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交车站直到天明

如果就本片拍摄技巧或剧情安排而言，《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一片着实有些平庸。

并不复杂的故事，不够漂亮的演员，平静如水的运镜，就像绝大多数日本剧情片一样，四平八稳到过分。

但就这样一部中规中矩，甚至有些枯燥的电影，却时刻提醒我们关于2020年之后由于疫情所改变的社会生活。面对病毒的肆虐，所有人都无法独善其身，而社会底层，那些需要微博收入维持生计的民众，则是最悲凉的。

片中女主角人到中年，虽膝下无子却上有老母，需要和哥哥共同支付赡养费用。本身又因为一段极度失败（预示女主人生的困境）的婚姻而不得不赔偿巨额债务。

乐天知命的她和其他几位同龄人在一间餐厅打短工，既要遭受上司的冷暴力，又因为各种问题无法摆脱现状，单调麻木的生活周而复始，做手工项链成了她唯一的，能够脱离俗世生活的内容。

疫情到来，她们被公司扫地出门。

没钱住宿舍，没钱供养母亲，没钱购物，从不断缩减生活开支，到最后不得已去翻餐厅的垃圾桶，那一刻她的尊严荡然无存，真成为前任店长口中的“流浪狗”。

平铺直叙，却直指人心。

政府也在尽力帮助一些衣食无着的人。可对于有知识，有尊严，有一定能力的人，如主人公这样的中年人，实在不愿寄宿街头，沦为乞讨者。

拎着箱子，与外界断绝联系，衣着体面在公交站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哪怕只有一张椅子，也能够与幕天席地的人有所区别。

这或许是她最后的倔强。

影片结尾，前任副店长及时出现，吓跑了坏人，还给她送来迟到的救济金。音乐响起，影片结束。似乎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有好人有好事，温情脉脉中，光明的结局给主人公以活下去的勇气。

可现实中，大林三佐子被人打死在公交站。

疫情期间，我看到好多家熟悉的店铺关门歇业，老板损失惨重，员工失去工作机会。新闻里一个武汉的单亲妈妈，平日里靠卖气球来维持生计，封控期间，她房租都交不起，孩子和她怎么吃饭呢？

我见过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想去超市买菜，可没有健康码，保安很为难无法让她进入超市，双方都很痛苦。来往路人行色匆匆，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毕竟这种事不是一件两件，疫情之下已成常态。

我又想起上海封控期间，那些求职无果，被迫露宿街头的人，他们也和大林三佐子一样。是靠附近居民的救济，自媒体的发酵，才换来更多关注，才有了后续的帮扶。

《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作为一部寡淡如水的剧情片，回顾了疫情下日本最底层民众的痛苦和无奈。通过各种细节表现还原了一个本该有些许尊严的人，是如何一步步沦落到没有尊严可言的心路历程。

除了疫情问题外，影片同样注重社会层面的反思。

如社会就业环境对中老年人的区别对待，如职场霸凌和性骚扰，如举国之力申办奥运会的热情，如社会偏见以及老龄化之下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淡漠。

影片中偶尔闪现的东京奥运会符号，与现实中主人公的悲凉形成鲜明对比，究竟是大力扶持民生工程，让大家有尊严活着重要，还是国际形象的面子重要？

花钱多多，民众却不得实惠，有意义么？

影片中出现了安倍晋三和菅义伟日本两任首相的画面，虽镜头不多却也把社会矛盾和问题所在抛给了上层。

毕竟国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在政府制定政策下谋生的，关心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国际形象等等都没错，但社会公平和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更应该受到重视。大国尊严与民众福祉应该是相生相伴的，并不冲突。民众生活，尤其是底层民众生活状况的改善，更能体现国家尊严，彰显国际形象。

影片结尾归于光明。

大林三佐子死后，公交站被媒体和民众围堵。许多人远道而来为这个素昧平生的人哀悼献花。大家都在想，到底为什么她会被杀，为什么她要沦落街头。许多和她一样的中年失业者向媒体记者说。

