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梁康今年六月在我们华东师大做了一次讲演,用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和悉尼·卢曼特导演的《十二怒汉》两个电影作引子谈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1) 讲演不长,但内容丰富。下面我尝试对讲演中的真理本性问题做一点儿诠释。我引用海德格尔来诠释梁康,不是意在调侃,只是尝试在适当的上下文中理解前贤的见解。下面的诠释若有过度诠释之处,望梁康及读者指正。
一般的真理问题而外,倪文中还有多种重要的提示。此文题为“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提示,在我看,是坚持人性中有对真理的渴求,因而不可能单用契约论来理解社会关系。可惜,学力不逮,无法就这多种提示多谈了。
真理之为前提
十二怒汉走进审议室的时候,每个人都自以为他握有真理。通过争论,有些人认识到,他刚才错了,他刚才并不握有真理。我们会说,有些人错了,有些人刚才是对的,一些人的意见战胜了另一些人。这说法当然不错,但容易把我们误引向一种错误的真理论。我愿说:在诚恳的交流中,参与者都向真理敞开,真理临现。人所能做的,不是掌握真理,而是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只要我们是在诚恳地交流,即使一开始每一个人都是错的,真理也可能来临。真理赢得我们所有的人,而不是一些人战胜了另一些人。看一眼科学发展史,有谁一开始是对的?哥白尼体系战胜了托勒密体系,这个说法并不妥贴,在后世哥白尼主义者那里,哥白尼体系中的论断被抛弃的远多于被接受的。
真理之能赢得我们,是因为真理出现的时候,我们承认它。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倪梁康说:“在相互说理中包含着对需要得到的论证的‘理’的前设”。若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我们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2) 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认识了真理,而是说,尽管我自以为我是对的,但我承认我可能是错的或需要修正的。其实,“我是对的”这一提法已经包含了对真理的从属,已经以真理为标准,当我错时我准备认错。在这句话里,“对”是核心,“我”是从属的。除非你把那当作一个分析命题来说:我永远是对的,我无须敕令。
人之本性在于以真理为前提,真理是我们的本性、自然、天性。自以为是和相信自己的本性是两个层面上的事情。现代人提倡个体,仿佛与真理隔离的自我是一切的前提。然而,人之为人在于,人能区分小我和道理,区分所谓小我和大我。
我只是声称,人能区分什么是我的诉求,什么是道理,而不是声称人人随时准备顺从道理。也许在绝大多数时候人们更愿意顺从小我;我愿说,即使他顺从小我,不顺从真理,他也知道他现在不顺从真理,他仍然知道小我和大我的区分。
人们真会虚席以俟真理吗?在真理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难道人们不是更经常选择了利益吗?也许利益斗争占去了实际生存的大一半。我只想说,利益斗争不是生存的全部。人们争夺利益,并不奇怪,让人惊奇的是:人们有时竟会为真理放弃利益。
真理需要成见
为什么我们不说大某而说大“我”?真理,或普遍真理,不是某种与我无关的漂浮在那里什么地方的东西。普遍真理是我的规定性。海德格尔把人叫作 Dasein,想要提示个人和Sein〔普遍存在〕有内在的联系。必须有凡人的参与,真理才能临现。从我的看法和体验开始,才有超越我的看法和体验的真理来临。
真理需要小我,需要我们这些抱有成见的凡人。真理需要人。还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惟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3)。 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并非一开始不抱成见。倪梁康说:“每个人都有偏见,或多或少而已,这是在探索真相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这么说虽不错,但口气不太适当,我是想说,只对那些抱有先见或成见的人,真理才会彰显。人们把此在解释学中的Vorhabe理解为消极的东西,理解为人人都难免有偏见,这就错失了要点:成见对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是一种克服,是对我们的成见的克服。海德格尔说,真理须争而后得。不是像宝藏那样藏在金银岛,我们互相争斗以夺取它,最后占有它;而是,真理和我自己的成见做斗争,真理在克服我们的成见之际展现自身。没有我们的看法,真理就无从显现。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话:“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 (4)
