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中“请忍耐一下”这句话常常出现,说话的主体与客体也常有变化,而奥琦给出的回应是,行动起来,用一辆贴满宣传标语的小车以及一次调查记者式的追问,来告诉大家,有些事情,不是忍耐就能忘记与习惯的。
奥琦正是被战争所改变的,失去的一切的“发疯了”的人:其他人都选择忘记以继续,只有他选择留在当时。西西弗斯式的行动,拒绝暧昧的“不记得事实了”“大概是这样”“我可能开枪打中了”“是上面有人下的命令”,奥琦会冷静逼问,到底开没开枪,瞄准了哪里,你当时站在哪里,其他人站在哪里,谁下的命令,谁拿起的枪,枪里有几颗子弹......用个体撬动了个体的情感,让怀有罪恶感的人在镜头面前说出了话。但即使是这样的西西弗斯,也无法改变什么。想想真正引起战争的人,还是高坐云端,痛苦的人互相折磨,希望让大家看到战争的伤害,可是真正做出战争抉择的人,根本看不到这些东西,能被说动的、感动的人,恰恰都是没有决定权的人,战争再次发生时,这些事情又要重演。尤其是中间还提到了越南战争。再看我们现在身边有乌克兰。
奥琦说,只要暴力引起了好的结果,那他愿意这样继续下去。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句话。战争终究在人的身体、精神,前前后后都伤害了人。
此外,很想知道他妻子对这些事情的态度,是不是因为是丈夫要做的,所以就支持,还是因为其他。
忘了是哪一位日本哲学家,说奥崎谦三值得100%的同情。受害者、反抗者、勇敢的人,无数个令人尊敬的标签被加在奥崎谦三的头上。诚然,一个正常人看到这部纪录片很难相信这个时间仍有如此般的人,为了心中的正义,敢作敢为敢当,说是具有英雄气概的都市侠客绝不为过。本文无意质疑他追求的正义,也无意质疑奥崎的人格,只想讨论一个问题,奥崎谦三在拍摄这部电影时是否心中早有了故事?
导演原一男在纪录片界可以说享有名望,他的一个著名的理论是探索。他形容纪录片就是探索,自己也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仿佛一个侦探在调查案件,随着拍摄,事情才变得清晰。这个方法能保证纪录片完全的真实,当然了,自己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也就不会有对故事的主观干扰。
但奥崎谦三是在探索吗?还是一切都是他早已铺好的路线呢?
各位看客,可曾看过大导演深作欣二的《飘舞的军旗下》?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妻子寻找丈夫在战败后的新几内亚被处决的真相。影片里她不断走访和这个事件有关的各个人士,同队伍的士兵、长官等。影片的结构像极了《前进,神军》。最后,亦是发现了一个说谎之人。而这部电影早于《前进,神军》十年有余。
很难想象这二者之间毫无关联,但看客千万不要误会,笔者将此有趣之“巧合”放在一起并非是要强加任何负面的评价于奥崎,反之,这是多么有趣的人,才会将一部电影的事情在真实生活中重演?而所用的手段,比深作欣二的电影都充满了想象力。一切事情都要讨个说法,一切罪恶都要得到审判。何等有趣而勇敢之人!