她，就是我们。

《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中，导演高桥伴明并没有将落脚点完全聚焦在疫情之上，而是以疫情为激化点，展现了日本社会固有的问题：日本社会的“团结，友情，伙伴”之传统价值观，在前疫情时代已然崩溃，并由疫情而进入了极端的表现阶段。而其现状的产生，则有着高度的民族独特性，是独属于日本这一国家的存在。 在开头的居酒屋段落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疫情前时代的社会问题：看上去一派和谐的共同工作景象，却带有经理对外国临时工的打压与对女性的性骚扰，也有女店长对女主角的交流尴尬。高阶层对低阶层的不重视，女性问题，都已经包含其中。有趣的是，经理先强调了“奋斗业绩”，随后又指责女主角在意自己给朋友免单，身后“初心を忘れずに（切勿忘却初心）”的标语变成了讽刺意味的存在。这将“管理者”大话的冠冕堂皇与表面主义显露无遗，也暗示了随后出现的“政府管理者”的疫情政策。 而女主角的处境，在此时也已然存在：被前夫离婚后榨取还款，被哥哥要求寄钱。在这个部分，“交流的隔绝”作为情感连接丧失的社会冷漠化表现，已经有所出现：女主角和家里联络只有电话，反过来的女打工者看经理和店长的恋情，也是用line的定位同步，一切都是间接的，甚至连女主角情感寄托的宠物猫，都只是在女主角倾诉时毫无动静的一张照片。随着疫情的到来，这些社会问题在紧急事态令之下得到了激化，经理的阶层打压从言语攻击升级到了解雇，性骚扰也从口头便宜变成了动手动脚。 居酒屋的经营场景，是导演设计的重要手法，在作品中多次出现·，为不同阶段做出递进的主题定义。最开始的疫情前时期，居酒屋一派繁忙，各阶层、性别、年龄、国籍的人似乎都在一起努力。在这表面之下，性骚扰、年龄歧视、阶层打压，以及“沟通联系”中的尴尬，已然存在，但都掩藏在齐心协力提高业绩的表面之下。而在疫情暂时缓解后，经营看似恢复了正常，但经理的性骚扰已经不再如前一样地有所忌惮，被解雇的几人－－经理口中的“啰嗦大妈”－－也没有被优先召回，说明了阶层与年龄的打压，而店员也带上了口罩，沟通的隔绝从对话的尴尬升级成了物理层面。 可以说，居酒屋正是日本社会的缩影，其中包含了各个性别、年龄、国别、阶层的雇员。作为企业文化被经理宣传的团结协力，就像少年漫画中广泛强调的那样，正是日本社会被世界所知的重要价值观。然而，在当代日本，这其实已经沦为了表面的幻象，其内里已经是对弱势群体打压的人情冰冷。就像店员开会时的烤串员工嘲笑的那样，那样的价值观已经“只能在《海贼王》里听到了”。 而疫情的发生，导致了生活质量与经济状况的恶化，在各自利益直接受损的压力下，利己之下的人情冰冷便愈发强烈，由此激化了原本存在的弱势群体问题，出现了更加极端的打压、歧视、抛弃。而经理，作为居酒屋的管理者，也是作品中唯一一个穿西服的角色，正是同为社会管理者的西装穿着者“首相”的象征存在。甚至在更细节的部分，他口称“争取业绩”却为朋友免单的做法，也与菅义伟首相的所作所为有所对应－－－宣扬对“非必要不聚餐”的重视，自己却多次组织党内餐会。由此可见，经理的经营手法，正是对首相防疫政策的呼应。他在口上说着“团结协力抗击困境”的话，落实后却无视了底层人的生计，直接将对方开除并不召回。此后，经理的私吞补偿金，则正暗示了防疫政策对底层人生活保障的剥夺。 同时，此前就存在的“对底层人的无视”范围则有所扩大，一方面，是民间自媒体的煽动，带动了老人对女主角施加暴力，作为经理行为的延伸，另一方面，则是政府的出现：两任首相的疫情宣言视频先后出现，安倍宣布的紧急事态导致了底层人的困境，菅义伟对社会保障的承诺则被证伪了：与他们形成对应的西服与管理身份的经理，私吞了发给解雇者的补偿金，暗示着“管理者”政府在疫情应对上的无视底层人生活。