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王

陈凯歌的电影《孩子王》讲述的是下乡知青老杆在山村教学与学生之间从被轻视到信任的一个“孩子王”的故事。老杆在教学中发现学生不仅没有课本，而且初三的孩子却不认识小学的字，于是他开始不按课本上课，慢慢寻找合适的教学方式，但是这种“荒唐”的举动引起了上级的不满，于是老杆最终被赶出了这所学校。在这部电影中让人最为印象深刻的当属它的镜头语言，无论是有着独特角度的构图，还是富有深意的象征镜头，无不在显示着贾樟柯在表现人物思想和状态的技艺的精湛。
首先来看下它的构图。《孩子王》中大量的远景拍摄符合陈凯歌向来喜欢的风格，与《黄土地》相同的是，它们同样在揭示了环境的同时隐喻着人物的处境。影片的开场就向观众表明事件的缘由，老杆被队长通知去初中教书，老杆处于画面左侧的阴影里，说话的另一人则在右侧的画框外，只有半露的双手和投在屋内的影子，独特的构图将老杆显得稍微神秘化，引起观众的好奇，阴影中的老杆在一开始似乎就处于一个“可有可无”的状态，暗示了此人地位的低微，为后来被赶出学校作了巧妙的铺垫。相似的构图在后面还有出现，当老杆与学生们商量砍竹子的事情时，陈凯歌用的是大远景，背景为看不清轮廓的大山，只有声音传入耳中，同一场景的大远景在最后老杆教学生唱歌时再次出现，虽然人物并未处在阴影里，但是人却只占了画面中的极小部分，这时人就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导演似乎想通过这样的画面来告诉观众人是渺小而无力的，无论是面对大山还是旧制。为了强调人的从属性，导演几次直接将人物排除的画框之外，只有空镜头的表现！老杆在山上碰到一个放牛娃，处于怜悯之心，他想要教其识字却被漠然以待，此时的老杆并没有被排除在画框之外，而是被前景与后景”吞没”，迷蒙的大山在后，山坡在前，当镜头缓缓往后拉的时候，人便被“吞没”，如此别扭的构图是来表现老杆在落后的山村教育的无力感。
为了表现老杆被教育腐朽的旧制束缚和压制，陈凯歌不仅使用了独特的构图，并且使用了一次剪影拍摄，让老杆甩着两只空袖子舞动，这是意味着他被束缚了手脚，无法按照自己的当时来进行自己的教学工作，这种象征意味就显得明显了许多。
来看下《孩子王》的视觉形象的构成，反复出现的有“窗户、”“石磙车”、“涂鸦”等，窗户和石磙车是为了表现老杆在进行自己的教学工作时被一些“条条框框”所束缚，在沉重的“石磙车”面前，他的力气显得可笑而渺小。老杆临走前，还专门给出了他关上窗户的镜头，这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教育制度能够有所创新，不再“束手束脚”。而涂鸦的几次出现则有不同的意义，老杆第一次上课时，黑板上的标示着“这是老杆”的涂鸦与老杆同处画框之中表现了学生们对于新来老师的不屑一顾，或者说是排斥和轻视。有一次老杆念学生的作文，这位学生的作文写得简单而且短小，伴随出现的是同学们的各种涂鸦，这其中还包括柱子上的脚印，这些涂鸦并非是说学生过于贪玩，而是从表面表现了基础教育的缺失，学生们无事可干，只好去画画了。画面语言在任何时候都比语言表现显得有力，曾经有人说过，能够用画面和动作来表现的，就绝对不让人物说话！
在这部影片中，陈凯歌似乎很偏爱长镜头，减少了人为剪辑的痕迹，使影片的真实性和连贯性更加突出，能够让观众身临其境处于一个“第三者”的身份更加亲切地感受片中人物的思想和情绪。而让人物直接正面面对着观众则会产生一种观众与人物面对面交流的错觉，巴赞的电影本体论认为电影是对现实的纪录，那么人们感知电影内的世界是和感知现实生活的世界是一致的，它是与现实最为接近的一种艺术形式，所以这种面对面的方式就更加是观众有一种“即视感”，与片中人物更加亲近，能够产生思想意识上的交流，增加了二者情感上的沟通，进而引起共鸣。
陈凯歌对于老杆被教育制度所束缚的痛苦显然是痛心的，片头片尾同样的大山，同样蜿蜒不绝的山路昭示着现实依然如此，难以改变。而他们急切地想要改变这一切，于是在片尾便出现了烧山的一幕，这一把火烧出的是他们的内心的反抗与呐喊！

影评的三种立场

看电影《孩子王》之前，老早看过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有一天小胡（金铨）由美国飞台北转来香港，看见我就忙着推荐阿城的这本小说，说：“翰祥，你一定要看，好，写得真好，锥子剃头——另一个传手。”所以，我马上去买了一本，连夜读完，的确小胡所言不虚，三个短篇还真是篇篇都有个看头，同时也听说很多人要把它改编电影，搬上银幕。三个短篇，一下子居然有四个导演争着拍，不，应该说是五个——严浩在台湾拍的一部《棋王》，据说徐克也争着替他埋尾。

看了阿城的小说之后，我认为最适合改编成电影的应该是《树王》，其次是《棋王》，最难拍的（甚至简直可以说不能拍，无法拍）是《孩子王》，因为故事太简单。忠实原著吧，拍出来一定“闷”；不忠实原著吧，又怎能算钟阿城写的《孩子王》？之后，证实陈凯歌正在筹拍《孩子王》，没多久又听说《孩子王》已经大功告成，又没多久听说《孩子王》在北京电影学院试过片，好评潮涌，再之后就听说《孩子王》被推荐参加戛纳影展，因而还令到西柏林影展的主持人很不愉快。

因为他们觉得《红高粱》是次过《孩子王》的影片，结果想不到《红高粱》在西柏林得了奖，而《孩子王》在戛纳不仅名落孙山，还被一些在场的记者们冷讽热嘲地发了一个金闹钟奖。

我问看过《孩子王》的女儿李殿朗：“怎么样，不好嘛？很闷？”

李殿朗认真地说：“不闷，一点都不闷，导演的手法很不一般，很有创意，摄影也相当好，只不过，大多数人对大陆的生活不了解，好像和那些剧中人隔了一座山。您去看看吧，一定比我们可以多看到好多东西！”

尽管听她那么说，心里还是画了一个问号，因为很多看过的人都说闷，看不下去，很多影评也认为导演不忠实原著，或说导演“故弄玄虚，沉闷难明”。而我一向认为影评写得最中肯的石琪也这么说，他在电影茶座上写道：“这些人才是锋芒毕露的，但一下子就露尽而完毕，此后无甚光芒。大陆导演陈凯歌凭《黄土地》一鸣惊人，是否就此锋芒毕露，无以为继呢？当然不可以这么说，不过他随后拍出的《大阅兵》与《孩子王》，成绩越来越不符理想，则属有目共睹。后者还被戛纳影展授以金闹钟奖，因为沉闷得令人吃惊。”

当然，有些影评还是赞不绝口的。我在影圈多年，也拍了八十几部影片，每部影片上映的时候，都有人站在三种不同立场，对影片加以评论：一是公正的影评，有盆话盆，有碗话碗，不偏不护，是所谓的真正影评，（很少很少，偶尔有几位，也因为和搞制版的搞宣传的成了常见面的朋友，久而久之变得不好意思直言谈相了，即使批评两句，也是到喉不到胃）。一种是宣传部发的通稿，每张报纸都大同小异，名为“影评”，实是缮稿。另一种是敌对公司有意拆台的“影评”，有时小捧大骂，有时索兴泼妇骂街。

所以我一向对所谓影评的看法是：说好的，一味赞扬，即使是真的我也当它是宣传稿。相反的，山批海骂，我都当成冤家们（同行是冤家）搞的花样。当然，对真正的评语，或正抓到自己的痛处上令人心服口服的影评也不是没有，在自己下一部作品，当然要特别留意改善一下。此次听说戛纳影展的记者们，专门发给《孩子王》一个金闹钟奖，觉得他们实在有点恶作剧，香港的一本娱乐杂志，每年对影视圈里的人都幽默一下，发十大臭皮蛋奖，也只是博大家一笑，无伤大雅，可戛纳的“娱记”们，居然在参展的影片名落孙山之后，大大的挖苦一番，而影展当局视若无睹地置之不理，实在有欠风度。

听说他们还叫颁奖的人，扮上马戏班的小丑，画上小花脸，穿上彩衣，冷讽热嘲地致颁奖词，简直是岂有此理，好替陈凯歌不值。

一部影片在未看之前，已经听了满耳朵的坏话，当然谁也没有兴趣看了，但《孩子王》究竟是入选夏纳影展正式参展的影片，如果真是拍得毫无是处，推荐的中间人，岂不应该打屁股。

所以《孩子王》在影艺剧院放映的时候，生意还是不错的，而看过的人都说并不感到要颁发金闹钟奖那么严重，尤其对“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下放生活清楚的人，更看得津津有味。

谢园的表演吓了我一跳

我跟影片中的男主角谢园特别熟稔，因为他不仅参加过我《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的演出（饰演服侍皇帝载淳的太监张文亮），而且是组里最受欢迎的人物。

谢园天生冷面滑稽，学谁像谁，拍戏打光的时候，或者外景队早出晚归的时候，他都一个人说单口相声给大家听，但绝不是一般的相声段子，全是他自己即兴编出来的。

拍完了“火”“垂”两片之后，我的副导演小许（许同钧），拍了一部社会写实喜剧《珍珍的发屋》，想不到花钱不多（四十万人民币），居然“双叫”（叫好又叫座），其中有一个演“倒凶爷”的小捣蛋，就是谢园。只见他歪戴帽，斜瞪眼，腰里别着四块板儿，抖抖嗖嗖，流里流气，跟演太监张文亮的时候判若两人。这一次，想不到《孩子王》的导演陈凯歌也看上了他，还挑他当了男主角。叫一个冷面笑匠，演一个大智若愚的孩子王，不是陈凯歌独具慧眼，就是叫谢园的单口相声给迷住了。

我不是说谢园不会演戏，可能他在“火”“垂”中的戏不对路；他镜头外面学谁像谁，可是镜头里面，就是学不会他演的角色——张文亮，所以我心里老把他看成后台滑稽，想不到看了他主演的《孩子王》，还真吓了我一跳，一如杨世庆（导演）批评白小曼在《声色犬马》的演出一样：“真怪，胡芮梅根本记不住台词，记住也念不利落，怎么一到李大导的手里，居然会演起戏来了！”

所以，我不得不佩服这位后起之秀的小老弟——陈凯歌。

中国电影的对白，永远离不开话剧腔，尤其是后配音的片子，这一层粤语片要比国语片强得多。一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告员，由开始到现在不知道换了千万位，可声音语调丝毫不变。不过最近看谢晋和陈凯歌两位导演的电影，已经是完全口语化，连《红高粱》还有点或多或少的明星调调儿，可是《孩子王》里谢园和老黑、陈校长，包括那位演干部的表二大爷，都一如常人的口语化。当然，那位干部表二大爷的“官”腔还是听着怪刺耳的，不过还好，他一出场就是见不得光的被挡在黑影里，使人不得见他的嘴脸。

以前，《火烧圆明园》在国内首映的招待场之后，刘晓庆曾经问“北影”的汪洋厂长：“你看，怎么样？”

汪厂长只说了两个字：“一般！”这次我看完《孩子王》之后代他多说了个字：“不一般。”

真的，就是不一般，有内涵，有哲理，与老牌的小姐周采芹看了《侠女》之后，挖苦胡金铨说：“哟！我们胡导演还讲‘禅’呢？我看他哪点儿‘禅’呐，还带奶腥味儿呢！”相信她看了《孩子王》，也会和我有同感：“不一般。”

有人乍一看《孩子王》，说陈凯歌故弄玄虚，班门弄斧，摆出一脑门子高深莫测的样子，那他还真是髙深莫测了。

时下香港的流行电影

先不说《孩子王》，先看看我们时下香港的流行电影吧，一味地迎合时下观众的低级口味；不是这个情那个情的煽情挤泪，就是一味胡闹，满嘴里跑骆驼的要人强笑。一般观众当然爱看，因为像看连环书一样的，不用什么大脑。哈哈一笑，烟消云散。

