世故。

日本電影裡最能體現到一個民族到底有多用心去做一件事，去年石井裕也的《大渡海》寫了一個字典編輯的職人精神，所謂的精神就是忠貞不二、全心全意做好一件事，雖然是帶有任務性質，可是當中的熱情與淡雅、純潔的描寫卻是我們的電影所缺乏的。從日本電影裡，看到的是一顆心，一顆不只會感動人的心，而是展示努力的心。在《東京小屋》裡就可以看到多紀的職人精神，從不抱怨、默默工作，專心致志，從上而下的都能夠侍候得貼服稱心。而僱主也不是把她當成是奴隸，而是為她的未來打算，充當是在異地的「監護人」。或者這就是雙方的禮尚往來。因為理解，所以慈悲。這一頭家發生了很多未能想像的事情，少主大病、主人為了建造房子而向銀行賒帳、戰爭又迫近，而女主人更開始她的外遇，各種的事情接連發生。要看「大時代」就要從《小小的家》出發，看他們怎樣經歷、面對、反思、重新出發，這才是電影裡的信息。

《東京小屋》在描寫外遇的情節上寫得很隱晦，意思是它並不是要直接拍露骨的性愛與激情，而是把一些的情感收起來。不但內斂，而且是君子相交，郎才女貌。時子擁有美滿家庭，偏偏戀上丈夫的下屬板倉先生。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常有嫁女情節，而山田洋次在這部片則有「迫情人嫁娶」的情節。《東京小屋》顯然有股小津味，不是賣花讚花香，而是在鏡頭的運用與日式家庭的佈置也有古早味。男主人把女傭當作是女兒，女偏把主人的兒子當成是自己的兒子，看著這個家庭由盛而衰，從完整轉化為內心世界的疏落。

電影裡的人物關係也處理得很曖昧，多紀終身未嫁，心撃平井家。可是她終究情歸何處？從她第一次見到板倉先生，凝望他的眼神也相當的含蓄。從一些細節可以看到其實是時子、多紀與板倉之間的三角戀。只不過他們欠的是緣份，多紀只是一個鄉下人，時子是都會女性，二人身份大不同，相對來說多紀有的是自知之明。她試圖保護女主人，以逃過秘密的監控，內心卻有一己私慾想得到板倉。事與願違，他們的愛情因為戰爭而留下一點遺憾。

在整個改編的過程中，相信導演是有意加入反戰與中國的元素。也許是自身經歷，再者是面對著國內右翼意識形態的興起。安倍政府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國內不願面對侵華歷史。透過戲裡的兩代人的相處，帶出各自的價值觀。一種是多紀在大時代裡的記憶，是主觀地看當時的社會狀況。另一種是現代人客觀一點去看史實，質疑過去發生的事情。過去一年，一些的日本老導演也有反戰的作品，其中宮崎峻有《風起了》。看著這些老導演的作品，更值得讓人尊重。一部好電影是能夠帶出一點意思，讓人反省，穿透歷史，審視未來。

《東京小屋》就是一部雖然帶點煽情，但讓人釋懷，暗裡為它流淚。走過歷史，還看今天的電影。看起來是一部講述偷情的電影，可是偷情也偷得如斯有愛，美麗、高貴、乾淨，這需要善良的人才可以做到。電影裡的人在混亂的時代裡各安天命，堅守崗位。在亂世裡持守自己的責任，不驚動任何人。而現世裡，我們也有自己的責任，山田洋次告訴我們「不要忘記」。