真理和谬误同根而生,两者都植根于关切。我们具有诚实的看法,已经是对真理的吁请;我若对所涉之事无所谓,真理就无从展现。奥古斯丁说,爱而后有真知,这竟被启蒙学者视作蒙昧。在你漠不关心的事情上,你连犯错误的机会都没有。若真有人对万事都无所谓,对什么都不持成见,他就与真理绝缘了。人家告诉我,火星上没有水,那英是中国最好的歌手,于是我相信,火星上没有水,那英是中国最好的歌手;人家明天告诉我,火星上有水,王菲是中国最好的歌手,于是我相信,火星上有水,王菲是中国最好的歌手。我一开始没错,现在也没对,在这些事情上,我或对或错都无所谓。无所谓的事情无所谓对错。在这些事情上,我和真理无缘,因为我一开始就和错误无缘。实际上,说我相信火星上有水或相信没有水,原有用语不当之嫌:在这些事情上,我谈不上相信不相信,我没有信念,没有什么要坚持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要克服的东西。我只是在两种听说之间摆来摆去而已。(5) 可惜人们已经习惯在无根的浮面上谈论belief和truth。
这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宽容。人们现在往往这样理解宽容:不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不形成自己的主张,或有个主张却不提出来,对什么都模棱两可,声称哪种看法都同样有道理。然而,宽容却是这样一种态度:把自己的见解放到更宽的天地之中,聆听他人,准备修正自己。由于关切而具有主张,就自己的全部理性所及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不是不宽容,这恰是宽容的主要条件。惟确有主张的人才能宽容。
不预知真理的内容
人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并不是说,真理已经现成摆在那里,像放在保险柜里的项链那样只等我们打开锁把它取出来。(6) 关键始终是:真理存在的方式。海德格尔坚持把真理首要地理解为aletheia,理解为一个始终和展示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展示者。真理虽然是前提,但真理的内容却不是预知的。陪审员们拿出自己的看法以前,我们不知道真理会怎样显现,不知道真理要取何种形态。当然,我们要的是事实、真相,但真相有一千幅面孔,从一件事情上可以截取无数的事实。(7)
但若我们不预知真理的内容,又怎么分辩我的doxa和超越于看法之上的episteme呢?按照恩披里柯的说法:如果我们一开始只识得看法,那么,即使真理来临,我们又怎么认得它?的确,真理作为一种现成的东西,与看法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无法通过外貌把它与doxa区分开来。就此而言,doxa是我所具有的全部。Episteme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东西有别于doxa,就像出了跑道,冠军和亚军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真理与doxa的区别须在探索活动中寻找 ――“神并没有从一起头就把一切秘密指点给凡人,而是人们探索着逐渐找到更好的东西的”(8); 一如善良并不写在脸上,我们须从行动中寻找。就此而言,我们最好不把真理视作简单的名词,而把它视作成就动词〔achievement term〕。它是我们现在的最高成就,然而却不是一旦发现了就永恒不变的东西。
“真理”这个词聚讼纷纭。海德格尔表示,若把aletheia译作揭示、去蔽、无蔽一类,既更合乎这个希腊词的字义,又有助于更正当地理解“真理问题” (9)。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用“真理”这个词呢?我承认,由于人们对真理概念的普遍误解,采用真理这个词会让这里的有些阐述变得较难接受。的确,在别的场合,我们不一定非要用真理这样的大词,但在这里情况不同,因为我们面对的恰恰是聚集在“真理问题”名下的成见,如果我们单单选用了去蔽而不用“真理”,就仿佛除了去蔽意义的真理,“真理”还可以去指与我们的探索过程无关的、永久不变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东西,所谓自然科学真理也并不是这样的东西。(10)
终极真理
如果真理竟只是我们凡胎肉眼所见的最好的东西,如果真理竟只是眼下不可归谬的东西,如果真理竟是明天就可能改变的东西,那么,真理只是相对的,我们还该叫它真理吗?我们不是在贬抑“真理”这个崇高的名号吗?