而在阶层与性别带来激烈分化的疫情社会中，情感的连接也更加稀疏了：女主角与家人的电话变得信号不佳，人们的对话也带上了口罩，并落实成了“对非底层的经理和咖啡店长不予联络”的行为--疫情对阶层分化与底层人生活困境的恶化作用，对日本传统“团结友情”价值观的进一步削弱，得到了具体的呈现。 而作为底层人代表的女主角，也展现出了对社会中自我定位的态度变化。疫情开始时，她尚且对疫情前由经济能力支撑的“正常生活”存在留恋，并不想承认自己在收入被剥夺后的流浪。她频繁地出现在公共场所的高楼大厦之间，在其背景映衬下努力寻找工作，表现出了对繁华主流社会的回归意图。同时，她也会尽量维持自己的“正常姿态”：实际上已经没钱支付自动洗衣房的费用，只是在偷用房内的水龙头，但在看到别人到来时，依然会佯装出正在使用自动洗衣机的样子。并且，在被迫使用廉价卫生巾时，她也躲躲闪闪地钻进了卫生间。然而，未能收到工作机会与居酒屋补偿金的她，逐渐对菅义伟首相所谓的底层保障政策产生绝望，面对演说扭头而去，随之接受了自己被疫情时代的日本抛弃的事实。此前躲闪着使用的廉价卫生巾，被她坦然地从老太太手中接过。 对于这一改变，“食物”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法。吃饭是生活延续的最低需求，正是与生计关联最为密切的存在。“食物”的要素都逐渐恶化，便成为了对日本防疫政策之无视底层生计的最强烈表现。在疫情开始前，女主角尚且可以在公寓中喝啤酒，吃零食。而在疫情初期，她已经面临经济压力，却表现出了与“信任政策，试图保持正常人生状态”呼应的对食物态度，自己并没有去排队领取公益组织发放的便当，只是追着领了食物的老太太。但到了后期，镜头给到了手机屏幕上的存款余额特写，明示了她的每况愈下，持续进行的防疫政策与社会保障显然毫无作用，只是让她不断跌落谷底。 此时，女主角的关键转变也出现了－－主观视角镜头下，她眼中的街道以黑暗的倾斜状态出现，说明了她对日本社会的看法，而便利店里的包子和饭馆内外的料理，也只能在她的眼前逐一滑过，最终落到了垃圾桶的剩饭上。这一瞬间，主观镜头切换到了客观镜头，女主角在捡吃着居酒屋的剩饭，强调了此般境遇的客观准确性－－－社会对她打压至此，甚至还要由经理做进一步的驱逐，因为“剩饭不允许吃”的规定，而她则已经彻底接受了自己的底层境遇，随后也与老流浪汉一起吃下了公益食品。这一幕强烈地呼应了开头时后厨的情节，彼时的经理也粗暴地拿走了外国老太太的剩饭，暗示了这一问题在疫情前时代的存在，只是随着疫情而愈发激化：开头的简单训斥，第二次抓出“帮凶女主角”，再到范围与对象扩大到“另一居酒屋的经理“与女主角本人。 而“不允许吃剩饭”的规定由象征管理者的经理执行，也有着对首相制定防疫政策的映射作用：看似冠冕堂皇，实则完全不考虑被执行者底层人的生活情况，从家里有孩子要养但被训斥“我为什么要管你”的外国老太太，到已经身无分文的女主角，再到所有底层人。 随着对被抛弃之底层境遇的逐渐接受，女主角与其他底层人的互相靠拢，构成了绝对封闭状态下的“底层群体内部和谐”，这也是对社会漠视的体现。他们都是被抛弃的存在，虽然内部和谐，但这在外部的伤害下却显得于事无补，只能勉强维生。他们之间的交流，由特写而强调了“不带口罩”的直接性，也是真诚的。而她制作的“象征团结”的手链，在公园里无法吸引到年轻路人的注意，却可以让流浪者感兴趣。 另一方面，社会对底层人的对待方式，也有着以群体为对象的表现设计，以疫情政策为中心，体现出了无视与冷漠。广播紧急事态“不要外出聚集”的政府人员的旁边，是不外出到公园就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地藏像带着口罩而老流浪汉不戴口罩的对比，直接点明了他们对防疫政策的无力执行。