文/Dorothy

海报上多喜怔怔地盯着女主人，那是一位温柔典雅的美妇人。淡淡微黄色调有着莫名的怀旧和忧伤。
小小的家坐落在东京郊区，是做红色屋顶的漂亮房子，在一片灰色的日式房屋中，格外的别致醒目。那红屋顶的欧式小屋，有玲珑的门廊，精致的门窗，白色窗户的阁楼。这里住着雍容美丽的女主人时子，忙于玩具公司工作的男主人还有可爱的小儿子恭一。多么完美的家，多么完美的家庭。虽然是女佣，多喜全身心的热爱着这一切，在她的眼中，所有所有都是完美的。可是，在女主人时子时不时出神中，似乎又有些什么缺失了。多喜想不出。
30年代的日本，举国蒸蒸日上的兴奋。虽然对外有着战争，可是“那时就是那么开心。”多喜婆婆面对侄孙荒井健史的疑问，不以为然。攻占南京的消息传来，东京的百货公司竟然能以此促销，人们高举手臂大呼“万岁”。对于在中国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更是一无所知。对此导演山田洋次借着健史之口发出疑问“你们怎么会不知道？”
在时代大浪的裹挟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中，每个微小的人太容易被蒙蔽被洗脑，怎么能预见到前途的坎坷和荆棘？
战争永远是男人们的兴奋剂，就在男人们高谈阔论着战争时。一个人悄悄走开了，他是新来的玩具设计师板仓正治，对于政治他反感，却和小主人一起，可以相安无事的相伴。可能正是着种孩子气，吸引了时子的目光。他们一起听音乐，谈文学，情愫萦萦绕绕。身外的战况激烈，有情男女彼此藏着秘密越走越近。
时局已坏到不可挽回，连身体丙类的正治也收到征集令。夫人日日憔悴，她仿佛被抽去灵魂。多喜掩饰不住的眼泪，她看到这个家的岌岌可危，自己做出了一个悔恨终身的决定……
其实，不论多喜怎么自责，她都已经被原谅了。在残酷的战争中，个人的幸福显得那样的抽象和奢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多喜回乡后，夫人和先生在45年东京大轰炸中双双去世。那红色屋顶的小小的家也变成一片焦炭。
小小的家，深藏在记忆中。那段苦涩掺杂着一丝甜蜜的回忆。人在这世上，像随波逐流的浪花，浮浮沉沉，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直到老去，死亡。

多喜为什么没有把时子的信送出去?其实影片开始没多久就已经交代了缘由。记得多喜和以前主人的交谈吗?---一个忠诚优秀的仆人,是懂得如何为主人家庭的安定和谐去用心做一些事情的。所以说当她察觉到女主人有了外遇,而且外面的风言风语和大环境的恶劣已经如山雨欲来,乌云压顶,多喜在心里已经掂量出了这封信的分量以及会给这个小小的家带来怎样的风暴。多喜很爱这个家,由衷地期盼它安宁静好,不希望任何风雨的侵扰,她敬爱她的女主人,不愿看到她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受到显而易见的伤害,所以她心中再三权衡后把信留下了。她认为在这非常时期,这是她为这个家庭应该做的。 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了她的预料,战争的残酷转瞬就撕毁了一切的安宁和谐,时子在大轰炸中和她的心上人永远的阴阳两隔了！多喜在余生中一直因为那封没送出的信而懊悔和自责,她无法原谅自己,后悔自己的行为断送了时子的爱情和人生。可她又怎能理解,在大时代的浊流的裹协下 ,每个人的性命和情感都是那么渺小和不堪一击的。就算不是因为这封信,美好的一切也迟早会被现实撕得粉碎。所以多喜你不必深深地自责,真是这样的。 至于那些说时子和多喜是"拉拉"百合"的,说"三角恋的,"如果没看明白,就请把影片再看一遍好吗？

董启章谈《东京小屋》
（上）女仆的僭越与国家主义的败亡

香港读者认识小说家中岛京子的《小房子》，很可能是由于日本著名导演山田洋次的电影《东京小屋》，又因为当中饰演女仆的年轻演员黑木华夺得柏林影展最佳女主角奖，而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 小说的书名源自美国插画家维吉尼亚． 李． 伯顿的绘本The Little House（1942），所以直译《小房子》最为恰当。 小说于二○一○年出版，并获得第一百四十三届直木奖。 翌年于中国内地首先出了简体版中译本，名为《小小的家》，繁体版最近才在台湾推出，名为《东京小屋的回忆》，颇为平板累赘。 对于电影改编《东京小屋》，影评一致赞赏导演的功力和演员的表现，并且普遍认为十分忠于原著。 我同意在大取向方面──诸如反战和反思集体主义对个人的压制、个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违心」之行，以至于坚守「情」作为生存的终极价值──电影和小说可以说是一致的。 而在故事、人物、场景和对话方面，电影也很大程度遵从原著。 不过，正因为如此，两者有分别的地方便更为明显。