至少海德格尔不这么看。在上文所引的“惟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之后,海德格尔说:“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减少‘真理’的真在”,而“永恒真理”这样的提法,只是一种空幻的主张,应视作“哲学中尚未肃清的基督教神学残余。” 真理是可变的(11),今天是真理的,明天可能不是真理。也许反过来说更好:今天是真理的,即使明天可能被否定,今天仍然是真理。这听起来似乎难解,就是说,在这里,对真理的初级反省形成了顽固的成见。
没有绝对真理, (12)你今天就你心智所及赞成火化,赞成妇女可以自决堕胎。我们不会因此责怪孔孟时代的人反对火化,我们也不能保证,三百年后,我们仍然赞成这些。任何思考都不可能提供终极结论,论证可能由于新的知识而不再有效,或由于信念的改变而不再充分。
三百年后,我们可能拥有新的知识,抱持不同的态度,但我们今天应当据此反对女性有堕胎的自决权吗?真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显现的。就现在给定的条件来说,它是真的。你要证明它不是真的,现在就要提出相反论据,而不是声称总可能有这样的论据。你当然可以反对妇女堕胎自决,但你不能这样论证:即使我不知道错在哪里,但它总有可能是错的。
我当然不是说,我说不过你就必须服你。我感到你是错的,但我说不清楚你错在哪里。不信从某个听起来头头是道的道理,不一定就是不讲道理(13)。 我向道理敞开,只不过我没有在你的说辞中体认出道理。我们甚至可以说,讲道理包含着一种危险,即今人所谓“话语权力”:弱者往往没受过系统教育,讲理的本事不如强者,强者就用讲道理作幌子来欺压弱者。对讲道理取抵制的态度有时不无道理,但我还是愿意补充几点。一,强者用讲道理作幌子来欺压弱者,往往优于不讲道理赤裸裸欺压人。相对而言,讲道理还是多给了弱者一个机会,乃至鲁迅说,只有弱者才要求讲道理。二,在有些看似没道理可讲的地方,其实是我们把道理限制得太窄了。我们要训练讲道理的能力。三,我们要训练对道理的敏感,学会识别什么是真讲道理,什么是宣称、欺骗、话语霸权。
我感到你是错的,但我说不清楚你错在哪里,这时候,我不服的是某个具体的结论。我们须得仔细,这不同于一般地声称:错误总是可能的,我不知道它错在哪里,但在上帝眼中,它一定是错的。这种态度不涉及具体的争点,它涉及的是真理理论。你暗中转移了争点。我们原本是在讨论这个结论是否真实可靠,现在你离开了 “这是不是真的”这个提问,不动声色地转向了关于真理是什么的定义。你已经把“不可改变”作为真理的定义。所以你说,这不是真理,因为它可能出错,可能改变。我现在要表明的正是这种真理理论不足持信。在求真的路上,我们问:它在哪里错了?就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材料、就我们所具有的一切思想能力和形式要求来说,它哪里错了?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诚然,无论我多么有把握,我终究是个凡人,我总可能是弄错了。知其不知,知之至也,这是求真者的永恒有效的警告。但这不是说,从无确定之事(14), 这不是说,我不可以有把握,或我必须作出没有把握的高姿态。事不关己,我们可以永远不拿出一个确定的看法,始终停留在海德格尔所说的 Zweideutigkeit之中。我在这里不是在谈论事不关己侃山闲聊的看法,我是在谈论“看待”意义上的看法,谈论我们在待人接物之际所体现出来的看法。确定的看法是一个决断,甚至会是冒险。我们时时警惕我必然正确我永远正确这种理性的骄狂,然而,拿出确定的看法并仍然敞开心扉,这并不是理性的骄狂。
“我们不知道,上帝知道”,据说这是用对上帝的虔诚来反对理性的骄狂。我从不相信只要提到上帝就是谦卑。信从真理才是谦卑,信从上帝作为真理临现于这个世界才是谦卑。上帝知道那一定是错的,我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知道那一定是错的,现在出场的不是上帝,是你和我,而我由于是上帝的信徒占据了优势,不管我在上帝面前多么谦卑,我在你面前却是上帝的代言人。
谦卑的信仰,多少骄狂假汝之名而行!