一如我们从小看闲书，先看《七侠五义》《小五义》等武侠小说；后看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大一点情窦初开的时候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刘云若、冯玉奇的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如今进步了，看琼瑶的《烟雨濛懞》和《菟丝花》）了。再大一点看鲁迅、老舍、巴金和外国名著的翻译小说，然后重看三国、水浒、西游记（如果以前看过的话），再研究研究西厢、红楼、金瓶梅……。古人说温故而知新，年轻的时候看《红楼梦》只看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三角恋爱；有的听人家说“红楼”是暗春，金瓶梅是明春，所以特别留意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和《金瓶梅》的潘金莲大闹葡萄架。可是长大之后，重读红楼又是一番新的看法，说不定钻进牛角尖，也研究起内学、外学和索隐起来。

看电影也一样，我们小时候最爱看《火烧红莲寺》，所以明星公司连拍了好几集，就和香港拍了两百多部《黄飞鸿》一样，如果没有人看，当然就没人拍。古装黄梅调影片，在港台流行了十几年，武侠的刀剑片也流行了十几年。跟着少林寺一兴，南北拳脚、醉拳、醉剑的又是十几年。接着是动作喜剧片，许冠文的闹剧片，如今最流行的是周润发的英雄片和胡闹片。香港人看电影纯为了娱乐，哈哈一笑了之，没人到剧院去听耶稣，所以《老井》《红高粱》即使在国内外都得了大奖，也引不起人们的多大兴趣，更何况是金闹钟奖的《孩子王》？

香港发行公司的朋友们都知道《孩子王》拍出了独特的风格，拍出了清新的气息，可是也知道它在香港不容易被接受，恐怕赔了夫人又折兵，也就无声无息地推出上演，甚至连报纸上的小广告，都免了登，就像有了病不吃药一样，北京有一句俏皮话——有病不吃药——可怎么好？

说实在的至今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影艺剧院在哪里，更没什么人知道《孩子王》究竟还演不演？那天，我去看《孩子王》，愣兜了半天也没找到剧院在哪里，因为附近连个路牌指标也没有。最后还是找到大厦的护卫员，才带我走了一段路，指明了那间剧院。

第二天又到新鸿基大厦去了一次，刚好遇见一位女士也在大厦的自动梯处问上演《孩子王》的剧院在哪里（因为她连那间剧院叫什么名宇都不知道），没等被问的人开口，我马上告诉她：“出这个门口往右，再往右……”我还没说完，她居然啊了一声：“是李导演啊，谢谢，谢谢，您还认得我吗？”我仔细一打量，原来是台湾的一位女导演王萤，我问她什么时候来的，她说昨天刚到，专程由台北飞来看《孩子王》的。

影艺剧院内部的装修真不错，是我看到的迷你剧院中色调最温和装修得最好的一家。看了《孩子王》之后，心情很激动，差点没为陈凯歌哭一鼻子，我觉得他比《黄土地》的时候更成熟，也更具内涵，居然讲起老庄的哲理，和用禅语向观众们打起哑谜来，难怪有一些人看了要睡觉。

看过十几篇对《孩子王》的批评，有一位表妞儿甚至连什么是“孩子王”都没弄懂。她居然说:“那老师都那么大了，怎么能算个孩子呢？还称王称霸？简直岂有此理。”另一位影评人说他只看了半部“但觉得……”，没看完有什么好觉得，岂不是瞎子摸象。有一位二哥说：“我老早说过，《孩子王》要能在戛纳得奖，我把脑袋摘下来！是我老早说的，有人证明，绝非马后炮。”我想以前也许有人对着梵高的《向日葵》说：“这张画要有人欣赏，能够买上二十元美金的话（当时的确连看都没人看），我把脑袋摘下来，给你们当夜壶使！”当然，说此话的人，如今早已作古，他怎么也不相信，后人会用四千多万美金，把那张画买了走。

以前有人看傅抱石的画，作了一首打油诗挖苦他：“远看一大片，近看黑麻麻，原来是山水，哎哟我的妈！”那时徐悲鸿看了傅画，写了封信给他，提出用自己的画和他交换，感激得傅抱石涕泪交织。想不到数十年之后，在香港苏士比拍卖行中，傅画卖了三十二万，徐画只卖了五万五，您能不佩服徐院长的法眼？

当然，各花人各眼，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观点角度不同，知识层次各异，怎么说都不犯法：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各是其是，可不必把嘴巴撇到脑袋后边去（要是没有耳朵拦挡住，还真说不定）。

不管怎样说，《孩子王》的导演陈凯歌的工作态度，很执著也很认真，是没有疑问的吧？陈凯歌的影片《孩子王》有没有从未有过的独特的风格，也是有目共睹的吧？

有人说“闷”，并不是完全的理由，您懂得听昆曲吗？我在“艺专”的时候，课外，专门有个昆曲演奏班，我学过几天儿，但听来一样觉得挺闷，可您不能说昆曲不好是不是？我听不懂广东大戏，所以尽管大锣大鼓震耳欲聋，还想睡觉。也看不懂日本的歌舞伎，尽管日本人睡在剧院前排队买票，带着饭盒看戏，瘾头儿大得很，可是，对我这个大外行来说，不用说让我排队买票，就是送票也没兴趣看，即使日本朋友拿着枪指着我：“你的，歌舞伎的大大的看，不看，枪毙！”那我宁愿叫他把我枪毙喽！可我也只能说自己不懂，不能说人家不好，是也不是？

最少分得出好歹

如果我说：“有人要说歌舞伎好，我摘脑袋”，恐怕九头鸟也不行吧？我是个电影编导，拍了将近四十年的电影，虽然没有什么大道行，也还算浪得个虚名，最低限度，影片的好歹还是分得出来的吧？有道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自己有多少料，可能不知道，但人家有多少份量，还是掂得出来的。论戏剧效果和说故事的本事，《孩子王》不能算是尽善尽美，但在气质和品味上，它还是中国电影中数一数二的。

齐白石先生分析绘画的似与不似，说：“画得不像，欺世；画得太像，媚俗”，我的同学郭韧，到西班牙深造归来，也画起四不像的新派画来，他说：“天下万物皆有形，绘画何必求形似？”所以你可以说陈凯歌画得不像，但绝不能说他媚俗；不俗，当然是曲高和寡了。如果人人听得懂古琴，和《今古奇观》里的钟子期一样，那俞伯牙也就不会碎琴谢知音了！

看了影片《孩子王》之后，一如听了一场可以绕梁三日的音乐，当晚翻来覆去睡不着，因为看到好几篇影评，都说它不忠实原著，所以又把阿城的《孩子王》找出来看了看。

看完之后，觉得陈凯歌太忠实原著了，当然不是说他照方抓药，而是把原著消化掉之后，再经过他的思考、诠释，用电影语言把它再现在银幕上的。看得出，他不仅忠实了《孩子王》，也有前两段《棋王》《树王》的影子。

有人说，陈凯歌的《孩子王》，比诸他前两部的《黄土地》和《大阅兵》更加“……冷峻，晦涩，甚至难懂，电影的空间，也越发广阔深邃”“……已经形成了极具个人色彩的独特风格”。倒也的确不假。

字幕过后的第一个空镜头，就是那个位在弯弯曲曲的山道尾的教室（陈凯歌心目中的教堂），但见云荡荡，雾茫茫，忽而晨光熹微，忽而阴云密布，忽而长虹倒挂，忽而瑞彩千条，那条山道却以不变应万变……青山长在，绿水长流，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那原是自然现象。但自从人们渐渐地走出了一条道，于是就规定很多个条条框框来维护这条道，有人把这些条条框框叫法律，也有人叫“德”，道德的“德”。

《孩子王》中的老杆儿，经这条山道，走进了教“堂”，因为他的离经背道，所以又被赶出这座金光万道的教“堂”，剧终之前还放了一把山火，一心想烧掉那些条条框框。

这镜头的拍摄方法，倒也算不得新鲜，以前我在拍《火烧圆明园》的时候，也用过，在剧终时的一个镜头，把机位定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由西洋楼前的熊熊烈火，到残垣断壁的余烟袅袅，每隔三几分钟，就开机一次，然后再通过黑房的特技融会贯通，所以看起来很像一气呵成。我主要是表现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在英法联军的一把火里毁于一旦的可慨和可叹，而《孩子王》中，陈凯歌恨不得一把火把那些道德传统一烧了断，是理想和愿望。

第一个镜头，在队里（知青下乡插队的队），抽着水烟筒的支书，把“我”叫到门口，阿城原著中写道：“一月里一天，队里支书唤我到他屋里，我不知什么事，进了门，蹲在门槛上……”但陈凯歌没叫“我”进入镜头中，只在射入暗室中的门影的一条光里晃了一下，然后就一直蹲在门外，于是展开了足有两分钟的对话（大约两百多尺胶片），“我”在门外“千呼万唤没出来”，“神龙首尾皆不见”，支书扔给“我”一双烟袋，听“我”在门框外把烟点着，之后缕缕香烟在门边半进半入地徘徊。

“我”是主角，出场镜头当然可以卖卖关子，但一直机不动镜不摇，“我”也不显不现，真有点怪怪的。所以石琪说陈凯歌“故弄玄虚”，这点我倒有同样看法，因为电影的片头字幕过后，要尽快把观众带入剧中，使观众们戏我两忘，同鸣共感方为上策。老把观众放在银幕底下不管，导演一味自我表现独特风格，当然是不对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陈凯歌之为陈凯歌，也正如此，因为前者是谁都知道，而陈凯歌是知道不知道的。听起来挺绕脖子，其实是陈凯歌要说的老庄哲理：“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的禅机。

说了半天您懂了没有？不懂？好，正中下怀。

《孩子王》的原著里，阿城认为教育是应切合实用的，教条式的灌输，只能维持虚伪浮夸的教育形式，对孩子们是有害无利的。

“我”第一次走进课堂教书，叫学生拿出课本来，才知道学生没书，上学没书，当官的没印，还真够新鲜的。

孩子们没书，表面是缺纸，其实陈校长的写字台前，就一大堆批判的学习材料。全国十亿人民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印得比字典多万倍，所以“我”一听孩子们没书，马上奇怪地去找老陈（以下是阿城原著）：“国家为什么印不出书？纸多得很嘛，生产队上一发批判学习材料，就是多少，怎么会课本印不够?”老陈正色道：“不要乱说，大批判放松不得！有困难，我们抄一抄，克服一下……！”（以下是导演加出来的）——我抄起老陈台上的堆着的一本批判学习的材料翻了翻，看了看，老陈说：“拿去糊墙吧”，“我”冷笑了笑:“擦屁股也可以"，老陈无可奈何的：“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在导演的心里，那些批判的学习材料，能够废物利用地擦擦屁股，还凑合着对得起那些造纸工人。如果体验过那种生活，或了解那种生活的，当然懂得其中奥妙，除此之外，不用跟老外说，就算你跟香港人说也没有人信！

山沟的学生抄字典？要是大英百科全书，不得抄一辈子？怎么令人相信？不信怎么能懂，不懂还不睡觉？还不风紧扯胡的溜之乎也？其实，戛纳的老外还不够幽默，送一本金字典多好！陈凯歌对阿城原著改动得最大的地方，是影片结尾之前的几场戏，原著是：“……第二天极早的时候，我回来收拾了行李，将竹笆留在床上。”（此地的所谓竹笆，可能只有到过云南山区的人才懂，连我也不知是何东西，照字面看，应该是竹篱笆，但铺床能用竹篱笆？或许就是广东人铺在床上的凉席一类的东西。）

陈凯歌讲禅说道

那种席也有用一片片竹子连起来的，因为“我”和老黑刚到学校的简陋的宿舍里——简陋到“我”一进门就来了句粗口：“我日他个先人。”宿舍里的床是公家的，可是竹笆却是私人的，人被调走，当然把竹笆带了走，“我”觉得过分，所以他被调走的时候，作者特别描写他，将竹笆留在床上这一笔。