排队领着公益便当的流浪汉们的身旁，是东京奥运会的大广告牌－－其显示出的倒计时说明了延期的决定，疫情当前却依然只是延期而不是取消，对应着现实里日本民众的争议讨论点，而为了一年后的举办，便必然要采取更强力的防疫措施，从而让旁边的这些底层人们愈发窘迫。可以发现，女奥运会的举办，是导演眼中主题表达的最典型存在，是政府态度与防疫尺度问题的浓缩与诱因。最后底层人试图“破坏”的，也正是奥委会的办公楼。 事实上，外界对底层人的如此态度，在疫情前便存在，并由疫情而激化。自媒体所说的“交税的垃圾”，是疫情前便流行着的观点，在疫情时代下被自媒体使用，煽动起国民因疫情而恶化的极端情绪，最终引导出了被自媒体煽动下攻击女主角的男人，用消毒液喷洒她坐过的座位。底层人便是日本社会的“病毒”，在疫情政策下会被直接消杀掉。 在电影的最后阶段，导演将对政府的指向性完全明示化了，也直接表现了日本社会的又一现象：个体对既定社会规则的被动态度。在此前的作品中，导演主要表现了社会对个体的施为，而在最后则将视角倒转：如果个体进行反抗，尝试改变既定的一切规则与问题，是否会有希望呢？ 这样的“隐忍”“妥协”“承受”，正是日本人的某种国民性特点，在疫情前便导致着日本社会的各种问题，在疫情中则起到了更恶劣的作用。在这里，它便成为了底层人如此遭遇的重要原因：面对不顾自己的政府和高阶层人，身处于各种社会问题之中，他们并没有积极地反抗，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逆来顺受一般地接受了一切，甚至会将之归咎于自己。女主角和老年流浪汉的对话，构成了对此的关键表达：后者激烈地叙述着各代政府的罪状，从成田机场兴建时期一直到当今疫情时期，历数振兴经济与防控疫情等“大目标”下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同样遭此待遇的女主角，反应则从“其实还是我不好”变成了“我也是在认真生活的”。 而作为底层人的最极致反抗，导演则带来了对社会既定系统的“终极破坏”，以彻底摧毁现行的一切，再行完成重建：炸弹袭击。老流浪汉与女主角制作了炸弹，设置在东京奥运会承办部门的办公楼下。在这一段中，导演打破了此前的构图习惯，人物不再出现在画面的一侧，首次来到了中央，意味着其在社会中“自我存在感”的取回－－－老流浪汉陈述炸弹时所说的“我只是想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说明了底层人的发声诉求，面对社会对自己的随意处置，他们需要表达自己的态度，而非像大部分日本人一样，沉默地逆来顺受。 同样的“希望”，在电影里还表现在了“女性主义”的部分。女店长似乎打破了阶层分化，对底层施加关注。她与女主角建立了手链的友情，为了大家讨要补偿金，也在面对老外国女人时，以不带口罩的方式做出了情感密切连接的承诺。最后，她更是直接面对经理，取得了性别上的劣势逆转，用录音压制了对方。阶层分化，性别问题，似乎都有所改善。 然而，这一切都走向了无用功的结局。女主角发现，所谓的“炸弹”，不过是老流浪汉吓唬人的闹钟。被动承受的国民性终究未能改变，老流浪汉的反抗与发声，归根结底也只是恶作剧成功后的嘲笑表情而已，在更实质性的程度上依然是逆来顺受的亳无作为。 显然，在社会的大动作之下，个人或某一局部群体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并且，导演将之与日本“被动”的国民性相结合，用这种可称之为“民族劣根性”的心理倾向，解释了日本在疫情时代下恶劣境况的独特成因：比起更加积极的西方人，日本的底层人甚至无法做出有力的表态，这让他们既是日本社会问题的受害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某种形式的“帮凶”。