对话
倪梁康说:“通过对话和论争,更确切地说,通过相互说理,各种意见最终可以指向对真理的认知。”真理若不是无关我们凡人的绝对自在者而是对成见的克服,那么,真理就只能在交流和争论中显现(15)。 真理是一场对话。“柏拉图使辩论〔辩证法、对话〕这一术语获得了一种更深刻的含义――亦即探索和发现真理的方法。” (16)夏特莱则称对话为“新生哲学的标准形式”,从柏拉图以来广为人知的辩证法,就是对话的艺术。(17)
今人说到对话,经常是指谈判、协商。真理在对话中临现,但对话不都是协商。真理不是协商的结果,不是对话者相互妥协达到的一种协议。我是这样理解倪梁康这段话的:“各种杂多的观点可以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论证达到共识,这种共识不仅具有主体间的有效性,而且可以切中主体以外的对象,即客观的真相。” (18)
谈判牵涉到利益对道理的构成作用,这里不谈,我们这里说到对话,说的是诚恳的对话。对话、交流的语义中包含诚恳,我有时说诚恳的对话,只是把隐含在对话概念中的一个内容明说了而已(19)。 如果十二怒汉里有一个心怀鬼胎,决意要给那个男孩定罪,别人无论怎样有道理他也不听,那么他根本没有参与对话,对话只是一种伎俩。
在诚恳的对话中,对话者向真理敞开,虚席以俟真理临现,谁更有理,对话者就顺从谁。就此而言,对话者是平等的。平等不是说,任何人可以就任何话题对话。对特定话题的知识准备等等(20) 且不说,你要就某件事情对话,首先你要有关切,海德格尔在Gerede题下入木三分地描述了没有关切的浮泛议论。
虚席以俟真理不是说:真理必定显现。诚而已矣,真理的临现是一种命运。“至于存在者是否现象以及如何现象,上帝与诸神、历史与自然是否进入以及如何进入存在的疏朗中……这些都不是人决定得了的。” (21)诚如倪梁康所说,在罗生门中,人们虽然没有找到真相,但还是承认有一个真相。但这个真相永远失去了。
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
〔本文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政治理论的一般结构》资助,特表感谢。〕
(1) 这篇讲演的稿子后来以为题发表在2004年7月8日南方周末的阅读版上。
(2) “我们必须把真理设为前提”〔wir muessen die Wahrheit voraussetzen〕。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262页。
(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260页。我不妨再多引几句:“真理当然不因此是主观的,因为就揭示活动的最本己的意义而言,它是把道出命题这回事从‘主观’的任意那里取走,而把进行揭示的此在带到存在者本身面前来。”
(4) 维特根斯坦,《评弗雷泽的〈金枝〉》,见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2卷.陈启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页。
(5) 但你只是在对你真或不真呀。――我不是在谈论对我是否为真。我是在谈论真理对我显现、对你显现、对人显现。我的确不在谈论与什么人都不相干的真理。 “数学真理可不依赖于人是否认识到它!――在某种意义上,数学当然是一门学理,——但它也是人的作为。”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355页。
(6) 因此,在描述真理概念的时候,须警惕“发现真理”这一类说法。
(7) 参见拙文事物,事实,论证,收入陈嘉映,《泠风集》,东方出版社,2001。
(8) 克塞诺芬尼残篇,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46页。
(9) 海德格尔,《真理的本质》,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223页。