趁了大雾，“我”扛着行李沿山路去三队，太阳依旧是白白的一团，走着，走着，“我”忽然停下，从包裹取出那本字典，翻开，一笔笔地写上：“送给王福，来娣”，看一看，又并排写了“我”的名字，再慢慢地走，不觉轻松起来……陈凯歌改成“我”在临走之前，把字典留在台上，写道：“王福，以后别再抄书了，也别抄字典了”，“我”走在雾蒙蒙的山里，又碰见个不声不响的牧童，如今他仍旧对“我”呆望了一阵，然后无言地走出镜，画外音传来一阵撒尿声，大有李白诗句中的“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的味道。明末清初的朱耷，因为明朝的覆亡，民生疾苦，曾经几年疯疯癲癲的在山中放浪形骸地云游散逛，哭笑无常，自己起了个名字也是哭之，笑之的八大山人。陈凯歌面对着他当前的环境又如何呢——把那些封建的，腐败的，翻来覆去讲经传道的庙堂，和庙里的老和尚，放把野火烧掉，于是剧终前，山上有火，眼中有火，心里也有火，心中也许正在诅咒：“我日你个先人！”

陈凯歌的电影里叫人想得太多了，说的也太深了，跟观众们讲禅说道谁能看得懂？就算看得懂，谁又有耐烦心儿去看？尤其如今香港的观众们，看惯剧中人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编导们又为叫观众们笑一笑，甚至叫大明星吃屎！谁还听人讲道理？看陈凯歌的电影，要有焚上一柱清香，听人弹古筝的耐心，看香烟缕缕，瞬息万变，听琴音铿锵发思古之幽情；然后，口中默念着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心里想着庄子的物我冥合，与骷髅论辩，秋水共语，和大鸿展翼，蝴蝶齐飞。哎呀呀我的老天，谁受得了？因为他用镜笔简意繁，经常一个场景，可以不移不动的两百多尺，两分多钟（香港的广告片，二十秒三十个镜头），视野大，境界高，比如说，“我”领导着由他填词，来娣作曲的那只歌，在落日余晖中，地平线只有四分之一（陈凯歌拍落日的画面，经常如此），一大群孩子坐在地上不动，活像副呆照，远人无目，当然看不见嘴型，一如画外音，唱道：“一二三四五/初三班真苦/识字过三千/毕业能读书……”接着又是：“五四三二一/初三班争气/脑袋在肩上/文章靠自己。”歌词可真不咋的，又和主题不吻合。以前，卜万苍导演拍四季歌，每段四句，四段一十六句，卜先生四句一个镜头，已经看得人坐立不安。何况一个镜头一唱到底！其实你要真走在山头上，远远的听见一群孩子在唱歌，不也是如此吗，又没带着望远镜，哪看得见他们的面目表情，为了这个镜头，和几个朋友们抬杠（争论），他们说：以前上海人叫“看戏”，北京人叫“听戏”，闭着眼睛琢磨台上的角儿们行腔吐字的味道，如今连立体电影都有了，还叫人闭着眼睛听电影？有冇搞错？

我宁愿看梅艳芳教周润发跳舞了，舞得狂，唱得热，发仔活泼，芳姐活泼，镜头也活泼。

骂人不带脏字

我跟张仲文大概有三四年不见了，看她一别如故的样子还真是养颜有术，她才一落装由皮包里拿出块小镜子照了照，取出块面纸轻轻地拭拭额头汗，然后，轻启玉齿：“好，《孩子王》真好，凯歌真有两下子，看他的电影，像看他吟诗、作画。听吧！诗中有画；看吧！画中有诗，跟饮茶似的，要慢慢品，所以一般人叫品茗，牛饮可不行。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位第五代导演还真了不起，你们瞧见了没有，在《孩子王》里，他骂人不带脏字。”大家都奇怪地望着她：“喏，不是孩子王教书的不照本子办事吗？后来不是来了个干部么？那干部坐在陈校长的台子后，由天窗透进来的太阳正照着他。孩子王一进房间，他仰头看，有点耀眼，把头上的帽子摘了摘，露出光头，锃光瓦亮的，连苍蝇都站不住。最好的是，他还故意地用手在脑瓜顶上摸了两下子，生怕别人不知他是个无发（法）的，又一次回头仰望房顶上的天窗，拧了拧眉，挤了挤眼儿，露出一副羞光怕日的德行。陈校长马上会意到，忙拿起插杆儿跑到室外，把天窗放下，于是房里黝黑，那位干部同志既无法也无天了，您看这不是骂人不带脏字是什么？比石挥在《我这一辈子》里大骂你亲娘奶奶，要含蓄得多，也深刻得多了。”

刚说完，她回头看了看我，问我看过《孩子王》没有，我说看过，她说：“有一个镜头我不明白，山坡上有几十棵烧焦了的树干，陈凯歌在剧终之前，一个镜头又一镜头，忽而仰，忽而俯的拍个没完，描写什么？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乍看也不明白，但我相信凯歌一定是言之有物，回来重看了阿城的《孩子王》，可也找不到跟那些烧焦了的黑树桩子有关系的地方，于是又看了看《树王》，才明白他的意图。”

原来知青们要改造中国，使中国更伟大，所以要砍掉、烧掉以前的树，种上有用的树，这些没烧完的，就是经那些知青又砍、又烧的尸首，阿城在《树王》里这样写道：“……黑黑的立着，如同宇宙有箭飞来、深深地射入山的裸体，只留下黑箭尾在外面，大家都有些悚然……”

我说：“可能陈凯歌要为他们平反吧，于是把那些焦木，一一陚予生命，看它们慷慨激昂，听它们痛苦呻吟，有的挣扎，有的控拆，有的虽然回身蛇步地仆倒在地，但仍至死不屈。看得出有一棵粗粗圆圆的家伙，昂首怒目，咧嘴拧眉，暴露出一块块的胸肌，一如米开朗基罗的著名石雕一拉奥孔。再仔细想想，他们里面一定有很多在‘文革’中的冤案、假案、错案中被那场人为的野火，烧成这个样子的。您看吧，您一定看得出，哪个是周信芳，哪个是马连良，哪个是石挥、蓝马，哪个是上官云珠，昂首怒目的是吴晗，至死不屈的是老舍；您听吧，周信芳在唱：‘天上掉下无情剑，斩断夫妻两离分’，马连良在唱‘骂一声贼子真大胆，杀人放火走天涯’。假使您不懂美学家的移情作用，您不懂庄子为什么知道鱼之乐，您也就不能与乌鹊齐飞，与麋鹿共舞，那您当然觉得闷：因为您的心走不出大门，见不到天地，不闷等什么？还不睡觉？”这番话把仲文听得目瞪口呆，舌尖冰冷，半天才忽然像想起什么，说：“噢，对了，您这么一说，那几样哑木头还真像人，凯歌大概怕人看不懂，所以有的还给戴上个草帽。”

对于片中的那首主题曲（因为只有一支歌，习惯上都叫主题曲），我始终觉得与主题不合，假如改一下会更切合主题：

一二三四五/初三班真苦/读书没有书/笔录更糊涂/五四三二一/初三班争气/不再读死书/文章靠自己。

同时整首歌呆呆板板的只用一个镜头，我也不尽同意，就像王福念的那篇文章“我的父亲”，如果多加一些画面，观众会更容易接受些，主题曲可以用画面描述一些“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道理，“我的父亲”更可以用画面现出王七桶扛麻袋时，力气有多大。

节奏一直慢悠悠

再加上原著里写“我”和王七桶如何认识的：“‘我’见他扛起两百斤的米包，行走如飞，一班人坐在卡车上，车一死火，王稀屎（王七桶的外号和周润发吃的老虎屎不同）一个人下车死劲地扛车帮，一车人如不知不觉般地仍坐在车里，车头轰几下，继续往前开，他便跑几步，用手勾住车板，自己翻上来……‘我’因为常出山，没有坐过几回车，所以车第二次陷在泥里时，便随他下车去推，车爬上去时，与他追了几步，他自己翻上去了；‘我’没经验，连车都没有扒上，他坐下后，见我还在后边跑，就弓起身子怪叫着……”，总比大家看一个大远景“听”戏好吧？另外，来娣夜晚在山路追“我”的镜头组合，我也觉得不大好，大远景接大远景，令人看起来有跳动感，很不舒服。凯歌的画面很定，从不推拉、横移，也许他知止吧，所谓知止而后有静，静而后能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如果观众跟着画面的静止而入了戏，跟戏中人的喜、怒、哀、乐起了共鸣，当然是好，否则静、定、安之后，入了睡眠状态可不大好。

戏的进行，要有起承转合，快慢疾徐，有时静如处子，有时又动若脱兔；台风将至未至之时，草不吹，树不摇，静得怕人，一旦疾风骤至，雷鸣闪电，树石劈，洪流满地，如海门潮涌似万马奔腾，镜头也要如雨打沙滩坑坑点点，瞬息万变，要使观众目不暇给，胆战心惊。

但《孩子王》由始至终，节奏一直慢慢悠悠，观众不像在看电影，而像在参观一个摄影沙龙展，导演和摄影师刻意求工，每个镜头都想使观众永志不忘，但观众们太注意画面，反把戏忘得一干二净。其实好的电影，观众不会再有镜头感，就像一幅画使人看不出笔触是一样的，如果使人看出某一笔是神来之笔，那一笔反而跳出画外，离群脱众，成了全幅画的败笔。我倒不是说电影中的镜头长、节奏慢，就使人感觉闷，闷到要睡觉，其实镜头短、节奏快，一样感到闷。写此文时，我正在日本东京，听说《敦煌》票房收入已经快达日币四十亿，所以下了飞机第二天，就去看十一点的早场，戏的场面拍得可真不小，布景金碧辉煌，服装彩色缤纷，一会儿千军万马，在狼烟四起中狂奔而至，一会儿万马千军又在沙石滚滚中绝尘而去。不知张三打李四，还是李四打张三，反正乱打一锅粥的敌我不分，我们一同看戏的一共三个人，不到半小时，睡了一对半，《敦煌》还真把我们敦入黄粱一梦中。

再想到《孩子王》。对比之下，简直是牛髀与蚊髀，《敦煌》想去参加戛纳影展，恐怕连门儿都没有，可见好坏是比较出来的。如今香港每年制片的数量，几达二三百部；票房纪录超过千万港币的，一年也有个二三十部，但像《孩子王》一样被选去参加戛纳影展的，还没有一部！可能因为太多娱乐片，制片商们在商言商，不要奖品吧？

《孩子王》的原著，主张老庄哲学的“无为无知”，但仍比较含蓄，导演陈凯歌的主张就更落实、强烈，所以主张学生们今后不要抄书，连字典也不要抄！

宁愿下一代反朴归真，这大概是《孩子王》中导演所要说的话，我们的行话就叫“主题”，但不是直截了当地说，而是跟观众们打哑谜，一如问禅于长老，长老持棍便打，那人抱头鼠窜，长老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据此，陈凯歌在《孩子王》中才有：“学是不学，不学是学”的道理，您不懂“禅”，岂不要缠到歪里去？

与陈凯歌谈改戏

看了两遍《孩子王》之后，很冲动，有很多问题在心里打转，马上和他联络。凯歌万万也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说真格的，我跟他不过在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的大会上见过一次面而已，只记得他高高的个子，留了一脸大胡子，和颜学恕站在一起，不声不响不大说话，反而他爸爸陈怀结倒见过几次，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公子陈凯歌也是位电影导演，果然父是英雄儿好汉。

电话里我告诉陈凯歌，我看过他的《孩子王》，我个人觉得很好，好过《黄土地》，也好过《红高粱》，为《孩子王》不参加西德影展拿去戛纳而很不以为然。

我告诉他《孩子王》正在香港的“影艺”上演，影艺是一间二百人座位的迷你剧院，生意差强人意而已，观众以青少年学生居多，文艺界的人也不少，和《孩子王》同时上映的有《鸡同鸭讲》和《公子多情》，那两部影片都拍很得热闹，所以场场均告客满，也许那些观众看不仅《孩子王》吧！看过也觉得是“鸡同鸭讲”了吧！