小说以外的电影情节

最大的差异，在于时子夫人和丈夫的下属板仓正治的感情关系的描写。 有影评人认为，电影对二人恋情的呈现有一种东洋含蓄之美，但与小说相比，电影其实还是太外露了。 时子在板仓第一次到访，看见对方第一眼，就已经忍不住在女仆面前大为赞叹，完全失去自控。 这在小说里是没有的。 事实上他们第一次见面在社长位于镰仓的别墅，而作者只是淡然交代，板仓跟时子的儿子逗乐时，时子不时往那边望去，似是怪责他们过于吵嚷。 对于两人暗中发展出情愫，小说极尽克制之能事。 又因为多喜的叙事观点的限制，最为露骨的时子到访板仓住处的场面，都没有任何描写。 而电影中时子在房东怀疑的目光中爬上板仓居处的楼梯，板仓还煞有介事地向楼下表示不必送茶，那种滑稽而明目张胆的情景，就原作者的标准来说肯定是过火了。 事实上，在小说中，时子夫人的声誉受损的程度非常有限，还远远未至于被家族长辈召见并训示。 这更显见在那样的社会中，就算事情还未真的外扬，内心的压抑其实已经非常巨大。 电影中的时子夫人比较急色，她的婚外情比较像是个人的因素所致，而小说中的她则更明显是「大和抚子」的标准底下的牺牲品。

原著的女仆形象

原著中女仆多喜的前主人，小说家小中先生向她讲了一个女仆的故事，非常精彩地总结了女仆这种身分的本质：主人的朋友和主人是学术上的竞争者，假如一天这位朋友在主人家里遗下重要的学术论文手稿，女仆发现后应该如何处置？ 在不知情下不小心把重要手稿烧掉的，是愚蠢的女仆；在主人吩咐下烧掉手稿的，是平庸的女仆；而最聪明的女仆，是不用主人吩咐而能主动猜测主人的心意，代主人做出他不敢或不便做的事情，然后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这个故事直接促成了多喜后来私自把时子给板仓的信收藏起来，令两人没法见最后一面。 但多喜的做法和那个故事中的女仆不同。 小中口中的女仆展现的除了是聪明，也是一种超级的奴性──为了迎合主子的心意而不择手段。 相反，多喜所做的其实是违背她的夫人的意愿的事，而她竟敢更进一步，自作主张，作出什么才是对主人有好处的决定。 这很明显是僭越，而在这僭越中，她彻底地颠覆了主仆的不平等关系。 她为主人作主，但又为这样的僭越付出代价──主人的离弃以及一生的自责和内疚。 故事中的女仆的行为其实是愚忠，而多喜的行为则是自我牺牲──她替夫人承担了跟爱人斩断关系的痛苦。 这牺牲暗示了多喜和时子之间再不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关系。 电影删去了那个充满暗示性和对照性的故事，代之以一个女仆为男主人掩饰婚外情的故事，虽然更为贴题，但却也远为粗浅和乏味了。