(10) 倪文是把真理问题和少数/多数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的。他的结论似乎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真理和多数没有关系,但在政治领域,真理最后应能赢得多数。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不敢问津。但我愿提到两点。一,科学知识好像是建构起来的正面的东西,不是从否定方面得到的看法。我们且不说科学也是在争论中生长的,我们只须注意到,科学知识通过摆脱经验看法才变成某种建构式的东西,而这一过程是否定性的,这一点从科学对常识进行否定的开端处看得最清楚。在眼下的论题里,自然真理和社会真理并无原则之分,关于真相的探索与关于价值的探索一样,都要求我们克服自己的成见,向超出我们自己的真理敞开。我们争论同性恋是否正当,争论我们是否应当引进磁悬浮列车,和争论火星上是否存在水并没有什么两样。二,我不大相信我们应该从少数/多数这个角度来区分科学真理和政治真理,要硬说,毕竟是科学真理最后为大家所接受〔无论懂不懂〕,而政治上却很难出现共同接受的情形。尽管《十二怒汉》的实际结局是十二个陪审员都接受了真理,但这只是说:自由讨论为真理赢得我们大家创造了条件,还不是说:真理必然赢得多数。泛泛而言,我不认为真理和大多数人的赞同直接相干。
可以顺便提到,倪梁康说,苏格拉底曾讽刺希腊人想通过多数票来决定真理,而黑泽明用他的电影再次传达了这个嘲讽。我觉得《罗生门》涉及的是真相是否可知,和多数少数没什么关系。
(1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260页、261页、264页。
(12) “没有绝对真理”被说成是悖论。我们另找机会讨论悖论问题。
(13) 或曰:讲道理预设了共同的立场,如果根本预设不同,那就无法交锋。我认为事情可说完全相反,讲道理总是在立场有所差异的人之间进行,否则岂不成了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当然,立场相去越远,道理就越难讲通。
(14) 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那只是对确定性做了错误的解释,见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全书。
(15) 不是说,真理不能在默默的交流中临现;只是说,言说规定人之为人,对人来说,其他方式的交流,即使一语不发,也渗透着言说。
(16) F.I.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13页。该章为《教育与修辞》,H.I.马鲁撰。
(17) 弗朗索瓦·夏特莱,《理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3-24页。
(18) 我相信梁康指出“不仅具有主体间的有效性”是极其敏锐的。固然,我们可以把主体间性理解为:真理只发生在众人之间〔这是二十世纪语言哲学最深一层的意义〕,但主体间性太容易导向约定论、妥协论,而常见的情况是:人们一旦放弃符合论,似乎就只能落入约定论。不过,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对“共识”这个词也有保留。此外,“主体以外的对象”、“客观真相”这些用语似乎更需要商榷。
(19) 这可说是格赖斯所称的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参见格赖斯,逻辑与会话,载于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20) 这些知识来自前人的经验和探索,如今却不是真理的显现,不是aletheia意义上的真理,而是真理显现的条件。
(21)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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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八十多岁的悉德尼卢内特(Sidney Lumet,他的中文译名很不统一,花样众多)2007年拍了部《在魔鬼知道你死前》,后辈们较好不断,为这位高龄的牛导欢呼。确实,他老人家至今已经拍了太多值得让人细细品味的好片,如《典当商》、《热天午后》、《大审判》等等,而其中至今最令我拜服的还是《12怒汉》,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部民主制度的简明教程,在一个屋子里,就12个人就能整一出充满戏剧性的精彩故事,实在强大。