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此心态的底层人本身，其带有的民族负面属性，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微妙的是，女主角成为了电影里唯一的“积极反抗者”，她真正想要引发炸弹袭击。于是，女主角便成为了纯粹的社会受害者。她获得的希望，必然是非常短暂的。在她彻底沦丧到吃下垃圾之前，她一刹那间听到了猫的叫声，以为能够找回自己的情感寄托，却探寻不得，迎来了老教授“祈祷明天不再醒来”的绝望。瞬间希望的产生与破灭，也正是底层人在社会保障政策面前的感受。 她的结局，也只有被当成“病毒”一样地杀死，作为疫情前被“伤害”的激化。社会给他们的，便是女主角在车站的状况---没有巴士可以带着她前行，她只能被抛弃在这里，靠自己与底层同伴的努力勉强求生，却肯定没有前方的光明未来。她坐在黑夜的巴士站，却没有巴士可以让她登上，所以她只能一直坐在原地，无法前往任何远方。她似乎在等待黎明，但日本的黎明却不属于她，只会将她杀死在疫情危机渡过前的极度黑暗中。 在结尾，导演高桥伴明完成了又一次的“瞬间希望的破灭”，且是最极端的一次。女店长救下了女主角，交还了补偿金，似乎将“对底层人的鄙视”与“性别压制”等社会问题一并扭转了，也与女主角建立了手链的情感联系。但是，她采取的方式，却是让人绝望的：自己也辞职，意味着她对底层阶级的进入。到了最后，底层人也无法获得真正有力的外部支持，而只能在内部进行无力的抱团取暖。女店长与女主角的合力，至多也只能像此前的底层人们一样，在公益组织和公园场地下勉力求生，无法获得更多的生活希望。 二人的“积极行动”，最终也只是变成了极端的形态－－真的将政府炸毁。这无法带来任何的积极改变，更像是自己与社会的两败俱伤，用炸弹毁灭一切，包括如老流浪汉一样必被抓捕的自己。显然，即使已经突破了日本人本性的极限，从纯粹的“受害者”变为完全的“抗击者“，以底层人身份发出了如此的“存在感”与反抗，人生的希望也依然是不存在的。这样的结尾，完全不是希望，而是二人相遇后瞬间希望的迅速破灭，用“积极的日本底层”引发了最终极的无望。就像在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二人只是炸毁了政府，而不是登上奔向远方的巴士，黎明也并未到来。 《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是罕见的疫情题材作品，比大部分电影显得更加直接。无论对疫情背景的呈现程度，还是对政府的指向性，都是如此。当然，这也让本作的后半部显得有些“简单粗暴”，老流浪汉对政府的怒斥颇为突兀，打破了全片“以现象事实为主体”的强说服力氛围，也丢掉了一些“政治批判”的隐喻巧妙感。 然而，本作最值得称道的，是它的“不止于疫情”。疫情是日本社会问题的激化因素，却绝不是一切的开端。日本社会的弊病是自古有之的，由一种民族性而引发，并持续地作用在各个时期中。疫情前如此，疫情中激化，甚至在后疫情时代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任何人为的措施与行为，都会随着具体时期而变化，但引导“人为”的心理，却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决定了日本社会在任何时代背景下的内在必然。