我告诉他很多影评说他不忠实原著，我看不然，他当然改了一部分，也看得出他把阿城的《树王》和《棋王》的意向也引入《孩子王》之中。他说：“是的，我和阿城很熟，一起在云南呆了好多年，我跟阿城对中国的道德观有共同的诠释。所谓‘道’，实际上就是伦理、纲常，是一定的社会秩序，‘德’就是维护道的程度，越维护这个道，你的德就越高，一般人叫德髙望重吧。

“中国所有的道，都是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去灌输，或文字，或口传心授去灌输，去流传的，以巩固他的道。所以我想，能不能有一个孩子不入这个道。因为每个人在正式接受教育之前，都有一段很天真的时期，就是知道没有太多关系的时期。我在云南看过很多山野的孩子是不念书的，可是他却比念书的孩子有更多的快乐，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书念得越多，越增加负担和痛苦，就要多思多想，就要忧国忧民，不念书的，生活倒反而平静得多。

“所以我觉得每人都有自己的另外一半，这孩子就是年青老师的另外一半，所以，他一听见是放牛孩子的声音，就去找他，可是找到了又没讲，要讲些什么，孩子又拒绝他，拒绝文化。所以，当他不按本子办事，被传统文化所拒绝的时候，被踢出课堂的时候，就写了那么一个字：牛底下一个水字。”

我问他：“那么，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可能那年青老师想起牛喜欢喝水的事，就弄了这么个字。如今，这个字不仅引起很多人的疑问，连最近一个替《孩子王》发行的美国大公司，也觉得很费解，因为原来的英文字幕上也没解释什么，就糊里糊涂的一笔带过。他们跟我商量了很多次，总觉得没办法说得清楚。我说，这是那年青老师无意中创造的，当然我并非鼓励谁去创造新意，实际上我想那老师临走的时候，不能把一些事情直接告诉给孩子们，所以，他借用自己遇见放中孩子的故事，就偶然变了那么一个字。”

我告诉他，我对于那些焦木的看法。他说：“我跟阿城在云南的时候，知道那儿实际生活中有一个习俗，因为山上的草长得很快，所以每年都要烧山，然后就有肥料出来。我们也不过只借这个由头，对文化创作方面有一个想法，希望真能有一把无形的火，把一些传统的旧东西烧掉，然后创造一些新东西出来。

“当时在视觉上看，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毫不觉得可惜，可是当我在二十年后又重到云南，我看到那些烧焦了的枯木，就感慨得多了。觉得那些被传统文化束缚的孩子们，在条条框框里成长之后，会不会变成了那种歪歪曲曲的样子呢？我们在拍摄外景的山区里，看到那些被乱砍乱伐后遗留下来的残迹疤痕，就联想文化大革命对人类的摧残，与对树木的砍伐是一样的。当初我们这些孩子们，就被下放到山区去破旧立新，砍掉成千上万没有用的旧树，如今想想旧是破了，新呢，也没立起来，有些地方又生出来七歪八倒的新树，可怎能和千年的苍松翠柏比？

“所以，我在《孩子王》剧终的时候，把那个放牛的孩子放在这片劫后残余的枯木里，就是想和那些在畸形教育制度下成长的孩子们，来一个比较。”

最后，凯歌向我提供了一个有关《孩子王》的新情况。他说最近法国有很多文章出来，包括《新浪潮电影笔记》杂志的一篇讨论《孩子王》的长文，他们认为这部影片虽然在戛纳没有得奖，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个片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导演究竟在说什么。’这本杂志在美国也有，但是法文的，我只好等朋友把它翻译好了，再寄给您。”我说：“好，我看完一定告诉别的朋友们。”

拉拉杂杂地写了几篇有关《孩子王》的一己之见，也介绍很多朋友去看，看完之后，都异口同声地赞好。有一天焦姣打电话给我，说：“导演，我看了你的《天上人间》之后，马上去看了《孩子王》，其实本来很早就想去看的，不过看了几篇影评之后，就把看的念头打消了，呵呀，太好了，差点错过了。”

看今天报上的消息，《孩子王》在“影艺”上了六周之后，终于下片了，是《孩子王》的悲哀？香港观众的悲哀？抑或是香港电影的悲哀？百思不解。

观众对《孩子王》影片的高深莫测，当然都望而却步，可能唯恐“高处不胜寒”吧！

本文选自《银河上下》一书，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文中略有删节，标题及部分小标题由编者所拟。（原载《天涯》杂志）

--为什么不按课本教？

--没有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丹青在美国收到阿城写在破练习本上的小说原稿，直呼刺激。

“写我们这类家伙流浪，夜里在火车站的事……我从未想象一个我认识的家伙，一个同代人，也写小说，而且写的就是咱们……”

阿城的《孩子王》就是那代知青的故事。

故事很简单，知青老杆成为老师，和学生王福打赌，赌注是老杆的字典。

王福输了，老杆因为“不按课本教”被辞退。

1987年，陈凯歌根据这个故事拍成同名电影。

一、忧愁像雾浓，无处飘散

电影从头到尾，漫天大雾。

山沟里潮冷潮冷的，一片迷蒙忧郁！

知青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砍坝，烧荒，翻地，放牛，割草。

老杆在这样的环境下，教书，游戏，发呆。

云贵山区，插队七年的知青老杆，被抽调到一间简陋小学教语文。

知青朋友都为他高兴，“苦出头了，美美地教娃娃认字。”

在破旧简陋的住处，朋友纷纷拿出各自珍藏的美味：白酒、青菜、菌菇、肥鸡，做了一桌菜为老杆践行；

好像老杆不是要去教书，而是去驻联合国，要上月球似得。

山雾弥漫，远远地看不清路。

近处的松树、竹林，混着点燃柴火后升起的烟，像在跳跃。

自己的呼吸声、近处的脚步声和远处的伐木声一样清晰可闻。

七转八转，山连着山，路接着路，许久才看到一条黄土路通向低矮的学校。

来到学校，老杆在摸索教学之余，自娱自乐。

红霞满天，一个人在枯树旁甩袖子；一个人在土坡上闲逛；夜深时，一个人冲镜中的自己吐唾沫。

就像陈丹青在看完王安忆的小说《六九届初中生》后说的，“写我们在他妈田埂上瞎走！”

对，就是一种无聊苦闷而又无法排解的忧伤。

远近景的合理搭配，恰到好处的机位，使得这种诗意的苦闷入骨入髓，就像“枯藤老树昏鸦”带给人的感觉，也像《恋恋风尘》里忧郁的远山。

影片最后，老杆背着行李，穿破浓雾，走过枯树林，木然地看着周围，不知所措。

二、一本不必抄的字典

在云贵山区，字典很珍贵。学生没有，老师也没有。

哪里有卖？

来娣说：“市里反正没有，省里你去的成？”

老杆那一本就字典还是来娣给的。

老杆赶夜路回学校，来娣匆匆追来，将旧字典塞进老杆怀里。

但来娣有个条件，她要当学校音乐老师，让老杆跟学校“说一说”。

回到学校的夜里，老杆用心翻看字典，响起“仓颉造字”时的鬼哭魂嚎，门外一头牛经过。

学生看到字典都很羡慕。

认得三千八百八十八个字的王福在一次布置作文时，和老杆以字典做赌注，今天就能写出记叙明天劳动的作文。

为了获胜，王福和父亲王大桶当天夜里到山上砍够劳动课需要的二百三十根长竹后，写完应交的作文。

但是，王福还是输了。

“我们说好是你昨天写今天的劳动，你虽然作文时昨天写的，但劳动也是昨天的。

“记录一件事，永远在事后，这个道理是扳不动的。”

老杆将字典赠给王福，王福拒绝，他要把整本字典抄下来。

每天抄，五万字，一天抄一百，五百天。

夜里，知青们来学校看电影。字典的原主人来娣也来了，看到王福没吃饭没跟同学看电影，在油灯下认真抄字典。

来娣要把字典送给王福。

王再次拒绝，“毕了业，我就回队上，抄好了，就带回去。以后还有更大的字典，我还要抄。”

王福走后，来娣很生气地叫了一嗓子，打掉桌子上王福抄的内容。

不仅震惊了一旁的老杆，也惊住了观众。

是谁亏欠了这群渴望知识、想摆脱命运枷锁的人？

由同情而气愤，由处询问而呐喊！

老杆离开学校后，将唯一的字典留给了王福，并写下一句话：

“王福，今后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

要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不要抄。就像来娣叫大家唱的那样：

“脑袋在肩上，读书靠自己。”

导演陈凯歌说：“我们现在文化中旧的东西不断在重复出现，为什么？就是许多人历来喜欢照抄旧的那一套。”

字典是不必抄的，那些看了上句就知道下句的文章也是不必抄的。

人也是如此。

三、我的父亲力气最大

学生没有课本。

每次上课，教多少，老师一笔一划在黑板上抄多少，学生再依葫芦画瓢抄在本子上。

老杆问校长：“为什么印不出书来？纸多得很嘛！生产队上一发批判学习材料就是多少，怎么会课本印不够？”

校长正色道：“不要乱说，大批判放松不得，是国家大事。课本印不够，总是国家有困难，我们抄一抄，克服一下。”

这段对话，电影里没有，只在阿城的《孩子王》原作里。

学生没有课本，老师的语文课本政治学习材料多如牛毛，批判文章学了一篇又一篇，

但这些初三学生连小学课本上的生字都不认得。

没办法，老杆一字一字从头教。

在作文课上，一个学生写道：

上学，到学校教室，我上学到学校教室，我上学走。

孩子们哄堂大笑，老杆却说写得不错：

“这我就明白了，他不是跑来的，也不是飞来的，更不是叫人背来的，而是走来的。”

“字，第一要清楚，写不好看没关系，但一定要清楚，一笔一划。”

老杆将走时，让学生写一篇“我最熟悉的人”。

王福写的是他的父亲，内容如下：

我的父亲是世界中力气最大的人。他在队里扛麻袋，别人都比不过他。我的父亲又是世界

中吃饭最多的人。家里的饭，都是母亲让他吃饱。这很对，因为父亲要做工，每月拿钱来

养活一家人。但是父亲说：“我没有王福力气大，因为王福在识字。”父亲是一个不能讲

话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队上有人欺负他，我明白。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

父亲很辛苦，今天他病了，后来慢慢爬起来，还要去干活，不愿失去一天的钱。我要上学，

现在还替不了他。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我想，父亲有力气啦。

诚恳，一团热气迎面而来，读者不觉便流下泪。

王福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好文章。

老杆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好的老师。

谢谢老杆，谢谢孩子王。

四、上“牛”下“水”是什么字？

牛是极犟的东西，有气度，任打任骂。

但牛也有慌的时候，那就是老杆撒尿的时候。

它爱吃咸，尿是咸的，它平时吃不到。

老杆便造了一个字，上“牛”下“水”。

牛爱的是咸不是尿，学生想学的是字和独立思考不是课本上的宣教。

我想，这就是这个字的意思。

影片中，知青们在教室里，嬉笑地唱：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老和尚讲的什么呢……”

不知他们是在嘲讽哪种无尽的循环？

对于片尾那场烧遍整座山的火，陈凯歌说：

“希望真能有一把无形的火，把一些传统的旧东西烧掉，然后创造一些新东西出来。”