各位看客,本文只想表达这一小小的巧合,奥崎谦三到底是谁?编剧?演员?革命者?疯子?战士?英雄?各位自有定夺。奥崎谦三一晃逝去很久了,在他离开的那一天,报纸上有大概宽约三厘米的讣告。
原一男導演其實在內地也知名度挺大的,所以《ゆきゆきて、神軍》作為他的代表作也很有名,我在硬盤里存了很多年都沒有看。。。因此看之前我就被劇透得差不多了,之前我也看過市川昆的《野火》也看過深作欣二的《飄舞的軍旗下》,唐十郎的《風之又三郎》里也有「戰友的肉真好吃啊」。。。所以其實我是對「新幾內亞日軍吃人事件」已經有挺深刻的印象了,但當紀錄片中出現了當時的當事人以及死者的遺屬時還是產生了非常真切的震悚感,彷彿之前我一直是將這一事件當作一個「知識」儲備著,而時至今日我才剛剛真正意識到這是「真實的」事情,可哪怕這一份「真實」里依然有好多被永遠模糊懸置了的細節,並且事實上讓人不得不思考「挖掘真實」的意義問題。
大概紀錄片與「真實」之間的糾纏會是永遠沒有盡頭的東西。
原一男導演幾乎對紀錄片的整個製作過程都是保持緘默的,雖然後面有一小部分原一男對奧崎的妻子的採訪,內容但大多數的時間里都是完全不介入事件的發展而是平靜地將一切記錄下來,也不加一句旁白補充自己的觀念只任由拍攝對象在相機面前進行一切行動,包括在場面陷入混亂不可控時都不加以干涉。這應當是很符合「直接電影」的做法的。不過關於《ゆきゆきて、神軍》到底屬於「真實電影」還是「直接電影」大概還是很有趣的問題,因為我翻到原一男導演2015年朝日新聞上的訪談里講到「奧崎先生說這部片子的導演並不事原一男我而應當是「神」所做的」😂拋開神不神的,其實如果把它看做一部原一男拍攝的以「奧崎謙三」為記錄對像的紀錄片那麼毫無疑問這應當是直接電影,不過其實原一男導演也講到奧崎其實幹涉了大量紀錄片的拍攝過程甚至因為拍攝內容的問題幾次和原一男「決裂」。從奧崎的角度來講其實他本人更像是片子的導演一般主導著一部由他引導對「新幾內亞日軍吃人事件」對秘密進行挖掘的探尋過程,在其中他一直在鏡頭內出現,不斷誘導不同的當事人說出「真相」哪怕不擇手段到用上暴力逼迫,他也不斷地對鏡頭輸出著自己的觀點,如果把原一男只當作攝影師而奧崎才是電影的導演的話,這可能就算得上是「真實電影」了。
原一男吐槽奧崎對紀錄片製作的介入時說過因為剪輯時奧崎入獄了所以片子才得以完成如果我剪輯的時候他又動不動橫加干涉提出各種意見大概是完不成這個片子了😂「編集の時に奧崎さんが橫にいたら、あれこれ口を出してきて完成しなかったでしょう。」大概也是因原一男導演最後對素材的剪輯權尚未被干涉最後我們有幸看到的也是一個非常真實並且複雜的奧崎謙三。
關於紀錄片記錄的主要事件其實應該是奧崎謙三對新幾內亞逝去的戰友的死因的調查,但是真實的情況事實上並沒有得到確定的「事實」,因為在逼問到盡頭人們吐出的真相頂多可以被概括為「新幾內亞確實發生了日軍吃人事件」,然而作為觀眾聽到的「事實」依然是有不少矛盾的。比如有人說部隊「不吃白豬只吃黑豬」(即不吃白人俘虜只吃黑人俘虜),又有人說「黑豬跑得很快,所以吃不了」,可人們又決對否認會吃「自己人」的說法——那麼究竟吃什麼人?實行槍決的士兵們面對遺屬的質問,妹尾說自己的槍是空的,高見說自己射偏了,濱口說自己沒有開槍——彷彿誰都因為什麼意外沒有「殺人」,難道人是自己死的?關於處決的原因,有人說是因為偷了別的部隊的食物而要被處決,有人說是是因為做了逃兵,有人說是因為吃了原住民所以上層才以違反人道為要求處決,而處決的命令基本上都推給了「最上邊」——已經自殺完成了他的贖罪,也因為已死而可以隨便充當所有罪惡的替罪羊的小泉大佐。執行處決的人都認為「不清楚處決原因」。兩個遺族出於對親人的維護自然會認定親人是因為「反對吃人」而被部隊出於掩蓋自己罪行的目的而處決,這一結論似乎也被很多觀眾出於對弱者/死難者的同情而廣泛接受,包括國內一些對電影背景的簡介里也是這麼下的定論,然而——這樣帶有明顯的情感傾向的認知在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得到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就可以去相信了嗎?甚至連處決的具體的日期都是模糊的,遺族和奧崎都認定是日本投降後,這一說法也得到了一些證言,但古清水就堅持說是距離投降還有幾天的時候。