《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

梶原阿贵担任剧本，高桥伴明担任导演，由板谷由夏主演，于2022年10月8日上映，由真实故事改编的剧情电影。现实生活中的主人公没有去政府救助部门，也没有联系自己的亲人，在入冬期间，黎明时分的巴士站，被人用塑料袋包裹的石块砸头终结了生命。为什么不寻求帮助呢？现代人究竟是人还是动物还是一片垃圾还是路边的一只野狗？

北林三知子（板谷由夏饰）白天在工作室卖自己制作的饰品，晚上在烤鸡肉串店做包吃包住的钟点工。她帮助同事，常常把客人没吃完的饭菜用塑料袋装好给菲律宾洗碗工。她活得很坦率，早会上厨师们嘲讽洗碗工的时候，她回答我们是一个团队，要互帮互助。在男经理辱骂洗碗工的时候，她也是感同身受。她维持体面的生活，前夫以她的名义开了四张额度最高的信用卡，债务压在她喘不过气，也不愿意去咨询律师讲述自己的故事。疫情餐厅和漫画咖啡店关门被裁员了，她反过来安慰自己的女店长，说新工作稳定后还会联系交往。只是拖着行李箱去新工作的地方时，却被通知因为新冠取消录取了，她同时失去了家和工作的机会。辗转在东京街头，卡里只剩几千日元，三知子伫立在被路灯照亮的公交车站，成了在公交车站过夜的流浪汉。

白天拖着行李箱在公厕里洗漱，晚上等最后一班公交车开走，她拖着行李箱走来垂着头坐在巴士站的椅子上休息。流浪期间她遇到了一位同样境遇的老奶奶，认识了炸弹男老爷爷，老奶奶送给三知子一大包卫生巾，老爷爷带着她制作了一个恶作剧炸弹。她和老爷爷迈着坚定的步伐把恶作剧炸弹投放，在引爆之前保安出来巡逻，靠近恶作剧炸弹查看，三知子突然大喊“快躲开，快躲开“，却被老爷爷紧紧捂住嘴，”叮铃铃，叮铃铃”炸弹响起，原来引爆的是闹钟啊！

引爆的炸弹给三知子带来了新生，之前裁员的女店主也在巴士站吓跑了肇事者，找到了她！告诉她“我给你带来了裁员补偿金，我也辞职了，现在我跟你一样”。三知子回答：那么，要跟我一起制造炸弹吗？ 观看贴士：建议大家联合《NHK事件之泪纪录片：流落至公交车站，一位无家可归的女性之死》这部纪录片观看。 这部电影以新冠这个时间节点，反映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电影，也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关爱电影里的人群。 对于这个令人悲痛的真实事件，真的想强调一点：生命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是体现人的尊严和基本价值的权利。

这个电影是部电影，这并不是一句废话。

它而不是纪录片，也没有在片头片尾写上“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所以它不仅仅是想把真实故事原型叙述一遍，它想更进一步地引人思考和表达。

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失败者”不安于露宿公交车站的流浪生活，而偏执地把糟糕的境遇归罪于其他人，而去制作炸弹以泄愤。那会怎样？

现实中我们见到了一例，即山上彻也刺杀安倍晋三。可参考网友分享的肛编的故事：山上徹也，堪称“完美复仇者”，把道德高地上的笋都拔光了 - 知乎 (zhihu.com)

因此，与众多影评不同，我认为电影并没有描绘虚假的希望，而是更深的绝望。

女二为主角争取到的30万日元辞退补偿，如果不是杯水车薪，那也来得有些迟了：片尾时主角的精神状态堪忧，念叨着“炸弹”，正常的人生已经离她远去，接下来她可能也会像山上彻也一样，去执行私刑，这个电影中唯一可能的受害者，是私吞辞退补偿的经理。

那个混蛋经理，自然是贪污性骚扰道德败坏的恶人，但没有人应该被执行私刑。

当然，更没有人应该露宿在公交车站，即使她婚姻失败、遭遇自然灾害。

真实世界是，主角这样的“失败者”，被混蛋经理那样的恶人们逼到绝境后，采取了疯狂的手段。除了最知名的牺牲者安倍晋三以外，还有很多。

比如，幼儿园门口为何要有保安持器械站岗？

北林三知子是一个勤劳的中年女性，白天在手工工作室制作首饰贩卖，晚上到居酒屋兼职服务员，生活也算平淡中有些生气。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节奏，北林三知子被居酒屋裁员，还被经理克扣遣散费，被赶出员工宿舍，手工工作室也因疫情停业，至此再无任何收入。又因为和母亲长久以来的矛盾有家归不得，落得一个流落街头的下场，最后在公交车站过夜时，被一个精神不正常者袭击，所幸被友人救下。