我也这样想。

看过阿城的这两部作品改编的电影，又看了他的书，我是震撼的！无论是《棋王》还是《孩子王》，都是通过以一个小人物的视角，进而推近到整个时代的广角来反思疼痛，而在作者叙述的过程中，我看到的是作品表面暗生惊怵，那是那个时代映射出的阴森恐怖的气氛，看上去很热烈，但实际上每个人又都很空虚！再感受……是作品背后一个强大而冷峻的灵魂将自己的苦难经历讲给人听，让人惊讶的是，听的人很痛，而讲的人却如此平静！
我感受到的《孩子王》无疑是对一个时代文化的深刻揭示，对教育的反思！影片中的主人公老杆从头到尾的形象都是一个让人觉得满身尘土，没有朝气，甚至有些颓废的知青！从他的形象反映出他对这个时代的哀怨，无奈，痛苦，甚至深深的抵触！影片中有两个镜头直戳痛点:一个是老杆一个人站在教室外面，背后的天是阴云密布的橘红色的压得低低的天！一个是老杆对着碎成两半的镜子中的自己用力的啐了一口！从老杆一个人也反应出那一代人，从外表到内心，从物质到精神，都是如此的贫瘠，这让他们痛苦！在政治色彩如此强烈的年代里，他们活的看不见希望，看不见未来！影片中通过种种意象，大山，迷雾，高高的土坡，布满乌云的天空……来渲染出云南的一个小山区一个灰蒙蒙，阴沉沉，和那种如面临死亡一般的无奈与痛苦！那是一代人的记忆，是一代人的情绪，在那样的艰苦的生存环境里，在政治宣传满天飞的年代里，对人的关心，对文化的关心，少之又少。每个人都是空虚的，没有依靠，没有信仰，只能日复一日的劳作，劳作！

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教室，政治材料堆积如山，可学生却没有复印教材的纸张，老师不知道交什么，学生不知道学了能干什么……这样教育让人看不到希望，甚至有些绝望！教育对与那群山里的孩子来说，不是拯救，反而是更早的让他们陷入那个扭曲的体制之中，他们渴望学到知识，但又不知学完能干什么！而那近乎畸形的教育体制没有给孩子带来丝毫的快乐！最可怕的，是那个抄字！套路式的教学，规定的教学方法，学生学到的只是抄，没有穷尽的重复，再重复！当老杆问起王福这本字典抄好了做什么的时候，王福的答案让人顿生悲哀！他说他要到队里干活，将来还要抄更大的字典……这样的时代里的教育，可怕极了！

老杆这个孩子王，从害怕自己教不好，到按照套路带着学生抄，到最后放下那些政治材料，给学生们一种真正的思想！语文怎么学，作文怎么写！老杆还说，不要抄了，以后什么都不要抄了，字典也不要抄了！无疑，他的自由的教学方式必然会被政治所否定！无疑，他教给孩子们的才是孩子们真正需要的！老杆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却被这个时代将自己的青春埋葬在这贫瘠的土地上，没有理想，没有希望！可是，从他意识到如何教育他的学生那一刻开始，我觉得，他的心里又燃起希望的火光！那是一种信念，颓废生命里生的信念！孩子是希望，是未来！他没有按照扭曲变形的规定去教育，而是自由，是平等，是引导……或许在老杆的信念里是知道的，一种自由的思维方式，尽管那个时代完全否认，但是，会有那么一天，也一定会有那么一天，这个时代会过去，这种教育会体现他的意义所在！一个人的精神会发光，随着情节的深入，老杆的形象从灰暗变得明亮了许多！

影片的结尾老杆在被辞回队里的路上，我们又看到了那个放牛的小孩！据陈凯歌自己的叙述，那个孩子的意义就代表着扭曲畸形的教育体制之外，在那个小山区里，保留的一点童真，一点快乐！对比之下，这个孩子没有上学，却过得比学堂里的孩子快乐的多！

一场文革，带来的是整个中国的灾难！《孩子王》看似批判教育，实则是对文化，对政治，对一个时代的痛苦哀嚎！

事件的自我评判

我出生于90年代，父亲来自贵州黔东南清水江边一个侗寨，也是文革后高考制度恢复得以参加考试进入大学的前两批。小时候对于文革，仅仅是从外婆、外公嘴里的述说来定位的，那时候不懂表达心情，但是自打晓得了这个事，在长大逐渐完整了解到整个情况的时间里，内心都带着一种恐惧感。

父亲来自农村，所以每年春节，一家人都会返乡，那也是我一年中唯一一次能够和另一半家人团聚的时候。每次返乡前，我都会自觉地背上寒假作业，但是事实证明，每个春节前后，我都是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在街上疯跑着度过。现在想起来，一年中的这个日子，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放行”，我可以抛下一切读书考试，可以无视寒假作业的监视，去跑田埂，去不高的天台看一鼻孔灰的烟花，去夜里某个角落吃夜宵，去江边芦苇丛吹风。我们总是不用多说一句话，不用像现在反复讲述自己有多么开心，因为那种快乐是通透相似而不用多加赘述的。

刚开始对于哥哥姐姐是有疑惑的——他们每天都在玩，读书就是个任务，将来怎么办？怎么找工作？但每次我都会深深的羡慕他们并完全无怨无悔的加入他们的玩乐行列。这种日子，也是后来长大回过头来看才有的某种感触，才敢说我羡慕他们，羡慕当时的自己。

《孩子王》里，王福要和老杆打赌，说如果自己能够提前写出砍竹子造学堂的作文，就希望老杆把小字典送给他。第二天一早，王福将230根竹子堆在空地上，拿着作文理直气壮的说“我赢了”，老杆却说“你输了”，老杆的理由是“记录一件事，永远在事后”。想来我们一生所经历的事、社会所经历的变迁，大多如此，先要为一个时代定下基调，写下空洞的畅想，都是极不现实的。只有等这一件事过了，甚至过几十年再回头看，才能客观的描述，或者是“听”事件的自我阐述。


民族的显影

电影拍摄的是文化大革命云南勐醒中学的故事，没有插入方言，但陈凯歌保留了一部分，体现在可以听到很多“二天”、“娃娃”、“我x你仙人”之类的地方普通话。老杆被任命当教师后，是从山上“爬”下来，走过蜿蜒曲折的山包子去到中学的。
抵达后，老杆进入自己分到的教师宿舍，娃娃们在用竹子搭起来的宿舍外墙上，画了一个人像，那或许是孩子们对于老杆的想象，也或许是为曾经的某位老师所画下的，孩子们甚至会将过往的老师的名字说错，因为更换了太多。这样的画面充斥着整部影片的各方布局，在学校可以写写画画之处，竹墙上、课桌上，都被娃娃们画上了画。
老杆第一次站在讲台前时，背景也是一幅画娃娃们画的老杆，充满了高原气息和普遍的农村人形象——稀松的牙齿、用交叉的线条表示的“高原红”、大大的鼻头，7年的知青生活足以让老杆变成一个乡人。

记忆中，在小学识字后，课桌上、黑板上甚至是厕所的墙壁上，就再也不是幼儿园的涂抹画了，而是各类“XX喜欢XX”“XX是笨蛋”之类的句子。猛醒农村的教育无疑极度缺乏，所以即使在一个有“初三班”设定的存在下，随处可见的仍旧是画，而不是字，学生们并做不到用字来表达。这种强烈的对比设置得非常好，让人深处过去的时代和历史中。


高明的留白和时代的险恶

我们最近总是爱说一句话，“多点真诚，少点套路”，但是《孩子王》里，其实是“很多套路，也很多真诚”。套路在于陈凯歌将影片布局、情节推展处理的非常精彩的同时，设下了很多棋子。
全片充斥着很多笑，笑代表什么？代表的是导演想同观众一起进入一种“不言自明”的状态，是一种用台词上的缺失来更丰富的刻画人物内心。现在的电影，几乎是用台词去描绘情感的，因为有时候导演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拍出他想表达的情感，于是写下很多字，摆放在影片不合适的位子，这种设置有时候会让人到不真诚。但是这也是因为，现在我们所创造的东西，都是为了迎合市场、迎合观众的口味，而观众看不进没有台词的电影也懒得去思考情节（我们想在忙碌中寻找放松），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以及用大量明星堆砌一场“联欢会”的影片。其实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也是在市场中迷失过的，对于市场是聪明的——更多的票房，但是对于导演的身份，值得思考。所以再看陈凯歌87年的《孩子王》时，或许会想起那个时候亲近文化和哲学的他，会想起曾经用“道”来拍摄中国电影的那代人。

老杆让王福起来去教书，王福第一个反应是“你可是在整我？”，接下来是老杆回头的笑，这句话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这个笑让人尴尬。这是时代的险恶。如果说这部电影是一局有隐有讽的棋局，那这句话就是一枚看似不经意的棋子，慢慢将棋局（影片）展开下去，就会发现这步棋的用心，陈凯歌仅用一句话，就让一种时代的阴险在观众内心埋下种子。
明面上的讽刺也是用老杆无言的笑填充险恶气息的。比如在老杆在极不相信又再三确认学生没有课本后，跑去问其他老师，其他老师的回应是“没有纸啊”，随后老杆从右手边一座垒得高高的纸堆上拿起一叠，继续“无声”的“问”向其他老师，老师接着回应“呵，这个纸你随便拿，拿下去擦屁股也行”，随即觉得不妥，又加上一句“这样说不好，这样说不好”，但是已经无法掩盖内心的险恶。

高明的留白还在于，陈凯歌用动作替换台词，在王福和老杆打赌时，老杆问他赢了想要什么，他并没有直接说“要字典”，而是给了一个固定镜头，王福跑回屋里拿出了“他的答案”。好的电影不会因为台词的缺失流失故事的本味，反而凸显了整体感，有一种影片在被拍摄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自编自导自问自答”的良好状态。


“说不清楚”和抄的教育

老杆在影片中有两句话，一句是“自己做的事，自己最清楚”；另外一句是“人能干什么，说不清楚”。《孩子王》里尽是一些说不清楚的事。

老杆几次问学生为什么没有书，学生说不出来。后来老杆让学生回答一个他觉得不傻都知道的问题，学生都沉默了，随后又一字一句的背下老杆的解读。王福的作文《我的父亲》里他写道“我想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他们说不清楚，因为他们没文化、没教育，他们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甚至是身在“初三班”的他们也做不到。

学校所谓的教育带给他们的是什么？是抄。学课文是把课文抄下来，即使很多字都还不认识，写作文是抄报纸，甚至在王福得到接触字典的机会后，也是用抄的方式来学习。这是对教育的反思，是对社会的深思，因为即使走到今天，我们也还没完全脱离“抄”的恶俗。我们今天要成为的人不仅仅是要“说得清楚”，还要真正的表达出自己的理解。

老杆在发现学生很多字不认识和无法理解课文后，改变了上课的方式，抛开了课本，从字开始教。此处会展开陈凯歌在教育和教育之间描述的一个鸿沟——影片中老师所谓的上课就是抄书而不是授以知识和思想，而学生们的理解的上学就是一系列上学的动作——老杆让学生写一篇主题为“上学”的作文，学生写的都是上学前起床、走路、吃饭的事。


顾长卫的摄影和扭曲的枝干

有人统计过，影片运用全镜头几乎达到全片的50%，顾长卫的摄影也像在读一本书，许多“自上而下”“自左向右”的展开方式。印象最深的便是影中多次对山包的头的刻画，以及学校老师介绍老杆时，老杆站在教室外，正好被稻草遮住了脸的那一幕。

影片最后是一个地区习俗“烧山”，是因为植物长得过于茂盛，以此烧掉产出肥料同时也让新的枝桠更好的生长。或许陈凯歌也是寄托了自己希望能有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的出现，是希望能够向黑暗说再见的一个结尾。配合上老杆离开学校时在枯树林中那些由于生长环境导致的畸形状态，又是给人重重的一击。



蛮横的来娣会写歌，不会说话的老王生活得认真，喜欢反差萌不是因为真的萌，而是你觉得他们可以比任何冠冕堂皇都来得真实、珍贵。
最后写下记录的影中的一段背景台词：要不是经过这场无产阶级大革命，谁也无法想象，一个旧社会连学校门都没进过的普通老工人，今天，要走上中学的讲台了，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啊！

最近连续看了一些WG电影，包括《芙蓉镇》、《活着》、《蓝风筝》、《天路》以及《孩子王》。其中蓝和孩子王曾经看过，我在豆瓣标记着于2013年观于电影资料馆。人生中有一段时间是傍晚饿着肚子奔向电影资料馆，像是赴约那样的庄重，电影毕后坐47路回学校。（貌似现在47路已经被整合到其他线路了。）

对于《孩子王》和《蓝风筝》，我当时的标注非常云淡风轻，到什么程度呢？像是在看一部唐朝的电影——那是与我无关的人生啊，那是久远的历史啊，我只简单的说「还好我不用经历那样的人生」。真是太年轻不懂事，谁知道在那之后的几年之后，有一天我在异国他乡看这些电影，竟然有如此深入的代入感。谁说那是唐朝的事情来着？