對於這些晦暗不明,原一男當然沒有對此得出任何定奪,就連奧崎謙三如此固執蠻橫的人也沒有一錘定音地指明哪些話是說謊又有哪些話是事實。當然他自己還是堅持著他相信的「真相」的否則也不會激動地衝去復仇了。這其實並沒有太出乎我的意料,事實上有大量關於此類對過去事件的追尋的紀錄片最終都是這樣結束的,因為人類的記憶其實並不那麼可信我們也許會為了逃脫自我折磨而無意識地修改美化了過去,因為面對攝像頭的生者尚且需留一點點顏面用於苟活於世,因為死去的人已經無法說話也因為也許連遺屬也接受了逝者已矣不再往死裡追究那些並沒有活得多麼幸福的生者的謊言了。
這對於我來說已經是可以接受的結果了,因為我們永遠都不可能弄清楚所謂真相的,但追求真相並且使得真相不至於全部埋沒的過程卻非常珍貴,因為所有的上層很大程度上想要操控集體意識,永遠有那麼一小波人希望等到所有聽過真相的人都死去了,那麼後代就完全不知道了,於是事件便「不存在」了——那也許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歷史悲劇將會重演。
但我想這個紀錄片的重點大概也並非「新幾內亞日軍吃人事件」這一實際上並沒有那麼「不為人知」(畢竟我都知道。。。)的歷史事件而是奧崎謙三這個人。片中原一男導演沒有任何一句對奧崎謙三的評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任由奧崎謙三在鏡頭面前表現自己,鏡頭並非被隱藏的東西,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奧崎謙三想要給人看到的自己,並且觀眾是可以意識到他的行為的「表演性」所在的。原一男的旁觀視角使得奧崎謙三幾乎是我看過的所有的紀錄片里最難評價的人物了。在網絡可尋的日文/英文/中文的關於本片的討論中的態度其實都是如此。各種觀點都有。這大概也是對一個真實的複雜的人物應有的分化的評價,也從側面說明了紀錄片的成功。
我起初看到大多數是表達對奧崎謙三的「老朋克」一樣的身份的崇敬之情。事實上由於開始不久奧崎對戰友的母親說自己就是她的兒子的行為,以及之後老母親唱的歌又在最後因為奧崎入獄而未能成功帶她去新幾內亞的字幕中響起了母親給死去四十年的兒子唱的歌,我也不由自主地被這樣的情感所感染。這些東西都實在是非常煽情,也使得人們還是會把情感偏向了奧崎,畢竟他的所有的看似爭議性的行為都是出於這樣一片與我們聽著那樣的歌聲時達成了共情的赤誠。
但如果去翻一些思考深入一些的長評會發現不管是在日本國內還是國外,人們對奧崎的評價其實都並不單一,不少人批判他的「表演」批判他對著鏡頭作秀——因為如若沒有鏡頭也許人們會更願意說出真相,批判他不擇手段揭露真相甚至用上了暴力的行為已經不可控制地超越了真相的意義本身變成了某種過激的為自己的「理想」或者「名聲」不惜撕裂他人的自尊侵犯他人保持緘默的權利的暴行。起碼人們會意識到如果連確切的真相都還不清楚,那麼奧崎就直接闖去古清水家裡殺人真的是正當的嗎?或者退一萬步,哪怕他攻擊古清水聽起來還尚在人情範圍內堅持自己的認定的真相和正義,那麼襲擊他的兒子就實在是說不過去了。