本片首先当然表现的是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我想有不少人应该和我一样,初听陪审团制度有些不可思议。天啦!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是多么需要专业知识的事情呀,竟然交给一群彼此多半不相识,凑在一起的“乌合之众”。本片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生死抉择被交到了12个人手中,而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审理工作已经完成,他们需要的是根据这个过程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判断。其实,所谓陪审团制度不“专业”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常常忽视过程,只看结果,只看到最后的决定由非律政人士做出,却忽视了之前的这个过程,警察、律师、法官等都是专业人士,他们会搜集和甄别证据,而这个过程只要保证程序正义性,剩下的陪审团做出的判决往往可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都是完全正确,但是往往能尽可能避免最坏的结果。这就如美国总统大选,民众并不都是政治方面的专家,并不都是有敏锐洞察力的能人,但是大选和之后的弹劾等制度保障能尽可能避免糟糕的结果产生,这不完美,但是确是基于现实合理。
本片还纠正了很多人认为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是的,某种程度上最后的结果往往这样做出,但是却是基于程序的正义和理性做出的。所以,我们看到,起初只有一个人认为被告无罪时,并不是大家就此做出决定,而是倾听这场争论弱势一方的论点。而到了后来形势逆转,只有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认为被告有罪时,大家仍然倾听他们的声音,哪怕有些反驳有些歇斯底里。而这个过程中严守着程序公正,每当有人提出要投票时,主持人都组织着投票,没有因为观点对立双方的悬殊就省去一些“麻烦”的步骤。
同时,本片也告诉我们民主有时也会有些混乱,但是总体是有序的,有风度的活动。比如片中,我们看到了各色人的举动,他们争论不休,甚至几乎拳脚相向,但是总体上总会有人维持,让整个过程在理性中进行。同时,片中的人物也是背景相差很大,但是他们能够走到一起来讨论一个他们素昧平生的人的生死,这也体现着民主的包容性,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参与。片中有人显的正气凛然、有人显的吊儿郎当、有人从贫民区走出、有人对贫民区的人有固执的偏见,但是没关系,民主制度下会因为政治正确性问题影响你的结局,但是不会因此阻碍你的参与。同时,大家都原则上保持着理性和风度,如果真是缺乏理性的固执己见,那么也不会出现最后一个人说服大家的结果,大家大多带着严肃的态度看待这个事件,根据的是法庭上的证据做出抉择,不会意气用事,当发现最初的看法是错误时,也能很有风度的接受,大家都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执并不是为了一个“输”与“赢”的问题,而是事关一个人的生命,事关法律的尊严。
本片还告诉我们民主在严肃中又允许一些儿戏,但是同时又会有纠偏机制。比如,片中那位看起来有些痞,就希望赶快出个结果去看球赛的角色,他开始坚信被告有罪,希望赶快出个有罪判决,好去娱乐。后面见无罪的一方占了上风,又改口认为被告无罪,希望这时赶快出个无罪判决,好摆脱这麻烦事儿。片中又还有个坚持有罪看法到最后的“莽撞人”,出于一些原因态度粗暴,歇斯底里。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被剥夺,而是被尊重,同时,更多理性的意见又可以化解一些偏执的负面影响。而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也是如此,我们曾经惊讶美国人怎么能这么娱乐政治,其相关的笑料有些巧妙、有些恶俗,但是这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或许不那么务实,有现实意义,但是却以其这种姿态对一些现实意义的政治行为产生着影响,所以当然也要包含进来。
《12怒汉》并不是一出简单的英雄主义赞歌,更多的是以小见大政治制度缩影,从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群体的英雄形象,他们让一个无辜的生命逃过一劫,或者貌似让一个无辜的生命逃过一劫,谁知道呢,或许如《一级恐惧》一样放过了一个真正的罪犯,但是这种和“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五百”的观念相左的导向我认为更加给公民以安全感。