小说引述《黑蔷薇》

由这个关键的决定，引向多喜对时子的真正感情的问题。 电影在这方面又再一次降低了调子。 原著中时子的好友睦子有更重要的角色，在电影中她却只是出场一次。 在那个场面中，多喜忍不住向睦子讲出夫人可能有外遇的秘密，而男性化打扮的睦子却暧昧地向多喜表示理解和同情。 但电影的处理只止于睦子个人的性取向和她对时子的可能的恋慕，小说却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大胆。 在小说中睦子还引述了吉屋信子《黑蔷薇》里的一段话，也就是女人在男女之爱之外，第二条道路是同性之爱，而第三条道路是维持独身，在工作中寻求人生价值。 这段引述在电影中略去，而同性爱的暗示也因此而被削弱。 同性爱所指向的不只是睦子，还有多喜。 多喜对时子的感情，不只是主仆之情，而多喜之所以收起时子给板仓的信，除了为了保护夫人的清誉，其实也包含她对夫人强烈的爱意和妒忌。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电影中也被改掉了。 在原著多喜的自传叙述中，她并没有写出自己没有替夫人送信。 相反，她写第二天板仓依约来到红顶小屋，和夫人度过了一个下午。 小说读者读到这里，很自然地信以为真，以为二人如愿以偿，在板仓出征之前好好道别。 这样的设计令小说结局章的悬念增强，而最后健史（多喜外甥的儿子）读出多喜收藏的信件才赫然发现，姨婆当年原来没有送信，而之前读到的那段恋情的完结是假的。 结局章的力量完全建基于这个谎话，以及谎话的揭穿。 可是，电影来到送信那一幕，就无法不立即道出事实，往后健史再揭开的，其实早就不是秘密了。 通过虚构来修改历史这一主题，因此而付诸阙如了。

把战前日本美化？

小说的结局章（也即是多喜死后健史追寻往事真相的部分）笔锋突转，悬念十足，非常精彩，相反电影却在这里陷入拖泥带水，渗杂着过多的说教和流泪。 小说中的健史的角色比较疏离，对姨婆多喜虽有关心，但说不上热情。 两人之间有较大的隔膜和代沟，难以互相理解。 在理性上，他对多喜的历史叙述多翻作出质疑，说她把战前日本美化，无视于军国主义的阴暗面，但他自己其实也不具备深入了解长辈的情感世界的条件。 在后来的追查中，小说的健史的态度也比较克制，虽然表现出好奇和关注，但远远未及电影中的他对前人感同身受，同悲同哭的程度。 那种隔代的情感互通，无疑是前辈导演山田洋次的美好愿望，但对中生代作家中岛京子来说，显然不能不投以怀疑的眼光，或至少是持保留的态度。

事实上，小说对整个结局章的处理，呈现出强烈的距离感，甚至带点冷峻的幽默。 首先，就从战场幸存归来的板仓的设计来说，小说中他以Shoji Itakura的名称成为了一位颇具名气的漫画家，而且走的是邪典的风格，作品充满黑色幽默甚至是残酷的色彩。 这绝对不是电影中的他所成为的画风温馨的油画家。 在小说中漫画家Shoji Itakura死后，人们按照他遗稿中发现的草图，重建出一座西洋风格红顶小屋，作为他的纪念馆馆址。 那就是在战争后期东京空袭中烧毁的平井家的房子。 伴随建筑草图被发现的，还有一份五十年代初的手稿，里面以连环画的形式绘画了一间小屋中的生活情景，而小屋里的人物只有两个女性和一个小孩。 两个女性关系不明，既似姐妹又似朋友，在最后一幅画中手拖着手，还状似一对恋人！ 这就是主仆关系的终极超越，通过旁观者板仓的眼光呈现出来。 在漫画家Shoji Itakura的这部从未发表的作品中，世界之冷酷和个人情感之温暖，对比跃然纸上。 这也是作者对国家主义及其历史的另一巧妙而有力的批判。 很可惜，这一层在电影中也不留痕迹。 缺少了讽刺性的距离感，电影结尾流于通俗的温情，情意虽真，力量却反而薄弱了。

上面的比较所呈现的，与其说是优劣的对比，不如说是取向和观点的差异。 纵使电影本身也相当优秀，而山田洋次的人文关怀也非常值得敬佩，我还是觉得不能因此而忽视和埋没原著作者的独特用心。 是以为文在这里加以点出，供读者和观众参考。