因為站遠一點看要人們理解那些在極端情況下,「不吃人就要死」「不處決戰友被處決的就是自己」這樣的情況下選擇放棄人道自己苟活下去的主張的。畢竟在殺紅了眼的情形之下,活著的人們甚至被逼到了畫一個圈然後在圈里自相殘殺以節約糧食(或者創造糧食,雖然這個猜測遭到了否認)的地步。經歷過戰爭苟活於世的士兵需要承受戰敗的屈辱以及突然之間為國作戰的正義與英勇變成了不義之戰的罪孽的流變,還要因為所有在特殊的境遇之下的所作所為處於良心的拷問折磨中。否認和隱瞞某種程度上也許是他們不至於崩潰的某種下意識的選擇。他們也許是無意識地對記憶進行了某些微妙的修改而導致了最後的真相依然依舊曖昧晦暗的樣子。讓事件最後的一點點小細節保持著不可辨明之處也許真的只是尚活著的人最後的一點自我保護的方式而已。而我們所看到的畫面中奧崎謙三的得理不饒人,對已而重病的老人說你這是「天罰」,一到對方有所猶豫就直接撲上去施加暴力,我們看到當年的軍曹在鏡頭面前可憐巴巴地展示自己已經被打得尿失禁了的場面,奧崎的「正義」性已經變得有點複雜了。奧崎謙三第一次一言不合就撲上去打架的時候我是真的被嚇了一跳,因為他在大多數時間都保持著老派的日本人最大程度上的唯唯諾諾的謙和的微笑和鞠躬連連,他突如其來的暴力雖然說在他前面對似乎並沒有對他做什麼過激舉措的警察連連出語挑釁時也能看出些苗頭,但還是讓人有點始料未及。事實上原一男也說81年開始採訪他時他的表現十分的紳士,完全沒有看出他後來會做出那麼多過激又危險的行為(原一男提到了奧崎打電話說作為報答給自己一個驚喜讓他去跟拍自己殺人的場面。。。真的是很危險了)。。。對於一直被世人所贊揚的沒有在奧崎突然暴走的時候停止記錄畫面的行為,原一男說其實沒什麼複雜的考慮只是一下子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就這麼接著錄了下去。。。)正是因為原一男沒有對奧崎那些顛三倒四的話以及所有的顯然並不利於奧崎形象的情節畫面做任何的編輯美化,奧崎作為一個複雜又真實的人物才真正立了起來。
奧崎謙一次次在對談中強調自己敢殺天皇也敢承擔謀殺天皇的責任去坐牢等等話,在鏡頭的包圍下正義凜然地開著他貼滿反動標語的車,其實都是他大抵是把自己當作了「神」所以才有資格定義自己的「神軍」的正義,並且為了他的正義,他的真相,偶然的暴力是應該被允許的,他也是願意承擔後果的。奧崎謙三的表演性一直在被詬病,他越是在鏡頭前所以才愈發必須像瘋狗一樣死咬著他所認定的虛偽的“罪人”,他的不擇手段也許真的是一場表演,而表演卻並比不一定是沽名釣譽之用,他也許是想讓鏡頭記下他作為一個無所顧忌的鬥士的努力而給予後世某些啓發。畢竟在越來越多的人逐漸因為追求真相的不可能而逐漸抱有了「真相永遠是晦暗不明」的,「哪個政府都犯過錯有些事情就不如讓它過去好了」這樣的想法,或是指著別國互相指責對方「修改教科書」「否認歷史」卻從不反思自己的時候,我們需要意識到所謂知識分子就是必須要負擔反思和提出諍言的必要性的。
過激還是溫和都是以個人衡量的維度,不過探討奧崎以暴力去反對國家暴力的行為是否具有矛盾性倒是並不需要爭論的。在最初奧崎完全不讀空氣地在人家的婚禮上說什麼家庭和國家都是把人給隔絕開的東西的喪氣話,到最後因為古清水紀念戰友的行為提到「靖國」時又引發奧崎的暴走,其實完全能看出奧崎根本上是不可能有那些導致了千百萬遍翻來覆去的革命與復辟的歷史循環的「在造反中成為領導人」的野心的。
我很認同原一男導演在朝日新聞的報道里的最後一段話所以就用來總結好了。「奧崎先生的方式有非常大的問題,但是我覺得他是在明白承受的批判的狀況下就像是故意地為了引人注目一樣進行他的活動的。他不是為人們的意見而是將自己置於更高層面上為著國家,世界去進行他的活動。對時代進行反抗的意義所在,奧崎先生的控訴究竟意味著什麼,到現在都依然是需要我們思考的東西。」(奥崎さんの手法には大いに問題があります。しかし、彼は、批判を承知の上であえて目立つように活動していたのだと思うんです。衆によることなく体を張って天下国家に物申してきた。時代にあらがうというのはどういうことなのか。奥崎さんが訴えてきたことの意味を、今こそ考え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最早听说这个片子是在纪录片《电影史话》里,一部创新纪录片技法与风格的伟大作品。看的过程中几次惊呼,奥崎谦三的偏执与导演创作上的执着构成一种文本意义以外的互文。(想到一会就要见到原一男导演了,内心还有些激动。)