电影没有大篇幅的讨论疫情如何冲击社会经济，而聚焦于受到疫情影响的微小个人，其中令我最感兴趣的，是北林三知子音隐约透露出来的一丝傲气，或者说是尊严感。即使人微言轻，也要怒怼上司性骚扰，即使只是公司暂时提供的员工宿舍，也要布置的像一个家，即使流落街头，也要保持衣冠整洁，即使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开口向曾经的同事、家人求助，即使饿的肚子咕咕叫，也不愿意排队领取救济的盒饭。

我也许是一个功利主义的人，并不是很难能理解北林三知子深处窘境，却依然能维持那一份尊严感，不为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放下一些身段，但我很有兴趣了解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只可惜电影似乎没有给出我想要的答案。

我是看到真实原型的新闻报道以后，才找来这部电影看的，我从最初就知道，在真实的事件里并没有店长救下北林三知子，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导演要更改这个结局，更不理解中间添加制作炸弹的桥段意义为何，如果说导演是害怕社会引起不良风潮模仿犯罪，又为何要增加反社会的恐怖袭击策划桥段？如果是想在电影里给北林三知子一个完满的结局，为何在被闹钟假炸弹整蛊后，依然让她流落街头？我甚至觉得她就此在公园安营扎寨，在两个老人的陪伴下度过疫情困难时期，再重新出来工作都会是更好的结局。

疫情之下的众生百态，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会是火热的电影素材，其中包含的太多值得探讨的社会话题，显然这部导演也是这么想的，向观众输出的观点实在太多了，我感受到的只是一锅大杂烩。职场性别歧视、上级性骚扰问题，现代化建设抢占耕地、失地农民问题，诈骗负债问题，新冠疫情导致社会经济停滞、因疫返贫问题，甚至女性月经贫困问题，等等。每一个都是值得深度探讨的社会议题，却统统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太失望了，不如好好拍个纪录片。

女主是一个白天做手工首饰，晚上在居酒屋打工的独身女性。居酒屋的工作提供住宿，所以她即使拮据也在努力生活。她会帮前夫还债，替哥哥分担母亲的养老，还会尽可能的帮助同事，经营自己爱好的事业。她看起来干净体面，热心招人喜欢。然而突如其来得疫情让生活急转直下，被辞退无工作无住所的她只能流落街头，和公园的老人为伴，夜晚在公交车站度过。

故事的灵感来自日本真实事件，64岁的大林三佐子在公车站被打死了。不管是关于大林的描述开始对施暴者的描述都让人非常的痛心，甚至掀起了“她就是我”的运动。这些都是在电影上映前很多宣传中所提到的。而电影的呈现并不像现实那么沉重，反而在故事的结尾出现了反转，充满了很多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不管是电影还是现实，女主的身份和她最后的状态都是大家一直讨论和充满疑问的。她有亲人但不联系，她流浪但又要在公车站睡觉，她拎着行李，保持体面，不求助不接受救济…她好像有很多心事也有很高的心气，不愿被看轻又无力面对生活。所以才会让很多人觉得“她就是我”。

这部电影从创作上来说是有遗憾的，不考虑真实事件的话，很多情感不太能触达观众。虽然结尾好像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和希望，但是远没有大多数日本电影拍摄的动人和震撼。日本的电影工业是成熟的，优秀的电影作品也很多，这样的现实题材其实应该是可以有更震慑人心的力量。电影想要表现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一些职场霸凌性骚扰，流浪汉的现状，公共设施，经济高速发展等等吧，但片子又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去展示，就显得有些遗憾吧。