（下）公史与私史的欺瞒与真相《小房子》如何反战？

我在前文〈女仆的僭越与国家主义的败亡〉中，谈过中岛京子的小说《小房子》和它的改编电影《东京小屋》的差别，并借此探讨了原著小说的用心。 本文尝试集中于小说的核心主题「欺瞒」和「秘密」，玩味个人历史书写（自传）的问题及其时代意义。 小说从两个层次处理了「欺瞒」和「秘密」的主题：一方面是在故事的层面，描述了年轻女仆多喜如何自作主张收起了主人时子给外遇恋人板仓的书信，令二人无法会面，借以挽救夫人的名声。

多喜六十多年来一直把信件藏着，直至死后以遗物的方式被外甥的儿子健史发现；另一方面，在小说叙述的层面，作者也借着多喜的自传书写欺骗了读者，隐藏了多喜没有送信的事实，令读者相信多喜的记述，以为板仓依约来到红顶小屋，在出征前和夫人正式道别，共同度过了一段最后的、无憾的时光。 事实上，这个情节是老年多喜杜撰出来的。 小说在最后的场面中，通过老年的平井恭一（当年的家中少爷）授命健史把那封信打开并读出内容，揭示出当年的事情的真相。 这除了是多喜一生的秘密，也是作者所刻意经营的、暂时欺瞒读者的「诡计」。

以大众小说的方式去回应

《小房子》很明显是一个爱情故事，而电影改编版亦着力于当中的两段感情描写。 当中除了时子夫人对丈夫下属板仓的爱情，还有多喜对夫人的单纯的主仆之情，甚至是同性之爱（小说在这方面更为明显）。 而无论是板仓还是多喜，都对在战争后期空袭中身亡的时子念念不忘，终生不渝。 无怪乎影评人亦用一个「情」字来概括全剧的要旨。 这样看当然没有错。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置放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背景之下？ 如果单单是一个卖点、一个戏剧性的考虑、一个趣味性的设计，这不但意义浅薄，甚至可以说是倒行逆施，把沉痛的历史和残酷的政治化为充满时代色彩的布景板，变相为军国主义转移视线。 小说和电影当然不至于止。 大家都可以看到，作者和导演如何通过主角们的经历，呈现一个扭曲的时代对个人情感的压抑，以及通过多喜的忆述和健史的质疑，反思历史的真相及其再现的问题。 简单地说，大家都会认同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也秉持反战的立场。

生于六十年代的中岛京子，看来不太像是那种活跃于政治抗争的小说家。 她曾经于时尚杂志工作，对世俗的民风物貌有敏锐的触觉。 后来成为专业小说家，写作路线属流行文学，作品既简洁易读，但又有精妙的构思和深刻的主题。 二○一○年获得直木奖的《小房子》，是她的「女仆系列」的最后一部，当中可见其「以小见大」的用心。 对于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中岛京子作过非常深入的研究，除了造就了她对那个时代巨细无遗的写实重现，也形成了她对历史和国家主义的批判性观点。 中岛京子不是大江健三郎那类政治活跃型作家，但这并不代表她不以自己的方式关心时局，并且以大众小说的方式去回应。

要了解《小房子》的历史观，我们可以分别察看当中的公共层面和私人层面，然后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所谓公共层面的历史，就是我上面提及的，在小说中涉及狭义的历史方面的处理。 多喜虽然亲身经历了战前和战时的日本，但她的认知具有先天的局限。 她是个来自茨城乡下的纯朴姑娘，只有小学程度的学历，在东京生活期间，对世界的大小事情的判断都只能跟从男女主人的观点。 在这样的条件下，她本人是不容易对当前的局势有所觉悟的，而受制于这个局限，她到老年似乎也没有培养出批判性的历史意识。 不过，她也从来没有盲目支持军国主义，但这只是出于她对公共世界的无知，和对私人（情感）世界的全盘交付。 所以，严格来说，她没有反战意识。 相对于多喜，她的外甥的儿子健史则代表新生代的理性和批判的声音。 他多番质疑姨婆的叙述美化了战前的日本社会，又明确地对战争的不义表示反感。 健史为多喜「无知」的观点提供了「知」的对照，揭露了多喜的战前美好东京生活的欺瞒性。 当然，并不是多喜有意欺瞒，而是那个时代的日本人都一致地被欺瞒或者互相欺瞒。 所以已成八十岁老人的平井恭一才在小说的结尾说：「那个时代，谁都难免做出违心的选择。」