奧崎謙三認為可以尋找到真相的暴力也是正當和合適的,所以他就一直孜孜不倦去尋找「國賊」被處決的真相,哪怕是窮盡了一切。原一男的鏡頭介入顯得平和又唐突,然而又沒有渡邊文樹的那種粗暴。要是奧崎謙三當年遇上渡邊文樹或許會是相當的過激(當然是癡人夢話)。
奥崎谦三是一个从战争丛林中走出来的幽灵,他缠绕着那些想遗忘的当事人,也拍击着一个逐渐淡忘历史的国家麻木的灵魂,那一场场的“拜访”逐渐拼凑出残忍的真相,逼仄的和室内压抑的气氛,如一个道德的法庭,奥崎挥舞着他残缺的手掌,质问着那些军官,甚至不惜诉诸暴力,也要让他们亲口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道歉,原一男和今村昌平巧妙地隐藏了自己,但又无时不在提醒着观众他们的在场,在昭和年代逐渐落下大幕之时,奥崎谦三却固执地要揭开它最黑暗的一角,所谓的圣战和国家荣誉在人性的深渊面前也显得如此地可笑和虚伪,另一方面,这种迟来的“审判”不也正印证着日本战争责任的推诿和淡忘?作为“秘密”被小心守护着,天皇仍然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他没有道歉,也不会道歉,时至今日,那肮脏的血液还在这里流淌着
Activist Cinema. 一方面展现了摄影机的良心,另一方面奥崎谦三对唯一真相的病态追求与军国主义同构。交谈变成搏斗的场面引人发噱。
导演除了放大一些细节基本毫无干预,而设计「台词」、选择演员,甚至利用摄像机去表达、干预的,都是奥崎本人。这就让这部「纪录片」变得难以复制的奇异。一遍一遍平铺直叙的采访的重复,让人仿佛身临其境,而奥崎时不时对于拍摄的提示,又让人不断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反复的跳脱沉浸焦躁和怀疑中,我们似乎触碰到了一点点残忍的真相,却也毫无立场去指责那些吞吞吐吐或者卖力「表演」的任何一个人,甚至也无法评论拍摄行为本身,因为见过地狱的不是我们。感谢大荧幕让我能够沉浸地看完了全片,虽然中间一度很想逃跑。4
“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救救狗日的…——狂人日记。企画:今村娼平
4.5,Post-War的伦理责任问题,“神军”是对于皇军的反讽,穿越日本重建证据的过程是死者幽灵在日式空间之中的返魂/复仇。纪录片是对于私密空间的有意闯入,摄影机对于人物面孔,言语以及奥崎谦三语无伦次状态的凝视则是暴力的,令不可纪录的战争显现。他的拜访总是以日本人最熟悉的鞠躬,寒暄开始,但这种礼节仪式并非指向小津之“空”而是强度,一种令文本本身不再重要的强度,在奥崎的卡利斯玛中,原一男保持冷静凝视的摄影机开始直接参与叙事强度,具体表现在一阵强烈的躁动之中,最终在对方失禁的身体中产生触觉。所以奥崎谦三和他夫人口中的“天罚”是什么?它是一种犹太化的神道教救赎观念,破坏了万物有灵论/英灵与作为“人间神=政治神学”的天皇的意识形态装置,一种高桥哲哉主义。
奥崎用罪与罚式的癫狂忏悔自己的罪,活着回来的人都背了自己的十字架。而软弱的大多数异口同声“每个人想法不同”,安安静静苟且偷生。当然日本的二战反思不足很大程度是外力原因,而内在正是这样的精神疲弱,需要被点明被刺痛。
纽约威廉斯堡的超小型地下影院放这个,之前的预告片也是好可怕的录像带画质超low的B级cult片,真是太有意思了。这么说吧,一个纪录片,到最后采访者和被采访的打起来了,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意思。。。执拗的男主简直是凶残啊!看到最后发现企划是今村昌平!于是一切都有了解释。。
以前不明白英译名为何是“The Emperor's Naked Army”,原来化用自安徒生《皇帝的新装》,奥崎所做的就是揭穿谎言和寻找真相。与其说是客观的纪录片,不如说摄影机的在场更给了奥崎勇气甚至是“表演”的动力。原一男访谈里交代了很多细节:当年奥崎由于被盟军俘虏,没看到战友相残的过程。新几内亚的素材被没收是因为没有拍摄许可。奥崎虽然疯狂,但不疯狂就无法在独自对抗权势的过程中取胜……