最后,说说电影本身吧,本片整个故事都在一个房间内展开,但是却有悬念、有冲突、有人物性格的刻画、有剧情转折的亮点,可谓充分表现了电影的戏剧冲突的魅力,在高立足点的背景下还做到了好看,实在令人叫绝。而且本片逻辑上一环扣一环,注意细节,没有一些故弄玄虚的哗众取宠,比起2007年那部我认为被高估的《这个男人来自地球》来,剧情要饱满的多。在去年,本片也被俄罗斯大导米哈尔科夫翻拍了一部基于车臣背景的《12怒汉》,还没看过,不过根据同样普遍的好评来看,值得期待。再次向84岁高龄的悉德尼大导致敬,您老太牛了。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blog/item/97c99a135b049d856438db3c.html
这就叫典型的剧情片
法学狗看了真的深有体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正义,一环扣一环,你心中会有自己的答案。
房子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大。使它显得大的是阴影、对称、镜子、漫长的岁月、我的不熟悉、孤寂。
罗生门,只有阐释,没有真相
偏见,合理的怀疑。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怀疑的能力。最后,当意见终于统一,每个人默默地穿上外套,离开,桌子上是刚刚一个半小时内发生的巨大震荡留下的痕迹,烟灰缸,纸团,凌乱的纸张,笔,还有那把刀。经过这些震荡后的十二个男人,不管之前是多么的抱着偏见不放,此刻都闪着光。这是人类进步的光芒。
美国之所以能够标榜民主,正是因为这种陪审团制度所映射出来的倾听每一个声音,尊重每一个个体。提出你的“合理怀疑”,大家来讨论,来表决,来投票。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陪审团里都有这样一个8号陪审员,而偏见永远存在
投票不管用,意见领袖也没用,你得让每个人都说个够。然后明智的共识才会产生。
除开日出日落外,又一部以对话为主的电影。有张力,也有法律的基础常识、以及如何说服人和群体决策等要素。
情节展开的不错,但是戴维斯主张的部分都只是模棱两可的推测,实际上挨个求证这些东西之后,孩子有可能是凶手,也有可能不是。只是控方的初期工作没有做好,辩方的交叉质询没有做好,案子应该重新调查,而不是简单的判决无罪。看到有人截屏引用这个十一年前短评做庸俗群众代表我很荣幸。现在我要补充的话,会说,权利机关的失职是一回事,合理质疑没有毛病,但结局判决无罪是有毛病的。因为不管群众是盲从机构推测,还是盲从男主推测,都只是被碾压。文艺青年批评我追求真相庸俗,那么只要和机构观点相反就行,接受无罪结局才是公平和正义吗。
人类电影精华。天气随着讨论的进行由闷热、大雨到平静。Lumet的调度和运镜是殿堂级的,或者是摄影机被技巧高超的剧本和表演所带领,编和导的完美配合,给出这部紧张感从头保持到尾的神作。一个悬念,多个波澜,故事的设置和表达都已入化境。你黑泽明拍7个人,我Lumet就拍12个!哈哈。
意见领袖在电影中的上佳诠释
“我们会来这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肩负着重责大任。我一直觉得这就是民主社会的优点。我们收到信,被通知要来这里,决定一个跟我们素昧平生的人到底有没有罪,不论做出什么样的判决,我们都拿不到好处,也没有损失,那就是我们的国家能这么强大的原因。”精采!剧本、导演、演员个个出色★★★★★
人是说谎者,人是连自己也会欺骗的说谎者。因为冷漠,成见,因为麻木,可笑的自尊,或者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去坚持一个谎言。一个没有理智的社会,往往同时也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社会。强烈推荐,精采绝伦。
知道这是一部牛片,只是没想到居然这么牛。
精湛的表演,恰到好处的对话与矛盾设计。
抽丝剥茧,各个击破,非常牛逼……感到非常非常大的压迫感。气氛竟然还跟一场雨融合得那么好。
一个人在与11个人持对立观点的情况下如何一一说服众人并反败为胜!
西德尼·吕美特的长片处女作。随着剧情发展,焦距逐渐加长,而长焦镜头使空间显得愈加狭窄,似乎身后的墙壁都在不断收紧对角色们的包围圈;影片前1/3的镜头高度在视平线以上,中间1/3与人眼视线相同,而后1/3则在低于视平线的高度取景,角色的重要性、统治力和热情愈加增进,而观众愈加臣服于角色。
看着五十年代的饮水机电风扇和豪华厕所只想感叹“万恶的资本主义”!
民主、人性、理智、原则。合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