在一个社会洪流下，可能有很多很多人在被冲散，淘汰，但面对这些无可改变的环境，很多人都失去了原本的生活，这也是大家最心碎也最痛心之处。

大题材很好。但是编剧就差劲了。有的桥段没有生活，也没有调研，就自己想当然的闭门造车。功力浅，所以整个浮于表面。没有多角度剖析，没有层次感，人物相对简单化。

可能是投资人相对有点钱的大学毕业设计吧。

居然要凑140字。居然要凑140字。居然要凑140字。居然要凑140字。居然要凑140字。居然要凑140字。

　　想不清楚在剧团时的我了。二十岁的女孩滥用着廉价的化妆品，在夏季燥热的影棚里坐着。漫着粉色的双颊浸汗，暑气蒸得人身体发软，干涩的眼球分泌着泪水，棕榈叶掌隙中透过来的、琴键一般的阳光淬在脸上。你是如何穿着某处买来的打折衬衣，在那个午后笑得那般灿烂的呢？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了。 　　但我还是能猜出一两个理由的。比如，这世界对孩子总是分外柔软。每个新生儿都有资格出现在厚劳省的统计数据里，子供向的童话也总是有着好听的主题曲。在那一年里万种可能还留在你的手中，或许你真的有灿烂笑着的资本。可那些虚无缥缈的存在，究竟是如何失去的呢？ 　　“女士啊，明天起涩谷就要降温了。” 　　“别理她。那奇怪的女人，一日一日地，天知道在公交站里做些什么。” 　　两道声音从混沌的初冬夜里穿来，又落回无尽的黑暗里去。我只是听着，我无力反驳。我早已不在意那些话了——大家总是擅长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如果我只想听些虚浮的赞美与安慰，我自然可以找一间公用电话亭给我的弟弟…… 　　啊。我想起来去摸一摸口袋。八日元。原来早就不能了。 　　我上一次和他联系，是什么时候呢？似乎是四年前吧，我寄过一封圣诞贺卡，说些照顾身体之类的空话。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所以此后再也没有了。我说不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连主动联系家人的想法都再没有了。 　　算了吧，他也五十多岁了。他活在他的幸福里，我没有脸面去打破他宁静的晚年。我总是如是一次次地阻挠自己，可当我如此声嘶力竭地需要着关怀的时刻，阻挡我走向电话亭的只有口袋里的那八日元。那间电话亭的距离怎么能那么远呢？ 　　“哐当！”冰凉的物体砸向后脑，疼痛感都没有，只有一阵酸胀。我听到一句低声的咒骂，但我早就无心去辨认，那是男人还是女人了。 　　人们其实不总是这么对我的，至少在我来到公交站之前。疫情前在超市里做试吃员的日子没有那么难过，只是薪水太少。我喜欢那些孩子的笑容，我会一日一日地等着他们。吃酸奶、蛋糕、甜瓜时的笑容都不一样，千姿百态的灿烂，会让我想起自己的二十岁。尽管他们总是以天真的面容叫出那声令我无法抗拒的“阿姨”。 　　在来到公交站之前，我也不是就此放弃了。我无数次打出求助的电话，也会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待无数次。像童话里的公主等待着她的王子——我有时这么调侃自己。只是结果总是一致地偏离于故事的结局:电话亭的距离太远了，救济处也是。 　　所幸的是，在来到公交站之后，我再也不用等了。啊，除了每个深沉的夜晚，连路灯也睡去的时候，我会难以自抑地、出于本能地，等待黎明到来。黎明与人不同，黎明总会到来的。带着我爱着的初生的阳光，在每一个足以用来纪日的早晨，温和地灿烂着。 　　“咣咚！”又是冷冰冰的，这次终于有痛感了。 　　我的躯干脱力滑落、年老的身体半跪在石砖之上。像剧团里的搞笑役摆着滑稽的姿势。我听见耳旁的忙音，世界在嘲笑我，污蔑与咒骂…… 　　我的后脑汩汩流血，冷冰冰的夜风飞掠此处。 　　我汩汩流血、汩汩流血，二十岁的我汩汩流血。那个夏季的燥热呼唤起无边的烈火，烧去孩子一般天真的面容，那张涂满了廉价化妆品的脸。 　　我被烧伤。 　　我汩汩流血、汩汩流血、汩汩流血…… 　　终于我连黎明也不再等了，它们离我太远。