当摄影机成为了被纪录者的工具之一,相应的,其影像资料则不仅充当了客观载体,还背负了宣传工具、攻击武器的职能。奥崎谦三使用暴力手段自然不可取,但他对战后集体对被害者采取的沉默态度的打击是有意义在的。奥崎谦三的激进让人更能从日本官方以及民间对二战历史的主流视角中察觉到自我审视与批判的重要。
偏执狂对偏执狂
MoMA原一男回顾展;原一男本人于迈克尔摩尔参加映后讨论,两句话印象深刻:1、原一男:奥奇这个人是个推销员。2、摩尔:奥奇在影片中多次指挥警察指挥摄像机 看起来他也是导演。摩尔这句话引起观众一片哄笑,但却值得深思。一般来讲,一部作者电影往往是导演的意志的体现,即摄像机指挥被摄者。直接电影则谋求摄像机被忽略。而《前进神军》则走得更加极端,摄像机允许被摄者反过来指挥它,也允许被摄者奥奇指挥其他被摄者,奥奇实际上的确行使了部分导演的职责。另有一个花絮:奥奇去杀中队长的时候邀请了原一男去拍摄,并且称这是给原一男的礼物。
1. 这个男人了不起啊,求真,并且有行动,不怕承担责任。还有特别执着。2. 其实那些杀人犯除了最后一个,其实最有悔意的,反而一身病,物质条件也一般,其他人活的都很好,那个发出命令的长官活的最好,经济条件优渥。3.男主了不起的地方,还在于他直指天皇,绝大多数日本人不敢这样。
高铁上看完。感慨持续愤怒是一种最需要勇气和毅力的能力。因为总有一些人在人们口口声声“谁都有追求平静生活的权利”时,仍在为罪恶为不公为该赎罪的人连说出真相的忏悔都没有而持续愤怒,人们不那么容易遗忘,再犯一遍错的时间也得以被推迟。复杂的点在于,奥崎仍是以暴力威逼的方式,迫使那些老兵直面过去。他说如果目的正确,那么暴力是可以允许的。但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目的,谁又掌握阐释的权利呢?奥崎的一面是痛苦的悔罪者,另一面则永远是曾杀戮甚至食人的幽灵。
85/100 在现场pushing的人,与在现场pushing和backing的摄影机。电影在其中看上去是陪伴与支持的,记录戏剧化的偏执和激进,而原一男仍能让观众意识到,摄影机是更理性的。电影如果更长也许会更喜欢。
8.5/10。影片受访主人公奥崎谦三,二战日本前士兵,忏悔于自己的战争罪行并不断追寻两位士兵死亡的真相,坚定地反战(而不是反战败)+要求追讨天皇的战争责任,并为此实行了很多具体的行动(有些甚至也许有点偏激)。在日本这样一个普遍只反战败且对二战罪行或刻意downplay或麻木不仁的国家,这样的人还是挺难得且让我敬佩的。无疑,摄影机跟着奥崎谦三四处活动看到了很多信息(这应该算直接电影),但由于奥崎谦三在采访其他人时频繁采取强迫/强势的逼问,导致最终得到的信息可能大打折扣(毕竟我们无法确定被奥崎谦三采访的人表达时是否因受到逼迫而伪装自己)。但如果奥崎谦三不咄咄逼人这些人又大概率会对具体内容避而不谈,所以这是个无奈的悖论。
"If the result is good, violence is justified." But that's exactly why Japan fought the war
奥崎谦三,曾经的二战日军士兵,坚定的天皇反对者(天皇应为战争负责),追问战争真相的偏执狂。他以不恰当的方式(极端行为、暴力)为死难者招魂,但是,当当事人故意满嘴跑火车的时候,何为恰当的方式?
7.0 在审问吃人事件的参与者时,奥崎谦三反复强调摄影机的存在,摄影机这个隐性的暴力机器成为他争议行为的靠山;掌握着摄影机的导演知道自己有了类似于“史官”的特权。但同时,摄影机也在无形中审问奥崎谦三。这种审问态度是拿摄影机做纪录时必然存在的一种“理性”,并不随导演对奥崎的复杂情感而改变。因此整个电影一直在“对奥崎的情感—对战争的立场—摄影机的理性”交织的网格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