看这些电影让我有挺多感触的。一来是让我理解了父母的价值观，还有爷爷那辈人在面对社会冲突时写在脸上的「害怕」。经历过日据、内战和建国之后的种种历程，他早已被看到的现实所吓得失了声。而那些不得不绝望的抗争着的，是《芙蓉镇》里的胡玉音和秦书田，即使是自称「罪人」也仍旧不给活路的时势里，所谓的集体并没有站在你的身后，而是处处与你为敌，让你活不下去。在得知胡玉音怀孕的那个当下，秦书田连大喊一声的权利都没有，他只能将手中的扫帚朝天上扔去，用肢体语言来表达他的兴奋——身而为人，竟然被压抑至此仍旧充满着活下去的希望，让人悲戚、动容。

第二是让我理解了上一代人（八十年代大学生）的「不相信」。我一直好奇在诗歌和海德格尔的时代成长的一代大学生，亲历且亲身参与了很多「大事件」，为何在其中年之后所体现出的对人和事的感情事实上的很淡漠的。一个师兄曾跟我说，他说那一代人不像八零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主要基调的大背景下成长，同辈之间的关系是简单和充满信任的，而他们那一代人，充满着怀疑，或者更粗暴的说，是「不信」。他们只相信自己。从这些电影看来，大约可以理解他们为何不相信。他们不像亲身经历了知青的一代，人生经历里仍旧写满了与土地、农民之间密不可分的情缘，他们虽然也有更加深刻的反省，给出的回答总是「不能原谅」，但他们仍旧有着保有初心的理想，那是他们在绝境中能够活下来自己给自己寻到的精神力量。而之后的那一代，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亲身参与了种种宏大叙事，也亲眼目睹了宏大叙事的崩塌，因而他们今天得以在时势发展与个人奋斗中走到今天的成就，是不会相信别人的。

《孩子王》里谢园扮演的老师是知青，听口音就知道是北京人，当他有机会成为老师的时候，他一直在自我检讨是否有能力来教学生，而当他发现那些坐在讲台下的充满热望的一双双眼睛却几乎不识字的时候，他内心是震撼的。这样的震撼是大过于学校能提供给他的生活条件的简陋的，他本来已经扔掉的锄头仍旧需要再拾起来；甚至在漏风的校舍里，椅子和桌子相继坍塌的时候他和伙伴都是用大笑来填满失望的，因为他心里还抱有对那份职业最基本的坚持和尊重。然而当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角色究竟是知识的传递者老师，还是运动思想的传递者，那个晚上他望着残缺的镜子，朝上面吐了一口吐沫。

那时候他意识到他的职业身份和他作为知青的身份是一样的，是作为一个系统运作的环节，其中充满着欺骗。于是他放弃了课本，转而用更具启发式的教学方法，甚至和学生以朋友的方式来相处，结局当然是很明了，到处都是会打小报告的人，于是马上会有人来找你谈话。在白雾皑皑的山的深处，他为他们写的歌曲用不同声部响起的时候，也是他要和学生告别的时候。他作为一个读书不多的人，还有胖妞，因为怀抱着理想和情怀，会有同情和爱，仍旧对大山里的孩子们抱有最深刻的悲悯，哪怕命运已经将他们带向大山深处，他没有在顾影自怜吧，当然也有，但更多的是对那些他们认识的普通人的同情。

那些回程的怪石嶙峋与迷雾，却是他的心了。不知道还要在雾中走多久，不知道何处才会有阳光照出清晰的人生路来。

那本字典，是黑暗的人生里，义正言辞的光亮。

正好昨天是教师节，今天重新看这部，颇切合我的心境。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我这几年当老师以来的心情。我想我并不是个好老师，我仍旧记得我第一次给班上开班会时，学生们畏惧的表情。他们看我，应该会以为我就是《孩子王》里隔壁班的老师吧。

因为身在定义模糊的「集体」中，个人的境遇是很难捉摸的。不管是信或者不信，每个人都处于时代的洪流中无法抽身而出。那些亲历的人已经给出了他们的反思，可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还如同前几年的我般，以为那是唐朝的事情呢。

第五代导演真的很棒了。大抵因为他们多是亲历者。你看那时候的谢园们姜文们李小璐们，一个个眼神中充满着表达的欲望，那么真诚，就像那时候的陈凯歌、张艺谋一样，想把自己的伤疤揭开来看看。那么真诚，那么的让人心疼。可是，现在呢？

哦对了，顾长卫的摄影，那时候就已经这么有意境了。那几个暮霭中的大段长镜头，完全看不清人的表情，甚至看不清肢体动作，只有远处的山和云、天际线以及长长的人的哀愁罢了。

谢园

（原载于1993年第一期《当代电影》）

1988年5月19日，法国南部名城戛纳的一间公寓式客房里，我、电影局外事处小蔡、吴天明正在闲聊。凯歌破门而入，睁大一对散着神儿的眼说：“好，大奖不知下落，小的已经有一个了。”我们互相看看，小蔡贴墙站起来。凯歌不坐，仍立在厅的中央：“法国三名记者在咖啡馆里给了《孩子王》一个金闹钟奖。”他咂咂嘴，随手抓起桌上饮料喝了半口刚要再说什么，小蔡一抬手在空中翻了两下，他平日有些结巴：“那那那是反的，是是、最乏味、最最沉闷的影片奖。”

凯歌僵了，停在一个表情上眼死活盯着我，我缓着点了个头，见他慢慢松下上身却仍定在原处不动，双腿交错在一个最难受的点上，后腰怎么看也象是顶着杆枪......

我忽地漾起一股酸水儿，马上想起拍《孩子王》最艰难的时候，他那张跟今天几乎完全一样的脸。

38个工作日、114个镜头和近30万元人民币，由于摄影机片门出了问题而全部报废。楼道里已经有人骂街，带到外景地的大师傅也拒绝做饭，一个剧务醉着两眼指了我喊：“你说，你一天到晚傻呵呵站在镜头前，全是白瞎，白瞎......你自己说，是不是让人给鸡奸了？”更有甚者已在打点行李准备回家。

制片主任带着颤音跟凯歌说：先把部门长稳住！

那在西双版纳，是云彩压得很低的上午，凯歌一头乱发站在山腰上，胡子很倔地朝前撅着：“我只说一件事，当年我们插队到这里，年仅16岁却干着和成人一样的活计，菜里见不着一滴油星；有个上海知青还是女的，半个月下来，中午那顿竟吃下2斤3两多干饭。那时有着某种信念，大家不觉着苦，可后来那东西破灭了，今天我们来是干什么，干成了没有？”

一席话点燃了20多根烟，山洼洼里静得不能再静，巧在远处飘过歌声，是僾伲人又象是樵夫，正拎了斧抻着脖子野唱。

没几天凯歌大病一场，一个星期里仅嚼了些方便面。他直直坐于藤椅里，双手合十插在两腿中间，我走进屋，发现桌上放着一只扒鸡。

“制片是好心，这鸡也是好鸡，德州的，可它张着那么大的嘴，死时必是很痛苦，我不吃，我不能吃！”

“还是吃吧。”我说。

凯歌的眼更加无神，始终虚望着：“关于鸡的事待会儿再理论，现在先说你明天要完成的镜头。”

我赶紧打开剧本，一边翻到早已折好的那一页，一边平着摊在导演面前。也许西窗的太阳白白地打在纸上，才映得凯歌脸亮：“吃、喝、 拉、撒、睡、生、死、人、鬼、操，人生十件事就都拧在这场戏里，孩子王看字典。字典在全片里是文化的象征，它没有救了孩子，反而害了他们。所以孩子王临走时要对王福说，以后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抄，脑袋扛在肩膀上，文章靠自己！因而，你在看这本宇典时的 表情应控制在既有点生气又有点高兴，既有些欣喜又有些悲哀，又想抬头又不想抬头，出现在银幕上的客观效果应是四大皆空、似悲似喜、如梦似幻、四喜发财......噢，没有四喜发财，那成划拳了。”

我忍俊不禁：“要是有几个四喜丸子？”

凯歌强板住脸：“别逗，我今儿个病了，别逗，孩子王要说的事情很多没工夫逗！昨天，昨天有个细节你注意了没有？”

我茫然着两眼。

“演王福的这个杨学文15岁了，一头好发， 家里姥姥看看不顺眼，按到那儿就给剪了，傻傻的，象个马桶盖儿，同学看着乱起哄，我们的戏也没法拍了，这就是中国多少年来的“杀子文化”，孩子算什么！我是你姥姥，是你母亲的妈，我说了你敢不听，所以，一开始你到学校手里提着刀，意念在于，那哪里是去教书，分明是杀人，自然到后来你悟透了许多，还有我问你，影片《孩子王》为什么要讲求儒家的认真与道家的豁达。”

我竭力回忆着：“小时记得二老祖家有幅对联：‘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杆’横批却是‘心平气和’。我想老人家的意思是说，愿望永远和现实隔着相当的距离，在可欲而不可及的亊物面前要相对努力又要相对平和。”

凯歌不说话。

“还有一次我学了古文于回家时卖弄，我吿诉祖爷，学了孟子的弈秋教学生下棋，学生甲学棋很认真，学生乙边学祺边在脑海里想‘天上有鸿销将至’，所以老师说甲是好的......祖爷跟着问：‘你以为怎样？’我自然说老师是对的。祖爷不象是在反驳我：‘弈秋教二人下棋，甲学得认真活得很实在，乙边下边于脑里想天上有鸿鹄将至，也活得很实在，这两个人又有哪一个是当指责的呢？’我当初不觉什么，后一想有着极深的道理。”

凯歌终于开了口：“铃木大拙说得好，‘大器者，直要不受人惑，随处做主，立处皆真’。《孩子王》在大的立意上就是要说一吃二喝三不争人先，把上山下乡的背景远远推向深处，绝不可以就事论事，须着凝练不具象的手笔勾画出宏大的人生断面，是一部完成了对个体人生存在价值本身的超越而对广大现象世界有着丰富兴趣的影片，正象孩子王台词里所阐明的：学了很多字却不知生活是什么，今夭来学这个 ‘活’字，什么是生活呢？就是活着，活着就得吃就得喝，所以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个舌头。”

久立于墙角，听了半天的剧务战战兢兢地说：“我不懂却很激动，想了半个钟头觉得现在的中国人正需要这种精神，一味在物质上互相较量，忘了活着的真正意义，那日子不是给自己过的，往往为着街坊四邻，你多个冰箱我少个彩电，中国人真的庸俗了吗？实质上，孩子王要告诉人们的是一种最朴素、最实用的生活方法......”

凯歌笑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正在这时，出外选景的美工、副导演回来。凯歌喜形于色并把我指向大伙：“谢园一向好给人编段子，他就不敢编我。”话音未落十几口子站出来揭：“谁说的谁说的，他当你面不学，背后可把你糟蹋惨了！”

凯歌惊着两眼：“是吗，已经把我归置啦？”

一屋子人点头，有的还乐不可支，趴在导演耳边的那位喘着短气，间或听到的完全是关于我的“罪行”。突然凯歌烫着一样站起：“什么， 是真的吗？”

我象围棋里的黑点被大片白子吃住，只好从实招来：“凯歌大家熟悉，《黄土地》的导演，与田壮壮、吴子牛同为电影学院七八级，是......”