自传与历史

关于公共层面的历史，小说的立场显而易见。 问题是，这跟当中的那个爱情故事有何关系？ 那纯粹是个人被集体压迫，情感被国家主义扼杀，这样的一种单向的关系吗？ 我认为，老年多喜之开始着手写作自传，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 如果没有「写自传」这个元素，单纯是故事的叙述，小说的历史观就相当简陋，而意义的层次也就会非常薄弱。 自传就是个人的历史，私的历史，和公的历史看似相反，其实是互相映照。 我们当然绝不可能说，多喜的私史是军国主义的公史的微型版。 表面上看，两者毫无相似之处。 身为女仆，多喜一直处于被支配的位置，和军国主义的支配者成反向对立。 不过，正正就是这种位置的反向对立，令私史对公史产生揭示性的力量。 正如我在前文所说，多喜对主人时子夫人的爱恋，同时打破了异性恋和主仆从属关系两种规范，也间接是对军国主义的绝对权力的反抗。 当然，多喜对此并无意识，全不自觉，但这并不减损她的选择的深层意义。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多喜的私人史的写作模式。 多喜被健史质疑「美化历史」的部分，反而不那么重要，因为她并没有刻意美化，反而是忠于自己当时有限的视野，把她所耳闻目睹的民间生活情况如实写出。 这方面她可能受到国家政权的欺瞒，但她的写作原意是忠实的。 可是，到了她的自传的结尾，她却刻意地说了谎，进行了欺瞒。 她隐藏了自己没有替夫人送信的事实，还相反地杜撰出板仓依约来小屋会见夫人的情节，为两人虚构出一个「美满」的结局（纵使此后永别，但总算确认了彼此的爱） 。 奇怪的是，她随后又把那封收藏了六十多年的信作为遗物留给健史，通过健史的追查和核证，终于揭开了她隐藏一生的秘密的真相，并对那刻意错写的个人历史进行修正。

如何回应军国主义

多喜的私史的模式可以如此总结：前代人（多喜）意图忠实记述历史，但对于自己因罪恶感而无法面对的部分，却加以虚构和窜改，然后把证据留给后人（健史） ，让后人代为揭露真相，重新修正历史。 这和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及其延续势力处理公史的模式构成对比：前代人建立进行侵略和压迫的国家，系统化地欺瞒人民，完全失去判别罪恶和自我面对的能力，而后人则试图毁灭证据和篡改历史，以掩饰前人所犯下的罪行，最终离真相愈来愈远。 两个模式呈现反向的对照。 更有意思的是，私史中的修改或欺瞒是出于想像的补偿（无论当年的过错是出于对夫人的维护，还是对夫人婚外情的妒忌），当中的责任承担（终生的悔意）和自我牺牲是真实明确的。 相反，公史中的欺瞒和篡改建基于对他人的宰制和侵害，也同时是不负责任的（毫无悔意、拒绝道歉和反省）。 于是，私史中呈现出大公的情操（面对真相），而公史中则暴露出自利的私心（逃避真相）。

当然，所谓的公史和私史不能在全部意义上也等量齐观。 例如在私史中，个人最隐密的情感无法理出终极的真相，而必须被接受为没法解开的谜。 相反，在公史中真相的追寻不容妥协，也不能藉由模棱和暧昧加以开脱。 而确认公史与私史的差别，本身就是对个人情感的尊重和保护，否则一切又会回到公共对私人的压制。

中岛京子在《小房子》中利用多喜的私史对军国主义的公史作出反向的和间接的批判，这也是她以小说的形式对世界作出回应的方法。 要知道回应（response）本身，就是负上责任（responsibility）的意思。 而她更提出，如果前人没法面对真相和承担责任，我们作为后人的，就要继续那样的工作，就算我们要面对的，是更多的错误和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