“少废话，说，怎么糟蹋人家的！”

“......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陈怀皑之子，其父乃福建口音，还经常好说个北京土语，什么‘塔儿哄’、‘拿糖’、‘二位爷是磁器口’的等等，走起路来水蛇腰，身高不足五尺，可生得凯歌却一米八二，宽肩阔背，胸厚臂长；只是从比例上说，腰部过于绵延，托起的上身很高不论，加之平日好穿肥大衣衫，便更显得腿短！走起来不仅局促且在山路上，土经常朝里翻，因为凯歌是里八字，右腿还有些罗圈。往脸上看，天庭虽不饱满，腮颊却极方圆，眉似卧茧，眼如秋水，于平静中常能见出高傲；但鼻子差，呈一棍之梁状，又窄又瘦，想象中是挑不起这张脸的，所以，尽管胡子很倔地朝前撅，尽管腮颊异常方圆，可缺了那鼻峰，非但难成托五形之相，且那胡须也让人觉着除多着几分装饰外，剩下的似乎仅是虚张声势了……”

“好！” 一群人同时发一声喊。

“凯歌说话经常爱用 ‘你看那’。‘你看那山’，‘你看那河沟儿’，乍听起来觉着做作，日子久了，反倒悟出里边有股什么韵味。一日我陪他上山，可能是早晨的酽茶让凯歌兴奋：‘你看那山，夕阳西下的两个钟头里可叠出七道层次，假假的象舞台上的景片。你看那雾，浓的时候让你十步不见刀丛，所以《孩子王》影片里要有四大造型因素，暴烈的太阳、浓浓的雾、黄昏的逆光和黑得发青的夜，这里从形象上说有很多只可意会难得言传的内容。’正说着，一块云彩遮住太阳，凯歌立时感慨：‘这云彩有意思，投下的影子在走，起初我们看那云彩呆呆地不动，便在地上追它的影子，谁知即使骑上最快的马也极难追得上，我们跑累了就都看着天，嘴里不住地叨念：‘有意思，真有点意思！’我说：版纳是天造地设的好地方。等下到山底，见几位农人在种田，凯歌走着走着忽然朝其中—个老者兴冲冲奔过去双手抓着人家的膀子：‘还认识我吗？’老者仰了脸，散着神儿的眼看定凯歌，凯歌象是在一分钟里做了好几样表情，最后终于松了手：‘你不认识我了，15年前我在这里插队，我们一起打米，我叫......”那农人只是笑。凯歌回过头并很深地咽了口唾沫，莫名其妙地盯着我说：‘他不认识我了。’就这样，我们说了一路上山，沉默了一路回来，偶而听凯歌在身后嘟囔：‘他不认识我了，他怎么就不认识我了呢？他凭什么不认识我！’”

“吃饭的那条小道极难走，凯歌的筷子夹着肉停在脸上，他望着一个点出神，突然肉飞出老远，凯歌摁平了筷子在桌上：‘走，谢园，我们加一场戏！’我一惊之后想：又要陪着饿一顿，但还是随他回了屋。凯歌十个指头全张开在空中揸着：‘加一场戏，一共五个镜头，先是你见到王福的父亲王七桶说：老王不认识我啦，老王一张漠然的脸，再说我们一起打米，老王任何反映也没有，你低头重复：真不认识了？老王摇头并笑得很开心。这绝不是说我们这个民族越来越不重感情了，而是强调真正的芸芸众生对于所谓小知识分子的小布尔乔亚情调，从骨子里就有着最彻底的排斥！还有......他想着什么，沉畎了一会儿紧眨几下眼象是自责：‘人，为什么要重感情呢？！’”

屋里，起身去倒茶的都在半路停住，凯歌垂着头。众人皆说不好，段子段子就是要逗乐而不在写实；一哄之下把我架出屋，扒鸡也让大伙分了。这无心的提醒倒使我想起凯歌的婚姻，也是他心血来潮时非倾吐不行的：“小孙是我前妻，跟我十一个春秋说走就走了，这之后三年，很偶然的一回机场碰面她居然说：‘我见到你跟见到路边随便谁都一样’。”

我们互相看看，没人愿意评论。

“一日夫妻百日恩哪！”凯歌又犯着老毛病，他喜欢感慨：“也难怪，我有我要干的事儿，一出去就是多少日子，身边老有个男人缠着，烈女还怕磨郎，可是......”他沉吟片刻：“再怎么着也别伤人，这让我想起小学老师的忠告：‘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去相信人，因为人在他笑容、笑容可掬、老诚、老实八交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副嘴脸！ ’小学老师自有小学老师的偏见......”

还一次，凯歌得罪了组里的剧务，剧务当着所有人的面破口大骂，连祖宗带奶奶地卷，凯歌不动，一句句听完最后说：“你到底给配合我们拍电影的孩子吃什么我不管，那是你的工作，反正是不能在大中午的时候一顿饼干打发人家！ ”剧务仍在不依不饶，一会儿的工夫讲了不下30个理由，凯歌的背夹得很紧朝山下走， 来打饭的碗里空空的，也许正是如他形容前妻，才没有去伤人或是心里揣着高贵，不愿同庸人 一般见识？但我总是记得：凯歌任西柏林电影节评委，为了中国影片，为了他的同班同学吴子牛，也为了《晚钟》的命运，而从子牛的身世介绍起，那些洋评委听着他感情色彩很浓的讲话，都为之吸引，关键凯歌说到：“当年从10年“文革”过来，青年人都盼着赶紧抓回失去的青春，象我、田壮壮、谢小晶、赵丹的儿子赵劲都是所谓世家子弟，父母爹娘均是搞电影的，这在入学、学习期间和毕业分配问题上分明有着极大的方便，子牛不一样，是凭自己的本事干考上的，而且于上学时克服着经济上的拮据，并不去在乎身家地位平平而随时可遭的冷眼。毕业以后更是坚定自己的艺术追求，始终钻山沟、下农村，仅几年的光景就拍出了六七部优秀的作品。”

跟着就如数家珍，把子牛所拍影片一一陈述。到了定奖的三天里，他通风报信，生怕子牛于等待、盼望与焦灼中再添什么新的不踏实。

自然，谁也不是说《晚钟》的银熊奖跟凯歌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最起码的他没有被路人指为“同室操戈”之辈。

《孩子王》在戛纳电影节，又有哪一个象凯歌在西柏林一样说起过这般多的好话呢？

去法国，有我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当凯歌在美国听说我没资格去，又身单力薄不可能争得这份权力，立即打电话来：“22个人组成代表团去法国绝不可以没有谢园的名字，他为塑造‘孩子王’的形象，三个月没洗澡，春节不过一个人守在景地上，如若他不去我自然也不能去！” ，

我象是25年没落泪了，这一回却形同妇人，我不是感慨那电话，而是感慨日月已经交换到了今天，居然还能存住如此之希世的品格......这实质已经引出一个主题，也是我始终认定的：陈凯歌与《孩子王》，特别是他苦苦追求并追求得不彻底的东西，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那是我刚到外景地，凯歌红着眼睛说他的构想。他要使大量画面不动，表现出创作者是平静地观察世界，强调注入镜头的一切都应“无为而无不为”，常常于画面上出现的大片空白，象征着空灵和自在。他要告诉人们寻得内心的安静是最艰难的，他要倚着自己的感受劝说大家必须活得平和，要随遇而安与世无争，还反复申辨这绝不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感时伤世。事实上，凯歌在不断地画饼充饥。

样片由西安回来，他发现洗印效果极差， 便把十指全张开在空中揸着：“鄙人决计先斩后奏，这无疑是欺负我。我不就是外请导演吗？通知厂里，以后的样片不再送西安而直杀北京洗印，我只对艺术负责，经济随谁去管！”

再一次，摄制组由西双版纳回到昆明，制片为了省钱而找到一家十分低档的旅馆，床单上什么都有。凯歌急了。他考虑大伙不容易，在下边艰苦是没有条件，这到了昆明怎么也得住个象样的地方。归总两天的中转，加上以后各奔东西，他私自做主并以组中360元钱让所有人美美吃了一顿。这下恼了制片，认定他的越俎代疱是屏晁盖于一百单八将之外，明中暗里设下圈套，一使凯歌自付所用银两，二要所有“吃客”自己买机票走人，余下的房钱由补助费里扣除；凯歌勃然大怒，竟气得十指乱抖，面如土色，问了我等“吃客”：“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我见状可怜赶紧抓住他的手，凉的几乎象五根冰棍儿，脸上一扫昔日“你看那”的风彩，单薄的鼻翼下两片紧护着牙的嘴，把那点强装出来的从容也于刹那间冲得荡然无存......

我一阵凄楚：玩道家面孔和庄禅那自然是狡猾人的手艺。凯歌，您单纯了。

这道理很有些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可能没有任何人不认作他是坚强的，他是自己的主人又是生活的强者，但不容易看到的是什么？是保尔•柯察金这个小布尔什维克身上有着浓重的“小布尔乔亚”情调，在硝烟中，在监狱里，在工地上，他不断使自己坚强起来，但所有这些对于“坚强”的刻意追求，其实正是对纤敏情感柔弱气质的默认与克服......凯歌的内心曾几何时平和过。他怕对眼前身后的事是非功过于认知上太清醒，又担心后人会重蹈复辙，在某种杞人忧天的幻觉里走上《孩子王》景地，实实在在为自己塑了一个空中楼阁。

要寻找凯歌的与世无争，翻遍了我的记忆 也似乎只有一回。那是《孩子王》参加国际电影节比赛，是去戛纳还是去西柏林;先是西柏林电影节主席看了片子觉得很好并电话告知正在美国以学者身份出访的陈凯歌，让他做好一切准备，只要导演本人和中国电影局同意《孩子王》参加比赛，大奖不敢保证，但总是一部可以得重奖的影片。凯歌当时兴奋，不几日却不再问及此事。赶巧戛纳电影节总代表亚戈布于西柏林电影节开幕的头两个月得知中国近年有部好电影，导演是第五代导演的头把交椅，便也发邀请希望《孩子王》参加1988年在法国南部举行的第41届戛纳电影节。国内一些电影事业人员自觉得参加戛纳好，因为它不仅是欧洲第一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电影节。电话问及凯歌，他并未深入分析便草草决定：去。这在当时是相当得罪人的，西柏林电影节主席拒绝《孩子王》退出并帮中国人分析，《孩子王》不适合去戛纳，戛纳电影节在一定程度上既看艺术又重商业，《孩子王》是不具备任何商业性的，所以很可能作为整个电影节的陪衬......可脑热之时谁听得进，谁又真为《孩子王》的命运揪心；失去西柏林机会后的短短三个月是戛纳海滨的全线大倒灶。而且任何一个导演面对任何一次机会都本能地不遗余力。凯歌不一样，他一不打探电影节的实际性质，二不盯紧出国拷贝，三在诸多细节问题上没能想在结果的前头。致使最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出现了，出国拷贝一塌糊涂，连基本的色彩还原都不对，总代表亚戈布十分惊讶地说：“我在戛纳22年，这是所见参赛影片中最差的一副拷贝。”

临了凯歌说什么：“从开拍那天就不顺，在劫难逃，拍电影嘛首先是满足自己。”

《孩子王》组的小道具耳朵貼着半导体等消息，当知道全过程后不无夸张地说：“在最紧要的关头，凯歌把我们6个月的劳动和他十几年的积累付之一炬。”

本是相当优秀的影片，一时间里却声名狼藉。

这又勾起了另一件非常有趣的往事。在西双版纳拍戏，住在热带植物研究所的同仁们都是正当年的小伙子，几个月下来个个憋得困兽犹斗，偶然一日中午，见棕榈林中有位窈窕女子正在写生，便找出各种理由朝人家那边走，先是抓耳挠腮没话找话，后就齐声昧着良心夸她的画儿好。其实至多是个业余美术爱好者。都因姿色胜于笔纸，大家才久久不愿散去，我一时不见凯歌，却看他也朝这边来了，便左右查找，忽然发现他站在小女子斜前方一个最好的角度，深沉着一张脸抹着胡子，眼晴不时小心地往这边瞟，内心动作异常清楚，我来个身高马大又与众不同，看你们这一帮人都不如我引人注意！却不想那小女子埋头作画并跟周围人有说有笑，顾不及看他那边。过了好一会儿，凯歌累了，四下看看象是很没趣这才哈下腰来随了众人，搭仙的头几句语无伦次不说，抓着膝头的两手还显得特别紧张......

我们大家很开心，说凯歌是白居易的好学生，因为做起事来总记着他的诗：尤抱琵琶半遮面。

其实真理在什么地方？凯歌内心世界永远和现实对立的症结在什么地方？道家思想没有救得了《孩子王》，《孩子王》也没能救了我们的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说天论地，往往还就在于没能记牢毛主席那句最通俗简单的话上：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凯歌也崇拜主席，经常向大家发问：“你们说主席的诗写得有多帅，‘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他在哪儿？‘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他在哪儿？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也在哪儿——

……他在天上。”

“你看主席的身躯，高大魁梧，那么开阔的前额，那么从容的眼神。他生在湖南韶山冲，我去过韶山，可见的人大多矮小，极少看到或者说根本没有同主席身形近似的人，你说怪不怪？加上主席又出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光吃喝一项就比不了现代人，可他却那么高大，这绝非偶然，我不是迷信，我绝对认为那是真龙天子下凡......”

我们常常听得很投入，但总觉听完了以后没有更多可琢磨的内容，便发现凯歌尽说了些皮毛，他怎么就没讲毛主席为了他的理想，几位亲人丧生敌手；为了事业的成功，住在延安吃黑豆面，亲自动手开荒；为了巩固江山，毛岸英和37万志愿军的尸骨一齐埋在朝鲜，这似乎只是现象的一闪？

也是一回偶然，我重上《孩子王》景地，那情景相当悲凉，原在影片中出现的那条通天路，早被两人多高的杂草淹没，挤剩一条羊肠小道上满是枯枝烂藤。我艰难地伸着双臂走错了再回来，终于眼前一亮，红土，红土还在， 这是三年多前一车车从五百公里外拉来的，我俯身抓了一把，干干的有烟起来，随着极远传过的马帮铃响，我喃喃地念：故人已乘黄鹤去，此地连黄鹤楼都没了，仅立于山边的那棵枯树，被白蚁吃得瘦骨嶙峋，它冷冷地一动不动......

我忽然想：凯歌，你的路还远没有走完。

这里的山民依然刀耕火种，依然胡乱伐树，“呼噜噜”地吸着他们的水烟；这里的孩子，家里穷的，依然光了脚提着鞋走五里山路到学校门口再穿上。一个参加过当年《孩子王》的拍摄的大龄学生，娶了堂妹作老婆，三年里生了三个孩子，我去家一看，个个鼻歪眼斜......

我望着远处，发现已经没人愿意走这条原来是红的山路了，便也匆匆走下来。幸得安慰的是，早年看护《孩子王》景地的那个小贾，小时候得过大脑炎，家里大人看他一事无成，就给他起名：贾不成，只有他还常去景地，常在山顶眯着眼看天，嘴还象当初那样叨念：“天是哪样？天是蓝蓝的一条线......”

凯歌去美国，说是一年却三载不归，临走时对记者说：“我将写一篇十万宇的文章阐明《孩子王》。”

文章呢？我没有见到。

《孩子王》于戛纳失利，凯歌激动：“不废江河万古流。”

新作品呢？！

凯歌的母亲，令堂大人于病逝前一声声呼唤凯歌的小名：“鸽子、鸽子回来了。”因他在 1988年7月出国时讲：“妈，我年底一定回来。”好，你说年底回来，那我就从8月卧床食宿不能自理一直等你，中间死而复生多次，最后等到]988年12月31日晨才凄然一死。

凯歌终没能回来！

这绝无半点言凯歌不孝的意思，但又终归挡不住那个横在中间的道理。

到你陈凯歌桑榆暮景之年，你是要英格玛·伯格曼的38部影片，还是要你那嘴子利落却也抵不过三流翻译的英语呢？

活着就该信守活着的原则，它有如卫星进入轨道的计算一样严格。人们站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面前，米开郎基罗就是顶天立地；人们进入卢浮宫，从普桑到库尔贝的250年就是辉煌灿烂永载史册；人们听到莫扎特、贝多芬、肖斯塔克维奇的音乐......人们看了《阿拉伯的劳伦斯》、《桂河大桥》、《日瓦格医生》，大卫•里恩的名宇就响遍全世界！

凯歌，你不是也不该是多余的人生。

“不要怕走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别人打烂。”凯歌，你也不要怕贫穷，不耍耐不住贫穷，拍电影的跟小说家大多是一种职业，— 个意思。古人早有高见：“文人不幸而为小说家，盖小说家者，大都穷年兀兀，富于才而啬于遇。其生平所历之境，尤必坎坷困塞，不遂其志。于是发其牢骚，吐其郁勃，为愤世嫉俗之言，与天地造物抗。愈抗愈穷，愈穷而愈工。此固凡为小说家者必经之轨道也。所以快读者之心者在此，而招世人之忌者亦在此，其不幸为何如。然而文字有灵，不胫而走。一篇传诵，妇稚皆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者，小说家可无憾焉。是又小说家之幸也。”

1987年3月15日，摄制组撤到思茅，眼看就要分道扬镰的大家在一切喝酒，美工突然破门而进，青着半边脸说街上有人无端击了他一掌，凯歌立时站起：“在哪儿?”

我们一行九人上了街，凯歌迈着里八字打头，胡子仍很倔地朝前撅着，那形象今天想起来，怎样恭维，也不过是一介武夫。

走至黑处，美工指向墙角大声喊叫，众人也就冲了过去，见三个小伙子箭一样窜出并朝身后小胡同猛跑，凯歌哪里肯舍，催众人跟上的同时自己已经消失在洞穴里，我胆小加上眼神儿不好跑在倒数第二个，随跑随觉腿软，别是《三国演义》中的引兵之计吧？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顿喝，小胡同里竟杀出三十余人，有提斧有拎刀有操凳有握棍，转念之间，空中已有瓦片飞来，我没等叫出声先就跑了，自然是头一个，当撞进宾馆潜入厕所的时候，街上已是一片寂静。

我只觉眼前一阵金星，扶了扶眼镜又鬼使神差地冲出去，冲上街，沿着逃回来的路往前跑，猛丁从侧面的巷子里走出一队人，领头的是陈凯歌。

他眼肿着，鼻里淌着血，象个身有利器的庄稼人，直着脖子走。那时候，正面有颗子弹打过来他也根本不会躲，我垂了头耐着心，听脚下一声声鞋响，我看天将大白，便于怀中摸着那杆缠着胶布的钢笔。

一切都逝去了，

一切都经过滤，

思茅也早把你陈凯歌是谁忘得一干二净。

你留给那街巷，留给那黑胡同的唯一礼品：是勇气。

意大利导演贝托卢奇继《巴黎最后的探戈》后，十五年倒运，最后却以《末代皇帝》夺了七项奥斯卡大奖。

被世界影坛称作怪杰的美国导演科波拉在拍划时代影片《现代启示录》时，一场100多万美元搭成的景，在肆虐的台风下化为乌有，但历史却永远留下了科波拉所注释的越南战争。

英雄自古善败，善败者不死！

你我法国的激动，也绝不该是今天别人茶余酒后的幽默......

......

戛纳，天海一色。为了沐浴也为引来影商导演注意的妙龄女郎赤着上身堂而皇之地走来走去；沙子泛着金色，3架飞了十几天的广吿飞机，仍不知疲倦地拖着长长的彩带由西向东又由南向北；岸上是些宴安鸩毒的浪人。凯歌仰着脸，地中海的风把他的胡子吹得微微在抖，太阳也不似西双版纳的温柔。我忽然想起 《孩子王》中的段落：“学了很多字却不知生活是什么，什么是生活呢？就是活着，活着就得吃，就得喝，所以，这个活字，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个舌头。”

凯歌回了脸，

我回了头，

并再也不曾相见。

注：此文写于1990年春，如今发表已是两年之后。其间，凯歌又拍了《边走边唱》、《霸王别姬》，再次名噪一时。故以上文字，权且当作“闲谈”一读。

看了两遍《孩子王》之后，很冲动，有很多问题在心里打转，马上和他联络。凯歌万万也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说真格的，我跟他不过在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的大会上见过一次面而已，只记得他高高的个子，留了一脸大胡子，和颜学恕站在一起，不声不响不大说话，反而他爸爸陈怀结倒见过几次，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公子陈凯歌也是位电影导演，果然父是英雄儿好汉。
电话里我告诉陈凯歌，我看过他的《孩子王》，我个人觉得很好，好过《黄土地》，也好过《红高粱》，为《孩子王》不参加西德影展拿去戛纳而很不以为然。
我告诉他《孩子王》正在香港的“影艺”上演，影艺是一间二百人座位的迷你剧院，生意差强人意而已，观众以青少年学生居多，文艺界的人也不少，和《孩子王》同时上映的有《鸡同鸭讲》和《公子多情》，那两部影片都拍很得热闹，所以场场均告客满，也许那些观众看不仅《孩子王》吧！看过也觉得是“鸡同鸭讲”了吧！
我告诉他很多影评说他不忠实原著，我看不然，他当然改了一部分，也看得出他把阿城的《树王》和《棋王》的意向也引入《孩子王》之中。他说：“是的，我和阿城很熟，一起在云南呆了好多年，我跟阿城对中国的道德观有共同的诠释。所谓‘道’，实际上就是伦理、纲常，是一定的社会秩序，‘德’就是维护道的程度，越维护这个道，你的德就越高，一般人叫德髙望重吧。
“中国所有的道，都是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去灌输，或文字，或口传心授去灌输，去流传的，以巩固他的道。所以我想，能不能有一个孩子不入这个道。因为每个人在正式接受教育之前，都有一段很天真的时期，就是知道没有太多关系的时期。我在云南看过很多山野的孩子是不念书的，可是他却比念书的孩子有更多的快乐，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书念得越多，越增加负担和痛苦，就要多思多想，就要忧国忧民，不念书的，生活倒反而平静得多。
“所以我觉得每人都有自己的另外一半，这孩子就是年青老师的另外一半，所以，他一听见是放牛孩子的声音，就去找他，可是找到了又没讲，要讲些什么，孩子又拒绝他，拒绝文化。所以，当他不按本子办事，被传统文化所拒绝的时候，被踢出课堂的时候，就写了那么一个字：牛底下一个水字。”
我问他：“那么，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可能那年青老师想起牛喜欢喝水的事，就弄了这么个字。如今，这个字不仅引起很多人的疑问，连最近一个替《孩子王》发行的美国大公司，也觉得很费解，因为原来的英文字幕上也没解释什么，就糊里糊涂的一笔带过。他们跟我商量了很多次，总觉得没办法说得清楚。我说，这是那年青老师无意中创造的，当然我并非鼓励谁去创造新意，实际上我想那老师临走的时候，不能把一些事情直接告诉给孩子们，所以，他借用自己遇见放中孩子的故事，就偶然变了那么一个字。”
我告诉他，我对于那些焦木的看法。他说：“我跟阿城在云南的时候，知道那儿实际生活中有一个习俗，因为山上的草长得很快，所以每年都要烧山，然后就有肥料出来。我们也不过只借这个由头，对文化创作方面有一个想法，希望真能有一把无形的火，把一些传统的旧东西烧掉，然后创造一些新东西出来。
“当时在视觉上看，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毫不觉得可惜，可是当我在二十年后又重到云南，我看到那些烧焦了的枯木，就感慨得多了。觉得那些被传统文化束缚的孩子们，在条条框框里成长之后，会不会变成了那种歪歪曲曲的样子呢？我们在拍摄外景的山区里，看到那些被乱砍乱伐后遗留下来的残迹疤痕，就联想文化大革命对人类的摧残，与对树木的砍伐是一样的。当初我们这些孩子们，就被下放到山区去破旧立新，砍掉成千上万没有用的旧树，如今想想旧是破了，新呢，也没立起来，有些地方又生出来七歪八倒的新树，可怎能和千年的苍松翠柏比？
“所以，我在《孩子王》剧终的时候，把那个放牛的孩子放在这片劫后残余的枯木里，就是想和那些在畸形教育制度下成长的孩子们，来一个比较。”
最后，凯歌向我提供了一个有关《孩子王》的新情况。他说最近法国有很多文章出来，包括《新浪潮电影笔记》杂志的一篇讨论《孩子王》的长文，他们认为这部影片虽然在戛纳没有得奖，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个片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导演究竟在说什么。’这本杂志在美国也有，但是法文的，我只好等朋友把它翻译好了，再寄给您。”我说：“好，我看完一定告诉别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